蜀國鼎盛的時候佔領著荊州和益州，後來關羽大意失荊州，劉備又在夷陵之戰中慘敗導致蜀國國力大損，經過諸葛亮的不斷治理才慢慢恢復了過來。

北伐最需要的肯定就是軍費和糧草了，那麼當時的蜀國是如何解決的呢?

1.鹽鐵專營

要知道古代國家對於鹽鐵的掌控是非常嚴格的，不允許私人販賣，被發現了直接處斬。諸葛亮當時恢復了東漢末年被廢除的鹽鐵貿易，設定司鹽校尉發展蜀國的鹽鐵交易，這些貿易得來的利潤自然也就充當軍費了。

2.蜀錦聞名

蜀錦是當時益州的特產，也就是蜀國的特產，江東和魏國的絲織業遠遠比不上蜀錦，這也就導致了這兩國的有錢人經常購買蜀錦來供自己使用。而蜀錦帶來的利潤十分龐大，大大促進了蜀國的經濟的增長。

3.平定南蠻

諸葛亮平定了孟獲之亂，得到了孟獲等蠻王的大力支援。當時的南蠻是鹽、鐵、耕牛、軍馬、金、銀、犀皮等物資的寶庫，這些物資極大地提高了蜀國的經濟實力，而且南蠻的馬十分矮小，但是耐力卻十分的好，十分適用於運送物資。

4.天府之國

成都天府之國也，土地肥沃，四川盆地還有都江堰這些水利工程，大大提高了農田的耕作效率，當時蜀國的糧草也是非常多的。

綜合以上四點來看，支撐著蜀國北伐的無非就是糧草和軍費了，如果沒錢沒糧蜀國斷然不會去北伐。

糾正一下，並不是有什麼支撐著蜀國多次北伐，而是因為蜀國不得不北伐！！

一共有三個原因：

其一：【因為要自保不得不北伐】

其實北伐真正的含義，是自保，如果在成都平原上自己發展，不去打仗，，你無異於等死，為什麼這樣說呢，作為一個有軍事頭腦的人，都應該知道，在魏蜀吳這三個國家中，蜀國最弱，實力最差，要想不被其餘兩家滅掉，必須先發制人，明知不可能打敗其餘兩個，但是能讓其餘兩家，沒有心思考慮打蜀國，只能先考慮自衛的地步，得以喘息，得以使蜀國能延續的更長時間。

其二：【蜀國只會越發展越差】

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我們不能拿著客觀來看事實，有人說實力弱，就該整頓發展，他蜀國的發展能是一句話這麼簡單嗎，蜀國想發展，比如魏吳如果兩年發展1億錢財，蜀國要10年，這樣的發展，是越發展越不行，因為你們可想，三國時候的蜀地是什麼現狀，南邊蠻族西邊羌笛，地盤本就不大，一半全是胡人，胡人沒接收過中原文化啊，種族差異大得很啊，種族差異的改善，是在其後幾百年的南北朝，五胡大融合，才改變的。就說孟獲吧，諸葛收了他之後，他的手下子民和他幹什麼用，只是每年交納錢糧，為了穩定蠻人的心，肯定不會比漢人居住的地方交納的多，也可以說，弱小的蜀國，有一半的地盤是在為蜀國做了很少的貢獻，再說西邊那個羌，沒事就叛變，先跟姜維幫忙打魏，還未建功掉頭又打蜀，這種兵能用嗎，不為己所用，反為敵添翼。

其三：【從軍事角度必須北伐】

我們從軍事長遠看，北伐是必須的，明知道是個勞民傷財的大坑，明知道永遠填不滿，也要填，那你們會認為照我這樣說，蜀國註定必亡了，也不是，因為北伐雖然是個錯誤的明智之舉，但是不北伐打仗早晚被滅，我北伐打了呢，可能就有機會繼續延長國運，哪怕機會很微小，但畢竟是機會，一次北伐沒遇見機會，我回來，來年我在帶兵去北伐，尋找機會，就這樣諸葛姜維他們兩個北伐了十幾次。最後可以說是沒遇見也是沒把握住機會，讓人家抓住機會，一仗就亡國了。

【總結】：

蜀國多次北伐，以弱擊強，也是在黑暗中的蜀國，唯一的一點光明之路，雖然難以走出，但至少諸葛姜維，甚至不想因為諸葛一人之死，就誤國的魏延他們都努力過，都想過抓住這唯一的機會。所以北伐，不是以卵擊石，以弱攻強，而是在蜀國綜合因素下的無奈之舉。

劉備流浪了大半輩子，當了一輩子打手集團老大的他在拿下漢中之後，實力完全達到了巔峰。但這個所謂的巔峰只是蜀漢自己的巔峰，這個時候相對於魏國和東吳來說，還是有不小的實力差距的，不信你看關羽北伐失敗時，被追著屁股猛打的關羽卻沒能得到蜀漢政權的哪怕一丁點支援，這裡可不是劉備想關羽死，而是劉備力不從心，自己拿下漢中都已經夠嗆了，還有個毛實力來拉自己結拜兄弟關羽一把呢？

因此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出來了，就算到了蜀漢實力巔峰都還是比不上魏吳，那更何況是丟了荊州，有了"夷陵之敗"後的蜀漢呢？這個時候的蜀漢對比魏吳兩國實力應該是差了很遠的了，而劉備死後身兼蜀漢國運的諸葛亮很顯然知道這一點。但這裡令人疑惑的是，這並不妨礙諸葛亮還拼了老命的不斷北伐，不斷消耗本就沒多大實力的蜀漢國力，這操作確實很令人看的不明所以，為何諸葛亮不儲存實力而堅持要北伐呢？對此小編經過細細研究之後發現支撐諸葛亮北伐的不外乎兩個理由，分別是"王業不偏安和漢賊不兩立"。

這裡我們先看這句話的出處，這句話出自諸葛亮的《後出師表》，裡面的原文是:"先帝深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這句話的意思很明確了，說了三個原因，第一，北伐戰爭，是先帝劉備的遺願，自己必須完成。第二點，劉備認為自己蜀漢是漢室正統，豈有偏安一隅的道理？第三點，劉備對於曹魏挾天子以令諸侯的作為十分憤怒，必須要討回一個公道。而諸葛亮如此頻繁的發動北伐，也只是為了報答劉備的知遇之恩罷了。不過可能這裡會有人說，這幾個理由是諸葛亮為了掌握軍權而得以頻繁發動北伐戰爭的拖詞罷了。 因為在這些人眼裡看來，劉備雖然一邊聲稱自己繼承的是漢室的皇位，但卻又一邊在成都稱帝，就此偏安一隅了，這不就是自己打自己臉嗎？其實不然，首先說王業不偏安，雖然劉備稱帝的時候，他擁有的不過就只有益州和漢中，確實沒能做到"王業不偏安"這一理想規劃，但是他劉備的心裡，夢想是沒有破滅的，一統中原的心思一直存在。最佳的體現就是，稱帝后他立馬以為關羽報仇的名義，發動了夷陵之戰東征伐吳，重新為實現隆中對的宏圖霸業做基礎準備。

因此雖然劉備早早稱帝，卻也沒有違背"王業不偏安"的初衷，因此算不上打臉，也不應該被嘲諷的。而且劉備是一個非常有自知之明的人，他行事都是反著曹操來的，很顯然就是"漢賊不兩立"的最佳表現。而諸葛亮這邊對劉備的感情是真摯當然，雖然諸葛亮當年自比管樂，但事實上就是個窩在農村裡的小憤青，誰也瞧不起他，曹操看不上，東吳不鳥他，甚至於就連劉璋劉表這種混子也都不待見他。也只有劉備劉皇叔真心對他禮賢下士，這種知遇之恩，諸葛亮這種文青噴子，自然是沒齒難忘了。於是，諸葛亮的北伐更多還是夾雜著私人感情的，國弱而折騰，皆為報恩罷了。

不請自來，也來談談實力最弱的蜀漢。

首先，大致來看下三國的硬實力。

魏國：佔據幽州、冀州、青州、幷州、兗州、徐州、司州、涼州、豫州，盡是原王朝中心地帶，經濟發達，人口眾多。據唐杜佑《通典·食貨·歷代盛衰戶口》記載，元帝曹奐景元年間，“有戶六十六萬三千四百二十三”。

吳國：佔據揚州、部分荊州、交州、廣州，且在防禦上有著長江天險的天然優勢。據《三國志·吳書·孫皓》記載，末帝孫皓天記年間，“有戶五十二萬三千”。

蜀國：佔據益州，部分荊州，益州（今四川）雖然土地廣淼，但是發展落後，人口稀少。《晉書·地理志》記載，劉備章武元年，“有戶二十萬”。

對比可知，魏國66萬戶，吳國52萬戶，蜀國卻只有區區20萬戶，足足只有魏國的三分之一，不可不謂是三國中最弱的存在，再加上蜀國土地貧瘠，人才凋零，北伐魏國無異於以卵擊石，是什麼支撐其不斷北伐呢？

我想原因大概有以下幾個方面：

1.以攻為守，北伐之路不得已為之

蜀國的北伐始於建興六年（228年）春，此時已距離先主劉備逝世五年，距離諸葛亮收服南蠻各族三年。一方面經過五年的修養，吳蜀彝陵之戰的損失基本已經恢復；另一方面，收服了南蠻後，各族歸順，軍力大增，國內已經平定。因此，除了北伐曹魏，蜀國幾乎已經沒有了往其他方向發展的可能，更加沒有了繼續修養生息的藉口。

三國之中，蜀國最弱，弱到只有益州一州。益州地處內陸，地廣人稀，無論是經濟還是人口，在當時顯然難以與北方中原大州相提並論。假如繼續和平發發展，修養生息，那蜀、魏兩國的實力必然都會有所增加，而魏國顯然發展更為強大。

因此，要想反超魏國，只有以攻為守，主動出擊，乘著魏國朝堂更替，政事不穩之時，主動北伐，以弱碰弱，才有勝利的機會。

所謂，趁你病，要你命。等魏國緩過氣來，發展更為強大，蜀國只有等待被滅的一天，光復大漢也永遠沒了可能。

2.帝相有隙，寧住軍帳，不坐朝中

史書記載，劉禪對待諸葛亮的態度是相當尊敬的，說是“亞父”也不為過。甚至諸位大臣曾經提議諸葛亮加九錫，封王，封公，劉禪也是極力支援的。

然而，真的是這樣君臣親密無間嗎？如果你是一位成年的皇帝，你會對一個無血緣關係的，所謂父親留下的，手握軍政大權的攝政大臣怎麼想？

首先，從出師表中就可以看出諸葛亮對劉禪過分的“指導”。事無鉅細，用哪些人，做哪些事，甚至是讀哪些書等都要丞相安排，足足是一個傀儡。

其次，有一個人，黃皓，舉足輕重。熟悉歷史的朋友知道，黃皓僅僅只是一個宦官，但是卻得到劉禪的無比信任。無論是諸葛亮，還是他推薦的董允等人都不能將其除去，在他們去世後，黃皓甚至開始專政，以致滅國。

而從大局上江，這個黃皓更像是劉禪手中一顆棋子，用來牽制諸葛亮及他的集團。退一步講，諸葛亮、董允等人位高權重，若黃皓沒有劉禪的庇佑，早就被除去了，怎會有機會活下去。

然後，緊接著，諸葛亮死於建興十二年(234年)，丞相這個職位就永遠給了他。

自諸葛亮之後，蜀漢再無丞相之位。劉禪這樣的操作，還能說君臣親密無間嗎？

因此，對於諸葛亮來說，在朝中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及危險，寧願出兵北伐，一來能統一認識，轉移朝廷的矛盾，二來也保證了自己的安全。

這也是後來姜維一直領兵在外，不肯回朝的重要原因！

3.先帝遺志，士為知己者死

當年三顧茅廬之時，諸葛亮曾為劉備規劃北伐藍圖，如今先帝逝世多年，北伐大業仍是一籌莫展。對於有知遇之恩的劉備，諸葛亮在心中想必也是非常遺憾。

所謂士為知己者死，面對劉備的信任，儘管蜀國弱小，但是諸葛亮只能不得已而為之，期望有一絲僥倖，能夠北定中原。哪怕多佔得魏國的一寸土地，也算對得起劉備大半生的顛簸流浪。

北伐對於諸葛亮、劉備等老一輩三國人來說，這是一種信仰，也是一種精神的寄託。包括劉備最早的班底，士兵，他們本來都不是益州之人，千里迢迢來到西垂之地，被灌輸了多年大漢復興的志向，對中原有著極大的渴望！

該怎麼理解這種渴望呢？

就比如你大學時代極其喜歡的女生，你沒有追到手。畢業走上社會後某天，你再次遇到了她。儘管她可能身材模樣早已改變，但是總會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滋味吸引著你。或許是曾經未完成的夢想，或許是為了瞭解曾經付出的努力。這就是一種渴望！

以一州之力，伐九州之國，北伐大業，困難重重。蜀國雖然弱小，但是對於諸葛亮個人，對於當時的蜀國，北伐卻是最合適的，最有機會翻盤的操作。

可惜歷史總歸是歷史，奇蹟有可能出現，但終歸少之又少。

六出祁山，秋風五丈原。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也算了解了一代人的大漢復興之夢。

自此以後，復興大漢，再也不復存在。真正的“三國”時代，開始了。

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從諸葛亮自身，三國的形勢對比和變化，還有蜀漢政權自身的內部問題，三個角度來分析原因。

首先：北伐是諸葛亮畢生堅守的政治理想。

眾所周知諸葛亮是三國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而且是一個區別於一般謀士和政客的有崇高政治理想的政治家。諸葛亮作為一個政治家在進行對外戰爭的時候，首先要站在一個政治家的立場上思考問題，他優先考慮的永遠都會是政治上的利弊得失。其次作為為一箇中國曆史上理想主義者的典型，他對他的理想也是一刻也沒有放棄過，只要有一點機會特也會努力去實現，正如他在出師表中自己所說：“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兇，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

但是，我們必須要知道，按照唯物主義歷史觀，歷史的發展並不會以個人的主觀意願為轉移，諸葛亮雖然有崇高的理想卻並不意味著他的理想一定會實現。更不代表著同樣身處亂世，力圖統一天下的曹魏、孫吳政權就在道義上站在錯誤的一方。

所以我們能夠看到儘管諸葛亮數次北伐，除了奪得武都、陰平的那個個別郡縣，斬殺了張郃、王雙等魏國將領之後再無建樹。可是蜀國為什麼又要做這樣沒有任何成果的事呢？

這就要從三國鼎立進入穩定之後的形勢來進行分析：

首先三國鼎立進入穩定階段的時間點應該是在蜀漢和東吳夷陵之戰，劉備戰敗身死白帝城，託孤諸葛亮之後，在劉備死後，蜀漢政權進入了諸葛亮時代。而諸葛亮的政治主張是一貫明確的——聯吳抗曹。所以在諸葛亮掌權之後，多次派遣使節前往東吳，兩家又恢復了盟好，兩國關係進入了長時間的穩定期。

而在東吳方面，雖然在夷陵之戰後將劉備打敗，但自身的戰損也是極大。況且從劉備手中徹底奪下荊州之後，自己已經成為荊州最大勢力。曹魏方面從此到鄧艾偷渡陰平之前都將東線的東吳戰場作為第一戰略要地（這一點非常重要，之後還會分析）。

再看曹魏，在曹操去世後，曹丕終於透過實行九品中正制這一有利於士族地主階級壟斷選官的制度換取了他們的政治支援，篡奪了漢獻帝的皇位。這一事件標誌著，人心不再思漢，作為漢朝最後存在的三大政治勢力（外戚、宦官、士族）他們已經完全倒向了曹魏。興復漢室失去了民心。

看完這些外部環境，我們不難看出，此時的大環境是人心向魏不向漢，而且蜀國在三國中又是勢力最弱小的一方。這樣的形勢一旦不斷鞏固，那麼慢慢地蜀漢政權在血統繼承方面的優勢會逐漸淡化，政權的政治正確將會蕩然無存。許多年後百姓不會再認為弱小偏安的蜀漢政權是漢室的延續，而會認為他們才是阻礙天下一統的絆腳石。

請大家想一想，曹魏佔地比蜀國大、人口比蜀國多、經濟比蜀國發達，最重要的是讀書人有了壟斷的選官制度。在這種條件下百姓還能支援興復漢室多久呢？

這一點身為政治家的諸葛亮自然會敏銳的觀察到，所以只有不斷地發動北伐，重申“興復漢室”的政治口號才能不斷的在人心中找到“存在感”。這一點就類似於後世逃到臺灣的南明政權，要建立天地會不斷起事，宣傳反清復明的政治動機相似。

最後一點，也是一個最現實的動機：

蜀漢政權要透過北伐來解決自身政權內部的政治問題。

如果說前面兩點無論是政治理想、政治口號都只能說是可大可不打，那麼一旦關係到蜀漢政權的內部問題，那麼就不再是選擇，而是必須。

我們知道蜀漢只有一個益州，而益州並不直接被劉備所佔有。他經歷過三輪的權利交替：從益州自制到劉焉劉璋父子再到後來的劉備。這期間每一次的更替都造成了後來居上的一種極不健康的政治生態。

益州土生土長的勢力原本是益州的主人，卻一直被打壓在政治權利的最底層，而後來的劉璋舊部則對巧取豪奪不講道義的荊州集團心懷怨恨；最重要的是處在建築頂層的劉備集團作為後來的既得利益者自然不會將有限的資源和權利分一杯羹給剩下兩個階層。所以這就導致了蜀漢政權最大的政治問題——內部不穩。所以在後來鄧艾兵臨城下之時，上大夫譙周等人力主投降的“賣國”行徑的動機也就不難理解。

所以無論是劉禪還是諸葛亮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也只有選擇“自古華山一條路”——安內必先攘外。無論是轉移國內的主要矛盾，還是借用戰爭的理由調節內部人員關係，這都是唯一的選擇。

蜀漢確實是三國之中實力最弱小的，據史料記載，在三國時期，曹魏有103萬戶430萬人口總兵力超過了50萬，孫吳有52.3萬戶230萬人口總兵力也有23萬，蜀漢只有28萬戶94萬人口總兵力10.2萬，就連東吳的人口和兵力都是蜀漢的兩倍以上。古代戰爭拼的就是國家的經濟實力，而古代支撐經濟實力的最重要因素就是人口的數量，所以毫無疑問蜀漢是三國之中最弱小的，不到百萬人口卻養著10萬2千兵士和4萬多官吏，這個負擔無疑是很沉重的。

從公元219年孫權偷襲荊州、關羽身死麥城開始，到後來又發生劉備夷陵東征慘敗、託孤白帝城，這期間法正、關羽、張飛、馬超、黃忠等肱股之臣紛紛去世，短短几年時間裡蜀漢實力大受挫折，諸葛亮著名的《隆中對》已經失去了戰略時機，實際上也就意味著蜀漢的北伐已經是不可能成功了。

主持北伐的諸葛亮那麼聰明，難道他會看不出來嗎？為何他還要堅持不懈的不斷北伐呢？其實蜀漢的實力弱小諸葛亮自己肯定也是心知肚明的，但促使蜀漢政權不斷髮動北伐的主要是有五個原因:

一、諸葛亮其實面對的就是兩條路選擇，要麼在益州利用地利的優勢好好的休養生息，要麼就出兵去北伐碰碰運氣。諸葛亮選擇了六出祁山北伐，可以說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其實把道理說白了就是打也是死，不打就是在等死，蜀漢政權地處邊陲，地狹人少，人才逐漸凋零，而曹魏地處文明發達的中原核心地區，地大物博人才輩出，隨著時間的推移曹魏和蜀漢的實力差距會越來越大，蜀漢早晚都會滅亡，還不如聯合東吳孫權出去碰碰運氣，事實證明，諸葛亮先後六次北伐，並沒有取得太大的成績，蜀漢在他死之後不到30年也被曹魏滅了。

二、在曹丕篡漢自立後，東漢王朝已經被曹魏政權終結了。而對於打著匡扶漢室旗號的蜀漢政權，必須不斷的透過北伐曹魏，來證明自己統治的正統性。並且北伐中原，也有助於獲得忠於漢室百姓們的支援。

三、蜀漢政權的內部實際上也並不是很穩定和團結，比如荊州派和益州派之間的矛盾就很突出。在政權內部不穩定的前提下，諸葛亮也需要透過北伐來轉移國內的矛盾，促使蜀漢的各個派系能夠暫時的為了一個目標而團結在一起。

四、從攻防的角度來看，蜀漢採取的策略就是以攻為守，主動積極的發起進攻，這樣可以增加魏國在軍力上的消耗，促使曹魏無法集中大量的兵力來進攻蜀漢。而且主動進攻的最大好處，是將雙方的主戰場搬到了魏國，而不是在蜀漢境內。此外，諸葛亮不斷的北伐曹魏，也同時是在呼應東吳孫權方面的北伐。兩路出兵夾擊，讓曹魏漫長的防線首尾不能兼顧。

五、在北伐曹魏的過程中，也是對蜀漢的年輕將領和軍隊的鍛鍊。將領和軍隊只有在實戰中才能得到充分的鍛鍊，長期不打仗軍隊必然會懈怠，所以中國有句古話叫做“忘戰必危“。在諸葛亮去世之後，曾經北伐麾下的骨幹將領比如姜維、王平、廖化、張翼和張嶷等，他們盡心竭力的支撐了蜀漢最後的三十年。

在失去了荊州又慘遭夷陵大敗之後，蜀漢從此偏安於四川一地，淪為了三國之中最弱的一方。可即便如此，蜀漢還是硬生生地撐了四十三年之久，若從司馬昭殺曹髦開始算起，某種程度上，蜀漢的國祚甚至比曹魏還要多上好幾年。

作為公認最弱小的蜀漢，不論經濟、軍事來說，都明顯要比曹魏、東吳小得多，可它卻能撐如此多年，除了四川地勢險要，外來勢力難以進入之外，諸葛亮、蔣琬、費禕執政時期的經濟改革，也成為了支撐著蜀漢在恰逢大變之後，還能夠繼續前進的主要動力。

蜀漢自諸葛亮時期起，一直到滅亡前夕都在北伐，四十年的時間裡，蜀漢的經濟居然沒有面臨奔潰的狀態，甚至於最後還算得上有所剩餘，這一切或許都得歸功於內政奇才諸葛亮了。

打仗最重要的無非就是糧草和軍餉，而擴充這兩者的無非就是稅收

雖說蜀漢建國初期的主要控制區域僅在於漢中、四川盆地，可早在劉備時期，為了填補荊州之失所帶來的稅源縮水，劉備就已經開始擴大稅收來源，當然為此也引發了不小的反撲：

南中地區在劉璋時期是屬於羈縻狀態，當地自給自足，對於劉璋政權是屬於聽調不聽宣的情況，而由於劉璋不好對外擴張，所以僅憑四川一帶的賦稅也足以維持其日常生活；到了劉備進入益州後，對外戰事頻繁，北方曹魏、江東孫權都需要防備，此時光靠益州一地以無法滿足劉備戰爭機器的運轉，於是劉備就把眼光盯向了南中地區；劉備一平定益州，立刻就在三不管地帶的南中地區（今雲貴地區）設立庲降都督，其設立時間比蜀漢建國還要早六年。都督一職雖然主管軍事，但因時制宜，也可以主管一地的賦稅，比如趙雲就以江州都督之職，負責排程東征糧草；

劉備將徵稅矛頭指向了當時還沒開荒過多的南中，在庲降都督府的武力威脅下強行徵稅，雖然打開了其政權的財政來源，可為此也引起了南中當地豪強的反對。為此，劉備不得不以南中豪強李恢為第二任庲降都督兼交州刺史，以求南中安穩，更想進一步經略交州，擴大稅源。可惜劉備夷陵大敗，入主交州的腳步被迫停止。

劉備在白帝城一年有餘，由於在夷陵打空了蜀漢家底，劉備只能加強對南中、益州等地的剝削，竭澤而漁，儘快恢復元氣，此舉更是引起了各部的不滿，在劉備死後死後，蜀郡漢嘉太守黃元最先舉起反旗，以反對諸葛亮為由進攻四川，緊接著南中四郡反了三郡，僅剩下永昌郡還算安全。之後諸葛亮南征南中成功，三郡皆平，諸葛亮將南中四郡分為六郡，遷移戰力組建成無當飛軍，減弱南中反抗的力量。

可是蜀漢對於南中的控制一直到滅亡前夕都還沒有徹底完成，南中軍民反抗此起彼伏，只不過是因為在蔣琬、費禕執政時期，改變了自劉備時期開始的強硬手段，以較為柔緩的方式進行徵稅，所以終兩人執政二十年，南中地區算是比較安穩，沒有像劉備時期那樣三郡皆反的大規模叛亂，也沒有像諸葛亮時期發生的殺害、綁架當地太守的嚴重情況。

此外，像從曹操手裡奪過來的漢中，人口已經被曹操遷移了多次，很多已經開墾好的土地都沒有人種，於是諸葛亮、姜維時期就不斷地把各地的人口遷移進漢中，讓他們種田耕地，像南中的叟、夷，隴右的羌、氐，以及諸葛亮第一次北伐時的西縣一千餘家，姜維北伐時奪取的隴右三縣居民等，這些人進入漢中後就在當地安居了下來，既擴大蜀漢的耕作面積，又增添了人口，保證漢中的軍糧補給。

面對軍費驟然增加的情況，劉備也把手伸向了老百姓的口袋裡

在左將軍西曹掾劉巴的建議下，劉備開始鑄直百錢，規定一枚直百錢的價值相當於蜀地流通的一百枚貨幣，強行和老百姓互換，這一點和民國蔣介石政府大肆印刷金圓券，以換取百姓、商人手裡的黃金、銀元的手段差不多。可是貨幣一多勢必造成錢不值錢的情況，為此，劉巴同時建議必須由政府出面，派官員設立官市穩定物價，以免奸商哄抬價格，囤積貨物，造成通貨膨脹。

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賈，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雖然劉備鑄直百錢是為了填充國庫，但他也明白這些錢只能在蜀地流通，到外面就是一塊廢銅了，所以除了穩定物價，不讓百姓手裡的錢變廢錢之外，還採取了曹魏所用的徵稅制度，以租調製為蜀漢的基本賦稅制度：

秦漢以來，國家所採取的徵稅制度多是土地稅和人頭稅兩種，土地稅要交米糧，人頭稅則要交錢糧，到了東漢末年，天災人禍頻集，百姓流離失所，荒地劇增，曹操於是實行了租調製來徵稅；以屯田制為例，將土地分為民屯和軍屯，曹操規定民屯每畝地要交四升粟，稱為“田租”，這佔了賦稅的一半，而另一半則以貨物交納，稱為“民調”，既保證了軍糧需要，又可以貿易增加收入；而劉備所佔據的益州和孫權所佔據的江南，可以說都不是很適合大規模開荒種地，在看到租調製的好處後，吳蜀兩國也逐漸使用，並在其中發展出自己的特色稅收；

劉備規定百姓的賦稅一半以糧食交納，另一半則以貨物或是貨幣交納，如此一來，百姓手裡被換來的“直百錢”，又可以被用來交納賦稅，整體上保持著一個貨幣正常流通的局面。到了諸葛亮時期，規定百姓可以以絹、錦、貨幣等交納“民調”，如此一來，蜀地掀起了一股手工業颶風，其蜀地特產的蜀錦，也在這時候得到一個質的發展：“自蜀通中原而織事西漸，魏晉以來蜀錦勃興”。

蜀漢地區人民幾乎人人家裡都種有桑樹以餵養蠶種，就連諸葛亮的遺產裡，都有“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僅如此就已經“子孫衣食，自有饒餘”了，原因就在於蜀漢採取的租調製，足以讓諸葛亮的子孫靠著種田、養蠶、織錦，來交納賦稅和養家餬口。

而這具有當地特色的蜀錦，更是成為了蜀漢重要的軍資來源，可以用於貿易買賣、國家禮物等等，《太平御覽》引《諸葛亮集》就說：“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唯仰錦耳”；《丹陽記》中記載：“魏則市於蜀，而吳亦資西蜀。”，蜀漢是當時織錦的出口大國，蜀錦名聞天下，後世更是被譽為“中國四大名錦之一”，就連《三國演義》中，曹操在銅雀臺舉行射箭比賽時，所用的獎品還是一件“西川紅錦戰袍”。

雖然賦稅來源開了，蜀漢也有錢了，可糧食這一塊卻是諸葛亮永遠的心病

自古“三軍未動，糧草先行”，蜀漢雖然有錢，可由於地勢關係，糧食一向都是比較稀缺的，而諸葛亮、姜維要想北伐，自然不可能靠著錢餉，更重要的是糧食，飯都吃不飽，軍隊又怎麼可能有戰鬥力呢？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諸葛亮採取了三個做法：

吸取曹操的屯田制度，在離前線較近的漢中、沓中屯田，更是把丞相府搬到了漢中沔陽縣，相比較益州地勢起伏來說，漢中一帶的地勢較為平坦，在這些地方屯田，既靠近前線，以免運糧麻煩，也可以較大規模地耕作；製造運糧工具，也就是我們熟知的木牛流馬，《魏氏春秋》稱“木牛可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太勞”，同樣流馬也是差不多的，可是相比起木牛來說，流馬更適用於山路，像諸葛亮以木牛走祁山，以流馬走斜谷；步步為營，攻下一地後就在當地屯糧，像第三次北伐時修建的漢、樂二城，除了在當地屯兵作為漢中屏障之外，還有在城裡屯糧、在城外屯田的作用，此二城後面更成為姜維“斂兵聚谷”戰略的重要環節。

而到了諸葛亮去世之後，接任的蔣琬、費禕及時調整戰略，改積極外擴為自保內縮，恢復民生、修養生息，同時囤聚糧草、積累財富，以圖再次北伐。這事諸葛亮也做過，在劉備死後，面對南中亂局，諸葛亮足足歇息了兩年多才出兵一戰而成，所以說諸葛亮不愧是一個出色的政治家，懂得變通。

而諸葛亮看人的眼光也很準，蔣琬、費禕所採取的戰略，把蜀漢因北伐戰事而有所偏離的路線，慢慢地再匯入正軌，其近二十年的累積，足以支撐姜維時期的十年征戰，甚至到滅亡之際，東線羅憲、南線霍戈的戰力依舊強大，蜀漢國庫還有“米四十餘萬斛，金銀各二千斤，錦綺彩絹各二十萬匹”，足以再和鄧艾開戰。

總結：蜀漢雖然是三國中地盤最小，勢力最弱的一方，但在諸葛亮、蔣琬、費禕、姜維手裡，卻始終沒發生過什麼大規模的民變

即便是在諸葛亮、姜維多次北伐無果，勞民傷財之時，除了南中少數民族不斷起義外，總體上以漢族為主的益州卻也沒發生過動亂，這看起來似乎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可事實上這完全是因為老百姓有吃的了，能活下去了，自然就不會和少數民族摻和在一起，瞎興起什麼動亂了。而這一切也得歸功於劉備、諸葛亮、蔣琬、費禕這四代人的經濟改革了，是他們讓益州百姓在遭逢夷陵大敗和十幾年的用兵之後，還能活下去，不至於像魏國、吳國那樣接連爆發農民起義。

而四人之中，以諸葛亮功勞最大，因為劉備死得早，其建國三年大部分時間都處於戰爭之中，而蔣琬、費禕又是屬於“蕭規曹隨”的人物，故陳壽所評價諸葛亮“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可謂公道。

這個問題我來回答，蜀國這個三國最弱的國家，之所以六次北伐我想原因是多方面的，下面我從四個方面進行剖析：

一、經濟環境

蜀漢地區,本來就已“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漢書·地理志》);到了蜀漢建國,“封域之內”,仍是“棟宇相望,桑梓接連”,“原隰墳衍,通望彌博”,“溝洫脈散,疆理綺錯、黍稷油油,粳稻莫莫”(左思《蜀都賦》。成都平原的豐收與否,是和都江堰的灌溉工程分不開的。

都江堰當時稱為“都安堰”,諸葛亮輔政後,曾“以此堰農本,國之所資,以徵丁千二百主護之”(《水經·江水注》)。這樣,“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沃野千里,世號陸海”(《水經·江水注》)的成都平原,其農業的發展,比之兩漢全盛時代,亦無遜色。

同時蜀漢還在漢中一帶,設定屯田,這些都有助於農業的發展。在紡織手工業方面,織錦業最為發達,居全國第一位。故當時織錦,“魏則市於蜀,而吳亦資西道”(《太平御覽》引山謙之《丹陽記》)。成都附郭的紡織業盛況,據《蜀都賦》說:“圜闠之裡,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蜀亡之時,史稱蜀庫存“錦綺彩絹各二十萬匹”(《三國志•蜀志•後主傳》注引王隱《蜀記》),可見紡織生產產量之多。

中原地區的商業,已不如前代,而蜀漢的商業,並未衰歇。如成都“市廛所會,萬商之淵,列隧百重,羅肆巨千,賄貨山積,纖麗星繁……賈貿墆鬻,舛錯縱橫,異物崛詭,奇於八方”(左思《蜀都賦》)。

不過話又要說回來,儘管益州是沃野千里、有“鹽鐵之利(《三國志·蜀志·呂父傳》)的天府之國,如前所述,蜀地的織錦業,又非常發達,可是要動員十萬以上兵眾來長期和魏進行戰爭,軍費浩大,僅僅倚靠這些收入來作為“決敵之資”,還是有困難的。

二、安定南中的意義

居住於蜀漢西南邊境的少數部族,既然不向蜀漢政權納稅服徭役,而且在劉備病死前後,越巂(郡治邛都,今四川西昌西南)，叟帥高定元殺郡將舉兵稱王。牂牁(郡治故且蘭,今貴州凱里西北)太守朱褒據郡不受調遣。

益州郡(郡治滇池,今雲南晉寧東)大姓雍闓殺太守正昂,蜀漢政府改派張裔為益州太守又為闓執送東吳。東吳表奏雍闓為永昌(郡治不韋,今雲南保山東北)太守,想在蜀漢邊境培植親東吳的勢力。

雍闓同時還拉攏另一益州郡大姓孟獲,叫人散佈謠言,欺騙“夷、叟”(當時對西南 少數族的泛稱)說,“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前盡黑,蟎腦(即瑪瑙)三升,斫木長三丈者三千枚(斫木不會高過二丈),汝能得否” (《華陽國志·南中志》),假稱蜀漢政府要他們貢獻這些根本不可能得到的東西,來威脅群眾,挑撥民族感情。當時南中反蜀漢 的力量正在結集起來,威脅蜀漢的後方。諸葛亮秉政後,趁與東吳通好之際,就舉兵南進,他不但想解除蜀漢後方的威脅,還想掠奪南中物資,補充夷、叟兵員,來充實蜀漢軍事力量,為北伐作好準備。

公元225年春,諸葛亮親率大軍南征。大軍分為三路,馬忠 率東路軍直指牂牁,不久就消滅了朱褒;李恢率中路軍自平夷 (今貴州畢節)徑趨滇池,包抄雍闓、孟獲的後方;諸葛亮親率西 路主力,由安上(今四川屏山)從水路趨越。高定元在定笮(今 四川鹽源南)、卑水(今四川會理東北)一帶“多為壘守”,設定防 御工事。諸葛亮想等待高定元的軍隊集合後再進行決戰,因此 停軍卑水前線,稍作休整。

正在準備決戰之際,雍闓、孟獲也從 滇東趕來,高定元的部下襲殺雍闓,孟獲代闓為主,繼續進行頑 抗。諸葛亮趁南中內部混亂的時刻,一舉攻克越嶲郡,臨陣擊殺高定元。就在這年五月,渡過金沙江,追擊孟獲。這時李恢率領 的中路軍,“追奔逐北,南至盤江,……與亮聲勢相連”(《三國 志·蜀志·李恢傳》。孟獲南有李恢的迎擊,北有諸葛亮的追 兵,被包圍在南盤江上游今曲靖一帶。傳說透過七擒七縱,諸葛 亮把南中少數族的上層分子孟獲爭取過來了。

不久,三路大軍在滇池會合。諸葛亮的出兵是在春天,五月渡瀘(金沙江),到秋天,南中四郡(越嶲郡、益州郡、永昌郡、牂牁郡)悉平,十二月回到成都,用兵可算是神速的。

南中平定之後,諸葛亮大量起用少數兄弟族的上層分子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有人對此表示異議,諸葛亮向他們作了解釋,認為如果大量指派內地人去當官吏,同時必須派遣軍隊駐紮在那裡,“兵留則無所食”,不但增加少數族地區的經濟負擔,而且還會導致民族間的隔閡。

只有儘量利用當地民族上層分子,才可以勉強做到“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這樣一個局面。

當然,諸葛亮選擇的南中少數族上層分子如建寧太守李恢、雲南太守呂凱、永昌太守王伉等人他們大都是擁護蜀漢政權的。諸葛亮還吸收少數族上層分子中原先和蜀漢政權有距離的一些人到蜀漢中央政府裡去,給與他們較高的政治待遇,如建寧(郡治味縣,今雲南曲靖南)爨習官至領軍將軍,孟獲官至御史中丞,朱提(今雲南昭通)孟琰官至虎步監。這樣,不僅使蜀漢政權後方得以鞏固,而且還從西南少數族方面得到一些兵員的補充,如他“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於蜀,為五部”(《華陽國志·南中志》)。

此外諸葛亮又透過少數民族上層分子向少數民族人民請求資助,“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給軍國之用(《華陽國志·南中志》)。

諸葛亮對南中地區用兵的結果,保證了西南少數民族人民 與漢族經濟、文化的進一步交流;另一方面,“軍資所出,國以富 饒”(《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因此也給西南少數民族的勞 動者們帶來了蜀漢政權對他們的沉重的剝削和壓迫 。

“南方已定,兵甲已足”《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公元 227年,諸葛亮北駐漢中,就準備大舉北伐了。

三、吳國的配合

蜀漢政權失去荊州以後,要想北伐曹魏,只有利用吳蜀聯盟,東西齊舉,配合作戰。

公元228年(魏太和二年)，的夏天和秋天,曹叡命曹休率步騎十萬,進趨東吳的皖城(今安徽潛山),又命司馬懿從南陽趨江陵,賈逵從西陽向東關(今安徽巢湖東南),三道並進。東吳大將陸遜把曹休殺得大敗。曹魏抽調關中的軍隊去抵抗東吳。這年冬天,諸葛亮乘關中空虛,引兵出大散關(今陝西寶雞市西南),圍攻陳倉(今陝西寶雞市東)。攻了二十多天,還是沒有攻下,蜀軍糧食已盡,又聽到魏援軍快到,諸葛亮只得迅速撤退了。

公元234年（魏青龍二年）的二月,諸葛亮動員了十萬大軍由褒斜道北抵郿縣(這時候郿縣的縣治,在今眉縣東北渭河北岸,諸葛亮只到達渭水南岸)。

諸葛亮這次出兵,是和東吳配合好的。同年五月,吳主孫權親率大軍十萬,由巢湖進攻合肥新城陸遜率軍萬餘由沔口(今湖北漢口)進軍襄陽。魏主曹叡得悉吳、蜀兩國東西配合,來夾攻魏國,他自己親率水師,東征孫權。一面告訴司馬懿:“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走而追之,全勝之道也。”孫權聽說魏軍增援合肥,曹叡親臨前線,就退回去了。

四、諸葛亮的治國有方

諸葛亮的治蜀,史稱:“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又說:“諸葛亮之為相國也……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遊辭巧飾者雖輕必戮。……終於邦域之內,鹹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

在最後一次北伐中，司馬懿當時指揮魏軍二十多萬人,駐紮在渭水南北堵擊蜀軍。諸葛亮還是堅持歷來的方針,堅壁不肯會戰。諸葛亮也表示要長期駐紮在渭水南岸,開始在渭南分撥一部分兵力來經營屯田。史稱“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說明蜀軍在諸葛亮的統率下,紀律很好,軍民的關係也不錯。

輔佐諸葛亮多年的丞相長史張裔也稱讚諸葛亮說:“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也。”(《三國志·蜀志·張裔傳》諸葛亮實行法治政治比較清明,蜀漢地區的內部矛盾因此有所緩和。

諸葛亮死後,蜀漢百姓非常懷念他,“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百姓巷祭,戎夷野祀。”(《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注引《襄陽記》)這也從側面說明雖然諸葛亮治下的蜀中國弱民疲，但是還能六次北伐的的原因，在於政治清明，百姓修睦。

盲目自信吧！我覺得三國後期蜀國在諸葛亮的治理下是發展最好的，老百姓也是安居樂業，但不清楚為什麼諸葛亮老是北伐，明明主子就是扶不起的阿斗，你老諸還拼啥！

蜀國在三國中最弱，是什麼支撐蜀國多次北伐的？小蟲子以為原因有四：

1.透過屯田制度聚集糧草；

2.透過“木牛流馬”改善交通；

3.透過嚴刑峻法增強內部凝聚力；

4.還有諸葛亮、姜維等蜀國政權的掌舵者的大局觀以及居安思危意識。

先說屯田制度。據《三國志·諸葛亮傳》記載：“十二年春，亮悉大眾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這裡的屯田應該是軍屯和民屯並舉，透過屯田，才能積累糧草支撐北伐；

再說“木牛流馬”。證據同上引。眾所周知，蜀道十分艱難，加之荊州丟失之後，北伐只能出秦川，所以更是難上難，虧得諸葛亮製作木牛流馬運輸糧草，大大為北伐助力。

接著說嚴刑峻法。《三國志》中記載：“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鉅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

最後說諸葛亮、姜維等蜀國政權的掌舵者的大局觀以及居安思危意識。眾所周知，劉備、諸葛亮等人來蜀川是“客”，當年來蜀，就是打著“積蓄力量、圖謀興復漢室”名號來的，如今算是定下來了，然後如果就專心內政了，豈不是名不正言不順了？沒辦法，只能行動起來，不斷的攻打佔據中原的曹魏政權，以此飲鴆止渴般的鞏固自身統治地位，就算是諸葛亮死後，接了其衣缽的姜維也是必須接著打，該有的程式和樣子，一樣都不能少，不然誰都說服不了，這是形勢所迫的“大局觀”；

所謂的居安思危意識便是：新三國諸葛亮說的那話——蜀不伐魏，魏必伐蜀。諸葛亮早就看透了曹操，那是想要一統六合的人，故偏安一隅絕非長久之計，有諸葛坐鎮蜀川，蜀國自然不愁，可諸葛亮總要為整個蜀漢政權考慮，當時雖然三國誰都沒有吃掉其他兩個的實力，可畢竟三國中，魏國國力發展的最快，所以綜合各方權衡利弊，主動出擊，主動伐魏，是最好的選擇，這個居安思危意識便成了北伐的一大重要支撐。

 

回答這個問題咱們先看一下魏蜀吳時期的三國局勢當時天下可分為13州，魏國獨佔9州，蜀國佔據兩州益州和雍州的一部分。相當於一州半。

支撐蜀國伐魏可以從三方面來說。

第一 為消耗魏國戰力 蜀國的諸葛亮以攻代守，六出祁山。雖然每次都以失敗告終，但是卻大量殺傷了魏軍的有生力量。同時也牽制了魏軍，使得曹魏難以集合一定的兵力去消除其他方向的邊境隱患。吳國的陸遜善於防守，曹丕三路大軍討伐吳國，被陸遜化解。之後吳國數次攻打合肥，並建立濡須口前線基地，牽制了大量的魏國軍隊。就這樣曹魏的軍隊就被各個勢力牽制在各個地方。無集中中起來辦大事。

2.蜀國多年的屯田，在劉備夷陵之戰之後，蜀國元氣大傷，諸葛亮勵精圖治，先是主動與孫權求和，然後開始屯田制。

3.天府之國的優勢，當時蜀國的蜀錦天下聞名，而且有鹽鐵的優勢，這樣就可以造成貿易差，使大量的真金白銀流入蜀國。

眾所周知，在劉備率領的蜀軍在夷陵之戰被吳軍擊敗後，蜀國元氣大傷，損失了許多重要的人才。

像黃忠，馬良，王甫，傅彤，沙摩柯等人都在戰爭中死亡了，蜀軍被打的大敗，退回了益州，變成了三國之中最弱的勢力。

第一，首先就是因為蜀國的最高統治者劉備。

蜀國全稱是蜀漢，是劉備自立的繼承漢朝統治的這樣一個國家，劉備在平時最喜歡說的話也就是，“漢室衰微，權臣當道，備望復興漢室”，由此可見劉備打的是復興漢室的旗號，在曹丕讓漢獻帝禪位以後可以說就出現了兩個皇帝。

而蜀漢呢，必須保證政權的合法化，所以必須進攻魏國，形成所謂的政治優勢，正所謂“漢賊不兩立”，說的也就是這個。

第二，蜀漢政權是屬於外來集團。

益州本土人士和東州集團的國內矛盾一直是存在的，兩派一直不和，他們為了自己集團在政權中的地位經常內鬥，而這種內部的明爭暗鬥，絲毫不遜色於外部魏蜀吳的戰爭。

諸葛亮和劉備為此也作了一些軟硬兼施的措施，例如劉備娶了劉璋舊將吳毅的妹妹為夫人，還將她立為皇后，任用劉璋的老部下法正和劉巴，並對他們委以重任。

就算如此內部的明爭暗鬥還是十分嚴重，所以為此必須要尋找一個共同的對外目標來轉移國內矛盾，光復中原就是十分合適的一個。

第三，那就是最重要的一點也就是“益州疲弊”。

諸葛亮在出師表中寫道“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蜀漢的綜合國力本就不如曹魏，無論是人口土地財力均處於劣勢，如果就這樣僵持下去，打持久戰，可以說蜀國是毫無希望。

一旦曹魏全力進攻蜀漢將毫無還手之力，正所謂“王業不偏安”，最好的方式便是以攻代守，而曹魏呢面對蜀軍的進攻採取守勢，成功的延緩了蜀漢被吞沒的時間，其次我認為北伐是諸葛亮實現自己對劉備的承諾。

我曾答應要與你共謀天下，那麼我便一定要去做一做試試，就算我知道可能性渺茫，但我仍要去做，這可能就是士為知己者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