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安石變法思想的價值

王安石變法的最初原因就是，基於宋代的政治經濟體制，導致到了神宗時候，冗官冗兵問題都過於嚴重，從而使得國家財政出現問題。而其官制和軍制問題因為涉及宋朝立國之本，誰也沒有信心和膽量對這個曾經能結束唐末五代動盪的祖宗之法下刀，因此，為了充盈國庫，就要透過相應的政策手段，在不動搖國本的同時，取得同樣的成效。王安石變法也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產生的。這個背景也就註定王安石變法事實上是一場以經濟為主，兼涉政治、軍事的改革。

王安石變法的主要內容：

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為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為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僱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概輸錢，謂之助役錢。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為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

——————《宋史.王安石傳》

說一下其中幾個比較重要且對之後變法走勢影響深遠的：

1.青苗法，實際上就是將政府變為對農民進行貸款的銀行。每年青苗不接的時候，農民可以向政府貸款給，等到收穫之後，再行歸還。並且貸款利息要低於地主商人的放貸利息。

2.均輸法，就是政府集中採購儲蓄食糧制度。以前，各級地方政府每年都要向中央政府上繳一定數額的以糧食為主的賦稅，並且各年平均，不論豐收歉收之年。而新頒佈的均輸法要求各地方政府在首都設立專用倉庫，豐收時大量購入，以解決歉收時的賦稅問題，並且還改由用貨幣替代實物納稅。

3.免役法，就是公平勞役制度。規定全國每一個成年男子，都有為國家服勞役的義務。地主、官僚、比較富裕的人等，如果想免除勞役，必須繳納代役金，就是“免役錢”，由政府代為僱人充當。

4.市易法，就是平抑物價的制度，實際上就是政府具有了現代中央銀行兼物價局的職能。政府設立市易司，籌集一定資本金，物價低廉時，由政府購入；等到物價上漲，再行售出。透過貴賣、賤買、對商人放貸的方式調控商品價格，目的是防止商人壟斷，並實現資本增殖。

5.方田均稅法，就是對漏稅耕地和田賦清查和整理。對全國耕地進行清查，多查出360萬畝；又對全國耕地重新評估，依照肥沃貧瘠，分為五等，不同等次賦稅不同。

這幾個法規都是為了增加國家收入，都是標準的“經濟法”。其中，免役法和方田均稅法的方法在歷朝歷代大都有一定程度的涉及，即透過土地核查和勞役整理來增加稅收。但是，青苗法、均輸法和市易法則在整個古代社會都是極其罕見的。藉助今天的知識，我們可以看到，實際上讓政府進入市場，透過一系列經濟干預政策，加快貨幣的流通速度，從而增加社會財富。這樣就是王安石所說的“民不加賦而國用足”。在一千多年前的農業社會，王安石的這一思想無疑是非常超前的，其中涉及的經濟學知識遠超過同時期的所有人，這正是其了不起的地方。另一方面，正因為其思想上與周圍人不符，所以改革阻力格外大，而王安石一生都是知難而上，堅決貫徹自己的信念，這也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二、王安石變法的問題

那麼，王安石變法的問題在哪裡？在於理論和實際的嚴重脫節。雖然在中國歷史上，宋朝的商品經濟比較發達，但終究仍然屬於標準的農業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一方面，缺乏完備的市場經濟， 使得王安石那超前的經濟思想無法以市場形式良好的運轉，從而只能藉助於政府的強制力量，透過所謂“看得見的手”來調節；另一方面，一個龐大的農業帝國，不可能有能力以合適的方式來高效完成這個超時代的經濟調節任務。所以其結果就是，美好的願望在實踐中無法貫徹，而為了貫徹自己的理想，王安石只能進一步加大政府的權力，以強制的方式推廣，而強制推廣就註定政府在這個過程中必須絕對主導，從而導致一場經濟改革變成了政績考核，官員要獲得好的考核成績就只能進一步加大政府強制力來扭曲市場，從而使得最初的理想貫徹徹底走型。這是一個在當時社會狀態下無法逾越的惡性迴圈。

對於這一點，王安石的政治對手們非常清楚，尤其是作為反對派領袖的司馬光。司馬光不是經濟學家，他沒有王安石這樣的眼光，可以看到透過增加流動來增加財富的方法，他的思想中，國家的財富是固定的，政府多一分，百姓就少一分。從經濟學方面看，這個觀點當然不對。但是必須注意的是，司馬光作為一名偉大且嚴謹的歷史學家，他的觀點或許缺乏創意，但都是從歷史長河中經歷多次驗證後得到的經驗。司馬光立足於中國農業社會這個現狀，明白今日的所為，不管有多美妙的包裝，終究逃不出當年桑弘羊那樣與民爭利的結局。從這個角度說，王安石和司馬光是兩個截然相反的人物：王安石眼界開闊，思維超前，但卻忽略了現實的客觀狀態；司馬光思想保守，缺乏創意，但卻善於總結歷史經驗，明白同樣的土壤最終還是同樣果實這個道理。而司馬光顯然更代表了農業社會中士大夫階層的特點，所以，當時的名流都站到司馬光一方，也不足為怪了。

三、王安石變法的後果

王安石變法之後，國庫迅速豐盈，國家財政的充足一直受益到徽宗時期。但是，這個財政充盈是違背宋神宗和王安石初衷的。王安石本意是“去重斂、寬農民、國用可足、民財不匱”，並不願讓老百姓在這個過程中受到損失。但事實上，這套變法最終毫不意外的變成了“與民爭利”。

由於王安石的理論脫離了當時的社會土壤，自然是無法貫徹的。但是，基於這套政策的貫徹是靠政府強制，那麼自然就有官員考核這個大殺器。各級官員得到命令，必須完成相應新法任務；而官員再向下層層攤派，最終落到老百姓身上。此時，政策已經徹底走型。如青苗法，本是保護青黃不接時期農民度日的貸款，變成了為了增加稅收而強制攤派的高利貸。新法之下，國庫裡的財帛，盡是民間的血淚。

同時，在這個官員執行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形成了劣幣效應。即越是心腸狠毒、不擇手段的官員，越是可以透過各項新法從民間盤剝，上繳更多的賦稅，從而得到更快的升遷。這也是為什麼變法派的人除了王安石以外，皆是首鼠兩端的奸臣或手段狠毒的酷吏，因為這就是逆向淘汰的結果。

對於這個情況，王安石肯定是有一定了解的，但是他並沒有太多追究這個問題——既沒有修正考核方式避免為了多上繳賦稅不擇手段，也沒有嚴懲在這個過程中作惡的官員。我認為原因是兩個方面：一是他太需要成功了，必須要快速向神宗證明自己變法的正確。既然那些正直名臣們都反對，那麼只能提拔這些迅速做出成績的官員。至於這些官員是奸臣還是酷吏，此刻並不重要，因為如果再沒有這些人支援，他的政策就徹底沒有了向下執行的腿腳，淪為一紙空文。二是他對自己的新法還是充滿自信的。他相信自己理論的正確，因此也認為這個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要麼是對手們有意的誇大，要麼是改革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彎路”。出現問題不要緊，過了這個坎就好了。也正是這個原因，在面對百姓苦於新法時，他沒有表現出基本的人文關懷，甚至說出“祁寒暑雨，民猶怨諮，此無庸恤。”這樣的話語，連一向支援他的宋神宗都看不下去，感慨“豈若並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的確，為了自己的政策成功，將百姓都當做棋子對待，甚至讓百姓連抱怨的權力都沒有，這怎麼可能成功呢？

也正是為了變法而加大政府權力提高皇帝集權和啟用了大量為了目的不擇手段的奸臣酷吏，因此，王安石變法除了造成“國富民窮”這個後果外，還造成了另二個後果：黨爭和君主集權提高。

宋朝由於開國後比較寬鬆的文治措施，使得黨爭情況並不嚴重，即便有意見不同，也更多都是君子和而不同。但是，由於王安石變法過程中，引入了大量野心勃勃的政治力量，且為了新政效果對舊党進行殘酷打擊，從而使得先前和諧的政壇局面一去不復返。此後整個北宋歷史中，幾乎都充斥著新舊二黨的殘酷鬥爭，國家開始進入內耗嚴重的大折騰時期。這種折騰大大損傷了宋朝的元氣，大批政治精英把力量用在你死我活的鬥爭上，嚴重影響了其國力。

另一方面，北宋以來，君權和相權是相對平衡的，大臣們對皇帝有著眾多制約，許多政策的出臺經過君主和大臣比較科學周到的研究，從而儘可能規避錯誤。”北宋出相“的背後便是這種優秀的政治模式。而王安石變法由於在士大夫中受到巨大阻力，從而在中央層面上，必須客觀上以君權的增加來強制推行新法。此後，新法用用廢廢，但君主權力失衡的情況則延續下來。以至於此後當君主無道時候，士大夫層也沒有足夠的能力糾偏，使得北宋最終無比窩囊的毀於自己的一系列失誤政策上。

四、王安石評價的變遷

王安石生時顯大，即便罷相及新法停止後，一時也沒有受到衝擊，死後備極哀榮。一直到宋高宗時期，採納了趙鼎、呂聰的建議，”停宗廟配享，削其王封“。此後很長時間裡，王安石受到的評價一路走低。因為，就結果而言，王安石確實是失敗者。他的新法固然充盈國庫，但嚴重盤剝了百姓，不但違背社會道德，而且動搖了統治基礎；而且他的行為客觀上導致的黨爭和君權失衡，又使得北宋政壇從此血雨腥風，最終無比窩囊的喪於外敵。從這個角度來說，貶低他是很有道理的。

但是，近代以後，對王安石的評價逐漸變化，尤其建國後，王安石成了"中國11世紀時的改革家"，成了為民請命對抗大地主頑固派的大忠臣。這種評價，有其重要的歷史背景。因為近代以後，中國由於缺少變革而從天朝上國位置上跌落，被列強欺辱。此時，”變革“成了最時髦也最政治正確的口號。作為中國歷史上不多的改革家的王安石，自然再次被人注意。而且，與王莽這樣的改革者不同，王安石的思想確實是超前的，確實在理論上是有可取之處的，所以，站在後世評論王的思想，自然又會強調其有價值一面，從而對其褒揚。至於建國後，更是無比推崇激進變革。於是，一生致力於激進改革的王安石自然成為榜樣人物，且其政策從理論上看確實有對抗大地主的一面，又迎合了那個時代的政治正確。至於王安石變法中的問題，要麼被淡化，要麼將其歸咎為大地主階層的破壞，從而一一消弭。最終，王安石在去世千年後，一步步又從”亂國者“變成了”大改革家“，一度被捧上神壇。

五、王安石應有的地位

實際上，說王安石是”大改革家“當然是對的，因為他確實致力於改革並身體力行；說他是”亂國者“也是對的，因為改革未必一定是對的，改革可能往好處改也可能往壞處改，王安石的改革後果恰恰將整個朝廷和帝國百姓引向了壞的一面。從結果而言，他的錯誤無疑。

綜合而言，我認為王安石是一位理論上的先行者，行動上的冒險家，政治上的賭徒。他的思想超越了時代，這是優勢，也是累贅。因為他對自己理論的自信，使他輕視歷史上的教訓，忽視相同歷史土壤這一客觀事實，希望走出一條不同於歷史的道路。當這條道路出現問題時，他只能採用不斷破壞現有平衡來加力的方式，從而最終引導北宋王朝走向了不歸路。誠然，改革必須打破過去，但絕不是忽視客觀情況盲目去幹，更重要的是，一切政治家都必須為自己造成的後果承擔代價！不能因為其動機本意，而減輕對其造成後果的批判——否則，無法向眾多被其影響了命運的普通百姓們交待。

王安石深諳王道而不通權變，深知國家弊病而不懂官箴

一、關於變法。熙寧二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副宰相），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物色了一大批擁護變法的官員，參與制訂有關政策，啟動了改革變法。熙寧三年，宋神宗拜王安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財政、軍事、教育等一系列改革舉措，正式在全國大規模鋪開。改革的直接成果一是增加了中央財政的收入，二是減輕了農民負擔。但是，由於既得利益集團的極力反對，加上新法推行過程中地方官吏的乘機盤剝，結果，少數改革法令在執行中嚴重走樣，導致區域性地區民怨頗大，最終變法失敗。二、王安石與司馬光。司馬光與王安石曾是惺惺相惜的朋友，但經過變法，兩人反目成仇。他倆曾在宋神宗面前有過一次激烈的爭辯，王安石認為，國家財政困難，入不敷出，是因為缺乏善於理財之人和理財之道。司馬光則認為，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國家的職責就是更加科學合理地分好社會財富這塊“蛋糕”。而王安石所謂理財，不過是苛斂民財、與民爭利罷了。他們的矛盾焦點在於一個“利”字。所以，司馬光曾在《涑水紀聞》一書中調侃說，身為宰相的王安石好言利，一次，有人向王安石獻計說：“把八百里梁山泊的水放掉來造田，當一本萬利。”王安石一聽，眼睛賊亮，興奮地問道：“那放掉的水，何處可容呢？”有人介面說：“在梁山泊的旁邊，再掘一個八百里泊，就可容了。”在場之人，無不笑倒。司馬光借這個故事，把王安石急功好利的性格大大譏諷了一番。

三、王安石與蘇東坡。宋神宗以後，朝廷關於變法的爭議從來未曾間斷過，隨著時間的推移，變法漸漸演變成了黨爭。變法成了士大夫升遷的那根撬棍，皇帝支援變法，則變法派得勢，皇帝反對變法，則反對派得勢，許多人透過支援或反對變法而一步登天。王安石去朝，司馬光上臺，司馬光去世，章惇上臺，如此迴圈反覆，推動著北宋這艘大船漸漸駛向破敗與沒落。東坡雖然反對一些變法主張，但對變法中利國利民的政策還是非常支援的。他與王安石政治主張不同，受到王安石的放逐，但當王安石下臺後，他和王安石卻成為了最要好的朋友。他與司馬光政治主張有相近的地方，但司馬光上臺，盡廢新法，他又上書指出個別新法不可廢。他以事實作為判斷變法對錯、長短、優劣的標準，而不是像別人一樣，在變法中透過站隊來謀求政治前途。所以，他既不見容於變法一派，又不見諒於反對一派，變法派當政，他受排擠，反對派當政，他同樣受打擊，故一輩子顛沛流離，屢遭貶謫。

三、王安石其人。王安石雖然在官場摸爬滾打數十載，但他深諳王道而不通權變，深知國家弊病而不懂“官箴”。變法乃是一種利益的重新調整，必然傷筋動骨，他急於事功而又不能因勢利導，及時化解矛盾，終於犯了眾怒。士大夫不乏對祖宗的孝順和對國家的忠誠，但侵犯了誰都會刺蝟般反戈一擊，編段子、傳謠言不過是他們千萬手段中的一個。文人喜歡渲染，愛之慾其生，惡之慾其死，常常言過其實。反對變法，就連他的才學、德行都一律抹殺，這是有悖於事實與真理的。所以，詩人黃庭堅就在《跋王荊公禪簡》中說：“餘嘗熟觀其（王安石）風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給予了王安石非常恰當的評價。

推行變法的主要目的是『富國』、『強兵』。雖然變法推行的時間不長，但得到很好的效果。在熙寧間的六、七年內，京畿及各路興修水利共一萬七百餘處，溉田三十六萬多頃，等於全國墾田數將近十分之一，令人民得到好處。均輸、青苗、免役、市易、方田均稅等法之初步施行，有利於抑制豪強縉紳、高利貸者和富商大賈，給貧苦百姓帶來一定好處。由三司制定的國家預算，大大裁減了冗費支出，每年可節省行政費十分之四。荒地的開墾和方田的丈量也使得政府稅收有所增加。冗員冗兵的裁減，不僅使府庫比前充實，也使軍隊戰鬥力有所提高。當時全國保甲民兵約七百餘萬，為仁宗朝兵額之六倍，但訓練費用僅佔以前募兵費的五分之一。神宗時對遼、西夏作戰雖仍不利，但熙寧六年曾收復了熙州、河州、洮州、岷州等地，使國防稍有改善，而神宗，哲宗二朝得獲短期之安定局面。但是，革新是很不容易的。先要有人敢創新，後因人們習慣舊事物，不接受新事物，會用盡方法去阻撓新事物的產生。變法的內容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限制了他們對農民的剝削，打擊了他們的經濟特權，因此他們紛紛向神宗遞上奏章和文書，攻擊變法。這因此成為導火線。在進行變法前，王安石為人剛愎自用，未能接納保受派的意見，使司馬光等「舊黨」大臣群起抨擊，遂使新政的推行，倍覺困難。而王安石的變法中，朝臣認為新政違反祖制，有些富豪因新政損害他們的利益，故激烈反對。而且，王安石急於求成，在短短數年內，次第頒佈紛繁的法例，一事未已，一事又興，很難收到實際的成效。另用人但求擁護新法，而不問其品格，故倖進小人如曾布、魏繼宗等均為所用 ，日後在變法派中起了分裂、破壞的作用。

提起王安石變法，就會有人站起來義正詞嚴的說：“北宋亡於王安石變法”！我們先不評說誰對誰錯，我們先回顧一下王安石變法的前生今世，答案則不言自明：王安石變法史稱：熙寧變法。宋真宗立志變法後，並明確要求變法要在經濟上有立竿見影的成效，向朝臣以招標的形式尋求對真宗胃口的變法方案。朝中大臣都很贊成變法！當時主要兩派參加投標，一派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激進派、另一派則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保守派。後來王安石的方案中標，而在王安石變法的同時，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保守派也就成為了變法的反對派了，除了貴族反對不算，單就保守派不作為，王安石的變法想成功簡直太難，何況保守派也是人才濟濟，如：司馬光、韓維、文彥博、歐陽修、富弼、韓琦、範縝、蘇軾等。王安石沒有得到這些人的支援，這些人一部分加入了反對派，一部分則成了隔岸觀火的了。這些都是當時名震朝野的代表人物，就說司馬光吧，他倒是獨善其身了，跑去這書了。他的那部名揚天下的《資治通鑑》就是他沒有中標後就埋頭十幾年的大作，他這部書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所寫的，也是寫給宋真宗和王安石看的，只是他的書還沒寫完，王安石的變法後臺就倒下了。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簾聽政，起用司馬光為宰相，新法幾乎全被廢掉，王安石變法被判了死刑。如果說北宋滅亡是王安石變法造成的，也只能說王安石背了一個歷史大黑鍋！一、新法執行阻力無比強大，保守派和貴族勢力聯合對抗新法。

二、在宋哲宗即位後新法被廢除，沒有再執行，不過並沒有治王安石的罪，這意味著王安石變法沒有過錯。

三、宋徽宗身邊太多奸臣，“北宋六賊”是民間對北宋年間六個奸臣的合稱，這六個人分別是蔡京、王黼、潼貫、梁師成、朱勳、李邦彥，基本都是宋徽宗時期重要的大臣，這六個人貪贓枉法、橫行霸道，弄得民不聊生，是導致當時江南方臘起義和金國入侵中原的罪魁禍首。

也許有人會說怎麼沒把大奸臣高逑列上去，只能說高逑和他們六個相比根本壞的排不上號，可想而知這六個人都壞成什麼樣了！宋徽宗本來就是藝術家、收藏家，又很樂於風月雅事，再加長期用這六個壞透的了人參政主持朝政，北宋不亡那才叫怪事呢！那些有才的大臣都被外放任職，倒是成就了後來的唐宋八大家的美談！

免役法和方田均稅法等等一系列法規，以上的法規都是為了增加國家收入，都是標準的“經濟法”。其中免役法、方田均稅法的方法在前朝有一定程度的涉列，即透過土地核查和勞役整理來增加稅收。但是，青苗法、市易法則在整個古代社會都是極其罕見的。藉助今天的知識，我們可以看到，實際上讓政府進入市場，透過一系列經濟干預政策，加快貨幣的流通速度，從而增加社會財富。這樣就是王安石所說的“民不加賦而國用足”。在一千多年前的農業社會，王安石的這一思想無疑是非常超前的，其中涉及的經濟學知識遠超過同時期的所有人，，其中涉及的經濟學知識遠超過同時期的所有人，只不過步子邁的太大了！別人跟不上他的腳步！落實上有點急了！但是不妨礙他作為改革者的功績

變法的初心是好的，王安石也看到了當時社會的弊端。但王安石忽略了人心，並不是每個人都像他一樣坦蕩為宋王朝用心。所以變法最後都走向歧途，王安石沒有足夠的時間來設計變法的通途，也選錯了接班人，選錯了隊友。最終新法變成斂財的快捷方式，民意沸騰。也沒有人有意願做修正，值到靖康之變。

變法是好事，推動社會進步。變法就是調整社會生產關係儘量適應生產力的發展需求，馬克思主義進化理論早有批註。但是，歷史發展告訴我們，改革必然會觸動利益集團的利益，且必然是強權集團的利益。變革的結果是利益集團利用政治手腕置改革家於死地，沒有一個會有好下場。丟官罷職、充軍發配還是好的，大部分丟了小命。但是歷史還是公正的，必然會在這些人死後給個榮譽稱號，精神獎勵。也只能僅此而已。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改革家。他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曾經提出一整套的“新法”，並一度加以推行。王安石為什麼要變法？這是有深刻的歷史根源的。

北宋王朝從960年建立，已經統治了一百多年。士大夫階層競相兼併田地，造成“勢官富姓，佔田無限”的嚴重局面。社會階級矛盾日趨尖銳化，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宋仁宗哀聲嘆氣地說：“大臣無一人為國了事者，日日上殿何益？”在王安石變法之前，北宋王朝面臨的正是這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嚴重形勢。其次是國家的財政危機。這主要表現在：

一、俸祿優厚的各級官吏逐年猛增。根據戶部副使包拯的奏報，真宗時文武官員還不及一萬人。經過四十年左右，到仁宗時已達一萬七千多人，增加將近一倍。外地州縣官更是無法統計州縣不廣於前，而官五倍於舊。如此濫用官吏，必然要增加國家財政的負擔。二、國家養活的脫離生產的僱傭兵無限擴充。趙匡胤時代，全國兵額三十七萬多名。到宋仁宗時代已增至一百二十五萬多名，每年軍費支出竟達財政總收入的六分之五。三、北宋王朝每年要以大批物資送給契丹和党項，增加了財政的支出。

四、皇室侈靡，大量浪費財富。仁宗時祭一次天地祖宗，竟耗費一千二百萬貫。由於以上幾個主要原因，國家財政虧空越來越大。趙匡義時代每年國庫節餘大半。到仁宗時，國家財政收入比前增加五倍，而國庫已不足用。英宗治平二年，國家虧空數字達一千五百多萬，北宋王朝的財政陷入了嚴重的危機。

第三是由於遼、西夏的騷擾，民族矛盾有所加深。北宋王朝養活浩大的僱傭軍，但是沒有戰鬥力。士兵中大部分是被迫當兵的饑民，平時缺少訓練，沒有聽過戰鼓，不識戰陣。宋仁宗時，禁軍領取軍糧甚至還要僱人挑運。西北邊區的騎兵，有的不能披甲上馬。再加上宋朝軍事機構的腐敗，軍事指揮上的無能，因此在對遼和西夏的防禦戰爭中，連遭失敗。

以上這三個方面，就是王安石想要透過變法而加以解決的問題。王安石變法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出身於普通官僚家庭。二十二歲時，透過考試中了進士，從此參加地方行政工作。1047年擔任鄞縣知縣時，就實行過一些政治改革，開發農田水利，頗有成效。他認為人民的貧窮，是由於豪強兼併土地所造成。王安石在舒州通判任內，寫過“三年佐荒州，市有棄餓嬰；崎嶇山谷間，百室無一盈”（《發廩》）等詩句。又寫下了“豐年不飽食，水旱尚何有？”（《感事》）“俗吏不知方，掊克乃為才”（《兼併》），反映當時社會矛盾、官僚腐敗，顯示出他有“誅抑兼併”的政治抱負。

當時，也有些有遠見的政治家，面臨這樣的社會危機，提出改革的方案。如范仲淹在1043年就向宋仁宗提出十項建議，主張要實行新政，在政治、經濟等方面進行改革。王安石也向宋仁宗上過洋洋萬言的意見書，但沒有受到重視。 年青的皇帝宋神宗趙頊上臺以後，急於要改變積貧積弱的局面。於是，破格提拔了積極主張革新的王安石。1069年，四十九歲的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援下實行變法。中央王朝成立一個制訂新法的機關叫做“制置三司條例司”。三司是中央的財政機關，包括戶部、度支、鹽鐵。在三司之上設定這樣一個立法機關，表明新法是以理財為中心，推行“富國強兵”政策。

新法的主要內容有：

一、農田水利法

1069年11月，頒佈了《農國利害條約》，鼓勵各地開墾廢田，興修水利，建立堤防，擴大圩田和淤田，以利農業生產。大規模的水利建設，由官府借錢。從 1070年以後的六年間，全國興修水利一萬零七百多處，灌溉田地達三十六萬多頃。各地還開發了大量淤田。據王安石估計，京畿一路的淤田，每年可以增產糧食幾百萬石。

二、方田均稅法

針對當時的田產不實、賦稅不均的弊病，1072年八月頒佈了《方田均稅條約》，規定每年九月由縣官丈量土地，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為一方，按照土質肥瘠，分等級規定稅額。結果，丈量出大量隱瞞的田產，迫使豪強不得不交納賦稅，為北宋王朝增加了稅收。

三、青苗法

各地政府在夏、秋未熟之前，借錢米給主戶，主要是貸給自耕農和半自耕農，收成之後加息十分之還糧或還錢。這種措施是為了防止豪強乘農民青黃不接之急，索取數倍的高利，以致造成大批農戶流亡。正因為青苗法堵塞了高利貸的渠道，才遭到士人群體猛烈的攻擊和反對，認為王安石與民爭利。

四、免役法

免役法就是由國家出錢僱人充役，按戶等收免役錢，鄉村四等以下戶不納。那些原來可以免役的官戶，也要按定額的半數繳納，稱為助役錢。五、均輸法

1069年頒行均輸法，是為了糾正稅收上的流弊。均輸法是由政府派出發運使，總管東南六路財賦統一採購物資，力求“國用可足，民財不匱”。

六、市易法

政府在京都汴京設立市易務，以一百萬貫作為流動資金，控制商業貿易，收購或出售物資，調節物價。中小商人可以向市易務賒購貨物，也可以貸款，都是年息二分。 七保甲法宋神宗、王安石在“強兵”的工作中，改革了兵制。裁減五十歲以上的老弱士兵，精選部隊。經過減並之後，全國兵額下降到不及八十萬，減了三分之一，“不惟勝敵，兼可省財”。兵制改革中，北宋政府還在各地區設定將領，負責教練軍隊。保甲法就是在整頓軍隊的同時，規定鄉村民戶以十戶組成一保，五十戶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由地主分子充當保長、大保長和都保正。主客戶有兩丁以上的，都要抽一人為保丁，在農閒時進行軍事訓練。保丁平時負擔巡邏、放哨，遇有“盜賊”，報大保長追捕。如果保內發現“強盜”，知情不報，同保人都要連坐治罪。

以上是王安石新法的主要內容。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打擊了士大夫集團對人民的瘋狂掠奪，在政治允許的範圍內進行財力調整，“損有餘以補不足”，力求“民不加賦而國足用”。 王安石所採取的措施，只能在不觸動祖制的前提下，在統治政策上作了某些調整。新法對大官僚的限制是有限度的，革新派的力量是十分薄弱的。

從反對新法的奏章和文書中還可看到，有些新法為某些貪官汙吏所利用，反而起了擾民的作用。王安石把新法的推行寄託在君主身上，而當君主開始的妥協和動搖時，新政的推行就難免受到影響。王安石於1074年和1076年兩次辭去宰相職務，辭職後就一直退居江寧府。後來宋神宗一死，新法全部被廢止。

王安石變法在北宋年間是一場翻天覆地的大變革，影響深遠，因為有了神宗的支援，變法才得以順利推進，北宋熙寧2年（1069年）2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宰相），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統籌財政。同年4月，遣人察諸路農田、水利、賦役；7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9月，立青苗法；11月，頒農田水利條約。熙寧3年（1070年），頒佈募役法、保甲法；熙寧4年（1071年），頒佈方田均稅法，改革科舉制度；熙寧5年（1072年）3月，頒行市易法；熙寧六年（1073年）7月，頒行免行法。

王安石的變法，本質上是一場經濟改革，以充盈國庫、富國強兵為第一要務，不觸及政治制度，與范仲淹倡導的慶曆新政完全不同，後者是一場政治改革，只持續了八個月便夭折，而王安石的經濟變法延續到了神宗去世才被廢除。王安石的變法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最初的目的，國庫確實殷實了起來，但是在實施過程中也給民眾生活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朝野上下反對之聲更是不絕於耳，而與王安石交好的友人，只要反對變法，都被王安石打入另冊，司馬光、蘇軾、蘇轍、歐陽修、曾鞏、韓琦、富弼、文彥博無一例外，都被王安石收拾了一遍。在王安石當政期間，每個月都會有持不同政見者被轟出東京汴梁。

關於王安石的熙寧變法，歷來爭議特別大，並且後來王荊公手下的那些變法大臣與執行官吏，絕大多數被打入了《宋史·奸臣傳》，在很長時間裡，歷史上對王安石的評價差得離譜，甚至認為靖康之禍就是由於王安石變法引起的。在各類野史中，王安石在很多時候也以負面形象出現，一直到清末民初，梁啟超才第一次公開給王安石正名，此後著名歷史學家鄧廣銘更是研究王安石的大家，為我們還原了一位接近歷史真實的王安石。

那麼，為何那麼多朝臣反對變法呢？歷來研究者眾說紛紜，原因很多，固步自封者有之，目光短淺者有之，政敵打壓者有之，既得利益受到侵害者有之……本人也根據自己理解，提出一點看法，不對之處，請專家指正。

（王安石）

第一：王安石變法的經濟觀念太超前，傳統的文人士大夫不能理解，因為在那個年代，經濟領域在很多時候並不被朝臣重視，可以這麼說，那些重視經濟建設的官員，大都成了名臣，比如范仲淹、富弼等人。大家也只有在國庫空虛，吃不上飯時，才想起來經濟有用。

第二：王安石的變法太激烈，有點急於求成，他有很多好的想法和超前的觀念，但是卻沒有一套好的制度去維護執行，好法最終演化成了害民之法。

第三：王安石的變法，由於其性格原因，得罪了一批有權力、有基礎、有名望的老臣，結果他們合力反對，阻擾變法，如果王安石能放緩變法過程，循序漸進，得到這些老臣的幫助和理解、支援，變法未必不能成功。

第四：王安石選人有誤，只看辦事能力，不管選人的人品，為了推進變法，不管好人壞蛋，只要是支援他，他就大力提拔，結果圍繞在他身邊的差不多全是奸臣。原因很簡單，奸臣沒有是非之分，只要有上升的通道，當然不會放過機會，結果，他提拔的這些人，很多出賣了他，再將他踩在地上，一直沒有翻身，讓他欲哭無淚。

第五：王安石激烈變法造成了社會秩序反覆大變動，人心惶惶，是非觀念混亂，小人和姦佞乘虛而入，把持朝綱，像徽宗朝，幾乎成了北宋奸臣大本營，蔡京、王黼、童貫、高俅、梁師成，個個敗壞綱紀，擾亂朝綱，最終造成了靖康之禍。

王安石變法，是北宋神宗時期以王安石為首的改革派推行的重要政治改革，亦稱“熙寧變法”。當時農民貧困，起義不斷，社會矛盾尖銳，外敵騷擾，財政危機，國家積貧積弱。神宗於是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開始從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進行改革。這個變法，對官僚、地主階層起了一定抑制作用，使農民負擔有所減輕，國家財政和國防實力亦有改善。但是，由於新法本身的侷限，加之執行不善，產生了擾民之弊，由此，司馬光，文彥博等守舊勢力紛紛起來反對，階級內部鬥爭激烈，加之神宗的動搖和妥協，王安石被迫辭相，改革派內部也發生了分裂，後神宗亡，新法全部被廢除，改革遂告失敗。

王安石變法，有很大的富國撫民強軍舉措，也有不合時宜侷限，對後世有很大啟發作用。但在當時歷史時期，改革阻力很大，是不可能成功的。

首先來說，王安石雖然變法失敗，並且歷史長期被認為是奸臣形象，但是變法圖強的一個名臣，是應該被肯定的。

在宋朝當時的情況下，佔領文化制高點的，已經逐步形成了，保守固執的思想，這也是程朱理學誕生的過程，守舊觀念已經成為社會的共識；而在這種情況下，王安石能夠堅持變法，說明其強大的魄力，他也不可能不清楚，即使是變法是潮流的戰國時代，變法的支持者都是沒法善終的，這種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魄力，是值得肯定的。

接下來說，為什麼要變法，其實王安石變法並不是基於嚴重的社會問題，拿出的最初方案，宋朝本身制度方面，問題就特別多，從趙匡胤杯酒釋兵權開始，宋朝就開始奉行花錢買太平的政策，功臣給高薪，給閒職，別惹事就行，經常一件事，好幾個官員負責，各種節度使、觀察使、觀風使、按察使、觀光使如過江之鯽，多如牛毛，這樣就造成，幹一件事，要去好幾個部門蓋章，辦事效率太低。要是太平無事還好，壞就在宋朝北有猛虎、西有豺狼，經常吃敗仗，這樣很多仁人志士就提出了改革措施。

北宋中葉，與契丹人的盟約早已達成，雖然兩國經常有摩擦，但是大規模戰事比較少，一方面遼國也在不斷漢化，約為兄弟，遼有南下之意，宋有收復幽雲之心，大家半斤八兩，誰也幹不了誰，小仗不斷大戰沒有。但是這時候西北的党項人不安分了，李元昊建立西夏，看看這名字，就沒安好心，你咋不叫華夏了，宋朝開始了在西北的長期用兵，剛開始也是連吃敗仗，被迫賠款。到范仲淹在陝西出任宣撫使的時候，總結了失敗的教訓，認為不是對手太強大，是我們自己太傻逼，制度問題太大，范仲淹就向當時的老闆宋仁宗提出了改革意見，老闆很欣賞，把範同學調回來，準備大幹一場，結果朝中保守勢力群起反對，這時候，宋仁宗就發揚了明君的精神，和稀泥，老好人，兩邊不得罪，告訴老範，時機不成熟，再等等吧，我給你安排了好地方，先潛伏一段時間，外放了范仲淹，雖然說改革沒成功，但是部分措施確實執行下去了，比如軍制的部分改革，這就為王安石變法保留了火種！

王安石變法之所以能開始，得益於仁宗之後的，年輕的皇帝神宗，年輕氣盛，一上來就年年揹負數億的戰爭賠款，誰還沒點火氣，就要大幹一場，就出現了王安石變法，重點就是解決兩個問題:沒錢和打不過人兩個問題，那麼變法解決了嗎？可以說在這方面，成效很不錯，變法期間，宋朝財政收入大幅增長，變法的十五年間，國庫積蓄了可供朝廷二十年的財政支出，可以可勁賠款了，這在古代是很不多見的！史書記載，說變法增加了人民的負擔，這個人民可不是什麼好人民，都是大地主和掌握著話語權的豪族，從輿論領袖蘇東坡的態度可以看出，變法讓社會繁榮起來了，因為蘇軾初期反對變法，被貶到基層轉了一圈，品出來變法的好處，轉而支援變法了！

那打架呢？可以這麼說，沒有這次變法，宋朝在金軍第一次南下的時候就涼涼了，東京的三十萬守軍，被金軍幾千人砍瓜切菜打的潰散，開封成了光桿了。那為什麼能擊退第一次金兵南下，就是因為這次變法收益最大的西軍，就是陝西前線更西夏作戰的軍隊，北宋最後精銳，西軍的主力早已經在幽雲之戰被遼軍殲滅了，就是靠著這些殘兵和留守西軍，擰擰的把開封守住了。同樣西軍更是為南宋立國立下汗馬功勞，沒有西軍的視死如歸的頑強抵抗，南宋早就被金軍從北和從西兩個方面包了餃子了。西軍的戰鬥力還體現在，就是在政治極度黑暗的徽宗朝，還能夠取得河湟大捷，步步緊逼西夏的戰略態勢，由此可見西軍的戰鬥力，這是變法為宋朝留下的碩果，因為變法主張將駐軍分成單位，配備將軍和副將，專門負責軍隊訓練，提高軍隊作戰能力，這一舉措成為有名的種家軍、吳家軍和後來的岳家軍形成的重要制度！

所以，對於王安石變法，必須要給予正面的評價！

王安石變法是北宋宰相王安石所發動的一場旨在去除國家積弊的改革，因在熙寧年間舉行，又稱熙寧變法。

一、北宋王朝的積弊主要在於兩個方面，一是因宋太祖遺言要優待文人，導致冗官太多；二是因燕雲十六州為遼所佔，北方門戶洞開，需要大量養兵，導致冗兵太多，所謂“一天下之民養兩天下之兵”。此兩項首先導致宋財政吃緊；其次因賦稅過重，農民不願種地，便又牽連出土地兼併等一系列社會問題。

二、事實上，在王安石變法之前，宰相范仲淹便進行過一場類似的變法，史稱“慶曆新政”。因反對派勢力太大，無果而終。王安石任宰相後，又針對這些問題頒佈了方田均稅法、青苗法、裁兵法、募役法等一系列新法令，主要著眼點便在於增加政府財政收入、強兵、減輕農民負擔。

三、王安石實施變法後，朝廷財政收入增加不少，士兵數量減少的同時質量得到提高。但因遭到既得利益者和保守大臣的反對，阻力過大；同時，王安石也有些剛愎自用，未能充分團結蘇軾等中間派人士；加之變法宣傳不足，沒能吸引優秀的人才進行有力的執行，導致變法利弊兼有。元祐元年（1086年）司馬光執政，盡廢新法，只部分內容保留下來，王安石變法宣告失敗。之後的宋人以支援或反對王安石變法分為“元豐黨人”、“元祐黨人”兩派。從此宋朝進入了黨爭的泥沼，不可自拔。後人對於王安石變法的評價也是褒貶不一。

最近，《清平樂》熱播，掀起了一場宋史熱，我也借這個機會評價一下王安石變法。

一、宋朝，以文制武的制度設計。

宋朝的制度設計是很好的，有利於經濟文化繁榮，除了太后干政外，也沒有外戚、宦官、權臣干政，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可以說挺好的。但這套制度的缺點就是內部繁榮有餘而外部防禦不足，如果周邊沒有強大的軍事政權，宋朝將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朝代。但宋朝悲劇的是周邊強大的軍事政權林立，而且一個比一個猛，他的外部政治環境決定了這套制度的脆弱性。後世對宋朝皇帝的評價都不高，只有宋太祖趙匡胤是真正的武將出身，手下也是猛將雲集，比如：石守信、高懷德、潘美、曹彬等。但宋太祖之後，能拿的上臺面的武將只有狄青和岳飛，但這兩人結局都不咋樣。所以在宋仁宗時代，小小的西夏就看出了宋朝的外強中乾，李元昊竟然敢稱帝獨立，而北宋一點辦法都沒有。宋仁宗之所以評價特別高，就是北邊的遼國比較消停，不折騰北宋了，所以歷史也給宋仁宗給了機會。至於西夏，宋仁宗也沒辦法，獨立就獨立吧。這種以文制武的制度設計，造成了北宋嚴重的“三冗兩積”，形成了龐大計程車人官僚利益集團，長此以往，只要外部出現重大的軍事威脅，北宋就會轟然倒塌，只不過運氣好，一段時間內大家都相安無事。

二、王安石變法的本質是與士人官僚利益集團的對決。

士人中有沒有人看出當時朝政的弊端呢，有，還不少。但真正敢向士人官僚利益集團發起挑戰的只有2人，一個叫范仲淹，他搞了慶曆新政，沒幾年就失敗了。另一個叫王安石，他搞了熙寧變法，也失敗了。王安石變法的內容歷史課本交代的很清楚了，主要就是富國和強兵。富國就是削弱士人官僚利益集團的財富，加強中央的財政收入。強兵就是保甲法，試圖把募兵制改回徵兵制。北宋的基尼係數是相當高的，尤其是土地兼併嚴重，《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中的盛老太太，各種房契、地契，就是這種現實的一種反映。改革從古到今，都是個難事，也是個高風險的職業，比如商鞅被車裂而死。北宋當時的局面很清楚：“你不得罪龐大計程車人官僚利益集團，你就只能得罪天下的老百姓”，這些士人官僚利益集團都很清楚，如果長期下去，北宋將萬劫不復，但他們不管，只要他們好就行，所以才出了很多像晏殊、韓琦這樣的“太平宰相”，和現在的“寧可得罪幾個貪官,不得罪14億人民”的改革決心相比，當時的北宋實在太菜了。所以，王安石變法雖然是天才的改革設計，但在這幫士人官僚利益集團手裡推行，就大變樣了。即使最後的改革成果諸如對西夏形成的戰略優勢等改革成果，司馬光一上臺全部“自毀”。有人說王安石變法是北宋滅亡的主導原因，那麼試問沒有王安石變法，北宋就能安然無恙的活下去？

三、你不願意自我改革，自然有人幫著你改。

刀刃向內進行改革，確實很疼。但如果不改革，只能死路一條。從宋真宗澶淵之盟開始到宋徽宗時代，北宋實在是運氣太好了，北邊的遼國竟然不挑事了。歷史給了他們改革的機會，但他們怕觸及自己的利益感到肉疼，放棄了。他們聯合起來扼殺了王安石變法，其實也變相的扼殺了北宋王朝。宋徽宗時期，金國一群從原始部落走出來的人民，用“鐵與血”來教訓北宋不改革的後果，於是，東京傾覆，靖康之恥。只是這一天來的遲了一點而已，如果在宋仁宗時期滾滾殺來，他老人家也扛不住。後世還會評價他是“仁”宗嗎？我們這個民族奇怪的就是總會在最黑暗的時刻，有那麼幾個英雄跳出來，這次跳出來的是岳飛，他竟然在以文制武的時代，擋住了金國的攻擊鋒芒，把金國壓到了強弩之末。從此，南宋建立，偏安一隅，苟延殘喘。已經頹廢的金國無力發動新的滅國戰爭，南宋又在和平中享受最後的榮光。最後，當蒙元的鐵蹄踏過來時，宋王朝真正的“壽終正寢”。

四、今天的環境決定了歷史評價的上帝視角。

前段時間看了一篇文章，說的是蜀漢和曹魏正統的問題，認為蜀漢是正統的，恰恰都是東晉、宋、齊、梁、陳、南宋這些偏安一隅的王朝。我再一次覺得，評價歷史的我們無法擺脫我們所處的時代。現在的中國，坐擁960多萬廣袤的土地，我們即將實現民族復興重回世界之巔，現在去看兩宋，怎麼看都不順眼，甚至把北宋從大一統王朝的神壇上也拉了下來。至少對我來說，我怎麼看兩宋都不順眼，我在兩宋身上看不到民族自信，只看到一群蠅營狗苟、吟詩弄月計程車人官僚為了自身的利益，於國家利益於不顧，於民族復興於不要，根本沒有秦漢唐雄風，更沒有元明清氣度。我太渴望王安石變法成功，攻滅西夏，打通河西走廊，控制西域青藏，佔據河朔地區，居高臨下拿回幽雲。但後來想想，又很慶幸王安石變法失敗，否則就不會有元朝的大一統。如果宋朝活下來，估計今天的中國有漢地十八省就不錯了。王安石變法，無論成功還是失敗，不過是歷史長河的一朵浪花而已。後世只需要謹記：我們時刻都要保持刀刃向內的改革勇氣，敢於刮骨療毒、涅槃重生。

王安石變法是宋朝繼慶曆新政以後，最深遠的變法，對於他的變法古今中外看法不一，爭議很大。對於王安石，有人認為是偉大的改革家，也有人認為是最大的奸臣。但王安石變法出現的負面影響不能低估。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江西臨川人，詩人，唐宋八大家之一。早年做過地方縣令，在地方上有很大的政績。他和神宗趙頊堪稱明君賢臣的典範，提出了“三不足懼”的著名論斷，變法主要有：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市易法，置將法，免役法等等。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達到了富國強兵的目的，扭轉了對西夏戰局的頹勢，但根本上並沒有解決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反而帶來了新的問題。

一、財政收入增加，但人民的負擔更加沉重。王安石把政府看作數學模型，把百姓當作斂財的工具。例如青苗法表面上對農民扶持，實質上加深了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

二、皇權膨脹，破壞了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變法前，皇權較小，臺諫的力量得到加強，為解決三冗問題，加強了皇權，削弱了臺諫，使其成為統一變法的思想利器。

三、破壞了士大夫敢為天下先、涵養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社會風氣。從此以後，宋朝陷為了無休止的黨爭之中，宋朝始終無法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

四、加強了人身的控制，重新把農民限定在土地上，雖然減少了流民，但人身依附關係日益嚴重。宋初以來，宋朝集團採取務實態度發展海外留易，開展務實外交，宋朝民生經濟日益繁榮。人身依附相對松馳，大大緩解了階級矛盾。王安石重新變法，加劇了人身依附的關係。

五、新舊黨爭互相攻訐，傾軋。朝局嚴重動盪，黨爭使宋朝國力內耗嚴重，無法解決新舊社會矛盾。到徽宗時期，政治腐敗已成為社會最大的矛盾。

以上五條就是變法的最大隱憂，部分措施比較超前，現代市場化改革可能以此為藍本，都能找到它的影子。列寧稱他為11世紀最偉大的改革家；部分措施開歷史倒車，不符合時代潮流；變法失敗的最大原因，缺少一個成熟的改革綱領；變法過程中，急於求成，用人不當；王安石本人的品質問題。這些呢，匯成一句話，變法的主客觀條件尚不成熟，政治上缺乏經驗等等。但宋朝先進的文官制度，繁榮的文化，完善的社會保障，先進的金融思想都成為西方豔羨的亮點。

王安石變法又稱熙寧變法，王安石變法是仁宗嘉佑三年(1058年)冬，王安石在提點江東刑獄任內，奉命改任三司度支判官。次年春，他到了京城開封，上萬年書，系統地闡述了變法的思想。他指出，變法必須改革以求其能“合於當世之變”。變法的先決條件就是培養人才。王安石他本人主張廢除以文辭和記誦取士的科舉制度。官吏應從“鄉黨”選拔和錄用。王安石認為當時財政困難的癥結，不在官吏之多和俸祿之厚，而在於“理財未得其道”。理財應從增加社會財富入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王安石還曾經說，理財以農事為急，要發展農業生產，減輕農民疾苦，你要抑兼併，限制官僚、地主的特權。

王石把國家財政和社會生產緊密聯絡起來，以發展社會生產作為充裕國家財政的前提條件，比單純強調縮減財政開支的議論前進了一步。比范仲淹等人的改革主張也要深刻的多。王石在萬言書中告誡宋仁宗要“鑑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的歷史教訓。如果不變法那麼北宋很可能會遭到漢之張角起義，唐之黃巢起義似的打擊。綜上所述可以看出王石變法的目的是從整個地主階級的利益出發。企圖用改革的辦法，緩和社會矛盾，穩定北宋王朝的統治。

王石變法的內容大體可分三大類:

(一)財政經濟方面的改革

①均輸法。這一條件有利於減少國家開支，同時限制了富商大賈的投機倒把。

②青苗法。此法旨在抑制兼併之家的高利貸盤剝，對青黃不接的農民暫救燃眉之急。

④募役法。募役法使很多農民免除了苛刻的差役。使農業生產得到較多的勞動力。

⑤市易法。市易法的推行，打擊了大商人對市場的壟斷，平抑了物價，也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但是遭到了保守派和頑固派的激烈反對，促成王安石的第一次罷相和變法內部的分裂。

⑥方田均稅法。這項法對大量隱瞞田地的豪強地主不力，遭到了他們的反對和駁斥，僅僅在華北平原和關中盆地的五路進行過，以後便停頓下來。

(二)軍政方面的改革(強兵)

①置將法。置將法的推行，加強了北宋的邊防力量。

②保甲法。由此可見，推行保甲法。主要是為了加強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控制和統治。

另外，還推行了保馬法和在開封府設軍器監等

(三)教育和科舉方面的改革。(培養和選拔人才)

在教育改革中主要是在京師和州，縣廣泛興建學校，在太學實行“三舍”，廢除明經，諸科，只以進士事科取士；

總之，王安石的變法在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方面收到了某些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積貧”，“積弱”的局勢，特別是在財政上，熙，豐年間，出現了“中外府庫無不充衍”的局面，但是由於變法觸動了北宋大官僚，大貴族，大地主集團的既得利益，引起了他們激烈的反對和攻擊，使得推行變法舉步維艱。加上變法本身的一些弊端和王安石與呂惠卿等人的矛盾和糾紛，也削弱了變法派內部的力量。熙寧九年，王石看到難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再加上兒子的去世，對繼續實行變法失去了信心，便第二次辭去相位，從此不再參預國事。

總而言之，王安石仍然是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

要評價王安石變法，首先要明白王安石變法的初衷或者說目的是什麼。

其實很簡單，王安石變法是應新上臺皇帝宋神宗之需，解決富國強兵問題。其中最重要的目的是解決帝國的財政危急，也就是錢的問題，所以說他的改革主旨是為了給政府創造財富。

其次要知道王安石是站在什麼立場上來變革。

王安石實則是一個國家主義者，政府利益至上，變法的目的首先是富國強兵，其次才是其他。若說是為了蒼生黎民那純屬一廂情願。

說的簡略一點，王安石變法實則是以政府資源來與民營爭利，用政府手段收攏天下財富。另外有些法雖然客觀上也不錯，但執行又出現偏差。

舉兩個一般都認為是善法的法規：

比如青苗法，看起來是低息貸款。但其錯誤就是把貸款這種商業行為搞成政治任務，雖然說是自願，但地方上為了政績大多自行定貸款任務。有些農戶根本不需要，也要貸；富戶自然不需要，但按照規定一等民戶的貸款額度是五等的十五倍，不需要錢的額度高，真缺錢的額度低，還要富戶擔保，原來都是富戶掌握農戶實際情況，放貸給他們，現在不僅自己沒有利益反而承擔擔保風險。甚至城市平民也被貸款，如此一來窮人富人都怨聲載道。

再比如免役法。這是王安石最得意之法，也是得到不少反對派認可的一條。

免役法核心是將差役貨幣化，出錢的可以不出力，出力的可以不用出錢，花錢買服務，去掉一些特權階層免差役的特權。

法不錯，但執行上卻有問題，本來是由當地摸底按照財產多寡來定出等級收費，但有機構卻另設標準。此其一。其二為了交錢，很多人都賣糧換錢，糧食價格下跌，最終還是傷農。

這兩法都如此更不用說以政府控制商品流通與民間資本掙利的市易法，以官方採買替代地方供奉的均輸法，法家式的保甲法。

所以王安石的改革是建立在政府至上的基礎上，當然從個人清廉上來說，王安石於道德無虧。而且有些是“經是好經，但被念歪了”。

正如易中天教授在其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樣：王安石變法有四大問題，一是國家主義，二是政府萬能，三是理想至上，四是道德唯一。這四大問題的終極就是專制主義，從熙寧變法到靖康之難不過五六十年，由變法引發變味的黨爭彼此傷害，直接或間接導致了北宋的滅亡。

所以王安石對北宋滅亡是負有嚴重責任的。

王安石變法雖然被停止了以後，但王安石的人生並沒有受到很大的衝擊，但是在王安石死後有一段時間歷史對王安石的評價一直都是負面的。

從變法的角度來說玩時確實是一個失敗者，他的變法雖然解決財政危機，但是嚴重的剝削了百姓。在執行過程中，出現了很多不人道的行為，違背了當時社會的道德。而且動搖了統治自己的基礎，他的行為導致了朝廷中分成了支援變法和反對變法兩派朝廷之中掀起了一場又一場的腥風血雨。北宋本來就是文官集團的天下文官集團最怕的就是內鬥，從這個角度來說王安石變法確實十分失敗。

但是隨著時間的逐步推移特別是到了新中國成立之後晚安時就成了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對王安石的評價可謂是達到了新的高度。這種評價有其誕生的歷史背景，因為近代史期中國因為缺少改革造成了近百年的屈辱歷史。在這個時期改革成為了時代的新潮流，為了抬舉改革的高度只能把王安石搬出來大家讚揚。

王安石的出發點和思想確實是好的，因為他看到了如何才能解決北宋財政赤字的方法就是增加貨幣流通。而不是當時封建地主階級保守的思想，比如一司馬光為反對派的人物就認為王安石是在與民奪利。當時王安石的想法並不被大多數人所理解，所以在之前的過程中用強制的政治手段使得最初的目的變了味道。徹底的成為了剝削和壓迫人民的工具，很多的地方官員都在用這次改革的機會，來趁機為自己牟取利益。

王安石變法是北宋時期重要的改革。

1：背景： 范仲淹的慶曆新政失敗，北宋社會危機進一步加深。神宗時，王安石呈萬言書，指出了國家面臨的嚴重危機，必須再次變法，並提出了具體設想。熙寧二年，宋神宗決定變法，以王安石為參知政事，設立變法機關“制置三司條例司”，制定推行了一系列變法。

熙寧三年底，王安石升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一步改革。

2：內容： 變法是以“富國強兵”為宗旨，主要內容可分為 富國， 強兵，育才三大類。

富國：市均稅，募青水（市易法，均輸法，方田均稅法，募役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法）

市易法：北宋王安石變法時頒佈的一項法令。

其內容為：神宗時，由政府出資在京城設市易務，大量收購各種滯銷貨物，帶市場短缺貨物時，再賒銷給商人，於一年後加息二分償還貨款，此法後來在各地實行。

這是用國家權力限制大商人對市場的操縱，以穩定物價，國家收入也有所增加。

均輸法：均輸法”是宋代王安石的新法之一。

其內容：是調節物資供需關係、平抑物價以打擊大商人的政策。宋代賦稅部分徵收實物，當納稅戶在購買實物時，大商人從中操縱把持，加重納稅戶負擔，並影響國用。

方田均稅法：北宋王安石變法，推行的田賦制度改革措施。

神宗時期，由於土地兼併，瞞田逃稅現象日益嚴重，於是著手開始改革。

其主要內容是：對所有已經耕種的土地進行清查丈量。查清後，將田地的畝數，地形，四至，土質，以及田主的姓名--登記上冊，並按照土地的好壞分為五等，作為徵稅的的依據。

此法既可解決瞞田逃稅，增加稅源，又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的負擔。

但因丈量土地工作繁難，耗時較多，又遭到豪強地主的極力反對，因而只在少數地區得以實施。元豐八年廢除。

募役法：王安石變法頒佈的關於廢除差役施行募役的法令。

主要內容是：把原來按戶等輪流充當州縣差役的方法，改由州縣政府出錢募人充役。

募役所需費用，由當地主戶按戶等高低分擔，稱“免役錢”。原先享有免役特權的官戶，僧道戶，坊郭上戶，女戶等也要繳納半數的役錢，稱為“助役錢”，這使得很多農民擺脫勞役束縛，有利於農業生產。

青苗法：王安石新法之一，又稱“常平法”。

主要內容是：各地政府於每年正月和五月兩次貸錢穀給農村主戶，按戶等的高低借貸數目。

借貸期限為半年，出息二分。當時民間私貸利息很高，造成許多下等農戶破產，此法目的在於一直土地兼併，使農民免受高利貸的剝削，維持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政府也應此獲得利息收入。

農田水利法：農田水利法是1069年宋神宗在位期間由王安石主持新變法工作中的一項法令。 此法令規定各地興修水利工程，用工的材料由當地居民照每戶等高下分派。只要是靠民力不能興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貸款，取息一分，如一州一縣不能勝任的，可聯合若干州縣共同負責。

強兵：器馬保將（軍器監法，保馬法，保甲法，置將法）

軍器監法：負責監督製造武器；並且招募工匠，致力改良武器。

保馬法：北宋王安石變法之一。

宋神宗熙寧年間，規定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五路及開封府界諸縣 保甲養馬，戶一匹，物力高而自願者二匹，給以官馬，或官給錢自買。養馬戶可減免部分賦稅。三等以上戶十戶為一保，四等一下戶十戶為一社。保戶馬病死，由養馬戶單獨賠償；社戶馬病死，由養馬戶與其他九戶共償其半。神宗元豐年間又推行戶馬法及都保養馬法，哲宗時廢罷。

保甲法:北宋王安石變法之一。

熙寧三年（1070年）司農寺制定《畿縣保甲條例頒行》。

主要內容是：

十家為一保，五保設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

凡兩家有兩丁以上者，出一人做保丁。農閒時聚集，練習武藝。平時夜間輪流值班巡查，維護治安。此法的目的是逐步實現民兵制和募兵制相結合，以民兵取代冗兵，增強各地的武裝力量。

置將法：北宋王安石變法之一。

北宋舊制，分遣禁軍，輪番更戍京師和外郡，遂形成了“兵無常帥，帥無常師”的局面，導致了軍隊戰鬥力不濟；

主要內容是：在全國各軍事要地設定帶兵將領，共置92將，每將統兵三千人左右；

將領均選擇作戰經驗豐富的人擔任，專門負責訓練軍隊，凡實行將置法的地方，州縣不得干預軍政。此法的實施，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

育人：改科舉，分三設，編三經。

進行科舉制改革，廢明經、諸科，只以進士科取士。

進士殿試罷詩、賦、論三題而改考經義和時務策，增加法科。

官方興建學校，在太學實行“三舍法”，頒佈《三經新義》作為統一教材。

過程：熙寧二年王安石主持變法到元豐八年宋神宗去世，新法共實行了十六年，在富國強兵的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政府的財政收入也大大增加，軍事實力也有所增強，並在對西夏的戰爭中取得了一定的勝利。但王安石變法最終還是失敗了。

失敗原因：

1：變法派與保守派的較量。新法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了強烈的反對，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曾藉口維護祖宗之法，極力攻擊新法。

2: 政治變動。元豐八年，神宗去世，哲宗即位，高氏臨朝，重用保守派，變法派人物相繼被貶黜流放,變法失敗。

3：階級屬性。王安石失敗的直接原因固然是反對派勢力過於強大，但從根本上說，此次變法的主要目的是維護封建地主階級統治。

開始有宋神宗支援，但王安石本人過於固執，輕視流俗之輩，功高蓋主又危害士大夫利益，變法太急遭到嫉恨排擠，任用的官員急於求成，內耗黨爭愈演愈烈等原因造就了最終的失敗。這個是普遍的認知，概括說來，王安石一是與司馬關舊黨對立得太決絕，二是沒有得到下層民眾的利益，光是有躊躇滿志的宋神宗支援是遠遠不夠的，利益共同體太少，所以註定失敗。

但從變法的具體內容來看：

王安石是頂層設計的大家，可憐他眾叛親離，困於雄心。但他工作的勤奮、用心的良苦、設計的周全、為官的廉潔是不容置疑的。遺憾的是他的方法錯了，完全的頂層設計，用政府取代市場，國家壟斷取代個人壟斷，政府不瞭解市場的運作，因此頂層的設計往往不具備實際可操作性。頂層設計的另一問題是激勵不協調，甚至產生相互衝突的激勵，矛盾導致生產效率低下，不能做大蛋糕。黃仁宇對王安石變法的評論是離今之人近，古之人遠。因為他的變法充分體現了現代政府透過金融手段管理國家的精神，然如同王莽率先提出國家借貸的觀念一般，這種過於新潮的理念不適用於文官集團當政的宋代。我認為這才是根本原因。

熙寧二年二月，王安石開始實施變法， 他採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他以，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為原則，從理財出發，頒佈了，農田水利法、均輸法、青苗法、免役法（又稱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稅法，還推行保甲法和將兵法。

王安石的變法對於增加國庫有著積極的作用，同時也緩解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熙寧六年的一天，有人畫（流民圖），圖中暗示皇上說實驗是王安石造成的，因此神宗受到刺激，開始對變法產生懷疑。熙寧七年，王安石第一次罷相。熙寧八年，從召王安石復職，繼續執行新法。後來，王安石因愛子去世，求退金陵，從此靜心學問，不問世事。

公元1085年，宋神宗病逝，其子趙煦繼位，即宋哲宗，年僅只有十歲，其母宣仁太后以大皇太后的身份執政。而宣仁太后是原來宮廷中反對王安石的後臺。她掌權後更引用司馬光、文彥博等保守派到政府中，從而將反變法的力量聚集在了一起。

司馬光更以，以母改子，為由，反對新法。他把所有變法的責任都歸咎於王安石，全盤否定新法。於是新法大部分被廢除，許多舊法被一一恢復。他全部罷黜了王安石等人的變法派官員。變法派人人人自危，惶恐怖不己，直到宣仁太后死後。復辟舊制的反變法派才隨之垮臺。

歷史上總結其失敗的原因有，首先變法觸及了大地主打官僚主義的利益，遭到他們的反對，其次，神宗的立場不堅定，曾對憲法產生懷疑，王安石本人剛愎自用等，王安石變法最終以失敗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