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

粉骨碎身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一首《石灰吟》，更像是寫盡于謙的一生。

其含冤而死，從英宗復辟，就已經註定。

1，首先，來自英宗的恨之入骨；

英宗被俘後，希望明朝和瓦刺講和，贖回自己。于謙堅決抗擊瓦刺，使他在瓦刺吃了不少苦頭，所以對於謙恨之入骨。

2，生性耿直，為官清廉，得罪人太多；

英宗復辟的主謀徐有貞和石享，都和于謙有所間隙，甚至仇恨于謙。同時，耿直清廉的于謙，也是很多人上位的攔路虎，都想除之而後快。

3，聲望太高，功勞太大；

作為一名被俘虜過的皇帝，名聲一定差到極點。如果再留這樣一名，威望和名聲遠揚的耿直之臣，在身邊輔佐自己，英宗皇帝肯定很難混。功高震主，主難行，不管于謙再怎麼忠心，都免不了一死。何況是葬送大明精銳的英宗呢？留你于謙在，皇帝自己還有何臉面。

4，明朝，前期的太祖成祖，太過暴虐，下面的官員過得膽戰心驚。後面就形成了以地域和經歷，各自報團取暖，黨爭不斷。沒有仇恨，只因黨同伐異，也會致對方於死地。

于謙，或許就如他所寫的《石灰吟》一樣，揮散著中國文人的氣節，影響了那個時代幾代人。

首先，這個問題很有意思。在這個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沒有絕對的是非忠奸善惡。

忠和姦，都是相對來說的。對朱祁鈺來說，對整個大明王朝來說，于謙是扶大廈之將傾忠臣，是中流砥柱。

正統十四年，英宗北伐被俘，土木堡之變使得大明精銳盡失，最高行政班底十去七八，皇城人心惶惶。國不可一日無君，于謙這個時候站出來，擁鄴王為帝，領導了一場精彩絕倫的京城保衛戰，最後打贏了，于謙也一度收穫了自己應得的權利和榮譽。

不說他對大明王朝有再造之恩吧，至少也是一個時代的締造者。朱祁鈺喜歡他，他是典型的儒家知識分子形象，對內，用儒家的道德標準來要求自己，對外也用這個標準去要求別人，併成為一時之能臣，也可以說是權臣。就像後來的海瑞等人，雖自己有一世清名，但是得罪太多太多人了，徐有貞，曹吉祥，石亨等人就在這時對於謙埋下了仇恨的種子。

奪門之變後，英宗復辟，于謙也就成了第一個刀下的亡魂。于謙對大明，那是大功臣，殺他，一方面也是朱祁鎮對他的怨恨所致，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朝臣對於謙的攻擊，防人之口，勝於防川啊。

曾文正說，世人都愛美名，如我一人獨佔天下美名，那不美之名就留給了天下人。這樣的人，難免高處不勝寒，曲高和寡了。

于謙之死，是個我們每一個人值得深思的問題。一個嚴格恪守道德標準的人，一個有立身處世原則的人，如何落得家破人亡的結局？這不單單是一個時代的悲劇，也是一個人的性格悲劇。那樣時代，可能他沒有選擇。

幸好，這個時代，河清海晏，陽光明媚。

一、「吾惟有清風而已！」叢于謙性格看

先是參加科舉考試時，因為不肯給主考官額外的禮數，故招致怨恨，由狀元才被降到三甲第九十二名，幾乎名落孫山。

為官時，他看到國家處於動盪不安之中，可是官場裡許多人不以國家社稷為重，普遍存在著妒賢忌才、爭權奪利的現象。他十分痛心，曾自我期許：「千錘萬擊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石灰吟》）

那時太監王振權傾朝野，貪贓枉法、作威作福。每逢朝會，晉見王振的人都要奉獻一些金銀財寶，以求得仕途順利。于謙上京奏事，每次都是兩手空空、不帶一物。如果有人勸他即使不帶金銀珠寶，也得帶點土產做點人情，以免得招來禍患時，他往往揮動兩袖，笑著說：「吾惟有清風而已！」

不畏權勢，興利除弊

于謙相貌英挺、頭腦清晰，每次上朝奏事都是聲音宏亮、有條有理。當時漢王朱高煦（1380年—1426年）在山東叛亂，宣宗御駕親徵。高煦兵敗跪於軍前，于謙秉承宣宗之令，以高亢的語調，歷數高煦的罪狀，高煦渾身戰慄，頓首稱：「臣罪萬死！」

雖然是七品的小官，但于謙的優異表現，使宣宗對他另眼相看。明朝設立巡撫時，宣宗欽點于謙為兵部右侍郎，負責巡撫河南、山西兩省，把他一下子從七品直升至三品。于謙不負眾望，足跡遍歷兩省各地，到處視察政事、興利除弊。這一段期間，他創行平糶條例、義倉、平準倉、惠民藥局，並且無償貸給貧民大量糧食、加築黃河堤岸、允許百姓直接到衙門申冤等，使兩省百姓的生活獲得極大的改善。

為了黎民蒼生，于謙不惜得罪權貴，做了許多大刀闊斧的改革，可以說他人到哪裡，正義公理就跟到哪裡。

英宗被俘 于謙力挽狂瀾

後來，明朝邊防日益吃緊，兵部事務日益繁重。在此緊要關頭，于謙奉命入京，擔任兵部左侍郎一職。

當時蒙古瓦剌軍席捲南下，英宗聽信太監王振的話，御駕親徵，結果土木堡一役，明朝五十萬大軍全軍覆沒，英宗也被俘虜了。訊息傳來，人心惶惶，有人主張南逃、有人主張投降。在危急關頭，于謙挺身而出，痛斥主張逃跑或投降的人，並立即調集各路兵馬保衛京城。

瓦剌軍以英宗為人質，要明朝投降，否則就要殺掉英宗。此時又有人主張獻城投降，以保英宗之命，于謙義正詞嚴地質問：「到底國家重要，還是英宗個人的生命重要？」堅持拒絕敵人的最後通牒。

于謙一面調兵遣將，一面加強長城各關口的防守，同時要求嚴懲土木堡戰敗的禍首王振及其黨羽。此舉大快人心，令朝廷上下士氣為之一振。受到他的鼓舞，朝中大臣也逐漸恢復了信心，並以朝中不可一日無君為由，擁立郕王為景泰帝。

調集相當的兵馬後，于謙親自穿上盔甲迎戰敵人，將士們在他的激勵下，決心背水一戰。敵軍的首領也先（1407年—1454年）此次入侵，勢在必得。不料郕王即位使他的要挾失敗，而於謙的英勇更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在於謙的奮戰不懈之下，瓦剌軍大敗，也先倉皇帶著英宗逃出關外。

明朝獲勝後，論功行賞，于謙功勞最大，但他卻說：「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也，敢邀功賞哉！」並將勝利歸功於全體將士。

以莫須有的罪名遇害

于謙對也先的誘降、脅和、反間等各種陰謀詭計，一一予以擊破。瓦剌軍因屢次失敗，厭戰情緒日益高漲。也先見明朝無機可乘，於是遣使求和，並表示願意歸還英宗。不久，英宗被接回北京。對於英宗的歸來，景泰帝大傷腦筋，經過一番琢磨，讓他居住在皇城內的南宮。

幾年後，景泰帝突然病倒。石亨、徐有貞等奸臣見機不可失，於是率領千餘名士兵，撞倒宮門，擁英宗復位。這一場宮廷政變，史稱「奪門之變」，又稱「南宮復闢」。

英宗復位後，徐有貞等人以「意欲」迎立外藩為帝的罪名，誣判于謙與大學士王文兩人謀逆。審訊時，王文道：「迎立外藩須有金牌、符信，而且遣人必須使用馬牌，究竟有無此事，向兵部查證即知，何以無故冤枉人呢？」徐有貞強詞奪理說：「事尚未成，當然沒有實跡可查，但有此心即已可誅。」王文大聲說：「犯罪必須有證據，怎可任意揣測人心，陷人於死罪？」于謙平靜地對王文說：「算了，徐有貞等欲公報私仇，辯論又有何用？」審判官蕭維禎插口道：「於公可謂明白人，事關朝廷大事，承認死，不承認也是死！」說完就以謀逆之罪判處他們死刑，並下獄治罪。

于謙死刑案奏請英宗裁決。英宗見到奏章時，猶豫地說：「于謙實是有功，不應加刑。」徐有貞奏道：「不殺于謙等，今日之事師出無名。」英宗只好詔令于謙死刑。他死後，英宗派人去抄他的家產時，才發現他家裡沒有多餘的錢財，而正屋關鎖得嚴嚴實實。開啟來看，都是皇上賜給的蟒袍、劍器。

于謙死的那天，天氣陰沉陰雲密佈，全國的人都認為他是冤枉的。

後來繼任的兵部尚書陳汝言貪汙納賄，使于謙整頓國防之前功俱廢。不久，塞上又邊警頻傳，皇帝滿面愁容。恭順侯吳瑾在旁邊侍候，曰：「如果於謙在，一定不會讓敵人這樣。」

這一年，徐有貞被石亨中傷，充軍到金齒（雲南）。又過了幾年，石亨以謀叛罪下獄，死於獄中；曹吉祥謀反，被滅族，于謙的冤案得以真相大白。

于謙死後葬於杭州西湖，後人稱為於少保墓，與嶽王廟相映生輝。

于謙在土木堡之變的危急關頭，挺身而出，力挽狂瀾，有再造大明之不世之功，這是任何人都無法抹殺的，但是好人不一定有好報，能臣未必就能善終。

于謙的含冤而死，折射出的正是人性中的陰暗面。在小哥看來，他的死其實更像是事態發展的必然，這其中有對手，有敵人，但恐怕多少也有他自己的原因。

瓦剌人對他恨之入骨，借刀殺人

這個其實很容易理解，想當初朱祁鎮被俘，大明滿朝文武精英幾乎被端了個底朝天，欣喜萬分的瓦剌人以為明朝大勢已去，自己手握談判王牌籌碼，可以予取予求時，于謙的出現，讓他們的美夢竹籃子打水——一場空。所以，他們對於謙的惱恨是深刻的。

因此，當他們發現朱祁鎮這個燙手山芋放在自己手裡是塊雞肋，但送還大明卻還有利用價值的時候，毅然決定把他放回去。事實上，他們的毒計確實得逞了。

朱祁鎮在南歸之後，由於其身份的特殊性，成功攪動了大明的政局，最後奪門之變成功復位，於是把他眼中的異己，對大明有功，但是苦自己頗深的于謙給殺了，瓦剌人好一招借刀殺人！

朱祁鎮站起來，于謙就必須倒下

朱祁鎮灰溜溜地被瓦剌人遣送南歸，好不容易回到京城，但回來後卻發現，這日子真不是人過的！朱祁鈺把他當賊防，天下人看他這個被俘的前任皇帝也盡是鄙夷輕慢，這種悽苦悲涼，讓蟄居在南宮中的朱祁鎮深感世態炎涼。

這一切，在朱祁鎮看來，雖然也知道是朱祁鈺刻意為之，但于謙也難辭其咎。作為朱祁鈺最為倚重的大臣，他是有改變朱祁鎮現況的能力的，但現實告訴朱祁鎮，于謙恐怕是沒有尊重重視他這位上皇的。所以，在朱祁鎮心目中，于謙就是朱祁鈺的代言人。

奪門之變，朱祁鎮復位，于謙作為前任扛鼎人物，就必須拿下，否則朱祁鎮執政威信從何而來。于謙若在，那就是時時刻刻提醒天下人，你朱祁鎮是個差點亡國的昏君，要不是于謙，哪能有你今天！

所以，于謙的結局已是必然，有沒有罪不重要，因為妨礙皇帝的威嚴，就是死罪！

作為文官頭牌，政治鬥爭中必死無疑

有明一代，朝中文臣、武將、閹宦三派勢力互動得勢，你方唱罷我登場，在至高無上的皇權下並存，講究的其實就是一個平衡，這也是任何帝王都希望看到的局面。

但是在土木堡之變後這麼多年，于謙的存在，顯然極大地破壞了這種平衡。因為于謙實在功勞太大，相比之下，武將、宦官的勢力因為在土木堡之變中極其不光彩的表現，而被長期鄙夷壓制。以于謙為首的文官集團，一直以壓倒性的優勢屹立於朝堂之上。

但是月滿則虧，于謙有朱祁鈺的信任，在景泰帝麾下無人能及，但是被打壓的武將、宦官勢力又怎甘心久居人下。在他們眼中，于謙是共同的敵人，在朱祁鎮眼中，于謙也不是自己人，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所以，這三者為了共同的利益，很快走到了一起。

從這個角度說，于謙作為文官的領頭羊，必死無疑！

性格成就事業，但性格也決定命運

于謙的性格，剛正不阿，堅強不屈，立場堅定，眼裡揉不得沙子，應該說，這是他的優勢，尤其在土木堡之變後艱苦卓絕的北京保衛戰中體現的尤為明顯，這也成就了他再造大明的不世功勳。

但是，這樣的性格，太過剛硬，缺乏變通，而且往往給人的感覺是清高，不食人間煙火，無形中拉大了與人的距離。所謂太剛易折，在很多時候，尤其是政治鬥爭的特殊階段，這就成了他致命的軟肋。

其實，客觀地說，在一定的條件下，適當地以退為進，屈伸有度，反而能夠更有效地達成最終的目標，畢竟，這也是一種生存哲學。但于謙對待武人、閹宦這些非己陣營的人過於剛硬，在他眼裡，他忠的是天下，忠的是大明，而不是忠於皇帝個人，所以在朱祁鎮的處理上也欠缺點藝術，這些都為最後敵人的強勢反撲埋下了禍根！

謝謝邀請。關於于謙含冤被殺一案，行者認為兩個方面原因，一個是因為于謙的性格所致，于謙性格方正，有著讀書人共有的特點，認死理，倔強不彎，所謂秉直道而行，與當時官場風格格格不入。于謙嫉惡如仇，為民請命，經常與權貴作對。當時權貴官員講究排場，出行前呼後擁，而於謙出行只有官便服一套，瘦馬一匹，這種特立獨行的做法遭到很多人嫉妒。

于謙性格太剛直，人際關係搞得不太好。土木堡之戰後英宗皇帝被俘虜，于謙擁戴代宗繼位，代宗非常信任於謙，對他言聽計從，因此于謙得以掌權，穩定了朝中局面，集中人力物力，打贏了北京保衛戰。朝中官員們雖然敬佩于謙，但也暗地裡忌憚他。

于謙是個理想主義者，天真滴認為只要我做事上對得起天地良心，下對得起社稷黎民，就無愧於心，可是他低估了人性的醜惡。石亨驕橫不法，于謙懲罰之餘還為其開脫，打蛇不死留禍根。明知皇權爭奪最最冷酷無情，他偏偏要講究大義，不顧代宗反對堅持把英宗接回來，埋下隱患，最終死在上面二人手裡。

其實話說英宗並不是昏庸之人，但是涉及皇權，只能說于謙生不逢時。

一、瓦剌想讓他死

元朝自從被明朝滅亡後，便退到了草原，後來分裂為瓦剌和韃靼，但是他們都對明朝恨之入骨。不過，他們始終被明朝吊打。後來瓦剌勢力強盛，竟然擒獲了明朝的皇帝，他們復興的夢想似乎實現了。但是，于謙的出現，破滅了他們的美夢。于謙不僅擁立了新的皇帝，還打退了他們的進攻。如果不是于謙，明朝就極有可能滅亡，蒙古會重新入主中原，實現元朝的復興。

二、明英宗想讓他死

明英宗被瓦剌擒獲後，便成了囚犯。一開始，瓦剌還能禮遇他，敬他是一個皇帝，重要的是可以憑藉他皇帝的身份，從明朝那裡得到很多好處。他也確實有些手段，和瓦剌的一個首領成了兄弟關係。但是，由於于謙擁立他的弟弟成為新的皇帝，他這個皇帝位置就喪失了，受到了待遇也有了轉變，成了無用的廢物。明英宗被瓦剌放回後，又受到了自己弟弟的關押，比在瓦剌的待遇還要差。他自然恨透了于謙。

三、擁立明英宗復辟的人想讓他死

石享、曹吉祥和徐有貞等人擁立明英宗復辟，特別害怕于謙，因為于謙掌握著軍權。在他們看來，于謙是擁護明代宗的。不殺于謙，他們就師出無名，明英宗復辟沒有理由。不殺于謙，他們就沒有退路。

于謙被殺的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個人太過耿直；二是反對勢力的集中攻擊；三是明英宗的政治需要。

于謙個人太過耿直，把善恩是非分的太過清楚。這可以說是他個人性格的缺陷。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于謙以一心為公，忠於朝廷，對於朝堂上的不同聲音和反對聲音一概否定，沒有加以甄別和引導，致使個人樹敵太多。明景宗病重後，他失去最大的支援。 于謙

反對勢力的攻擊。于謙在明英宗被俘，明景宗當政期間得到了明景宗的全力支援，人事的任用，明景宗都會過問于謙，于謙根據實情回答，無所隱瞞，不避嫌疑和怨恨。因此，那些不被重用的人怨恨他，被任用不如於謙的嫉妒他。等到奪門之變，明英宗再登位後，前期受到過他打壓的人紛紛彈劾誣陷，明英宗本來還在猶豫，在這些人集火的壓力下，才下定決心殺于謙。 明景宗明英宗的政治需要。明英宗知道于謙對於朝廷很忠心。但是，明英宗作為一個二次登基，甚至採取了不合法手段再度上位的人，是不會把“前朝”的重臣留下來，一方面是要出於自己再度登基合法化的需要，另一方面一朝天子一朝臣，天子換了，朝臣自然要換。何況，當年明英宗被俘，是于謙把明景帝推上位的。明英宗眼睜睜等著朝臣救援，卻等來了對自己的拋棄，明英宗對於謙的怨恨也多多少少摻雜在其中。 明英宗

總的來說，于謙是因為自己性格的缺陷，導致樹敵過多，在支援自己的皇帝失位後，遭到反對者的聯合攻擊，加上二度上位的明英宗的政治需要而被殺，所謂的反叛只是一個簡單的藉口。

于謙的死因到底是什麼?是“擁立藩王入京”?還是有謀逆的“意欲”?我認為這都是表面文章，重要的是，明英宗朱祁鎮內心裡有這麼一種看法，你于謙藐視我的權威!

在土木堡之變之後，被俘的朱祁鎮成了瓦拉要挾明朝的工具，就在這個時候，于謙站了出來，他吼出了那句驚世駭俗的名言 ,“社稷為重，君為輕。”於是，朱祁鈺代替了朱祁鎮的位置。

我相信，以朱祁鎮的聰明和胸懷，他完全能夠理解那時那刻的于謙。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正是于謙主持的北京保衛戰，挽救了明朝的命運!然而，在“奪門之變”發生後，朱祁鎮的想法卻突然發生了變化，當石亨和徐有貞準備以“擁立藩王入京”的罪名搞死於謙的時候，朱祁鎮的想法是，現在老子已經復辟了，你于謙為什麼不出來支援我?而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據當年明月考證，于謙對“奪門之變”沒有做出任何反應，史書上只記載了于謙兒子和于謙的一番對話，他兒子問，“父親，你怎麼看這個事件?”于謙答道，“這都是皇帝的家事，我們外人最好不要插言。”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于謙承認了朱祁鎮復位的合法性，但他對“奪門之變”卻保持了一定的距離。而反應在行動上，也就是，他對朱祁鎮採取了一種冷漠旁觀的態度。那麼，此時此刻的朱祁鎮又是怎麼想的呢?我高調地復出，應該得到的是群臣的熱烈擁戴，然而，在那一群恭賀的大臣之中，我卻獨獨沒有看到那一個人--一個十分重要的人，那便是于謙!

也就是說，在朱祁鎮的內心深處，他感到的一種作為帝王的屈辱，你的冷漠旁觀不是預設和支援，而是一種無聲的反對!而在於謙那裡，我的冷漠旁觀就是一種最大的支援!

於是，在徐有貞拿出“擁立藩王入京”的罪名之後，十分睿智的朱祁鎮便大筆一揮，給於謙判了一個死刑!你于謙真不懂事呀，正好，我要拿你的人頭樹立我的權威!在明朝，“藩王入京”就是死罪，“擁立藩王入京”更是死罪，可問題是，這是一個虛假的訊息，然而朱祁鎮居然信了，而他相信的理由是，你于謙把我不做不當，你就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在這裡，關係學第一定律出來說話了，“你不把我當根蔥，那你又算哪根蔥呀!”

試想，如果朱祁鎮復位之後，于謙便第一個跑過去高聲祝賀，那結局又會怎麼樣呢?

看來，于謙果然不是玩政治的高手，而這就是于謙!

有詩為證:

石灰吟

千錘萬鑿出深山，

烈火焚燒如等閒。

粉身碎骨渾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間。

于謙(1398年5月13日-1457年2月16日)，字廷益，號節庵，漢族，杭州府錢塘縣(今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區)人。

于謙是文人出身，他的偶像是南宋名臣文天祥，土木之變發生後，他力排眾議守衛京師，避免明朝落入“靖康之恥”的悲劇。但是這位兩袖清風、一心為國的忠臣，卻在朱祁鎮復位之後含冤而死。

雖然時隔500多年，人們對於于謙的死仍然感到惋惜，但是放到當時的背景裡，于謙的死其實是必然的。因為重新掌權的明英宗恨于謙。

俗話說“國不可一日無君”， 土木之變後，朱祁鎮被俘之後明朝朝堂之上人心大亂，此時太子朱見深年僅2歲，顯然沒有能力拯救危局。於是于謙等人請求皇太后立朱祁鈺為皇帝，不過一開始朱祁鈺並沒有答應，在於謙等人的一再勸說之下朱祁鈺才正式登基。

黃軒飾演朱祁鈺

朱祁鈺在位的這段時間，也是于謙政治生涯的巔峰，他一次次拯救明朝於危難之間，讓也先的陰謀徹底落空。眼看北京久攻不下，也先便打算放了朱祁鎮藉此議和，明朝朝中不少大臣也力主接回英宗，但是朱祁鈺卻不高興了。

大臣王直等議遣使奉迎，帝不悅曰：“朕本不欲登大位，當時見推，實出卿等。”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顧理當速奉迎耳。萬一彼果懷詐，我有辭矣。”帝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

對於朱祁鎮來說，他能重回京師于謙是立了大功的，但是朱祁鎮對此卻絲毫沒有感激之情。因為在朱祁鎮的心裡，當初朱祁鈺登基是于謙一手促成的，而他如今雖然重回皇宮，但已經不是大明的皇上，而是成了一個沒有實權的太上皇。

朱祁鎮回來之後，他的日子過得並不舒坦，他被朱祁鈺軟禁在南宮七年之久。而更讓朱祁鎮無法接受的還有一件事，朱祁鈺奪走自己的皇位也就罷了，他竟然還讓兒子朱見濟取代了自己兒子朱見深的太子之位。

朱見濟只當了1年7個月的太子就夭折了，而朱祁鈺在做皇帝的第七年也突然一病不起。在朱祁鈺病重之際，此前被于謙得罪的徐有貞和石亨等人聯手發動奪門之變，朱祁鎮重新成為明朝的統治者。朱祁鎮復位後沒多久，朱祁鈺被廢為郕王很快就一命嗚呼了，而被朱祁鈺視為心腹的于謙也遭遇了滅頂之災。

霍建華飾演明英宗

于謙被冠上“散播謠言和意圖迎立襄王”的罪名，簡單來說就是謀反，最終被斬決，終年59歲。

回顧于謙的一生，他“重名節，輕名利”、“重成仁，輕殺身”、“重社稷，輕君王”，這些高貴的品質成就了他的清名，也讓他成為政治上的犧牲品。

那個時代，于謙做的是無比正確的，他是大明的功臣。

于謙擁立景泰帝，打贏北京保衛戰，要朱明王朝沒有傷筋動骨；

但是等奪門之變發生，明英宗復位，在明英宗眼裡，于謙做的對也好，錯也罷，都已經是過去式了，殺于謙也不會再威脅自己，為了給自己復位證明，順應一些彈劾于謙的臣子的想法，殺掉景泰帝的骨幹于謙，就覺得順理成張了。

于謙乾的活就是出力不討好的事，維護住了大明，做皇帝的還是老朱家的人，可最後卻是老朱家的人反過來殺了自己。

如果沒有于謙積極擁立景泰帝，也先會把明朝玩慘的，明英宗回來是沒希望的。而且之後于謙等人積極跟蒙古斡旋，明英宗都不知道啥時候回來。

于謙做的一點沒錯，錯就錯在那個時代，那個忠君時代，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忠心，皇帝做事不需要解釋。

明正統十四年，瓦剌首領也先率領蒙古騎兵兵分四路大舉進攻大明帝國。一心想建功立業、名垂青史的司禮監太監王振慫恿英宗朱祁鎮御駕親征。大軍在王振的失誤指揮下，潰敗並覆沒殆盡。英宗皇帝成了俘虜。史稱“土木之變”。訊息傳到京城後猶如天塌了一般，後宮皇后太后們哭聲震天；朝中大臣如同熱鍋上的螞蟻急得直跳腳。更要命的是瓦剌蒙古兵隨之兵臨城下。情況像極了北宋末年的汴京之圍。此時，于謙臨危受命任兵部尚書，全權負責籌劃京師防禦。于謙不負眾望、力挽狂瀾，經過於謙得當的指揮和明軍英勇奮戰終於打退了瓦剌蒙古兵。避免了像宋朝靖康之恥的悲劇。

蒙古人戰敗後把關押一年之久的明英宗朱祁鎮放了回來。回來後朱祁鈺將他軟禁起來。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明代宗朱祁鈺已病重，石亨和曹吉祥、徐有貞發動“奪門之變”，明英宗朱祁鎮復辟，英宗即位後立即把于謙捕入獄。以“意欲”謀逆之罪將於謙處以極刑。這種莫須有的罪名驗證於謙的冤枉之死！

于謙

于謙的冤死是皇室之爭的犧牲品，也是得罪小人的緣由：

1、在皇室之爭方面，于謙力挺朱祁鈺上任新皇帝，並參與更立太子和欲迎立襄王子。一系列的皇位之爭上無不在傷及朱祁鎮的皇權，朱祁鎮復辟之後必然殺之而後快，管你于謙對朝廷貢獻多大。

2、得罪小人：徐有貞、石亨。

徐有貞是當年京城之圍的“主跑派”，被于謙“提議南遷的人應當斬首！”攔下，臉面全無。之後徐有貞為了重新回到高位，也認為是于謙從中作梗讓他落選，所以一直對於謙懷恨在心。

石亨：于謙看他是人才並重用他，石亨呢就知恩圖報，主動舉薦于謙的兒子為官，而於謙是個清廉的人，知道後就很噴怒，破口大罵了石亨。石亨覺得於謙這個人不識抬舉，就開始倒戈，記恨在心。

“奪門之變”後，英宗立即逮捕了于謙。此時英宗認為于謙有功，猶豫不決，徐有貞進言說：“不殺于謙，復辟這件事就成了出師無名。”明英宗的主意便拿定了。殺于謙為復辟正名！一位忠心而忠烈計程車大夫就這樣冤死了！

于謙是一代忠臣能臣就這樣含冤而死，他的死外因是得罪了皇權、捲入了皇權的爭奪和得罪了小人。內因是自己性格的格剛正不阿，不懂官場潛規則。

朱祁鎮

朱祁鈺

離開了誰，地球都照樣轉，這句話說的沒錯，個人的生死，對自然界的影響是微乎其微的。

但是，對於歷史而言，一個人的選擇，和所作所為，卻極有可能，影響著未來的走向。

于謙之死？似乎還不足以作為一個問題來問。一般不外乎兩點，得罪人了，威脅人了。而偏偏這兩點他都有，不坐牢或者被殺，幾乎不可能了。

第二，他雖然掌控兵權，身居要職，但得罪和威脅的人卻是皇上，和擁立皇上的一派。再帝王當位的途中，萬人戰爭，在所不惜。更何況一個于謙呢？

像于謙這樣犧牲的人，在歷史上有很多，他們不是正派，也不是反派，只是權利爭奪中的犧牲品。

一天不容二日，一山不容二虎，都是最高權力鬥爭的犧牲品。嶽武穆直呼直搗黃龍，迎回二帝。這麼高調你讓趙構作何感想？于謙倒還好，沒那麼高潮。但是他忘記了老子在《道德經》裡的深刻洞察的文字，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在專制社會里，這句名言是那些功高蓋主的人絕對的保命妙方。

于謙是一位能代表中華民族脊樑式的歷史人物，在他的身上凝聚著愛國、勤政、為民、廉潔等崇拜品德。無奈當時明王朝宦官當政，皇帝昏庸，才會發生土木之變這樣的悲劇。于謙以一己之力拯救了大明王朝，卻慘遭無線，含冤而死。于謙的一生正如他詩中所言：“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而歷史最終也給了他公正的評價，他也與岳飛同葬於西子湖畔。明代詩人張煌言曾賦詩讚曰：“日月雙懸於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提問者提到于謙（不是喜歡燙頭髮的那位）“含冤而死”，于謙到底冤不冤呢？

皇帝在世、謀立新君就是謀逆

站在明英宗朱祁鎮的角度，“土木堡之變”後自己只是被俘而已，並沒有死。名義上，自己仍然是明王朝的皇帝！中國古代關於皇位的傳承只有兩條合法途徑：一、前任皇帝指定（含所謂“禪讓”）。二、符合“嫡長子繼承製”。景泰帝朱祁鈺是明宣宗朱瞻基庶出之子，非嫡非長；更重要的是，明英宗的兒子朱見深（後來的明憲宗）彼時已經被立為了皇太子！景泰帝哪一條都挨不上……

換言之，景泰帝缺乏合法即位的法理依據。他之所以能夠上位，理由就一條——國賴長君，可這並不是合法的理由！在明英宗看來，于謙推時為郕王的景泰帝上位，這就是“謀逆”！而且，這裡面還涉及到後世有樣學樣的問題，如果不剎住這股“歪風”，後世也趁皇帝不在北京來這麼一出，禍起蕭牆完全是可以預見的！因此，于謙必須死！于謙冤嗎？不冤。說到底，明英宗殺于謙，這才是主要目的，因為他開了一個後患無窮的先例。至於私人恩怨，只是小的方面。

明英宗與于謙的私人恩怨

前面所說的是公的方面，那麼接下來所說的就是明英宗和于謙的私怨了。如果說“土木堡之變”後於謙擁立景泰帝是出於公心，那麼明英宗被釋還北京之後，于謙就是在打自己的小算盤了。

景泰元年，明英宗就被也先放回了北京。按理說，彼時景泰帝立足未穩，如果於謙等人聯合孫太后進行干預，明英宗復位並不是沒有可能。但是，于謙出於自身未來考慮，保持了沉默。當然，也有人說于謙是為了避免內亂。但個人更傾向於前者，景泰帝在位，于謙有擁立之功，自然不是明英宗復位可比的！再後來，景泰帝幽禁“太上皇”明英宗，于謙同樣保持了沉默；景泰帝易儲，于謙也保持了沉默……換言之，于謙是鐵了心跟著景泰帝。這對於明英宗而言，不僅是不忠，更是積怨！“我朱祁鎮落到這幅田地，都是拜你于謙所賜！”不是嗎？

更重要的是，“奪門之變”時，于謙依然沒有重新站隊，而是選擇了保持沉默。這就使得明英宗徹底將於謙劃入了“郕黨”範疇，認定於謙根本不是為公，就是與景泰帝結黨篡逆，不是嗎？于謙冤嗎？不冤。

“奪門之變”時于謙為何不重新站隊

很多人都有這個疑問，如果說景泰帝在位時于謙為了利益保持沉默，那“奪門之變”發生時、發生後，于謙為何繼續保持沉默而沒有重新站隊呢？原因很簡單，橫豎都是個死，站隊沒有意義！

首先是前面說到的，不管于謙是否出於公心，在皇帝還在世的情況下，未經皇帝允許便擁立新君就是謀逆！為了避免後期有樣學樣、禍起蕭牆，明英宗必須拿于謙明正典刑！就算沒有後來的那些私人恩怨，于謙也必須死，哪怕是出於公心也改變不了這個現實。

其次，彼時景泰帝唯一的兒子朱見濟已經死了，而且病入膏肓的景泰帝並沒有明確指定皇位繼承人。一旦景泰帝嚥了氣，皇位的合法繼承人只能是被廢掉的前皇太子朱見深！這是《皇明祖訓》規定的，是祖制。如果於謙舉兵平叛，殺掉了企圖復辟的明英宗，結局會如何？殺了繼任皇帝的親生父親，還有活路嗎？除非景泰帝緩過來，可這種機率非常小，而且“奪門之變”已經發生了，景泰帝緩過來又能如何呢？

總之，于謙重新站隊也是死，出面平叛也是死！倒不保持沉默、如坦然面對死亡，以免增添新怨、激怒復辟的明英宗導致更大的報復與清算。方孝孺被夷滅十族的先例離於謙並不十分遙遠，不是嗎？

于謙指揮了北京保衛戰，避免明朝重蹈靖康之恥，本是大功臣一個。然而卻被明英宗“痛下殺手”，為什麼呢？

01功勞太大，招來忌恨

于謙指揮明軍，打敗了不可一世的瓦剌軍，因此被代宗賞識。而且，代宗對這個于謙可謂是“集萬千寵愛於一身”：

代宗即位以後，對立下赫赫戰功的于謙是言聽計從。每回大臣一上奏或是有什麼大事，首先要問問于謙的意見。

平時有什麼好吃的，都要給於謙一份。

于謙身體有疾病，代宗就命御醫給他治療。甚至，代宗還親自給於謙採露水喝。

看到于謙這樣被皇上寵著，一些心眼小的大臣就看不過去了，紛紛想法子給於謙點教訓。他們上奏彈劾于謙，可代宗不聽，就覺得於謙特別好。

02為人太過正直

而這樣一個皇上面前的大紅人，卻不驕不躁，也不培養自己的勢力。這是因為，于謙本人很正直，他一直看不慣官場腐敗、結黨的作風。

如果看到阿諛奉承、一天不敢正事的官員，他會選擇直接批評。

因此，天不怕地不怕的于謙得罪了很多人。

03皇帝的冷落

話說代宗當了一會皇帝，猛一回頭想起來太子竟然不是自己兒子，而是哥哥朱祁鎮的兒子。

他越想越氣，恨自己當時為什麼不廢了太子，改立自己的兒子為儲君。

所以當上皇帝后的一段時間，代宗就計劃著立自己兒子為太子。但是，他自己又不好開這個口，一直盼著有大臣能提這件事。

不過，這個于謙劍走偏鋒。不論是皇帝給他多少賞賜，他都斷然拒絕。皇帝正在興頭上，突然遇到個這麼“不長腦子的”，一怒之下竟從此疏遠了于謙。

一些小人看到于謙失勢，就趁機展開報復。

04陰險小人徐有貞、石亨

徐有貞

當年北京城保衛戰前，徐有貞主張南遷，但是遭到了于謙的反對。最後，因為于謙的智慧，明廷成功擊退瓦剌軍。

而此時的徐有貞，心裡自然不好受。從此，徐有貞和于謙結下了樑子。

石亨

同樣是北京保衛戰，與徐有貞不同的是，石亨擔任了總兵官一職。戰後，他被封侯。

石亨還算是個有良心的人，認為自己的功勞沒有于謙大，賞賜卻比于謙多，非常慚愧。於是，他打算舉薦于謙長子于冕為官。

但是于謙是什麼人？大清官一個，皇帝的賞賜他都不要，何況是石亨獻媚呢？他斷然拒絕了石亨的好意，並且嚴詞批評了他的這種腐敗作風。

石亨因此忌恨于謙。

于謙被處死

代宗命不長，徐有貞、石亨等人趁機擁立英宗復位。景泰八年，英宗復位，改元天順。

成功輔佐“太上皇”復位，徐有貞、石亨二人自然是立了大功。也因此，二人權傾朝野。

于謙沒了代宗撐腰，成了“孤家寡人”，徐有貞、石亨自然是不能放過這個機會。他們一得勢之後，就對於謙展開瘋狂報復。

於是，他們以“謀反”的罪名逮捕了于謙。可是，判刑得要證據，于謙忠臣一個。他們無論怎麼蒐集，也找不著證據。

最後，只能以“莫須有”（徐有貞誣告其“想要”謀反）的罪名，判處於謙死刑。

于謙位高權重，案件鬧到了英宗那裡去。英宗是個好人，他不忍殺害一個忠臣。可是徐有貞說：

皇上，您要是不殺于謙，這次行動就沒有理由。

英宗想想也是，無奈只好同意殺死於謙。後來，英宗的兒子憲宗親自為于謙平反。

這幾天，一直在瞭解明朝的歷史，在“土木堡之變”和“英宗復辟”的故事之間，總是覺得缺少點什麼，題主提醒了我――于謙的“北京保衛戰”是不能忘卻的回憶！！！

明英宗朱祁鎮在太監王振的蠱惑下，玩起了御駕親征，結果在“土木堡”把明朝的精銳毀於一旦，自己也做了“人質”，在大明危亡之際，于謙站了出來，先擁立朱祁鈺做了皇帝，後在“北京保衛戰”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立下了“救國”的功勞！

然而，于謙在“英宗復辟”以後，含冤而死，這又是為何呢？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又一種版本！在明英宗時期，于謙就是兵部侍郎的職位，就算不是十分得寵，起碼也是朝廷重要的官員，而且於謙當官的名聲非常好。“土木堡之變”以後，為了保護好大明江山，于謙帶頭擁立朱祁鈺做了皇帝，併成功擊退也先的部隊，保衛了北京城，自然受到了景泰帝的重用。明英宗朱祁鎮復辟成功，自然要報復把自己變成太上皇的于謙，而那些擁立他的小人們也樂的落井下石，所以，明英宗復辟成功，于謙就必然得不到善終！二進宮當皇帝的明英宗也只是個庸人！明英宗第一次當皇帝的時候，任用大太監王振，導致朝綱混亂，最後在“土木堡”把明朝的基業差點毀於一旦。作為皇帝，這事他有難辭其咎的主要責任。當了幾年太上皇，被擁立重新復辟當了皇帝以後，他任用那些擁立他當皇帝的小人們，導致一批功臣含冤而死，其中首當其衝的就是于謙。一個連人都分不清的皇帝，除了高居其位，他有什麼本事？庸人一個罷了！于謙清白一世，卻沒有給自己留好後路！思前想後，我可以尋找許多外部的原因來為于謙開脫，但總有那麼一絲想法，我覺得於謙應該為自己謀條後路。人都說應該死而後已，可是好人、功臣我認為得有一個好的下場，這一廂情願是因為我相信天地自有公道，古代計程車大夫們抱著一腔熱血，上演著“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連臺好戲，可是這些粉墨登場的歷史人物，我覺得值得敬佩的，總是希望他能有一個好的下場，而於謙的悲劇，總讓我心心念念不忘，希望哪怕或者他也許可以自救。。。。。

于謙的不得善終，是歷史的悲劇，也是正常的延續，總是各種原因交織而成！

于謙作為明朝的一位大忠臣，以“意欲迎立外藩”的“謀逆罪”，被明英宗殺掉。

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南宋時，愛國英雄岳飛力主抗金，被奸佞小人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三百年後，抗擊蒙元貴族入侵的于謙以“意欲”謀反罪被處死，罪名都耐人尋味。

綜觀歷史，有許多對國家忠誠，對民族有大義的忠臣，卻往往不得善終，實在令人扼腕長嘆。

他們死亡的原因往往就是功勞過大，引起一些利益集團的嫉恨與排擠。他們性格往往也是剛正不阿，眼裡揉不得沙子，常常也會得罪一些小人。歷史上小人的殺傷力特別巨大。

先來分析于謙的性格。

于謙是一位完美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他有忠誠無私的人格與濟世為民的抱負。

年輕時，他就以一首《石灰吟》言明心志：“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身碎骨混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他始終如一地嚴格要求自己，過著苦行僧式的生活。于謙被抄家時，家裡除了代宗賜予的寶劍等物品外，別無餘物。

就是由於他剛正不阿的性格，得罪了很多的小人，比如說奪門之變的三功臣石亨、徐有貞等，于謙對他們都有提拔、知遇之恩，可惜最終就是這些小人害死了他。

第二，他得罪了明英宗

土木土木堡之變後明英宗被俘，當時任兵部侍郎的于謙為了斷絕瓦刺利用明英宗進行政治訛詐的陰謀， 建議皇太后立英宗之弟朱祁鈺為帝，年號景泰，遙尊英宗為太上皇。景泰帝升于謙為兵部尚書，全權佈署保衛北京的各項事宜。

在於謙的領導下，北京軍民贏得了北京保衛戰的勝利。

後來瓦剌敗退，出長城之後，覺得繼續扣留英宗已經沒有任何意義，於是把他放了回來。景泰把這位“太上皇”安置在南宮“頤養天年”。說是頤養天年，其實是軟禁，並以錦衣衛對宮門不但上鎖，並且灌鉛，食物僅能由小洞遞入。

明英宗被俘後，于謙為了國家的穩定著想，立了明英宗的弟弟朱祁鈺做了皇帝。這一行為肯定會讓明英宗記恨他。回來以後自己莫名的成了“太上皇”毫無實權，他那種心裡的失落感可想而知，而且這個太上皇日子並不好過，這在無形中又加劇了他對於謙的憤恨。

第三：南宮之變，明英宗復辟成功。

景泰八年（1457年），景泰帝突然身染重病，臥床不起，而太子這時已經早逝，皇位繼承權發生了問題。

武清侯石亨、御史徐有貞、太監曹吉祥等野心家勾結了起來，在正月十六日凌晨發動政變。

明英宗被廢八年後又重新登上了皇位，雖然他知道于謙是個忠臣，但這場政變重登帝位的他，總要有人埋單。作為擁立代宗的第一人——于謙自然是他下手的目標。

所以明英宗恢復帝位後，一上臺就以“謀逆罪”為藉口殺了于謙，一位忠貞愛國之士就這樣死於非命。

天順元年（1457年）正月二十二日，于謙被押往刑場，北京百姓聞之，夾道痛哭，行刑之時，巧逢陰雲蔽天，可謂天怒人怨。

抄查于謙私宅時，什麼值錢的東西和謀逆的罪證也沒有查出來，于謙的住室僅遮風雨，四壁蕭然，除了書籍之外，家無餘資。錦衣衛計程車兵見之，不禁潸然淚下。

明英宗知道後，也有些後悔，竟然意氣用事殺了這樣一位賢人，不過讓他更後悔的是蒙古騎兵不久又入侵邊境，他竟然再也找不到像于謙這樣有能力的人去抵禦外敵了。

成化二年（1466年）明憲宗為于謙平反昭雪，將他的故宅改為“忠節祠”。

1984年北京市政府公佈“忠節祠”為市文物保護單位。

1）土木堡之變後，瓦剌大軍在也先的帶領下，直撲北京城！

一時間京師人心惶惶，是打是逃，眾說紛紜，時任侍講的徐有貞以星象有變為由，主張南遷，他這一建議被于謙當堂打斷。

“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明史》

由此，埋下了後來奪門之變後，被徐有貞清算的禍根。

2）朱祁鈺登上大明政壇後，在陳循、于謙、王直等一干文臣的支援下，不僅取得了北京保衛戰的勝利，還坐穩了皇帝的位置。

故而，在景泰朝，于謙很受朱祁鈺的重視，但他為人正直，說話不考慮他人的感受，往往得罪了同僚而不自知！

太子太師、武清侯石亨，在京師保衛戰中所立下的功勞並不弱，但他在正統朝時，因為違反了軍法被削了職。

但于謙以天下為重，以大明江山為重，他認為人無完人，何況石亨犯的也不是什麼十惡不赦的大罪，所以在景泰帝朱祁鈺前替石亨求情，讓石亨立功，並將自己籌練的京營交給石亨管理。

石亨此人也並不是完全沒有良心。

他感念于謙的好，記掛于謙的恩，如果不是于謙，他是不可能受封太子太師、授爵武清侯的。為了投桃報李，他向朱祁鈺上疏，保舉于謙之子于冕進京做官。

但這件事，讓一片公心的于謙大為不滿。他認為石亨此舉，是濫用國家賦予的職權，進行私相授受，於公，不利於國家人才選拔；於私，有拉幫結派之嫌。

所以，他回絕了朱祁鈺，但也由此埋下了奪門之變後石亨對他進行報復的禍根！

“國家多事，臣子義不得顧私恩。且亨位大將，不聞舉一幽隱，拔一行伍微賤，以裨軍國，而獨薦臣子，於公議得乎？臣于軍功，力杜僥倖，決不敢以子濫功。”---《明史》

3）土木堡之變後，皇帝朱祁鎮被俘，大明陷入了無君的狀態。

怎麼辦？必須重立新君，以團結士民、官軍，抵抗即將入侵的瓦剌大軍，但這個皇帝由誰來做，是個十分現實的問題。

按照嫡長子繼承製，朱祁鎮是有兒子的，他就是朱見深（朱祁鈺登基前，名叫朱見濬），按照禮法，繼位的應該是朱見深。

但于謙認為主少國疑，如果讓朱見深做皇帝，是不利於大明朝徵調資源全力對抗瓦剌的。只有扶持一位年長的皇族成員做皇帝，才是最穩妥的做法。

為此，他力排眾議，向皇太后孫氏上疏，堅持要求改立郕王朱祁鈺為帝，以保持大明朝政能夠後顧無憂，全力抵抗即將到來的瓦剌大軍。

初，大臣憂國無主，太子方幼，寇且至，請皇太后立郕王。王驚謝至再。謙揚言曰：“臣等誠憂國家，非為私計。”---《明史》

于謙這種做法，在我們後人看來，是大公無私的，也是最符合時局的。但在當時，對已經成為瓦剌俘虜的朱祁鎮而言，就屬於無君無父的行為。

皇權時代，一旦你被皇帝認定為不忠之人，那麼即使再有治國的才能也無法善終。

所以在奪門之變中，朱祁鎮點頭同意誅殺于謙，也就成了必然！

4）汪郎說：于謙於忠肅公，一代人傑，奪門之變後他含冤而死，這是明朝歷史上無法掩蓋的痛，也是朱祁鎮無法洗刷的汙點。

我們今天懷念于謙，懷念的是他天下為公的高尚品格，懷念的是他面對生死時的坦然，懷念的是他為國而甘願奉獻自己的偉大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