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來說一下節度使這個職位在唐朝的興起吧。

我們知道唐朝是一個經常開疆拓土而且軍事實力雄厚的朝代。唐太宗時期，天下剛剛安定不久，突厥人就趁火打劫，大局入侵中原，最終在李世民的大膽談判之下，突厥人帶著滿車財富離開了中原，李世民視其為奇恥大辱在短時間得修養之後直接投入到對戰爭中。唐太宗堅信，出動出擊，才是最好的防禦。

其實節度使制度在唐太宗時期並沒有得到確立，節度使制度實際上是開始於唐睿宗時期，到了唐玄宗執政時期才開始逐漸掌握大權，形成一種政治制度。

但是不得不說，到了一開始節度使還能夠控制住，但是到了玄宗後期節度使制度逐漸成為一個政治毒瘤。

我們前面說到，唐朝在短時間內就從百廢待興到出兵突厥，這跟募兵制有這很大的關係。募兵制也就是節度使的前身，它原本就是為戰爭做準備，大量的府兵給國家財政帶來的巨大的壓力，使得中央政府對地方財政經常支援不上，所以為了緩解壓力，中原王朝開始支援部分地區自給自足本。這也使得節度使逐漸染指駐軍地的財政權。軍權、財權到後來地方上的人力物力也同樣需要，為了一勞永逸方便管理乾脆連行政權也交給節度使。

中原王朝算是輕鬆不少，但是為後來的叛亂埋下了禍根。節度使是否忠心又是一個問題，所以說一但用人失誤，就可能造成天大的惡果。

大唐初年並無節度使這一官職，行軍打仗多以皇帝任命某高階將領為主，以大唐帝國突襲突厥為列就任命李靖為行軍道大總管統領節制幾十萬大軍，戰事一但完成，大權歸復於中央，這一制度有効的加強了中央集權，軍權司政於皇命，為大唐天下安危做出了巨大貢獻。但隨著時光的流逝形勢有所不同，天下大事紛爭緣緣不斷，為治理天下的各重要轄區，才設立了節度使制度，但府兵制以名存實亡極大的制約了軍隊的執行，才又採用了募兵制以戰養戰，地方軍分割槽也參與了財政事務，這一切均形之有效的執行著，地方蕃鎮也不敢輕舉妄動，自唐玄宗老眼昏花重用倚重安祿山始制度形同虛設，一個雜胡將領僅獨領三鎮節度使大權，豈會天下不亂，天下大勢正可分而制衡必心有敬畏，誰敢胡為造次。因此安祿山提撥任命了千餘名將軍，成為化外重地天王老子天下第一。才喪心病狂的發動了蓄謀已久的安史之亂，從此天下大亂經八年的堅辛剿亂，終於平息了這一場禍國殃民的暴亂。但大唐也由此由盛而哀積重難返，在眾多節度使大將中起初中央尚可有効的任命和撒換，但這一切皆積於有品德知恭順的將領和節度使。如郭子儀，李光弼等眾多將領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眾多不知天高地厚的地方勢力尾大不掉，形成了大大小小勢力不圴的地方割據勢力，唐德宗再時也曾一度令李塑大力平剿有利的築固了中央集權。到唐未黃巢舉義時天下大亂中央失去了向心力，採用了用賊防賊的爛掉牙政策，才令大老粗流氓叛匪朱溫登上了大雅之堂，開始了惡夢的般的掘墓自坑之路，否則天下豈會失控覆水難收。

1．唐均田制度的崩潰。

從高宗、武后以來，均田制漸趨破壞，流民、逃戶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玄宗時期曾採用很多種辦法試圖解決。

一是重申均田法令，嚴禁流徙；

二是檢括客戶，聽其所在落籍；

三是招募流民客戶充軍。

於是，由於均田制度的崩潰，導致了唐兵制從府兵的徵兵制，向募兵制演化。

2、巨大的擴張機器無法繼續執行，唐代邊疆形勢開始由攻轉守。

節度使制度的開端，是從唐開元天寶年間所設立的緣邊節度使。

在這以前，唐在厲兵秣馬擊敗了東突厥之後，實際上對外用兵一直都是保持著旺盛著擴張進攻的。

唐初先後擊破了東突厥，薛延陀，降伏漠北諸部，設立都督府；

此後，又打敗西突厥，滅高昌，於其地設立州縣治理，奠定了唐朝遼闊的疆域。

但進攻的步伐還沒有停止，顯慶年間又平西突厥賀魯，設立二都護府統

這個問題可以從唐朝軍制的變遷來得到答案

1，唐初是府兵制，這一制度源自北周和隋朝。

唐初中央掌管軍隊的是“十六府”，至高宗年間改為“十六衛”，其中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衛不參與府兵管理（李元芳就是千牛衛的），所以天下府兵的領導機構事實上是十二衛。

唐朝全國設有600多個折衝府，並以十二衛遙領天下府兵，戰事起，則選府兵出擊；戰事結束，府兵仍歸原地。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李靖滅東突厥，還是蘇定方滅西突厥，打完仗還是要回朝的，這就是“出將入相”。

也就是說，唐初是居重馭輕，舉關中之重以馭四方。

2，從唐玄宗時期開始逐漸演變為募兵制

打下來的領土總是要守的。唐朝的統治核心就是“十道”（後來分為十五道），而新開闢的疆土最初用“都護府”來羈糜。

但都護府並不穩定，時降時叛；同時隨著版圖的擴大，每次都從中央率府兵出擊也不現實，也來不及。於是，節度使這一職務便出現了。

節，即朝廷賜以旌節，是一種全權印信，持節便可全權排程軍隊，故稱節度使。

節度使的出現，體現的是大唐擴張到一定限度後採取的守勢，在古代的生產力下擴張是有極限的，當不能繼續擴張時，守住已經打下的國土便成了必然的選擇。

節度使最初只掌管軍隊，後來由於管理糧草調配等需要逐漸變成了地方軍政大員，成為封疆大吏。

這一時期，唐朝的府兵制已經瓦解，它無法適應唐朝不斷擴大的版圖。於是，各節度使的軍隊由各自所募，他們不再是平時農耕，戰時打仗的府兵，而成了職業兵。

唐高宗時期大唐版圖最大，但設立了十大節度使的唐玄宗時期無疑是對領土控制最強的時期。

3，節度使不是分封制，如果一定要比，它與漢朝的州牧，明清的總督其實本質上沒有區別，同樣是中央集權。

只不過，中央集權也需要中央政府本身的能力做後盾，而唐朝後期的大多數皇帝顯然是沒有這個能力的，只有唐憲宗一度中興。

唐朝中央政府之弱，囿於節度使的做大和藩鎮的形成；而唐朝在安史之亂後又延續了150年，同樣因為節度使的強大和互相牽制。

這就像是和麵一樣，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再加面，終於變成能撐死人的一大盆。

唐朝的節度使制度前身是起源於武則天臨朝稱制時期的各地軍鎮。

當時的唐王朝對外軍事戰爭方面，與李世民時期已經有了一個顯著的不同，就是主動進攻的往往都會失敗，而固守堅城獲得勝利的可能性比較大。

於是，對於李治武則天這些不懂軍事的掌權者來說，最佳選擇就是把原本邊州的非常設駐軍改為常設駐軍，加強防禦以提高對外戰爭的勝率。當時還基本上是以大唐基本行政區域州為單位，每州安置一鎮駐軍，人數從數千到一兩萬不等。為了便於補充兵員及物資，這些駐軍的長官往往都是當地的刺史或都督，這就是唐王朝時期的邊境地區地方軍事化（或者叫軍事地方化）。

大唐的軍鎮從武則天時期開始設點佈局，首先從與吐蕃爭奪的安西四鎮開始。唐睿宗時期首次出現節度使頭銜，唐玄宗時期覆蓋全國各邊州的軍鎮佈局基本完成。為了讓各州駐軍能夠協同作戰，唐玄宗又把以州為單位的駐軍提高到以道為單位，就出現了天寶十大節度使。

整個過程中，每個人都是為了國家好，每人也都只做了一點點事情，但就是這麼一群好心人讓節度使制度這頭猛虎逐漸長大。

李林甫掌權之後，又加大了節度使的權力，取消了出將入相制度，胡將也能任節度使要職，把節度使制度的最後一點束縛都解除了。於是，猛虎開始傲嘯，盛唐於是終結。

這個過程中，未必沒有有識之士意識到其中弊端。

但從武則天到李隆基，個個都是實用主義者，節度使制度的優點立竿見影，問題卻一時半會不會出現，提建議的人要是不能提出更好的替代建議，就會被他們當做腐儒的妄言。

（史書中記載，狄仁傑曾經提出要撤銷安東、安西都護府，原因是靡費過多。之前我個人覺得狄仁傑見識不夠，現在想，沒準狄仁傑就是已經看出了這種弊端。）

就像現在我們知道，城市建設不能攤大餅。比如北京市，經過幾十年的建設積累，這張餅已經相當的大，但仍然不足以滿足幾千萬人的需求。這個問題實際上是無解的，除非遷都，而在下定決心之前，這張餅仍然將會不斷的擴大。

同樣道理，經過武則天、李隆基（中間還有唐中宗、唐睿宗）的多年積累，唐王朝的邊州軍鎮制度已經布點完成，之後結果必定就是節度使制度，而節度使稍有不慎必定轉變成藩鎮。在中央政府實力足夠的情況下，即使藩鎮也無關緊要。但千日做賊不能千日防賊，一旦中央政府出現問題，藩鎮必定會起兵造反，甚至這和藩鎮將領的個人忠誠都無關，只看利益二字。

總之，唐朝的節度使制度就是一個漸進演變的過程，能一直保持的最大原因就是有立竿見影的效果，且沒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替代。

1、東漢的州牧、唐代的節度使、宋代的安撫使/制置使、明末的經略/督師、清後期的總督，大體都是中央放權，地方“軍政財”三權合一的產物，其背後直接原因很類似——戰爭！頻繁的戰爭！2、皇帝們都不傻，設立“天寶十節度”的唐玄宗更是能力一流（中前期）；若沒有強大的外部壓力（唐玄宗時四面用兵：吐蕃、契丹、中亞、南詔），才不願意把內部權力放手。戰爭比拼的是效率，所以初設節度使有些好處。3、但唐玄宗的最大錯誤，是後期怠政，還讓節度使長期“統兵權、調兵權一體，而不是分離"；還讓心懷鬼胎的安祿山身兼范陽、成德、魏博三鎮節度，掌握全國近半數的機動兵力，最終釀成安史之亂，大唐由盛轉衰。

一、戰爭狀態下“軍政財權”合一，暫時提高效率

戰爭比拼的是效率。縱觀歷史，都有為勝利“暫時提升將權”的例子。譬如唐初統一戰爭、邊境戰爭頻繁，便臨時設定“XX道行軍總管”，提升將領許可權，戰事結束後解散編制。如李靖便被唐太宗命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統率十幾萬軍隊，出擊突厥。

這和秦漢初期的“將軍”何其相似~

到大唐開元年間，意氣風發的唐玄宗把盛唐推到極致，勤修內政，四處用兵，唐代史學家杜佑（杜牧的爺爺）在《通典》中說：

“我國家開元、天寶之際，西陲青海之戍，東北天門之師，磧西怛邏之戰，雲南渡瀘之役，沒於異域數十萬人。”

同時吐蕃、契丹、中亞、南詔四個戰略方向開戰，何等強盛！但頻繁的戰爭也讓唐軍損失慘重，死於異域數十萬人。

政治家、軍事家不是歷史家，我們先不用“均田制破壞、府兵制破壞”這樣的趨勢分析唐玄宗行為，起碼李隆基必須解決的一點，怎樣在領土擴張到極限時，保持大唐的戰爭效率，尤其是偏遠邊境的戰爭效率。

如怎麼解決軍餉、撫卹問題（財政問題）、怎麼招募新兵（軍事、行政問題）、怎麼解決後勤問題（農業時代的運輸問題、財政問題）、怎麼管理剛打下來土地和周邊的行政（行政問題）等等。

（唐朝疆域廣大，超過1200萬平方公里，卻要在四個方面同時用兵）

軍人出身的唐玄宗，順理成章的想到“地方權利集中”的節度使制度。

節度使制度初期確有好處，基本被中央掌握，甚至能由文臣、宰相擔任，並非武人專職；且只集中了部分權力，並沒有“軍政財”三權合一。

比如有的兼支度使（計軍資糧仗），有的兼營田史(開置屯田，以益軍儲，類似漢朝邊疆的屯田);而且，節度使皆用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開元中，張嘉貞、王晙、張說、蕭嵩、杜暹等明相，皆以節度使入宰相（節度使脫掉軍裝當宰相，像不像美國？）。

（明相張說，曾擔任朔方節度大使）

開元年間的節度使，居然有許多好處！

二、節度使制度失控，常態下的“軍政財權”合一

唐高祖時期，全國八百多折衝府有五百在關中，所謂“舉天下不敵關中”，外輕內重：

名將如李靖，死後地方身份，僅追贈為“幷州都督”，一州的都督，而不是“XX道行軍總管”（唐朝的道是一級區劃，州是二級區劃，州大致相當於今天的地級市）。

而到了開元中後期，節度使長期握有大區域的重兵，隱隱讓唐朝有“外重內輕的趨勢”。

“治大國如烹小鮮”，大國制度的設立、執行都要像烹、翻小鮮一樣小心；可此時唐朝的中樞卻失誤連連，不停的給節度使制度“大火、猛火”，讓他們開始失控。

天寶年間，唐玄宗不再熱心政事，寵溺楊貴妃；任用的宰相李林甫（為相長達19年）偏偏也“嫉賢妒能、愛權如命”。他竟希望用大量胡將擔任節度使，排擠他人!

李林甫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如用胡人，他們勇決習戰，且族寒無黨，厚待之“必能為朝廷盡死”。

唐玄宗深以為然，安祿山、安思順、哥舒翰、高仙芝為節度使，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的厚待、放縱節度使，甚至讓楊貴妃收安祿山為乾兒子。

（安祿山給唐玄宗、楊貴妃跳舞）

唐初的府兵制、均田制衰敗是“節度使”出現的根本原因，而晚年唐玄宗，更是政治怠政，所用非人，親手推動了該制度失控。

更別說現代軍事基本常識，“統兵權、調兵權相分離”；更別說節度使膨脹後的控制、削藩，老年唐玄宗只一味交給奸相、大臣，自己根本不願想、不願做！

後來楊貴妃不學無術的“遠房親戚”楊國忠上位，都察覺安祿山要反，可老眼昏花的唐玄宗卻並不相信。

公元755年12月16日（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初九），“忠心耿耿”的三鎮節度使安祿山在范陽起兵，進軍長安。幾代沒見過戰爭的百姓，從天堂掉進了地獄。

天寶十五年六月，安祿山佔領首都長安，長安被燒殺搶掠，人口減少三分之二。

公元763年2月17日，安史之亂結束；但是安祿山老巢——河朔三鎮，驕兵悍將、民眾困苦，大唐已沒有動力收復；而“節度使+藩鎮割據”，將成為府兵制、均田制破壞後，中晚唐揮之不去的傷痕與烙印。

謝邀，唐朝由盛轉衰的根本原因，就是唐朝的藩鎮勢力越來越大，而節度使就是藩鎮的首領，它掌管著當地的軍政大權，後來這些節度使們竟然會擁兵自重，以致於，唐朝朝廷的影響力越來越小，後來朝廷無法與這些強大的藩鎮對抗，最終唐朝的統治被這些藩鎮顛覆。既然節度使很容易形成勢力割據，那麼當時唐朝為什麼要設立節度使呢？

這主要和當時唐朝的國家形式有關，設立節度使主要是來維護大唐王朝的統治。

唐朝和其他幾個朝代一樣，唐朝也是靠關隴集團建立了軍事體制，而這種體制最主要的特點是要不斷的向外擴張。所以唐朝在建國不久，就開始了對外擴張。李世民繼位以後，唐朝根本就沒有來得及修養，李世民就開始對外擴張了。

唐朝曾經與突厥、吐蕃、契丹、高句麗等國家都發生過戰爭，但是這些國家都敗在了唐朝的劍下。也因此李世民獲得了“天可汗”的稱號，而他的兒子李治也因為對外擴張獲得了“天皇大帝”的稱號。

因為唐朝的不斷向外擴張，以致於，國內的生產力卻沒辦法跟上，而且當時的湖南地區已經成為“天荒之地”，唐朝之前湖南地區也算是富足之地了。生產力不足，那麼邊疆地區的保衛需求就無法跟上。後來武則天為了奪取政權，竟然殺了很多唐朝的良將，以致於，軍中無人領導，還有當初唐初建立的均田制和府兵制，在武則天執政之後就開始崩潰了，邊疆的守衛出現了嚴重的匱乏。

而這時突厥的復國，吐蕃的猛烈進攻，契丹開始在營州起兵造反，唐朝開始丟失大片領土，唐軍的戰鬥力開始大幅度下降。由於出現這樣的情況，於是在李隆基登基之後，他迅速頒佈新政，把府兵制改為募兵制，在邊疆地區設立節度使，開始大量的圈養戰馬，開荒良田，囤積糧食，大量擴充軍備，加強了對外的戰爭。

在節度使設立初期，唐朝的軍事力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周邊的小國又被唐朝輪番消滅，從而扭轉了武則天執政時期不利的局面，李隆基看到這樣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於是他開始不斷的下放權力，把邊疆的軍政大權完全交給節度使。因為有些節度使並不全都效忠唐朝，比如：安祿山這樣不壞好心的節度使，他得到權力之後，開始招兵買馬，不久就發動了歷史上有名的“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雖然被平定了，但是唐朝的軍事實力也損失了不少，從此再也無力鎮壓那些實力強大的藩鎮了，而這些強大的藩鎮的存在，一直持續到了大唐的滅亡。而藩鎮割據造成的影響，直到持續到宋朝建國以後，才被全部消滅。

唐朝節度使是由監察使逐漸發展而來，原本只是御使擔任。監察使如果獲得代表全權印信的“節”，便成為節度使。節度使在開始的時候並不常設，事畢即撤。但後來隨著邊疆地區鬥爭形勢的發展，以及朝廷逐漸無力控制藩鎮，節度使才逐漸形成割據勢力。

唐朝的監察制度

唐朝御史臺是獨立的監察機構，其中御史臺的左御使監察中央，右御使監察地方。監察地方成為分巡，派去監察的御使稱為“監察使”。後來也有巡察、按察等不同的稱呼，最後稱為“觀察使”。這些人到了地方之後，可以對地方上的全部事務進行監察。監察使的權力如此之大，逐漸演變成地方上最高長官。原本派去的地方長官，便被監察使壓在下面。

這樣做對中央集權是有利的，但是對地方行政上卻是弊端極多。如果這些監察使獲得了全權印信“節”，成為節度使，便可以對地方上經濟、軍事甚至人事都有處理的權力。開始的時候，朝廷的實力強大，節度使也非常設之官職，所以危害不大。但是後來隨著邊疆地區鬥爭的日趨複雜，以及節度使常常擢用武人，才慢慢形成了尾大不掉的藩鎮割據。

唐朝東北邊疆地區的防禦形勢

從隋唐開始，許多外族逐漸向東北方向遷徙。隋唐王朝為了安撫他們，特闢地安頓。隨著外族人數越來越多，矛盾也多了起來。面對如此複雜的形勢，往往便需要武力的鎮壓。因此，邊疆地區許多武人得到擢用。

自燕以下十七州，皆東北藩諸降胡散處幽州、營州界內，以州名羈縻之，無所屬役，安祿山之亂，一切驅之為寇，遂擾中原。

但隨著鬥爭的發展，只有統兵之權的武將，往往無法協調其他力量，因此也無法出色完成任務。原本節度使都是由重臣擔任，且不久任。但到了唐玄宗時期，朝廷在隴右、朔方、河西等地設定常職的節度使，支度、營田、轉運等權力都交給了節度使。節度使的權力逐漸變重，便開始尾大不掉。

晚年的唐玄宗年老昏聵，一心享樂，大權把持在奸相李林甫中。而嫉賢妒能的李林甫，為了防止手中權力被奪走，在邊疆地區的節度使，很多都是胡人充任。其中安祿山更是一人身兼三鎮節度使，埋下了“安史之亂”的隱患。這是邊疆地區嚴峻的防禦形勢，使得節度使慢慢得以做大。

失去控制的節度使

由上面我們可以看出，節度使在初始的時候，還是受朝廷的嚴格控制。而且，在“安史之亂”中，其他忠於李唐的節度使，也幫忙平定了叛亂，並不能說節度使制度完全是錯誤的。藩鎮之禍，在於節度使權力過大，從而使得節度使逐漸失去控制。

均田制和府兵制的崩潰。到了唐玄宗時期，土地兼併已經十分嚴重。這就導致了許多農民失去土地，均田制遭到破懷。而已均田制為基礎的府兵制，也自然隨著瓦解。因此，唐玄宗時期，朝廷不得不開始募兵。而邊疆地區的邊兵，也逐漸由募兵取代了府兵。這些邊兵後來發展為藩鎮的“牙兵”，已經不受朝廷管轄。

唐政府和叛軍的妥協。原本安史之亂後，唐政府有機會把藩鎮收拾掉。但因為唐肅宗的短視，想要快點平定叛亂，因此唐政府和原先跟從安祿山叛亂的李懷仙、田承嗣等人達成妥協，又讓他們擔任節度使。所以安史之亂雖平定，但安史之亂的禍源卻沒掃除，節度使已經脫離朝廷控制。

宦官專權。這個問題和藩鎮割據也有密切聯絡。唐肅宗以後，宦官開始參與軍事，權勢越來越大，甚至掌握了藩鎮的升黜大權。李懷仙、田承嗣這些人固然妄想割據，但其他忠於李唐王室的節度使，許多也在宦官專權的影響下，或為求自保，被逼反叛；或表面順從朝廷，暗中卻是半獨立狀態。

綜上所述，唐朝政府並非看不到節度使的弊端，所以開始的時候也注意控制人數和規模。但後來隨著鬥爭形勢的複雜，節度使的權力越來越大，已有形成割據的苗頭。等到安史之亂爆發後，唐政府沒有趁機剪滅節度使，反而使得節度使的隊伍更加壯大。到了後期，節度使甚至自相授受，完全脫離了朝廷的控制。此時的唐政府，迫於形勢，已經對藩鎮割據的狀況無能無力了。

唐朝的節度使是從南北朝時的地方軍政長官都督（也稱總管）演變過來的。

都督

都督全稱“都督諸州軍事”，是曹魏時期始設的一種總攬幾個州的軍政事務的軍政長官。到了北周和隋朝，都督的名稱改為總管，隋煬帝時撤銷了這個官職。到了唐朝建立後，又開始設定，並重新改回“都督”的名稱。唐代不僅是邊關州郡，連內地也會根據州郡大小和地位的重要程度設大都督、中都督和下都督府，成為常置的機構。

（節度使）

不過唐代設定的都督和魏晉時期的都督有一些區別，這就是持節與不持節的區別。在魏晉時期，都督通常都是持節的，所以實際權力很大。這些都督持的節也不一樣，有“使持節”、“持節”和“假節”三種，權力也有高下之分。其中“使持節”是最高的，可以掌握二千石也就是太守以下的官員的生殺予奪，而“持節”只能殺六百石以下的，“假節”更只能對違反軍令政令者才有生殺大權。另外魏晉的都督通常會兼任自己駐地的刺史，同時掌握軍事和行政之權，而這些在唐代都督中都是看不到的。

“節度使”

“節度使”這個詞第一次出現在歷史上，是在唐高宗時期。因為當時有些邊關的州郡面臨少數民族地區，常與少數民族政權發生各種衝突，這就需要當地的都督能隨機應變，做出一些必要的決斷。為了讓他們名正言順，從高宗時起，就讓一些特殊地區的都督“持節”，將這種持節的都督稱為“節度使”，以此區別於其他都督。

都督持了節，好比參謀帶了長，權力便有了質的飛躍。唐朝的旌節制度規定：“大將帥及遣使於四方，則請而佩之，顓誅殺。”也就是說，從都督變成了節度使，使可以有了專殺之權。而且這個權力還是不斷擴大的，因為到了唐玄宗時期，節度使又兼任了駐地的刺史。也就是說，從唐玄宗時期開始，唐朝的節度使又恢復了魏晉時期總管的所有權力，甚至還有過之無不及。

節度使的權力大了，相應的僚屬也增加了。唐代節度使之下設一名節度副使，一名管軍隊的都知兵使，一名管軍法的行軍司馬，兩名管後勤的判官和四名曹事，一名管檔案往來的掌書記，還有兩名參謀、四名隨軍、一名都押衙等等。這些是朝廷規定的編制，實際上節度使府經常突破這個規定，可以根據實際需要任命自己的屬官，而中央政府基本上不會干涉。所以致了唐玄宗的天寶年間，有些節度使的屬官就達到了一百五十名以上。

節度使制的形成

唐玄宗時期，是唐代節度使制度的基本形成時期，全國共有安西、北庭、朔方、河東、河西、范陽、平盧、隴右和劍南九鎮節度使，這九鎮節度使全部兼任採訪使，成為州刺史的上級。所以他們全部都掌握軍事和行政權力。開元年間，在州之上又設定了新的一級行政機構，稱為“道”，採訪使便是道的行政長官。

（唐朝騎兵）

另外，絕大多數節度使還兼任了轄區內的營田使和支度使，這又使得轄區內的土地經營權和財政權也落入節度使之手，形成了集地方軍權、行政權、財政權於一身的土霸王，他們有管轄的地域，有管轄的子民，手上有軍隊，有錢，逐漸有了割據的資本。

安史之戰後，很多有戰功的大將都被封為節度使，使得節度使的數量迅速增多，由邊境地區向內地蔓延。從唐肅宗到唐德宗的這一段時期內，節度使便增長到四十二個，這些新增的節度使中，魏博、淮南、淮西、涇源等鎮都是轄區廣大、人口眾多的大鎮，在他們管轄的區域已經形成“權歸一家”的尾大不掉之勢。這時的節度使，奪走了唐朝中央政府最後一點任命官吏的權力，甚至節度使成為他們世襲的職位，老子死了，兒子可以頂上，形成了“藩鎮世襲制”。

（唐皇）

起初各鎮節度使每年在轄區內收取的稅賦是要上交中央的，但是安史之亂後，節度使們越來越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裡，開始截留這些稅賦。這股風氣很快蔓延開來，到了最後，不僅僅是截留了，變成了完全不用上交稅賦給中央，地方上的稅賦，成為節度使們的私家財源。有了這些財源，節度使們又開始大量徵兵，加強自己的軍事力量。他們徵聘孔武有力的男性充當自己的親軍，號為“牙兵”，並且父子相襲擊，是隻接受節度使本人指揮的私人武裝，連朝廷的命令也不去遵守。這些牙兵動輒上萬，是節度使對抗中央、在地方割據的保障。

節度使為什麼權力大

唐代統治者並不是傻子，要讓地方將領掌握軍權財權和行政權，讓他們有壯大的機會呢？這有幾個方面的原因。

唐朝初年，李世民被周邊的少數民族政權稱為“天可汗”，這時的大唐，兵強馬壯，四方臣服，邊境安寧，邊將們的權力並不大，也不需要他們“持節”。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到了高宗後期，政治上的腐敗問題開始暴露，在內政外交上的施政措施不當，引發了唐朝和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矛盾。所以邊防安定成為了一個主要矛盾。面對突厥、契丹、吐蕃等政權的經常性侵擾，唐朝必須要加以應對。為了保證國家的安全，邊境上的將領手下計程車兵數目也越來越多，這些將領的權力不斷增大。這就使得他們需要處理的事務也越來越多，“持節”能更好的協調邊將與地方政府的關係，嚴肅軍紀，這就是邊境都督變成節度使的開始。

當初唐太宗在位時，唐朝兵強馬壯，對周邊的少數民族政權以主動出擊為主，可是李世民死後，他的子孫一代不如一代，使得周邊少數民族政權與唐朝的軍事態勢發生了根本性的扭轉，這些少數民族政權的騎兵開始不斷騷擾唐朝邊境。這個時候，唐朝軍隊實力已經減弱，所以採取戰略防禦的方針。

唐高宗時期，面對吐蕃的挑釁，狄仁傑上書建議“敕邊兵，謹備守，遠斥候，聚資糧，待其自致，然後擊之，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御客，則我得其便。如此數年，可使虜不擊服矣”。這個方針對當時的唐朝中央政府來說，無疑是具有極強可操作性的，也是正確的。

為了將戰略防禦工作做得滴水不漏，唐朝在邊境地區構建了許多防禦工事，邊兵的數量也越來越多。“自古與匈奴戰，非士馬相資不可”，所以唐朝在邊境地區重組了騎兵部隊，號為“武騎團”，並向突騎施購買了大量戰馬，並招募善騎者入伍。

武則天時期，唐朝首創了科舉的武舉考試，選拔了一大批年輕力壯、精騎善射的習武之人充實到軍隊，並對這些人給予重金待遇，鼓勵將士們提高戰鬥能力。另外，為了對抗少數民族的精騎，唐朝又開始建立龐大的邊防軍，這些軍人長期駐紮在邊境地區，逐漸取代了原來輪番衛戍邊關的府兵。在建立邊防軍的過程中，很多軍人是由節度使自行招募的，這些募兵主要由流民和失去土地的農民組成，當兵是他們的終生職業，並且父子相襲，他們的生殺和賞罰都歸節度使掌握，對節度使的依賴性越來越強，形成了“只知其將，不知天子”的局面。

（唐朝邊軍）

唐朝邊防軍的後勤保障主要靠屯田的收入，不足部分中央政府進行補貼。為了滿足不斷增多的邊軍的後勤保障，屯田的面積也越來越大。為了管理的方便，政府只能將屯田交予節度使管理，這也意味著節度使開始染指財政之權。而唐玄宗時期將節度使、採訪使、屯田使和支度使盡委於一人的做法，又為節度使權力的擴大開啟了方便之門。

所以說，藩鎮節度使掌握地方兵權，是為了對遊牧民族軍事防禦的需要。而他們同時掌握行政與財政之權，也是為了更好的解決邊軍的後勤問題，更好的執行軍事防禦任務。自從唐朝改主動出擊為被動防禦之後，這種戰略變革使得節度使的權力越來越大。

（唐玄宗）

唐朝政府對節度使的政策也比較寬容，只要他能保證邊境地區的安定，對節度使發展自己的力量重視程度不夠。另外安史之亂後，唐朝政府自己都自顧不暇，對那些手握兵權的將領只能聽之任之，只能安撫不能用強，加上朝廷本身黨爭嚴重，比如牛李黨爭時，雙方都有與自己形成共同利益集團的節度使陣營，每個集團都拼命的給自己陣營的節度使擴張大開綠燈，使得節度使的地位更加牢固，勢力也更加擴張。

地方上的豪強地主集團與節度使沆瀣一氣，也是節度使割據的重要原因。唐朝中期，土地兼併日益激烈，大大小小的豪強地主掌握了大量的田地。對於這些豪強地主來說，這些節度使對自己是有利的，因為他們可以相互勾結，滿足各自的利益。所以節度使們背後，往往有豪強地主集團的支援，有些節度使本人就是豪強地主集團的一員，所以他們有著強大的社會階級基礎。

安祿山

我們以安祿山為例，看看節度使的權力是如何一步步擴大，最終又如何威脅到唐朝中央政府的。

安祿山在天寶年間極得唐玄宗的寵愛，一人兼三鎮節度使，還有鑄幣之權，這是他能夠反叛的基礎。他出身低微，只是由於驍勇善戰，又善於巴結奉承，所以升遷得很快。

（安祿山）

安祿山花費了重金賄賂唐玄宗身邊的官員，不斷的在玄宗面前說自己的好話，自己也不失時機的向玄宗表忠心，又迎合楊貴妃的虛榮心，認楊貴妃為義母，又加上他在天寶四年對奚族和契丹族的戰爭中立下了功勞，所以在天寶三年起，他便坐上了范陽節度使的寶座，還兼領平盧、河東三道節度使，並得到了造幣鑄錢的特權。

唐玄宗這麼關照安祿山，其目的不過只想利用安祿山守好邊境，可是安祿山一心想進入核心權力圈子。他勾結溫吉，想排擠掉李林甫，當上“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可是唐玄宗因為安祿山文化太低而不允，只給他加了左僕射這樣一個虛銜。

與安祿山勾結的吉溫當上御史中丞兼兵部侍郎後，又在唐玄宗面前給安祿山弄來了閒廄使和群牧使的官職，自此掌握了馬政。到天寶十一年初，安祿山已手握三鎮，併兼任了採訪使、支度使、屯田使、閒廄使、群牧使等實權，又有鑄錢的特權，他在進相位受挫後舉兵造反，是有一定的底氣和基礎的。

節度使制與唐朝滅亡

節度使勢力的發展和藩鎮割據是唐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它們破壞了國家的統一和社會經濟的發展。

唐朝後期特別是黃巢起義之後，許多節度使在鎮壓農民起義的過程中勢力不斷壯大，他們漸漸脫離了唐朝政府的控制。五代十國的很多國家，都是原來唐朝的節度使建立的。這些節度使之間為了利益，經常發生火併，戰爭不斷，嚴重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也造成了大量的人民死於戰火。許多百姓為了躲避戰亂，逃往異鄉，又造成了土地的大量荒蕪，在這些綜合因素的影響下，輝煌了兩百多年的大唐終於倒下了。

參考資料：《舊唐書》、《新唐書》、王壽南《唐代藩鎮與中央的關係》

到唐玄宗在任期間，始於南朝的府兵制已經弊端開始出現，隨著經濟的發展，土地兼併現象嚴重，人口又不斷增加，“府兵制”賴以生存的均田制崩潰，大量府兵開始逃避兵役，以至於到了無兵可調的地步。

與吐蕃、後突厥、契丹、奚等遊牧民族作戰，對於飄忽不定的敵人，必須在邊境軍鎮駐守常備軍，時時處處防範來犯之敵。隨著戰爭形勢的要求，邊境的軍事行政體制進行改革，節度使任職成為長期化、官銜正式化，以便於戰事的指揮。這也是“府兵制”崩潰下唐朝迫不得已的軍事改革。

耽於安穩而又不識遠謀的大臣們提出實施“募兵制”，即國家招募職業軍人，由國家提供軍餉和裝備，招募的兵士由專門的軍官訓練，長期服兵役，執行作戰任務。為避免地方官對節度使軍事行動的影響，唐玄宗根據北部邊防軍事需要將一道置“節度使與採訪使”各“一人”的體制，改為由藩鎮節度使“一人兼領之”的體制，這正好給了駐守唐朝邊域的蕃族大將們絕好的大施拳腳、招兵買馬的機會。

盛唐武功赫赫，疆域遼闊，這麼漫長的邊境線需要戰鬥力極強的將師去守衛，需要數量極大的邊兵，如此，駐紮邊地的蕃將，如安祿山等，大量招募“雜胡”士兵，不停地用蕃將把漢將替換掉，在遼闊廣大的戊區內，蕃將完全成了自己嫡系部隊的當然首領，各節度使轄區成為真正的獨立王國，這些現象沒有引起執政者們足夠的警醒。

唐朝設定節度使，是均田制下的“府兵制”已經不適應當時的兵役制度的改革；對邊境遊牧或半遊牧民族的侵擾能夠有效防禦；便於將領對士兵的指揮調動；避免地方官員對軍事行動的影響干擾，這些原因促成唐朝設定了節度使。但安於現狀，貪圖安逸的大唐君臣們，沒有設定更高的監管機構，對節度使產生相應的制約和監督，這為大唐由盛到衰敲響了喪鐘。

節度使，高階將領的官位名稱，總領一方面軍的軍政大權，可以說是一方諸侯。萌芽於隋朝的隋文帝時代，盛行於唐朝。

為什麼要設立節度使？

初期設定的目的是為了解決朝廷管轄的成本，每次一個地方發生了水澇旱災什麼的，都需要上報朝廷，然後從朝廷調撥兵馬錢糧什麼的，比較耗費時間耽誤辦事進度。唐朝時期了為解決這些弊端，開始放權於地方高階將領，統一節度調派，大大解決了邊疆加急的情況，只需要回覆函就可以了。

節度使玩壞於五代十國

公元711年，唐睿宗任命賀拔延嗣（歷史上第一位真正的節度使）為河西節度使，從此出現了節度使的稱號。後來，朔方、隴右、河東等邊鎮也相繼設定了節度使。節度使是地方最高軍政長官，因此節度使上任時倍受重視，皇 帝親自派大員為其餞行，屬下州縣官吏要舉行隆重的儀式迎接。綵樓髙聳，旌旗招展，鼓角齊鳴，節度使騎在高頭大馬上，高擎著象 徵權力的“雙旌雙節”，由武裝儀仗與五彩繽紛的旗幟簇擁而來。節度使管轄數州，總攬轄區內的軍事、民政、財政，權力極大， 可以隨意任命官吏。

公元755年，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安祿山率領15萬軍隊叛亂。安史之亂使唐王朝由盛轉衰，從而出現了節度使割據四方的局面。

五代十國的產生完全是節度使的軍政權利過大，一方面軍的節度使容易膨脹，覺得自己權利過剩，趁朝廷虛弱之際，趁機變節，稱王稱霸，顛覆朝廷。

節度使廢除於宋代

後周歸德節度使趙匡胤趁年幼的周恭帝無法把持朝政之際，在陳橋發動了政變，黃袍加身登上帝位，史稱：陳橋之變，趙匡胤深知節度使的危害，所以政變成功以後，杯酒釋兵權，才解除節度使對中央的威脅，從此節度使成為一種單純榮譽性質的封賞。

南宋的岳飛雖然32歲也被封為了節度使，但是在當時已經成為了“榮譽稱號”，並無調兵遣將的實權。

正如人一出生並不能確定是好人或壞人的道理，事物有一個逐步發展演變的過程，至於唐朝後來出現藩鎮割據局面，是多種原因結合下的產物，並非只是節度使的問題，而唐玄宗之所以有明君之稱，不單單由於他能使天下安定多年，開創大唐盛世，還在於他的政治手腕，切斷後宮之禍和奪儲之變危及皇權的措施，在軍事上，節度使的設立和成為制度，初期起到極為重要的作用，對保境安民，開疆衛國功不可沒。

邊境也出現新問題，自從唐太宗去世後，吐蕃、突厥、奚、契丹等少數民族的騎兵開始不斷襲擾唐邊境地區，高宗時忙於與老臣爭權內鬥，武則天掌權更是重視內部的攬權控制，造成軍隊戰力低下。如西北吐蕃的松贊干布去世後，威脅唐朝在西邊的統治。高宗時薛仁貴西征吐蕃，在大非川被打得大敗，李敬玄在青海也被吐蕃打得大敗。禍不單行，在東北角有“兩蕃”契丹和奚族強大起來，武則天萬歲通天元年，派二十八將征討，卻全軍覆沒，諸如此類，外戰失利，有用人不當等因素，根本原因還在於兵農合一的府兵制已不適合當時作戰的形勢。

府兵制的廢除和節度使的設立，取得一定成效，使州郡之間永無徵發之役，還有力地緩解了少數民族的威脅，如武則天時以傾城之師尚難對付的契丹和奚，其時單憑范陽節度使本身的實力就足以制服他。真做到了“人賴其利，中外獲安”。之後在各種力量的攻守下，李林甫為鞏固相位，起用胡兵胡將等事，促使唐朝盛極而衰，出現安史之亂，唐朝平亂失策，才成了藩鎮割據局面。

這話怎麼說？劉邦一開始的時候，把劉姓子孫放在視天下各地成為一方諸侯，用來維護中央的統治，結果這些子孫後代不想著如何回報皇恩，而是想著如何能夠造反，難道這個事情也要怪到劉邦的頭上？

說到底還是中央的問題，就好像一個人一樣，一旦健康的時候，吃嘛嘛香，做什麼事情都很順利，並且百病不侵，可是一旦一個人虛弱的時候，那麼百病來襲，幹什麼事情都不順，這個和自己這個人的狀態有關。

當中央政權的權威削弱權力削弱實力削弱的時候，這些地方政權自然要跳出來跟中央搶奪權利，即便是中央不給這些地方政權權力，這些地方政權仍然還是會挾持中央，讓中央政權承認地方政權的獨立性。

其他的不說就以漢朝為例，漢朝經過呂后專政，然後當時的諸侯王滅了諸呂之亂，此時中央的政權被削弱到了極點，這為接下來的七國之亂埋下了一個伏筆，此時中央的政權實力削弱之後 地方政權實力並沒有降低，這就造成了此消彼長之間諸侯的權利開始超越了中央，並且想要從中央的手裡面謀得更多的權力。

在這之後，周亞夫平定了七國之亂，讓諸侯的實力削弱，此時諸侯難以翻起太大的浪花，所以當漢武帝這個推恩令明擺著要削弱諸侯的時候，諸侯也不得不一個一個死心塌地的接受了這個情況。

結果在這個時候，安史之亂髮生了安史之亂的發生是一個轉折點，安祿山深得唐玄宗的信任，並且從唐玄宗手裡面獲得足夠多的軍隊，與此同時發動叛亂之後又大幅的殺傷中央能夠管控的軍隊，此時中央的政權權力不停地遭到削弱，而地方上，尤其是那些沒有參與到此次叛亂中的地方，政權實力在不斷的加強，所以雖然安史之亂平定了，但是中央的權力和軍隊不斷的被削弱，最終導致這些節度使最後擁兵自重而尚未恢復實力的中央，卻沒有辦法管控這些節度，使從他們手裡強制的收回這些權利，最終導致節度使割據一方成為了藩鎮，並且開始反抗中央。

唐朝是很強盛，強盛到在安祿山發動“安史之亂”後，唐朝皇室的皇權就逐漸被分化掉。在節度使的設定上，很多時候並非皇帝願意，而是被迫誕生，更多時候是“生米煮成熟飯”，讓唐朝皇帝很是懊惱。

一、降將和功臣的分封

安史之亂後，投降的叛將和平叛有功的將領都被封為節度使，每個人分得一片領土，多則坐擁十餘州，少則也有三四州，讓大唐一時方鎮鄰立。這實屬唐朝皇室的無奈之舉。

投降將領的任命

田承嗣曾是安祿山的手下大將，跟隨起兵，攻城略地。作為安祿山的先頭部隊，攻陷河洛地區，鎮守潁川。隨後，唐朝軍隊開始收復失地，田承嗣見大勢已於，果斷投降了唐朝。

當時，唐朝剛收復失地，戰爭後的各個城鎮殘垣斷壁、百廢待興，所以大唐王朝為了儘快恢復到正常水平，就採用大赦方式，對於同安祿山作亂的舊將既往不咎。因此，田承嗣就被升任為魏博節度使。

田承嗣擔任節度使，鎮守河北，也是唐朝的權宜之計，希望籠絡這些舊將，讓其它叛將可以儘快投降，儘早結束這場戰事；另外，也有其它人的私心。僕固懷恩是唐朝中期名將，數次挫敗史思明所部，是平定“安史之亂”的重要將領之一。

僕固懷恩雖然有功於唐朝，但是他仍害怕失寵。安史之亂後，宦官的權力得到了很大提升，而手握重兵的將領則受到猜疑。懷恩便有了小想法，就是和安祿山的舊將結交，作為自己的外援。所以，才會向朝廷舉薦田承嗣擔任魏博節度使。

有功之臣的分封

郭子儀是唐朝名將，也是平定“安史之亂”的大功臣，理應受到封賞。所以，在“安史之亂”平定後，拜朔方節度使。除了郭子儀外，還有不少功臣被封為節度使，李光弼先接替朔方節度使，又升任河北節度使、魯炅出任淮西襄陽節度使等等。

二、強佔地盤，朝廷預設

這個情況多處於朝廷弱勢的時候，一般地方將領擁兵自重，或者其它部族的首領向中原發展時，都會佔據地盤，這時候就看誰的“拳頭”硬，誰就能佔更多地盤。出於朝廷勢力弱，皇上也只能下詔承認既定事實。

朱溫，是晚唐的梟雄。從小就屬於典型的“壞孩子”，在黃巢之亂爆發後，跟隨黃巢進行征戰，後來黃巢敗退，朱溫投降朝廷，繼而替唐朝奪回了河中數地。唐僖宗知道後大喜，封朱溫宣武軍節度使。

楊行密，被封為唐朝廬州刺史，就開始四處征戰，攻打揚州，奪宣州，大敗孫儒，從而割據了整個淮南。朝廷看到楊行密已經一方獨大，控制了淮南地區，無力征討，就做了順水人情封他淮南節度使。

此外，諸如鎮海軍節度使錢鏐、武安節度使馬殷、武威軍節度使王審知等，都屬於此類。各自擁兵為重，割據一方，成為既成事實後，唐朝皇帝迫於無奈，只能接受這些人的納貢稱臣，授封個節度使。

這兩個方面都是唐朝節度使增加的原因。分封功臣實屬應當，否則會寒了人心；對於降將，如不分封，無法讓其他叛將服從和效仿，導致戰事會越拖越長；至於割據州鎮的武將，已經屬於用武力在逼迫朝廷承認，即使不承認，他們也是會自己任命。鑑於上述三種情況，唐朝設定的節度使大多屬於無奈之舉。皇上要籠絡人心，又不力壓制，只能透過大肆分封州鎮來保全自己的皇位。

唐玄宗開元年間，玄宗大肆擴邊，為了發揮軍隊的自主性和主動性，唐朝設立了節度使，統管一方軍隊，這個節度使的軍權很大很靈活很自由，不必請示，就可以發動必要的對外戰爭。

最初節度使是臨時設立的，後來為了對外戰爭方便就成了固定的官職，之前節度使不管地方行政民事，後來就演變成了節度使上馬官軍下馬管民，玄宗時期節度使大致有9個。

安史之亂前期，安祿山深受皇帝喜愛，無限制的擴大其權利，導致他統管三個地方節度使：范陽，平盧，河東。掌握軍隊20萬左右，這些軍隊長年作戰，英勇善戰。反觀唐朝內部士兵長年無戰，缺乏作戰經驗，首都長安有護衛禁軍10萬左右，更是缺乏訓練，有些禁軍，上班打個卡，就回來老婆孩子熱炕頭，很是舒服。就是因為唐朝軍事外重內輕結果導致了長達數年的安史之亂，造成唐朝中後期的藩鎮格局亂象。

但是這個亂象，不全是因為設定節度使造成的，

其一：是玄宗的用人制度造成的，無限制的寵愛某些人，造成安祿山之流權利過大而沒有約束。

其二：節度使的權利應該限制在對外軍事作戰上，不應該管理地方民事。

其三：中央禁軍缺乏鍛鍊，中央禁軍應該有各節度使派遣最優秀計程車兵構成，效法北宋。

其四：朝廷內部長期被一些宵小之人掌控，導致玄宗晚期政治腐敗。

如果對上述四項撥亂反正，節度使這個官職還是沒有大問題的。

原因複雜，只說其中一點：內部藩鎮割據比起對外貼血大送來，是更不壞的那個結果。

（宋朝形勢）

安史之亂後割據性最強的是河北三鎮，其餘的都是半聽話或全聽話。

從唐朝開始，東北方向已經成為邊患的重中之重。 後晉被契丹滅亡，北宋被金滅，明被清滅，哪怕到了近代日本也是從東北打進來。

凡是中原王朝亡於外敵的，都要先失去幽州這個扼守東北與內地的戰略要地。

幽州無虞，中原就無虞。 具體到唐朝，為了防止東北逐漸崛起的契丹、奚，幽州以及河北地區必須部署重兵。而部署重兵，離首都又太遠，就會逐漸失去控制，成為軍閥。所以整個唐朝獨立性最強的就是河北三鎮的節度，其餘的基本都是半獨立或聽命於中央。

那你說唐朝遷都到河北去，天子守國門不就可以避免軍閥割據了嗎？問題是，西北的邊患雖逐漸減弱但餘威尚存，西南又崛起了一個吐蕃成為重大威脅，這都令唐朝非常蛋疼。遷都到河北，又讓西南形成軍閥圖個啥呢？

讓河北形成藩鎮，他會基本獨立，但可以遏制異族入侵。如果強行撤銷其兵力，異族很可能就打進來了。

然後像貼血大送一樣，皇后公主去浣衣院慰勞勞苦功高的金軍將士，再失去半壁江山。

因此，設藩鎮也是兩個害處中，取比較輕的那個吧。 一直到明清時期，西北西南邊患基本不足為慮的時候，天子就可以親自守幽州握重兵，既避免外敵入侵，又避免軍閥割據

唐朝歷來被稱為強盛是事實，但節度使的設定和後來出現的反差，意味著如何看待唐朝邊疆政策，前期國力之下實行的軍事策略到底是擴張的還是防禦的，這在審視唐朝歷史時是一個爭議性非常大的話題，至今還沒有明確的答覆。

唐朝被認為強盛自然是指聲望和管轄遠遠深入塞外，對於今天的中華來看，毫無疑問是擴張的，伴隨這一強盛，邊疆戰事從太宗到玄宗從沒有間斷，卻不能說一直是唐朝在打別人，而沒有捱過打。正因此，歷來說北朝府兵制已經敗壞，不合時宜，唐玄宗恢復募兵制，在邊疆徵兵入伍，尤其塞外邊地，募兵之多，不分族別，實際提供物資已經非常緊張，像冬衣、馬匹、弓箭等等有些都要自己準備，官府可能都無法照應。

也就是因為對軍事的需要，基於唐玄宗好大喜功的盛世心態，節度使是當時伴隨“道”的設立而來，道延續到遼代，宋代金代改為路，道路道路，在古代是軍事轄區，在這個基礎上產生了節度使，對應的是軍事管轄。而管理地方的行政是府州縣，是並行的兩個體制。

唐玄宗時期的邊疆戰事也很多，從東北契丹靺鞨，靺鞨大氏的渤海正建立於玄宗時期，無奈之下采取安撫而封王，面上臣服唐朝，是第一個割據建立王國的唐代邊疆政權。天寶以後，防止邊疆失控，高仙芝在西域頻頻出擊，本來是有功的，結果引發昭武九部和突騎施部不滿，石國王子引來黑衣大食忽兒珊總督大軍進攻，高仙芝敗績，開始失去對西域控制。

同一年，鮮于仲通攻南詔敗績，西北西南都震動，高仙芝就是安西大都護兼四鎮節度使，而鮮于仲通就是劍南道節度使。所以，節度使最初的本職就是駐守邊地，統領官軍應對邊疆的軍事任務。

當時安祿山坐鎮范陽，兼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擁兵達20萬，都是管轄數個州府軍事的大員，而安祿山的特別受器重，同時也可以任命一些地方官員，好比顏杲卿、顏真卿都屬於他提拔的地方官吏，安史起兵以後，顏杲卿正以常山郡太守身份組織兵力抗擊安祿山，同樣採取募兵制，打著官軍旗號。顏杲卿遇害以後，從弟顏真卿繼續以平原郡太守身份組織兵力反抗，還一度成為河北境內官軍的盟主。

所以隨著局勢發展，節度使本來是軍事性質長官，但後來憑藉威望可以插手地方事務，由於擁有招募兵源的權力，往往就形容因為長期佔據一方，形成割據藩鎮，相當於擁有一方霸權，甚至後來還可以世襲，好比著名的魏博鎮節度使、淮西鎮節度使，是中唐平藩鎮最典型的。

但看待節度使問題不能倒果為因，認為是唐朝皇帝有意要分封這些節度使，成為一個個地方小王國，希望他們和皇帝唱反調，中華封建制度與西方封建制度最大的區別就是，皇帝國王是希望他們拱衛朝廷，聽從朝廷，而並沒有真的放手不管。

唐朝並沒推崇分封制，節度使出現是軍事制度變化的體現，唐朝府兵十二衛，或後來十六衛等等系統，隨著長期作戰，從太宗到玄宗已經百餘年，幾乎消耗殆盡，而且還要保證京師競技地區，戰事發生在邊地，所以道的出現劃分軍事轄區，在邊地設立節度使單獨招募練兵本來是靈活變通的策略，尤其唐朝文化開明，並不特別歧視外族，所以還大膽任用番兵番將，本來這些都是很好的方案，這些種種情況都與唐朝本身的歷史特點息息相關。

唐朝制度調整也是處於中華歷史分權制最微妙的一個階段，皇帝與宰相六部，伴隨官僚體系建立，的確是有一種分權傾向，可這一過程並不順利，加上邊疆事務的複雜多變，誰知道會造成設立節度使釀出一種出人意料的大變，這就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之所以歷來評價如此重要，可今天研究還遠遠不夠，正因為其發生幾乎導致唐朝和整個中華歷史轉向，柳宗元正是在藩鎮時代針對節度使的變質下寫了著名的《封建論》，完全放權的封建制在中華是不能被接受的，儘管此後五代十國乃至遼夏大理，除了金朝女真，都可以說是節度使大員演變的封建政權，但他們本身畢竟不再是節度使，而是一個個小皇帝大皇帝了。任何一個皇帝都並不希望手下節度使具有真正封建權力，這就意味著另起一家了。所以，宋代的特色就是把節度使職位供起來，成為虛銜，這與節度使誕生的初衷已經完全不同。

說白了，我們的歷史之本義從來都會最終搞成背道而馳的扭曲面目，封建的本義最後成了是另一碼事，節度使的出現最後成為地方藩鎮也是另一碼事。儒家道家墨家等各種古代思想最後扭曲成所謂莫名其妙一鍋粥的國學，每一個內容都早已經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