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多年前，北宋的首都開封也面臨過一場嚴重的瘟疫，並給這座人口稠密的城市帶來了嚴重的影響和傷害。

淳化三年（992年）五月，一場嚴重的瘟疫席捲了開封，史書記載，當時“京師大熱，疫死者眾”。這場瘟疫傳播的速度很快，造成大量民眾的死亡，給當時的人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開封大疫的流行，與當年的高溫和乾旱有密切的關係。從淳化元年正月開始，中原地區連續五個月沒有降水，宋太宗為求雨齋戒食蔬，但效果並不明顯，隨後兩年的春天京師又遭遇了嚴重的旱災。淳化三年，“河南府、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及亳、建、淮陽等三十六州軍旱”，長期的乾旱和高溫，為病菌的繁殖和瘟疫的流行創造了條件。

由高溫天氣引發的瘟疫，屬於中醫溫病學中暑溫的範疇。根據現代中醫學的概念，溫熱病是指感受外邪而出現的以發熱為主要症狀的一類疾病，大多數是由微生物感染而引起，多發於夏季之時，發病的速度很快。中國歷史上儘管疫情不斷，但這種在大規模城市中爆發的瘟疫並不常見，除了當時的氣候條件，開封人口的密度、流動性、居住環境以及生活習慣都是重要的原因。

從人口規模來看，唐代的長安城同樣是百萬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但大規模瘟疫的記載比較少，這與唐代城市的規劃和佈局有密切的關係。長安城實行嚴格的坊市制度，居民裡坊和市場分離，城市以街道劃分為整齊的棋盤狀佈局，各坊呈矩形，四周坊牆高聳，夜間實行宵禁，並設有專人管理。坊市制度下商品經濟活動的範圍和時間都受到嚴格的限制，不僅人口的密度較小，互相接觸的次數也相對有限，對疫病的防治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

但這種坊市制度在唐朝後期就逐漸鬆動，商品經濟活動在坊內頻繁出現，傳統封閉式的中國城市逐漸發展為開放式的街市制。坊牆消失，街區連成一片。這樣的城市街道逐漸狹窄，民居鱗次櫛比，環境問題帶來的衛生問題日漸突出。缺少了坊牆、寬闊街道和宵禁的制約，疾病的傳播變得越來越容易。加上宋代特殊的駐軍制度，京師開封周邊聚集了大量的軍隊，這也進一步增加了城市的人口密度，這些因素使開封成為北宋時期北方地區疫病傳播和蔓延最廣泛的地區之一。

面對如此嚴重的疫情，北宋迅速地做出反應，組織實施救災防疫的活動。五月己亥，宋太宗釋出《行聖惠方詔》，首次將政府剛剛修撰完畢的《太平聖惠方》頒賜京城和全國各地，用新醫學知識防治疫病的流行。《太平聖惠方》一共一百卷，是宋太宗“求集名方，異術玄針”，以及“遍於翰林醫官院，各取到經乎家傳應效藥方，合萬餘道”，又令“尚藥奉御王懷隱等四人，校勘編類”，並以刻本頒行天下。每州又選擇醫術精明者充當醫博士，令其掌管醫術，准許吏民傳寫留貯。

除了刊刻和頒佈醫書，宋太宗將太醫署作為此次疫病救治的指揮機構。太醫署選擇良醫十人，分散在京師通衢要害之處，一方面調查疫病的流行情況，另一方面也負責對病人進行診治。同時，太宗還賜錢五十千，作為購買藥品的資金，“聽都人之言病者，給以湯藥，扶病而至者，即診視”。

關於防疫的藥物，宋代醫學家龐安時在《傷寒總病論》中有具體的介紹，有屠蘇酒、闢溫粉、千敷散、殺鬼丸、務成子螢火丸等，被民眾廣泛加以利用。

屠蘇酒有保健的功能，龐安時建議人們“屠蘇之飲，先從小起，多少自任。一人飲一家無病，一家飲一里無恙。飲藥酒三朝，還置井中。若能歲歲飲，可代代無病，當家內外井皆悉著藥，闢溫氣也”。

務成子螢火丸則是螢火、雄黃、丹雄雞冠等藥材凝練為丸，帶在身上或懸於門戶，可以“闢絕賊盜瘟疫”，龐安時稱“曾試此法，一家五十餘口俱染病，唯四人帶者不染”。

為了保證疫病救治的效果，太宗還令作為內廷官宦的“中黃門”作為監督官，向皇帝直接通報疫情。

瘟疫作為一種傳染病，在人與人的接觸中會得到快速的傳播，進一步擴大疫情。古代中國還沒有現代的醫療和衛生知識，無法意識到隔離對於瘟疫控制的重要效果，但傳統醫學將“氣”（邪氣或四時不正之氣）作為疾病產生的重要因素，認為人與人之間的傳染和鬼神的作祟是疫病流行的成因，同樣會產生樸素的隔離觀念。只是這種隔離的方式在現在看來頗為殘酷，失去了診治和照顧，感染者往往在絕望中自生自滅。後唐明宗時期，隨、鄧、復、郢、均、房等州（今湖北及河南一部）有人感染瘟疫，即使是父母或親生子女也不敢在左右照顧，只是用竹竿“遙致粥食於病者之側”；女兒出嫁後其父母感染疾病，夫家也不會告知，只有等其去世後才准許奔喪；有些地方甚至會出現“有父母兄弟厲疾者，舉室棄之而去”的現象。

這種民間自發的隔離措施源自民眾對疾病的恐慌，客觀上對控制瘟疫的發展也有一定效果，但這種殘酷做法與儒家的孝悌觀念和敦親信條格格不入，因此官員和士大夫們都採取了否定的態度。

經過漢儒改造的神秘化的儒學，相信個人德行可以規避乃至戰勝因“邪氣”而導致的疾病，因此他們要求“父母骨肉有疾者，並須日夕專切，不離左右眉侍”，還常常以身示範，將其視為一種移風易俗之舉。

民眾雖然有自發隔離的做法，但他們的知識水平仍然無法區分傳染病、流行病和非傳染病，因此朝廷在移風易俗的同時，對於疫情嚴重的地區也會有官方的遷徙措施。

有些瘟疫具有自限性，所謂自限性就是自己自己突然爆發突然就好了，再加上古代人流動並沒有當今這麼大，有時候雖然一個村子甚至一個小地區人都死光了，病毒離開了宿主自然也就跟著病死的人一起消失了。。。

本質上疫情沒什麼特效藥，很多都是輔助性治療，熬的過去也就過去了，過不去也就沒了。古時人員密度和人員流動性極差，在加上交通工具不發達，疫情也就有了侷限性。大部分也是在區域性地區，有時可能都沒記載發現。而且有些病毒致死率高在加上當時環境，大多病毒也就自然控制住了

一千多年前，宋朝的首都開封也面臨過一場嚴重的瘟疫，並給這座人口稠密的城市帶來了嚴重的影響和傷害。

在宋朝當時，有一場嚴重的瘟疫席捲了開封，史書記載，當時“京師大熱，疫死者眾”。這場瘟疫傳播的速度很快，造成大量民眾的死亡，給當時的人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宋朝時期，傳統封閉式的中國城市逐漸發展為開放式的街市制。

坊牆消失，街區連成一片。這樣的城市街道逐漸狹窄，民居鱗次櫛比，環境問題帶來的衛生問題日漸突出。缺少了坊牆、寬闊街道和宵禁的制約，疾病的傳播變得越來越容易。加上宋代特殊的駐軍制度，京師開封周邊聚集了大量的軍隊，這也進一步增加了城市的人口密度，這些因素使開封成為北宋時期北方地區疫病傳播和蔓延最廣泛的地區之一。

面對如此嚴重的疫情，宋朝迅速地做出反應，組織實施救災防疫的活動。除了刊刻和頒佈醫書，宋太宗將太醫署作為此次疫病救治的指揮機構。

太醫署選擇良醫十人，分散在京師通衢要害之處，一方面調查疫病的流行情況，另一方面也負責對病人進行診治。同時，太宗還賜錢五十千，作為購買藥品的資金，“聽都人之言病者，給以湯藥，扶病而至者，即診視”。

為了保證疫病救治的效果，太宗還令作為內廷官宦的“中黃門”作為監督官，向皇帝直接通報疫情。

瘟疫作為一種傳染病，在人與人的接觸中會得到快速的傳播，進一步擴大疫情。古代中國還沒有現代的醫療和衛生知識，無法意識到隔離對於瘟疫控制的重要效果，認為人與人之間的傳染和鬼神的作祟是疫病流行的成因，同樣會產生樸素的隔離觀念。只是這種隔離的方式在現在看來頗為殘酷，失去了診治和照顧，感染者往往在絕望中自生自滅。

宋朝的舉措基本控制了疫情的發展，但瘟疫最終消散並不是人為作用的結果，而是得益於天氣的變化。

根據《宋史·五行志》的記載，“六月丁丑，黑風自西北起，天地晦暝，雷震，有頃乃止。先是京師大熱，疫死者眾，及此風至，疫疾遂止”。伴隨著雷暴天氣的西北風，使開封城內持續的高溫有所下降，空氣質量也得以淨化和改善，客觀上減弱了病菌生存的空間，最終結束了這場可怕的瘟疫。

相對於宋代，千年之後的我們有了更完備的衛生條件和更先進的醫療水平，雖然病毒進化得更加陌生和暴烈，但是在現代醫學的加持下，我們有更科學的應對方式和更強的組織動員能力，可以更好的控制疫情。

中國古代歷史上，宋朝，一直以來都是一個瘟疫高發的王朝。宋朝之所以瘟疫不斷，除了氣候原因外，還受到繁榮的商貿經濟活動的影響。兩宋王朝為防治瘟疫，不僅投入大量人力財力，還不斷思考總結，琢磨出不少防治瘟疫的方法。 宋朝政府，在疫情發生時不僅免費向百姓發放藥品，而且地方官員會第一時間親臨疫區，調動各種力量，積極救治百姓，及時隔離病人，以防止傳染。政府還派人疏通充滿淤泥的排水溝，保持整潔而乾爽的環境，以便病患早日康復。

一千年前的宋朝可以說是瘟疫的多發期了，兩宋期間就發生了將近50起瘟疫。對於瘟疫宋朝可以說是多管齊下，朝廷設立了安濟坊、養濟院、和劑局、惠民局等，這樣可以說對瘟疫有了基本的控制能力。但是光控制不行最重要的要能夠預防，正可謂防患於未然，這樣可以把損失降到最低。

對於防疫來說首先就要先抓衛生了，對此宋朝設立了虞部，類似於現在的自然資源部。而且還專闢了“漏澤園”，用來收埋無主屍體，從而達到淨化環境的目的，可以從根本上斷絕病菌的滋生。對於城市美化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時至今日，宋朝對於瘟疫做出的舉措也是有很多值得我們借鑑的地方。並且有許多著作傳世，為我們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瘟疫：是所有人類所面臨的問題，人類在生存過程中，所遭遇見的瘟疫層出不窮。

在中國古代文明史上，封建王朝的宋朝是一個重要的歷史王朝，現今從現有史料文獻記載有近三百次疫病發生，僅僅記錄就有近三百，那麼沒有被記載下來的呢？恐怕不僅僅只是小數目而已。

我們從各型別歷史文獻發現，宋王朝是歷史上瘟疫瀕發的朝代與之媲美只有明朝可比。在頻發疫情時期，統治者認清疫病吋統治的危害，所以以國家力量積極參與救治、防範。在不斷救治過程中積累了大量經驗。

由於宋朝是個瘟疫多發的王朝，各型別的疫病不勝列舉，不一一例舉，只拿幾個經典例子來看宋朝是如何治疫防疫；做為宋王朝的統治者，最先表現者，而得以重視者，宋王朝第一仁德之君；宋仁宗趙禎！

至和元年，汴京發生瘟疫，當官員上奏朝廷，仁宗極為重視，當知道救治藥物中缺少一味犀牛角，立即命令宮中藥師將自己非常喜歡的一雙犀角拿出砸碎來救助百姓，隨後下命各州、府、縣道對疫民減免賦稅，對因疫致貧無力掩埋屍體，所在縣府官員必須全力協助掩埋，對於辦事不力，推諉扯皮者一經發現，輕者罷官，重者立斬。從一系列的支援和鼓勵懲罰與警告中，疫情得到顯著的控制。

趙禎的榜樣，刺激性的懲罰力度下，在其後所遭遇到的疫情，所有官員都不敢掉意輕心。

公；“長厚清修，人不見其喜慍，平生不治貲業，不畜聲伎，嫁兄弟之女十數、他孤女二十餘人，施德煢貧，蓋不可勝數……其為政，善因俗施設，猛寬不同，在虔與成都，尤為世所稱道。

”

北宋神宗熙寧八年夏（公元1076年）吳越大旱，因災死亡引起瘟疫。（今浙江省沿海地區）同年九月，宋神宗急派趙忭出使越州。

我們來看看走馬上任的趙忭，到了越州之後，是怎麼處理這場疫情：馬上展開調查；對於下屬全面考查其所轄區人員狀況，食品、患者數量的多少，對救治情況，處理是否合理。凡是不能及時彙報情況的官員一律拿下治罪。輕者免官，重者處斬。另一面岀榜安民平衡物價，對於饑民廣泛募捐，使人日有二日之食，對於疫病患者馬上指定區域進行隔離治療。對於一些疫情爆發的地區實行封城救治，對一些隨意溜竄的饑民，疫病攜帶者一經發現嚴懲不貸，對於應疾病無家可歸，因疫致貧，因疫死亡無錢下葬者，官府出錢出力，全力救治。

正是因為趙忭快速有效的措施，取得了顯著的效果，而趙忭的經驗隨著記錄，而在宋王朝以後所有疫情地區推廣開來，其後蘇軾在杭州防範救治疫病，大量採用趙忭的方式方法。

總結：

從以上兩個經典例子我們總結岀宋朝在控制疫情爆發有以下幾點：

1穩定人心，對於疫病的流行死亡，是每一個人都無法形容的恐懼，所以一當疫情發現，宋王朝統治者就會積極面對配合當地官員，開倉賑災、減免稅款，大量做好宣傳工作，從物質、精神來解除人民的壓力恐慌。2積極治療，建設醫療機構，對疫病患者積極治療，對於救治藥物、藥方平價供應老百姓，嚴厲打擊哄抬藥價者。對於無力購買藥品患者，免費派送。3重視疫病發生，加強疫病預防，宋朝在瘟疫救治過程中不斷髮現，認識瘟疫和戰爭、環境之間的關聯。對幹戰爭死亡人員做到積極掩埋，對於戰場之地消毒處理。對於環境人多的地方，對於汙水、汙垢及時清理。推廣避瘟藥品，做到見瘟起即滅等等措施。4充分利用民間自救力量，遇到了大的疫情官方救援力量的不足。宋朝官方創意民間有能力鄉紳地主捐質獻物，積極協助政府抗擊疫情。為疫情患者提供食品，藥品，生活物質，讓一些醫術高明的醫生積極配合治療患者。為抗擊疫情爆發，穩定社會秩序發揮作用。

做為千年前的封建王朝，宋朝在瘟疫發生、治療、防疫、管理，對於疫情爆發的重視、嘗試、處理，到今天為止有很多東西值得我們學習，借鑑，深思！.

2019年的一場新冠肺炎讓13億多的華人經歷了一場浩劫，包括之前的SARS在內，這些傳染性的病毒在古代統稱為瘟疫。

在一千多年前的宋朝，經歷了多達167次瘟疫。

宋神宗時期有一場吳越大飢疫。

古語有云：戰後必有瘟疫。1075年宋神宗準備對交趾進行討伐，各類調動已經在進行，但是一場災難打亂了作戰計劃。當時吳越地區發生大旱災，災民四處亂竄，人心惶惶。讓很多官員都擔心的是旱災會伴隨著瘟疫，如果災民再四處亂竄的話，瘟疫會無限放大。

在這關鍵時刻，宋神宗非常重視這次災情，立即命令執掌越州（今紹興）的資政殿大學士趙抃全權負責救災。這個趙抃經驗十分豐富，據說他是跟包拯齊名的。

他首先做的事就是把災民聚集在一起，隔離控制起來，防止疫情擴散。還新建一些隔離所，給染病者登記造冊，儲備藥物，這就是古代的隔離。

隔離之後另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就是糧食問題。這一點早在旱災爆發初期，趙抃就命令給各地官員統計資料。有多少人要吃糧食，具體的位置，總共需要多少糧食，哪些地方有糧食，這些資料他都瞭解得非常清楚。

一般疫情影響，糧食價格都會上漲，而官府為了穩定民生，一般都會抑制糧食的上漲。但是趙抃，卻反其道而行之。

他命人貼出公告，宣佈官府不抑制糧食價格，供貨商想賣什麼價錢就賣什麼價錢。

這樣一來，各地糧商見有利可圖，於是都把糧食運往越州，越州的糧食很快就充足了起來，糧食你充足，價格自然就穩定了。

發放糧食的時候，趙抃也制定了一些規則：男女分開領糧，避免混亂；百姓每次領夠兩日，讓大家手裡都有糧，心裡不慌。

在趙抃有條不紊的治理下，災情平穩的過去了。第二年，宋神宗的宋朝大軍順利攻入了交趾國內，交趾國王李乾德投降。自此，交趾再也不敢侵擾宋境。中國的先輩們就這樣贏得了對瘟疫和戰爭的勝利！

我們知道，在兩宋時期，社會經濟文化都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商業繁榮，基礎設施像道路、街道等都很完備，人員流動加快，人物阜集的大都市也出現了不少，如東京汴梁、江浙杭州等城市，都是當時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大都市。再加兩宋時期戰亂不斷，人口遷徙流動大。這些情況也給瘟疫傳播創造了有利條件。據統計，在宋朝三百年間，共發生了大規模疫病近四十次，其中發生在開封、杭州的就達二十次以上。由於受當時醫療水平限制和社會環境、人為因素影響，病而死者往往達到十之五六，因此自古以來，疫情更慘於戰爭，人們都是談疫色變的。

儘管受醫療水平和社會大環境影響，疫病橫行，但宋朝統治者帶領人民也進行了力所能及的抗疫，正是他們盡力的抗疫，才使一次次瘟疫得到了較好遏止，才避免了人口的大滅絕。那麼宋朝又是怎樣抗疫的呢？首先設有健全的醫療組織。宋朝的醫療組織有翰林醫官院、御藥院、太醫局、惠民和劑局等機構。其中為民間提供服務機構的有翰林醫官院、惠民和劑局。御藥院是為皇親國戚服務的，太醫局是推行醫學教育和醫生考核的。翰林醫官院隸屬於翰林院，醫生數量多，醫療裝置先進，常常受皇帝的指派到各地探察、救治百姓。1082年改稱翰林醫官局，平時主要為皇家提供醫療服務，當民間發生醫情時，特別是很嚴重的情況下，就下去大力救治百姓。特別是翰林醫官院的駐泊醫官制度，本是醫官輪流前往地方參與醫療服務的制度，後來發展為各地路、州、府都駐紮醫官，為傳播醫療技術，改善當地醫療條件，及防疫治疫，發揮了積極作用。每次疫情爆發，醫官門就成了指導防治的主力軍。其次為疫民無償提供醫藥。惠民和劑局主要就是製藥供藥局。每當大疫流行，惠民和劑局就研製藥方，為疫民無償發藥救治。據《宋史》記載，1054年，東京大疫，仁宗皇帝當即令太醫配製藥方，並從自己私人財物中拿出兩隻名貴犀牛角，搗碎摻入藥中以救濟疫民。據《宋會要輯稿》記載，南宋寧宗時，臨安軍民多有疫病，皇帝下詔，令和劑局取撥合用湯藥分下三衙，及臨安府各處，分文不取為疫民進行醫藥救治。再次加強對疫民的收治隔離。為了防止疫病傳播，本來為社會福利性機構的安濟坊、居養院和漏澤院等地方，就成了收治救助疫民的專用場所。如北宋趙抃做越州知州、曾鞏做洪州知州時，就為疫民修建了公益治療場所，為“疫民以官舍舍之，資其食飲衣衾之具，以庫錢佐其費，倩醫候視”。蘇軾知杭州，疫病流行，蘇軾就湊錢作病坊，儲蓄錢糧，收救疫民，取名叫安樂，正是安樂坊名字的由來。崇寧年間，這些官建的公益場所改名安濟坊，並加推廣到各路、州、府，遂成制度。在建安濟坊的同時，朝廷又在各州、府、縣建立了居養院，用於收養“鰥寡孤獨不能自存之人”，同時在疫情期間，還可用來收治疫民。其四加強公共衛生管理。對於公共衛生，宋朝約束極嚴。春初時官府會“街道巷陌，官府差顧淘渠人沿門通渠，道路汙泥，差顧船隻搬載鄉落空閒處”，透過清整溝渠保障城市環境；而對惡意破壞環境者，則施以重罰。其五鄉紳富民也積極捐款捐物。一些地方鄉紳和富商，在疫情肆虐時，也積極響應官府，主動捐獻錢物，甚至有的捐款修建房屋，以供隔離疫民居住。如據《宋史》記載，一些富豪們“出力為席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間，並灶器用皆具”，不但蓋好了臨時住所，還提供了較為齊備的生活用品。

在我們的印象中，弱宋一直成了腦中揮之不去的固定概念，但他們在一千年前，在如此低下的生產力條件下，能官民同體，奮抗瘟疫，著實令我們起敬，其作法也有很多值得我們今天借鑑學習的地方。

謝邀。一千多年前，北宋淳化三年（992年）五月，首都開封由於持續乾旱和“大熱”，引發疫病流行，造成京城地區大量民眾死亡，這是目前發現有史以來，第一次在首都發生的較大規模的疫病，從而引起北宋政府的高度重視。開封疫病的病因是由天氣高溫而引起，屬中醫溫病學中暑溫的範疇。北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社會救助制度相對完備並組織實施得相對得力的時期。疫病發生後，北宋政府迅速地作做出了反應，宋太宗先後釋出了三道詔令對開封疫病加以應對，以一種較為積極的姿態全面介入疫病防治。

一是頒佈醫學方書。五月己亥，宋太宗釋出《行聖惠方詔》，首次將政府剛剛修撰完畢的《太平聖惠方》頒賜京城和全國各地，用新醫學知識防治疫病的流行。此舉如同現代的國家政府頒發防疫指南手冊一樣，不僅指導專業人士掌握了防疫治病的本領，確立國家在醫學領域內的正統地位，也讓平民百姓懂得了防疫治病的常識，能夠配合專業人士釆取有效的防治措施。

二是派醫、賜錢、賜藥，令太醫署負責治療，派遣內庭人員“中黃門”一人入內侍省督察。五月戊申，宋太宗釋出《選良醫診視京城病人詔》，詳細地闡述了開封疫病流行的情況和宋政府對疫病應對釆取的具體措施。首先，宋太宗令太醫署（太醫局的前身）選良醫10人，分散在京城要害處，調查疫病的流行情況，遇見病人即行診治。太醫署實際上成為這次疫病救治的指揮機構。太醫署，宋初隸尚書省所屬九寺之太常寺，掌管教育和擔負京城地區的疾病救治。其次，賜錢50萬，作為買藥的資金。再次，派“中黃門”一人作為疫病救治的監督官，向宋太宗通報疫病救治的情況。中黃門雖然級別較低，但因是皇帝特派，地位顯赫，顯示了宋太宗對開封疫病的重視和救治的決心。

三是遣使決獄。五月己酉，宋太宗第三次釋出詔令，“遣使分行諸路決獄”，將抗旱、救疫與國家政治緊密聯絡在一起。

雖然這次大疫因“黑風、大雨”驟然而來神秘消失，但主要是由以上措施的施行，才使開封疫病得到有效的救治，最終得以完全控制。在疫病救治中，宋太宗的重視，政府機構的配合、中央官吏的督視、經濟財政的支援，以及宋政府將剛剛修撰完畢的官修醫學著作《太平聖惠方》首次應用於疫病救治中，為此後政府用醫學知識救治各種疾病提供了範例。

宋朝上承五代，下啟元朝，享國319年，據分析共發生各類瘟疫49次, 平均6.51年一次, 年均發生機率為15.03%，那麼兩宋是怎麼應對瘟疫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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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實有效的防瘟措施

應對瘟疫，需要“防”和“控”兩手準備。兩宋時期，立足於“防”，多管齊下。朝廷設立了虞部，“掌山澤、苑囿、場冶之事”，職能類似於現在的自然資源部。此外，北宋汴梁道路兩側遍植各色樹木，城內艮嶽、玉津園等苑圃的建立，美化了都城的環境。各地同樣重視城市綠化，出現了“綠樹成帷連藥市”和“五門路, 四月乳鴉啼綠枝”的景觀。

人員密集場所容易引發瘟疫，尤其是衛生條件較差的監獄。北宋景德三年( 1006 年)四月，真宗考慮到暑季是疫病的高發期，“御崇政殿臨決之，雜犯死罪降流，流徙遞降，杖笞釋之。……日旰即罷，復令軍頭引見司覆奏所決刑名，審視訖，乃命實行。自是每歲暑熱，皆遣官遍排，親臨疏放，遂為定製。”不僅如此，朝廷還專闢了“漏澤園”，用來收埋無主屍體，以此淨化環境，從根本上斷絕傳染病菌的產生。美化環境，講究衛生，是兩宋預防瘟疫的重要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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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完整的醫療體系

提高醫療水平，也是“防”的重要手段。朝廷設了翰林醫官院，掌“供奉醫藥及承詔視療眾疾之事”，還設定有太醫院、惠民局、方劑局、藥局等專門機構，分管醫學教育和藥材流通。出現瘟疫時，這些機構分工明確，負責藥品調劑和瘟疫治療，各司其職，履職盡責。

醫生在醫療體系中佔有重要地位。朝廷規定：“主客不及萬戶, 補醫學一人;萬戶以上二人;每及萬戶增一人, 至五人止…… 醫生, 京府節鎮十人, 內小方脈三人;餘州七人, 小方脈二人;縣每一萬戶一人, 至五人止。”完善的醫療體系，促進了兩宋衛生事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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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稱道的防疫藥物

防疫藥物是“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北宋醫王”龐安時在《傷寒總病論》中認為：“療疫氣令人不相染，及闢溫病、傷寒。”他在書中收錄了屠蘇酒、闢溫粉、千敷散、殺鬼丸等防疫藥物，在民間廣泛應用。醫學家朱肱對《傷寒論》頗有研究，著有《南陽活人書》，書中的老君神明散和務成子螢火丸，也是效果不錯的防疫藥物。

南宋醫家竇材在《扁鵲心書》收錄了“中和湯”，治傷寒、瘟疫，頭目昏痛，發熱，鼻流清涕。其方劑為：“蒼朮（一斤，米泔浸），川烏（炮），厚朴（姜制），陳皮，甘草（各四兩），草果（二兩）。共為末。每用四錢，生薑七片，水煎和渣服。”由於對防瘟避疫作用顯著，在民間譽為“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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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人心的避瘟符咒

兩宋對瘟疫的防控，不僅求醫，還求鬼神。在宋代官修醫書《太平聖惠方》、《神醫普救方》、《聖濟總錄》、《太平惠民和劑局方》等收集了大量的的符籙、禁忌和咒語。在太醫院的教育中，開設了書禁科，專門收集、整理和普及符禁咒語。

鹹平三年( 公元1000 年) ,真宗“以兩浙災疫深所軫念,命三館檢討靈蹟以聞, 於是遣使遍祭其山川祠廟, 為民祈福。”顯然兩宋透過術士祈神禁瘟，帶有明顯的迷信色彩，對消瘟闢疫於事無補，但是，兩宋採用祭神禁瘟的方式，從客觀上能夠起到安定民心的作用，這麼做無疑是向有限醫療條件妥協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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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調配的醫藥資源

瘟疫發生後，“控”成為阻止瘟疫擴散的關鍵。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正月，汴梁暴發瘟疫。仁宋“碎通天犀，和藥以療民疫”。據說通天犀是曠世奇珍，能治百病。內侍李舜卿有意將其留給仁宗獨享，仁宗正色拒絕：“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

有了皇帝的重視，每當發生瘟疫，朝廷高度關注，地方積極配合，醫生免費治療，將瘟疫的危害降到最低。元祐八年( 公元1093年)，宋哲宗下詔:“訪聞日近在京軍民,難得醫藥,令開封府體訪,如委是人多病患,可措置於太醫局選差醫人,就班直軍營坊巷, 分認地分診治。本府差官提舉合藥,並日支食錢,於御前寄收封樁錢內等第支, 破患人稀少即罷。”以國家機器為基礎，控制瘟疫自然遊刃有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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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早的隔離制度

“控”不只是保護未感染人群，還要治療病患，兩者之間需要建立一道“防火牆”。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杭州先旱後疫。時任杭州通判的蘇軾建立“安樂坊”，採用隔離手段，三年間治癒了無數病患。《續資治通鑑長編》稱讚:“作饘粥，藥餌，遣吏挾醫，分方治病，活者甚眾。”

崇寧元年（公元1102年）八月，朝廷將“安樂坊”改名為“安濟坊”，“置安濟坊養民之貧病者，仍令諸郡縣並置。”安濟坊的隔離病房“為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為視醫藥飲食”。事實上，安濟坊作為官辦慈善體系的一部分，“已而置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所費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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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周到的流民安置

“控”還包括控制人口流動。俗說說：“大災之後必有大疫。”受生產力和交通條件所限，古代賑濟大都以城市中心。如此一來，大量流民湧入城市，增加發生伴生性瘟疫的風險。兩宋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曾鞏坦言:“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措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群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

有鑑於此，兩宋根據受災情況，以耆為基本單位,劃片賑災，避免他們湧向城市。“每一官, 令專管十耆或五、七耆。據耆分合用員數,除逐縣正官外,……擇有行止、清廉幹當、得事不作過犯官員。”這麼做既提高了賑災的效率，又有利於控制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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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宋的瘟疫主要由主要有天花、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傷寒、痢疾、時氣病、麻風病、瘴疫、大頭瘟以及牲畜疫病等病症。頻發的疫情，迫使朝廷、士大夫、醫學家等對疫情的治療和成因進行了積極探索，建立起以政府為主、社會力量為輔的瘟疫防控體系，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兩宋防控瘟疫的經驗，給後世留下了寶貴的財富，時至今日，仍然具有很高的借鑑意義。

一千多年前，北宋的首都開封也面臨過一場嚴重的瘟疫，並給這座人口稠密的城市帶來了嚴重的影響和傷害。

淳化三年（992年）五月，一場嚴重的瘟疫席捲了開封，史書記載，當時“京師大熱，疫死者眾”。這場瘟疫傳播的速度很快，造成大量民眾的死亡，給當時的人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開封大疫的流行，與當年的高溫和乾旱有密切的關係。從淳化元年正月開始，中原地區連續五個月沒有降水，宋太宗為求雨齋戒食蔬，但效果並不明顯，隨後兩年的春天京師又遭遇了嚴重的旱災。淳化三年，“河南府、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及亳、建、淮陽等三十六州軍旱”，長期的乾旱和高溫，為病菌的繁殖和瘟疫的流行創造了條件。

由高溫天氣引發的瘟疫，屬於中醫溫病學中暑溫的範疇。根據現代中醫學的概念，溫熱病是指感受外邪而出現的以發熱為主要症狀的一類疾病，大多數是由微生物感染而引起，多發於夏季之時，發病的速度很快。中國歷史上儘管疫情不斷，但這種在大規模城市中爆發的瘟疫並不常見，除了當時的氣候條件，開封人口的密度、流動性、居住環境以及生活習慣都是重要的原因。

從人口規模來看，唐代的長安城同樣是百萬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但大規模瘟疫的記載比較少，這與唐代城市的規劃和佈局有密切的關係。長安城實行嚴格的坊市制度，居民裡坊和市場分離，城市以街道劃分為整齊的棋盤狀佈局，各坊呈矩形，四周坊牆高聳，夜間實行宵禁，並設有專人管理。坊市制度下商品經濟活動的範圍和時間都受到嚴格的限制，不僅人口的密度較小，互相接觸的次數也相對有限，對疫病的防治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

但這種坊市制度在唐朝後期就逐漸鬆動，商品經濟活動在坊內頻繁出現，傳統封閉式的中國城市逐漸發展為開放式的街市制。坊牆消失，街區連成一片。這樣的城市街道逐漸狹窄，民居鱗次櫛比，環境問題帶來的衛生問題日漸突出。缺少了坊牆、寬闊街道和宵禁的制約，疾病的傳播變得越來越容易。加上宋代特殊的駐軍制度，京師開封周邊聚集了大量的軍隊，這也進一步增加了城市的人口密度，這些因素使開封成為北宋時期北方地區疫病傳播和蔓延最廣泛的地區之一。

面對如此嚴重的疫情，北宋迅速地做出反應，組織實施救災防疫的活動。五月己亥，宋太宗釋出《行聖惠方詔》，首次將政府剛剛修撰完畢的《太平聖惠方》頒賜京城和全國各地，用新醫學知識防治疫病的流行。《太平聖惠方》一共一百卷，是宋太宗“求集名方，異術玄針”，以及“遍於翰林醫官院，各取到經乎家傳應效藥方，合萬餘道”，又令“尚藥奉御王懷隱等四人，校勘編類”，並以刻本頒行天下。每州又選擇醫術精明者充當醫博士，令其掌管醫術，准許吏民傳寫留貯。

除了刊刻和頒佈醫書，宋太宗將太醫署作為此次疫病救治的指揮機構。太醫署選擇良醫十人，分散在京師通衢要害之處，一方面調查疫病的流行情況，另一方面也負責對病人進行診治。同時，太宗還賜錢五十千，作為購買藥品的資金，“聽都人之言病者，給以湯藥，扶病而至者，即診視”。

關於防疫的藥物，宋代醫學家龐安時在《傷寒總病論》中有具體的介紹，有屠蘇酒、闢溫粉、千敷散、殺鬼丸、務成子螢火丸等，被民眾廣泛加以利用。

屠蘇酒有保健的功能，龐安時建議人們“屠蘇之飲，先從小起，多少自任。一人飲一家無病，一家飲一里無恙。飲藥酒三朝，還置井中。若能歲歲飲，可代代無病，當家內外井皆悉著藥，闢溫氣也”。

務成子螢火丸則是螢火、雄黃、丹雄雞冠等藥材凝練為丸，帶在身上或懸於門戶，可以“闢絕賊盜瘟疫”，龐安時稱“曾試此法，一家五十餘口俱染病，唯四人帶者不染”。

為了保證疫病救治的效果，太宗還令作為內廷官宦的“中黃門”作為監督官，向皇帝直接通報疫情。

瘟疫作為一種傳染病，在人與人的接觸中會得到快速的傳播，進一步擴大疫情。古代中國還沒有現代的醫療和衛生知識，無法意識到隔離對於瘟疫控制的重要效果，但傳統醫學將“氣”（邪氣或四時不正之氣）作為疾病產生的重要因素，認為人與人之間的傳染和鬼神的作祟是疫病流行的成因，同樣會產生樸素的隔離觀念。只是這種隔離的方式在現在看來頗為殘酷，失去了診治和照顧，感染者往往在絕望中自生自滅。後唐明宗時期，隨、鄧、復、郢、均、房等州（今湖北及河南一部）有人感染瘟疫，即使是父母或親生子女也不敢在左右照顧，只是用竹竿“遙致粥食於病者之側”；女兒出嫁後其父母感染疾病，夫家也不會告知，只有等其去世後才准許奔喪；有些地方甚至會出現“有父母兄弟厲疾者，舉室棄之而去”的現象。

這種民間自發的隔離措施源自民眾對疾病的恐慌，客觀上對控制瘟疫的發展也有一定效果，但這種殘酷做法與儒家的孝悌觀念和敦親信條格格不入，因此官員和士大夫們都採取了否定的態度。

經過漢儒改造的神秘化的儒學，相信個人德行可以規避乃至戰勝因“邪氣”而導致的疾病，因此他們要求“父母骨肉有疾者，並須日夕專切，不離左右眉侍”，還常常以身示範，將其視為一種移風易俗之舉。

民眾雖然有自發隔離的做法，但他們的知識水平仍然無法區分傳染病、流行病和非傳染病，因此朝廷在移風易俗的同時，對於疫情嚴重的地區也會有官方的遷徙措施。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河北北部發生瘟疫，“多病腮腫死”，於是令“邊民南徙避疫”。

宋太宗在《御製太平聖惠方序》中提到：“朕尊居億兆之上，常以百姓為心，念五氣之或乖，恐一物之失所，不盡生理，朕甚憫焉”，表現出他對於疫病的關心。

北宋的舉措基本控制了疫情的發展，但瘟疫最終消散並不是人為作用的結果，而是得益於天氣的變化。根據《宋史·五行志》的記載，“六月丁丑，黑風自西北起，天地晦暝，雷震，有頃乃止。先是京師大熱，疫死者眾，及此風至，疫疾遂止”。伴隨著雷暴天氣的西北風，使開封城內持續的高溫有所下降，空氣質量也得以淨化和改善，客觀上減弱了病菌生存的空間，最終結束了這場可怕的瘟疫。

儘管有天氣的幫助，北宋在此次疫情中派醫診治、賜錢賜藥、頒佈醫書、按決刑獄的舉措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反映了古代政府的防疫努力，成為後來歷朝應對疫病災害時效仿的物件。

相對於宋代，千年之後的我們有了更完備的衛生條件和更先進的醫療水平，雖然病毒進化得更加陌生和暴烈，但是在現代醫學的加持下，我們有更科學的應對方式和更強的組織動員能力，可以更好的控制疫情。

一千年前宋朝的瘟疫，主要指的是宋太宗淳化三年五月，即992年五月的開封府大瘟疫，具當時的史書記載“京師大熱，疫死者眾”意思是說當時的開封府天氣炎熱，很多人死於瘟疫當中。

此次開封府瘟疫的直接原因是當時天氣大旱，五個多月沒有下雨，給病菌的繁殖和瘟疫創造了條件。

當瘟疫發生後，宋太宗非常重視，立即採取了相關的措施救治。

1.將剛剛修撰完成的《太平聖惠方》下發到京師及全國各地，用新的醫學知識防治瘟疫的流行。

2.指定了裝門的機構太醫署來全權負責瘟疫的救治，並且撥下鉅額財政用於疫情的救治。

3.許多新的防疫藥物投入使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比如北宋醫學家龐安時編寫的《傷寒總病論》中記載的抗疫藥物有屠蘇酒，闢瘟粉，千敷散等藥物，在治療瘟疫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4.天公作美，六月後天降大雨，開封的氣溫有所降低，這給瘟疫的救治起到了一定的幫助。

以上，望採納。

中國有著古老而輝煌的文明，但同樣也經歷了綿長而頻繁的苦難——而疫病，便是令華人損失最大、傷亡最多的災禍之一。自秦漢以後，歷朝《五行志》中都不乏“大疫”“疫癘”“癘作”等字眼，而一次“時疫大行”，背後伴都隨著“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悲慘景象。翻遍史冊，幾乎每朝每代，甚至每位帝王在位時都有疫病爆發。有時會讓人感到，不是瘟疫伺機侵襲著文明，而是中國先民們在瘟疫橫行的間隙中，謹小慎微地將文明書寫了數千年。

民諺雲：“大災之後，必有大疫。”歷史上的疫病，大多或伴隨著旱澇等天災，或伴隨兵燹等人禍。有時這個因果鏈反過來也成立：因為疫病得不到控制漸漸釀成大災，並最終改變了一個個王朝的“德運”。

不過，疫病又不僅僅是災禍而已。疫病的爆發往往是自然環境與人類活動相互作用的複雜結果，其產生、傳播、防治牽涉到制度律法、醫療水平、衛生觀念等諸多因素，其過程可以映射出一個時代的整體發展水平。可以說，古代中國的疫情有多嚴重，古代華人在抗疫事業中就創造了多少奇蹟，而這其中最為“梗核”的，就是宋朝人。

新年伊始便開始肆虐全國的新型冠狀病毒再次為華人敲響了公共衛生安全的警鐘，經過近半個月的壯士斷腕式的努力，疫情終於被控制，並且一步步走向滅亡。即使在全民抗疫、依靠先進手段的情況之下，此次疫情對中國的印象還是非常之大的。

回顧一千多年前的中國北宋王朝，同樣爆發了一次大規模的瘟疫。新生的大宋王朝迎來了巨大的挑戰。在缺醫少藥、資訊閉塞、交通欠發達的時代，偉大的中華民族是如何渡過難關的呢？

淳化災年

.淳化為宋太宗趙光義的年號。

宋太宗作為宋太祖之弟，北宋第二位皇帝。新朝剛剛建立，應該是一派欣欣向榮的氣象，但事實卻並非如此。

淳化年伊始，北宋便爆發了大規模的旱災。

“河南府、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及亳、建、淮陽等三十六州軍旱”。

大面積的災民只能只能懷揣著虛無飄渺的希望，向著四面八方流動潰散。

淳化三年五月，天氣燥熱，面對這大面積災民的死亡，屍體不能及時處理，為瘟疫的產生和肆虐提供了溫床。

“京師大熱，疫死者眾”。

同年同月，北宋首都開封爆發了大規模瘟疫，瞬間蔓延全國。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淳化年間還爆發了王小波、李順起義。總之，在宋太宗淳化年間，北宋朝廷面臨了空前的政治、經濟災難。

抗擊疫情

瘟疫爆發之後，宋太宗趕緊召開抗擊疫情特別會議。會上組織成立了抗擊疫情辦公室，由宋太宗直接領導、太醫院全權負責，配合當地政府，發誓要打贏這場瘟疫戰爭。

北宋政府採取了兩方面的措施，一為治療，二為預防。

在治療方面，北宋政府先是採取全國範圍的藥方徵集，凡是對疫情有一定作用的藥材、藥方，全部收錄中央。由中央太醫經過臨床研究，決定藥方，然後統印全國。這一措施彌補了資訊不對稱的問題，在第一時間將正確的醫療資訊傳遍全國。

其次，太醫院主持在第一時間編纂了《太平聖惠方》，以宋太宗詔書形式釋出全國，並且允許民間私印。《太平聖惠方》之中包含了大量的瘟疫治療方式，極大的幫助了鬥爭在一線的醫生。

相對於救治，預防就顯得很是細緻。

①：安全處理屍體。作為新的病原體，死去的瘟疫感染者絕對不能暴露曠野之中。宋朝政府組織火葬或者深層掩埋，以斷絕屍體傳染。

②：實行城市管制。杜絕城市中大小集會，暫時關閉市坊，減少人口流動。

④：政府組織消毒。古代醫療手段有限，只能透過石灰、焚燒草藥來保證道路、空氣潔淨，至於有沒有效果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北宋政府的確是很用心，落實很到位。

破曉黎明

經過一月有餘的全國戒嚴，北宋人民終於渡過了難關。

“六月丁丑，黑風自西北起，天地晦暝，雷震，有頃乃止。先是京師大熱，疫死者眾，及此風至，疫疾遂止”。——《宋史·五行志》

對著氣溫的下降，北風強勁，瘟疫逐漸消失，可以推測的是文藝病毒可能與氣溫有很大關係。

這是北宋人民抗擊瘟疫的偉大勝利，在北宋政府強有力且正確的領導之下，文藝傳播途徑被完全切斷，僅存的瘟疫在強勁的北風之中煙消雲散。

結束語：古人能夠在技術與物質極其缺乏的情況下戰勝瘟疫，如今的華人民一定能夠戰勝疫情，中國加油！

【文 / 楚南青史君】

本文轉自《讀者》，詳細地分析並記錄了宋朝抗疫措施，對後人抗疫實踐非常有幫助。

正文如下：

古代醫學並不發達，民間發生瘟疫後，破壞力往往超過戰爭和饑荒。歷代王朝均有瘟疫發生，而宋朝上承五代，下啟元朝，享國319年，共發生各類瘟疫49次，平均6.51年一次，那麼兩宋是怎麼應對瘟疫的呢？　　 切實有效的防瘟措施：

應對瘟疫，需要“防”和“控”兩手準備。兩宋時期，立足於“防”，多管齊下。朝廷設立了虞部，“掌山澤、苑囿、場冶之事”，職能類似於現在的自然資源部。此外，北宋汴梁道路兩側遍植各色樹木，美化都城的環境。人員密集場所容易引發瘟疫，尤其是衛生條件較差的監獄。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四月，真宗考慮到暑季是疫病的高發期，於是遣散犯人，“雜犯死罪降流，流徙遞降，杖笞釋之。……自是每歲暑熱，皆遣官遍排，親臨疏放，遂為定製。”不僅如此，朝廷還專闢了“漏澤園”，用來收埋無主屍體，以此淨化環境，從根本上杜絕傳染病菌的產生。　　 結構完整的醫療體系：

此外朝廷還設了翰林醫官院，掌“供奉醫藥及承詔視療眾疾之事”，還設定有太醫院、惠民局、方劑局、藥局等專門機構，分管醫學教育和藥材流通。出現瘟疫時，這些機構分工明確，負責藥品調劑和瘟疫治療，各司其職，履職盡責。　　 值得稱道的防疫藥物：

防疫藥物是“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北宋醫王”龐安時在《傷寒總病論》中認為：“療疫氣令人不相染，及闢溫病、傷寒。”他在書中收錄了屠蘇酒、闢溫粉、千敷散、殺鬼丸等防疫藥物，在民間廣泛應用。醫學家朱肱對《傷寒論》頗有研究，著有《南陽活人書》，書中的老君神明散和務成子螢火丸，也是效果不錯的防疫藥物。南宋醫家竇材在《扁鵲心書》中收錄了“中和湯”，由於對防瘟避疫作用顯著，在民間譽為“神方”。

統一調配的醫藥資源：

瘟疫發生後，“控”成為阻止瘟疫擴散的關鍵。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正月，汴梁暴發瘟疫。仁宋“碎通天犀，和藥以療民疫”。據說通天犀是曠世奇珍，能治百病。內侍李舜卿有意將其留給仁宗獨享，仁宗正色拒絕：“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有了皇帝的重視，每當發生瘟疫，朝廷高度關注，地方積極配合，醫生免費治療，將瘟疫的危害降到最低。　　 史上最早的隔離制度：

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杭州先旱後疫。時任杭州通判的蘇軾建立“安樂坊”，採用隔離手段，三年間治癒了無數病患。

兩宋的瘟疫主要有天花、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傷寒、痢疾、時氣病、麻風病、瘴疫、大頭瘟以及牲畜疫病等病症。兩宋防控瘟疫的經驗，給後世留下了寶貴的財富，時至今日，仍然具有很高的借鑑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