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從字面意思上看，“偃武修文”和“重文輕武”並沒有太大的差別。但是一旦我們結合當時的社會政治背景來分析，我們就可以發現其中的差別之處。

在經歷了隋朝末年的天下大亂後，唐朝初年急需一個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來發展經濟。

對於遭受連年戰亂的朝廷和百姓來說，止戈棄武是最好的選擇。

太宗時期“偃武修文”更多的是體現在對外政策上，在軍事上是“不想打、不願打”而不是“怕打仗”，他們只是把國家的大部分注意力放在了發展經濟方面，但是對於武備該有的重視絲毫未減。

在太宗一朝經濟文化發展的同時，唐朝的軍事也是發展到了頂峰。

太宗年間唐朝軍隊不僅攻滅了東突厥與薛延陀，而且還征服了高昌、龜茲、吐谷渾，重創高句麗，設立安西四鎮。太宗朝的軍事勝利在某種意義上更是成為大唐強盛發展的一種襯托。

與唐朝“偃武修文”的對外政策不同，宋朝“重文輕武”更多的是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

在經歷了唐末五代以來的藩鎮割據局面後，宋朝統治者深切的知道地方割據的害處。因此在宋朝開國之初“重文輕武”的政策是有利於穩定統治者在國內的統治的。

但是隨著國家的發展和外部少數民族的崛起，“重文輕武”帶來的負面影響便日益凸顯。

為了防止地方割據和武將篡位，宋朝政府不僅將統兵、調兵和指揮三權分屬三個不同的機構管理，更是將地方精銳部隊全部調入中央禁軍，各地軍事主官來回調動，戰爭結束後將兵權交回，因此造成“兵不識將，將不識兵”的尷尬局面。

軍隊虛弱的戰鬥力不僅不會對宋朝中央政府帶來威脅，更不會對更加強大的少數民族軍隊造成威脅，因此在外地面前自然兵敗如山倒。

宋太宗後期並不只是“重文輕武”，大概是被契丹打怕了，轉向“膽小抑武”了。

北宋武人成為文人的附庸，在宋太宗後期開始。雍熙三年（986年），宋人第二次北伐契丹，在歧溝關慘敗；宋太宗本人對契丹的態度，由“備邊通好”轉向“圖制契丹”，再由“圖制契丹”轉向“聯夷攻遼”，最終由“聯夷攻遼”轉向“修德以懷遠”。

（歧溝關慘敗）

對內呢，趙光義更加消極，以親信傅潛、王超、柴禹錫、趙鎔、張遜、楊守一等替換五代十國的老兵名將，讓自己好控制的人、文人為禁軍統帥，這些人多是庸碌之徒，臨陣懼戰。

好一個修德以懷遠，懷到把重兵、軍權縮在首都周圍了。這明明是不想收復被契丹人奪走的幽雲十六州（北京等地）了。

在這種情況下，武人職位低、俸祿低、還被全社會看不起；趙匡胤、趙光義時候，殿前司竟出現出了裝啞巴15年的最高統帥——楊信。

（“啞巴司令”——楊信）

對了，宋朝中後期，更出現了“並不知將，將不知兵”的尷尬情況。北宋末年有了岳飛、韓世忠這樣的名將，也被皇帝+士大夫聯手按下去。

不知道五代十國的驕兵悍將們，看到自己的後輩這樣被壓制，作何感想。

這樣的宋朝，不是“重文輕武”，而是“膽小抑武”。宋朝始終給自己防備自己，寧願犧牲戰爭時候的效率，也不能讓軍人們在戰場上施展才華。

唐太宗“偃武修文”，類似二戰時候的美國，五星上將們在外打架贏了，回家脫掉軍裝當宰相，當政治家。當然，科舉文人也可以當宰相，所謂“出將入相”。

譬如李靖、侯君集、楊師道等人，都是在外打突厥，對內脫掉軍裝當宰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這是一種強大後的自信，更是誠心實意地“富百姓、致太平“。

（平滅突厥的李靖 脫掉軍裝當宰相）

當然，並不能說貞觀之治沒有缺點，比如人口戶數少就是問題，唐太宗時期的300萬戶<隋文帝時期的870萬戶；直到50年後的開元盛世，才恢復到隋朝頂峰水平。

唐朝“偃武修文”和其經歷的戰爭有關係，隋末時，戰火頻燃，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在此背景下，唐朝統治者必須休養生息，安定社會生產，才會使封建統治安穩。

宋朝重文輕武，是因為宋太祖透過杯酒釋兵權解除了武將權利，以文人代替武將管理地方事務；宋初統治者吸取唐末五代藩鎮割據經驗，認為權利過重，會有謀逆之嫌疑；宋代科舉考試發達，文人輩出，使宋代文學發展得百花齊放。

一、唐太宗即位時，為什麼“偃武”？

唐太宗在位之時，政治相對清明，他繼承唐高祖李淵制定的尊祖崇道的國策，運用道家思想治國平天下。

在隋末征伐過重的教訓下，唐太宗任用賢能，廣開言路，自我剋制，休養生息，文教復興，完善了科舉制度，使得社會出現了安定繁榮的局面。

　唐太宗從隋末農民戰爭中吸取教訓，認識到人民群眾浩大的力量，總結出“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道理，特別是唐太宗剛即位之時，更是把這樣理念進行到底，他愛惜民力，不到萬不得已絕對不徵發徭役。隋末的奢侈淫糜加快了滅國腳步，唐太宗知道這樣做的弊端，甚至不輕易大興土木。他還消除冗官冗員，合併州縣，減輕人民負擔，這一系列措施都是唐太宗與民休養的重大決策。

唐太宗在位的二十多年裡，對內整頓國家制度，對蒼生百姓予以尊重，安定民生，對外也毫不怯懦，他打擊北方強權東突厥，擴大唐帝國在周邊的影響，從內外政策來看，唐朝並不是輕武，只是不輕易發動戰爭而已。

唐朝疆域遼闊，唐太宗並不是輕武之人，在必要的時候，對於打擊北方強權政治也絕不手軟

二、唐朝為什麼“修文”

唐朝重視文化發展，1.設館興學；2撰經修史；由於唐初的經濟繁榮昌盛，文化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

唐詩在此時百花齊放，湧現出很多優秀的詩人，唐初的政治措施開明，社會矛盾緩和、農民生活得到改善，社會生產恢復發展，社會秩序安定，詩歌、音樂、書法、繪畫等在文化沃土上開花結果。社會安定，廣大文人墨客創作情緒更加激盪。

為什麼能形成這樣的局面呢？

1、唐太宗以隋亡為鏡

隋末的民變，各地的割據勢力，讓唐太宗深刻的明白人民的力量，唐太宗以史為鏡，常常引以為戒，剋制慾望，善於納諫，在君臣的努力下，終於形成了“貞觀之治”的繁榮局面。

2、一個賢明的領導人，是國家之幸

唐太宗即位後，勵精圖治，整飭吏治，薄賦尚儉，致力復興文教，使隋末留下來的遺患得到了解決。

3、唐太宗麾下人才濟濟

太宗手下名臣輩出，房玄齡、杜如晦，人稱“房謀杜斷”，魏徵更是直言善諫。

4、唐太宗十分重視吏治的清明

他垂詢民間疾苦和施政得失，裁撤無用官員，解決了冗官，減輕百姓負擔。

5、唐太宗對外武功成就顯赫，曾多次對外用兵，他並不是從來不用武力，而是用到刀刃之上，太宗用武，四方來朝，聲威遠播。

正因為有了休養生息，唐朝才使得民生改善，“偃武修文”更讓大唐國力強盛，文化繁榮，形成“貞觀之治”。

三、宋朝為什麼形成重文輕武呢？

由於宋太祖爭奪天下之時，看到唐末的軍閥割據，武將把持朝政，使得天子權利得不到發揮，手握重兵的軍閥各自為政，朝廷權利視同擺設。所以宋太祖認定只有重文輕武才是平定亂世之根本，但是他只考慮了國內的鬥爭，沒有看到國土邊疆的安危問題，特別是北宋之時，周邊強敵環視，厲兵秣馬的等待蠶食中原沃土。

趙匡胤發動陳橋驛兵變，奪得後周政權，建立大宋，稱為宋太祖。他以武力奪得政權後，他害怕武將權利過大，遂“杯酒釋兵權”，來了一個過河拆橋的戲碼。從一開始，宋太祖就不相信武將會乖乖臣服自己，他擔心武將篡位。所以他用文官代替武將治理地方事務，他想到了篡位的事，但是沒有想到以後北方強敵，金、遼之事。

陳橋兵變，趙匡胤奪取後周政權，成功後解除武將兵權，但是他卻忽略了周邊的強敵。

宋朝時的科舉制度發達，文人墨客輩出，特別是詞的發展，超越了任何一個時代，甚至出現了很多流派，柳永、蘇軾都是宋代傑出的詞人，宋代重文的國策，使文化發展空前繁榮，特別是宋初之時，詞多以傷春悲秋為主，到了後期，由於國破家亡的政治原因，詩詞也偏向了國仇家恨。

四、宋朝“重文輕武”的利弊

利：限制了武將乃至整個官僚體系的權力，有利於政權的穩固和社會的安定。

弊：武將受到多方面的牽制，在行軍打仗方面得不到有利支援，嚴重的束縛武將在戰場上的發揮，“靖康之恥”爆發之時，滿朝文武，居然沒有能上戰場之人。重文還造成冗官冗員的負面作用，加重了老百姓的負擔。

綜合上述觀點，唐朝“偃武修文”是吸取隋末滅國教訓，不輕易發動戰爭，並不是說輕視武力，實際上唐太宗在位期間對北方少數民族強權並沒有妥協過，一直是用武力征服的他們，甚至做到了“四方來朝”的繁榮局面。

宋朝的“重文輕武”與宋太祖的自我意識有很大的關係，他認為武將是不安定因素，特別是唐末時，軍閥割據的局面，讓宋代統治者不相信武將，以文官來代替武將處理地方事務，又由於宋代經濟發達，社會繁榮，所以詩詞文學，達到了空前發展的一個新高潮。

　

宋朝的"重文輕武"與宋太祖的自我意識有很大的關係，他認為武將是不安定因素，特別是唐末時，軍閥割據的局面，讓宋代統治者不相信武將，以文官來代替武將處理地方事務，又由於宋代經濟發達，詩詞文學達到了空前發展的新高潮。

歷史上“偃武修文”和“重文輕武”想要執行的方針政策採取的基本上是一樣，但必須要根據當時政治社會環境、外方勢力受到威脅程度和當政者推行，以及執行者的實施程度作為主觀因素。偃息備武，文治教化，還要根據對執行的目的和所要具備的社會背景為基礎，唐朝和宋朝所執行的策略和方針就有所不同。

唐朝從混亂的隋朝各方勢力中以征戰與殺伐而建立，太宗李世民需要的是文冶與教化締造一個盛世，需要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來發展經濟，連年的戰亂已使朝廷空虛，百姓飢苦，現在最需要的是止戈棄武，大力治理髮展經濟，文化、使民富國強。

太宗時期對“偃武修文”推行的方針

太宗時期李世民推行的路線是：一面發展經濟避免域內動亂，另一面是在發展經濟強盛的基礎上對軍隊的建設穩步推進，止內亂，平外擾。

止武發展經濟是民心所向，也是朝廷同心協力所做的效果。

武德四年，李世民開闢了文學館，有專人負責收集經、史、子、集共二十餘萬卷的書籍陳列在弘文館，李世民在空暇時和弘文館學士探討歷代興亡，商榷朝王之政事。

貞治初期，李世民止武防外擴，主要把精力放在經濟發展和禮樂文教發展方面。同樣在軍隊備建上沒有減少，精簡管制，各分其職，訓練守衛主次分明。直到經濟文化發展到一定的鼎盛時期，軍隊發展也達到了頂峰。消滅外方侵擾勢力急需要做，不僅攻滅了東突厥和薛延陀，而且征服了高昌、龜茲、吐谷渾，還征服了高句麗、設立安十四鎮，掃平了北方和西北方勢力的侵犯，為社會穩定，經濟發展鋪平道路。太宗期的貞觀之治，對太平盛世國富民安起到了關鍵作用，給完成軍事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一個帝國的強盛不只是軍事上的強大，更重要的是社會的穩定，民富國強、文化繁榮。

宋朝“重文輕武”推行的方針

宋朝“重文輕武”更多的是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同唐朝“偃武修文”的對外政策不同。宋朝統治者清楚地認識到，唐未五代以來的藩鎮割據局面，讓地方勢力擴大造成的禍亂，產生的危害非常大。如、任意擴張軍隊勢力，掌握地方政權，最後發展到操縱中央政權，可以新立皇帝改朝換代的教訓。因此宋朝開國之處就訂立“重文輕武”的政策，有利於穩定統治者最高統治權力，防止威脅最高政權。

為了防止地方割據，武將篡位，宋朝統治者不僅將統兵、調兵和指揮三權分制三個不同的機構管理，更是將地方精銳部隊全部調入中央禁軍，各地軍事主官來回調動，造成兵不識，將不識兵，缺乏有效的指揮，戰爭結束後還將兵權交回。更有甚者在行軍打戰中，由缺乏軍事才能的文官調配武官打戰，武將受到多方面的牽制，帶兵打仗還要按照朝廷預授的陣圖佈陣行事。對瞬息萬變的戰場常會延誤戰機，給戰場帶來不利的因素,不打敗仗才怪。

宋朝中後朝，外域的少數民族勢力逐漸擴大，頻頻侵犯掠奪，尤其在北方和西北掠奪了很多的城池地域。外域勢力越來越強大，對宋朝朝政構成極大的危害，派出部隊去徵試時，部隊戰鬥力低下,又缺少有才能的武將，戰爭堅持不了多久就造成失敗。最後造成宋朝割地賠償，就連皇帝被抓做俘虜，國家搞得民不聊生，怨聲載道，國破家亡。

所以，唐朝的“偃武修文”，根據社會背景修訂了正確的方針，統治者更清楚從哪些方面有效的推行和改正，為了達到太平盛世，不當大力發展經濟、文化，還共同促進軍隊建設，最終締造了一個太平盛世強大的帝國。宋朝“重文輕武”，從制度上改革和調整，主要目的是政權分割，防止地方政權勢力威脅到中央政權。把軍隊分化，指揮權集中，缺乏訓練、裝備和有效的調配。加大文官的權利，削弱武官的權項，造成虛弱的軍隊戰鬥力低下，不能有效的保衛邊疆國土，也下能抵禦外域勢力的侵犯。宋朝實行的“重文輕武”政策文化得到了繁榮發展，軍隊虛弱最終走向滅亡。

歷史背景不同，所以產生的效果就不同。唐太宗實行“偃武修文”國策，是針對隋末唐初戰亂不休，百姓“苦於戰爭久亦！”百姓需要休養生息，國家需要養精蓄銳，涵養民力就是涵養國本。所以，才會出現“貞觀之治”盛況。而宋朝“重文輕武”國策，出發點是防止手握重兵的人效法自己“黃袍加身”。何況，唐面臨的是“四夷平定，外患盡除”的局面，宋朝面臨的是“強鄰在側，大兵壓境”，輕武防了內憂卻防不了外患。因此，金、遼、蒙你方唱罷我登場，輪番蠶食大宋江山，不亡還待何時？

唐太宗可決不放棄對侵略者的武力征討，對屢次從北方入侵的突厥初期保持守勢，在國力增強後，唐太宗命人遠征、打敗了突厥，徹底解決了突厥這個北方的隱患。在唐太宗統治時期非常重視軍隊戰備訓練(國防事業)。

宋朝壓制武將，宋仁宗時期的名將狄青就是被文官系統迫害致死的。宋朝並不缺良將，但崇文抑武的國策使軍事人才發揮作用很難。

唐朝一直到滅亡前夕，還在主動向回鶻汗國開戰；更何況是唐太宗時期，哪裡來的“偃武修文” ，東突厥汗國、高昌、薛延陀汗國、吐谷渾汗國、高句麗、焉耆、鬼玆等國表示抗議，真當我們是被感化後主動帶地歸附的嗎？宋朝不僅僅是“重文輕武”，而是“以文御武”，外行指揮內行；一個從來沒當過兵上過前線的讀書人，按照兵書上的教條紙上談兵瞎指揮，不滅亡才是奇了怪了。

當然唐宋兩朝的外部環境也不一樣，唐朝的對手除了高句麗、吐蕃外都是純粹的遊牧漁獵國家和綠洲城邦，這些國家的內部組織還是以原始的血親部落和城邦而構成，內部凝聚力較差，一次戰爭失敗就有可能引起內亂，甚至亡國。

而宋朝面對的遼、金、西夏、蒙古都不是純粹的遊牧帝國，而是整合了漢地郡縣和遊牧漁獵部落的複合帝國；內部凝聚力很高，一兩次的戰爭失敗 ，修養生息一段時間之後，就可以滿血復活。武器戰術方面也不存在代差，甚至比宋朝更好。

面對這些對手，宋朝應該學習的是初唐時期，“猛將起於卒伍 ，宰相起於州郡”的政策。高層官員要能出將入相 ，上馬殺敵，下馬安民。結果確選擇了最愚蠢的“以文御武。”

兵非亡國之兵， 民非亡國之民。宋朝快亡國時，宋朝士兵在名將孟珙的帶領下還取得了了滅亡金國的“蔡州之戰”的勝利。比起北宋童貫滅遼時的醜態不知道強了多少，當時宋朝也獲得了崇拜強者的蒙古人的尊重。但孟珙死後，南宋朝廷固態萌發，老毛病又範了，一幫文官鼓動主動出擊蒙古，史稱“端平入洛”結果戰爭慘敗。

孟珙死前還奏請朝廷，準備設立三層防線，第一層設在川東的涪州、萬州，第二層設在湘西北的鼎州、澧州，第三層則設在湘西南的辰、靖及廣西的桂州一帶。全稱"藩籬三層"。

孟珙去世六年後，南宋朝廷沒有完全安照孟珙的策略，忽必烈、兀良合臺等人過吐蕃、滅大理、入湖南，完成了對南宋的大包圍，南宋滅亡已成定局。

首先很榮幸回答您的問題。

我覺得發生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就是二者所處的環境不同，面臨的遭遇不同，採取的政策不同導致的。

首先唐朝的強盛，讓他有資本重文輕武。

唐朝的強大，相信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唐朝從最開始建立，休養生息，到李世民時期，唐朝開始鼎盛，甚至李世民被各個少數民族一起尊稱為“天可汗”，唐朝的強大被周圍的少數民族都是認可的。

所以儘管唐朝施行了重文輕武的政策，但是，唐朝的強大任然使得無人敢挑釁。而且正是因為重文輕武，國家的治理就需要人才，這種政策培養了大批的人才，在國家穩定的前提下，經濟的以快速發展，最終產生了貞觀之治。

宋朝四周強敵環繞

趙匡胤建立宋朝時，雖然中原地區都在宋朝的控制之下，到周圍強敵環繞，各個少數民族都摩拳擦掌，虎視眈眈，對於中原地區這塊肥肉都是垂涎欲滴，但是，因為最開始的宋朝有著強大的軍事實力，宋朝的強敵們考慮了，雖然不一定會輸，到贏了也是慘勝，更何況還不一定能贏呢！所以，一個個都在隱忍，但是宋朝面對這種局面，自廢武功，重文輕武，雖然培養了一大批的文人才子，但是卻沒有統率三軍的將帥之才，所以最後宋朝只能被強敵所蠶食。

故而以上兩點，我認為正是這兩點的原因最後導致了問題的出現。

本文內容系作者手打，如

偃武修文一詞出自《尚書·武成》。原文為“王來自商，至於豐，乃偃武修文。”其本意停止備戰，振興文教。但這個詞用來形容唐太宗李世民合適嗎？顯然不是不合適的。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國歷史上擴張野心最強的帝王之一。在唐太宗的執政生涯中，幾乎大半的時間都在不停的征服他的敵人。所以說唐太宗偃武修文顯然是不恰當的。當然了，歷史上的唐太宗也並不是窮兵黷武之輩。他和漢武帝還是有本質區別的。唐太宗李世民懂得分寸尺度。而唐朝的國力也比漢武帝時期要強。這也全賴於唐太宗的努力。歷史上唐太宗在軍事，政治，以及經濟領域都有十分突出的貢獻，可以說唐太宗李世民是一個多方面齊頭並進的人物。

歷史上唐朝唐太宗時期的貞觀之治也是從多個方面進行綜合評價的。比如李世民的用人政策。李世民推崇的用人唯賢，大力選拔優秀人才為國所用。而且為了減小世家大族的影響。李世民更加看重透過可靠而上位的寒門士子。在政治上唐太宗整頓吏治，加強朝廷對於官員的監管力度，以及廉潔力度。在經濟上實行均田制和租庸調製，使農民有可能安定生產，耕作有時，促進了經濟的發展。軍事上就更不需要多說了，唐太宗從貞觀二年開始就一直在征戰，對內對外的都有。一直持續到貞觀二十年。唐太宗的“天可汗”可是一刀一槍打下來。能把遊牧民族打怕了，可見唐朝武力之強盛。

宋朝則不同。宋朝的“重文輕武”是徹底把宋朝的武將給閹割了。本身趙匡胤的“重文輕武”就有點因噎廢食的意味。趙匡胤為什麼會想要壓制武將群體呢？一方面因為趙匡胤本身就是透過兵變來造反奪權的。所以趙匡胤實際上內心對於掌權的將軍們十分恐懼。這也是堅定趙匡胤壓制武將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趙匡胤透過之前歷朝歷代的結局發現，自古以來武將權利過大都是國家動亂的根本原因。尤其是有五代十國時期這麼一個現成的例子。這就顯得趙匡胤更加迫切的想要改變武將掌權這個事實。而趙匡胤上臺後的軍事改革就是他行動的具體實施方案。

趙匡胤上臺後首先“杯酒釋兵權”先搞定了跟他一起造反的功臣。在行政方面，趙匡胤設立參知政事、樞密使、三司使，削弱和分割宰相的權力，實行軍政、民政和財政的三權分立。尤其樞密使對於宋朝來說極為關鍵。樞密使最早出現在唐朝，當時主要是用宦官執掌朝廷機密。五代時，仍存樞密院掌管朝政。樞密使等於宰相之外的又一個宰相。宋朝建立後，樞密使改為專掌軍事政令，調動禁軍，與宰相文武並立。樞密院有調兵權但不直接統領軍隊。而統軍的將帥卻沒有調兵權，使其互相牽制。實行更戍法。實行“守內虛外”、“內外相制”政策。

由此可以看出，趙匡胤不但信不過武將，連文臣他也信不過。歷史上他曾對丞相趙普說“五代方鎮殘虐，人民深受其害。我讓選幹練的儒臣百餘人，分治大藩，即便都貪濁，也抵不上一個武人。”照這麼說來，趙匡胤認為，任用文士僅僅因為他們可能產生的危害遠不及武人來得大，更不會向武人那樣危及政權的根本。所以才相對的來看，趙匡胤更加警惕武將一些。之後趙匡胤解除禁軍將領兵權，並調往外地充當節度使。繼而削弱節度使實權，使其徒有虛名。將禁軍的統領權一分為三，都直接對皇帝負責。軍權徹底掌握在皇帝手中。禁軍的調動權歸樞密院，樞密院又直接由皇帝指揮。禁軍外出作戰，由皇帝派遣將帥，並由皇帝親自制定作戰方略，將領不得擅改。這樣，禁軍的選練、建置、駐守、出征、行軍、作戰等一切權力都集中於皇帝。

趙匡胤的軍事改革對於現在來說十分合適。將軍之官領兵打仗，不過問訓練，整兵等問題。也不允許一個將軍長期掌管一支軍隊。但在古代時期，兵不識將，將不知兵可是大忌。再加上古代通訊落後，趙匡胤的軍事改革無疑於自負枷鎖。把簡單事情複雜化了。而且改革之後的軍事制度過於僵硬化。這也是極大的弊端之一。尤其是文人統領武將，這才是宋朝滅亡的根本原因

北宋的亡國真的是因為北宋王朝的“重文輕武”導致使滅亡的？真的是因為北宋軍隊的無能？其實北宋王朝的滅亡，軍隊戰鬥力的強弱是次要的，關鍵的原因是當時的統治階層接二連三的的失誤導致的。

“海上之盟”後的首鼠二端

金國的興起在宋徽宗看來這是一個收復燕雲十六州的機會，而收復燕雲一直是北宋各個皇帝都夢寐以求的，宋徽宗若能收回燕雲，在戰略上就可以恢復北方的屏障，對於內政而言這又是轉移國內視線，進而消弭統治危機的好機會，又可以使徽宗皇帝獲得很高的歷史地位，所以宋徽宗是非常願意復燕的。

但對於聯合女真進行伐遼這一計策能否成功並沒有把握。文武大臣便有不同的聲音，並且反對的意見很大。以种師道為首的地方軍人集團和中央的一些文臣認為聯絡女真夾擊金朝不是一件可取的舉措，很大一部分人並不認為剛剛建立起來的金能消滅遼，認為遼對金的戰爭不過是鎮壓少數民族的叛亂，遼國如果能集中兵力的話還是會取得勝利的。甚至有人認為應該維持和遼的友好關係，並支援遼對女真的軍事行動。

但宋徽宗一直堅定聯金圖燕的信心，並且委任童貫負責與女真通好的一切事宜，其他人一概不得干涉。

盟約簽訂後的軍事政治程序，並不是一帆風順，北宋內部的爭論一直尖銳，同時宋徽宗也心存顧慮，雖然已經調兵遣將準備北上攻遼，但南方的方臘起義勢頭迅猛，使宋朝注意力更加分散，就顧不上盟約，急調本來打算由童貫率領準備出師攻遼的軍隊南下鎮壓。加上聽說遼國已經獲悉海上之盟的情況，害怕遼對此進行報復，於是要毀約，並中斷了同金的繼續磋商，並沒有做出有說服力的解釋，使雙方產生了誤解，以至於金軍內部很大一部分人認為宋已經單方面毀約，這對以後雙方對遼的軍事行動產生了很壞的影響，使本來就沒有協調機制的雙方軍事行動更加沒有聯絡的機會，雙方關係也向惡化的方面發展。

對遼的戰爭失利，成為金國唾棄的盟友

宋朝君臣的一系列的舉動使金認為宋朝已經毀約，於是決定獨立攻遼。而此時的遼朝廷，卻發生了內訌和傾軋，使自身的抵抗能力進一步下降。遼國面對金國的進攻一路節節敗退，此時的宋朝君臣眼見遼朝滅亡已經不可避免，如果繼續觀望，燕京勢必被金軍佔領。在這種形勢下才倉促派童貫為河北河東宣撫使，率軍十萬出征，以巡邊的名義企圖脅迫耶律淳以燕地歸宋。

童貫拆解鎮守邊境的以涇原軍為首的西軍系統，打壓种師道西軍系統將領，更是拒絕種師道的軍事建議，使宋軍一出征就陷入內部紛爭，在燕地也沒有遇到趙良嗣所說的“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局面出現，結果在白溝河一役被耶律大石所率領的遼軍殘餘力量擊潰，宋徽宗即命退兵。即使遼軍回撤燕京也不敢再次北上，軍心徹底渙散，把僅有的戰略優勢也白白地喪失掉。

宋宣和四年，建立小朝廷的耶律淳染病不起的時候，又聽說天祚帝糾集軍隊要打回燕京，結果憂心如焚，不久死去。宋朝又覺得有機可乘，又命童貫攻燕，這次罷免了种師道，以劉延慶為都統制，這又使宋軍系統內部的矛盾激化。九月，宋金報聘約期攻遼，遼易州高鳳降宋，隨後在涿州的常勝軍郭藥師部降宋。十月，郭藥師獻計取燕京，但因軍隊內部的紛爭，將領的怯敵，再次遭到失敗。

宋軍兩次攻遼都失敗，童貫出於掩飾敗績，也為了避免因此在朝廷內的傾軋中失勢，便暗中約金軍協助攻打燕京。早就有“中外一統”之心的阿骨打便很快答應了這個請求，於十一月領兵進軍，並發動政治攻勢，宣告燕京軍民“王師所至，降者赦其罪，官皆依舊”，這在道義和人心上又取得了優勢。十二月抵達燕京城下，遼大臣請降，至此，遼的五京皆落入金手，遼朝名存實亡。

經過燕京之役，在遼宋邊境一線，徹底地形成了宋金對峙的格局。由於金軍主要集中在燕京，西京兩個區域，對宋在戰略上就取得了徹底的優勢。而宋並沒有透過戰爭取得預期效果，燕雲戰略屏障依然沒有掌握在自己手裡，而此時童貫在軍隊內部的挑撥和分化，使北方的國防力量陷於混亂。雖然宋軍的具體情況並沒有被金人掌握，但在金人眼裡，宋朝已經成為唾棄的盟友。宋朝的門戶已經向金朝敞開，金軍隨時可以南下進攻北宋。

開封保衛戰宋朝內部權力鬥爭

宋金之間的第一次戰爭以金軍撤走，北方淪為戰場中告終，從戰術角度來說，宋朝還有開封保衛戰等不多的守城戰是獲勝的，但從戰略的角度看，宋朝是徹底的失敗者。總的來看，金軍兵分兩路又孤軍深入，很容易陷入宋軍的重重包圍之中，可以說是非常冒險的。而宋軍則完全擁有天時地利人和，雖然初期受挫，但能很快調整，挽回敗局完全是可以的。但是宋欽宗和眾多主張議和的官僚的做法，致使作戰計劃此次受阻，從根本上影響了宋金雙方在這一階段軍事鬥爭的走向，使擁有優勢的宋軍失敗。

這次宋金之間的失利，對後來局勢的發展起到了非常壞的作用，雖然此次保衛戰最後以金軍退兵而告終，但宋廷內部的傾軋和軟弱讓金人也認為不可能實現的要求一次次變成現實，以致金人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攻掠宋朝，而且北方眾多領土的喪失不但使中原腹地的戰略緩衝喪失，更使國家政治中心直接暴露在敵人兵鋒之下，更使未來的時間裡宋朝的戰略安全處於惡劣的狀態。

開封保衛戰結束了，金軍也在敲詐了鉅額錢財之後北撤。但宋朝所面臨的局勢並沒有因此得到改善，在外部，北方地區處於被金軍侵佔，戰略要地大量失陷，軍事鬥爭形勢在艱難中進行。而在內部，宋朝廷的內部權力鬥爭依然處於白熱狀態。這時的權力鬥爭，不僅僅是主戰和主降的鬥爭，還有分別以徽欽二帝為首的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權力爭奪。混亂的政治局勢又嚴重影響了對金朝的軍事鬥爭形勢，後來“靖康之變”的出現，就是內訌造成的直接的惡果。

滅亡北宋王朝的“靖康之變”

開封保衛戰結束後，金軍北撤，但依然對太原等北方重鎮進行圍困，宋廷組織的多路援軍在混亂的指揮下以失敗告終，使太原成為孤城，獨自奮戰。而在朝廷中，剛剛領導了開封保衛戰並且做出了戰略規劃的李綱卻受到排擠，只是因為他反對割讓三鎮。靖康元年六月間，李綱被排擠出朝廷，雖然是領命率軍解太原之圍，但手下所有的將領必須按照聖旨辦事，李綱的河東、河北宣撫使徒有虛名。之後欽宗急於求和，又命令李綱停止進軍，使太原遲遲不能得到支援。到了十月，李綱被加上“專主戰議，喪師費財” 的罪名，先貶建昌軍(今江西南城)安置，再謫夔州(今四川奉節白帝城)。這樣在北宋朝廷內，主戰的聲音已經趨於絕跡。

此時的金軍因為三鎮的繼續抵抗而再次南下。西路軍對太原加強進攻，結果孤軍堅守達八個月之久的太原在九月被攻陷，守將王稟在巷戰後自殺殉國。而東路軍自保州南下，在進攻中山受阻後，再次越城南下圍攻真定府，結果不滿兩千的守軍據城而守四十天，最後城破。西路軍又連下汾州（今汾陽）、平陽府（今臨汾）、隆德府（今長治），河東之地幾乎盡為金軍所佔領。東路軍又再次攻到黃河岸邊，順利渡河南下。這次金軍不再是孤軍深入了，而是將佔領區連成一片，前鋒和後援基地距離不再遙遠。

在金軍再次以兩路大軍不停進攻的形勢下，以宋欽宗為首的政治集團堅持投降政策，一直幻想透過滿足金人不斷加碼的割地、賠款、人質等等要求，便能僥倖求存。因此沒有調集援軍增強前線和加強縱深防禦，就連東京周邊的各地援軍也要返回駐地，加之不斷排擠主戰派官員和將領，宋朝就如同不設防一樣。宋欽宗不斷派出乞和使臣，從金軍這次南下開始就派出了使臣以求金人“緩師”，完顏宗望要求宋朝把上次入侵時宋朝沒有給夠的錢財補上，而完顏宗翰則不提錢財的事情，只要求宋人割讓三鎮，宋欽宗於是派使答應許以三鎮賦入之數。太原失陷後，宋欽宗又被迫下詔全國分為四道徵兵，但同時派使節從海上到金朝議和。种師道在得知太原失陷後一面檄詔地方增援勤王之兵來保衛東京，同時上書朝廷提出金軍一定會大舉南侵，甚至更加猛烈地進攻東京，必須認真對待。但欽宗認為不必要，便以議事為名將在外的种師道召回。當他抱病趕回東京時已經病重不能行動，不久病逝。宋朝失去了一個能統率大軍的重將，同時也使宋的戰略防守力量嚴重削弱。而种師道召集來救援東京的勤王軍隊也被主和派唐恪、耿南仲阻止遣散。

雙方開始講和，金人表面上同意，但依然進攻，而宋朝在主和派的主導下各地將領也不再發兵，使得已經孤軍奮戰的北方戰場陷入絕境。當真定被攻陷，中山被圍攻，朝廷震驚，根本沒想到金人如此，依然主張議和。當求和使者回到東京時說明金人“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取汴都”時，朝野震恐。欽宗召集百官計議對策，結果上百大臣，只有三十餘人認為不能割讓三鎮。欽宗最終決定割讓三鎮，同時下令臣僚不得有異議，並派派康王趙構，王雲等人為割地請和使，前往求和。十一月中旬，趙構等到達磁州（今河北磁縣），磁州守臣宗澤指出以前肅王一去不返，趙構前去金營也會被扣押，希望他別去。而磁州軍民聽說使臣王雲人要求趙構去求和，認為其是出賣宋朝的奸細，便將其打死，趙構也因此滯留磁州。金軍在這時已經渡河南下，前鋒遊騎進至磁州城下，相州（今河南安陽）知州汪伯顏迎接趙構。不久宗望派人到宋廷，要求以黃河為雙方邊界，宋欽宗隨即答應，並派使分別到完顏宗望和完顏宗翰駐軍之地，主持割地事宜。

雖然宋人不斷派使前來議和，金人也答應和談。但依然南侵，不斷提高議和價碼，誘使宋人步步屈服。欽宗和主和大臣們也有求必應，從割讓三鎮到以黃河為界並尊稱金太宗為伯父，都一一答應，“不敢依前有違”。儘管如此，金軍依然進攻。到十一月二十四日，金東路軍抵達開封城下。由於各地援軍已被唐恪、耿南仲等人遣散，造成四方無一兵到京，城中只有七萬人。和上次金軍進攻相比，兵力薄弱不說，還沒有了援軍，處於孤軍作戰的狀態。開封軍民痛恨主持割地求和的宰相唐恪，為平息民憤欽宗才罷免他，換主戰的何慄為相，並調整防禦部署。同時遣使到相州，任命趙構為兵馬大元帥，陳遘，宗澤、汪伯顏為正副元帥，要他們立刻率河北宋軍來援。並派人從陝西派援軍入援東京。

金軍開始攻城後，首先攻打東城方向。守城軍士奮起抗爭，打退多次進攻，金軍轉攻南城方向，又被擊退。進攻北門的金軍也遭到頑強抵抗。金軍在遭到接連的挫敗後稍作後撤。而宋軍經過幾番激烈戰鬥，兵力損耗極大，城中可用之兵只有三萬左右，就這些士兵還多有帶傷。此時又下起大雪，寒風又起，宋軍戰鬥力下降到了危險地境地。但欽宗集團在外無援兵，內無兵力的關頭不敢發動城中民眾力量抵抗金軍。卻妄圖用旁門左道來退敵。兵部尚書孫傅找了神棍郭京編練所謂“神兵”，朝野很多人對此不滿，但欽宗和宰相何慄卻置若罔聞，把抗金的重任押在一群由市井無賴組成的三百“神兵”身上。結果就連這些“神兵”也拖延時間，貽誤戰機。到閏十一月二十五日，郭京終於派“神兵”出戰，但卻戒令守衛城牆的宋軍全部撤下城牆。剛一接戰，毫無戰鬥力的“神兵”就潰散。金軍趁勢登上城牆，守城宋軍潰散，東京被攻破。

此時的東京城內，軍民激憤，抗敵情緒分外高漲，民眾自願領甲冑武器的多達三十萬。結果金軍不敢從城牆上下來，只得據四面城垣而守，在城牆上向內修築防禦工事，以防被宋朝軍民打下城去。就在這樣圍城成甕的形勢下，金人又重提“和議”老調，聲言議和退兵。而欽宗君臣再一次同意議和，並親自前往金營議降。金軍隨即扣押欽宗，讓他下詔罷勤王之兵，割讓河東、河北，交納金帛等。十二月初二，欽宗奉上降表，並派官員到兩河交割土地。但是當這些人到兩河各城之後遭到當地百姓抵制，各地皆“作堅守計，例不奉詔”。

此時趙構的大元帥府有兵力萬人，從相州渡河到大名，同時又檄詔各地兵馬到大名府集結。在大名集結的軍隊準備向東京進發，卻收到宋欽宗停止金軍的詔書，完顏宗澤認為金人狡猾，不會輕易言和，宋軍必須勤王，不但要威懾金軍，同時還要做好在東京會戰的準備。而主和投降的耿南仲、汪伯顏在軍中，竭力阻撓出兵，排擠宗澤，讓他領兵先行，使其不能參與元帥府事宜。宗澤率部同金軍作戰十餘次皆取勝，隱隱地對東京方向金軍產生威懾。宗澤趁勢向趙構建言遣兵，同時又向周邊各地大員建言勤王會師東京，但趙構和這些人不加理會，致使東京失去最及時的援兵，之後趙構又向東遠去東平（今山東東平）擁兵自保。而從陝西方向來的援軍因為得知東京城破，將領逃走。其他方向的援軍要麼不戰自潰，要麼退兵停滯。結果造成了宋軍大部分兵力遠離東京周邊，使東京處於絕地。

金軍害怕各地抵抗生變，便放欽宗回宮，要他遣使詔諭各地不得擅自行動。同時索取超乎想象的財富（金100萬錠，合5000 萬兩；銀1000萬錠，絹緞各1000萬匹），掠奪者的面目再無掩飾。儘管宋廷百般搜刮，但仍不能滿足金人要求的十分之一。金人于靖康二年正月上旬要求欽宗再次到金營，並將其扣押，聲稱只要交夠了財物才能放人。結果宋廷更加拼命搜刮，百姓憤怒到了極點，要求發放武器抵抗，在遭到投降派的拒絕後，決定私下營造武器。金兵有下城擄掠的也被東京軍民大量殺傷，北宋政府卻對民眾自發的反抗感到恐慌，於是鎮壓。

金國利用膽怯投降，腐朽不堪的宋朝君臣，經過一個多月的訛詐和掠奪，在貪慾得到滿足之後，感到北宋朝廷已經失去利用價值，于靖康二年二月六日，下令廢掉徽欽二帝。三月底金兩路大軍北撤，徽欽二帝以及絕大多數在京宗室、后妃、朝臣等3000 餘人被虜北去。同時東京的各種器物，包括皇家的、官府的、民間各種典籍、器物、工具，只要能搬動的基本都被帶走。“官吏、內人、內侍、技藝、工匠、娼優，府庫蓄積，為之一空”。可以說經此掠奪東京開封比當初被金人掠奪的燕京還要乾淨，北宋一百六十餘年積累的官民財富被掠之一空，這就是“靖康之變”，中原王朝遭受空前恥辱，北宋王朝就此滅亡。

總結

北宋王朝不乏有識之士和得力戰將，但中央的種種做法，直接葬送了北宋王朝，明明知道敵軍入侵，但不允許手下軍隊做防禦準備，對於北方的河東、河北戰略屏障，竟當成了棄子，不管不顧，任憑金人佔據，對於援兵，根本不重視，為了求和而把援兵遣散，自毀長城。甚至在最危急的關頭不是想著合理的補救措施，而是心存僥倖地用旁門左道來對敵。一味的避戰求和，束縛住自己的雙手，讓金軍感到軟弱可欺，一切的作為不但失去了取勝的保障，就連談判的倚仗也被丟棄，這在談判桌上也就談不來和平了，自絕於百姓，致使上下離心，失敗就無法避免了。

所以，從“靖康之變”前後北宋朝廷內所發生的一系列事情來看，北宋王朝的滅亡不能完全歸罪於“重文輕武”的政策。“靖康之變”是中國古代史上的一次轉折性事件，葬送了一個王朝，使北方地區處於金朝的統治之下，隨後建立的南宋只能偏居一隅。

從字面上來理解“偃武修文”的意思是停止武備，提倡文教；“重文輕武”的意思是重視文官輕視武官。兩者意思其實差不離，那為什麼唐太宗能夠開創盛世，而宋朝卻因此致使滅亡呢？我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

一、兩種政策實施的背景不同

隋末，天下大亂，戰火不斷，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唐初唐高祖以武治國，志在統一全國，而到了唐太宗時期，社會趨於安定，人民需要休養生息，為了鞏固和加強李家王朝的統治，唐太宗接受了魏徵的提議，實施“偃武修文”的和平建設道路。

而宋朝，在趙匡胤以武官身份發動“陳橋驛兵變”和“黃袍加身”建立宋朝後，充分吸取唐末五代藩鎮割據經驗，透過“杯酒釋兵權”解除了武將的兵權，認為以文人治軍更好，整體上採取了“重文輕武”。

二、“揠武修文”對貞觀一朝的影響

公元627年，大唐帝國改元貞觀。時年李世民二十九歲，雖然年未而立，但是一個冠絕古今的治世典範，一個輝煌的盛世要從他的手中開啟。

李世民很清楚，建國需要憑藉戰爭和武功，要締造一個安定和平的盛世必須依靠文治和教化。

《資治通鑑》中就記載：上宴群臣，奏《秦王破陳樂》，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豈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德彝頓首謝。

正是因為李世民有著這樣清醒的認知，早在他還為秦王之時，，李世民就開闢了名聞天下的文學館，匯聚了當時最優秀的文化精英“十八學士”。

即位後，又建立弘文館，收集了經、史、子、集共二十餘萬卷的書籍，陳列於館中，命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儒學大家，各以本官兼弘文館學士，每隔一天到館中值宿。

而李世民則在繁忙的政務之餘，見縫插針地將他們召入內殿，與他們探討歷代興亡，商榷朝廷政事，經常談到午夜才罷。

李世民是在用實際行動告訴天下人——兵戈橫行、戰火肆虐的日子已經遠去，一個偃武修文的時代已經來臨。

歷史證明，安定祥和的環境並不是李世民一個所渴求的，在貞觀元年正月十七日，時任天節將軍的李藝突然在涇州（今甘肅涇川縣）揭起反旗。李世民得知兵變訊息，立刻下詔，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等人出任行軍總管，率兵討伐。可就在朝廷的討伐大軍還沒走出長安，李藝的首級就被左右砍下送到了京師，可見他的造反實在是不得人心，敗亡之快也足見當時的軍隊將士在歷經多年戰亂之後，是多麼厭倦戰爭，渴望和平。這也從客觀上證明了李世民偃武修文這一政治路線的正確性。

貞觀一朝，雖然偃武修文，著重發展經濟文化，但對於武備該有的重視絲毫未減，不但攻滅了東突厥與薛延陀，而且還征服了高昌、龜茲、吐谷渾，重創高句麗，設立安西四鎮，多次化解戰爭危機，從而牢牢確立了偃武修文的執政路線。在此，除了要歸功於李世民本身的隱忍、明智和審慎之外，長孫無忌、魏徵等人的貢獻也是不可磨滅的。

正是由於以唐太宗李世民為首的貞觀君臣能夠上下一致、協力同心，才能為大唐帝國贏得一個休養生息、長足發展的機會，從而為貞觀之治奠定一個堅實的基礎。

三、“重文輕武”對宋朝的影響

宋朝是由宋太祖趙匡胤是透過陳橋兵變所建立的，並且唐末五代時期武將篡弒君主的現象十分普遍，為了杜絕這一現象在宋朝發生，加強中央集權，宋太祖採用杯酒釋兵權的方式，以高官厚祿為條件，解除將領們的兵權，將文人作為唯一可以信賴的物件，這就是宋朝重文輕武的開始。

在這之後，又採取了文人典軍和禁武官干預政治的改革措施進一步削弱武將的權力。

一是把禁軍最高統帥職務進行調整，將原先的殿前都點檢、副都點檢職務免除。同時，朝廷讓無統兵權樞密院掌管調動軍隊。這樣就形成了統兵權和調兵權的相互制約，兩者都由皇帝直接管轄。二是軍隊實行更戍法，讓統兵的將帥定期調動，互換防區，避免將帥培植自己的勢力，成形小的集團。三是設立參知政事、樞密使、三司使分別掌握軍、政、財三權，削弱宰相實權，達到中央集團的高度集中。最後，採取“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的方法，消除節度使割據一方的局面。將節度使從地方調回都城任閒職，委任文官任知州、知府管理原先節度使的地域，這些知州、知府直接對朝廷負責。

宋朝歷代皇帝尤其倚重文臣，他們秉承著宋太祖“馬上得天下，馬下治天下”的道理，出臺了一系列尊崇文人的措施。

一是在科舉方面，取消了門第限制，拓寬文人發展道路，廢除“公薦”制度，嚴格考試製度，增設殿試。二是對文人及其尊重，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人。三是為大眾在思想觀念上，樹立了考中狀元及第要比凱旋而歸的將軍榮耀，一種蔑視武人的思想觀念深入人心。

在一系列重文措施的鼓勵下，宋朝開始盛行讀書風氣，以文為貴、武為輕的思想深入骨髓。

宋真宗在《勸學詩》說“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男兒若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

雖然，重文輕武的政策有效地防止武將擁兵自重，鞏固了中央集權，但是對武官的積極性造成了致命的打擊，嚴重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和國防力量。

皇帝直接掌握兵權，不懂軍事的文官控制軍隊，武將頻繁調動和千方百計壓制武人的結果。在宋代皇帝和士大夫心目中，衡量武臣好壞的標準，並不是能否會打仗，而是是否順從皇帝意願，俯首帖耳，恭敬從命，將領只要一切按皇帝的意志辦事，聽從皇帝的安排，按皇帝的陣圖出征，即使打了敗仗，非但不會受到懲罰，還能照樣獲得升遷。這種對武臣的猜忌、偏見和防範，年復一年，絲毫不加改變。

尤其是到了南宋，在岳飛、韓世忠等人自行招募和訓練軍隊，形成了戰鬥力強大的岳家軍、韓家軍。但是南宋皇帝並不是擔心金統治者的入侵和失地不能收復，而是擔憂軍權的旁落，聽信讒言，對武將肆意猜忌。最後兵權被一一收回，軍隊也被解散了，岳飛還以“莫須有”的“謀反”罪名，為朝廷殺害。

在外交上，“重文輕武”政策的實施，使人們以當兵為恥，軍隊戰鬥力低下，武備鬆弛，在對遼、西夏的戰爭中屢戰屢敗，再加上機構臃腫，武人喪氣，文官貪汙，吏治敗壞，統治階級沒有積極加強防禦，而是在一貫採取屈辱忍讓、納幣求和的做法。沉重的稅收負擔使得農民與統治階級的矛盾日益激化，最終導致宋的滅亡。

在政治上，由於用“以防弊之政，作立國之法”的思想設定職官，使當時的官僚機構越來越臃腫龐大，“冗官”、“冗兵”和“冗費”與日俱增，在遇到重大軍事、政治問題時意見不一，很難制定有效的決策，重文輕武政策使宋朝的政治體制越來越腐朽、滯後，宋封建國家陷於積貧積弱的局勢中。

綜上來看，唐太宗“偃武修文”和宋朝的“重文輕武”目的在某種程度上雖然一致，都是為了鞏固自身的統治。但根本性區別貞觀一朝，沒有一條腿走路，雖偃武但不棄武，目的是得到一個休養生息的環境。而宋朝“重文輕武”發展到中後期，可以說是直接放棄了武備這一方面，尤其是南宋，偏安一隅，不思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