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志趣之同與不同，猶如人之性格同與不同，每個人的出身不同，家境不同，後期經歷更是差異巨大，這造就了不同的興趣愛好，正所謂環境造就人。唐朝與宋朝自然也有很大的時代差異，唐朝富庶強盛，萬邦來朝，是為天朝，造就了李白這樣的放蕩不羈，傲氣十足的人物。宋朝相比之下就有些落魄，受外邦欺凌較多，感覺就是一個受氣的時代，詩人自帶一種婉約悲壯的氣質。然而說回來，每個時代不同的詩人也風格迥異，難說有什麼志趣差異，只要我們喜歡這些流傳下來的作品，能夠對自己有所啟迪，有所收穫就好。

唐宋是中國文學發展史的鼎盛時期。唐詩宋詞之所以能流傳千年，且近年來熱度持續不減，是因為這些詩詞大咖實在是太優秀了，他們的文學作品，註定為後人反覆吟誦。我們在品讀詩詞的同時也在品讀詩人和詞人，那麼，唐代的詩人和宋代的文人在個人詩詞創作和志趣抱負上有什麼不同呢？

第一：詩詞內涵不同，唐詩偏重抒情，宋詩趨於說理。

大唐的國力強盛到爆，這個王朝的高傲和自信體現在方方面面。在詩歌上，由於創作環境非常輕鬆，自由的氣度和昂揚的精神很容易陷入自命不凡的怪圈，說得直白點，就是狂傲！詩歌也多以抒情記事直白素描居多。至於狂傲詩人知多少？有李白的天子呼來不上船，有劉禹錫的前度劉郞今又來，有杜牧的東風不與周郎便，有李賀的收取關山五十州，當然還有黃巢那句我花開盡百花殺……

再看宋詩，則多以說理詩居多，詩詞背後暗含著深刻的人生哲理，所以，宋代文人可以以哲學家自居。以理學家朱熹為代表的宋詩在當時文壇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他的《春日》一詩最有代表性：盛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閒識得春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詩中無一個儒字，卻用孔子傳教聖地泗水濱詮釋了儒道至聖欣欣向榮的氣象。再看其它哲詩名句，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頭。正入萬山圈子裡，一山放過一山攔……怎麼樣，這些宋詩讀起來是不是更加意味深長？

第二，文武側重和仕途不同。

唐朝初期文武並重，但到了武則天之後，重武之風開始盛行，武則天開啟了武狀元的選拔。當然並不是因為她姓武，而是為了培育自己的新勢力。所以，在唐朝，能拜相封將的文人廖廖無幾，文武雙全的更是屈指可數。官做得比較大的詩人並不多，有張九齡，賀知章，高適，王維等。而那些才華才情和抱負爆表的才子們，拼盡一生也只能謀個小官小吏，抑或做個幕僚，混得慘的也只能以白衣卿相自居。

相反，戎馬一生的宋太祖趙匡胤在黃袍加身的親身經歷後對兵權非常忌憚，所以就有了後面比較溫和的“杯酒釋兵權”，同時告誡後人善待士大夫，形成了重文輕武的政治氛圍。宋朝的文人很多都官大權大，比如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蔡京，岳飛，辛棄疾，陸游，文天祥等，他們當中很多都練就了帶兵騎射打仗的本領，既是文官又是武將，文能治國，武能安邦。在我們看來，馬背上的詩人是不是比唐朝武莽的節度使更多了一絲雄姿英發呢！

通常區分唐、宋詩，除了時代概念以外，則還指風格。風格當然與時代有關，不能幾械的用時間段來劃開；唐詩從韓孟詩派起下啟宋調，而宋朝也有傳承唐音者，比如宋初的白體和西昆體。就總體而言，唐宋詩風頗有不同，自宋以後直到近代，中國古典詩歌的風格，一般都沒有超出過唐、宋詩這兩大類的範圍。 

“唐詩以韻勝，故渾雅，而貴蘊藉空靈；宋詩以意勝，故精能，而貴深折透闢。唐詩之美在情辭，故豐腴；宋詩之美在氣骨，故瘦勁。”這番話說的便是唐、宋詩各自的特色。 

唐詩重韻致，所以大都情景交融，或情寓景中。又如像李白《望廬山瀑布》（日照香爐生紫煙），四句均寫景，並無特別深意，然其中灑脫高遠，讀者自能體會；其美全在情辭。這便是嚴羽在《滄浪詩話》中所講的“不涉理路，不落言詮”。 

的確，本詩與李白詩相比，意思較為深刻，以氣骨見長；但情辭之豐腴則有所不如了。蘇軾此詩的意義還不僅於此，讀者還可從中領悟到深刻的哲理；而這也是宋詩的特色之一，即富於理趣。 

至於富理趣，唐詩中本有，像王維的《酬張少府》“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自顧無長策，空知返舊林。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詩人只是敘事寫景，松風山月、解帶彈琴，均可資以悟道。最後以不答作答，耐人尋味。理寓於景，意在言外，這是唐詩說理的特色。 

在說理詩上唐、宋詩各有各的特色，寫景詩亦然。再如像岑參的《白雪歌送武判官歸》（北風捲地百草折），雖然極盡描摹之能事，但款款道來，數換韻腳以作停頓，步驟合拍。宋詩中例蘇軾的《百步洪》（長洪鬥落生跳波），效仿韓愈《送石處士序》中的比喻手法，一氣呵成，使人應接不暇；且中間不換韻腳，大有直下之勢。詩的優美與文的流暢兼有，寫作技巧可說比岑詩有進步，但不免失之急迫，沒有唐詩的雍容之態。 

宋詩不僅在章法上，在音調上也一改舊觀，多挺拔瘦勁，以黃庭堅詩為代表，與唐詩的渾雅之音迥異。此外，嚴羽曾指摘黃庭堅和江西詩派“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實際這也正是宋詩區別於唐詩之處，是宋詩的一大特點。 

宋人既求新求變，於是天地萬物、嬉笑怒罵皆入文章，獨闢蹊徑。而唐詩中香草美人、男女情辭，在宋詩中卻很少能見到；這主要是唐末出現並在宋代發展起來的詞，其體裁形式適於言情，故宋人的這類情感大多轉註到了詞中。

唐宋開始，科舉考試開始興起，所以唐宋文學整體上從文體、字型開始追求規範化（為了應試），也進行各類標準和規範的嘗試和探討，這也造就了唐宋璀璨的文學盛世。但從細節上看起來，唐、宋時期文學表現不盡相同。

1，從形式上，唐朝是古代詩體的定製時期，各類詩體、賦體、文體有了標準（五言律詩、七言絕句等）；宋朝在唐朝定製基礎上追求定製的突破。所以唐以定體的“詩”出名，而宋代以破體的“詞”出名，這就是“唐詩宋詞”的由來。

2，從內容上，唐朝強盛，所以文人狂放，詩文如同潑墨，大開大合，多以山川大河寄託情懷，關注點多在宏觀，內容比較適合對酒當歌。開心時有“雲想衣裳花想容， 春風拂檻露華濃。”，不開心時有“ 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宋朝文弱，所以文人緊緻，詩文如同寫生，多以美女田園寄託情懷，關注點多在細節，內容比較適合月下小酌，開心時有“蹴罷鞦韆,起來慵整纖纖手。露濃花瘦,薄汗輕衣透”，不開心時有“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閒愁。”

3，從文風上，唐朝文辭華麗大氣，極盡浪漫，如唐女的衣著，追求鮮豔亮麗，華彩似錦。宋代文辭務實生動，精雕細琢，如宋女的衣著，追求樸素雅緻，小家碧玉。

4，具象一些理解，唐代文學是絢麗水彩畫，是金庸的《笑傲江湖》；宋代文學是素描美人圖，是張愛玲的《半生緣》

唐代人不大分辨史實和傳說，仍承漢魏六朝以至西域的傳統，眼中顯現的是一個人神不分的世界。宋代人只承認活人的世界。

唐人的筆記是傳奇，而宋人的筆記是掌故。

唐代人處於一個“虛”的世界，而宋代人處於一個“實”的世界。

唐代科舉重詩賦，而宋代科舉重策論。

唐文人喜談政治而少做高官，宋文人很多是政治家，做大宮。

唐代人在“安史之亂”以前不大認識各民族間矛盾衝突，宋代人因為幾個不同民族的政權並立就把“人”和“非人”嚴格分別了。到了南宋又進一步提出“正統”。

無論是詩仙李白的詩歌，張旭的狂草，吳道子的畫，無不體現出磅礴的氣勢，昂揚的生命力，無不透露出鮮活豐富，盛大開闊的氣息。與之相比，李清照的詞所體現的細膩溫婉，朱銳的畫筆墨清潤，佈局奇巧，蔡襄的行書妍麗溫雅；由此不難看出唐宋兩朝的文人雅士存在著很大差異。

1.從創作體裁及內容上

唐朝多以詩歌見長，而宋朝則以詞聞名。清朝有人這麼比喻過“詞之為體為美人，而詩則壯士也”，可見詩這種體裁陽剛，高亢，明朗，而詞則陰柔，舒緩，精緻。

從詩詞內容上看，唐詩更多地反映更為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白居易的《琵琶行》《長恨歌》正是這種型別的典型代表。“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這些內容無不直接向門展示了帝王將相乃至布衣百姓的日常生活起居，這是一種自由、開放、大氣的心態，亳無小女兒家的忸怩作態。

相比之下，宋詞則更多的將視角收縮到狹窄的閨房之中，低吟男女的愛恨情仇，抒發細膩、深微、委婉、含蓄的感情。宋代著名的女詞人李清照一句“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抒發了自己的離愁別恨，一個“愁”更添幾分撩人的心思。兩宋時期，雖有蘇軾、辛棄疾等為代表的“豪放派”詞風，但“婉約”詞風始終佔據宋朝文化主流。詞本來是為合樂演唱而作的，起初演唱的目的多為娛賓遣興，演唱的場合無非宮廷貴家、秦樓楚館，因此歌詞的內容不外傷離送別、男女戀情、酣飲醉歌、惜春賞花之類“香軟”的詞風。詞風香豔裱麗，堆砌華麗辭藻，感情空洞，數量浩繁而題材狹窄。

2．從審美觀念上

唐人愛花，尤愛牡丹，牡丹，富貴之花，為花中之王，唐人喜愛牡丹，更喜歡牡丹的色彩絢麗、富麗堂皇與王者之氣；

劉禹錫《賞牡丹》：庭前芍藥妖無格，池上芙蕖淨少情。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王維《紅牡丹》：綠豔閒且靜，紅衣淺復深。花心愁欲斷，春色豈知心。白居易《牡丹芳》：牡丹芳，牡丹芳，黃金蕊綻紅玉房。千片赤英霞爛爛，百枝絳點燈煌煌。盧綸《裴給事宅白牡丹》長安豪貴惜春殘，爭玩街西紫牡丹。別有玉盤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

宋人愛梅，梅，花中君子，凌寒獨自開，象徵著不屈不撓的堅強品質。在宋人看來，梅，淡妝素雅，清瘦典型，品質高潔，是君子的象徵，可以看到，兩種截然相反的審美觀念在深層次的角度上體現出了唐宋文化內在的差異性。

王安石《梅花》：牆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陸游《梅花絕句》：幽谷那堪更北枝，年年自分著花遲。高標逸韻君知否？正在層冰積雪時。林逋《山園小梅》：眾芳搖落獨暄妍，佔盡風情向小園。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3．從文人氣質上

唐代是在經過魏晉南北朝多民族文化的衝突與合之後建立起來的胡漢一體的大一統王朝，由於受少數民族風氣的影響，唐人“大有胡氣”，尚武豪放，“出將入相”才兼文武成為當時的社會風尚。受此風氣的影響，唐代文人知識分子普遍具有一股勁健豪俠之氣，他們突破了傳統的“學而優則仕”的觀念，紛紛投筆從戎，希望透過建功立業來實現平生的理想與抱負，“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便喊出了這一時期一代文人的心聲。另外，由於唐代文風的寬疏和文禁的鬆弛，使唐代士人普遍具有一股傲岸自負的狂妄氣質。這種氣質使得唐代士人充滿了文化創造的活力，他們積極探索創作道路的多樣性，在文化創作時往往能夠直打胸臆，毫無扭捏猥瑣之態，他們的文化創作因而充滿著自然真摯的美與清新純真的氣息。

宋代是在經過唐末五代的分裂割據局面之後建立起來的封建王朝，統治者鑑於藩鎮割據與軍人跋扈的歷史教訓，確立了“興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國策，在分割軍權、壓抑武人政治地位的同時，大力發展教育和科舉度，廣泛吸收文人知識分子參加政權，逐步確立起了文人當政的文官制度，文人知識分子的地位空前提高，“重文輕武”逐漸成為社會風尚。宋代文人知識分子的理想、信念和追求也因此發生了重大變化，受“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顏如玉”的誘惑，整個社會普遍形成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認識，走科舉入仕成為宋代文人知識分子實現人生價值的最高理想；如此的時代文化氛圍，使得宋代與前代相比，文人意識更為自覺，他們的文化創造活動，也因此滲透著更為強烈的文人氣息，他們創造出來的宋代主流文化（如即學、詩、詞、文、賦、書、畫甚至文人生活等）呈現出濃郁的精緻、高雅、含蓄、內省的審美趨勢；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北宋透過改革，採取了以文立國的國策，實行文人統治。宋太祖把科舉制度作為人才選拔的基本制度，無論寒門士子，還是農桑人家，學而優者，均可以出入廟堂。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長官，地位居於武官之上。據史載，太祖立國之後，曾在太廟裡刻下祖訓，其中的一條是：“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這是中國歷史上較為開明的政策，確保了文官政治，並且得到切實執行達三百年之久。

4.從對外來文化的態度上

恢宏壯闊的唐王朝以一種開放自由的心懷接納四方文化，終唐王朝幾百年的時間，大多奉行儒釋道共尊的策略，面對外來文化，唐朝統治者始終保持接納的態度，這不僅和唐王朝的最高統治者本身就存在少數民族血統有關，而且和唐王朝在當時世界的地位也有莫大的關係，作為東方最大的國家，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之一，通暢的兩條絲綢之路，溝通了大唐王朝與世界的交流。在外，國家的強盛，對外通道的暢通，對內，君臣百姓對外來文化虛心接納的心態，這兩個方面決定了大唐王朝是一個開放自山的國度。唐代對各族文化，各種思想都採取了相容幷蓄的政策，呈現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恢弘氣象。中國文化發展至唐，顯現出一種階段性的集大成性的燦爛風采。

而宋朝始終處在少數民族的威脅的夾縫之中，客觀條件下，宋國也無法做到與世界的交流，宋國自然處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之中。所以在宋代，民旅本位文化日益強固，其排拒外來文化的成見也日益加源；，宋代對外交通甚為發達但其各項學術都不脫中國本位文化的範圍，對外來文化的吸收幾乎處於停滯狀態。北宋時期的“正統論”等思想都拒絕外來文化的入侵和滲透。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宋代文化瀰漫著濃厚的復古思潮和本位文化思想。

唐朝是一個改革開放的朝代，文化可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空前繁榮來描述百。那時佛、道、儒等等都能很好的發展，所以那時的文度化應該是古代的巔峰，大家頻出，尤以“詩歌”為盛。到後期“詞”的發展也比較快。同時“傳奇”之類的文學也得到發展。而宋朝因為推行理學，人們的思想得到禁錮，相對來說不答夠活躍。所以講究嚴格格的“詞”得回到發展，但和唐朝的詩歌之盛無法相提並論。因為當時的皇帝喜歡文的，受社會風答氣影響，所以詞的題材也相對較窄。當時的“平話”得到較快發展。

唐朝一直經歷繁華，到安史之亂前，詩人們筆下多數都是大好山河，田園風光等山水詞，也有意氣風發，豪情壯志的詩詞，夾雜著對與仕途和政史的認識，也有個人追求道家自由思想的體現。

安史之亂中，八年水深火熱，大唐由盛轉衰，詩人們看到的也都是百姓生活疾苦，與動盪不安的時局，這個階段挑大樑的是杜甫。

北宋重文輕武，無論詩人詞人都有上馬開弓的本領，詩詞有更多的豪氣，比如辛棄疾；也有藉助詩詞抒發政治意願的作品，歐陽修，范仲淹等。

當然也有花間婉轉的詩詞高手，他們筆下的詞句栩栩如生，美奐如畫，宋詞的崛起也是宋朝文盛的寫照。

但是兩宋有一個揮之不去的陰影，就是北幽雲等地，尤其南宋，失去大量故土，所以詩詞都是渴望北伐立功，或者盼望祖國統一的詩句。

個人覺得兩宋是文壇的高峰時刻，經歷了繁華與落寞，統一與分合，詩人詞人對這片土地深愛著，也希望窮盡一生去還大宋一個完整的疆土。

辛棄疾臨終仍望著從小出生的北方，從絕望變成了盼望，他的一生不是詩歌詞賦而是真正的戎馬生涯，雖然沒有成功，但是辛棄疾一定相信後人，能完成一統遺願。

卻道天涼好個秋。

加v回答

這是個很好的命題。我一直想就這一問題闡述一下自己的認識。

按說唐宋是兩個交替相臨的朝代，唐詩的格律又處於盛期，唐宋的詩詞歌賦應該趨於一致，差別不大。但事實卻並非如此。唐的精華是律詩和絕句。而宋的精華是詞，唐詩宋詞成了並駕齊驅的兩輛馬車。

一、物極必反。唐詩的律詩和絕句達到了極點。名人名詩佳句層出不窮。截止到現在都很難超越。但唐詩的精華是格律，而唐詩的致命弱點也是格律。

因律詩的格律太死板，人們就難免產生擺脫其束縛的念頭。宋詞僅詞牌名就有幾千種，而每個詞牌名又有變體，有的詞牌甚至有好幾十個變體。而有的詞牌名卻只有一首詩詞。宋詞雖然有平仄之韻，但已沒了唐詩的死板。韻腳可平可仄，三連平，四連仄的問題隨處可見。有的詞牌甚至一韻到底。另外，好多宋詞是詩人在風月場所信手拈來之作，不可能象唐詩那樣字甄句酌，嚴格遵守格律。

二、唐詩宋詞文人在詩詞創作上的興趣上是一致的。唐詩宋詞的興趣大多是花草魚蟲，日月星辰，江河樹木，春夏秋冬，卿卿我我等，大體上是一致的。但宋詞的卿卿我我成分似乎大一點。因為宋詞好多是詩人尋花問柳時現場所作，又多為了迎合歌妓舞女的歡娛之心，詞中有不少卿卿我我之意，時間一長，即使不在風月場所所作的詩詞，也不免被染。現代有些詩詞不也熱衷於卿卿我我嗎？

三、要正確認識和評價唐詩宋詞。

唐詩宋詞在中國文化上的歷史地位是不容否定的。但也不能談虎色變，望而生畏，不敢越雷池一步。更不能一說古詩就醉生夢死，甘作古詩的奴隸。在這一點上，我覺得現代詩人應該向宋代詩人學習，敢於挑戰，敢於突破。敢於走自己的路。開創詩詞創作的新時代！

簡單來說，受時代影響，唐朝詩人風格大多豪邁大氣，放蕩不羈，就算是關心民間疾苦的詩人，風格中也帶著一絲灑脫，宋朝文人風格則更為全面務實一些，琴棋書畫，梅蘭竹菊，筆墨紙硯，家長裡短，勸學勸善，壯志雄心，沉鬱苦悶，都被文人拿來所用，種種風格不一而足

為什麼有這種不同呢？很簡單，時代不同

唐朝是強盛的大一統王朝，彼時天下經歷晉朝南渡，五胡亂華，南北朝長期對峙，整個中國分裂了幾百年，戰亂不休，百姓苦不堪言，終於到了盛唐一統天下，再無戰亂，又擊敗突厥， 解決了外部威脅，唐朝國力鼎盛，軍事實力舉世無雙，唐太宗本人被尊為天可汗，唐朝經濟發達，物產豐富，思想開明，因為李唐皇室本就有胡人血統，對於中原本來的禮教並沒有全盤繼承，對百姓思想管制不嚴，唐朝此時位於世界頂峰，唐人本來國民自豪感就很強，再加上皇室沒有強力壓制民間思想，所以唐朝文化也是異常繁榮

在這個大前提下，唐朝文人一般都大氣磅礴，氣吞星河，典型代表就是李白

《俠客行》 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功與名

《望廬山瀑布》 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

《古風其三.秦王掃六合》 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

還有《將近酒》《夢遊天姥吟留別》等等，太多太多了，無一例外的灑脫大氣，全無一點小家子氣，能寫出這樣豪邁大氣飛揚灑脫的詩文，李白本人的才華固然重要，但也側面說明了李白背後的大唐帝國多麼的鮮花烹錦，繁華強盛

而宋朝就不同了，開國太祖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本就得國不正，他趙光義繼位的時候更是“燭影斧聲”，讓人不得不懷疑他繼位的合法性

有鑑於此，宋朝對武將壓制非常厲害，文人地位大大增加，皇帝還曾寫勸學詩號召全華人民學習文事，由此宋朝文化非常鼎盛，文壇人才頻出，大家心志各有不用所以宋朝文人以一切入詩，入詞，入文，不管是景物機關 ，風俗人情，還是邊疆征戰，心懷鬱悶，還有男女情事糾葛，街坊鄰里家長裡短，都有文人拿來作為創作的題材，宋朝的文化突出一個“全”字，發展相當全面

但畢竟太重文事，不修武備，而邊境先後有遼，金，西夏，蒙古諸多外族崛起，每一個都是勁敵 大宋對外屢屢敗仗，華人心裡的安全感和凝聚力無法與大唐相比，反應在文事上面，就是大多數宋朝文化作品不夠大氣，有一股文弱的意味 越到後面宋朝處境越危險，文人的風格中 ，怨懟，哀嘆，悲觀的意味就越來越多

綜上所述，唐朝人的國民自豪感很高，國家向心力很強，百姓相對比較富足，幸福指數較高，文人的作品中風格就很大氣豪放，充溢著天朝上國的自豪感，而宋朝雖經濟發達，但一直處在外族威脅之下，對外屢屢戰敗稱臣，文人的作品基本都是關注生活本身，全面複雜，又小巧精緻，卻失之大氣，這主要是因為宋朝人的國民自豪感和安全感遠遠不能和大唐相比 文人或多或少都清楚這個現實，文學作品更多的是用來麻醉自己……

李唐王朝大有胡氣，王朝氣象是開闊、宏博、多彩！宋朝富裕、仁愛，而英氣略顯不足。

唐朝詩人絕非手無縛雞之力的柔弱書生，他們多是能文能武，信仰“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渴望建功立業。有李白“願將腰下劍，直為斬Murano”！

宋朝的國風是重文輕武，宋代官員的俸祿是歷代中最高的，官員都生活得很滋潤，所以宋朝文人讀書習文多是為了走進政治權利中心，享受生活、滿足私慾！有《神童詩》:“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總之，唐朝詩人比宋朝文人志趣、格局和胸懷較崇高些。當然這也是與不同的國情國策國力以及社會價值觀導向分不開的！

唐代和宋代是中國文化歷史上兩個偉大的朝代，兩個朝代的文化人為此立下了不朽的功德。

在文藝方面，唐代文化人志偏重於詩，宋代文化人偏重於詞，因此有了唐詩宋詞。

唐代文化人開重視散文，韓柳在散文創作上噴薄而出，宋代散文如日中天，因此有了唐宋八大家。

唐代八方來朝，文化人海納百川，東西文化交流出現了《六祖壇經》，中華文化的儒釋道三角鼎立，這時才真正形成。宋代再次掀起文化浪潮，並對西方的佛理作了反思，將先秦道學和漢唐佛理化為宋代理學，中華文化再一次推向極高的境界，宋代的文化可謂之壁立千仞。

當然還有唐宋的書畫文化、科技文化、經濟文化、政治文化等都顯示了不同的特徵，表現了從事這些行業的文化的不同志趣，但相對於形上而崇高的精神，這還是次等的存在。

總之，文化的興盛，必須要是文明開放的社會，文化人要有廣泛興趣，不是在一個死衚衕裡，而在不同領域廣闊天地作不息的求索，那才會出現百花齊放爭豔爭彩的百花園。

繆鉞老先生的《論宋詩》

宋初沿襲五代之餘，士大夫皆宗白居易詩，故王禹稱主盟一時。真宗時，楊億、劉筠等喜李商隱，西昆體稱盛，是皆未出中晚唐之範圍。仁宗之世，歐陽修於古文別開生面，樹立宋代之新風格，而於詩尚未能超詣，此或由於非其精力之所專注，亦或由於非其天才之所特長，然已能宗李白、韓愈，以氣格為主，詩風一變。梅堯臣、蘇舜欽鋪之。其後王安石、蘇軾、黃庭堅出，皆堂廡闊大。蘇始學劉禹錫，晚學李白；王黃二人，均宗杜甫。“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黃魯直以奇。”(《苕溪漁隱叢話》卷四十二引《後山詩話》)宋詩至此，號為極盛。宋詩之有蘇黃，猶唐詩之有李杜。元祐以後，詩人疊起，不出蘇黃二家。而黃之畦徑風格，尤為顯異，最足以表宋詩之特色，盡宋詩之變態。《劉後村詩話》曰：“豫章稍後出，會粹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制之變，搜討古書，穿穴異聞，作為古律，自成一家。雖隻字半句不輕出，遂為本朝詩家宗祖。”其後學之者眾，衍為江西詩派。南渡詩人，多受沾溉。雖以陸游之傑出，仍與江西詩派有相當之淵源。至於南宋末年所謂江湖派，所謂永嘉四靈，皆爝火微光，無足輕重。故論宋詩者，不得不以江西派為主流，而以黃庭堅為宗匠矣。　　唐代為吾國詩之盛世。宋詩既異於唐，故褒之者謂其深曲瘦勁，別闢新境。而貶之者謂其枯淡生澀，不及前人。實則平心論之，宋詩雖殊於唐，而善學唐者莫過於宋。若明代前後七子之規摹盛唐，雖聲色格調，或亂楮葉，而細味之，則如中郎已亡，虎賁入座，形貌雖具，神氣弗存，非真賞之所取也。何以言宋人之善學唐人乎?唐人以種種因緣，既在詩壇上留空前之偉績。宋人慾求樹立，不得不自出機杼，變唐人之所已能，而發唐人之所未盡。其所以如此者，要在有意無意之間。蓋凡文學上卓異之天才，皆有其宏偉之創造力，決不甘徒摹古人，受其籠罩。而每一時代又自有其情趣風習，文學為時代之反映，亦自不能盡同古人也。　　唐宋詩之異點，先粗略論之。唐詩以韻勝，故渾雅，而貴醞藉空靈。宋詩以意勝，故精能，而貴深折透闢。唐詩之美在情辭，故豐腴。宋詩之美在氣骨，故瘦勁。唐詩如芍藥海棠，穠華繁採。宋詩如寒梅秋菊，幽韻冷香。唐詩如啖荔枝，一顆入口，則甘芳盈頰。宋詩如食橄欖，初覺生澀，而回味雋永。譬諸修園林，唐詩則如疊石鑿池，築亭闢館。宋詩則如亭館之中，飾以綺疏雕檻，水石之側，植以異卉名葩。譬諸遊山水，唐詩則如高峰遠望，意氣浩然。宋詩則如曲澗尋幽，情境冷峭。唐詩之弊為膚廓平滑，宋詩之弊為生澀枯淡。雖唐詩之中，亦有下開宋派者。宋詩之中，亦有酷肖唐人者。然論其大較，固如此矣。　　茲更進而研討之。就內容論，宋詩較唐詩更為廣闊。就技巧論，宋詩較唐詩更為精細。然此中實各有利弊。故宋詩非能勝於唐詩，僅異於唐詩而已。　　唐詩以情景為主，即敘事說理，亦寓於情景之中，出以唱嘆含蓄。惟杜甫多敘述議論，然其筆力雄奇，能化實為虛，以輕靈運蒼質。韓愈、孟郊等以作散文之法作詩，始於心之所思，目之所睹，身之所經，描摹刻畫，委曲詳盡，此在唐詩為別派。宋人承其流而衍之。凡唐人以為不能入詩或不宜入詩之材料，宋人皆寫入詩中，且往往喜於瑣事微物逞其才技。如蘇黃多詠墨、詠紙、詠硯、詠茶、詠畫扇、詠飲食之詩。而一詠茶小詩，可以和韻四五次。(黃庭堅《雙井茶送子瞻》、《和答子瞻》、《省中烹茶懷子瞻用前韻》、《以雙井茶送孔常父》、《常父答詩複次韻戲答》，共五首，皆用“書”“珠”“如”“湖”四字為韻。)餘如朋友往還之跡，諧謔之語，以及論事說理講學衡文之見解，在宋人詩中尤恆遇之。此皆唐詩所罕見也。夫詩本以言情，情不能直達，寄於景物，情景交融，故有境界，似空而實，似疏而密，優柔善入，玩味無斁，此六朝及唐人之所長也。宋人略唐人之所詳，詳唐人之所略，務求充實密慄，雖盡事理之精微，而乏興象之華妙。李白、王維之詩，宋人視之，或以為“亂雲敷空，寒月照水”(許尹《山谷詩注序》)，不免空洞。然唐詩中深情遠韻，一唱三嘆之致，宋詩中亦不多覯。故宋詩內容雖增擴，而情味則不及唐人之醇厚。後人或不滿意宋詩者，以此。　　唐詩技術，已甚精美。宋人則欲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蓋唐人尚天人相半，在有意無意之間。宋人則純出於有意，欲以人巧奪天工矣。茲分用事、對偶、句法、用韻、聲調諸端論之。(一)用事 杜甫自謂“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其詩中自有熔鑄群言之妙。劉禹錫雲：“詩用僻字須要有來去處。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餳’，嘗疑此字僻。因讀《毛詩·有瞽》注，乃知六經中惟此有餳字。”宋祁雲：“夢得作九日詩，欲用糕字，思六經中無此字，不復用。”詩中用字貴有來歷，唐人亦偶及之，而宋人尤注意於此。黃庭堅《與洪甥駒父書》雲：“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黃庭堅欣賞古人，既著意於其“無一字無來處”，其自作詩亦於此盡其能事。如《詠猩猩毛筆》雲：“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用事“精妙隱密”，為人所賞。故劉辰翁《簡齋詩注序》謂“黃太史矯然特出新意，真欲盡用萬卷，與李杜爭能於一詞一字之頃，其極至寡情少恩，如法家者流。”實則非獨黃一人，宋人幾無不致力於此。茲舉一例，以見宋人對於用字貴有來歷之謹細。　　《西清詩話》：“熙寧初，張掞以二府初成，作詩賀荊公，公和曰：‘功謝蕭規慚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以示陸農師。農師曰：‘蕭規曹隨，高帝論功，蕭何第一，皆摭故實，而請從隗始，初無恩字。’公笑曰：‘子善問也。韓退之《鬥雞聯句》：“感恩慚隗始。”若無據，豈當對功字也。’乃知前人以用事一字偏枯，為倒置眉目，反易巾裳，蓋謹之如此。”(《苕溪漁隱叢話》卷三十五)　　唐人作詩，友朋間切磋商討，如“僧推月下門”，易“推”為“敲”；“此波涵帝澤”，易“波”為“中”，所注意者，在聲響之優劣，意思之靈滯，而不問其字之有無來歷也。宋詩作者評者，對於一字之有無來歷，斤斤計較，如此精細，真所謂“寡情少恩如法家者流”。此宋人作詩之精神與唐人迥異者矣。　　所貴乎用事者，非謂堆砌餖飣，填塞故實，而在驅遣靈妙，運化無跡。宋人既尚用事，故於用事之法，亦多所研究。《蔡寬夫詩話》雲：“荊公嘗雲：‘詩家病使事太多’，蓋皆取其與題合者類之，如此乃是編事，雖工何益。若能自出已意，借事以相發明，情態畢出，則用事雖多，亦何所妨。”《石林詩話》雲：“詩之用事，不可牽強，必至於不得不用而後用之，則事辭為一，莫見其安排鬥湊之跡。蘇子瞻嘗作人輓詩雲：‘豈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已辰年。’此乃天生作對，不假人力。”大抵用事貴精切、自然、變化，所謂“用事工者如己出”(《王直方詩話》)，即用事而不為事所用也。　　非但用字用事貴有來歷、有所本，即詩中之意，宋人亦主張可由前人詩中脫化而出，有換骨奪胎諸法。黃庭堅謂：“詩意無窮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摹其意形容之，謂之奪胎法。”　　詩中用字用事用意，所以貴有所本，亦自有其理由。蓋詩在各種文學體裁中最為精品，其辭意皆不容粗疏，又須言近旨遠，以少數之字句，含豐融之情思，而以對偶及音律之關係，其選字須較文為嚴密。凡有來歷之字，一則此字曾經古人選用，必最適於表達某種情思，譬之已提煉之鐵，自較生鐵為精。二則除此字本身之意義外，尚可思及其出處詞句之意義，多一層聯想。運化古人詩句之意，其理亦同。一則曾經提煉，其意較精，二則多一層聯想，含蘊豐富。至於用事，亦為達意抒情最經濟而巧妙之方法。蓋複雜曲折之情事，決非三五字可盡，作文尚可不憚煩言，而在詩中又非所許。如能於古事中覓得與此情況相合者，則只用兩三字而義蘊畢宣矣。然此諸法之運用，須有相當限度，若專於此求工，則雕篆字句，失於纖巧，反失為詩之旨。(二)對偶 吾國文字，一字一音，宜於對偶，殆出自然。最古之詩文，如《詩經》、《尚書》，已多對句。其後對偶特別發展，故衍為駢文律詩。唐人律詩，其對偶已較六朝為工，宋詩於此，尤為精細。《石林詩話》雲：“荊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如‘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嫋嫋垂’，讀之初不覺有對偶，至‘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但見舒閒容與之態耳，而字字細考之，皆經櫽括權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嘗與葉致遠諸人和頭字韻詩，往返數四，其末篇雲：‘名譽子真居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以谷口對壺頭，其精切如此。”大抵宋詩對偶所貴者數點：(甲)工切 如“飛瓊”對“弄玉”，皆人名，而“飛”字與“弄”字，“瓊”字與“玉”字又相對。如“谷口”對“壺頭”，皆地名，而“谷”字與“壺”字，“口”字與“頭”字又相對。如“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嫋嫋垂”，“鴨綠”代水，“鵝黃”代柳，而“鴨”“鵝”皆鳥名，“綠”“黃”皆顏色，“鱗鱗”“嫋嫋”均形況疊字，而“鱗”字從“魚”，“嫋”字從“鳥”，備極工切。(乙)勻稱 如“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其中名詞動詞形況詞相對偶者，意之輕重，力之大小，皆如五雀六燕，鐵兩悉稱。(丙)自然 對偶排比，雖出人工，然作成之後，應極自然，所謂“渾然天成，不見牽率處。”如黃庭堅《寄元明》詩：“但知家裡俱無恙，不用書來細作行。”陳師道《觀月》詩：“隔巷如千里，還家已再圓。”陳與義《次韻謝表兄張元東見寄》詩：“燈裡偶然同一笑，書來已似隔三秋。”驟讀之似自然言語，一意貫注，細察之則字字對偶也。(丁)意遠 對句最忌合掌，即兩句意相同或相近也。故須詞字相對，而意思則隔離甚遠，讀之始能起一種生新之感。如蘇軾“身行萬里半天下，僧臥一庵初白頭。”黃庭堅“舞陽去葉才百里，賤子與公俱少年。”讀上句時，決想不到不句如此接出，此其所以奇妙也。(三)句法 杜甫《贈李白》詩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寄高適》詩云：“佳句法如何。”《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詩云：“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韓愈《薦士》詩稱孟郊雲：“橫空盤硬語，妥貼力排奡。”唐人為詩，固亦重句法，而宋人尤研討入微。宋人於詩句，特注意於洗煉與深折，或論古，或自作，或時人相欣賞，皆奉此為準繩。王安石每稱杜甫“鉤簾宿鷺起，丸藥流鶯轉”之句，以為用意高峭，五字之模楷。黃庭堅愛杜甫詩“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人。”肯別耶，定留人耶，一句有兩節頓挫，為深遠閒雅。《王直方詩話》雲：“山谷謂洪龜父雲：‘甥最愛老舅詩中何語?’龜父舉‘蜂房各自開戶牖，蟻穴或夢封侯王。’‘黃流不解涴明月，碧樹為我生涼秋。’以為深類工部。山谷曰：‘得之矣。’張文潛嘗謂餘曰：‘黃九似“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真是奇語。’”觀此可知宋詩造句之標準，在求生新，求深遠，求曲折。蓋唐人佳句，多渾然天成，而其流弊為凡熟、卑近、陳腐，所謂“十首以上，語意稍同。”故宋人力矯之。《復齋漫錄》雲：“韓子蒼言，作語不可太熟，亦須令生。東坡作《聚遠樓》詩，本合用‘青山綠水’，對‘野草閒花’，以此太熟，故易以‘雲山煙水’。此深知詩病者。”此事最足以見宋人造句之特色。若在唐人，或即用青山綠水矣，而宋人必易以雲山煙水，所以求生求新也。然過於求新，又易失於怪僻。最妙之法，即在用平常詞字，施以新配合，則有奇境遠意，似未經人道，而又不覺怪誕。如黃庭堅“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張耒稱為奇語。“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皆常詞也。及“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六詞合為兩句，則意境清新，首句見朋友歡聚之樂，次句見離別索寞之苦，讀之雋永有深味。前人詩中用“江湖”，用“夜雨”，用“十年燈”者多矣，然此三詞合為一句，則前人所無。譬如膳夫治饌，即用尋常魚肉菜蔬，而配合烹調，易以新法，則芳鮮適口，食之無厭。此宋人之所長也。(四)用韻 唐詩用韻之變化處，宋人特注意及之。歐陽修曰：“韓退之工於用韻。其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以見巧，愈趨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譬夫善馭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中節，而不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宋人喜押強韻，喜步韻，因難見巧，往往疊韻至四五次，在蘇黃集中甚多。呂居仁《與曾吉甫論詩貼》雲：“近世次韻之妙，無出蘇黃，雖失古人唱酬之本意，然用韻之工，使事之精，有不可及者。”詩句之有韻腳，猶屋楹之有礎石，韻腳穩妥，則詩句勁健有力。而步韻及押險韻時，因受韻之限制，反可撥棄陳言，獨創新意。此皆宋人之所喜也。(五)聲調 唐詩聲調，以高亮諧和為美。杜甫詩句，間有拗折之響，如“宏光蕙葉與多碧，點注桃花舒小紅”，“一雙白魚不受釣，三寸黃柑猶自青”，“負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舡何郡郎”。其法大抵於句中第五字應用平聲處易一仄聲，應用仄聲處易一平聲，譬如寵光二句，上句第五字應用平聲，下句第五字應用仄聲，則音調諧和。今上句用仄聲“與“字，下句用平聲“舒“字，則聲響別異矣。因聲響之殊，而句法拗峭，詩之神味亦覺新異。此在杜甫不過偶一為之，黃庭堅專力於此。宋人不察，或以為此法創始於黃。《禁臠》雲：“魯直換字對句法，如：‘只今滿坐且尊酒，後夜此堂空月明。’‘清談落筆一萬字，白眼舉觴三百杯。’‘田中誰問不納履，坐上適來何處蠅。’‘鞦韆門巷火新改，桑柘田園春向分。’‘忽乘舟去值花雨，寄得書來應麥秋。’其法於當下平字處以仄字易之，欲其氣挺然不群。前此未有人作此體，獨魯直變之也。”黃非獨於律詩如此，即作古詩（尤其七古），亦有一種奇異之音節。方東樹謂黃詩“於音節尤別創一種兀傲奇崛之響，其神氣即隨此以見。”(《昭昧詹言》)　　總之，宋詩運思造境，煉句琢字，皆剝去數層，透過數層。貴“奇”，故凡落想落筆，為人人意中所能有能到者，忌不用，必出人意表，崛峭破空，不從人間來。又貴“清”，譬如治饌，凡肥醲廚饌，忌不用。蘇軾評黃詩云：“黃魯直詩文如蝤蛑江瑤柱，格韻高絕，盤飧盡廢。”任淵謂讀陳師道詩，“似參曹洞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方東樹評黃詩曰：“黃山谷以驚創為奇，意，格，境，句，選字，隸事，音節，著意與人遠，故不惟凡近淺俗，氣骨輕浮，不涉毫端句下，凡前人勝境，世所程式效慕者，尤不許一毫近似之。”黃陳最足代表宋詩，故觀諸家論黃陳詩之語，可以想見宋詩之特點。宋詩長處為深折，雋永，瘦勁，洗剝，渺寂，無近境陳言、冶態凡響。譬如同一詠雨也，試取唐人李商隱之作，與宋人陳與義之作比較之：蕭灑傍回汀，依微過短亭。氣涼先動竹，點細未開萍。稍促高高燕，微疏的的螢。故園菸草色，仍近五門青。(李商隱《細雨》)蕭蕭十日雨，穩送祝融歸。燕子經年夢，梧桐昨暮非。一涼恩到骨，四壁事多違。袞袞繁華地，西風吹客衣。(陳與義《雨》)　　李詩寫雨之正面，寫雨中實在景物，常境常情，人人意中所有，其妙處在體物入微，描寫生物，使人讀之而起一種清幽閒靜之情。陳詩則凡雨時景物一概不寫，務以造意勝，透過數層，從深處拗折，在空際盤旋。首二句點出雨。三四兩句離開雨說，而又是從雨中想出，其意境悽迷深邃，決非恆人意中所有。同一用鳥獸草木也，李詩中之“竹”、“萍”、“燕”、“螢”，寫此諸物在雨中之情況而已；陳詩用“燕子”、“梧桐”，並非寫雨中燕子與梧桐之景象，乃寫雨中燕子與梧桐之感覺，實則燕子、梧桐並無感覺，乃詩人懷舊之思，遲暮之慨，借燕子、梧桐以襯出耳。宋詩用意之深折如此。五六兩句言人在雨時之所感。同一詠涼也，李詩則雲“氣涼先動竹”，借竹襯出；陳詩則雲“一涼恩到骨”，直湊單微。“涼”上用“一”字形容，已覺新穎矣，而“一涼”下用“恩”字，“恩”下又接“到骨”二字，真剝膚存液，迥絕恆蹊。宋詩造句之烹煉如此。世之作俗詩者，記得古人許多陳詞套語，無論何題，搖筆即來，描寫景物，必“夕陽”“芳草”，偶爾登臨，亦“萬里”“百年”，傷離贈別，則“折柳”“沾襟”，退隱閒居，必“竹籬”“茅舍”；陳陳相因，使人生厭，宜多讀宋詩，可以滌腸換骨也。再舉宋人古詩為例，黃庭堅《跋子瞻和陶》詩云：東坡謫嶺南，時宰欲殺之。飽吃惠州飯，細和淵明詩。彭澤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雖不同，風味乃相似。　　此詩純以意勝，不寫景，不言情，而情即寓於意之中。其寫意也，深透盡致，不為含蓄，而仍留不盡之味，所以不失為佳詩。然若與唐人短篇五古相較，則風味迥殊。如韋應物《淮上即事寄廣陵親故》詩：前舟已渺渺，欲渡誰相待。秋山起暮鍾，楚雨連滄海。風波離思滿，宿昔容鬢改。獨鳥下東南，廣陵何處在。則純為情景交融，空靈醞藉者矣。　　宋詩中亦未嘗無純言情景以風韻勝者，如：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蘇舜欽)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蘇軾)我家曾住赤欄橋，鄰里相過不寂寥。君若到時秋已半，西風門巷柳蕭蕭。(姜夔)諸作雖亦聲情搖曳，神韻絕佳，然方之唐詩，終較為清癯幽折。至如：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世事相違每如此，好懷百歲幾回開。(陳師道)則純為宋詩意格矣。　　宋詩既以清奇生新深雋瘦勁為尚，故最重功力，“月鍛季煉，未嘗輕發”(任淵《山谷詩注序》)，蓋此種種之美，皆由洗煉得來也。呂居仁《與曾吉甫論詩貼》雲：“要之此事須令有悟入，則自然越度諸子，悟入之理，正在工夫勤惰間耳。”此言為詩賴工夫也。因此，一人之詩，往往晚歲精進。王安石少以意氣自許，故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為涵蓄。後為郡牧判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作詩貴精不貴多。黃庭堅嘗謂洪氏諸甥言：“作詩不必多，某生平詩甚多，意欲止留三百篇。”諸洪皆以為然。徐師川獨笑曰：“詩豈論多少，只要道盡眼前景緻耳。”黃回顧曰：“某所說止謂諸洪作詩太多，不能精緻耳。”作詩時必殫心竭虛。陳師道作詩，閉戶蒙衾而臥，驅兒童至鄰家，以便靜思，故黃庭堅有“閉門覓句陳無已”之語，而師道亦自稱“此生精力盡於詩，”末歲心存力已疲”，此最足代表宋人之苦吟也。　　宋詩流弊，亦可得而言。立意措詞，求新求奇，於是喜用偏鋒，走狹徑，雖鐫鑱深透，而乏雍容渾厚之美。《隱居詩話》雲：“黃庭堅句雖新奇，而氣乏渾厚。”劉熙載雲：“杜詩雄健而兼虛渾，宋西江名家，幾於瘦硬通神，然於水深林茂之氣象則遠矣。”此其流弊一。新意不可多得，於是不得不盡力於字句，以避凡近，其卒也，得小遺大，句雖新奇，而意不深遠，乍觀有致，久誦乏味。《隱居詩話》雲：“黃庭堅喜作詩，得名，好用南朝人語，專求古人未使之一二奇字，綴葺而成詩，自以為工，其實所見之僻也。”方東樹曰：“山谷死力造句，專在句上弄遠，成篇之後，意境皆不甚遠。”此其流弊二。求工太過，失於尖巧；洗剝太過，易病枯淡。《呂氏童蒙訓》雲：“魯直詩有太尖新、太巧處，不可不知。”方東樹曰：“山谷矯敝滑熟，時有枯促寡味處。”劉辰翁曰：“後山外示枯槁，如息夫人絕世，一笑自難。”此其流弊三。　　陳子龍謂：“宋人不知詩而強作詩，故終宋之世無詩，然其歡愉愁苦之致，動於中而不能抑者，類發於詩餘，故其所造獨工。”此言頗有所見，惟須略加解釋。蓋自中晚唐詞體肇興，其體較詩更為輕靈委婉，適於發抒人生情感之最精純者，至宋代，此新體正在發展流衍之時，故宋人中多情善感之士，往往專藉詞發抒，而不甚為詩，如柳永、周邦彥、晏幾道、　　賀鑄、吳文英、張炎、王沂孫之倫是也。即兼為詩詞者，其要眇之情，亦多易流入於詞。如歐陽修，世人稱其詩“多平易疏暢，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不倫，亦不復問，而學之者往往遂失於快直，傾囷倒廩，無復餘地。”(《苕溪漁隱叢話》卷二十二引《石林詩話》)是譏其不能醞藉也。然觀歐陽修之詞如：寸寸柔腸，盈盈粉淚，樓高莫近危欄倚。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踏莎行》)芳菲次第還相續，不奈情多無處足。尊前百計得春歸，莫為傷春眉黛蹙。(《玉樓春》)尊前擬把歸期說，未語春容先慘咽。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關風與月。(《玉樓春》)　　何其深婉綿邈。蓋歐陽修此種之情，既發之於詞，故詩中遂無之矣。由此可知，宋人情感多入於詞，故其詩不得不另闢疆域，刻畫事理，於是遂寡神韻。夫感物之情，古今不易，而其發抒之方式，則各有不同。唐人中工於言情者，如王昌齡、劉長卿、柳宗元、杜牧、李商隱，若生於宋代，或將專長於詞；而宋代柳周晏賀吳王張諸詞人，若生於唐，其詩亦必空靈醞藉。陳子龍謂：“宋人不知詩而強作詩。”宋人非不知詩，惟前人發之於詩者，在宋代既多為詞體奪之以去，故宋詩之內容不得不變，因之其風格亦不得不殊異也。　　英國安諾德謂：“一時代最完美確切之解釋，須向其時之詩中求之，因詩之為物，乃人類心力之精華所構成也。”反之，欲對某時代之詩得完美確切之瞭解，亦須研究其時代之特殊精神，蓋各時代人心力活動之情形不同，故其表現於詩者風格意味亦異也。宋代國勢之盛，遠不及唐，外患頻仍，僅謀自守，而因重用文人故，國內清晏，鮮悍將驕兵跋扈之禍，是以其時人心，靜弱而不雄強，向內收斂而不向外擴發，喜深微而不喜廣闊。宋人審美觀念亦盛，然又與六朝不同。六朝之美如春華，宋代之美如秋葉；六朝之美在聲容，宋代之美在意態；六朝之美為繁麗豐腴，宋代之美為精細澄澈。總之，宋代承唐之後，如大江之水，瀦而為湖，由動而變為靜，由渾灝而變為澄清，由驚濤洶湧而變為清波容與。此皆宋人心理情趣之種種特點也。此種種特點，在宋人之理學、古文、詞、書法、繪畫，以至於印書，皆可徵驗。由理學，可以見宋人思想之精微，向內收斂；由詞，可以見宋人心情之婉約幽雋；由古文及書法，可以見宋人所好之美在意態而不在形貌，貴澄潔而不貴華麗。明乎此，吾人對宋詩種種特點，更可得深一層之瞭解。宋詩之情思深微而不壯闊，其氣力收斂而不發揚，其聲響不貴宏亮而貴清泠，其詞句不尚蕃豔而尚樸澹，其美不在容光而在意態，其味不重肥吶醲而重雋永，此皆與其時代之心情相合，出於自然。揚雄謂言為心聲，而詩又言之菁英，一人之詩，足以見一人之心，而一時代之詩，亦足以見一時代之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