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於開城海商世家的王建，於公元918年取代弓裔，成為高麗王朝的第一代君主。新羅於公元935年、後百濟於公元936年先後歸順高麗。從此，後三國分立的局面結束，高麗重新統一了大同江以南地區。

高麗王朝初創之時，正值中國大陸的五代十國時期（公元907～979年）。五代十國是唐末藩鎮（唐代中期在邊境和重要地區設節度使，掌管當地的軍政，後來其權力逐漸擴大，兼管民政、財政，形成軍人割據，常與朝廷對抗，歷史上叫做藩鎮）割據的繼續和發展，混亂的局勢有利於高麗朝向北擴張。王建派王式廉越過原新羅北界，佔領了“蕃人（靺鞨mòhé，中國古代東北方的民族）遊獵其間”的平壤。契丹（古族名。唐末，迭刺部首領阿保機統一契丹及鄰近各族，建立遼朝、與五代和北宋並立）滅渤海國後，認為高麗實際上就是三韓族國家新羅，不應侵蝕高句麗及渤海故地，因此從公元993年到1018年，曾三次出動大軍，與高麗爭戰，結果，在高麗的積極防禦和頑強反抗面前遭到慘敗。

宋朝建立後，十分重視與高麗朝的友好往來，每一次的外交文書，都由文人學士精心撰寫，並派學識淵博的人作為使節前往呈遞。在高麗國內，國王一般都定期到國學去祭孔，以此倡導對孔子的尊崇。當時，上自國王，下自閭巷（1ǘxiàng，小的街道，借指民間）兒童，所受正式教育，皆以儒家經典為主。1134年3月，高麗國王仁宗命以《孝經》、《論語》等儒經分賜給閭巷兒童，以廣教化。高麗朝史家金富軾對仁宗的評價是：“自少多才藝，曉（漢文）音律，善（中國）書畫。”

高麗教育家崔衝招收青年學子，首開私人講學之風，很像中國的孔子，因而贏得了“海東孔子”的美譽。當時，慕名而來的學生很多，崔衝分設“九齋”以容納這些學生。其所授內容為《周禮》等九經及《史記》等三史。除崔衝外，還有侍中鄭培傑等11人相繼在他處開設私學，與國家開辦的國子監並行，為國家培養了不少人材。當時，這12人門下的學生被指稱為“十二徒”。

據文獻記載，自五代後梁（公元907~923年）末帝（名朱友貞，公元913～923年在位）貞明（末帝年號）年間至宋徽宗（名趙佶，公元1100～1125年在位）崇寧（宋徽宗年號）年間，中國曾有許多文人，還有少數武士前往高麗並在那裡做官。1052年、1060年。1061年，先後被高麗朝廷授予秘書省校書郎的張廷、盧寅、陳渭以及後來在高麗官至參知政事的慎修，都是宋朝的進土；武士陳養，在宋已當了郎將，後於1106年投奔高麗。投奔高麗的文武人士，一般都要經過高麗朝廷的考試，然後才可得到任用。

在高麗王朝做官的一些中國文士，曾對北韓的文化教育事業做出過貢獻，雙冀就是其中之一。雙冀是五代後周（公元951~960年）人，公元956年隨冊封使到高麗。高麗國王光宗愛其才，上表請求後周准許他留在高麗。不久，光宗即委他以重任。公元958年，在雙冀的建議下，北韓開始設科舉，雙冀被任命為主持會試的大臣。自此以後，北韓定期舉行科考，對振興文風，起了推動作用。

高麗到宋朝的文士，不少是青年學子。公元976年，高麗遣金行成至宋，人國子監學習。1099年，宋哲宗（名趙煦，公元1085~1100年在位）下詔允許高麗“舉子賓貢”（賓貢：賓服，歸順）。1115年，高麗遣進士金端、甄惟底、趙奭（shì）、康就正、權適等五人人宋，人太學，並上表日：“非質疑於有識，豈能成法於將來。”就是說，高麗青年學子到宋朝，是要就學術問題向有造詣（zàoyì）的學者請教的。金端等五人，經宋徽宗親試於集英殿，其中四人被賜“上舍及第”；權適更得恩寵，被特授以中國國籍。

宋與高麗之間，書籍的交流也是友好往來的重要內容之一。據記載，宋朝皇帝常趁使節往來之便，贈送書籍給高麗國王。書籍內容涉及各個領域，如《文苑英華》（詩文集）。《太平御覽》（工具書）、《神醫補救方》（醫書）以及佛經等。當然，書籍的交流絕不只限於官方，在民間也有不少渠道。1027年，宋江南人李文通等到高麗，獻（賣給官方）書冊多達597卷。1087年，宋商又獻《新注華嚴經》。對宋商帶去的有價值的書籍，高麗朝往往付給高價，以資鼓勵。高麗王朝對書籍的刊印也極為重視，許多書籍都是奉王命印行的。

高麗王朝時期的書法，前期盛行歐（歐陽詢）體，後期盛行趙（趙盂頫fǔ）體。文宗時的柳伸、仁宗時的僧人大鑒國師坦然、高宗時的崔瑀（yǔ）與新羅時期的金生，合稱“神品四賢”。此外，顯宗時的金巨雄、肅宗及睿（ruì）宗時的洪懽（huǎn）、忠宣王時的李嵓（yán）等也都是書法名家。歐體常用於碑文及寫經，在碑刻和寫經過程中，字型自然會產生某種變化，正如人們在高麗版《大藏經》中所見到的那樣，那是典型的“高麗體”。

高麗王朝的繪畫。屬北宋畫風。名畫有李寧的《禮成江》、《天壽寺南門》，李儉的《海東耆老》，朴子雲的《二相歸休》，恭愍（mǐn）王的《普賢騎象》、《魯國公主真》。《天山大獵》等。李寧於高麗仁宗（公元1122～1146年）時來宋遊學，曾遵宋徽宗之命畫《高麗禮成江》，備受讚賞。宋徽宗於是命翰林待詔王可訓等向李寧學畫，足見其畫藝之高。

此外，高麗畫家李齊賢所作《騎馬渡江》也值得一提。畫面上，五個身著胡服的人，正騎馬走過冰封的江面。江面從畫面的中央婉蜒伸向遠方，並與白雪覆蓋的山嶺形成交叉；在近景的絕壁上，挺立著充分體現南宋院體畫風的虯（qiú）曲老松。以這樣的自然景緻為背景，五個人正悠閒自在地騎馬而行。畫面佈局嚴整，人物形象生動，特別是馬的畫法，更是不同凡響。1319年（時值中國元代），李齊賢曾隨高麗忠宣王遊歷中國江南的一些地方，也就是在這時，元代畫家陳鑑如曾為他畫了一幅肖像。此畫現存於漢城中央博物館，是研究中國元代肖像畫的重要資料。

宋朝與高麗朝在書法與繪畫方面的交流，還留有不少佳話。公元1117年，權適等高麗進士歸國，攜回宋徽宗的親筆書畫和嘉獎權適等人的詔書。高麗睿宗因此下令在王宮之內設定天章閣，以珍藏中國皇帝的詔書和藝術作品。1118年，高麗朝重修安和寺，曾趁使節赴宋之便，在宋求妙筆書寫匾額；宋徽宗聽說此事後，親筆書寫了佛殿匾“能仁之殿”四字，還命太師蔡京書寫了寺門額“靖國安和之寺”，以贈高麗。後來高麗遣使赴宋，上表向徽宗皇帝表示感謝，表文是睿宗親自草擬、親筆書寫的。

高麗朝金屬活字的發明，也是中朝文化交流的結晶。據高麗朝李奎報《東國李相國集》記載：1234年至1241年間，高麗朝權臣崔瑀命用金屬活字印刷崔允儀所撰《古今詳定禮文》50卷。高麗是在宋人畢A膠泥活字印刷的基礎上發明了金屬活字的，比德國使用金屬活字和中國使用銅活字都要早。金屬活字的使用不僅對北韓文化及學術發展起了很大作用，而且也是世界印刷史上的重要創舉。

程朱理學在元朝時傳入高麗。1289年，高麗儒學提舉安垧隨忠烈王來元，第一次見到《朱子全書》，認為是“孔門正脈”，欣喜異常，於是全部謄抄下來，並摹寫孔子、朱子等先哲的畫像，攜帶回國。這被認為是程朱理學傳人高麗之初始。但在理論上為理學在高麗的普及和傳播做出進一步貢獻的，則是稍後一些的白頤正、禹悼（zhuō）、李齊賢等。白頤正與李齊賢是師生，兩人都曾在元生活了很長時間，並與中國的一些名士一起從事經史方面的研究；禹倬透過自學，對理學也頗有心得。後來，李齊賢門下出了李穡（sè）。鄭夢周、李崇仁、鄭道傳等理學學者，鄭夢周門下又出了吉再等理學學者。理學在高麗的傳播，對高麗的學術及政局發展，都產生過較大的影響。

南北朝時，新羅僧玄光曾來到中國，從南嶽慧思（公元514～577年）修習天台宗教義，但他回國後卻未能弘布此宗。直到十一世紀後期，高麗僧義天人宋學習天台宗，回國後才在高麗廣為傳佈。

義天號大覺國師，本是高麗朝王子，俗名王煦（xǔ）。他11歲出家，13歲時即成為僧統。成年後，他上表請求允許人宋求法，但因航海有風險，再加上有人反對，結果未能成行。義天不得已，於1085年初夏，率弟子壽介等二人微服乘宋商船離開高麗，先到達中國山東密州板橋鎮，然後人汴（biàn）京（宋朝都城，即今開封）。得到哲宗皇帝詔敕，義天開始在中國遊方，向各地著名高僧問法。1086年，義天回到高麗，擔任興王寺住持。其間，他培養弟子，並在寺內設教藏都監，刊印從宋、遼和日本購進的佛教經典中有關佛經的章疏，以及在國內蒐集到的各種佛經古籍，計有4740餘卷。

義天自宋回國後，仍與杭州的慧因教院保持著聯絡。義天曾“以青紙金書晉譯《華嚴經》三百部”和籌建經閣的資金，託商船帶給慧因教院。因此，慧因教院又稱“高麗院”。1089年，慧因教院行者顏顯到高麗，訃告晉水法師人寂，井帶去法師的真影及舍利。義天特派其弟子壽介等前往杭州祭奠，並攜帶黃金寶塔二座，藉以祈願宋朝皇帝及太皇太后康寧。遺憾的是，由於排佛論在中國抬頭，此舉遭到阻撓，黃金寶塔被退回高麗，義天派來的弟子被驅逐出宋境。

你好，樂於交流。

宋朝，存在於中國公元960-1279年。北宋時期，疆域覆蓋中國放下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成都、重慶、廣西、廣東、浙江、福建、江蘇、安徽、山東等地，其經歷、文化、科教等都在中國歷史上達到高度繁榮。

高麗，又叫做高麗王朝，存在於公元918-1392年，是北韓半島古代國家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在北宋時期宋與高麗並不接壤，而是隔著黃海和渤海灣。

宋與高麗是有貿易往來的。每逢春末夏初，登州（位於山東半島）和萊州（如今的煙臺市萊州市）的港岸擠滿由高麗來的船隻，給中國帶來高麗的土特產品、工藝品、貴重藥材等。卸貨後，再由中國商人轉運到內地或京都開封銷售。等到夏秋之交南風季節，高麗的港岸也停泊著中國開去的商船，裝載向高麗輸出的絲棉織物、魚鹽製品等。

事實上，宋朝與高麗外交也有相對疏淡時候，甚至絕交。比如，真宗澶淵之盟至神宗初年；哲宗元祐年間；整個南宋。

更詳細的歷史記載可以去查一些史料典籍。

附一張北宋時期的地圖。

眾所周知國家之間的交往是透過人的活動來實現的，人員往來也成為宋麗間文化交流和經濟活動中最為活躍的因素，在兩國往來的人員中不僅有官方人員，更有大量非官方的人員。自十一世紀下半葉復交後，宋麗之間人員往來密切。進入十二世紀上中葉，宋麗之間人員往來更加頻繁。宋與高麗友好相待，兩國使節、商人互相往來。此外，高麗派學生到宋求學求法，宋朝文人、醫生也多次前往高麗。兩國文人在對方國家長期供職，甚至有的終老一生。凡此種種，不僅增進了兩華人民的友誼，也交流了彼此的思想文化和生產經驗，從而促進了兩國的經濟發展和文化的進步。

兩宋之交宋麗之間使臣往來頻繁，特別是北宋末期宋徽宗在位期間，堪稱宋麗關係史上的蜜月期。北宋為拉找高麗抗衡遼國，極為厚待高麗使者，這也吸引了眾多高麗使者積極來宋。南宋初，宋麗關係降溫，兩國間的使者往來頻率降低。

宋鑑於高麗文化發達，派往高麗的使者，多注意遴選文人，如張滔、宋球、王雲、徐栽、吳栻等。宋使到高麗後，與高麗文士廣為結交，備受歡迎，尤其是徐棘。1123年（宋徽宗宣和五年，高麗仁宗元年，徐競奉命赴高麗。徐敕在高麗期間與高麗文人尹彥壯、金富拭兄弟、金仁挨、李之美等廣為結交，朝夕相處，結下了深厚友誼。宋朝的一些使節自高麗回國後，多撰寫有關高麗的書，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徐親的《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徐親回國後，翌年（1124年）就撰寫了該書。徐親寫成後，受詔上之御府，自家藏一副本。但徐親生前該書並未出版。其後，北宋遭金之侵掠而亡。在戰亂中，徐棘的《奉使宣和高麗圖經》中“圖”部分丟失，而僅存“經”，即文字。1167年（宋孝宗乾道三年，該書始由徐親之侄徐蕆出版。《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全書共40卷，徐親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和實地考察，全面記述高麗的政治、經濟、軍事、物產、山川、人物、禮儀、宗教、習俗等，但凡高麗“建國主政之體，風俗事物之宜”都寫得十分詳盡，可以稱為十二世紀繪圖本的高麗百科全書，其價值不亞於《高麗史》。這些書比較詳細地介紹了高麗的歷史、地理、文學、天文、制度和外交方面的情況，對增進兩華人民的瞭解和友誼有重要作用。

中國與北韓陸境相連，海程也不遠，因之兩國民眾常因避戰亂和災荒移居對方國家，其後子孫繁衍，世代相傳。中國從殷末周初奠子率眾赴朝後，赴北韓的華人日益增多。1930年，北韓人口統計，中國曆代赴北韓的華人後裔達4327709人，約為當年北韓人口的五分之一。依《大東韻府群玉》《北韓氏族統譜》《各姓世譜》等記載，中國曆代赴北韓的華人姓氏數量如下：商朝9姓、漢朝5姓、晉朝1姓、陳朝1姓、梁朝1姓、唐朝32姓、後唐2姓、宋朝17姓。由此可知，宋人赴高麗定居的數量相當可觀，其中以文人最多。宋人之所以來高麗定居一是為避戰亂，宋先後多次遭遼、金侵掠；二是高麗王廷的歡迎。高麗於958年高麗光宗九年建立科舉時，同樣也設定賓貢科，以待“他華人”，宋文人可參加進士科考試，考中者可在高麗為官。有時高麗王廷甚至強行挽留宋文人在高麗定居為吏：“深慰思賢之竭”，“他山之石，諒符我用”。

除文人在高麗定居為吏外，宋之武將，亦有在高麗定居為吏者，如陳養於年高麗睿宗六年，在高麗任郎將。當然，宋人在高麗定居且供職者，恐不止於此，上表所列者僅為迄今所見之史載而已。宋人之所以能在高麗定居和任職為吏，除了高麗王廷“仰慕華風”，積極吸收中國文化，為此實施優惠待遇的原因外，還有一個便於宋人在高麗定居、為吏的客觀條件，就是北韓自古就使用漢字，漢文作為北韓歷代通用的書面語言。中國的四書五經等典籍成為北韓歷代王室、貴族和平民子弟必學之書。宋人在高麗定居，自然會與當地高麗婦女通婚建立家室。此後，其子孫繁衍、世代相傳，最後融於高麗民族之中。宋人在高麗的定居與為吏，自然增進中朝兩華人民的友誼，促進兩國文化的交流，對當時高麗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有莫大助益。

兩宋之交高麗來宋的留學生主要集中在北宋末期。南宋時期，南宋因懼怕高麗人為金人所用，危及自身安全，故對高麗來人持戒備態度，嚴格控制宋麗民間交往。1115年宋徽宗政和五年，高麗睿宗十年，高麗“遣進士金端、藤惟底、趙奭、康就正、權適等五人赴宋大學”。為幫助高麗士人學習，特地置博士，負責教習。1117年宋徽宗政和七年“二月九日，上御集英殿，試高麗學生金端等。……賜學生權適等上舍及第，釋褐。以權適為承事郎，趙奭、金端並文林郎，鄄惟底從事郎。令隨進奉使李資諒歸本國。”康就正何以未見其名？在崔靡的《送奉使李中父還朝序》中記載：“政和中，又親試權適、金端等四人。”可見，康就正未參加1117年宋徽宗之殿試。權適因其學業優異，宋徽宗“特授權適華貫”，即中華國籍。隨後，權適、金端、趙奭三人隨高麗使節李資諒回國，但“康就正、甄惟底二人未歸，死於宋”。權適學業優異，知識淵博，十分出眾。史載，他回國後，在高麗王廷的殿試中亦是佼佼者：睿廟選公等五人，遣中朝就學，太上皇……為臨便殿，策試於庭，親閱其文，試有可釆。內公（即權適。）文意具善，擢為第一，依貢士第一人出身命官。”其後，權適出任高麗國子監祭酒、翰林學士，出掌高麗最高學府。

相比於前代，宋代在海外貿易規模上和與海外聯絡地區的廣泛程度以及進出口貨物品種和數額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就當時世界範圍內，宋代可以說是極為重要的海上貿易大國。對於合法的民間海外貿易，宋朝採取鼓勵和支援的態度。高麗也是宋朝的重要貿易物件，當時前往高麗貿易的宋朝商隊的規模相當可觀，從凡十人到一二百人不等。根據當代學者分析統計，從1012年到1278年的這266年間，前後有多達129次的宋商前往高麗，總計人數有5000餘人。宋朝商人有自己的頭領——都綱，同高麗朝廷打交道時，一般由都綱出面。宋商輸送到高麗貨物大多是高麗上層社會所需要的，其中主要是書籍、藥材、茶葉、文具和奢侈品。宋朝出產的茶葉是貿易的佳物。高麗出產的茶味道不佳，高麗人非常喜歡宋朝產的茶葉。史載：“（高麗）土產茶味苦經不可入口，惟貴中國臘茶並龍鳳賜團。”髙麗毅宗王峴喜好遊樂，便有宋商遠涉重洋給他送去鶴鵡、孔雀和珍異花草。商人從宋朝販運茶葉、書籍等到高麗，又將髙麗的種種土產運往宋朝。扇子是高麗特產之一，品種有畫擢扇、杉扇、白擢扇、松扇等。其白摺扇，可“藏於懷袖之間，其用甚便”，深受宋朝士人的喜愛。

商人的行為目的在於求利。宋商將《華嚴經》雕版運入高麗，絕不是出於對佛的虔誠信仰；商人販運儒經，目的當然不是弘揚儒道。但在無意之間，商人卻充當了文化的媒介。宋商的作用尚不止於此。“他們不但對宋與高麗的經濟關係、文化交流均有重大的貢獻，而且也成為兩國間的無晃使者。商人作為非官方人士，在宋麗斷交時常傳遞資訊，使得兩國互通有無，使雙方間的聯絡得以延續不斷，甚至在他們奔走、聯絡下，使中止的官方關係得以恢復。”毫不誇張地說，在遼、金的軍事壓力下，正是藉助以商人為中介的民間秘密外交，宋麗之間才得以保持時斷時續的友好關係。

到南宋時期，宋麗正式外交關係中斷，在宋朝政府和地方官員的推動下，商人的“外交活動”更加頻繁。商人的“外交活動”集中在兩方面：一是傳遞政治訊息。1128年，綱首蔡世章將高宗即位的詔書帶到高麗。1131年，宋朝都綱卓榮奏報高麗朝廷：“少師劉光世遣將黃夜叉將大兵過江，擊破金人，橫屍蔽野，降3000人，半是漢人。自兩浙至河北皆平安，皇帝駐禪越州，改建炎五年為紹興元年。”卓榮帶來的訊息使高麗重起修好之念。次年二月，高麗遂遣禮部員外郎崔惟清、閣門祗候沈起赴宋，重申宋麗友好。商人的另一個“外交活動”是探聽金朝的政治動態。如1135年，宋朝沿海制置使郭仲苟派遣吳敦禮至麗，探聽女真訊息。又1161年，宋朝右朝奉郎、提舉兩浙路市舶曾懷獻根據商人的報告，得知金人雖善騎射，卻不善水戰，因此建議朝廷“不必嚴備海道，以免分兵無益”。

這一時期宋朝名醫赴高麗醫診與講習的眾多，但主要集中在北宋末期。南宋因懼怕高麗人為金人所用，危及自身安全，對高麗來人持戒備態度，故宋麗間的醫學交流處於停滯狀態。高麗對宋醫十分尊重，待遇甚優。1130年（宋徽宗崇寧二年，高麗肅宗八年）六月，宋帝應高麗之請，派醫官“牟介、呂炳、陳爾猷，範之才等四人至（高麗，牟介等館於興盛宮教訓醫生。”“十月，高麗國王肅宗“命太子設齋於奉恩寺，（宋）醫官牟介等往觀之，賜牟介等酒幣”。翌年，牟介等四人回國。1118年（宋徽宗重和元年，高麗睿宗十三年）七月，應高麗國王之請，宋帝“命國醫仍賚藥，俾往資於教習”。於是，宋翰林醫官太醫局教授賜紫楊宗立、翰林醫諭大醫局教授賜紫杜舜舉、翰林醫侯大醫局教學成湘、迪功郎試大醫學錄陳宗仁、藍笛等五人至高麗。兩年後，他們始回國。1122年（宋徽宗宣和四年，高麗睿宗十七年，又有兩名宋醫赴高麗，“留二年而歸”。此外，頗有學識並精醫術的北宋進士慎修及其子慎安之，來高麗定居供職，並終老於高麗。年（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高麗肅宗六年，宋徽宗又將《太平御覽》卷和醫書《神醫普救方》卷贈給高麗使節任懿。宋醫赴高麗的醫診與教習以及宋朝醫書的傳入，自然有助於高麗醫學事業的發展。

宋與高麗之間的國家貿易

公園960年，北宋王朝建立，公園962北韓高麗第一個官方使節向北宋“呈現方物”，開啟了中朝之間的通商貿易往來。（1）公元1030年由293人組成的高麗使節團到北宋“貢金器、銀刀劍、鞍勒、馬、香油、人參、細布、銅器、硫黃、青鼠皮等物。明年二月，辭歸賜予有差”。自此“不通中國者四十三年”。（2）之所以“不通中國”，因為當時高麗、宋、遼三國之間複雜的關係，從而導致了宋與高麗之間使節往來的中斷。直到公元1073年，高麗再次派遣使節來宋，兩國之間官方使節的往來才日漸頻繁起來，並一直維持到公元12世紀30年代。據《高麗史》初步統計，高麗使節在公元1071年至1136年間使宋共26次（其中一次是中途回國的），宋朝使節去高麗22次（其中由中央派出的15次，由明州等地派出的7次）。

兩國使節除了完成政治任務之外，還有相應的貿易活動。透過高麗的“朝貢”、宋朝的“賜物”達到商品交換的目的，這是古代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最為常見的一種貿易形式。

首先，商品交換的原則在“貢品”與“賜予”之間起重要作用。公元1079年，高麗文宗患病，宋“遣王舜封挾醫前往”，並“兼賜藥一百品”，對此文宗王“使柳洪來謝”，同時送上“御衣”、“金腰帶”、“金花銀器”、各種高階織物，以及墨、馬匹等，以表示“謝恩”。（3）而有時高麗使節來宋“獻朝物”還公開索要東西。據《宋史》記載，公元1092年，“高麗遣黃宗愨來，獻黃帝針經，請市書甚眾”，由於高麗使節的要求過多，引起了宋政府部分官員的很大不滿，當時的禮部尚書蘇軾便諫言：“高麗入貢無絲髮利，而有五害。今請諸書及金箔皆宜勿許”。（4）結果只允許使節購買金箔。同時據《宋史》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條載：“前次貢物至，輒下有司估直償以萬縑，至是命勿復估，以萬縑未定數。”（5）自此之後取消了一一定價的制度，一律以“萬縑”為定數。

第二，公元11世紀70年代始至12世紀前半葉，高麗對宋的“朝貢”顯得特別積極，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經濟上能“得厚利”，另一方面是吸收宋朝先進文化的需要：如《文獻通考》載：“按高麗之臣中朝（指宋朝——引者注）也，蓋欲慕華風，而利歲賜耳。”（6）另據《高麗史》記載，公元1058年高麗文宗“王欲於耽羅及靈巖，伐材造大船，將通於宋”，對此，“內史問下省”表示反對說：“國家結好北朝（指遼朝——引者注），邊無警急，民樂其生，以此保邦，上策也，……況中國文物禮樂，興行已久，商舶絡繹，珍寶日至，其於中國（指宋朝——引者注）實無所資。”（7）前者說明高麗與宋交通的原因，後者則說明了高麗與宋繼續斷交的理由；但可以肯定的是，高麗向宋王朝積極“朝貢”的原因是在經濟上、文化上能得到極大的利益。

而在當時，宋王朝與高麗結成聯盟，以抵遼、金之壓力。因此，宋政府對高麗使節給予相當的禮遇。如《宋史》記載，公元1070年高麗“遣……金悌等百十人來，詔待如夏國使”，而“政和（公元1111～1118年）中升其使為國信，禮在夏國上”，（8）證明宋朝對高麗使節的來往表示出越來越大的重視。但是，宋朝在“朝貢”貿易中得到的經濟上的利益往往卻是非常微薄，甚至成了國家的一種負擔，從而引起了一些政府官吏的強烈反對，如蘇軾便曾上疏曰：“熙寧（公元1068～1077年）以來，高麗人屢入朝貢，至元豐（公元1078～1085年）之末十六七年間，館待賜予之費，不可勝數，兩浙、淮南、京東之路，築城造船，建立亭館，調發農工，侵漁商賈，所在騷然，公私告病，朝廷無絲毫之益，而夷虜獲不貲之利。……自二聖嗣位，高麗數年不至，淮、浙、京東吏民有息肩之喜，……若朝廷待之稍重，則貪心復啟，朝貢紛然，必為無窮之患。”（9）

此外，宋朝與高麗兩國政府都公開鼓勵使節團的貿易活動，並從各方面給予方便條件。據《高麗圖經》記載：“高麗故事，每入使至，則聚為大市。羅列百貨，丹漆繪帛，皆務華好。而金銀器用，悉王府之物，及時鋪陳。”（10）可見，高麗曾經利用外國使節的往來的機會大開市場，並“羅列百貨”進行貿易活動，就連王室也參加這種貿易活動。這種貿易的活動是對以“朝貢”、“賜物”形式進行的國家貿易的一種補充。

二、民間貿易和宋商的活動

縱觀公元11至12世紀，宋與高麗之間的民間貿易也有了很大的發展。

首先，北宋政府為了增加國家的收入，非常重視對外貿易的發展。“開基之歲，首定商稅則例，自後累朝守為家法。”（11）北宋一開始就很重視對外貿易，有力地促進了宋與高麗之間的貿易往來。

其次，公元10世紀末至11世紀初，高麗曾先後三次擊敗了契丹軍隊的大規模入侵，其後持續了較長時間的和平環境，保證了國家的獨立和安全。同時，高麗對宋與遼、金等關係往往採取謹慎的中立態度。但總體而言，高麗對宋王朝始終保持友好的態度，這就為兩國民間自發的貿易活動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宋朝商人對高麗的活動也表現出特別的活躍，他們大批地、不斷地渡海到高麗從事貿易活動，甚至長期居住在高麗，對兩國之間經濟、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據《高麗史》統計，在公元1012年至1192年的181年間，宋商人到高麗活動共計117次，其中有具體記載能清楚人數的有77次，每次少則數名，多則三百餘名，合計共4548人次。值得注意的是，宋商人甚至在兩國的外交關係中斷的時期（公元1031～1071年間）也陸續到高麗去，其次數較此前更多，到了12世紀中葉，更是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潮。

平常，居住在高麗的宋商人也非常多，據《宋史》記載，高麗“王城有華人數百，多閩人，因賈舶至者，密試其所能，誘以祿任，或強留之終身”。同時高麗為接待外國使節和商人，在首都開京設立“客館”，其中有的名稱“曰清州、曰忠州、曰四店、曰利賓。皆所以待中國之商旅”。此外，為接待契丹使節而設立的“迎恩館”、“仁恩館”，為接待狄人、女真人而設立的“迎仙館”、“靈隱館”；為接待醫官而專門設立的興威館等等。（12）公元1055年2月“寒食日”，高麗政府“饗宋葉德寵等八十七人於娛賓館，黃拯等一百五人於迎賓館，黃助等四十八人於清河館”，（13）一次就招待了二百餘名宋商人。而在當時，宋於高麗之間的正式外交關係已經中斷，但大批的宋商人到高麗進行貿易；而高麗政府不但允許這些商人的往來，而且以國家名義設宴招待，甚至還封以官號。這表明宋與高麗民間的貿易往來無論是在斷交期間還是在建交期間都有了繼續的發展，宋商人在高麗也受到了很大的重視。

而據《高麗史》統計，在公元11至12世紀前半葉（公元1012～1138年）的127年間，宋商人到高麗共達93次，其中25次是有具體明確記載的。其中，南楚1次，泉州9次，江南2次，福州2次，廣南2次，台州3次，明州5次，全部都是從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來的，尤其是福建所佔比例最多，其次是浙江。這與《宋史》載高麗“王城有華人數百，多閩人”基本符合。這也說明在宋與高麗的貿易之中，中國的東南沿海沿海地區是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同時與高麗的聯絡也是特別的密切。產生這種情況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宋與高麗之間的北方航線（登州——禮成江口）經常受到遼國的威脅，而在公元1074年之後，兩國間的航路，由北到南，主要是利用南方航線（明州——禮成江口）。自此以後，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成為宋朝對外貿易的中心而日益繁榮，在廣州、杭州、泉州、明州等主要地點都先後設立“市舶司”專門管理貿易，而這些地區與亞洲各國之間的貿易往來都有了很大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尤其距離高麗較近的泉州、明州等地的大批商人經常往來於高麗，從事貿易。另外，由不少高麗商人也來到明州等地從事貿易活動。

當時，宋朝向高麗輸出的商品主要有：綾絹、錦羅、白絹、金銀器、禮服、瓷器、玉器、馬匹、鞍具、玳瑁、藥材、茶、酒、書籍、樂器、蠟燭、錢幣、孔雀、鸚鵡等。這些商品隨著兩國商人（包括官方使節）的往來大量流入高麗。如中國當時非常發達的瓷器工業對高麗瓷器的發展就有很大的影響。當時，明州是宋與高麗高一的主要港口之一，由於兩國間貿易往來相當頻繁，因而距明州不遠的餘杭的越州窯便首先影響了高麗，大約在11世紀中後期，在高麗便產生了極似越窯的青瓷。同時，中國北方瓷器的輸入，使這種青瓷在器形上、花紋上，又受到了汝窯的影響。這樣，高麗青瓷在新羅以來本國陶瓷工業發展的基礎之上，吸收了中國越窯、汝窯的影響，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到12世紀初期出現了所謂的翡色青瓷的時代。

此外，宋朝的各種書籍、繪畫、樂器等也大量傳入高麗，大大的影響了高麗的文化和藝術的發展。公元11至12世紀，高麗的雕版印刷術的發展也曾受到宋版的影響。在流傳下來的高麗版刻本中，又不少是直接用宋本上木鏤刻的。

宋商人向高麗輸出的商品中還有香藥、沉香、犀角、象牙等南亞西亞的特產。因為當時宋朝與這些地區國家之間的貿易活動非常頻繁，“大食”、“三佛齊”等國的大批商人經常往來與廣州、泉州、明州等地，運來了大量的特產商品。宋商則再把它們運到高麗出售，從事中轉貿易。在這種情況下，大食國商人也直接到高麗進行貿易，據《高麗史》記載，11世紀前半葉，數以百計的大食商人先後三次到高麗，運來“水銀、龍齒、占城香、沒藥、大蘇木”等特產，換取高麗的“金箔”等東西。（13）

高麗對宋輸出的商品大約有：金、銀、銅、人參、茯苓、松子、毛皮類、黃漆、硫磺、綾羅、苧布、麻布、馬匹、鞍具、袍、褥、香油、文席、扇子、白紙、毛筆、墨等。而山西、筆、墨等文化用品，在當時非常受歡迎。徐兢曾說：“白摺扇……藏於懷袖之間。其用甚便”蘇軾也不無讚揚地表示：“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止兩指。”（14）直到後來明朝的陸深也記述：“今世所用摺疊扇，吾鄉張東海先生以為，貢於高麗，予見南宋以來詩詞，詩詞泳聚扇者頗多。”（15）同時高麗墨也十分有名，高麗墨用老松煙和麋鹿膠做成，蘇軾說不下南唐李廷珪墨。當時宋朝的造墨名家潘谷，就吸收了高麗造墨的經驗，作墨時雜用高麗輸入的墨。據李晬光《藝峰類說》記載：“餘赴京（指明代首都北京——引者注）時，安南、琉球使臣皆言貴國筆墨為天下絕品，願得之。”（16）說明高麗的筆墨不僅在中國，而且在“安南”、“琉球”等國也享有很高的聲望。

大批的宋朝商人到高麗除了貿易之外，還從事外交活動。在推動宋朝與高麗王朝的外交關係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據《高麗史》記載，公元1068年7月，“宋人黃慎來見言：皇帝（指宋神宗——引者注）召……羅拯曰：高麗古稱君子之國，自祖宗之輸疑甚勤，暨後陰絕久矣，今聞其國主賢王也，可遣人諭之”。（17）1070年，福建轉運使羅拯“復遣黃慎”，到高麗交涉恢復國交的問題。另據《宋史》記載，1069年高麗“禮賓省移牒福建轉運使羅拯雲：本朝（具指北宋——引者注）商人黃真、洪滿來稱，運使奉密旨令，招接通好”。（18）從中可見，《高麗史》載“宋人黃慎”就是《宋史》所指“本朝商人黃真”；可見雖然只是一介商人，但在1071年宋與高麗重新恢復外交關係方面，仍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除此次以外，據《高麗史》記載，公元1128年，“宋綱首蔡世章，齎高宗即位詔來”；1131年“宋綱首卓榮來奏雲：少師劉光世遣將黃夜叉將兵過江擊破金人……改建炎五年為紹興元年”；1138年“宋商吳迪等六十三人，持宋明州牒，來報徽宗皇帝及寧德皇后鄭氏崩於金”，1162年“宋都綱候林等四十三人來，明州牒報雲：宋朝與金舉兵相戰，至今年春大捷，獲金帝元顏亮”等等。（19）由此可見，商人的地位在宋與高麗兩國都受到較大重視，社會地位也相當高，他們不僅從事宋與高麗之間的貿易，還在兩國的外交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三、宋與高麗之間的航線

宋與高麗之間的航路相當發達，航線非常多，據《高麗圖經》記載：“若海道，則河北、京東、淮南、兩浙、廣南、福建，皆可往。”（20）其中最主要的有南北兩條路。

北路，由山東登州出航，渡過黃海到達北韓大同江口的椒島，再往南航行，到達開京附近的禮成江口。南路，由浙江明州出航，往東北航行，到達北韓黑山島，再往北航行，經過北韓半島西南海岸的各島嶼，最後到達禮成江口。

宋與高麗的航路，以1074年為界，其前後有顯著的變化。據《宋史》記載：“往時，高麗人往返，皆自登州，七年（公元1074年），遣其臣金良鑑來言：欲遠契丹，乞改塗，由明州詣闕，從之。”這樣，宋與高麗在1074年以前主要的北路航線，便改成了以明州為主的南路航線。自此之後，明州便成為兩國航路中宋朝的最主要港口。1078年，宋朝“造兩艦於明州，……皆名為神舟”，而兩國在恢復邦交以後第一次遣使節到達高麗時，“華人歡撥出迎”。又據《高麗史》統計，1088至1186年近百年期間，宋朝送還高麗漂流民共十次，人數達120餘人。其中僅明州一地，便有五次，佔送還總次數的一半，人數更達70餘人，佔送還總人數一般以上。另一方面，北韓的禮成江口也是相當繁榮。13世紀高麗文學家李奎報作詩歌頌禮成江口時寫道：“潮來複潮去，來船去舶首尾相連，朝發此樓底，未午棹入南蠻天。”（21）

當時，兩國的海船，都利用季風航行。入從明州到禮成港的海船“皆乘夏至候南風，風便不過五日，即抵岸焉。”（22）這其實也就是宋商人大部分是在7、8月間到達高麗的原因所在。而他們回國時則利用北風，正日宋人徐兢所說的“去日以南風。歸日以北風”，就是反映這種情況。可見，當時的航行很大程度上受到季節的限制。

徐兢對高麗的往來曾作過詳細的描述：它乘坐的海船：“初發明州，以其年五月二十八日，放洋得順風，至六月六日，即達群山島。”這說明在“順風”時，從明州島高麗群山島只需要大概8～9日的時間。而他回國時因逆風碰到很大的困難，時間也用了好幾倍。同年7月15日，徐兢“登大舟”離開高麗禮成港，“二十四日乙亥，過橫嶼入群山門，泊島下。至八月八日戊子，凡十四日風陰不行。申後東北風作。乘潮出洋。……忽東南風暴。復遇到海動。舟側欲傾。人大懼恐。即鳴鼓招眾舟復還。十日庚寅，風勢益猛。午刻復還群山島。至十六日丙申，又六日矣。申後風正，即發洋。夜泊竹島。又二日風阻不行。至十九日己亥。午後發竹島。……北風大作。低蓬以殺其勢。二十一日辛丑，過沙尾。午間第二舟三副柁折。……二十七日……午刻到定海縣。自離高麗到明州界，凡海道四十二日云云。”（23）我們不難看出，當時宋與高麗的海上往來仍非常艱難，它在很大程度上收到季節氣候的限制。但儘管如此，宋與高麗的貿易往來從不間斷，兩國的商船仍經常往來於明州和禮成港之間，以至出現“來船去舶首尾相連”的情景。

四、宋與高麗貿易的衰落

十三世紀，蒙古在北方崛起並迅速統一了北中國，偏據於江南的南宋政府，除了軍事和政治上的失利外，宋與高麗之間的貿易往來也逐漸走向衰落。除了政治和軍事上的原因之外，宋與高麗之間貿易的衰落，實際上也是南方航路衰落的一個體現。特別是1270年之後，關於南宋商人東渡高麗的記事僅在《高麗史》中出現過一次，即卷三十《忠烈王世家三》所言：“（忠烈王十四年七月）戊申，宋商人顧愷、陸清等來獻土物。”而在南宋1128之1270年期間，宋商人東渡高麗的記事僅見載於《高麗史》的就有33此之多。至於高麗商人到南宋活動的事例，則鮮有所聞。

那麼，為什麼入元之後，會出現這種“北盛南衰”的局面呢？筆者認為，原因有二：

第一，北方航線的恢復和發展。綜上所述，我們知道，中國與高麗的傳統航線有三條，一為陸路，即燕山遼東道；二為北方海路，即由山東登州直達北韓半島；三為南方海路，即由明州至高麗西南海岸。北方陸路航線因遼宋國家問題而荒廢，北方海路也在1074年之後逐步被南方海路所取代。但入元之後，北方陸路也恢復通行，從大都經松遼平原由路上驛路直達高麗。而由登州出航也已恢復，此二路也都“比明州實近便”（24），商人舍南而取北，自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其二，元世祖在控制了高麗，卻未統一中國之前，由於擔心高麗與南宋相互勾結，一度限制宋與高麗的往來。如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在得知南宋商船有到高麗之事後，元世祖在給高麗的詔書中特別寫道：

“……如前年，有人言，高麗與南宋、日本交通。嘗以問卿，卿惑於小人之言，以無有為對。今年卻有南宋商船來，卿私地發遣，迨行省致詰，始言不令行省知會，是為過錯。”

對高麗的不稟報行省，私自發遣南宋商船返航一事，言辭之間，頗有責難之意。而高麗在元朝強大的軍事壓力之下，不得不臣服，故而宋與高麗的貿易往來，便隨歷史的變遷，最終劃上了一個句號，取而代之的，是元朝的海外貿易。縱觀有宋一代，中朝兩國的貿易往來，無論是形式或影響，都可謂是空前的。宋麗之間的貿易，對促進兩國之間經濟、文化的交流，其貢獻都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

註解：

（1）《高麗史》卷二·光宗十三年條。

（2）《宋史》卷四八七·列傳第二四六·高麗傳。

（3）《宋史》卷四八七·高麗傳，《高麗史》卷九·文宗三十三、三十四年條。

（4）《宋史》卷四八七·高麗傳。

（5） 同上。

（6）《文獻通考》卷三二五，東夷·高麗條。

（7）《高麗史》卷八·文宗十二年條。

（8）《宋史》卷四八七·高麗傳。

（9）《東坡全集》卷三二·奏議三十。

（10）《高麗圖經》卷第三·貿易條。

（11）《文獻通考》卷十四·徵榷考。

（12）《高麗圖經》卷第二十七·客館。

（13）《高麗史》卷五·顯宗二、十五、十六年條；卷六·靖宗六年條。

（14）《高麗圖經》卷第二十九·供張二·白摺扇。

（15）《春風堂隨筆》內引《說郛》續編局二十，轉引自《東方文化交流史論考》。

（16）《藝峰類說》卷十九·器用條。轉引自《東方文化交流史論考》。

（17）《高麗史》卷八·文宗二、二十二、二十四年條。

（18）《宋史》卷四八七·高麗傳。下所引《宋史》均出自此。

（19）《高麗史》卷十五·仁宗一·六年條；卷十六·仁宗二、九年、十六年條；卷十八·毅宗二、十六年條。

（20）《高麗圖經》卷第二·封鏡。

（21）《北韓古典文學選集》之七《李奎報作品選集》。

（22）《高麗圖經》卷第三十九·海道六·禮成港。

（23）同上。

（24）《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四一

中國和北韓半島一衣帶水、山水相連，自古以來就在文化方面有著緊密的聯絡，文化交流十分密切。宋朝儘管在軍事上不佳，但在經濟文化上的成就卻達到了中國古代歷史上的嶺峰。燦爛輝煌的宋文化吸引著周邊的國家，高麗就是其中之一。宋朝文化的對外傳播沒有噸礎逼人的架勢，也不借助任何強制的力量，宋朝憑藉著自身文化的魅力穿越時空，潤物無聲，在宋麗文化交流中心處於當之無愧的中心地位。這一時期，宋麗文化交流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這一時期宋麗兩國在文化領域的交流十分廣泛，在作為文化的主要載體的典籍是其中的重中之重，而且這一時期在典籍交流方面呈現出了新的特點，突出表現在商人在書籍交流中成為了文化傳播的使者。在宋朝以前，書籍是與神聖莊嚴的道德教化聯絡在一起的。《隋書經籍志》總序說：“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維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大業崇之，則成欽明之德，匹夫克念，則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樹風聲，流顯號，美教化，移風俗，何莫由乎斯道？”從這樣的高度來認識書籍的作用，其結果必然是將書籍的輸出視為嚴肅的政治教化行為，中原王朝向周邊國家輸出的每一部儒經，都是在實現“覃聲教於萬邦”的儒家理想。

從宋朝起，雕版印刷術大盛，書籍的印刷和流傳都更為廣泛。書籍不再是難得之物。書籍所能傳播的資訊量也大為增加，本朝官員的奏議文集也容易在書肆上購得，這其中難免有涉及國家邊防機密的內容，為維護國家安全起見，宋朝政府於年頒佈詔令，禁止將涉及“朝廷防遏邊鄙機宜事件”的“皇朝臣僚著文集”攜出邊境貿易。詔令規定：“今後如有雕印文集，仰於逐處投納附遞聞奏，候差官看詳，別無妨礙，許令開版，方得雕印，如敢違犯，必行朝典。”

1027年的限制書籍出境詔令主要是針對契丹，但高麗夾處兩大國之間，且長期受遼轄制，輸入高麗的書籍難保不轉而流入契丹，因此，宋朝對高麗也不得不心存介意。出於國防安全考慮，宋朝官方向高麗輸出書籍時基本遵守了1027年的令。這一時期，儒家經書及其他諸子百家書籍、醫藥典籍及有關驗方、《大藏經》等佛典交流是宋麗間典籍交流的主要內容。據《高麗史事假》和《宋史高麗傳》明確記載有宋朝官方贈與高麗政府的書籍主要有以下幾種：

①《九經》；

②《文苑英華》；

④《大藏經》並御製《秘藏洽》《逍遙詠》《蓮花心輪》。

上列諸書的共同點是與現實政治，國防安全無大關礙，《九經》是儒家經典，《大藏經》等為佛教經典，這兩類書，高麗事實上早已擁有，從宋朝輸入的目的只是為了校勘說誤；《神醫補救方》是醫書；《文苑英華》是南朝末至宋以前的文章總集。此外，宋朝還准許高麗使臣自行購書，但從官方渠道輸入高麗的書籍必須符合年1027的限制。

這一時期，宋朝的印刷業有了空前的發展，印刷術的發達猶如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迫使宋朝政府加強了對書籍輸出的限制，宋麗書籍交流的官方渠道受到了一定阻礙；但在另一個方面，同樣是由於印刷術的發達，宋朝書籍流入高麗的渠道比從前的任何一個朝代都更顯開闊了——商人加入到向高麗輸出書籍的行列中，書籍的流通向世俗化的商業行為轉化。“書籍的流傳由官方主導轉為由民間形成新的主導力量；而更值得注意的事，是原本文化交流的形態，大有降為商業行為的趨勢。”

這一時期，大批不畏風濤險惡的商人，冒著宋朝政府的禁令，將高麗需要的書籍偷運過境。當然，商人運書的目的只在求利，但所運者既然是作為文化載體的書籍，商人便在無意之中充當了文化的使者。而且商人這種書籍貿易活動在南宋中後期兩國關係極為緊張時甚至之後的斷交時期仍在持續進行。如1192年八月癸亥，有宋商向高麗國王明宗獻《太平御覽》，國王賜其白金60斤，並命判秘書省事崔詵用這個版本的《太平御覽》對高麗已有版本進行校勘。商人版書以求利，難免要違犯宋朝政府的書籍出境政令，這一點可以從史料所透露出的零星資訊中得到印證。1139年三月乙巳，高麗仁宗“召金富拭、崔溱等置酒，命富試讀司馬光《遺表》及《訓檢文》”。司馬光之《遺表》及《訓檢文》如非單獨行世，必然應在限制輸出書籍之列。這些書籍得以流入高麗顯然應當歸功於商人。

高麗不僅非常重視蒐集庋藏中國典籍，對中國書籍的翻刻也極為重視，印刷術的東傳使得高麗掌握了雕版印刷術。南宋時，活字印刷術傳至高麗，極大促進高麗的印刷技術。高麗大量仿照雕刻中國典籍，把所印的書籍藏入秘閣，有時也分發給一些政府機關或官員。而且高麗政府還鼓勵官員雕印書籍，此外高麗政府還多次組織人力，對從宋朝傳入的書籍進行校勘，如毅宗在1151年六月壬申就下令翰林學士和寶文閣學士在精義堂聚集一起校對《冊府元龜》。

而且在這一時期，宋麗兩國的書籍交流方面具有雙向性。宋朝不僅向高麗輸送書籍，也從高麗那接受回饋的典籍。高麗國內無論是政府和民間有濃厚的藏書、印書之風，因此高麗保留了很多在中國早已散佚的古書或異本，這些典籍極具學術價值。高麗不僅藏書而且有時還將這些書籍作為“禮品”回贈給宋朝。高麗時期對新雕的書很講究板本，而且校對嚴格，使得這些書籍內容較全、錯字很少，並且高麗印刷的書籍所用的高麗紙堅初如帛，質地優良，紙張色白如綾，所印墨色也十分均勻，書籍裝訂十分結實，得到後世學者的好評。高麗藏書的豐富，儲存的完整，使得高麗有可能向漢字文化的發祥地——宋朝回饋書籍。如年六月，高麗使者李資義出使宋朝帶回宋朝皇帝的旨意：“帝聞中國書籍多好本，命管伴書所求書目錄授之。乃曰，雖有卷第不足者，亦須傳寫附來。”宋朝這次向高麗所求書籍總共是種，《高麗史宣宗世家》全文載錄了這則書目，正是高麗進獻的這些珍貴書籍，宋朝得以校勘已有藏書並補正遺佚。從中可見高麗藏書數量的豐富和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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