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學說畢竟是勸人為善，反對暴力，更反對戰爭的學說，孔子名言:

“君為輕，民為重。”

就可以詮釋整個儒家學說，所以漢武帝的獨尊儒術實在是順應了當時的歷史朝流，同時代的歐洲不也接納了基督教嗎？

所以華人還是不要拿今天的眼光去看兩千年前的古代，而且即使在今天，儒家思想也有他進步的一面，所以我勸朋友們還是先讀一下《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再對儒字學說評頭論足吧。

南韓自稱是儒教國家，而且孔子是東侇人，南韓也據此提出了孔子是他們南韓人，南韓更有申遺的毛病，可千萬別等把孔子和儒家學說都申請為他們南韓的文化遺產，我們華人才後悔著急吧？

董仲舒的獨特眼光，他清醒的認識到，諸子觀點都是各執自己的看法，都不如儒家思想具有中國社會思想的統一性，儒家可以約束人性惡的一面，如犯上作亂，篡黨奪權。讓人安分守己。

如果沒有儒家思想的統一，中國可能成為分裂。就是三公九卿也不是都安分，他們篡黨奪權弒君殺臣，就是動亂。恰恰儒家思想制了‘不安分’，才取得今天的國家領土完整，國家安定，人民安居。

有人離孔子思想越遠，做人都難，不懂禮貌，不懂人事，有的人乾脆聽不懂人話。

所以朱熹說:天不生孔子，萬古如長夜。

思想大一統，別黑白而定一尊。秦始皇掃清六合，天下一統，建立了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國家的大一統，必然需要思想的大一統。只有思想大一統，才能為國家大一統服務，形成大一統的觀念。秦始皇時法家是正統，所以他“焚書坑儒”，其本質上也是思想大一統，只不過手段比較粗暴。至漢武帝時，國家大一統進一步鞏固，此時，思想界的紛亂情況不利於國家的大一統，必須確立一個正統，結束思想界的紛爭，為國家大一統服務。董仲舒適時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符合國家的利益訴求，故而為漢武帝採納。思想大一統是國家大一統的必然要求。

儒家思想維護了封建皇權的統治。儒家思想能成為整個封建社會的顯學，原因眾多，歸根結底，儒家思想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符合統治階級利益。

確立了統治者的合法性。董仲舒改造了儒家思想，提出了“君權神授”的觀點。認為皇帝權力來源於上天，是上天派下來統治萬民的，這為統治者的權利來源做出瞭解釋，使皇帝的權利合法化。且將皇權神話，有利於維護皇帝的統治。基於此，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改造後的儒學。

等級制度維護了統治秩序。董仲舒的另一創舉在於提出了“三綱五常”學說。其本質是建立森嚴的等級制度，父子，君臣，夫妻，社會各階層以禮行事，不得僭越。森嚴的等級制度維護了貴族階級的利益，人人有章可循，有禮可依，使統治秩序趨於穩定。秩序的穩定即國家的長治久安，這無疑是統治者的治國良策。

仁政思想。儒家提倡的仁政思想能有效的指導統治者治理天下。

皇帝的裁判作用。儒家提倡道德教化的作用，將整個封建社會都納入儒家構建的倫理道德體系中，而皇帝則是道德的最終裁判者。這不但有利於皇帝的統治，更無形中增加了皇帝的權威。儒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代替了宗教，而皇帝則成了教主。

由此觀之，儒家思想成為顯學有其必然性，而漢武帝的獨尊儒術則是儒學成為顯學的開端。

皇權時代，一切皆為皇權服務！獨尊儒術的首要目的是服務皇權，為皇權專制奠定了思想基礎。在這個基礎上，促進了社會穩定與領土統一！主次不可顛倒！獨尊儒術的時代背景

漢武帝時，漢朝經過70餘年的無為而治，社會經濟已經恢復繁榮。但隨之而來的，是各種社會矛盾的顯露！以藩王為代表的地方割據勢力，依然對中央集權構成了威脅；土地兼併也隨著經濟繁榮而展現出來，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矛盾進一步顯露；此外，匈奴對漢朝的長期威脅也一直存在。當此之時，盛世之下，各種矛盾的存在成為急需解決額問題。而一直強調無為而治的黃老思想顯然已經不符合漢朝的國情！同時，漢武帝作為一代雄主，必然不甘於平庸，要做出一番大事業，則必然需要加強中央集權，這就對一個統一的合適的思想意識有了要求。於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下，為漢武帝時候思想領域內的變革提供了契機！

漢武帝面對的儒家已然與春秋戰國時的儒家不一樣了！因為董仲舒改造了儒家思想嗎，使其更加符合統治者的需要。

改造後的儒家，在原儒家的基礎上，將陰陽、道、法等各派學說糅合，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新儒家理論體系。第一、它提出了君權神授，認為人間的皇帝是代表上天來統治人民，誰反對皇帝就是反對上天，為皇帝統治人間提供了理論基礎。董仲舒告訴你，“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是錯的！第二、它提出了三綱五常的倫理規範，強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並將之作為維繫封建統治的有力思想武器，進一步從思想上完備了封建統治的秩序；第三、它認為人生來就是有等級的，有聖人、中人、小人之分，這便是所謂的“性三品”說！聖人生來統治天下， 中人經過教化可以變善，小人註定身份卑微，做牛做馬。從人性論的角度對封建地主階級與農民的矛盾做了解說，意在安撫農民階級，維繫地主階級的利益。

由以上可見，董仲舒改造後的儒家已經完全淪為了封建統治的工具，其核心思想是維繫專制皇權，為地主階級服務！而這樣的思想，正與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提高皇帝威權，緩解社會矛盾的願景是一致的！同時，儒家是一門入世之學，強調的是有為，與黃老的無為思想相反，也正和漢武帝的心意

積極意義

漢武帝獨尊儒術，一方面使全國在思想意識上形成了共識，中華民族第一次正式有了統一的價值取向與思想觀念，對於維繫封建王朝的統治與中華民族的長久統一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另一方面緩解了社會矛盾，進一步鞏固了地主階級的統治，加強了中央集權，有利於實現社會穩定，維護國家的統一。

正是在獨尊儒術，統一思想的基礎上，漢武帝進一步加強了中央集權與無上皇權，整合國內各種力量，為北擊匈奴，南破百越，西征大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負面意義

獨尊儒術政策實施之後，雖然沒有對其他學說進行刻意打壓，但經過長時間的演化，徹底終結了百家爭鳴的學術現象，使儒家成為學術一霸，獨霸華人的思想二千餘年。它的終極目的是維繫封建專制統治，強調愚忠，並以各種規則制度約束人心，具有嚴重的地主階級性，成為華人兩千餘年的思想桎梏

正是在這樣的思想下，經過幾千年發展，皇權日益加強，專制統治癒發成熟，百姓甚至成為皇權下的奴隸，哪裡能談得上人性解放與意識覺醒！

因此，獨尊儒術是為了加強專制統治，維護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至於在國家穩定開放進步，領土統一完整方面，獨尊儒術確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至少在短期內是有益的。但從長遠發展來看，自由其成為思想桎梏的弊端！

從儒家文化誕生的那一天起，歷朝歷代從來沒有一個國家真正的把儒術當做治國的唯一思想體系。歷代王朝都是取儒家中的三綱五常和皇權天授的思想，以達到其“服從與和平”的統治要求。也就是說歷代統治者都是把儒家思想當作統治國家的一種手段而已。

而且，沒有有任何證據能證明，漢武帝時期是真正的獨尊儒術罷斥百家。

一直都有這種說法：漢武帝聽從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可是現在有人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八個字，是近代新文化運動學者易白沙提出來的。董仲舒和漢武帝都沒有說過這個話。不過董仲舒倒是在他的《天人三策》裡說過“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漢武帝覺得這個提議很適合他當前的現實情況，就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倡導罷黜百家，表彰六經。不錯，沒有看錯，這八個字裡面沒有獨尊儒術的說法。

其實，漢代的尊崇孔子（也可以說是尊孔儒學）是由高祖劉邦開始的。漢朝開國之初，有個叫叔孫通的人，他就是一個儒生。劉邦從他設計的“朝儀”中嚐到當皇帝的無上尊貴開始，孔子所倡導的“禮”才有了歷史性的拐點。可是當時並沒有”獨尊儒術”，一直到文景時期，黃老之術依然是都是政治思想的主流文化。因為當時的社會現實必須要注重休養生息。

漢武帝“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等等這些，確實讓人覺得是在“獨尊儒術”。可是作為一代雄主，漢武帝不會看不到獨尊儒術的弊端。他的獨尊儒術是不真誠的。換句話說，獨尊儒術只是一個幌子，方便他統一思想，加強集權統治。中國曆朝歷代的雄主，內心裡都是以法家為主的。漢武帝當然也不例外。他的治國思想主體是法家思想，摻雜一些對皇帝專制有利的思想。

經過漢初高祖的治理和隨後的文景之治，經濟繁榮，文化發達，從政治上和經濟上加強專制和集權制度已成為漢武帝的迫切需要。而經過幾代統治者尊崇的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已不能滿足這些政治需要。更重要的是，漢武帝這個人好大喜功。用一句粗俗話說，就是喜歡排場，愛面子，所以說無為而治的思想和他內心是相牴觸的。儒家的大一統思想，仁義思想和君臣倫理觀念不僅僅與武帝時所面臨的社會形勢相適應，而且也更迎合了他的皇權專制思想。於是，在他的支援下儒家終於在表面上代替了黃老學說的統治地位。

但是真正治理國家的思想依然是法家，不是黃老，也不是儒家。

漢武帝劉徹統治時期最為久遠影響最大的文化政策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文化專制政策奠定了之後中國兩千年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為鞏固封建統治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齊地儒生公孫弘因為精通《春秋》之學而升遷為天子重臣，曾任博士、太常、御史大夫、丞相，封平津侯，這是標誌儒學地位開始上升的重要標誌。漢武帝時期大舉賢良文學之士，著名儒學大師董仲舒以賢良身分受到武帝重視。

董仲舒向武帝提出對文化體制進行改革，以文化思想的統一來鞏固政治上的大一統。他提出:“《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而現在“師異道，人並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因而政治的統一必須用文化的統一來鞏固。

經過董仲舒改造後的儒學融匯了以往諸家文化思想的一些成分，適應了武帝時期的現實社會需求。

第一，儒學透過理論修補，使傳統的宗法關係更加緊密，宗法制度更加完備。

第二，儒學崇尚仁政，實質是人本主義，客觀上有助於調整社會關。

第三，儒學以“天道”為基本，提出“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的觀點，便政治理論神學化，有利神化皇權。

第四，儒學提倡“和”精神，貼近人情，容易為老百姓所接受，有利於統治者推行道德教化鞏固統治，因而為武帝所接受。

最後，董仲舒改造後的儒學發揮了“大一統”的理論，適應了加強皇權反對分裂的政治需求。

總之，儒家思想能夠成為中國兩千年正統思想就是因為他能不斷的“更化”以適應統治者的統治。

秦代，始皇帝掃滅六國。秦朝末年，群雄並起，逐鹿中原。

期間，著名的戰役耳聞能詳。長平之戰，鉅鹿之戰，至今為史學家津津樂道。可是，翻開歷史文獻，僅僅長平之戰坑殺趙軍40萬降卒，鉅鹿之戰之後，項羽一次坑殺秦兵降卒20萬。所以，漢朝初期，漢朝庭執行黃老之學，與民修養生息，恢復元氣。

漢武帝時期，經歷了文景之治，漢民族人口、經濟逐步復甦。這個時候再延續黃老之學的無為而治，已經不合時宜。漢武帝是一個有遠大政治抱負的帝王，需要加強皇權，治國理政，減少權利的制衡。

儒家學說有一點最為皇帝喜愛，那就是“皇權天授”--即天子。同時，比起法家等其他學說，儒家更講究“尊卑有序”。雖然這個時候的儒家還遠未發展到宋代“朱程理學”的極端程度，但是對漢武帝來說，已經足夠用了。推崇儒家可以大大緩解中央集權的阻力。

所以，董仲舒的“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一經提出，即刻為苦苦尋覓施政綱領的漢武帝接受。一舉奠定了儒家幾千年的神聖地位。

罷默百家，獨尊儒術。從實際效果上來看，確實在客觀上使得中央政令通暢、官員思想統一，對社會穩定、國家統一起到了積極作用。

但是，任何思想體系都需要不斷補充，不斷完善，儒家學說也有其侷限性。中華近代渾渾噩噩了幾百年，有無數革命者用鮮血苦苦追尋真理，才有了今日之富強。

拭目以待吧！

提問者這個問題有些囉嗦，同時也混淆了邏輯。不過我還是想回答一下這個問題，回答時……我會邊回答問題，邊進行區分疏理……

首先要說明一下漢武帝獨尊儒術並不是他本人想到的——而是董仲舒向漢武帝建議的……

董仲舒透過深思熟慮後……向武帝建議並提出儒家學說的可行性，他跟漢武帝說：“六經和孔子學說以外，其它都是歪理邪說，應該通通禁止，秩序才可統一，思想才能歸正，才能讓人民規範自己。”

漢武帝聽後，便採納了董仲舒的提議，獨尊儒術……

於是用功名利祿誘惑讀書人提倡學習儒學，從此啟用儒學之道一統天下；自春秋戰國以來的百家學說中的自由空氣便消失了。

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後，便用："禮治主義，德治主義，人治主義。"來愚弄百姓。從此以後，封建統治者就以儒家倫理，道德為準繩來約束百姓，從而促進了社會穩定。

但這種穩定……是建立在愚弄的基礎上，不但不能開放進步，還從此開啟了保守主義時代的到來。也讓中國從此進入了漫長的人治社會，由於保守閉塞，所以開化無門。致使中國陷入只重視“人與人"的學問體系，而“人與自然"的學問幾乎一片空白。

漢武帝用這套保守儒術，建立了一系列包括“三鋼，五常”的所謂仁政管理體系。其實漢武帝不只是獨尊了儒術，只是以儒家倫理道德為核心，另外還借用了法家的嚴刑，暴政之法作輔助。不過，封建統治者用儒術治理國家，在那個時侯還是蠻管用的，因為那個時候，讀書人是極少數群體，這些人，基本上已成為封建統治者——文化戰線上的工具。

大多數人是不識字，沒文化的……好愚弄，加上“人治主義”運用得出神入化：使老百姓都相信“為政在人”，“有治人，無治法”的愚昧無知人治主義思想。當然，有這樣的“文治武功”在那個時代，積極促進了國家領土統一。

前言：答案是肯定的，甚至不得不提到儒家的一個學派，“公羊學派”。每個統治者提倡的思想和宗教，都是對他的統治有最大好處的，相反就會壓制。獨尊儒術是一種思想統一舉措，只有統一思想，國家才能大一統，當然細節遠比這複雜，本文讓帶你瞭解公羊學派，並對漢武帝文治有一定認識，也就瞭解獨尊儒術的作用。

正文：漢武帝一生成就斐然，是秦始皇之後，中國第一位以“武”作為諡號的皇帝。一生中，討伐匈奴，開拓西域，征伐半獨立的南方諸侯國，如南越、閩越，統一思想，獨尊儒術，是秦始皇之後又一位維護中國領土大完整的傑出帝王。

漢武帝諸多成就之中，征伐居多，所以後世文武大臣給了諡號“武”，但思想層面只有獨尊儒術，就不得不讓人深究。

深入闡述之前，我們先回憶日常生活中經常說的一句話“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似乎這就是天理，這句話的源頭就來自漢武帝獨尊儒術的董仲舒學說中。董仲舒是漢武帝時期學通四海的博士，後世流傳的四書五經中的《春秋》就是董仲舒立治。

而漢武帝獨尊儒術的儒術，並不是我們後世流傳的《論語》一類，而是儒家中的“公羊學派”，董仲舒就是公羊學派的傑出代表。公羊學派就是專注研究《春秋公羊傳》的儒家學派，有些專注研究《論語》。

公羊學派的主要思想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國家復仇，流傳百代仍然可以，沒有理由放棄復仇。復仇論，就成為公羊學派的重要思想之一。

公羊學派的第二大觀點，就是“天人合一，天不變，道亦不變”。公羊派這個思想意思就是，人和天是一樣的，人有冷暖悲歡，天有陰晴春秋，所以天和人是共通的，不是沒有邏輯的。

公羊派的第三大觀點，就是“三綱五常”。所謂三綱，指的就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指的是“仁義禮智信”，這個流傳千古，影響深遠。

前面提到，董仲舒的公羊學派的重要觀點之一，就是百世復仇論。

還記得漢朝開國皇帝漢高祖劉邦，初得天下以後，親率幾十萬大軍征伐匈奴，被冒頓單于圍困白登山七天七夜，史稱“白登之圍”。對於剛剛得到天下，開疆拓土的劉邦來說，這是多大的屈辱！

復仇，但不能立刻復仇，因為實力不允許，那麼就忍耐。和親政策被後世廣泛使用，真實的和親不只是美女，更有大量的金幣、布匹等財務，是一場賠償換平安的屈辱交易。

劉徹在經歷祖輩文景之治後，做的就是復仇，秣兵歷馬，報匈奴仇雪高祖恨。當時漢朝國內太平的時間過久，很多大臣百姓是不支援戰爭的，畢竟戰爭不是兒戲，是需要大量物資損耗和流血犧牲。漢武帝要合法的凝聚各方力量的心，就需要董仲舒的公羊學派儒術，漢高祖之仇為什麼不報，遠征匈奴志在必得。

前面提到，公羊學派的重要觀點之一，就是“天人合一”。

人和天是一樣的，相通的，那麼就說明人間的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漢高祖劉邦雖然平民百姓出身，但劉家得到皇帝的位置，不是隨隨便便的運氣，而是上天註定的，上天選定的，是上天賜予的皇位“合法性”。

這個就是公羊學派天人合一的厲害之處，透過天人合一的理論解釋，完美解釋了皇帝位置的合法性，“君權神授”就是這樣的學說背景下產生，董仲舒又做了進一步的解釋，從而鞏固君權神授的依據。

對於這樣能完美鞏固漢武帝統治，解釋其帝王之位合法性的學說，漢武帝和董仲舒一拍即合，獨尊儒術就有了獨一無二的執行原動力，符合漢武帝自身的最大利益。

“窮山惡水出刁民”。這是一句玩笑話，不是筆者本意，是側面說明了偏遠的地方沒有規矩，沒有教化。

漢朝之前的秦朝，秦始皇透過法家得天下，又透過法家治理天下，歷史證明法家打天下可以，治理天下是行不通的，最起碼不能完全採用法家。

儒家橫空出世，治天下的不二法門，就是透過儒家學說來教化百姓，建立基本的倫理秩序。公羊學派也是儒家，雖然是儒家的一個學派，但三綱五常同樣是他們的核心觀點之一。

三綱五常，如果你細看前文的具體陳述，會發現三綱五常太厲害了，祖宗的智慧讓你佩服。從最上面的君臣之間，到家裡的夫妻、父子之間，都做了一級級的規定，是無條件的倫理遵從。也是後世產生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初始根源，這在後世皇權集權過程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結語：作為一代傑出帝王，以武力征伐開疆拓土作為頭功，其中唯一的文治“獨尊儒術”的威力很容易被忽略。透過董仲舒的公羊學派“三大利器”，集權、教民、拓土，宛如玉帝拿到封天印，天下盡在漢武帝之手。董仲舒的公羊學派也得到極大發展，雖然自東漢沒落。但對後世的影響比百萬雄兵要大，才有了後代中華“分久必合”的巨大向心力，無論是五國十代，還是三國爭霸，中華大地必將統一。

漢武帝其實於文 不用百家說 而用儒家

其實董仲舒的上書起了很大作用，那麼我們現在談一下董仲舒這個人，公元前134年，武帝下詔徵求治國方略，董仲舒在著名的《舉賢良對策》中將儒家思想結合社會需要，並融合各家思想，系統地提出了“天人感應”、“大一統”學說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被武帝所採納，使儒學成為中國社會正統思想。公元前104年病故，死後得武帝眷顧，被賜葬於長安下馬陵。

可以說董仲舒是對於漢武帝的文化一統有很大作用的，因為他屬於當時的文化界領袖，他上書了漢武帝就有機會宣佈了他的儒家大一統的理念。

董仲舒在著名的《舉賢良對策》中系統地提出了“天人感應”、“大一統”學說和“罷黜百家，表彰六經”的主張。董仲舒認為，“道之大原出於天”，自然、人事都受制於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應該是統一的。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大大維護了漢武帝的集權統治，為當時社會政治和經濟的穩定做出了一時的貢獻。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說："只要不是在六藝之列的，（所謂“六藝”，就是過去讀書人必備的六種才能，“禮”，“樂”，“射”，“御”，“書”，“數”。）和孔子那一套儒家思想的人。都不許其發展下去，不允許和儒家思想一起存在。那些亂七八糟的教派和學說就不會再來迷惑百姓，國家的法律和制度才能顯示出地位。老百姓也才知道用什麼樣的方式去教育子孫後代"。只有思想統一才能有統一的法度，百姓才有行為的準則，這樣才能維護與鞏固政治的統一。用思想統一來鞏固政治統一，思想應該統一於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上，百姓也知道該遵循什麼，怎麼做了。只有政治統一才能長治久安，當時漢代的政治是統一了，但不穩固。統一思想成了大一統的關鍵。

於是，董仲舒多次強調要用孔子儒學統一天下的思想。 在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思想要大一統的建議之後，施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將儒學作為正統思想，從此漢代思想界樹起了儒學的權威，產生了中國特有的經學以及經學傳統。

漢代立五經博士，明經取士，形成經學思潮，董仲舒被視為"儒者宗"。

漢武帝需要一個在文化方面幫他說話的人，董仲舒正好就是這樣的角色 漢初用黃老道治國，主張休養生息，到了漢武帝時代就依靠衛青，霍去病等人武力打敗匈奴，建立武功方面的功勳，文化方面獨儒術，而不在大量推崇黃老術和其他諸子學說，因為儒家術主張入世，而黃老主張恬淡無為，與漢武帝的統治理念不同，所以可想而知，儒家理論的提升的原因了吧。

儒家規範在日常，

仁者愛人史留芳。

縱使忠君有瑕弊，

精華吸取宜發揚。

以訛傳訛，子烏虛有。

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傳說漢武帝採納董仲舒這一建議，這麼一件歷史大事，《史記孝武帝本紀》卻不見文字記載。

漢武帝若採納董仲舒的建議，必然十分信任和重用董仲舒，然而事實正相反，《史記儒林列傳》：

中廢為中大夫，居舍，作《災異之記》。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賜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

漢武帝關注的焦點不是這個，而是皇權。漢武帝獨尊儒術，是因為儒家思想有利於皇權獨裁，同時他所尊的儒，不是孔子原汁原味的儒，而是由董仲舒加工過的“新儒學”。一句話可以概括漢武帝推崇儒家思想的原因：有利於自己的統治！

董仲舒對儒家學術的推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沒有董仲舒，就沒有後來的儒家思想兩千多年的統治地位，甚至沒有我們今天的華人。

孔子的儒家思想誕生以來，一直不受統治階級所接納，很重要的原因在於儒家思想本質上是復古主義，與時代潮流不合拍。董仲舒的貢獻在於，他吸收法家思想，在儒家思想裡融入了時代特色，讓儒學成為皇權統治的工具，從而深得漢武帝賞識，讓儒學煥發了新的生命力。

董仲舒的“新儒學”思想，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天人感應”思想

天人感應有兩層含義，一層它強調君權神授，以上天名義，承認皇權的神聖。君權神話，對鞏固皇權，強化帝制統治，穩定社會關係，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也因此得到了最大的受益人皇帝的推崇。

天人感應的另一層含義是，君主應該法天德民，如果失德，上天就會以地震、日食、水旱災、流星等災異現象警告皇帝，皇帝如果不思悔改，就會有被“更天命”（改朝換代）的危險。

二、“大一統”思想

所謂大一統，就是兩個統一，即政權統一、思想統一。

這是董仲舒從《公羊春秋》中提煉出來的思想，他認為，大一統是天地執行的基本法則，是常理，因而人類應該法天而行。所以，天下必須思想統一，建立統一的制度、統一的法律、統一的行為準則，並由此構建一個統一的政權。

三、“皇權獨尊，以德治國”思想

董仲舒認為，為了社會的穩定，應該拋棄嚴刑峻法，代之以德政，他反對一切導致貧富兩極分化嚴重的制度，強調“調均”，主張皇權獨尊，遏制豪強兼併，與民休息。

儒家思想為何從故紙堆中重新脫穎而出，被漢武帝選中為治國思想呢？原因就是漢武帝看到了“新儒學”給他帶來的幾大好處：

一、有利於皇權唯我獨尊

在漢武帝之前，西漢治國思想一直強調黃老無為，黃老思想認為，最成功的治理模式就是不折騰，順應天時，最好的統治就是沒有統治者，至少統治者的存在感要低。

這種思想對皇權的至尊是不利的，更與漢武帝的獨裁統治思想格格不入。我們對比一下黃老思想和新儒學思想下，皇權的差異。

黃老思想下，皇帝是人，是管理者，三公九卿是國家大政方針的決策參與人和執行人。而新儒學思想下的皇帝，則是天之子，是神的意志在人間的代表，是凌駕於人之上的至高無上的半人半神。帝國的所有的決策都來自於皇帝，三公九卿只是執行人，丞相幾乎是擺設。

二、有利於中央集權主義

西漢初年藩王勢力對中央政權構成了嚴重的威脅，七國之亂後，諸侯王勢力受到嚴重打擊，但依然是帝國重要的政治力量，藩王之亂依然不時爆發。

儒家思想大一統的理論，為削藩開邊提供了強有力的思想武器，為打擊藩王勢力，實現中央高度集權的政治模式，提供了落腳點。這一點正中時弊，有很強的時代特徵，也是儒家思想被漢武帝喜歡的很重要原因。

三、有利於封建統治穩定

更重要的是，儒家思想作為統一的治國理念後，它所倡導的一系列思想體系，與皇權統治結構相結合，想成了一整套的思想和制度，以這個思想和制度為框架，形成了一個穩定的社會結構。

在這個結構中，固定了皇權與士大夫平民之間的關係，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是自西周宗法制崩潰後，第二個影響深遠的帝制憲法。

也就是說，漢武帝推崇儒學，既是儒學切合了時代特徵的需求，又切中了漢武帝強化中央集權和個人皇權獨裁的要求，同時還滿足了以皇權為核心的社會長期穩定的願望。

回到題幹，董仲舒的新儒學思想，確實對社會穩定和發展，及國家統一（用領土完整說法不是很準確）起到了積極作用。不過，漢武帝的初衷並不在於此，或者說他關注的重點並不在於此。

漢武帝當時最關心的就是兩個問題：一是削弱藩王勢力，強化中央集權；二是現實皇權獨尊，進而實現獨裁統治。這兩個問題既是當時的現實存在的弊端，又是漢武帝個人的需求，這才是他獨尊儒術的原因。

首先可以理解題主想問的可能是儒學是否是因為本身具有非常高的治世價值，才被漢武帝獨尊的？我認為儒術之所以被獨尊是內因與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

第一點:孔子作為沒落的貴族階層，所倡導的儒家思想本質是希望恢復周朝的禮樂制度。禮樂制度的核心是以“禮”來劃分人的等級，需要每個人都嚴格恪守等級差別。再引申，也就是說君權至高無上。這一點從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也可以看出。從這一點來看孔子其實是肯定了君主的至高無上的權威性，迎合了統治者的心理。這是其可以被統治者接納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二點:儒家本身的優點:儒家所提倡的“德政”和“禮教”具有普世的價值意義。其所倡導的道德社會的本質是一種文明社會。其二，儒家尊重歷史，具有很強的包容性，擅長吸收歷史教訓，這使儒傢俱有很強的生命力，其三，儒家遵奉的“六經”，涵蓋面非常廣，具有非常廣闊的視野。

第三點:西漢出現了一代宗師董仲舒，他糅合道家、陰陽家的思想改良了儒學，使之成為儒術。董仲舒在孔子的思想之上進一步提出“三綱五常”與“君權神授”“天人感應”等思想。

董仲舒的思想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君權神授”“天人感應”神化了君主權威，論證了君主受命於天。其本質是擁護統治者統治，為君主統治的合理性作解釋。

“三綱五常”是針對於被統治者提出的倫理標準與行為標準，其中“君為臣綱”是第一要義，這又再次強調了君主的權威。“仁、義、禮、智、信”是要求普通人達到的道德標準，與“三綱”互相呼應。如果不忠君、不維護統治就是喪失道德。這是一種極端厲害的思想統治方法。

此時，儒學不僅是一種入世學問，而是統治者手中的利劍，更是思想統治之術。

第四點:儒家的一些思想既然對統治者有利為什麼沒能在董仲舒之前登上政治舞臺？ 首先，在春秋戰國時期，儒家的思想是要恢復已經覆滅的周朝統治，這顯然是有悖於歷史發展的，並且儒家的“仁政”也並不適合統一亂世。因此儒家與墨家雖並稱當世兩大顯學，擁泵者無數，但並不為統治者認可。

此時法家以其強硬手段登上政治舞臺，秦國因此統一六國。法家為了確保自己的獨尊地位提出“俠以武犯禁，儒以文亂法”，由此，秦始皇焚書坑儒。 但絕對奉行法家的秦朝二世而亡，這是暴力統治與思想抹殺的惡果。

漢朝初始吸取秦朝統治的優缺點，內以法治國，外行黃老思想，與民休息。除此之外又分封諸王。但不久之後就爆發了“七國之亂”。這足以說明黃老思想不能達到強有力的思想控制的效果。

第五點:結合當時漢武帝的處境，其時竇太后與漢武帝爭權奪利。如果繼續奉行黃老思想，實行“無為”和“因循”，那就意味著要繼續維持竇太后把持朝政的局面。此時儒家的“君權神授”等思想暗合了漢武帝集權的內心，因此受到了漢武帝的推崇。

綜上，獨尊儒術首先是因為儒家思想迎合了統治者的思想。其二，儒家思想具有廣闊的視野及先進性。其三，受到當時政治環境的影響。其四，儒家思想推行的確能夠安撫廣大士子之心，尤其是儒學與選官掛鉤之後。其五，在促進社會的穩定與發展中，儒學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並不是全部作用。在秦以後統治者實際上奉行的是“外儒內法”“外聖內王”的統治之道。國家的強盛是各種治國手段綜合的結果。

漢武帝獨尊儒術，是因為當時儒家最符合統治者中央集權和皇權專制的需要，因此被漢武帝認可。

自戰國開始，封建制度代替了奴隸制度稱為社會主流，而維護奴隸主權益的儒家遍逐漸被冷落。這時，儒家並沒有選擇放棄，而是不斷學習其他學派的思想，並將眼光放在了封建制度上，但實況卻不需要儒家學派的學說。秦爭霸世界需要爭霸世界的嚴苛法家，漢初百廢待興需要的是無為而治的道家，因此儒家遲遲沒有得到重用。

但到漢武帝時期，國家建設基本完成，卻面臨內憂外患的緊張局面，統治者需要的是一個高度統一的集權國家。儒家的董仲舒順勢而上，以一套“天人合一”“君權神授”樹立了君主的神話色彩和高度集權，“大一統”更是確認了中央集權制度的建立。這深得漢武帝急於改革的內心，因此漢武帝十分青睞儒家，並將統一思想貫徹到底，“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社會思想也整體統一了起來。

漢武帝獨尊儒術後，用儒家思想先“推恩”削藩，再“北進”滅胡，達到了內無憂，外外患。使漢稱為歷史上少見的超長待機王朝，儒家，功不可沒。

諸子百家中一共有12家，分別是法家、道家、墨家、儒家、陰陽家、農家、雜家、小說家、名家、兵家、醫家、縱橫家。其中小說家不是後代那種小說，而是道聽途說，街談巷語，野史奇聞那種小說。那麼我做個假設，假如統治者要獨尊小說家，將小說作為整個帝國發展的指導思想，那麼結果會如何呢？會不會小說擊敗所有思想，成為帝國最重要、最不可動搖的思想呢？

很顯然，不能。

因為小說家本身的思想，就不具有成為帝國指導思想的能力，而且在社會上影響力也不大。就算統治者再推崇它，都沒有用。而且統治者越推崇它，大家只會越覺得統治者有毛病。

同樣，這個話反過來說，是因為儒家本身具有成為帝國指導思想的能力，而且在社會上的影響巨大，已經達到了政府不得不承認其地位的時候了，除非政府真跟儒家有仇，否則政府沒有理由不推崇一個既對鞏固統治有好處，又已經廣泛影響了社會的思想。

打個比方，一個學生因為次次考試都考第一，最終被老師評為了學習委員，然後老師把他評為學習委員之後，他仍然考第一。那麼假如只擷取他被評為學習委員以來那個時間段，似乎可以看到：哇，他得了學習委員之後就一直考第一啊。但是事實上，要結合他得學習委員之前的那個時間段來看，他是一直都考第一的。換另一個角度來看，倘若把一個班級倒數第一的人任命成學習委員，他就能次次都考第一了嗎？反而只能讓大家都覺得那個老師瘋了。

再打個比方，十二個男生一起追一個女生，其中一個男生和女生關係極為密切，都已經成為了戀人，達到了談婚論嫁的地步，而女生和其餘十一個男生只不過是普通朋友而已。女生在和男生一直髮展下去，終於在某一天，他們結婚了。難道就可以說，如果沒有這一天，他們就不可能在一起嗎？他們的結婚，只是對他們兩人相愛關係的一種名義上的肯定而已。倘若說，他們就是因為結婚，才關係那麼好，那豈非無稽之談。更不可能說，假如他們沒結婚，那個姓儒的小子在女生心中的地位就和其他十一個男生完全一樣了。

而董仲舒，不過是那天民政局給他們辦結婚證的工作人員罷了，難道說如果沒有那個姓董的工作人員，兩個人之間一輩子的戀情就不存在了，那也太荒謬了吧。

而且歷史恰恰證明了，即使在統治者有意尊其他術的時候，儒家在社會上的地位依然沒有撼動。比如唐朝的國教是道教，但是儒家的地位仍然很高；後來佛教在中國發展熾盛，也只是一時蓋過儒家而已，當風頭過了之後，笑到最後的還是儒家。最終道教和佛教，不過跟儒教弄了個三教合一，還是以儒為主體。

所以說，一個事件發展看似是在某個節點，其實之前早已經經歷了無數的量變，最後才產生那一下的質變。吃了十個饅頭最後飽了，不必去抓著那第十個饅頭研究，誒，為什麼之前吃九個都不飽，吃到這第十個就飽了呢，是不是這第十個饅頭有什麼特異之處？

以上就是我的回答，獨尊儒術不是統治者的選擇，而是歷史的積累達到的質變！

首先表明觀點，儒家學說具有真理性，確實能促進社會秩序的穩定。我們看問題不能片面，總喜歡從朝代興替的歷史角度去看待儒學，其中確實存在有強權綁架儒家道德的現象，但偽善或腐敗的家天下一定會被揭穿而推翻。

儒家六經作為哲學領域的綜合思想體系，集合了從人文先祖伏羲到賢君周文王到孔孟學人的所有治國理政、為人處世之道，其真理性是經過上古時代及夏商周朝代興替的社會實踐檢驗過的。

賈誼《過秦論》一文，再次論證了強秦15年短暫的歷程，是因為“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漢武帝是綜合考慮了春秋戰國的態勢，以及秦朝短暫的經歷而採納了董仲舒意見的，不要認為漢武帝是白痴，沒有思想。

自從漢武帝接受了儒家思想，也正式確立了我們漢民族的核心文化，並延續兩千年，這是歷史的選擇，是各種思想碰撞大浪淘沙的結果。

後來在漢明帝時，佛教引入中國，同時也帶動了道家文化的興起。在儒釋道三家思想融合過程中，互相印證各自的真理性與時空侷限性，一團和氣，共同形成了中華文化的主體思想，即是：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天人合一，明心見性。這是我們寶貴的精神財富，值得我們去探究，並完成生命的覺醒。

大漢王朝經歷漢高祖的與民休息和文景之治，到漢武帝登基時，大漢王朝表面上已經呈現出一片繁榮昌盛的景象：

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相因元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漢書.食貨志》

而擺在漢武帝面前的大漢王朝，卻是一個內憂外患，危機四伏的王朝，曾有當世學者這樣描繪當時社會：

天子沒有尊嚴，豪強地主和富商生活奢侈淫逸，他們的奴婢穿的戴的，甚至超越了皇帝和皇后，然而，農民卻得不到溫飽，這樣的國家怎麼能長治久安？在有識之士看來這是一個富裕，卻道德崩潰的社會。

內憂：天子沒有尊嚴，地方豪強壯大，諸侯割據勢力超越國家勢力，預示著天子即將被駕空的危險，而且王朝還將隨時面臨著崩潰和滅亡。

外患：漢朝邊境經常遭受匈奴的進犯，一個富裕卻軟弱的國家，對於這幫強悍的遊牧民族的匈奴來說，就是一隻隨時待宰的肥羊。他每次來搶掠都是來無蹤去無影，大漢王朝卻拿匈奴一點辦法也沒有。幾十年來，皇家女兒一次次地被送往匈奴和親，換來的卻只是短暫的和平。

漢武帝清楚地明白，祖輩們忍辱負重七十多年，交給他一個富庶的王朝，但這個王朝並沒有獲得應有的尊嚴，而人民對這個新興的王朝也沒有完全的認同感。大漢王朝沒有看上去那樣穩固。

漢武帝是個比秦始皇胸懷更遠大的皇帝，這樣的王朝，不是漢武帝想要的王朝。漢武帝想要的是一個與王朝經濟興盛相匹配的國家尊嚴，他自己也要有大漢天子的尊嚴。而大漢王朝經歷了七十多年的無為而治，到了漢武帝朝已經顯得暮氣沉沉，國家急待新政策和新一代領袖來改變這一切。

然而，當漢武帝想改變這一切的時候，才發現自己身邊卻無人理解自己的心願。一個堂堂的大漢皇帝，手上沒有權，也沒有錢和兵。而他的朝臣們也已經習慣了清靜無為的保守姿態。這個時候的漢武帝才真正地感覺到自己的理想與實現格格不入。漢武帝急需中央集權和人才來幫他實現他的政治理想。

建元元年，漢武帝下詔要求丞相、御史、列侯及其他高階官吏推舉賢良方正。

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漢書.武帝紀》

此次海選中，董仲舒以“天人三策”的新儒家理論思想，從眾多的學派中脫穎而出，閃亮了漢武帝的眼球。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中明確提出：“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

“改正朔”：中國古代帝王即位之後往往要改變曆法。

“易服色”：即改變服裝、車馬和祭牲的顏色。每個朝代都有自己朝代崇尚的顏色。

董仲舒說：漢朝取代秦朝是一次重大改變，必須在百姓中製造出一個較大的響影，使天下百姓都知道政權已經更替。讓新的君王面對天下百姓，這是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形式。其核心作用，是向天下百姓宣告：新朝奪取前朝政權是天意，新政權具有合法性。“君權神授，非人力所為。”漢武帝一聽非常高興。

君權神授其主要目的，是為了鞏固大漢王朝新政權，皇帝獲得最大化的尊嚴。

這就是董仲舒新儒學的高明之處，它解決了中央集權的合法性，同時，天下百姓見君權也要受到制約，當然更願意接受新政權，新法制。

大一統

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漢書.董仲舒》

所謂大一統就是統一天下人的思想，高度完善中央集權。漢武帝的理想就是在，大一統的思想指導下，北擊匈奴完成中國的統一大業。而董仲舒的新儒學權術，正合漢武帝意，漢武帝非常欣賞董仲舒的新儒學理論。

立太學，舉賢良

董仲舒的第三個策略：治理國家需要人才，而人才的資源需要培養人才，國家設立太學就可以源源不斷地為國家輸送人才。並且要求高官每年為國家推舉人才，這樣即可以考察大臣的識人能力，還可以杜絕朋黨勾結、腐敗和貪汙。當然推舉不當要處罰，以免官員借推舉偏私。

漢武帝從骨子裡就喜歡法家的中央集權，但是，大秦帝國滅亡的身影還沒有走遠。這對漢武帝的威脅太強大了，所以當漢武帝發現，原來把法家用儒家包裝成新儒學，它立刻變得漂亮又實用。漢武帝喜歡得不得了，發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新儒學的更重要作用，是為漢武帝日後所有的政策提供重要的理論根據。

對匈奴作戰

漢武帝頒發的討伐匈奴詔書中，明確引用了齊襄公復九世之仇的名言：

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後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

《漢書.董仲舒》

《春秋》記載了齊襄公的九世祖曾經被紀侯進讒言所殺，魯莊公四羊，齊襄公為報九世之仇而消滅紀侯。漢武帝的詔書引用了劉邦平城之難和呂后受冒頓單于羞辱的故事，說明他的對匈奴作戰也是為了復仇。

統一思想

中國是個幅員遼闊，多民族的國家，統一思想對國家的穩定發揮了巨大作用。這種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主流文化，以一種巨大的凝聚力，始終凝聚著中華民族的文化發展。

安定政局

從中國歷史上的歷代王朝來看，尊重儒家思想任用的官員的朝代，比較起來，社會要安定得多一些。

總歸來說，儒家也好，法家也好都是帝王們玩弄的帝王術，都是為中央集權服務的。不過能使用儒法揉和的新儒學帝王術，相對來說要比純法家帝王術要溫柔些，政治清明些，百姓的日子要好過些。

而漢武帝的獨尊儒術確實促進了社會穩定，完成了國家統一的大一統事業。為中華文明的延續和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為今天的中華民族成為國際大國奠定堅實的基礎。

漢武帝為什麼要“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個人認為理由有三：

1.掌握話語權，充分利用儒家忠君的意識形態。這一點在其他學派看來是不可思議的事情。所以需要透過提倡儒家思想，掌握話語權。實際上，漢代的儒家已經不是孔孟的儒家了，已經雜糅了道家，陰陽家，甚至法家的思想。

2.控制喉舌，先秦時代是個言論自由的時代，批評諸侯，對諸侯指指點點是件時髦的事情。但是到了秦漢時代，帝王們開始了中央集權的同時，不願意聽到不同的聲音。

3.統一思想。從“諸子百家”這四個字中就能看出，每個人的思想是不同的。思想本身就沒有對錯，但思想不同就意味著，行為觀念不同。再加入漢武帝時候的內憂外患，尖銳的社會矛盾。

凡是有好有壞，在漢武帝的改革之下，國家發展的空前強大，在穩固朝政的同時，吊打匈奴。

個人認為，獨尊儒術，是漢武帝時期天下有想法的人的共識。就是為了“天下何處去，天下何如”這爭論的妥協與發展。西方（外國）的（包括蘇聯與現在的俄羅斯）民族國家觀理論，僅僅是對這世界以後怎麼辦的初級階段的想法；剛剛進入討論的初期，對當今世界新冠狀疫情沒有建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