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界有一個著名的“李約瑟難題”，大致意思是經濟科技極為發達繁榮的中國，為什麼沒能產生現代文明與工業社會。的確，中國古代的科技程度和經濟水平遠遠超過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尤其是開放性的宋朝，甩掉西歐和阿拉伯幾條街。比如著名的四大發明，要麼就是在宋朝發明的，要麼就是在宋朝發揚光大的。那個時期中國數千年的封建經濟完善到極致，在時代的呼喚下，技術創新達到了空前的地步。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航海經濟最發達的時期，為了適應遠洋航海的需要，在指南針和航海星圖就誕生了。根據宋朝《萍州可談》、《夢溪筆談》等著作描述，航海者都會隨身攜帶各種樣式的指南針，有用蠶絲懸掛磁鐵的，有把磁針懸浮在水上的，還有鑲嵌在海圖上組裝的，總之應用是非常廣泛。雖然大家都說東漢蔡倫發明了造紙術，但事實上西漢時造紙就已經出現了，不過成本一直非常高。真正發揚光大則是在南宋，南宋的紙做的非常薄、軟、輕、細，價格也非常低廉，甚至已經有了可以用來印刷鈔票的高質量紙張。

火藥武器在唐朝就已經流行，但是在宋朝才真正大規模使用，北宋開寶二年，馮繼升向趙匡胤進獻火藥武器，併成功量產。十年後北宋進行兼併南唐的戰爭，火箭、火炮、霹靂火球等熱武器便是此戰的主要武器。仁宗時期還專門編纂了介紹火器的《武經總要》，其中使用的火藥配方，已經很接近黑火藥了。而印刷術就更不用說了，慶曆年間活字印刷術發明之後，宋朝的出版業冠絕天下，一個普通的農戶之家也能夠買得起幾本書。

由於宋朝一直是施行知識管制的，也就是禁止出口書籍，可是在宋朝邊境有一項數量龐大的走私專案，你可能想不到，就是走私書籍。遼國、北韓、日本等鄰國每年都用馬匹和糧食等物資換取大量的書籍，宋朝一國的出版業滋養了整個東亞的讀書人，當時蘇軾出了一本集子，不到三個月，在遼國的書店就能夠買到了。

根據沈括的《夢溪筆談》記載，宋朝時期人們已經開始有相當規模的使用石油了，當然跟工業時代是沒法比，那會還沒有內燃機。老百姓只是使用石油做燒火燃料，不過石油燃燒產生大量黑煙，所以一般都用在工業領域。人們還利用石油來製作墨料，寫出來的字光滑如漆，質地非凡，然後大批次生產，取名“延川石液”暢銷全國各地。

中國歷史上的數學和天文學貢獻並不多，其中一半以上都是在宋朝。蘇頌和韓公廉創造了“水運儀象臺”，利用水輪為原動力實現自動運轉的天文鐘，還編寫了著名的《新儀象法要》，直接影響了一百年後歐洲的天文學。而《數學九章》則更加有名了，最終解決了數學高次方程有理數根和無理數根的近似計算問題、一次同餘問題、三斜求積問題等等，幾乎是中國唯一一部影響世界的數學著作。

很發達。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宋那樣小的疆域是中國最富裕朝代，也是當時世界上經濟最強大的國家。原因肯定不是靠農業那點稅收。但是一定要知道航海經濟發達和航海發達不是一回事。我們周邊海域發現那些宋朝的沉船，產品是我們的，船都是阿拉伯船。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航海經濟最發達的時期，為了適應遠洋航海的需要，在指南針和航海星圖就誕生了。根據宋朝《萍州可談》、《夢溪筆談》等著作描述，航海者都會隨身攜帶各種樣式的指南針，有用蠶絲懸掛磁鐵的，有把磁針懸浮在水上的，還有鑲嵌在海圖上組裝的，總之應用是非常廣泛。雖然大家都說東漢蔡倫發明了造紙術，但事實上西漢時造紙就已經出現了，不過成本一直非常高。真正發揚光大則是在南宋，南宋的紙做的非常薄、軟、輕、細，價格也非常低廉，甚至已經有了可以用來印刷鈔票的高質量紙張。

說到航海經濟，就不得不說宋朝的造船業，而說到造船業，就必須說一下大運河，大運河促進了宋朝的經濟發展，同時也促進了宋朝的造船業發展。

宋朝的造船業也得到了很好的發展，建造了能夠適應遠洋航行的木蘭舟，加上領先世界的指南針技術和航海水平，具備了遠洋的條件。朝廷鼓勵商人到海外貿易經商，並先後在泉州、杭州、廣州等沿海城市設立了對外港口，從這些港口城市，一艘艘木蘭舟駛向遠海。宋朝迎來了他們的“航海時代”。

他們往南穿過了馬六甲海峽，在印度洋一直西進到達了非洲的東海岸。和西方殖民者不同，宋朝的商船主要是透過商業貿易將珍珠、香料、胡椒等商品進口到國內，將瓷器、絲綢、茶葉等商品遠銷海外，因為發達對外貿易，政府設立“市舶司”，對進出口船隻進行管理徵納稅款。

宋朝的商船遠航海外，建立一條穩定的海上交通道路，吸引了許多外國商人和居民來到了中國大地，當時的港口城市都生活了許多的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宋廷鼓勵外華人在中國定居、經商，設立番坊供他們居住，派海上護衛隊保護來往的商船。

“大航海時代”對宋朝的影響

“航海時代”到來幫助宋朝打開了另一道貿易的大門，政策的支援下對外貿易很快就將宋朝的經濟推向了另一個高度。

於陸路為遼阻隔，宋麗兩國的往來則完全依靠海上。宋代的造船水平、航海技術，特別是指南針的大規模應用使得船隊的安全係數大增，航線距離縮短，航運時間大減。因此，兩國間貿易來往更加頻繁。北宋時期去高麗的海上航路有北、南兩路。北路是從山東半島的登州（今山東蓬萊）或密州（今山東諸城）出發，橫渡黃海到達今天北韓的大同江口的椒島；然後繼續向南行，就會到達高麗開京附近的禮成江口。南路是從明州（今浙江寧波）啟程，往東北航行，抵達今天北韓的黑山島，再往北行經過北韓半島西南海岸的眾多島與，最後抵達禮成江口。

北宋前期，登州是北宋與高麗兩國使臣、商人來往的主要口岸。天聖（宋仁的一個年後，時為1023年—1032年）以前，高麗使在登州進入宋。但後來遼朝勢力興盛，與遼長期處於對峙局面的北宋為防宋商船夾帶兵器等禁運物品“通遼資敵”，下令禁止“客旅於海路商販者”往“登萊州（今山東萊州）界”。由此萊、登二港成為封閉港口。其後，地處黃海膠州灣附近的密州（今山東諸城）由於優越的地理位置，並且“可發船至高麗”，史載密州商人平簡曾在密州出發“三往高麗通國信”，因此密州取代萊、登二港成為宋朝對高麗的主要貿易港口。後來北宋為更好的管理對高麗的貿易，宋廷於年在密州設定市舶司。

明州（今浙江寧波、泉州（今福建泉州、杭州（今浙江杭州、廣州（今廣東廣州）都是北宋赴高麗南路航線的港口，其中尤以明州、泉州為佔有重要地位。史載：“（明州）乃海道軸湊之地，故南則閩廣，東則樓人，北則高麗，商舶往來，物貨豐衍”。泉州也是北宋赴高麗南路航線的一個重要港口城市，北宋中期泉州就已經發展成為“有蕃舶之饒，雜貨山積”的繁華海港。僅從《髙麗史》中明確記載的就有起由泉州開往高麗的宋船。北宋滅亡後，山東之地被金人佔領，因此南宋與高麗之航路只有南路。南宋時，“泉州對高麗之交通已超過明州，”“（高麗）王城有華人數百，多閩人，因賈船而至者”便是明證。

在整個宋朝前往高麗的船隻都是利用季風航行。從明州（今浙江寧波）啟程到高麗禮成江口的船隻“皆乘夏至後南風，風便不過五日，即抵岸焉”。⑩因此宋朝使者以及宋商基本都是選擇七、八、九月也就是夏季到高麗。宋船回程返航時則利用北風，“去日以南風，歸日以北風”。徐親在宋徽宗宣和年間（1119一1125年）曾出使高麗，他在撰寫的《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一書中詳細記述船隊往返的路程：“初發明州，以其年五月二十八日，放洋得順風；至六月六日，即達群山島。”去程趁順風，僅八九天即至北韓群山島，相當迅速，但其回程，因船逆風行駛，相當困難。同年七月十五日，徐棘“登天舟”，離高麗禮成港，“二十四日乙亥，過橫均人群山門，泊島下。至八月八日戊子，凡十四日風阻不行；申後東北風作，乘潮出洋；……忽東南風暴，復遇到海動，舟側欲傾，人大恐懼，即鳴鼓招眾舟復還；十日庚寅，風勢益猛；午刻復還群山島，至十六日丙申，又六日矣；申後風正，即發洋；夜泊竹島，又二日風阻不行；至十九日己亥，午後發竹島；……北風大作，低蓬以殺其勢，二十一日辛丑，過沙尾；午間第二舟三副挖析；夜漏下四刻下託亦折；而使舟與他舟，皆遇險不一；二十七日午刻到定海縣，自離高麗到明州界，凡海道四十二日雲。”回來時因為要逆風航行因此所需的時間是去的時候的六倍，而且路途險阻。

高麗使節和商人來北宋，或在密州登岸，或在明州登岸，而後轉由陸路或水路赴北宋京都汗梁。至密州者，“則由京東陸行至京師，謂之東路”。至明州者“則由二浙溯汁至都下，謂之南路”。由於水路較陸路運輸方便，所以高麗使者，商人“常由南路，未有東路者”。高麗對宋的貿易港口，主要是禮成江口的禮成港。當時禮成港船來舶往頻繁，貿易隆盛，十分繁榮。高麗著名詩人李奎報曾寫詞稱讚其貿易之隆盛，港口之繁榮：“潮來複潮去，來船去舶首尾相連。朝發此樓底，未午棹入南蠻天（南蠻天，指中國南部地區）。”

唐朝中期陸上絲綢之路中斷後，絲綢作為商品外傳逐漸由陸路轉向海路。宋朝政府不斷髮展海上貿易往來，開拓太平洋、印度洋沿岸的海外貿易區域，海上絲綢之路逐漸取代古老的陸上絲綢之路，成為對外貿易的主要通道。

《唐大詔令集》稱“伊吾（今哈密）之右，商旅相繼，職貢不絕。”唐朝形成了自兩漢以來東西陸路交通的鼎盛時期。天寶十年（751），唐朝與大食在坦羅斯交戰，結果唐軍戰敗，唐朝在西域威信急劇下降。公元 755 年，“安史之亂”爆發，“數年間，西北數十州相繼淪沒，自鳳翔以西，分州以北，皆為坐衽矣。”唐朝就此失去對西域的控制。

北宋建立前，中國歷史經歷了兩百餘年的封建割據時期。在五代分裂廢墟上建立起來的趙宋王朝始終未能擺脫來自北方馬背上民族的威脅。契丹、女真以及党項族先後在北方建立政權。由於受到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持續威脅與擠壓，西北陸路的外交空間基本杜絕，宋南渡後，自散關及淮河中流以北盡割於金。迄於宋亡一百五十年間，南北交通為之隔絕。面向東南海陸，發展與東南亞等國的關係，乃勢所必然，“於時宋已南渡，諸蕃惟市舶僅通，故所言皆海國之事。”

北宋時，“工商雜類”有奇才者，可以透過科舉做官，北宋末年，富商巨賈透過進納等段，“皆有入仕之門。”王安石變法，海外貿易被賦予重要地位。東至高麗、日本，南至闍婆、渤泥、三佛齊，西至大食，皆往來交通，貿易有無。

南宋時，隨著國土不斷萎縮，國家編戶與賦稅收入大為減少，而國家開支、軍費開支、宮廷消費等始終居高不下，開拓財源、增收市舶之利是國家財政理所當然的抉擇。宋朝政府不斷髮展海上貿易往來，開拓太平洋、印度洋沿岸的海外貿易區域，海上絲綢之路逐漸取代古老的陸上絲綢之路，成為對外貿易的主要通道。有學者稱“這一時期國內雖然動亂，卻是歷史上航海業最為興盛發達的時期，是海洋雕塑了歷史程序。”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至此進入鼎盛階段。

陸上絲路的衰落還應歸因於其侷限性。首先，陸上絲綢之路位於中國西北，地處內陸，只能向西外傳，而中國主要的外銷商品如絲、瓷、茶等產區，都遠在東南沿海。其次，陸路經過國家中如果有發生動亂或壟斷者操縱了絲路，就會影響全線的暢通。再次，陸路的自然條件惡劣，要越過蔥嶺和戈壁沙漠，風沙彌漫，行程艱鉅，運輸量有限。中國海岸線綿長，有大量終年不凍良港，海運臨近生產商品基地，海船運輸量大，能到達陸路不能到達的國家和地區。

前無古人。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不抑商的王朝，因此商業與手工業十分繁榮。由於西夏阻礙了陸上絲綢之路，北宋被迫大力發展海上絲綢之路，從東海出發，過南海途徑馬六甲海峽，到達印度洋沿岸，產品遠銷日本、北韓、東南亞、印度、阿拉伯與非洲。

南宋由於面積與人口減少，因此更加註重海外貿易，到了南宋後期，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

宋那樣小的疆域是當時世界上經濟最強大的國家。原因肯定不是靠農業那點稅收，其商業稅收佔比最大，農業稅次之。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航海經濟最發達的時期，為了適應遠洋航海的需要，指南針和航海星圖就誕生了。根據宋朝《萍州可談》、《夢溪筆談》等著作描述，航海者都會隨身攜帶各種樣式的指南針，有用蠶絲懸掛磁鐵的，有把磁針懸浮在水上的，還有鑲嵌在海圖上組裝的，應用非常廣泛。

宋朝的科技與經濟，甩掉西歐和阿拉伯幾條街。比如著名的四大發明，要麼就是在宋朝發明的，要麼就是在宋朝發揚光大的。那個時期中國數千年的封建經濟完善到極致，在時代的呼喚下，技術創新達到了空前的地步。

綜上，宋朝經濟發達，貿易繁榮，航海業達到了一個新高度，可惜被蒙元終結。

古代中國海外貿易的兩個高峰期分別是宋元和明清時期。宋代作為第一個高峰的開創時期,在中國古代海外貿易史乃至經濟史上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這一時期,中國與東南亞地區的航海貿易關係尤為突出和重要。

兩宋的統治集團為了穩定政局、活躍經濟等現實需要,積極對外開放,大力發展航海事業,制定了注重經濟內涵的航海貿易政策:一方面,積極支援出口貿易,政府鼓勵私商打造海船,購置貨物,前往海外經營;另一方面,“招徠遠人,阜通貨賄”,全力扶持進口貿易。宋代大力發展與東南亞地區的航海貿易,可以說,是在特定歷史背景下的必然舉措。

1. 宋朝雖然是當時公認的經濟強國,但從來都不是軍事強國,長期受遼、金、西夏、蒙古等北方民族的威脅,這就造成兩個後果:一是阻斷了與境外國家的陸路聯絡,於是東南方的海路就成了溝通海外的唯一通道;二是龐大的軍費開支和沉重的“歲幣”負擔,促使政府想方設法開闢新的財源,因而從1 0世紀初逐漸形成併成熟的與東南亞地區的航海貿易便被重視起來。

2. 兩宋時期,中國的經濟重心完成了由北向南轉移的過程。頻繁的戰亂使大量具有先進技術和較高文化水平的北方勞動者流徙到南方,促進了江南地區的進一步發展,為發展海外貿易提供了豐富的出口產品。而這些出口商品多為東南亞國家所大量需要的日常生活消費品。

3. 從地理條件上看,中國與東南亞地區山水相連,自古來往頻繁,至宋代時期已經開闢了幾條成熟的海上航線,貿易關係也逐漸形成,因此,東南亞地區便自然成為兩宋政府發展海外貿易的首選之區。

4.“和平穩定”的外交方針是宋朝與東南亞航海貿易興盛的根本保障。宋朝與西邊·北邊鄰近國家夭繫緊張,而在東南面及南面卻一向能和睦相處。作為一個地區強國和大國,宋朝從未在東南亞挑起過矛盾和衝突,也絕不利用東南亞各國間的戰爭從中獲利,相反倒積極維護地區的和平穩定與共同發展。宋代發展與東南亞地區的航海貿易,可以說是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的必然選擇,也是宋朝政府積極促成的結果。

在發展與東南亞地區航海貿易過程中,宋朝政府發揮了不可否認的主導作用。宋太宗“雍熙四年五月,遣內侍八人,資救書金帛,分四綱各往海南諸蕃國,勾招進奉,博買香藥、犀、牙、真珠、龍腦,每綱資空名詔書三道,於所至處賜之”。而這並非只是一時的行為,北宋政府對於海外招商的過程和效果一直相當重視,仁宗天聖“六年七月十六日詔,廣州近年蕃舶罕至,令本州與轉運司招誘安存之”。到了南宋時期,統治集團對於航海貿易有了更高層次的認識。紹興七年閏十月三日,宋高宗說“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於民?聯所以留意於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爾”。紹興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宋高宗又說“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因此,“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阜通貨賄”。在統治集團核心人物的高度重視下,招商貿易的基本國策得到了具體而有效的貫徹執行,宋朝與東南亞的航海貿易便蓬勃發展起來。

這種在宋朝政府主導下形成的海貿關係,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1. 最初的朝貢貿易向市舶貿易轉化,擴大了雙方的貿易範圍。東南亞國家與宋朝的交流是從朝貢開始的。據《宋會要輯稿·蕃夷》所載統計,宋代來華朝貢的國家有2 6個,朝貢次數3 0 0餘次,其中東南亞國家佔大多數,頻繁來貢的有交趾(今以河內為中心的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中部歸仁及其附近)、真臘(今高棉,包括泰國南部與越南南部)、三佛齊(位於蘇門答臘島東南部)、閣婆(位於爪哇島)、渤泥(今加里曼丹島西岸坤甸)、登流眉(馬來半島中部那空是貪瑪叻附近)、蒲端(今菲律賓)、麻逸(位於民都洛島)、蒲甘(今緬甸中部)等。

朝貢政治帶來的是朝貢貿易,對於各國貢使隨帶的貢物,最初宋朝政府採取“博買”的辦法進行收購,並以“給賜”、“加賜”等作為額外回報。但是,北宋初期對於蕃商自由貿易的限制是相當嚴厲的,太平興國元年五月,宋太宗下詔,“敢與蕃客貨易,計其直滿一百文以上,量科其罪,過十五千以上,蔥面配海島,過此數者,押送赴閱;婦人犯者,配充針工”。這樣的嚴厲措施無疑壓縮了蕃商的自由貿易空間,因此,淳化二年四月,宋太宗對此進行了調整,“詔廣州市舶,每歲商人舶船,官盡增常價買之,良苦相雜,官益少利,自今除禁榷貨外,他貨擇良者,止市其半,如時價給之,粗惡者患其賣勿禁”。此後,宋朝政府把進口貨物分為“粗色”和“細色”,並進一步放寬了“粗色”貨物的貿易自由。

隨著交流的進一步擴大,宋朝統治者越發認識到海貿對國家財政的重大意義,轉而愈加重視更為公平合理,更符合貿易規律,同時也更具活力和前景的市舶貿易。宋朝政府先後在廣州、杭州、明州、泉州、溫州、密州、秀州(華亭縣和通惠鎮兩地)、江陰軍等地設市舶司或市舶務,管理市舶貿易,極大地便利了蕃貨人關。南宋初期,市舶貿易已經有了很大發展,沿海港口也一直保持著繁榮,與東南亞國家貿易的規模也日益擴大。文獻記載,紹興二十三年的廣州,“大賈自占城、真臘、三佛齊、閣婆涉海而至,歲數十棺,犀、象、珠、香、流離等,無所不有”。市舶貿易已經成為宋朝與東南亞海貿的主要形式。

2. 互為進口市場和銷售市場,不存在一方向另一方傾銷現象。雙方分別向對方輸出產品,輸人生產生活資料。宋代向海外輸出的商品很多,包括金、銀、緝錢、鉛、錫、絲織品、精粗瓷器、漆器以及米、鹽、糖、酒,等等,其中尤以絲綢和瓷器為大宗,這些重要的出口商品很多都是輸向東南亞地區。以絲綢產品為例,據《諸蕃志》載,泉州絲綢銷往海外2 0個左右國家和地區,其中東南亞佔了絕大多數,如占城、真臘、三嶼、凌牙斯加、單馬令、三佛齊、閣婆、蘇吉丹、渤泥、西龍宮、什廟、日麗、胡蘆蔓頭、蘇勿裡、馬膽逾、馬嗒居等。而中國瓷器也在東南亞地區廣受歡迎,成為菲律賓、越南、高棉、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地人民不可或缺的日常生活用品,甚至被視為珍貴的禮品和裝飾用品。

宋朝從海外進口的貨物更為多樣,所需的各種香料、寶貨、藥材、動植物初級產品、礦產、染料、食品、毛織品等八大類商品,大多仰給於東南亞。從紹興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戶部呈給皇帝的關於進口貨物規定的公文中可見一斑。

金、銀、真珠、玉、乳香、牛皮、筋角、象牙、犀腦、秦香、沉香、上中次箋香、植香、烏文木、鵬砂、硃砂、木香、人參、丁香、琉璃、珊瑚、蘇合油、白豆兔、牛黃、臉腆臍、龍涎香、藤黃、血揭、革澄茄、安息香、縮砂、降真香、肉豆蔑、何子、舶上筒香、獲茶、菩薩香、鹿茸、黑附子、油腦、歡蓉、琉角、上等螺犀、中等螺犀、下等螺犀、水銀、上等藥犀、中等藥犀、下等藥犀、粗速香、赤倉腦、米腦、腦泥、木扎腦、夾雜銀、石碌、白附子、銅器、銀苛子、南蕃蘇木、高州蘇木、隨風子、青木香、乾薑、川曹、紅花、雄黃、川椒、石鐘乳、硫黃、白木、夾煎黃熟香頭、上等生香、苗香、烏牛角、沙魚皮、上等鹿皮、魚膠、海南蘇木、熟速香、畫黃、龜鰲皮、魚縹、椰心、草蕃、小花狹、革菱、牙革、蕃顯布、海南答盤布、海南吉貝布、海南青花券盤皮單、下色瓶香、海南白布、海南白布皮單、揀香上色瓶乳香、中色瓶香、次下色瓶香、上色袋香、中色袋香、下色袋香、乳香、塌香、黑塌香、水溼黑塌香、青巷盤布、納生速香……

3實現了經濟上的雙贏局面。對於海外貿易帶來的巨大利潤,宋朝的統治者是從不諱言的。宋高宗屢次表示“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市舶之利,頗助國用”。清代學者顧炎武說,“宋室南渡後,經費睏乏,一切倚辦海舶”。以宋從東南亞大宗進口的香料為例,《宋史》說“所以助國家經常之費”,有學者研究認為,宋代僅香料一項稅收,最高時竟佔整個財政收人的10%。據《宋會要》等文獻記載,宋代的稅率基本在“十抽其一”的標準上,以此計算,對於東南亞來說,對宋的香料出口獲利是相當驚人的。

宋朝與東南亞地區的航海貿易,是在宋朝政府主導下形成的平等互利的市舶貿易,長期以來保持著雙方共贏的貿易局面。

宋代與東南亞交往的頻繁和海貿的繁榮,促進了海上航路的開闢和發展,中國海舶頻繁駛向東南亞地區,據有關文獻,當時的主要航路有以下幾條。

1. 廣州(或泉州)一三佛齊航路。三佛齊是宋代舶商在東南亞進行直航貿易的主要口岸。《嶺外代答》說,“三佛齊,在南海之中,諸蕃水道之要衝也。東自閣婆諸國,西自大食、故臨諸國,無不由其境而至中國者”。又說,“三佛齊之來也,正北行,舟歷上下竺與交洋,乃至中國之境。其欲至廣者,人自屯門。欲至泉者,人自甲子門”。《文獻通考》也說,由三佛齊駛向中國,“泛海便風二十日至廣州。如泉州,舟行順風,月餘也可到”。

南宋初期,“泉州綱首朱紡,舟往三佛齊國,……舟行迅速,無有艱阻,往返曾不期年,獲利百倍,前後之賈於外蕃者,未嘗有是”。鑑於貿易利潤豐厚,舶商趨之若鶩,舟帆接踵,絡繹不絕。同樣,三佛齊不但曾3 0多次遣使人貢,民間舶商也紛至沓來,互通有無。如太平興國五年,“三佛齊國蕃商李甫海商舶船載香藥、犀角、象牙至海口,會風勢不便,飄船六十日至潮州,其香藥悉送廣州”。雍熙二年,三佛齊“舶主金花茶以方物來獻”。熙寧十年,三佛齊大首領兼大海商地華迎羅也航至中國,並出資修復廣州天慶觀,以禱佑“發舟同舶,跨洪濤之險,常德安濟,無囊日之驚危”。由於三佛齊扼新加坡海峽東南處海口,處中國溝通印度洋沿岸各國的海路要衝,因此又承擔著中國與西亞貨物交易中心的職能。

2. 廣州(或泉州)一閣婆航路。宋時,閣婆之富盛甚於三佛齊,也是中國與東南亞通商的重要口岸。《諸蕃志》說,“閣婆國,又名莆家龍,於泉州為丙巳方。率以冬月發船,蓋藉北風之便,順風晝夜行,月餘可到”。《宋史》載,從閣婆出發,“西北泛海十五日至渤泥國,又十日至三佛齊國,又七日至古邏國,又七日至柴歷亭,抵交趾,達廣州”。《嶺外代答》也說,“閣婆之來也,稍西北行,舟過十二子石,與三佛齊海道合於拄嶼之下”。

北宋初,福建建溪人“主舶大商毛旭”,曾數次往來於這條航路上。後來,閣婆為加強與宋交往,就藉助毛旭“響導來朝貢”。其後,途中的渤泥國也借海商為響導,來宋朝貢。閣婆因其地“胡椒萃聚,商船利倍菠之獲,往往冒禁,潛載銅錢博換”,足見其時中國對閣婆民間航海貿易之盛。

3. 廣州(或泉州)一蘭裡航線。蘭裡位於蘇門答臘島西北端班達亞齊,扼孟加拉灣與馬六甲水道之交口,是東西方船必經的咽喉區域。《嶺外代答》中“故臨”條說,“廣舶四十日到蘭裡,住冬,次年再發舶,約一月始達其國”。《諸蕃志》中“故臨”條也說,“泉舶四十餘日到蘭裡,住冬至次年再發,一月始達”。《嶺外代答》中“大食”條說,“有麻離拔國,廣州自中冬後發船,乘風北行,約四十日到地名蘭裡……住至次冬,再乘東北風,六士日順風,方到此國”,《諸蕃志》中“大食”條的記載與此大致相同。蘭裡不僅作為中國商船前往南亞、西亞和北非的住冬博易場所,同時,該地還盛產蘇木、象牙、白錫、長白藤之類,本身即為重要的貿易口岸。

宋代中國與東南亞發展航海貿易,互為進口市場和產品銷售市場、參與貿易的國家和地區眾多、貿易商品豐富以及市舶貿易的主流地位,成為雙方海貿的主要特點。海上航線的開闢和成熟,進一步促進了雙方航海貿易的繁榮。

宋代以前，海外貿易的主要形式是朝貢貿易，統治者都是抱著懷柔撫遠的態度，只是坐等外國貢使來朝貿易。宋朝特殊的歷史背景，使統治者轉變了對外貿易的態度，更多的用經濟的眼光來看待對外貿易，把海外貿易作為增加財政收入的一種手段。在宋代商品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和國家政策的鼓勵下，宋代民間海商大量崛起，而且在宋朝的對外貿易中發揮著主導作用。宋代民間海商們憑藉領先的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能，積極的走出國門活躍於東西方間的海上貿易，打破了阿拉伯商人壟斷海上貿易的局面。

1. 舶商及其經營方式

宋朝商品經濟的繁榮，也促使人民的思想觀念發生了轉變，人民放棄了農本商末的陳舊思想，商品經濟的觀念深入人心。尤其是東南沿海地區，瀕臨海洋良好的地理優勢，出海經商獲利成為沿海人民謀生的另一條出路。宋朝政府承認了民間私人海外貿易的合法性。並且制定了海商的管理條例：商船臨行前，海商必須向市舶司呈報所有船員的姓名、所載貨物的數量以及所去的地點，並由所在州中富戶三人作保。經檢查船中沒有夾帶兵器和其它各種違禁物品後，市舶司才發給公憑。凡是沒有申請公憑而私自出海的海商，一經發現都要受到程度不等的處罰。雖然對海商的限制很多，但使海商有了合法的身份，不用像以往那樣冒違法的風險從事走私。這也使兩宋時期民間海商大量湧現。

民間海商的來源很廣，他們出於不同的原因從事海外貿易，但有一點是一致的，那就是海外貿易獲利豐厚。他們中有的家財殷實，但在高額利潤的誘惑下，不惜放棄富足的生活，離開家人，出海經商。如臨安人王彥太，“家甚富有，華屋頤指如意，忽議航南海，營舶貨舟楫。”有白手起家，因從事海外而成為鉅商大賈的，如“泉州楊客，為海賈十餘年，致資二萬萬。”有僧侶還俗後，以海外貿易為業的，如溫州瑞安的王居常，原為道士，後還俗常泛海于山東。“杭僧有淨源者，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牟利。”還有出身牙儈的健康鉅商楊二郎，轉行為海商“數販南海，往來十餘年，累資千萬。”其中為數最多的還是沿海地區失去土地的貧苦農民。他們資歷微薄，根本負擔不起自己造船或租船的高額費用，只能搭乘鉅商的船舶，環境極其艱苦。朱彧在《萍洲可談》中描述：“舶船深闊各數十丈，商人分佔貯貨，人得數尺許，下以貯物，夜臥其上。貨多陶器，大小相套，無少隙地。”

海外貿易的收益是豐厚的，但從事海外貿易要承受的風險同樣是巨大的。宋代海商的航海技能有了很大提高，可是面對海上惡劣的自然環境還是顯得無所適從。在加上當時海外貿易的範圍進一步擴大，遠航貿易地形複雜，暗礁隱沒，有時還會遇上颶風的襲擊，這些都給海上航行造成了很大的威脅，令海商們防不勝防。海商們出海遇難的例子也屢見不鮮。“溫州鉅商張願，世為海賈，往來數十年未嘗失。時紹興七年，因涉大洋遭風漂其船不知所屆。”還有泉州僧本偁講述：“其表兄為海賈，欲往三佛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法當南行三日而東，否則值焦上。船必糜碎。此人行時偶風迅，船駛既二日半，意其當轉而東，即回柁，然已無及，遂落焦上，一舟盡溺。”海王三的父親“賈泉南，航巨浸，為風濤破舟，同載數十人俱溺。”海難中的幸運者能得一木，飄到海島上，險象環生，但多數海商遇難後都是葬身海外。除了海上惡劣自然環境對海商構成威脅外，還可能碰到意想不到的人為因素，最典型的莫過於遇上海盜了。宣和年間，“明州昌華人有為海商．至巨島泊舟．數人登岸伐薪．為島人所覺遽歸”因此，海商們經常說：“船大人眾則敢往，海外多盜賊,且掠詣其國者。”海上島嶼居住的外族人與宋人語言不通，看來遇難後飄到島上的海商也是生死未卜。

航海的風險如此之大，宋代廣大海商們卻不惜冒著生命危險，航行於險象環生的海外經營舶貨貿易。有些海商從事這項事業數十年，有的甚至世代都是海商。這些海商不僅是為了追求豐厚的利潤，更多的是有一種勇於冒險的精神。為了降低海上貿易的危險，海商們互相聯合、互相協共同作經營海外貿易。南宋時期福州長樂縣鉅商陳公任同眾海商張世顯、何仲立、仲濟十餘人商量：“福清東牆莫少俞治船，欲以四月往浙江，可共買布同發。”鉅商們相約聯合出航，肯定不是因為資金不足而採取資本聯合的經營方式，只是為了在航行中能夠相互幫助減少風險。中小海商們採取聯合經營的更為多見，他們“或是鄉人，或是知識，海上之民無不與之相熟。”與鉅商大賈相比，中小海商們資金匱乏，他們多采取資本聯合的方式將“錢附搭其船，轉相結托，以買番貨而歸，少或十貫，多或百貫，常獲數倍之貨。愚民但知貪利，何撣而不為者。”中小海商以十貫或百貫錢小本錢出資，也能獲數倍之利，這就是即使風險再大，海商們還是趨之若鶩冒險經營的原因。

2. 官員及其經營方式

海外貿利潤巨大，東南沿海地區人民因從事海外貿易而致富，這也激起了一些官員們貪婪的慾望，所謂“南海饒寶貸，為吏者多貪聲”。他們不肯袖手旁觀，也紛紛加入海商的隊伍。官吏握有重權領取官府的俸祿，還要經營商業與民爭利，這是歷代政府所限制的。宋朝政府也明確規定：“食祿之家，不許與民爭利。”不許官員經營海外貿易或私買舶商貨物。但這也阻止不了官員們追逐利潤的慾望。泛海貿易有很大的風險，官員們大都身兼要職公務纏身，親自從事泛海貿易有諸多不便。為了掩人耳目，官員們很少親自出從事海外貿易。隨著商品經濟的發達，宋代產生了新的商業經營方式。不親自從商的官員們也利用這種新的經營方式為自己斂財。他們常用的一種方式是委託經營，即代理經營，是委託者不能夠或者沒有必要親自主持經營，從而把經營權讓渡給經營者即受託者。受委託者一般是本身具有經營才幹但缺乏資本的平民，或是官員們熟識的親信下屬等。官員們和受委託人之間是一種僱傭和被僱傭的關係。即官員們自己出資，僱傭他人代替自己經營海外貿易。對於這種行為政府有嚴格的禁令：“內外文武官僚敢遣親信於化外販鬻者，所在以姓名聞。”但海外貿易獲利豐厚，使這種行為不能遏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南宋將領張俊以五十萬資助老卒，“乃造鉅艦，及其華麗。市美女能歌舞音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奇玩珍羞佳果及黃白之器。募紫衣吏軒昂閒雅若書司、客將者十數輩，卒徒百人。樂飲逾月忽飄然浮海去，逾歲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獲利幾十倍。”另一種方式是聯合經營。官員們不獨立負擔海外貿易的盈虧，以入股的形式，與泛海貿易的民間海商們聯合出資，分享利潤。淳熙五年，泉州人王元懋“使行錢吳大作綱首，凡火長之屬一圖帳者三十八人，同舟泛洋，一去十載。以十五年七月還，次惠州羅浮山南，獲息數十倍。”真宗時官員張鑑“以貲付海賈，往來貿市。”海外貿易是較大規模的商業活動，航程遠，歷時長，聯合經營可以互相分擔資金和風險。

沿海地區的一些市舶官員和地方官們還參與舶貨的銷售。泛海回航的商船靠岸後，貨物抽解的過程中，這些官員們就利用職權低價強買海商的舶貨，然後再高價賣出，從中獲利。官吏們的這種行為嚴重擾亂了舶貨市場的經濟秩序。對此政府三令五申：“凡知州、通判、官吏並舶司、使臣等，毋得市蕃商香藥、禁物。”從禁令中可以看出市舶官員們私自購買的舶貨中也不乏政府專賣的香藥等禁物，可想其獲利之厚。海外貿易這種較大規模的商業活動，需要雄厚的資本作為前提，平民百姓很少具備這種財力。而享有政府俸祿的官員們多資產雄厚。他們通過出資僱傭或與民間海商資本聯合的方式，積極參與海外貿易的投資，更有利於海外貿易的發展。但是對於那些利用職權惡意欺詐的行為，既損害了民間海商的利益，也擾亂了市場經濟秩序的行為，政府也專門規定：“舶至，抽解和買入官外，違法抑買，許蕃商越訴，計贓坐罪。”制裁也是很嚴格的。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航海經濟最發達的時期，為了適應遠洋航海的需要，在指南針和航海星圖就誕生了。根據宋朝《萍州可談》、《夢溪筆談》等著作描述，航海者都會隨身攜帶各種樣式的指南針，有用蠶絲懸掛磁鐵的，有把磁針懸浮在水上的，還有鑲嵌在海圖上組裝的，總之應用是非常廣泛。雖然大家都說東漢蔡倫發明了造紙術，但事實上西漢時造紙就已經出現了，不過成本一直非常高。真正發揚光大則是在南宋，南宋的紙做的非常薄、軟、輕、細，價格也非常低廉，甚至已經有了可以用來印刷鈔票的高質量紙張。

一句話總結，宋朝航海經濟官方提倡，高度發達。以下從三個方面來介紹宋朝航海經濟。

造船和航海技術高度發達

宋代已經掌握了高超的造船和航海技術，首先宋代時已經發明瞭水密艙，可以保證遠航時不會因為某幾個船艙進水而沉默。另外還有平衡舵技術，可以適應深海航行和淺水灣停泊。用於航海的大船可以容納千人以上，可以進行長達經年的遠洋航海。

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雲，柂長數丈，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豢豕釀酒其中，置死生於度外。...又大食國更越西海，至木蘭皮國，則其舟又加大矣。一舟容千人，舟上有機杼市井，或不遇便風，則數年而後達，非甚巨舟，不可至也。

同時宋朝羅盤技術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可以計算航線，繪製航海地圖，即“海圖”。

高度開放港口，對外主動招商

不同於後世的明朝海禁，清朝自絕於國際貿易，宋朝是十分提倡海上貿易的。甚至官方會派出使者招商，發展海外貿易。如果民間商人在海外招商獲得巨大成國，還可以向政府申請官職，政府一般也會欣然批准。每年海外貿易結算後，政府還會撥付鉅款宴請海外客商，邀請他們明年再來中國開展貿易。

遣內侍八人齎敕書金帛分四綱，各往海南諸蕃國，勾招進奉，博買香藥、犀牙、真珠、龍腦。每綱齎空名詔書三道，於所至各處賜之。 市舶之利頗助國用依循舊法，以招徠遠人

同時，宋朝整個海岸線，從北至南基本全面開放國際貿易。廣州港和泉州港是當時聞名世界的大港口。官方在沿海大港口設定“市舶司”，在小港口設定“市舶務”，專職管理海外貿易，類似現在的海關。

默許小規模走私的同時，大力打擊海盜

海上貿易的興起必然會隨之誕生兩個難題，一是走私，二是海盜。當時的政府對這兩者採取了不同的處置措施。

一方面，政府並沒有因為沿海小商販蔚然的走私風氣而嚴厲打擊走私活動，因為宋代官方認為這樣會影響貿易大環境和經濟活力。另一方面又大力打擊海盜，基本採取零容忍，在大港口廣州港和泉州港都設定了巡檢司，用來護送往來商隊，擊退海盜。

結語：隨著海上貿易的興盛，根據記載，進出口貿易總額在北宋末超過2300萬貫，在南宋紹興晚年接近3800萬貫，藏富於民的同時，宋朝政府也從鉅額貿易中獲得了大量的稅收。

宋代的海上貿易，也別是南宋以後，幾乎成了王朝的經濟支柱。

早在唐代，中國的海洋事業就一度相當繁榮，宋朝建立後，在國家政策的鼓勵和生活環境相對穩定的大趨勢下，宋代的造船業較之唐，更加蓬勃發展。

一、宋代的造船技術

在宋代，很多地方都設立了造船廠、造船坊，特別是東南沿海的廣州、泉州、明州、溫州以及杭州等地都形成了製造海船的重要基地。宋代的造船、修船以及開始使用船塢、並創造運用滑道下水的方法。

宋代舟船的製造不但數量多，而且質量高，這又推動著航海事業的發展。宋朝的造船業比前朝更具特色：船體巍峨高大，結構更加堅固，行船工具更趨完善，裝修更為華美。

宋船頭小，尖底呈V字形，便於破浪前行，身扁寬、體高大，吃水深，受到橫向狂風襲擊仍很穩定；同時，結構堅固，船體有密封隔艙，加強了安全性。底板和舷側板分別採用兩重或三重大板結構，穿上多檣多帆，便於使用多面風。大船上又有設有小船，遇到緊急情況可以救生、搶險。每隻船上都有大小兩個錨，行船中也有探水裝置，這些極適合於遠洋航行。

宋代所造一般的海舶叫“客舟”，“長十餘丈，深三丈，闊二丈五尺，可載二千斛慄”，“每舟蒿師水手可六十人”。內部有獨特的水密艙構造。客舟分三個艙：前已艙底作為爐灶與安放水櫃之用，中艙分為四室，後艙高一丈餘，四壁有窗戶。

比客舟更大的是“神舟”，比之大很多。1078年宋神宗派使臣安燾、陳睦往聘高麗，曾命人在明州建兩艘大海舶，第一艘賜名“凌海虛致遠安濟神舟”，第二艘賜名“靈飛順濟神舟”，自浙江定海出洋到達高麗。

1123年，宋徽宗再次派使臣去高麗，又在明州建造兩艘巨型海舶。據史載，它們：“巍如高山，浮動波上，錦帆首，屈服蛟螭”。到達高麗後，高麗人民“傾城聳觀”，“歡呼嘉嘆”。

“神舟”大的達到了五千料，五六百人的運載量，中等一千料至二千料，也可以載二三百人。

二、宋代的海貿政策

在有了造船技術和指南針在航海上的運用的技術保障和路路貿易擁塞的前提下，宋朝統治者針對所面臨的環境，採取了一系列有利於海上貿易發展的政策。

971年，宋朝沿用唐朝開元年間所設立的市舶司制度，在廣州設立市舶司，後再杭州也設此機構。廣州、杭州二市舶司掌管嶺南及兩浙路各港對外航海貿易收稅等事務。後又在明州設司、廣州、杭州、明州合稱“三司”。之後又在泉州和密州板橋鎮（山東膠縣）設了兩個市舶司。

到南宋時，除密州歸入金國版圖，其他市舶機構仍存在。廣州、泉州二市舶司較為穩定，成為發展航海貿易的重要機構。宋代市舶司類似近代海關，商船除害必須先呈報市舶司領取公憑才能啟行；外國商船到達港口必先報告市舶司，由其派人上船檢查，徵收其貨物的十分之一作為進口稅收，被稱作“抽分”。

抽取的貨物解送京城上解國庫叫“抽解”，是政府的重要財政收入。另外還規定了10種貨物為禁榷物（禁止民間私自買賣的貨物），即玳瑁、象牙、犀牛角、鑌鐵、皮（也可能包含鱷魚皮）、珊瑚、瑪瑙、乳香、紫礦、銅礦石，全部由市舶司機構收購。

其他的貨物也收買一部分，總稱為“博買”。抽分是一種實物稅收，博買則是帶有強制性限價收購性質的一種變相市舶稅。這些貨物一律送交到中央政府充實國庫，對宋朝的財政經濟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甚至一度達到佔宋朝一年財政收入的二十分之一。

為了進一步加快運洋船舶的週轉率，增加海運收入，南宋朝廷於1164年制定了“饒稅”政策，規定：

“若在五年內回舶，與優饒抽稅之；如滿一年，不在饒稅之限；滿一年以上，許從本司追究。” ——《宋史·食貨志》

南宋還針對市舶司的官員制定了有關的獎懲制度，能招徠外商的升官，影響海外貿易的則降職處理。

一、宋代海貿航線

宋代進出口海外的貨物較之前代也有了極大地豐富，這無疑又為宋代的經濟繁榮增添了一塊重要砝碼。據史載，宋代進出口貨物達410種以上，按性質可分為寶物、布匹、香貨、皮貨、雜貨、藥材等，單是進口香料，其名色就不下百種。進出口的還有不同的來源和市場、如南海地區主要進口香料、寶物、皮貨、食品；精製的典籍主要銷往高麗和日本。

當時，海上貿易的主要航線有：1、廣州（或泉州）至三佛齊（蘇門答臘東南）。三佛齊在宋時是東南亞海上強國，扼新加坡海峽東南處海口，成為東西方遠洋航船產品集散地，也是中國與南海交往必經的停泊點。

2、廣州（或泉州）至婆（婆露國）。宋代時候的婆的富饒超過了三佛齊，是胡椒的集散地。宋朝以絲綢品、茶、瓷器、鐵器、農具等和婆的檀香、茴香、犀角、珍珠、水晶、胡椒等進行貿易。

3、廣州（或泉州）至藍裡、故臨。藍裡位於蘇門答臘西北端達亞齊，扼孟加拉語馬六甲水道相交處，地當太平洋與印度洋要衝，東西方遠洋航船必經之咽喉要地，盛產象牙、蘇木等。

4、廣州（或泉州）經藍裡、故臨至大食（阿拉伯帝國）。基本是沿唐代的“廣州通海夷道”至波斯灣。阿拉伯首都巴格達是國際貿易中心，中國把絲織品，瓷器、紙張、麝香等運至阿拉伯，再運回香料、藥材、犀角、珠玉等。

5、廣州（或泉州）經藍裡、橫跨印度洋至東非。宋代羅盤針運用於航海，使中國海船建造水平及航海水平都打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處於世界前列。唐末以後，阿拉伯人東來多搭乘中國海船直航廣州，安全可靠。至宋代，往來於西方航路上的幾乎全是中國船，宋代開闢至阿拉伯與東非的航線標誌著古代中國航海事業已達到繁榮時期。

6、對日、對高麗貿易航線。北宋時，正當日本藤原氏執政全盛時期，對北宋採取閉關政策，所以只有北宋一方的對日航海貿易活動。北宋、南宋時對日航線都是從明州觸發，橫渡東海，到達日本值嘉島再轉航至博多港。

到南宋時，日本平氏家族平清盛當政，直接控制大宰府（日本對外貿易機構），鼓勵並壟斷了與宋朝的海上貿易，一改北宋以來中船隻獨往的局面，恢復了中日海船交相往來的海上貿易盛況。

宋代對高麗主要有兩條航線，北線：從山東萊州觸發，橫渡黃海，到北韓半島西南海岸的甕津，南線：從明州觸發至北韓西岸禮成江碧瀾亭。宋代高麗遣宋使有57次之多，宋使往高麗達30次。兩國間貿易起初時雙方官府透過朝貢和特賜的方式進行，後來才逐漸發展為民間貿易。

總結

正是這樣興盛的海上貿易，才使得兩宋、尤其是南宋能夠在外敵襲擾不斷、疆土步步南縮、貨幣連年上供的外部環境下，依然保持著興旺與繁榮。

據《宋史·食貨志》記載，1049年，“入一億二千六百二十五萬一千九百六十四”，其中30%來自農業稅收，另外70%來自商業稅，而在這70%之中，海上貿易的稅收又佔了很大一部分的比重，這表明海上貿易其實就是宋朝經濟沒有崩潰的重要原因。

宋代海上貿易的繁榮在整個中國封建社會時期都處於巔峰時期，這與其商品經濟的發達有著密切的聯絡。雖說兩宋國力遠不如漢唐那樣雄厚，但這也是僅指陸地而言。宋代統治者重視海洋的程度，已經達到封建社會的定點，氣候的元明清都未能企及這個高度。

宋朝的航海經濟怎麼樣？我想題主的意思應該是宋代的海外貿易情況。其實，中國與海外各國的貿易，從秦漢開始便已比較發達了，而到了宋代可以說是高度發達的時期。其主要表現為：與海外各國貿易範圍擴大，對外貿易港口不斷增加，貿易的商品種類和數量都大大增加。

首先來說貿易範圍。據史書記載，與宋代有貿易往來的國家有50多個，這些國家統稱為南海諸國。南海諸國中包括東南亞諸國，如三佛齊、渤泥等國，還有交趾、占城、真臘、吉蘭丹等國，然後過麻六甲，到印度洋，有“西天諸國”，過了“西天諸國”便是大食諸國，最遠能到達非洲東岸的許多國家。再加上高麗和日本，可以說宋代海外貿易範圍是前無古人的。

再說貿易裝備。宋代海外貿易之所以這麼發達，與其發達的航海裝備和技術有很大的關係，在當時中國製造的船隻以堅實而聞名於世，不僅如此，當時中國的航海技術也最發達，史書上這樣寫道“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則觀指南針”，這是世界航海史上最早使用指南針的記載，正是靠著堅實的船隻和指南針的運用，才使得宋代的海上貿易格外發達。

第三，說說貿易管理方面。為了管理海外貿易，宋代繼承了唐代的做法，在港口設立市舶司進行管理。北宋的市舶司有廣州、福州、杭州、明州、密州板橋鎮五處，南宋則有廣南、福建和兩浙三處，這些地方都是當時重要的貿易港口。當然了，對於海外貿易宋代還制定了許多規章制定來規範管理，可見政府都海外貿易的重視。

總之，宋代的海外貿易格外發達，對當時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當然了，海外貿易也導致了宋帶銅錢的外流，這點對當時經濟的發展是有一定的危害的。

航海經濟的主角，當屬宋代

一、前所未有的支援航海貿易

與以往朝代比較，海外貿易範圍更加擴大，港口增多，進出口商品的數量和品種大幅度增加。更為突出的是有專門的政府機構管理——市舶司，鼓勵海外貿易。

二、統治者支援航海貿易：都是因為可觀的財政收入

從宋太祖開始，統治者都極為支援航海貿易，都是因為國家能從海外貿易中獲得豐富的財政收入。

三、宋代海商成為海外貿易的主角

宋代航海事業的發達，很大程度上說明古代“絲綢之路”的重心已經轉為東南海道，當時廣州就成為第一大貿易港口。北宋開始航海技術逐漸發達，比如海船就已經使用指南針測定航向，中國航船成為了中外海上貿易的主要運輸工具。

宋代航海經濟的繁榮前所未有，成為時代的主角，但是卻沒有因為這一繁榮挽救積弱積貧的頹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