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提問者描述，絕對是一個黑南陽論的人物。此描述中沒提半點襄陽論的有力證據，反而一味攻擊南陽論。我就以提問者所提二部史書來論證。

一、《史記》載:秦昭王26年，當時的南陽小鎮被合併入宛城，昭王27年公子芾入住宛城，“宛同時兼南陽之名。昭王35年，秦始設南陽郡"。清楚說明宛同時叫南陽並不因郡名而得。反而是因南陽而被命名為南陽郡。駁斥了襄陽說所說的，宛城在隋朝才被叫做南陽的謬論。

二，《資治通鑑》記:“建安初，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看清楚是襄陽隆中，而不是南陽鄧縣隆中，說明與南陽鄧縣無牽連。史書記載都是以事件當時的區劃，再附註著書時代的地名名稱，這是寫史的基本常識。這個常識一般人不清楚，但歷史學者都清楚。充分的說明當時的隆中，為襄陽地界，與南陽鄧縣無半點關係。諸葛亮所說的是“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而不是躬耕於襄陽。

另外，建安初，諸葛亮隨叔父到荊州寓居，叔父死後於建安三年開始躬耕養家。諸葛亮屬寄養在叔父家中，其叔父亡後，諸葛亮不可能會分得叔父家產，這是常識。無錢的諸葛亮不可能再結交權貴，他所結交的權貴，應在其叔父活著年代，只有無腦之人，才會臆淫其躬耕時代，去結交權貴的歪理。

由此我們看出以上兩本史書，都沒有支援襄陽論的論述，提問之人口喊正義，卻思想偏激。

一、你用的是東漢、三國，還是東晉的行政區劃？

1、如果你用的是東晉行政區劃，那麼

（1）東晉鄧縣屬不屬於南陽郡（國）？

（2）東晉南陽郡（國）能否飛過義陽郡的棘陽、新野、蔡陽、鄧縣，襄陽郡的鄧城、樊城、山都、漢江，管轄隆中？

2、如果你用三國行政區劃，請問:三國南陽郡能否跨越襄陽郡的樊城、鄧城、山都、漢江，管轄隆中？

3、如果你用東漢行政區劃，那麼:

（1）襄陽為何不能管轄"城西二十里"的"隆中"？一方諸侯劉表竟然這麼懦弱？

（2）南陽郡為何能跨越漢江、跨越萬山，管轄隆中？

（3）南郡中廬為何不能管轄隆中？一馬平川啊！

二、矛盾的習鑿齒

1、你還說過"秦兼天下，自漢以北是南陽，自漢以南是南郡"（《漢晉春秋》），請問:隆中在哪裡？在漢江以北嗎？

2、你在《襄陽記》中說"襄陽有孔明故宅"，請問:隆中到底屬於哪裡？

三、篡改《出師表》的習鑿齒

諸葛亮在《出師表》裡言"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先帝……三顧臣於草廬之中"，

習鑿齒在《漢晉春秋》言"亮家於南陽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

習鑿齒在《襄陽記》言"襄陽有孔明故宅"

1、你說的"亮家"和諸葛亮說的"躬耕地"是不是一個概念？

2、你說的"南陽鄧縣"和諸葛亮說的"南陽"是不是一個概念？

3、你說的"宅院"是不是諸葛亮說的"草廬"？

4、你為何說"號曰隆中"？請解釋"號曰"？

四、問襄樊人

1、習鑿齒說"躬耕隆中"了嗎？

2、即便習鑿齒無誤，他的"話"能否作為"躬耕隆中"的鐵證？

3、你們隆中景區為何沒有一塊石碑，刻上諸葛亮說的"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

4、為何東晉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記載諸葛亮時，用的是東漢行政區劃？而北宋司馬光著《資治通鑑》記載諸葛亮時，用的是北宋行政區劃？

首先要清楚的是，基本上諸葛亮與南陽關係的史料，很多都有“躬耕”、“草廬”這些躬耕地的關鍵字眼。如《出師表》"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嚴從的《擬三國名臣贊序》“先主之跡遠播於汶隅，孔明躬耕南陽，盤桓待主。劉禹錫中《陋室銘》曰：“南陽諸葛廬，西蜀子云亭”等。

而涉及諸葛亮與隆中的史料中十有八九沒有“躬耕”、“草廬”這些關鍵的字眼。因為在南宋以前，諸葛亮在南陽躬耕，在隆中求學，這是很清楚的。例如《魏略》：“諸葛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穎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俱遊學。”司馬光《資治通鑑》“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就連襄陽方面認定鐵證的《漢晉春秋》也只是說:“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

之所以後來會出現諸葛亮躬耕地的爭論，是因為在宋金對峙時期，諸葛亮的躬耕地南陽己經被金人控制，南宋只能到諸葛亮的學習地隆中去拜謁。加上諸葛亮躬耕地有特殊的歷史意義，久而久之，有些人就將隆中附會為諸葛亮的躬耕之地。但當時的人還是很清楚諸葛亮的躬耕地是南陽，比如岳飛，岳飛北伐中原，班師路過南陽武侯祠，曾在武侯祠內書寫諸葛亮《出師表》以銘志。

死無對證，造成躬耕地之爭從古辯到今，目前仍無定論。

不管是《史記》或者《資治通鑑》，均沒有指明躬耕地在何方，只點明襄陽是故居(曾經在那裡住過的地方)。

所以，現在專家學者和主流媒體都持一地兩是的觀點:

即躬耕地絕對是南陽，這個南陽可能是指襄陽隆中，也可能是指南陽臥龍崗。

人教版和影視劇把南陽解釋成襄陽一帶;北師大版和歷代皇帝把南陽看做正統，臥龍崗是躬耕聖地。

來看看真真的史料：

最早記載

一、最早記載諸葛亮生平事蹟的是西晉史學家陳壽的《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傳曰：“亮早孤，從父玄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治所在襄陽）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諸葛亮出山之前的活動軌跡一直在荊州牧劉表附近，躬耕時和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交往，當時他們都在襄陽學習。相反，諸葛亮傳中除了諸葛亮說了句“以向宛洛”以外，沒有提到半點宛城，諸葛亮的活動範圍也離宛城幾百裡。　　

二、最早明確記載諸葛亮躬耕地的著作是晉王隱（陳郡陳縣人，今河南淮陽人）的《蜀記》。《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裴松之注引《蜀記》曰：“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閭，命太傅掾犍為李興為文曰：‘天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殞其夕。……今我來思，覿爾故墟’”。　　明顯提到“至隆中，觀亮故宅”，和“昔爾之隱，卜惟此宅”很明白的指出隆中就是他家，也是當時躬耕的地方。另外《晉書 劉弘傳 陶侃傳 李密傳》裡都對這段的歷史背景有所記載，包括《資治通鑑》，很明顯永興中劉弘駐的是襄陽（南陽說領軍人物、博物館副館長張曉剛撰文故意篡改史料說劉弘當時駐宛，令人不齒）　　石小生對此腦洞大開，寫了4片臭文，妄圖顛覆至隆中，觀亮故宅的史事。下面是他的雷語：　　1、傳所謂伏龍、鳳雛，正在於此，亦隆中也。該碑文也可作為上述推測的一個輔證。(傳字很重要)　　2、當然，上述幾點都只是推測，沒有任何直接證據，後世的碑文只能參考，不能作為定論的證據。但“南陽說”的解釋顯然比“襄陽說”的祭拜兩段論和“沔之陽”即為隆中的解釋更靠譜些。（亦隆中比真正的隆中更靠譜？）　　3、《河南等處承宣佈政使為乞賜祀典題額》碑有：…. 亦隆中也。 在西晉以前襄陽附近沒有“隆山”、“隆中”的地名。（小生該不會想的是西晉比《河南等處承宣佈政使為乞賜祀典題額》碑時代晚吧？）　　4、劉弘“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的祭祀活動與勉縣一帶武侯遺蹟的地理方位十分接近。（他忘了“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之後的“惜爾之隱，卜唯此宅”吧，想把三顧地也搬到定軍山去吧）　　5、至此，對《蜀記》“沔之陽”的解讀就有了隆中、南陽、勉縣三種說法了，應該說三種說法都不能以現有史料肯定“於沔之陽”為其中之一地。依我之見，三說中勉縣說為五成，南陽說為三成，襄陽說僅兩成矣。當然，這只是個人看法（全靠猜測，個人看法就成了五成、三成、兩成。不知道他這比例得來的。考證劉弘至隆中，竟然通篇不引用有關劉弘的歷史記載。）　　6、“隆中”一名開始出現在一些野史之中：《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引東晉王隱的《蜀記》曰：“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在他的眼裡《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裴松之注、《漢晉春秋》、《太平御覽》、《水經注》、《晉書》、《資治通鑑》...都是野史，但好像他忘了臥龍崗到元代才和諸葛亮因“傳”才聯絡的，之前沒一個“野史”記載）　　7、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小生考證這件事竟然通篇忘了主角劉弘，對晉永興中劉弘動向不加任何考證！！！　　8、這些記載表明，劉弘這次奉“天子命我”的官祭，如不去諸葛亮葬身之處的沔陽武侯祠，而去他年輕時的尚無任何紀念場所的隱居、躬耕之地尋訪舊宅，是不可思議的。（他又忘了“至隆中，觀亮故宅”！！胡扯把觀亮故宅說成去諸葛亮葬身之處，這是多大的BUG啊？ 奉“天子命我”的官祭，竟然碣文通篇不提“官祭”之事）　　小生的腦洞是多麼的發達啊，僅僅依靠一句話就杜撰出幾篇長文，可他忘了碣文後面的內容，忘了前後照應。想想也正常，他前面撒的謊，後面要不斷的去圓謊，怎麼能不出差錯呢？　

　三、是東晉著名史學家xi鑿齒（襄陽人）。習鑿齒在其著作《漢晉春秋》中說：先主見諸葛亮於隆中。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這和諸葛亮自稱“躬耕南陽”並無矛盾）他在其著作《襄陽耆舊記》中說：“龐德公，襄陽人，居沔水上……諸葛孔明每至其家，獨拜公於床下，公初不令止。”　　“先賢傳雲：‘鄉里舊語，目諸葛孔明為臥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水鏡，皆德公之題也。’其子山民，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小姊，為魏黃門吏部郎，早卒”。　　“黃承彥，高爽開列，為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為笑樂，鄉里為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　　對於xi鑿齒如此詳細、明白的記載，是躬耕臥龍崗說永遠的噩夢。於是他們杜撰了：《晉書 習鑿齒傳》中有此文字記載:“齒好著述,而文辭散亂,矛盾相沖。其書意可觀者,皆父兄所代,文體混漫,羞澀難解者,齒之撰也。”故意抹黑xi鑿齒，妄圖顛覆躬耕隆中說。但是《晉書 習鑿齒傳》並沒有這樣的記載，相反全是對習鑿齒的稱讚：　　鑿齒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　　尋而襄鄧反正，朝廷欲徵鑿齒，使典國史，會卒，不果。　　彥威跡淪寇壤，逡巡於偽國　　另外《晉書 習鑿齒傳》中也記載了（桓）溫弟秘亦有才氣，素與（習）鑿齒相親善。鑿齒即罷郡歸，與秘書曰：‘吾以去（年）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歡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北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　　從另一個側面證明習鑿齒關於亮家的描述非虛。　

　四、北魏酈道元《水經注》說：“沔水又東逕樂山北，昔諸葛亮好為《梁甫吟》，每所登遊，故俗以樂山為名。沔水又東逕隆中，歷孔明舊宅北。亮語劉禪雲：‘先帝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即此宅也。車騎沛國劉季和之鎮襄陽也，與犍為人李安共觀此宅，命安作《宅銘》雲：‘天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後六十餘年，永平之五年，xi鑿齒又為其宅銘焉”。　　……　　之後還有很多，包括《資治通鑑》等在內的歷史典籍都承認“亮家在隆中”“躬耕在隆中”，一直到現代，並沒有任何文獻，任何人對上述文獻表示反對。就在一二十年前，南陽說的幾個代表人物杜撰史料，猜測臆測，只對襄陽說的證據挑刺，不拿自己的證據，說以上史料有誤。妄圖混淆視聽，顛倒是非，弄假成真，但史實是改變不了的，這樣的人只會令人不齒，遺臭萬年！！

再

諸葛亮躬耕地望問題，也是近二十年來諸葛亮研究中的一個熱門話題。似有必要回顧一下南陽襄陽之爭的來龍去脈。　　南陽襄陽之爭，從無到有，到爭執不下，到暫時平息，到共識，到風雲再起，到激烈，到白熱化，到難於止息……已經六百餘年了。回顧歷史，預測未來，告訴今人與後人，使之明白這個爭論的來龍去脈，箇中情由，當是《隆中志》書的一個責任和義務。至於說爭論的孰是孰非，其實歷史早有定論，不必要再多作贅述，這裡只是把這個爭論的來龍去脈提供給讀者。　　一、宋以前的歷史文獻明確記載，諸葛亮躬耕地在“隆中”，無“南陽說”。　　最早記載諸葛亮生平事蹟的是西晉史學家陳壽的《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傳曰：“亮早孤，從父玄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治所在襄陽）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　　“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亮答曰：‘……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　　“劉表長子琦（時住在荊州首府襄陽城），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遊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感悟，陰規出計”。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當時荊州所轄七郡之一，轄37城，郡的治所在宛縣。時“隆中”屬南陽郡鄧縣所轄），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　　“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治所襄陽），躬耕於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眾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　　從上述記載可以看出，諸葛亮的躬耕地只可能在當時荊州的首府襄陽附近，但在襄陽附近的什麼地方並不明確。　　最早明確記載諸葛亮躬耕地的著作是晉王隱（陳郡陳縣人，今河南淮陽人）的《蜀記》。《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裴松之注引《蜀記》曰：“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閭，命太傅掾犍為李興為文曰：‘天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殞其夕。……今我來思，覿爾故墟’”。　　接著是東晉著名史學家習鑿齒（襄陽人）。習鑿齒在其著作《漢晉春秋》中說：諸葛“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他在其著作《襄陽耆舊記》中說：“龐德公，襄陽人，居沔水上……諸葛孔明每至其家，獨拜公於床下，公初不令止。”　　“先賢傳雲：‘鄉里舊語，目諸葛孔明為臥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水鏡，皆德公之題也。’其子山民，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小姊，為魏黃門吏部郎，早卒”。　　“黃承彥，高爽開列，為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為笑樂，鄉里為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　　隨後是南北朝、唐、宋時期的文獻也都明確地記載諸葛亮躬耕地在隆中。　　南朝宋盛弘之《荊州記》說：“襄陽西北十里許，名為隆中，有諸葛孔明宅”。　　“宅西有三間屋，基跡極高，雲是孔明避水臺。先有人姓董，居之，滅門；後無復敢有住者”（轉摘自《太平御覽》卷180《居處部》8《宅》；卷177《居處部》5《臺》上）。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說：“沔水又東逕樂山北，昔諸葛亮好為《梁甫吟》，每所登遊，故俗以樂山為名。沔水又東逕隆中，歷孔明舊宅北。亮語劉禪雲：‘先帝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即此宅也。車騎沛國劉季和之鎮襄陽也，與犍為人李安共觀此宅，命安作《宅銘》雲：‘天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後六十餘年，永平之五年，習鑿齒又為其宅銘焉”。　　南朝梁鮑至《南雍州記》說：“隆中諸葛亮故宅有舊井一，今涸無水。盛弘之《記》雲：‘宅西有三間屋，基跡極高，雲是孔明避水臺。先有人姓董，居之，滅門；後無復敢有住者。齊建武中，有人修井，得一石枕，高一尺二寸，長九寸，獻晉安王。習鑿齒又為宅銘。今宅院見在’。”（轉摘自《太平御覽》卷177《居處部》5《臺》上）。　　唐房玄齡《晉書•習鑿齒傳》說：“（桓）溫弟秘亦有才氣，素與（習）鑿齒相親善。鑿齒即罷郡歸，與秘書曰：‘吾以去（年）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歡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北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　　《昭明文選》唐李善注引《荊州圖副》說：“鄧城舊縣西南一（十）裡，隔沔有諸葛亮宅，是劉備三顧處。劉歆七言詩曰：‘結構野草起室廬’”。　　唐徐堅等輯《初學記》（中華書局1962年版，卷8《山南道七》，第182頁）說：“葛井（襄陽記曰，峴山南八百步，西下百步，有習家魚池。荊州記曰，諸葛亮宅有井，深四丈餘，口廣一尺五寸，壘磚如初，已上襄州）”。　　唐吳從政《襄沔記》說：“（郡南），晉永興中，鎮南將軍、襄陽郡守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閭，使太傅掾犍為李興為文”。（轉摘自《太平御覽》卷180《居處部》8《宅》）　　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21《山南道》二，第529頁）說：“萬山，一名漢皋山，在（襄陽）縣西十一里。與南陽郡鄧縣分界處，古諺曰：‘襄陽無西’，言其界促進”。　　“劉琦臺，縣東三里。琦與諸葛亮登臺去梯言之所也”。　　“諸葛亮宅，在縣西北二十里”。　　唐孫樵《刻武侯碑陰》說：“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洎獻燼矣。武侯獨憤激不顧，收死灰於蜀，欲噓而再燃之，難乎為力哉！是以國稱用武歧、雍間，地不尺闊，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然也。夫以武侯之賢，寧靡籌其不可也？蓋激備隆中以天下託，不欲曲肱安谷，終兒女子乎，將馳驅死備志耶！由是核武侯之所為，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提卒數萬，綽綽乎去留，無我技者，是亦善為兵矣”（轉摘自《全唐文》卷795）。　　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45《山南東道四•襄州》）說：“諸葛亮宅，按蜀志雲，先帝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即此宅也。今有井，深四丈，廣尺五寸，迄今壘砌如初”。　　北宋王欽若等輯《冊府元龜》（卷308，第3635頁，中華書局1960年6月版）說：“蜀諸葛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家於南陽之鄧縣，號曰隆中。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先主詣亮，凡三往，乃見”。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65）說：“初，琅邪諸葛亮寓居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為信然。州平，烈之子也。”　　“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　　“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奸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　　“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諸葛亮每至德公家，獨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德公從子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惟德公與徽重之。德公嘗謂孔明為臥龍，士元為鳳雛，德操為水鏡；故德操與劉備語而稱之”。　　南宋李石《祭諸葛武侯廟祝文》說：“嗚呼！定中原之鹿、斬海上之鯨，可與共天下大事者，古今一人。……我生何艱，逢天不辰，恨不得親拜隆中而周旋談笑，邇公威德，直所望不能。郡守、刺史，何足辱侯之友而攀龍之鱗。憫禾黍之蕭條，悼江漢之淪湮，既無英雄可以聞倜儻之論，樵夫、漁父、酒卮、豚蹄，爭求媚於明神”。（摘自《四庫全書》之《方舟集》卷14）　　南宋鄭樵《諸葛亮傳》說：“諸葛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之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為泰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遂家於南陽之鄧縣，相距襄陽城西二十餘里，號曰隆中。躬耕壟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初，亮在荊州，與元直及汝南孟公威、潁川石廣元遊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晨夜抱膝長嘯，謂三人曰：‘卿諸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也。’三人問其所志，亮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邪！’及先主屯新野，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有伏龍、鳳雛。’先主問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時徐庶亦見先主，先主器之，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　　南宋張栻《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傳》說：“諸葛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早孤，從父玄依劉表，亮從玄來荊州。玄死，遂家於南陽隆中。幼與潁川徐元直及石廣元、孟公威遊學，三人務為精熟，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抱膝長嘯，而謂三子曰：‘卿等可至郡守、刺史也。’問其所志，但笑而不言。公威念鄉欲還，亮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耶！’逍遙而耕隴畝，好為《梁父吟》，時人莫測也。惟與庶及博陵崔州平友善而重龐德公，每獨拜床下，而德公亦稱之為‘臥龍’。沔南名士黃承彥謂亮：‘聞君擇婦，身有醜女，才堪相配。’亮許，即載送之。時人為之諺曰：‘莫學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　　“建安十二年，左將軍豫州牧劉玄德來荊州，訪世事於襄陽司馬德操。德操曰：‘腐儒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左將軍於新野，左將軍深器之，庶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左將軍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左將軍遂詣亮，凡三往，乃見”。　　南宋劉光祖《謁伏龍廟文》說：“維嘉定二年月日，朝議大夫右文殿修撰知襄陽軍府事充京西南路安撫使都總管劉光祖恭詣伏龍山威烈武陵（靈）仁濟王之祠，以清酌之奠，敢昭告於漢丞相忠武侯之神：　　維諸葛公，矯矯猶龍。躬耕南陽，高臥隆中。究厥抱膝，伊、呂比蹤。時非三代，炎運欲中（終）。姑謂管、樂，王圖霸功。誰其知之？有鹿門翁。拜翁床下，心敬高風。如彼子房，跪履益恭。維彼子房，功孰比隆？公非不能，而系所逢。昭烈大度，三顧始從。言踐道遠，志存數窮。拜表出師，涕泗橫縱。渭水秋咽，草廬夜空。嗚呼！興漢曰武，託孤曰忠。經千萬年，仰止彌崇。南國之紀，山川秀鍾。偶來自蜀，漢水撫封。皆公故國，祗謁遺宮。借公餘略，潛折敵衝。憚公德威，華夷所同。載祝襄人，永護柏松。尚享！”（轉摘自明正德年間所修《襄陽府志》卷19《藝文•祭文》）　　南宋王象之《輿地記勝》（卷82，中華書局1992年10月版。下同）第2653頁說：“萬山：元和郡縣誌雲，在襄陽西十一里，與南陽郡鄧縣分界”。　　第2654頁說：“蔡洲：在襄陽縣東北漢水中，後漢蔡居其上，因名。葛井：按荊州記雲諸葛亮宅有井。隆中：郡國志，縣西七里——漢晉春秋，諸葛亮家南陽，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蘇東坡‘隆中詩’雲：‘諸葛來西國，千年愛未衰，誰言襄陽野，生此萬乘師’。”　　第2657頁說：“作樂山：在襄陽縣西北二十里，荊州記雲，諸葛亮嘗登所居山作樂，又云習鑿齒隱遁之所。”　　第2658頁說：“獨樂山：盛弘之荊州記雲，鄧城西七里有獨樂山，諸葛亮常登此山作《梁父吟》。三顧門：諸葛亮雲，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自此門出故也。”　　第2661頁說：“學業堂：孔明讀書之所，謂之學業堂，在江之南。”　　南宋魏了翁《成都朝真觀記》說：“餘嘗考（諸葛武）侯之故宅蓋在隆中。然自謂有桑八百株、薄（四）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則成都亦有家也。”　　南宋鄭如橋《祭諸葛忠武侯文》說：“惟公挺生漢末，尚志隆中，忠肝義膽，妙算神功，擁膝長吟，不求聞達。三顧一起，捐身滅賊，兩朝開濟，三分定傾。伯仲伊、呂，詎管、樂論？天心去漢，渭濱星隕。天下奇才，誰然火井？棲神沔堧，巍巍定軍，忠魂英氣，昭映古今。吁嗟乎！惟公所罹，目擊神傷。何當翼佑，用奏清寧。僑也觀風，漢上莫遏。虔誠瀝酒陳詞，冀鑑冀歆！”（錄自《勉縣忠武祠墓誌》卷5）　　以上歷史文獻記載，都十分明確地說諸葛亮躬耕地在隆中，而且也十分明確地說東漢末隆中歸荊州南陽郡鄧縣所管轄。南陽當時是一個郡名。南陽在哪裡？猶如問河南、湖北在哪裡一樣，只是一個地理方位，並沒有說明具體的地點。所以當時說諸葛亮躬耕於南陽，史學家們都一致指出是在南陽鄧縣之隆中。從魏晉一直到宋代一千多年間根本沒有諸葛亮躬耕於“南陽城西七里臥龍岡”之一說。　　二、諸葛亮躬耕地在“南陽城西臥龍岡”之說的出現，始於元代至大年間。　　“南陽說”是怎麼出來的呢？它最早出現於元代。是由於南陽武侯祠和諸葛書院的修建才出現的。南陽臥龍岡武侯祠最早建於元代，元武宗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春動工建諸葛書院，至仁宗皇慶元年（公元1312年）秋建成，費時3年多。諸葛書院建成後，元代人程鉅夫代皇帝撰寫《敕修南陽諸葛書院碑》。明英宗正統二年（公元1437年），一個名叫康孔高的人首修《南陽府志》，將元代程鉅夫撰寫的這塊碑收在《南陽府志》卷11。這塊程氏碑文說：“臣謹按南陽城西七里，有岡阜隆然，隱起，曰‘臥龍岡’，有井，淵然渟深，曰‘諸葛井’者，相傳漢相忠武侯故居，民歲祀之。”這裡指明南陽臥龍岡“相傳”是“漢相忠武侯故居”。所謂“相傳”，是指民間傳說臥龍岡是諸葛亮故居，並沒有肯定就是。因為沒有確實的證據，所以，程鉅夫在給皇帝代書《敕修南陽諸葛書院碑》時沿用的是民間傳說，使用的是“相傳”語句。　　康孔高修的《南陽府志》卷11還收有一塊《漢丞相諸葛武侯廟碑》，未見碑文作者的名子。此碑說：“南陽治城西七里，而近有岡曰‘臥龍’，俗以為武侯隱居之所，前政卜地一區，起屋四楹，繪像而祠祀焉”。這裡說的是“俗以為武侯隱居之所”，仍然是指的民間傳說。因此，上述兩塊碑文都沒有肯定地說南陽臥龍岡是諸葛亮故居。但是，康孔高所修的《南陽府志》（計12卷）卻引詩文，錄王直撰寫《重修諸葛武侯祠記》，將上述兩碑所說的民間傳說臥龍岡是諸葛亮故居地附會為就是諸葛亮故居。將元代《敕修南陽諸葛武侯書院碑》文中，“相傳”“俗以為”的民間傳說，衍變為“諸葛武侯嘗居於此”。可是，康孔高的《南陽府志》畢竟還把元碑所載的傳說和他的詩文及祠祀肯定為隱居地同時並存在志中。　　直到明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河南等處承宣佈政使為乞賜祀典題額》，才以皇帝的名義確定所謂“臥龍岡是諸葛亮躬耕地”。“題額”雲：“南陽郡城西七里許，有阜隆然，綿亙四十餘里，名曰‘臥龍岡’，乃漢丞相忠武侯諸葛孔明躬耕地也”。從此，“南陽說”就出現了。

以上這些，再說看不懂，那真是認知問題了，要麼就是死皮賴臉不承認！

古代地理類的著作《水經注》《讀史方輿紀要》，對山川、河流等記敘詳細，對發生在當地的歷史事件也有記敘。兩部書記對隆中發生事件記載諸葛亮住此地，出山之前就在這。相反，對宛城附近的臥龍崗，隻字不提，前者可能當時還無其名，後者沒有諸葛亮在宛城附近事件！，所以無所記載了！

　《清一統志南陽府》一《山川》：“臥龍崗，在南陽縣西南七里。起自嵩山之南，綿亙數百里，至此截然而止。迴旋盤繞，相傳諸葛草廬在焉。”此指叔夜隱居地。（看清楚，是相傳）

請南陽拿臥龍崗半點史書記載來！不服來辯，請勿繞道！

最後看社科院結論：

1989年1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邀請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等北京地區各歷史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史學專家共27人，舉行了諸葛亮躬耕地學術論證會。3年後（1992年），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出具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舉行諸葛亮躬耕地問題專家論證會的結論意見》。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舉行諸葛亮躬耕地問題專家論證會的結論意見

近年來，國內有的報刊發表了一些關於諸葛亮躬耕地是在襄陽還是南陽的討論意見，並由此影響了國家有關職能部門的某些決策。這一情況，引起了史學界的關注。為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和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於1989年12月6日聯合邀請北京地區各歷史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史學專家共27人，舉行了諸葛亮躬耕地學術論證會。會上，大家一致認為：

一、歷代史籍文獻記載諸葛亮躬耕隱居之地在襄陽隆中是始終一致的；

二、東漢末年，南陽宛（今南陽市區）一帶戰亂頻仍，中原士人避亂荊州（襄陽）。劉備三顧茅廬時，宛屬曹操的地盤。荊州是劉表治所。諸葛亮的叔父同劉表是故交。因此，他和他的叔父只能住在荊州（襄陽），而絕不可能住在宛縣（今南陽市區）；

三、諸葛亮在襄陽結交了眾多的名士師友，他的親戚全都住在襄陽。諸葛亮的親友中，沒有一人住在南陽宛縣；

四、元代以前，今南陽市區沒有任何有關諸葛亮隱居的文獻記載和文物古蹟。元代以後，今南陽臥龍岡才出現了武侯祠紀念性建築；

五、諸葛亮躬耕地問題，在古今中外史學界，是一個沒有任何疑義的問題。所有有關三國史的論著，均認定諸葛亮躬耕隱居之地在襄陽城西20裡之隆中。在國務院1986年12月8日公佈第二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名單的檔案中，亦明確指出襄陽為“隆中諸葛亮故居”，而南陽則為“武侯祠”，這對兩處名勝地的內涵作了科學的表述。

鑑於以上理由，論證會一致認定諸葛亮躬耕地在襄陽隆中，而決不可能在今南陽市區臥龍岡。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章）

1992年7月5日

《資治通鑑》記載諸葛亮躬耕地問題考辯

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員 趙保佑

【核心提示】《資治通鑑》是北宋司馬光主編的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在中國官修史書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資治通鑑》有“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和“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的記載。那麼，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看待《資治通鑑》的這些記載呢？這些史料真的能將諸葛亮“躬耕南陽”理解成“躬耕於襄陽隆中”嗎？筆者仔細研讀《資治通鑑》中與之相關的部分後認為，《資治通鑑》的相關記載恰恰是“南陽說”的有利註腳。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沒有對諸葛亮“躬耕於南陽”做任何的否定和修正，反而將隆中的地理方位明確認定為“襄陽隆中”；明確將諸葛亮在這裡的活動定性為“寓居”而非“躬耕”；明確將諸葛亮與襄陽人士的往來的時間確定為諸葛亮“躬耕南陽”之前的“建安初”；同時，果斷擯棄和修訂了一些前世雜史似是而非和相互矛盾的記載，使之更接近歷史的真實。

關鍵詞：資治通鑑 司馬光 諸葛亮躬耕地 襄陽隆中

《資治通鑑》是北宋司馬光主編的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在中國官修史書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其史料價值自然也相當重要。清代顧炎武在《日知錄·著書之難》中高度評價《資治通鑑》“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為後世不可無之書”。《資治通鑑》記載的與諸葛亮躬耕前後有關的史料並不多，被一些學者作為諸葛亮躬耕地“襄陽說”的主要論據之一，筆者最近仔細研讀《資治通鑑》的相關部分，覺得《資治通鑑》恰恰是“南陽說”注角。現就此問題就教於方家。

《資治通鑑》在卷第六十五孝獻皇帝庚建安十二年（207年）有：

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為信然。州平，烈之子也。

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奸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並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慧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諸葛亮每至德公家，獨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德公從子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惟德公與徽重之。德公常謂孔明為臥龍，士元為鳳雛，德操為水鑑；故德操與劉備語而稱之。（以上史料均見中州古籍出版社中華傳世精品珍藏文庫《資治通鑑》607頁）

另外，在卷七十太和元年收錄的諸葛亮的《出師表》有“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之句。（同上書657頁）

上述史料因《資治通鑑》在中國史學界的重要地位而被不少“襄陽說”學者認定諸葛亮躬耕於襄陽隆中的重要證據之一。那麼，我們究竟應該怎麼看《資治通鑑》的這些記載，這些史料真的能將“躬耕於南陽”理解成“躬耕於襄陽隆中”嗎？

首先，《資治通鑑》的這些史料均來源於陳壽的《三國志》和習鑿齒的《襄陽記》，司馬光沒有在編撰《資治通鑑》時新增任何新的史料。我們如果拋開對陳壽《三國志》和習鑿齒《襄陽記》的研究而單獨論述《資治通鑑》的觀點，並以此作為南襄兩說中任何一方的所謂證據，就有點捨本求末了。不僅如此，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還捨棄了裴松之注中許多與《三國志》記載相矛盾的史料，如《獻帝春秋》的諸葛玄之死於西城；《漢晉春秋》的“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魏略》中的“公威思鄉里”、“亮北行見備”，《襄陽記》的“孔明擇婦”等等記載。在《資治通鑑·晉記》永興年間的記載中，也沒有收錄裴松之注中東晉王隱《蜀記》的“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閭”的史料。我們以《資治通鑑》與《三國志》以及其他魏晉史書相比較而言，前者的時間要遠遠晚於後者，數量少於後者。所以，我認為《資治通鑑》不是原始史料，不是最全面、最權威的史料，它不是諸葛亮躬耕何地的證據，而僅僅是北宋時期司馬光這位史學大師對此問題的一種看法、態度和觀點而已。

第二，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上述這段文字的開頭明確點明：“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從這句話中我們可以看出幾點。

1，諸葛亮隨其叔父諸葛玄到過襄陽,。“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三國志》841頁）。根據裴松之注《魏略》和《襄陽記》的記載，諸葛亮在荊州的活動主要是上學和娶妻。

2，這段話表述了諸葛亮在襄陽的時間。“初”，應該就是建安初年。《資治通鑑》的這段文字是在“建安十二年”的條目內，那麼這個“初”一定是建安元年或建安二年前後，時間限定應該不包括此後諸葛亮“躬耕南陽”的十年，當然也不包括建安末年劉備“三顧茅廬”的“建安十二年”。

3，“寓居”，司馬光在這裡為什麼要用“寓居”而不用“躬耕”？顯然是字斟句酌、用心良苦。“寓居”不是“躬耕”，看來這一點在司馬光的心目中應該是非常清楚的。

4，司馬光清楚地點明瞭“襄陽隆中”這個地點。在他的筆下，隆中屬於襄陽而不屬於“南陽郡”。同時，司馬光在這裡捨棄了《漢晉春秋》的“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三國志》841頁裴松之注）的說法，就是為了將裴松之注與《三國志》相矛盾的地方做一個協調，使之統一到諸葛亮先“寓居襄陽”，後“躬耕南陽”觀點中去（至於胡三省在其注中補進了《漢晉春秋》的這條史料，那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是後人的看法，與司馬光著《資治通鑑》時的觀點無關。如有興趣我們另文再談）。當然，對“寓居襄陽隆中”這個令 “襄陽說”非常頭疼的史料，有些人解釋這是北宋時期的行政區劃，因為宋代隆中已經劃歸襄陽縣管轄了，所以司馬光說“寓居襄陽隆中”。這個觀點顯然是牽強和可笑的，因為在以往的爭論中，“襄陽說”習慣性的強調凡後世提及的與諸葛亮有關的“南陽”，統統都是東漢時期的行政區劃而不是作者寫作時的行政區劃，如唐代劉禹錫的“南陽諸葛廬”就是指的東漢時的隆中而不是唐代的“南陽縣”，那怎麼到了北宋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就成了北宋的行政區劃了呢？再說了，北宋時期的行政區劃是路、州（府）、縣，細看《資治通鑑》，所有行政區劃、地名歸屬均是引用原文，按事件當時的行政區劃記述的，沒有一個是按北宋行政區劃對原始記載進行新增、改動的。例如，就在“漢紀五十四”這一章中，司馬光還使用了荊州、安眾、湖陽等東漢末年的地名，而這些地名在北宋時期都已不復存在了。很明顯，司馬光不是不知道習鑿齒《漢晉春秋》中的“鄧縣隆中”，而是有意否定了這個與眾多史書記載相矛盾的觀點。司馬光既保留了裴松之注中的襄陽有諸葛亮故宅的說法，又否定了隆中屬南陽郡的荒謬，既承認襄陽為諸葛亮的遊學之地，又將其與以後的“躬耕於南陽”做了一個區分。這就是史學大師的高明之處。所以，這個“寓居襄陽隆中”就是《資治通鑑》對東漢末年隆中區劃歸屬最明確地闡述。如果司馬光肯定了上述記載是“寓居襄陽隆中”，那就和“躬耕於南陽”風馬牛不相及，絕對不是同一地方，絕對不是同一時間。

第三，《資治通鑑》接下來寫道：“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這個觀點與習鑿齒《襄陽記》提及的“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三國志》843頁裴松之注）又有不同。很明顯，司馬光在這裡有意模糊了劉備見司馬徽的地點，並巧妙地迴避了後文“此間自有伏龍、鳳雛”的具體所指。“劉備在荊州”不一定是在襄陽，因為按照“襄陽說”的觀點，荊州是州名，襄陽、南陽、新野、宛縣都是荊州所轄，而史書記載劉備當時的活動範圍除了偶爾到襄陽晉見劉表以外，主要是活動於漢水以北的南陽郡一帶。《襄陽記》沒有明確說明“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是在什麼地方，僅僅是因為《襄陽記》所記的人物多在襄陽郡活動而被後人理解成劉備在襄陽“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嚴格來講，《襄陽記》所記載的人物雖然都是東晉襄陽郡的人物，但記載這些人物的活動大都不在襄陽，況且襄陽郡的管轄範圍東晉時期已經到了漢水北岸原東漢南陽郡的地界，所以，以《襄陽記》記載“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而斷定“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在隆中的觀點實在是非常主觀和牽強的。況且，“襄陽隆中”與後文提到的“躬耕南陽”有明顯的矛盾。鑑於此，司馬光根據“考證稽詳，敘事詳明，繁簡得宜”的原則，將習鑿齒的“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巧妙改成“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荊州很大，襄陽、南陽、新野都在荊州的區劃之內，劉備當時所在的具體地點是荊州南陽郡新野縣。這個劉備所在的“荊州”寬泛一點兒講是以新野縣為中心南到襄陽、北到宛縣這一地區，具體一點就是新野縣。所以，“自有伏龍、鳳雛”也一定在這個“荊州”的範圍之內。這樣，《資治通鑑》既採納了《襄陽記》的史料，又協調了與“躬耕於南陽”記載的矛盾，實在是一種很高明的手法。而將劉備在荊州訪士的物件“司馬德操”改成“襄陽司馬徽”則又是一個很高明的處理。“司馬德操”和“襄陽司馬徽”是同一個人名，但司馬光的這樣改動，既照顧了《襄陽記》記載司馬德操主要活動於襄陽一帶的事實，又巧妙迴避了“劉備訪士”一定要在襄陽的前提。這就如同“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為信然”不代表徐庶的活動在潁川一樣，“襄陽”的司馬徽也不代表他此時一定在襄陽。如果司馬光同意《襄陽記》提及的“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是在襄陽，何以不明確指出劉備在襄陽訪問司馬徽，而要如此畫蛇添足？“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一句話共13個字，荊州與襄陽並列，這個荊州能侷限在襄陽嗎？如果“襄陽司馬徽”一定要指司馬徽此時在襄陽，那“琅琊諸葛亮”何以能“寓居襄陽隆中”？潁川徐庶何以能新野薦諸葛？

另外，習鑿齒《襄陽記》寫有“孔明在南陽，同縣龐德公”（見《諸葛亮集·故事卷二·遺事篇》），這顯然又是一個烏龍。龐德公為襄陽人，孔明所在地如果屬南陽，就不能和龐德公同縣，如果和龐德公同縣，就不能屬南陽郡。對這樣不知所云的記載，司馬光也在引用這條史料時做了巧妙的修正：“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司馬徽潁川人，住在襄陽縣，與龐德公同縣無可厚非；琅琊人諸葛亮“躬耕南陽”，不可能與襄陽人龐德公“同縣”，毫無疑問。由此看來，作為官書的《資治通鑑》在史料處理上顯然比野史《襄陽記》要客觀、嚴謹、高明得多。

第四，通觀《資治通鑑》上述文字，司馬光隻字沒有否定和懷疑諸葛亮“躬耕於南陽”地望所在的話語，沒有涉及到隆中與“南陽”的歸屬關係，後文涉及諸葛亮《出師表》“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和《後出師表》“困於南陽”的時候，司馬光均原文照錄，沒有做任何註釋和改動。北宋時期“南陽”地理位置是非常清楚的，宛縣已經改名南陽縣，在南陽與襄陽隆中沒有絲毫瓜葛的前提下，司馬光這位史學大師對此沒有任何不同看法，沒有提出對“躬耕南陽”的任何異議是順理成章的。由此看來，我們只能說《資治通鑑》是肯定諸葛亮“躬耕於南陽”的，而襄陽隆中僅僅是其躬耕前的“寓居”之地。

第五，在《資治通鑑》中，司馬光還多次提及了“南陽”這個地名，其地理指向都非常清楚。如卷五十九初平元年（190年）：“（孫）堅前至南陽，眾已數萬人。南陽太守張諮不肯給軍糧，堅誘而斬之；郡中震憟，無求不獲。前到魯陽，與袁術合兵。術由是得據南陽。”（見中州古籍出版社中華傳世精品珍藏文庫《資治通鑑》556頁）《資治通鑑》這裡提及的“南陽”顯然就是南陽太守張諮所據的“南陽城”以及包括宛縣在內的一小片地區，它不可能是南陽郡，更不可能是指南陽郡所轄的任何不包括宛城在內的另外一個小地方，尤其是漢水南岸的那個隆中。另外，《後漢書·志第十》：“後一年正月，光武起兵舂陵，會下江、新市賊張卬（音昂）、王常及更始之兵亦至，俱攻破南陽，斬莽前隊大夫甄阜”。對《後漢書》使用的“南陽”，《資治通鑑·卷三十九》同一事件用的都是“宛”。“春，正月，甲子朔，漢兵與下江兵共攻甄阜、梁丘賜，斬之，殺士卒二萬餘人。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引兵欲據宛，劉與戰與淯陽下，大破之，遂圍宛。”“劉寅欲進攻宛，至小長安聚，與甄阜、梁丘賜戰”（見中州古籍出版社中華傳世精品珍藏文庫《資治通鑑》345頁）。顯然，《後漢書》、《資治通鑑》在敘述同一事件時所用的“南陽”、“宛”是指的同一個地方。類似的記載《資治通鑑》還有很多，恕不一一列舉。相反，對於“襄陽說”認定的隆中所屬的鄧縣，《資治通鑑》均稱其為“鄧”，如《資治通鑑·卷第六十》：“（袁）術使孫堅擊劉表，表遣其將黃祖逆戰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遂圍襄陽。”（見中州古籍出版社中華傳世精品珍藏文庫《資治通鑑》561頁）這裡邊的“樊、鄧”當時都屬於南陽郡，但是《資治通鑑》沒有像一些“襄陽說”學者講得那樣，屬於南陽郡的小地方就可以用“南陽”二字代指，而是老老實實用了樊、鄧、小長安聚等等具體的地名。最起碼我們在《資治通鑑》中找不到一個用“南陽”來代指不包括宛縣在內的一個小地方的例子。當然，我們也承認《資治通鑑》所用的“南陽”有時候不是單指郡治宛城一個地方，或者是南陽郡，或者是數縣之地。但是，不管這個“南陽”包括多大的一塊兒地區，宛城總是位列“南陽”其中，而絕不可能出現將郡治宛縣排除在外而專指類似隆中這樣一個“屬於”南陽郡小地方用“南陽”代指的事例。更何況“隆中屬於南陽郡”這個命題也是“襄陽說”極難跨越的一個門檻，隆中屬不屬於南陽郡還在兩可之間，“襄陽說”憑什麼認定《資治通鑑》中的“南陽”就是隆中呢？

總之，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沒有對諸葛亮“躬耕於南陽”做任何的否定和修正，反而將隆中的地理方位明確認定為“襄陽隆中”；明確將諸葛亮在這裡的活動定性為“寓居”而非“躬耕”；明確將諸葛亮與襄陽人士的往來的時間確定為諸葛亮“躬耕南陽”之前的“建安初”；同時，果斷擯棄和修訂了一些前世雜史似是而非和相互矛盾的記載，使之更接近歷史的真實。正如《四庫全書·考異題記》所說：“（司馬光）有舊史所不詳者，亦必參互考證而明其所以闕疑之故，既著其文於通鑑，又本棄取之意，辨論而折衷之，使讀者曉然於紀載之得失是非而不復有所岐惑，千古史法之精密，實未有過於是者。”我們今天重讀《資治通鑑》，不能不為司馬光這位史學大師的學識與品德所折服，所以，今人研究和爭辯諸葛亮躬耕地問題，必須學習司馬光的治學方法，才能不再出現“南陽，東漢郡名。在今襄樊一帶”這樣令人哭笑不得的史學“笑話”！

..@南陽直播：襄樊應停止搶奪，還原歷史真相，把諸葛亮躬耕地還給南陽。 襄樊有點不厚道!諸葛亮本人親口說:""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你們說:號曰的隆中雖在襄陽城12裡(漢時1裡300米)，那也不歸襄陽管，仍是歸隔著萬山、大漢江以北260裡外的南陽管。後來發現民間本土史家習鑿齒前言不搭後語，南陽管轄過號曰隆中的理論漸漸被推翻，襄樊丁寶齋又去北京找地理專家想討個假證明:本來隆中在漢江北，因改道 變到南邊!後被良心專家拒絕。沒辦法用土特產做誘餌，商請了中風一年多的地理磚家譚其後驤寫個"隆中歸南陽郡鄧縣管…"，刻在石碑上，豎在景區門口。又五上北京攻關人教出版社改教科書(羅市長親自去)，終於把"南陽註解為襄樊一帶"。又加緊克隆造假。改山名，改鄉名，改市名，改街名，改校名，改街名，改《出師表》，編《隆中志》改原始遺錄和改古詩詞，…醜態百出，極盡瘋狂!

根據需要.流行哪個名人咱襄樊就搶,就克隆哪個。這不，演《三國演義》咱跟南陽搶諸葛亮躬耕地。"演金庸《射鵰英雄傳》咱花錢給郭裙靖和黃蓉在襄樊市中心塑個像，雖然是虛構"虛構的小說人物，只要流行。要多學習南韓襄陽郡的同祖棒子精神:搶四大發明，搶孔子，搶老子，管他真假，咱想哪造哪， 發揚光大九頭鳥精神，甘當歷史攪屎棍，這年頭用經濟手段我大襄樊啥搞不定?死的也能說成活的，管你真假，要臉不要臉只想出名!

我覺得回答問題要客觀公正，多多相信歷史地理學家的論斷，比如司馬遷、習鑿齒、裴松之、譚其驤等等名家的史記記錄和論斷，普通民眾多要虛心學習研究，聽從名人的主流注釋，畢竟他們高屋建瓴，博學多研。

這個問題，也是我正想道出了諸葛亮躬耕地的前世今生，即躬耕地隆中在漢代歸南陽郡鄧縣隆中，現在劃歸襄陽。漢代的荊州治所在襄陽，現在的南陽市區範圍即是漢代的宛城（漢代南陽郡治所在），古南陽不等於宛城，即古南陽不等於現在南陽市，古南陽的範圍的確很大，延伸到河南和湖北很多地方，現在很多地方劃歸湖北了（比如湖北的隨州、棗陽、襄陽縣、老河口、谷城、十堰）等等，地理區域犬牙交錯，不斷變化，故出現了諸葛亮躬耕地隆中遂北周後屬襄陽的論斷。古今地名對比一下簡單明瞭，通俗易懂。

1990年曆史地理學家譚其驤為了不想讓南陽民間對這樣的爭論再繼續下去，欣然題詞，大意是“諸葛亮躬耕地於南陽郡鄧縣隆中，現在的襄陽城西二十里，北周以後遂屬襄陽”，得到與會專家一致認可，發表在《文匯報》。南陽民間人士提出不同意見，譚其驤致信《南陽日報》主編、文化權威，南陽市著名作家周熠，說旅遊和歷史研究不同，要尊重歷史真相，南陽現在有元明清古蹟，可以發展武侯祠紀念地。目前為止周熠和南陽方面沒有迴應，官方和文化名人對正確主流躬耕地註釋的隆中的認可。

1996年5月28日中國的秦漢魏晉南北朝史學家們在北京開相關專題會定論（網可查，這是國家權威部門舉辦的；現還想推翻此者去找這些專業人士）在今襄陽市郊的隆中(古南陽郡鄧縣隆中，襄陽城西二十里處)並由中央廣播臺廣泛宣傳了，這基本成了官方的觀點。

這裡不想過多找歷史文獻記錄，躬耕隆中在歷史記錄上傳承有序，文化名人在客觀的肯定諸葛亮躬耕地隆中。這裡專門挑選有代表性的人物題詞註釋，再重複交代一下隆中的歷史和名家註釋題詞圖片（比如國家領導人和歷史地理學家，文化巨匠），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教授方北辰（具體可以搜搜影片看看）也明確指出具體位置，圖片供大家欣賞欣賞，簡單明瞭，更加有說服力，不必要咬文嚼字。如果宛城（現在的南陽市區）也想宣揚是諸葛亮躬耕地，可以找出諸葛亮去過宛城的歷史記錄，和歷史地理大家和國家領導人的題詞註釋和大家分享一下未嘗不可。具體在什麼地方請大家明辨。

諸葛亮躬耕地是千年歷史疑案。依我之見，躬耕於南陽臥龍崗是一個不容爭辯的歷史事實。因為諸葛亮在給後主劉禪的奏章（前後出師表）中，完全可以說自己是山東人；也可以說自己家住哪裡。偏偏說“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呢？諸葛亮深知他自己是名人，所以在這重要的文獻中說：“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紀念諸葛亮，學習諸葛亮，可有的人為什麼連諸葛亮自己說的話都不信？還談什麼敬仰之情！為什麼魏國降將黃權沒有去湖北或山東去祭祀諸葛亮？而跑到南陽臥龍崗建諸葛庵祭祀！證據之一諸葛亮在《前出師表》中自述躬耕於南陽正史《三國志》記載了諸葛亮上疏後主的《前出師表》，在此文中，諸葛亮表述說：“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 ，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 這一段話出自諸葛亮給後主的奏章中，可稱為第一手材料，是無可非議的，因而，它是諸葛亮躬耕於南陽最可信的證據。證據之二《諸葛亮集.文集.黃陵廟記》在《諸葛亮集.文集.黃陵廟記》中，諸葛亮說：“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卻，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黃陵廟位於長江西陵峽南岸，始建於春秋戰國時期，漢獻帝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諸葛亮奉命領兵進軍益洲，船隊進到西陵峽，他登岸看到一座斷壁殘垣的古廟，原來是祭祀禹王和神牛的廟宇，由於年久失修，以致如此。諸葛亮感慨萬千，即派人“復而興之，再建其廟號”。廟宇建成後，即撰寫了《黃陵廟記》，並刻碑銘記。證據之三 隋開皇“斷石幢”稱孔明居南陽躬耕《中州雜俎》記載，諸葛亮“又嘗居葉縣之平山下，現存隋開皇二年斷石幢雲：‘此地有諸葛之舊墳墟，在高陽華里。’今山下少西有諸葛廟，東金雞冢，疑冢即孔明父祖葬處.蓋孔明琅琊避地而西，自其父祖已然，其居南陽則自孔明始也。此斷石幢既為隋時物，則去三國時未遠，言必得其真，故而書之。”據《葉縣志.陵墓》稱：“開皇斷石幢系明代葉縣縣令牛鳳在《改正諸葛武侯祠記》石碑中所記”。今平頂山衛東區婦幼保健站有諸葛廟遺址，東有諸葛廟街，《改正諸葛武侯祠記》的石碑，豎立在婦幼保健站院內，至今儲存完好。`證據之四 晉代詩畫石稱頌諸葛亮躬耕南陽清朝末年，南陽方城拐河鎮群眾，在灃河淤沙中發現一塊晉代詩畫石，上半部刻有《諸葛武侯躬耕歌》，下半部刻有諸葛亮畫像。該詩畫石現儲存在拐河鎮高中院內。《躬耕歌》共30句、150多字：“躬耕南畝樂如何，吃也靠著，穿也靠著；力勤糞多做生活，麥也添多，谷也添多；耕三餘一要斟酌，豐也不錯，兇也不錯~~~”。其落款為：晉永和三年歲次癸亥秋月穀旦，尚書僕射和浴手敬書。《躬耕歌》文詞樸實無華，雅俗共賞。蘊含著博大精深的哲理，閃爍出諸葛亮的高風亮節，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和史學價值。一是此文形成的年代久遠，與三國相近；二是系東晉名宦顧和手書，有較高的聲望；三是出土在南陽，且至今儲存完好。這對諸葛亮躬耕南陽又提供了一個有力的佐證。證據之五 "三顧橋碑”證明劉備“三顧茅廬”發生在南陽臥龍崗《三國志.諸葛亮傳》曰：“時先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劉備屯兵新野的時候，徐庶向劉備推薦了人喻為“臥龍”的諸葛孔明，於是就發生了“三顧茅廬”。“三顧茅廬”具體發生在哪裡呢？諸葛亮在《前出師表》中說得很清楚，“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駕，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古今圖書整合》“南陽府”古蹟部分曰：“諸葛廬，府城西南七里臥龍崗，昭烈三顧處，有詞，春秋祀焉。”劉備當年屯兵新野，來南陽臥龍崗“三顧茅廬”，必經梅溪河橋。該橋原本是一座極普通的小橋，因劉備“三顧茅廬”時經過此橋，世稱三顧橋，至今約有1700年曆史。清代在舊橋的基址上修建為石板橋，1968年由於城市擴建，又將此橋改修為水泥結構的拱券橋。“三顧橋”在歷史文獻中屢有記載，如：康熙壬辰年編修的《龍崗志》中雲：“三顧橋在南陽府城外西南三里許，離臥龍崗亦三里許，漢昭烈帝三顧草廬經此，因名。”令人驚喜的是2003年元月6日，在臥龍區棉花加工廠院內的建築垃圾中發現了一塊“三顧橋”殘碑。碑文曰：“…..三顧口更有義焉，三顧者昔劉主顧草廬而謁諸葛者也，後來漢室所由興亦始，不假此橋謁諸葛之路乎，雖謂先人之遺蹟，即今人往來所利便也。但歷年久遠，傾危將至，，誰忍坐視不為之此乎，口口是橋修以流芳於不窮……。 三顧橋殘碑是南陽諸葛亮研究史上的一次重大發現，它確鑿無疑地證明，歷史上的“三顧橋”確實存在，它用實物證明了劉備“三顧茅廬”就發生在南陽臥龍崗。證據之六 晉李興撰《祭文》在南陽祭祀諸葛亮西晉惠帝時，為紀念先賢，曾命令鎮南將軍荊州刺史劉弘與李興一起到諸葛亮故宅祭祀。為此，李興寫了一篇《祭諸葛丞相文》，祭文曰：“天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此事發生在晉永興年間，當時，鎮南將軍、荊州刺史劉弘駐節宛城，李興是劉的參軍。李興為劉弘代寫了《祭諸葛丞相文》，他們是在沔北南陽某地舉行祭祀諸葛亮的活動。然而，“襄陽說”抓住這篇《祭文》斷章取義，認為“於沔之陽”就是在襄陽諸葛亮故居。其實，這是誤解，古時人們俗說“山南水北謂之陽”，此處說的“於沔之陽”，是指在沔水以北南陽某地舉行祭祀活動，並不是沔南的襄陽故宅。證據之七 黃權在南陽臥龍崗建庵祭祀諸葛亮亮初亡，黃權則是最早在南陽臥龍崗建諸葛庵祭祀的人。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劉備襲取益洲後，任用其為代理偏將軍，劉備為漢中王后，任權為治中從事。劉備在蜀稱帝后，欲報荊洲失守、關羽被殺之仇，將伐東吳，黃權竭力勸阻，但劉備不從，一定要率兵親征。任命黃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後來，伐吳果然失敗。黃權因“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故而降魏。先主嘆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黃權與劉備及諸葛亮有著

濃厚的感情，尤其對諸葛亮十分佩服敬仰,即和南陽同鄉人在諸葛亮躬耕過的臥龍崗，修建了一座諸葛庵，因時節進行祭祀活動。證據之八 諸葛亮為劉備從南陽貸款以為軍需明代何宇度在《益部談資》記載：“先主寓荊洲，從南陽大姓晁氏貸款千萬，以為軍需，諸葛亮擔保，券至宋猶存。”這是一條極重要的主證材料。當時打的借條，至宋代仍然儲存著。證據之九 諸葛亮為其弟在南陽娶妻《諸葛武侯集》注引《諸葛氏譜》稱：“亮為弟均，取南陽林氏女為婦，期年，生子名望.現存的《琅琊郡全裔堂諸葛氏宗譜》稱：“亮生於琅琊，遷居南陽，官於西蜀。”該宗譜還：“諸葛亮次孫諸葛京次子（諸葛）衝攜眷復歸故里，又還琅琊。從《諸葛宗譜》看，諸葛亮系山東琅琊郡陽都縣人。其原本姓葛，後裔被漢文帝追封為諸縣侯，所以人們稱他們為“諸葛”，久而久之，就習用以為複姓了。諸葛亮兄弟共三人，兄諸葛謹在東吳效力，弟諸葛均年少時，跟諸葛亮在南陽臥龍崗躬耕，自食其力。諸葛均年長後，諸葛亮就在南陽為其弟娶了林氏之女為妻。證據之十 唐裴度著文稱頌諸葛亮躬耕南陽在成都武侯祠大門左側碑亭中，矗立著《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 裴度是唐中期名相，博學多才，功勳卓著。他在碑文開頭說：“度嘗讀舊史，祥求往哲”。這說明裴度對先賢諸葛亮的生平經歷及業績都作過研究，是很瞭解的。裴度稱讚諸葛亮是一個“藏器在身，待時而動”的英才。碑文說：“公是時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時稱臥龍”。這是迄今肯定諸葛亮躬耕南陽最早的石刻記載之一。像這樣年代久遠，具有重要文獻價值的珍貴碑刻，能儲存至今，實為難得。證據之十一 唐代大量文獻記述諸葛亮躬耕南陽在唐代，諸葛亮已名揚天下，大量文獻和碑刻記述了諸葛亮躬耕南陽、劉備三顧諸葛亮於草廬以及臥龍崗、諸葛廬等方面的事蹟。如，唐刑部員外郎侍御史沈回在《蜀丞相諸葛武侯新廟碑銘》稱：“伊昔武侯，踠足南陽，退藏於密，不曜其光。”呂溫在《諸葛武侯廟記》稱：“胥字南陽，堅臥待主，三顧縝說，群雄粗定。”嚴從在《擬三國名臣贊序》稱：“先主之跡遠播於汶隅，孔明躬耕南陽，盤桓待主……”李翰在《三名臣論》稱：“昔諸葛亮擁膝南陽，為‘梁父吟’，自比管樂，州平、元直以為信然，雖涯量可窺，而遺蹟可見。”趙均的《金石林時地考》稱：廬“在南陽城西南七里。”劉禹錫在《陋室銘》中曰：“南陽諸葛廬，西蜀子云亭”。證據之十二 宋代堅持諸葛亮躬耕南陽的人越來越多例如朱黼在《評諸葛孔明》稱：“孔明高臥南陽，自比管樂，世人莫之許也。餘竊論之，孔明王者之佐，伊尹之儔也~~~~~夫孔明之於伊尹，所遇雖異，處心則同。夫躬耕有莘而樂堯舜之道，躬耕南陽而吟‘梁父’之詩，同一隱晦也，聘三往而後起，駕三顧而後從，同一出處也。”宋司馬光在《諮治通鑑》中雲：“初，琅琊人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魏略》雲：“諸葛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穎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俱遊學。”據上述記載，建安初年，諸葛亮在襄陽隆中住過，不是躬耕，而是遊學。這些資料徹底否定了諸葛亮躬耕襄陽隆中說。證據之十三 岳飛謁南陽武侯祠並手書“出師二表”南宋民族英雄岳飛對諸葛亮十分敬慕，於紹興八年（公元1138年）過南陽揮毫書寫了諸葛亮的前後《出師表》，並寫有跋語：“紹興戊秋八月望前，過南陽謁武侯祠。遇雨，遂宿於祠內，更深秉燭，細觀壁間昔賢所贊先生文詞、詩賦及祠前石刻‘二表’，不覺淚下如雨，是夜竟不成眠，坐以待旦。道士獻茶畢，出紙索字。揮涕走筆，不計工拙，稍舒胸中抑鬱耳。岳飛並識”。證據之十四 元代文人學士詠贊諸葛亮躬耕南陽元代江西儒學提舉楊維鎮在《孔明自比管樂論》稱：“漢之諸葛孔明，方其躬耕南陽時，常自比管仲、樂毅，人固謂其大言誇世耳，以餘觀之，其才業則過於管樂”。元代儒學教授王謙在《丞相諸武侯廟碑》稱：“距南陽治城西七里，而近有崗曰臥龍，俗以武侯隱居之所，前人卜地一區，起屋四楹，繪像而祠焉。”元代翰林學士程鉅夫撰寫的《敕修南陽諸葛書院碑》稱：“臣瑾按，南陽城西七里，有崗阜然隆起，曰臥龍崗，有井淵然渟深，曰諸葛井，相傳漢丞相忠武侯故居，民歲祀之。”《大元一統志》卷三河南江北行省《古蹟》中載：“臥龍崗在南陽縣境內，諸葛亮孔明躬耕地。”證據之十五 元仁宗皇帝欽定南陽武侯祠南陽臥龍崗武侯祠是元仁宗於延佑四年（公元1315年）欽定的。據元代程鉅夫撰寫的《敕修南陽諸葛書院碑》稱：元武宗至大二年，河南平章政事何瑋到南陽謁諸葛亮祠，“慨然興懷”，即指示南陽地方官將祠擴修，此工程計施工四年。完工後，河南向朝廷奏請命名 。元仁宗於延佑四年（公元前315年）交中書平章政事與翰林院集議，給南陽臥龍崗諸葛亮祠正式命名為“武侯祠”。

南陽臥龍崗武侯祠從此得到朝廷欽定的地位。程鉅夫為元代翰林學士，湖廣京山人，當時參與集體研究並撰《敕修》碑文，應該說是可靠的根據。證據之十六 明代官方誌書肯定諸葛亮躬耕南陽明代，諸葛亮躬耕南陽進一步得到官方聽肯定，並載入史冊。《大明一統志》是明代官修的歷史地理專著，該志書卷30南陽府《山川》條中稱：“臥龍崗在府西七里。起自嵩山之南，綿亙數百里，至此截然而往，迴旋如巢，然草廬在其中。世人喻孔明為臥龍，因號其崗雲。其下平如掌，即孔明躬耕處。”該志書在卷30南陽流寓條又稱：“諸葛亮，本琅琊人，漢末避亂，寓居南陽之西崗，躬耕隴畝。”《明嘉靖南陽府志》的說法，大致與《大明一統志》相同。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經河南等處布政司奏請，明世宗確認南陽臥龍崗“實為諸葛亮藏修發跡之所”，“但襄陽不過亮與隱士龐士元往來遊息之地。”證據之十七 明代不少碑刻記述明《嘉靖乙酉撫民右參政許復禮呈照碑記》稱：“南陽郡城西七里許，有阜隆然，綿亙四十餘里，名曰臥龍崗，乃漢丞相忠武侯諸葛孔明躬耕之地也，崗上有草廬故居，前有忠武侯廟，廟中塑像綸巾抱膝，宛然令人起敬，旁有書院故址，詢之父老，考之郡志，皆雲孔明大節，自唐宋以來，鄉人立祠祀之，血食有年~~~。”明憲皇帝在《諸葛武侯》贊詩序中曰：“孔明值漢室板蕩，隱於南陽，司馬徽謂先主曰，識時務者為俊傑，諸葛孔明真俊傑也~~~~。”明李東陽在《重修諸葛武侯祠記》稱：“南陽城西五里臥龍崗，為草廬舊址，漢史稱侯躬耕南陽，又曰寓居襄陽隆中。元建祠祀侯，又置書院，設山長，聚徒講學，給田數百頃。”證據之十八 明代名仕極為關注南陽武侯祠明末朱瓘在《重修諸葛武侯祠記》稱：“南陽縣治之西，去城六七里許，有崗曰臥龍，舊有諸葛武侯祠，歲久就圮，... 明代詩讀蜀地新都人葉桂章在《武侯記》稱：“嘉靖乙酉歲仲冬，予奉命使唐府之南陽，暇日得拜武侯祠於臥龍崗，崗在郡西南可十里許，~~~~~地勢四面稍下，惟中崗隆起，故曰隆中，蓋南陽偉觀也。”證據之十九 康熙乙酉年編印了《龍崗志》、《忠武志》二書清柯彩在《重修武侯祠院碑記》稱：“侯祠宇遍天下，而最著名者有三焉，考其遺蹟，於琅琊則遡所生也，蜀與滇，報其功而懷其德也，至南陽又功其躬耕養晦地也，亙古至今，遂相傳宛有臥龍崗雲…….”清澎而述在《重修諸葛丞相忠武侯祠記》稱：“史稱建安十三年，昭烈三顧諸葛亮於南陽。南陽西七里許，相傳為臥龍崗，即躬耕舊處……。”證據之二十 清重修武侯祠及諸葛書院碑記的論述清鹿佑在《募修南陽臥龍崗諸葛忠武侯祠疏》中曰：“諸葛忠武侯，不特抱王佐之才，而實兼備聖賢禮用之學，考其生平行事，無不原本經術，與三代之英相頡頏，方其躬耕隴畝，三顧而始出草廬……。清閆興邦在《重建南陽臥龍崗諸葛書院碑記》中曰：“去南陽城西七里許，有臥龍崗，公所隱居樂道處，元至正十年，敕改為諸葛書院，聚生徒，撥瞻田，使學於其中。昔自明季委為灰燼，……。”證據之二十一 諸葛亮在南陽曾有多處活動遺蹟史載，諸葛亮在南陽，還有多處活動遺蹟，如清代汪介人著《中州雜俎》載：“諸葛亮本琅琊人，徙於順之陽之石峽口，結廬而隱，尋徙入南陽之臥龍崗。今裕州石峽口（今方城縣小史店）有小茅庵，唐時石記猶存。又嘗寓居於新野之野白崗，莊宅基址今為玉皇廟，古井尚在。南陽臥龍崗碑陰載，新野地五頃，佃戶張某佃種，亦先賢之遺蹟也。又唐縣有諸葛莊，武侯之遠田也，曾犁出古碑，在縣西桐寨鋪，去南陽市六十里。又嘗居葉縣之平山下，現存隋開皇二年斷石幢雲：‘地有諸葛之舊墳墟，在高陽華里。’今山下少西有諸葛廟，東有金雞冢，疑冢即孔明父祖葬處。蓋孔明從琅琊避地而西，自其父祖已然，居南陽則自孔明始也。此斷石幢既主國隋時物，則去三國未遠，當必得其真，故而書之。”證據之二十二 諸葛亮曾在桐寨鋪諸葛莊購田耕種據南陽《唐河縣誌。地輿志古蹟》記載：“諸葛莊在縣西四十餘里，位於桐寨鋪西，清乾隆五十二年，犁地得石碣，有‘諸葛莊’三字，相傳武侯曾置莊田於此，去南陽舊廬僅六十里。”證據之二十三 葛亮《遠涉帖》敘論稱亮躬耕南陽諸葛亮之《遠涉帖》，始見於北宋風內院奉敕撰著《宣和書譜》卷十三，“草書敘論”曰：“諸葛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也。少孤，依從父玄。玄卒，亮躬耕南陽，高臥不仕。蜀先主三往見然後起。先主喜而謂其臣曰：‘吾之得亮，猶魚之得水也。’。……今御府所藏草書－－《遠涉帖》。”《遠涉帖》是諸葛亮唯一存世的臨仿本，“草書敘論”則提供了諸葛亮躬耕南陽的證據。證據之二十四 歷代文人學士讚頌諸葛武侯歷代文人學士寫了大量的詩詞歌賦，讚頌諸葛武侯，從中可以窺見諸葛亮躬耕南陽的蹤跡，現選列數首：《讀諸葛武侯傳書懷》 唐 李白當其南陽時，隴畝躬自耕。魚水三顧合，風雲四海生。《南陽》 唐 胡曾世亂英雄百戰餘，孔明曾此樂耕鋤。蜀王不自垂三顧，爭得先生出舊廬？《諸葛武侯》 宋 王安石武侯當此時，臥龍獨摧藏。掉頭梁父吟，羞與眾爭先。邂逅得所從，幅巾起南陽。崎嶇巴漢間，屢以弱攻疆。證據之二十五 諸葛亮的躬耕地在南陽臥龍崗在元、明、清歷朝的志書中，均明確表述了諸葛亮當年躬耕和受三顧於南陽臥龍崗。志書中稱：“臥龍崗在南陽府西七里，起自嵩山之南，綿亙數百里，至此截然而止，迴旋如巢，然草廬在其內……，其下平如掌，即侯躬耕處。”明《地理志》曰：“時人喻孔明為臥龍，因號其崗雲。”明代將領俞大猷在《重建諸葛亭記》稱：“昔諸葛亮先生躬耕南陽時，人以‘伏龍’稱之，故名曰其所居之崗曰臥龍崗，是山因先生而得名也。”基於這兩種說法，我們認為，不論是人因地而得名或山因先生而得名，都說明諸葛亮在南陽臥龍崗居住過，臥龍崗即侯躬耕處。陽證據之二十六 劉備三顧草廬只能在南陽臥龍崗在《三國演義》中有徐庶走馬薦諸葛的故事，這個故事出自《

三國志

卷三十五。蜀書五》，當時，劉備屯兵拳野，至南陽臥龍崗三顧茅廬，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但襄陽人硬說，“劉備三顧茅廬是在隆中”，這是沒有道理的。我們知道，劉備屯新野。劉備為擴充自己勢力，積極招賢納士。“荊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這種做法，引起了劉表的警惕，“表疑其心，陰御之”，即派人暗中監視。因此，劉備不可能 毫無顧忌地三次渡漢水到襄陽隆中三顧草廬，請諸葛亮出山。證據之二十七 東漢時今隆中不屬南陽管轄東漢時襄陽隆中不屬南陽郡管轄，是諸葛亮躬地之爭的一個關鍵問題。堅持襄陽說的人其主要依據是東晉習鑿齒在《漢晉春秋》中所說：“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其實，習氏的這種說法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古時候由於交通不便，高山大河往往是行政區劃的天然分界。南陽郡是秦昭襄王三十五（前272年）設立的，此前六年，即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已在漢水南建立了南郡。漢水東西走向的50多公里是當時兩郡的分界線。南郡建立時不可能獨將漢南隆中一小塊留下，待六年後南陽郡設立時隔江劃給南陽郡。胡三省在《資治通鑑》注中說：“秦置南陽郡，以南山之南，漢水以北也。”《路史。國名記》引蕭梁任昉《地紀》稱：“漢江以北為南陽郡，漢江以南為南郡是也”。從秦朝至東漢建安十三年以前400多年間，南陽郡與南郡一直以漢水為界，今隆中之地就在漢水之南，因此，東漢時它隸屬南郡而不歸南陽郡管轄。證據之二十八 鄧縣不是鄧城，兩地不能混同據陳芳績的《歷代地理沿革表》記載：“古鄧國，漢置縣，原南陽郡。”又載：“鄧城始建於晉，屬襄郡。”《匯篡》釋例曰：“今湖廣襄陽府東北二十里有鄧城。”《春秋地理考實》曰：“鄧國，今河南南陽府西南百二十里鄧州是也。”從以上資料看，鄧縣不是鄧城，兩地相隔百餘里。那麼，鄧縣轄不轄鄧城？也是轄不轄隆中的問題？可以肯定的說，鄧縣從來沒有轄過隆中，理由是南陽之鄧縣，與隆中相隔有山都縣和朝陽縣，加上相隔 一條江，鄧縣如何管轄隆中呢？習鑿齒由於忽略上述事實，撰寫《漢晉春秋》時，誤以南陽鄧縣為襄陽鄧城以晉時的行政區劃來證漢末人物的活動，是有違史實的。證據之二十九《隆中對》篇名不妥，應為《草廬對》《三國志》作者陳壽在《諸葛亮集》中，把劉備三顧茅廬時與諸葛亮的對話節錄下來中，以《草廬對》而定名、而問世。清代張澍在編輯《諸葛忠武侯集》時根據東晉史學家常璩的《華陽志》記，對此作了詳盡的說明。我們今天看到的《諸葛亮集》將《草廬對》列為卷首第一篇，就是中華書局編輯部於1960年8月出版時，根據清人張澍的《諸葛忠武侯集》並尊依陳壽原著《諸葛亮集》而整理點校的。然而清代的《古文喈風》卻將這段選文命名為《隆中對》，既缺乏可靠的歷史依據，又不能反映客觀實際。因此，《隆中對》純粹為後人強加，後又以訛傳訛。證據之三十 躬耕地、寓居地、紀念地各有不同內涵，不能等同諸葛亮在《前出師表》、《黃陵廟記》中均自表“躬耕於南陽”，陳壽著《三國志》採用了諸葛亮之自表，應該說這是最可靠最可信的材料。如果相信他人之言否定諸葛亮之言，那就是本末倒置了。在習鑿齒的《襄陽記》、鮑堅的《雍州記》、盛弘之的《荊州記》、《元和郡縣誌》及《荊州圖副》等野史中，均言及襄陽隆中有諸葛亮宅，但均未提及諸葛亮在此躬耕的事。那麼，諸葛亮住在襄陽隆中幹什麼呢？《魏略》雲：“諸葛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穎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俱遊學。”《漢氏春秋》雲：“汝南孟公威，代溫恢為涼州刺史，有治名，與諸葛亮俱遊學。亮後出祁山，使杜子緒宣意公威。”據上述記載，建安初年，諸葛亮曾在襄陽隆中住過，不是躬耕，而是遊學，這也是應該肯定的。大凡諸葛亮生前活動過的地方，人們為懷念他，都修建了紀念性建築。今陝西、甘肅、四川、雲南等地紀念諸葛亮的建築極多而已！！

‌最公正地宣傳諸葛躬耕地(我非豫、鄂人不帶地域偏見，也非那方的水軍、槍手)的真相或終定論: 1996年5月28日中國的秦漢魏晉南北朝史學家們在北京開相關專題會定論（網可查，這是國家權威部門舉辦的；現還想推翻此者去找這些專業人士“擺史料”去，我僅是在宣傳定論）在今襄陽市郊的隆中(古南陽郡鄧縣隆中，襄陽城西二十里處)並由中央廣播臺廣泛宣傳了（我當時親耳聽到，可惜我未錄音的），這基本成了現官方的觀點。 但河南人尤其是南陽人歷來不服並多次反駁、投訴等等才有定論20餘年後仍有爭論和歪曲（總胡說是襄陽以賄賂來定論，胡扯襄陽人古、今有人纂改歷史等資料，都有依據嗎？我看是黔驢技窮狀態中“胡搞亂說”去汙衊對方），20多年來河南寧仍不服這定論的，不過大勢所趨（誰也阻檔不了）終會歸於襄陽隆中的。 據歷史考證南陽臥龍崗的諸葛草廬大約始於唐朝，而歷史上真實的（襄陽城西隆中）諸葛草廬在晉代都僅“見其墟”了。 大約自唐代以來河南人尤其是南陽人一直與襄陽人爭躬耕地（多源於諸葛說的“躬耕於南陽”這句而引起，又受到同時期成都地區的武侯祠、劉備的惠陵與照烈祠都成名勝的影響）所在，最近的03年河南人曾組織河南籍史學家於南陽開專題會硬性認定應是今南陽市臥龍崗（留下一些“御用性”史料被今天的一些小屁民胡亂擺弄並符合認同，估計見到我的宣傳後的評論中定會有許多人還拿這些“御用史料”來駁斥我的），但這未得到眾人的認可，也未廣泛公佈，我僅查詢知這些事實（我非專業史學者，別問我要史料與證據）。 各網友現起碼要知:1.郡、縣制治理中國始自秦代且後世變化大，天下分9郡、12郡、16郡、24郡等多種（縣域也隨變的），古南陽郡絕非今南陽市，《出師表》中確實說的“臣本布衣，躬耕於害南陽”（這句所有的人尤其是湖北襄陽人都認同的，但歷史而客觀看這“南陽”指的是什麼才是關鍵）是指三國時代的南陽郡，以此認定躬耕地在今南陽市是無識、可笑至極的（臥龍崗景區以石雕這幾字立於景區前有弄巧成拙、心虛、“惡人先告狀”之嫌）;1996年5月28日公佈定論時中央廣播就專講漢代與北宋時南陽郡地理劃分不同（這與三國時“躬耕於南陽”是一致，據說湖北人都認同這5字句）。郡縣制地域劃分的變動就是引起後代許多史料謬論、偽證的根本，至今這些“有利證據”常被一些人尤其是南陽方人來拿“情節證明”。2.誰都得服的地理——其實位於南陽盆地南北的襄陽城(一般認為古襄陽城與距它約二餘裡外古隆中間剛好是南陽郡與南都的界線)與南陽城(古南陽郡的宛城)古今位置都未變，亙古的漢江流經襄陽城直達長江這一水上交通便利使襄陽城很早就是全國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之一（非唯一的），三國時更為明顯了，南陽盆地的河流也多匯入漢江，地理上南陽城絕無此巨大優勢；專寫三國的第一史書《三國志》載的史實許多都與水上交通相關；3.歷代中國史書真實、可靠性最高的有二本，其一是寫漢武帝（公元112年）前的歷史數司馬遷的《史記》，例如《史記正義》引更早的《括地誌》雲：“黃帝陵在寧州羅川縣東八十里子午山。”（今甘肅省寧川羅川縣，現規模、名氣都小）;《史記·五帝本紀》所說“黃帝崩，葬橋山”的橋山（即今陝西黃陵縣其實僅是衣冠冢，歷代建使之規模名氣最大），其它地方還有幾個其它訛傳史料致的贗品； 其二即是寫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前的歷史數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其它史書的真實、可靠性較這二本遜色許多且受時代、朝代、郡縣制等變化影響大，古南陽郡變化造成今許多河南人的誤認為（以上說的石雕就是代表），這也帶來一些史書的訛傳（這被心態不公之人正好“有據”利用）；《資治通鑑》上清楚地寫著：諸葛亮，琅邪（今山東臨沂市）人，寄居襄陽隆中。那個專業與業餘人士現在敢用“情節史料”否定《資治》中的這一結論呢？這就是第一鐵證，都服不服？。4.河南方面的有力反證明：a河南籍史學大家白壽彝、朱紹侯都認同是隆中；b河南省官方相關檔案中76、85、86、87年也都有認同隆中的（ab都可查到），還有多少呢？至於其它北宋後（例如扯岳飛）、明清及近現代史書、文獻關於諸葛躬耕地就不值得提及了； 5.現實是現隆中躬耕地離襄陽市十餘公里亦與上相符，而今南陽市臥龍崗離襄陽市大約500裡（軍史大家之稱的徐焰教授都這樣講且也認定隆中的，具體的數值可能確有差別，我理解是距離較遠；如較真數字的者就“太二了”）。總之 大家尤其是我們小屁民(特別是豫、鄂人)還需要到處再爭論、胡鬧這點嗎尤其是那些南陽的“業餘歷史達人”？ 河南人尤其南陽人首先得尊重、服從歷史事實及國家權威史學專家的意見吧！ 你們有的有限歷史證據去與國家本專業權威史學家去爭辯吧！（我可不是自以為是，只知這些事實——早已真相大白、存定論了） 別再媒體上擺弄“南陽情節的證據”或“訛傳的史料”了，越擺弄（和不服此）越顯不自量力（我這可不是罵、歧視人的）——還想拿些“證據”否定早有的權威定論。 但你們集體的“諸葛情節”與今天爭旅遊等利益倒是可以理解的、需支援的。 清代鄂藉豫官顧嘉衡對南陽臥龍崗曾寫下對後世影響較大的對聯“心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後主，名高天下何必辯襄陽南陽"，故諸葛亮優秀品質、智慧形象可視為我們中華民族正能量的一部分，有此心態我們都更不要再去爭辯這些了（尤其是臨沂、襄陽南陽、成都、漢中、江南諸葛村等地人）。 河南人尤其南陽人還是最好類湖北黃州人以東坡赤壁(文赤壁)樣對歷史真的蒲圻赤壁(武赤壁)一樣既有旅遊利益與集體情感的滿足，同時也尊重了歷史，這不好嗎？我不是這二省人（關注此事自1996年5月28自中央廣播臺親耳聽到定論始）現來公正宣傳定論達平息此爭論。 我個人認為河南人尤其是南陽人應以“諸葛出訪或遊學地”來定性南陽臥龍崗（還想顛倒這定性者是心態不正、帶“二”了），這也達類以上湖北黃州人樣的二個目的，大家都該服且不再爭論此了。

樹欲靜而風不止，林子太大怪鳥多。難為襄陽說草根網友又提出這麼一個自帶推薦答案的問題。《史記》管不住三國，咱們只說說《資冶通鑑》。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沒有對諸葛亮“躬耕於南陽”做任何的否定和修正，反而將隆中的地理方位明確認定為“襄陽隆中”；明確將諸葛亮在這裡的活動定性為“寓居”而非“躬耕”；明確將諸葛亮與襄陽人士的往來的時間確定為諸葛亮“躬耕南陽”之前的“建安初”；同時，果斷擯棄和修訂了一些前世雜史似是而非和相互矛盾的記載，使之更接近歷史的真實。正如《四庫全書·考異題記》所說：“（司馬光）有舊史所不詳者，亦必參互考證而明其所以闕疑之故，既著其文於通鑑，又本棄取之意，辨論而折衷之，使讀者曉然於紀載之得失是非而不復有所岐惑，千古史法之精密，實未有過於是者。”

我們今天重讀《資治通鑑》，不能不為司馬光這位史學大師的學識與品德所折服，所以，今人研究和爭辯諸葛亮躬耕地問題，必須學習司馬光的治學方法，才能不再出現“南陽，東漢郡名。在今襄樊一帶”這樣令人哭笑不得的史學“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