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代表的勢力不同

改革派和保守派

王安石和司馬光主要矛盾激化在於王安石推動變法，王安石是改革派，司馬光是保守派，主要是皇親國戚和上層階層，王安石主要是宋神宗支援，剛開始還可以，後來，敵對勢力太強大，在一個主要是變法被下層沒有很好的運用，適得其反，

北宋變法與不變法都得亡

北宋時期兩大名臣王安石和司馬光雖同朝為官，又皆以才華名揚天下，但二人因各自理念不同、政見不和，必起衝突引發黨爭，所以他們是“道相同，卻依然不相為謀”。

北宋時期的文人墨客，尤其是在仁宗，英宗，神宗時期可謂是群星璀璨，他們之中大多數不是朋友便是政見不合的敵人。

而其中先後登上政治權利中心的王安石和司馬光在初入仕的時候，其實也是一對好朋友，不光是他們在仁宗時期，歐陽修是蘇軾的師友，而蘇軾有和王安石，司馬光結識，而司馬光有和包拯結識，歐陽修的學生又是曾鞏。

這張圖左邊的是歐陽修 中間是司馬光，右邊的是蘇軾。他們當時都是好友，同時後兩位也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人。

因北宋中後時期官僚體系貪汙成風，軍隊花費巨大，國家虧空嚴重，宋英宗之子宋神宗趙頊，決定效法先秦時期的法家，變法來求富國強兵之術，一場變革即將展開。

這時候本是好友的王安石和司馬光，卻產生了分歧，王安石認為現在最重要的就是開源，要進行大刀闊斧的變革，就與富弼，曾布等人上書陳明變法之利害。

而司馬光認為現在最終要的是節流，國家國家根本經不起變法，最主要的辦法就是減少開支，來充盈國庫，至此司馬光與王安石開始因不同的問題屢屢在朝堂爭吵，兩人之間的間隙也越來越大，

最終王安石因有皇帝的支援，被受以相位，司馬光，蘇軾等人也先後離開了京城，去到了地方任職，也是在這段時間他編撰了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鑑》，這時候王安石開始變法，隨著變法的愈演愈烈，韓琦，蘇轍等人也開始反對變法。

最後在保守黨以及大地主官僚阻礙下，宋神宗兩次變法均已失敗告終，王安石因變法失敗，愛子又逝世，隨即退隱在金陵。

隨後不久宋神宗英年早逝，年幼宋哲宗即位，太后代管朝政，司馬光與蘇軾等人先後回到京城，司馬光接管了相位。他和王安石也幾乎沒有在相見過。

他倆雖然目標相同，但是想法確實不同的，最後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王安石、司馬光兩個人肯定是都想要好的政治，問題是他們倆對於什麼叫好，標準不一樣。王安石認為如何才是好的政治呢？是勇敢去創新，守舊是沒有任何前途的。但是司馬光就不這麼認為了，他說： 假如你連傳統都不尊重，那你還有什麼壞事幹不出來呢？他們爭的實際上是一種最根本的政治原則。

王安石、司馬光克己奉公

在宋朝，一般有權勢的男人都會養些歌姬，但在宋史上有兩個人是例外。一個是王安石，一個是司馬光。哪怕就是蘇軾都養了很多歌姬和歌女。

司馬光年老體弱時，友人想出錢買一婢女供其使喚，司馬光婉言拒之，寫信說這幾十年來，“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純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

司馬光身居相位時，為防別人走後門，司馬光想出了這樣一個辦法。司馬光濡墨揮毫，寫了一篇榜文，名為“客位榜”，類似今天的“會客須知”。客位榜主要向眾人告知三方面的內容：一是如果發現朝政有失誤或百姓有疾苦，想向朝廷提建議的，請寫好奏牘呈送朝廷，這樣我便能與同僚認真研究，選擇可行的呈送皇上，請皇上頒旨實施。倘若只是請託的私信，呈上來也不會有結果的。二是如果我自身有過錯或缺點，歡迎來信指正，請將來信交給差役，他們會轉交給我的，我會認真考慮您的意見，然後加以改正。三是如果屬於平反冤案、昭雪罪名等事項，凡是涉及個人的，也請出具書面材料，待我和負責此事的官員按規定研究辦理。如果您到我傢俬訪的話，請不要談及這類事情。客人來訪，跨進客廳，赫然看見客位榜，即使有私事相托，也難以開口了。

王安石任知制誥時，王安石的妻子吳氏，給王安石置一妾。那女子前去伺候王安石，王安石問：“你是誰？”女子說自己是“家欠官債、被迫賣身”而來。王安石聽罷，不僅沒收她為妾，還送錢給她，幫助她還清官債，使其夫婦破鏡重圓。

有人告訴王安石的夫人，說她丈夫喜歡吃鹿肉絲。在吃飯時他不吃別的菜，只把那盤鹿肉絲吃光了。夫人問，你們把鹿肉絲擺在了什麼地方？大家說，擺在他正前面。夫人說下次把菜的位置調換了一下，鹿肉絲放得離他最遠。結果，人們才發現，王安石只吃離他近的菜，桌子上照常擺著鹿肉絲，他竟完全不知道。王安石平時因為太不注重生活小節，搞得邋里邋遢的，朝服上經常有油斑，跑去朝堂上開會連王安石的政敵，攻擊王安石的時候，都很少在王安石的私人生活上攻擊他，都承認在私人生活上那是一個聖人。

翻開一部官修正史《宋史》，凡是參與並支援王安石“熙寧變法”的支持者、參與者、學生、事業繼承者無一漏網被列入‘奸臣’行列。獨獨王安石這一變法的發起者未列入而安然無恙。這一古今罕見、耐人尋味的現象恐怕要從王安石平時的所作所為和私生活中去尋找答案了。人生的真理，往往藏在平淡無味中。名聲與尊貴，來自真才實學。俗話說：“有德自馨香”即同此理。

王安石這個人超級不拘小節，他只關心自己內心真正關注的大事，其他一切對他來說全都無所謂。那王安石真正關注的是什麼呢？就是變法。

北宋到了王安石所在的時代，已經統治了有快一百年了。由於一些制度設計上的缺陷就形成了大量的冗兵冗官，問題已經非常嚴重了，對國家的財政造成了巨大的壓力。如果你不能改革的話，國家很快就會陷入危險的境地。

那麼，王安石覺得真正的大事是什麼？ 必須要經邦濟民，要變法，這才是值得大丈夫追求的事業，其他的事兒都是雞毛蒜皮。

王安石獲得了宋神宗的重用，開始了變法。他雖然有著一腔的報國熱情，變法的過程卻不是很順利。我們來簡單地看一下他推行的幾個新法。

首先，軍事方面有一個叫做保甲法。把鄉村的百姓十家一組編成一個兵民一體的結構，每家裡面要是有兩個男丁以上的就要抽一個人出來，農閒的時候軍訓。這樣就可以形成一種全國性的軍事儲備，可以節約養兵的費用，這是軍事方面的法律。

其次，經濟方面的法律——青苗法。規定到了每年青黃不接的時候，可以由官府給百姓貸款，收取比較低的利息。當然在今天看來這個利息不低，但是比那時民間的高利貸要低很多，用這個辦法來緩解民間資本不足的困境，減輕百姓的壓力。

還有一個法叫做市易法，就是在開封設立一個專門的衙門，負責在產品滯銷的時候政府收購。在產品短缺的時候再賣出，用來平衡市場。

還有人事方面的法律，他頒佈了一個叫做貢舉法，就是要對科舉制度進行改革。在考試的時候不再考那些經典了，而是要考經世致用的學問。

剛開始看上去，你會覺得這法令不錯，既能夠節省軍事的開支，又能夠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還能篩選出真正能幹事的人。

所以王安石曾經誇口，說這套新法要是一旦能夠施行，那朝廷根本不用向百姓加稅，照樣能讓國庫充實起來。但是等他真幹起來，就不是那麼回事了。

咱們先說這個保甲法。保甲法是把老百姓都給編成兵民一體的組織結構，王安石設計這個法令的時候，是有著非常高大上考慮的，要復周禮，但是他失敗了。

為什麼呢？ 最初的周禮實際上順應的就是一個兵民一體的社會結構，把這個社會結構整合一下就成了周禮了。

宇文泰在統治北周的時候，北周是有這麼一種兵民一體的社會結構，所以宇文泰復周禮是能夠成功的，但到北宋不一樣了。

前面講過，到了北宋中國歷史就從豪族社會進入到平民社會了，兵民一體的社會結構早就沒了，這意味著什麼呢？

這就意味著王安石要搞的保甲法，就不是順應現成的社會結構做出的一種整合，而是要把現成的社會結構給徹底打亂，重搞一個。你說老百姓能受得了嗎？

比如經濟方面的青苗法和市易法，這兩個新法你初看上去是想要幫助老百姓獲得更好的融資機制，以便刺激市場的經濟流通，讓朝廷獲得更好的財政基礎。

但是這些法律要想能夠有效實行的話，一定得有比較清楚的現代法律基礎，市場才能自動運轉起來，才能足夠流暢。 問題是這些法律基礎在當時根本就沒有。

那結果怎樣了？這些法律運轉起來就是當官的胡亂調配，甚至強迫老百姓必須得貸款，老百姓肯定更受不了了。

當然了咱們也得客觀點評價，在王安石那時候，他是不可能想明白這些前提條件的，咱們這是事後諸葛亮能夠說明白。所以，王安石不可能想得到這些新法在運轉的時候會出現一些問題。

但是現實是，新法的運轉確實出現了大量的問題，於是以司馬光為首的很多人批評王安石。說這新法完全是胡鬧，一定會把國家搞壞，而這些人出來一通罵之後，皇上就開始猶豫了。

王安石不管不顧的個性馬上就起來了，他充滿豪氣地說了一段特別有名的話—— “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什麼意思？天災、人們的非議、祖宗留下的規矩都不用怕，只要你確定了自己的目標，就要排除所有這些外部的干擾。

司馬光這幫人已經忍了王安石很久，早就很不滿了。等到王安石啥都不用怕的說法一出來，輿論更是一片譁然，對王安石又是一頓猛批。

王安石也火了，馬上就把司馬光這一派的人陸陸續續都趕出朝廷，貶到地方去了。司馬光本人級別太高了，沒法貶到地方去，於是就哄到洛陽，讓他賦閒。

當然這個對後來的中國歷史也不是壞事，司馬光就是在洛陽賦閒的這段時間寫出了《資治通鑑》。

在王安石看來舊法早就不行了，要行的話，不至於被西夏這種小破國家給欺負了。這些新法對國家好處頗多，就算有一點瑕疵，你們也應該幫我改進，而不是劈頭就罵。

在司馬光看來不是這樣，他說老王你那能叫瑕疵嗎？這完全證明了你那根本就是胡鬧，你要想治國首先得老成持重，不能依照一些異想天開的念頭把天下攪得不安寧。老王，你得知道要是把秩序攪亂很容易，但是要想恢復起來可就難了。到時候遭殃的是誰，還不是老百姓嗎？

王安石一聽，火更大了，啥叫異想天開的念頭啊？沒看我那新法是復周禮嗎？你再老成持重，你還能老得過周禮去？既然你們這幫傢伙不願意幫忙，還拖後腿，我不用你們行嗎？我就用新人。於是王安石的那套人事改革方案就派上用場了。

但問題是雙方已經鬧到這個份兒上了，道德感比較強的人肯定就不願意跟王安石混了。因為王安石這個人個性確實太奇葩，的確是不大容易合作。再加上他以復周禮的名義連祖宗之法都可以不要了，那什麼事幹不出來啊。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君子不會來的，各種能力很強但是心術不正，善於投機鑽營的人就被王安石提拔起來了。

當然，王安石本人是非常重視道德的。王安石曾經點評戰國時期很有名的齊國的孟嘗君，他說世人全都稱讚孟嘗君能夠收攏天下的人心，各種人才全都願意為他所用，雞鳴狗盜之徒他也都能用起來。

王安石非常看不上，他說就憑齊國那麼強大，要真能得到一個人才，絕對就能壓制住秦國稱霸，你還用得著雞鳴狗盜之徒嗎？正是因為孟嘗君門下有一堆雞鳴狗盜之徒，所以真正的人才才不來。

王安石想得當然是非常清楚了，但是這種話說起來很容易，真幹起來就不一定那麼回事了。肯為王安石所用的人，我給你舉一個最有名的例子，你就知道都是什麼貨色了。

這個例子是誰？蔡京，就是《水滸傳》裡面那個有名的大奸臣蔡太師。蔡京這種人確實不管祖宗之法，而且特別能忽悠，他把宋徽宗一通忽悠。於是北宋的政治水準就越來越差勁，最終就亡國了。

那麼事情發展到這一步咱就能看出，司馬光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強調祖宗之法了。

北宋已經進入到平民社會了，那麼在更早的封建社會和豪族社會里，實際上社會本身對於皇上的制衡能力非常強。 但是到了平民社會，社會里對皇上的制衡能力就越來越小了，傳統幾乎是唯一的一個還能夠用來制衡皇上的東西了。

那傳統是什麼呢？祖宗之法。如果皇上對祖宗之法都沒有敬畏了，那問題就大了。官僚本身是皇上意志的延伸，如果祖宗之法可以隨便就被突破，蔡京這種人就會以皇上之名幹各種壞事。

但是咱們在前面也說過，王安石變法並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大宋過去的一系列做法真是不行了，必須得變，老路根本維持不下去。

司馬光所強調的祖宗之法就是這條老路，確實能夠對皇上和官僚給構成約束，但問題是現實面對著一大堆問題，這怎麼辦？司馬光能解決嗎？

大宋在這種時候就面臨著左右為難的境地，既需要王安石的改革，也需要司馬光的穩健，但卻很難找到這兩種政策的均衡點。

所以到了力挺王安石的宋神宗去世之後，王安石所開創的新黨和司馬光所開創的舊黨，就隨著皇位的變遷而多次的此起彼伏，這兩個黨就開始了非常激烈的黨爭。

在王安石和司馬光都還活著的時候，這兩個人都是君子，所以他們雖然有黨爭，但是不會失去君子之風。

公元1068年，隨著王安石、司馬光的先後離世，兩派力量從道義與治國理念之爭，徹底蛻變為純粹的私利與權力之爭，由君子之爭墮落成小人之爭。以司馬光為首的所謂“元祐黨人”遭到王安石的學生章惇的無情打擊。眾多才氣橫溢的名士一時星散凋零，死的死，充軍的充軍。26年後，隨著蘇軾、範純仁等人的故去，大宋政治舞臺再也難見到那種具有遠大信念，人格高尚純粹、學術博大精深的偉人了。

司馬光和王安石都是歷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一個寫了一本流傳千古的史書《資治通鑑》，一個是強硬的改革家，那麼一個寫書的文人和一個改革家怎麼會攪在一起，司馬光和王安石究竟有什麼恩怨，導致司馬光在執政之後把王安石的所有變法內容都廢除了？其實王安石變法的性質從根本上來說，就是朝廷以行政手段插手經濟。王安石認為，社會已經混亂無序了，朝廷必須要出手，全面插手經濟執行。

政見不合朝廷插手經濟有沒有好處？當然有。比如當時朝廷不頒佈《青苗法》，老百姓就只能借高利貸，受到有錢人的壓榨。而朝廷插手之後，就緩解了這個問題；再比如當時的商人故意囤積居奇，導致物價上漲，老百姓被迫受壓榨。而王安石改革，建立更多的國營物流公司、國營商場後，老百姓就不用再受這重壓榨了。另外，王安石改革還有很多正面影響，這裡就不一一列舉了。好，既然王安石的改革有這麼多好處，司馬光為什麼還敢站出來反對呢？司馬光的理由是這麼說的：朝廷全面插手社會經濟執行，肯定不是好事。即使是這些改革都是出於好心，但最終也會把事情辦壞。用直白的話說就是——司馬光認為王安石變法，只是說得好聽，說什麼“民不加賦”，都是在自欺欺人。王安石所做的一切，只不過是換了個明目，變相盤剝老百姓。如此這樣還不如直接加稅來得爽快。實事求是地說，司馬光的話，有道理。王安石變法期間，確實有很多法令失控，導致變法明明是辦好事，但卻攪亂了社會。而正是王安石的這個弱點，讓司馬光抓到了攻擊他的把柄。

性格不合司馬光的理政能力很一般，他在地方上的政績很一般，在三司的作為也很一般。不過他的性格很直，再加上有人給他撐腰，這使得他雖然理政能力不行，但後來卻透過紮實的學術水平和給朝廷提意見，變成一個出色的禮官和稱職的諫臣。想象一下，如果一個人缺乏政務能力，但又長時間擔任諫臣，罵人罵爽了。這個人會變成什麼模樣？想必肯定就是時時都覺得自己是對的，自視甚高。對事物本末倒置，習慣了只罵人，只提意見，但不辦事的官僚作風。前面說了，王安安變法是有問題的。一個有問題的變法，再加上一個習慣了提意見的職業噴子，司馬光怎麼可能不反對王安石？關於司馬光缺乏從政經驗的論斷，這裡簡單說明一下。司馬光從二十歲中進士開始，一直至五十三歲擔任知長安京兆府。在這期間，他沒有擔任過主官。知縣、知州、知府，一路監司主官，他都沒有擔任過。什麼主管經驗都沒有，可想而知，他的從政水平能高到哪去？

回到朝中後，司馬光歷任官知諫院、翰林學士等清要之職，直至王安石開始變法。在這一段時間裡，他也是以練嘴為主，缺乏辦事經驗。實事求是的說，以官僚的角度來看，司馬光是不稱職的。當時習慣性練嘴的官員也不止他一個，但像他這樣完全沒有施政作為的官員，還真難得找。就連蘇軾在基層為官時都還留有著名的“蘇堤”。司馬光和這些嘴炮同志相比，真的也就只剩下“一身是嘴”了。有人給司馬光鳴冤，說他不反對變法，而是反對王安石式的激進變法。這個觀點我承認有道理。比如王安石下臺滾蛋後，司馬光修改了《免役法》，他在王安石的基礎之上，把選擇權交給了民眾。透過司馬光這麼一改，上等戶可以選擇服役也可以選擇交錢僱人服役，而下等戶也可以不再需要繳納免疫寬剩錢。對比王安石摟錢的政策，司馬光版的法令是善政，尤其對於窮人而言。但我還是要說，司馬光這些小修小補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北宋積貧積弱的問題。他往死了噴王安石，又拿不出更好的解決問題的系統性辦法，積貧積弱的問題仍然存在，那麼他噴的意義在哪裡呢？這難道不是為了反對而反對，為了抬槓而抬槓？

私人意見北宋開國，以北方為根本，逐步南下，滅掉南唐、後蜀、南漢等國，統一中原。這就導致了當時的北方人在某種程度上，壟斷了朝政，不讓南方人在朝內有話語權。南方人受打壓，你覺得南方人會怎麼樣？不用想，當然是借各種機會翻盤了。事實上，通觀王安石改革，主張改革的恰恰就是以南方人為主，而重因循的守舊派，也恰恰就是以北方人為主。王安石江西人，司馬光是山西人，如果以淮河為界分南北，那王安石就是南方人，司馬光就是北方人。他們各自的同盟夥伴，比如改革派的呂惠卿、章淳、蔡京是福建人，曾布是江西人。守舊派的韓琦、程顥、程頤是河南人。這就是很典型的南北之爭了。

想想看，司馬光作為北方人，他在目睹南方人透過變法獲得話語權時，他能沒私心嗎？當然，反對改革的人裡面，也有南方人。比如蘇軾和歐陽修。不過他們與司馬光這類舊黨相比，反對改革的力度並不大。屬於是遊走於新舊黨之間的理性中間派。換而言之，政治位置決定了司馬光對王安石改革的立場。如果他不是北方人，而是南方人，或許他反對的立場就不會那麼激烈了。由此可見，司馬光之所以會發對王安石，其實摻雜了很多政治上以及個人對王安石的不滿，因此也就不難怪在宋神宗和王安石相繼去世以後，當司馬光執政後，便全部廢除了王安石的變法內容，這就是“元祐更化”事件。從此以後宋朝陷入了無盡的黨爭之中無法脫身，很多人把黨爭歸咎在王安石身上，殊不知司馬光的舉動才是導致事態進一步惡化的推手。

以我之見 北宋時期王安石和司馬光不合，究其原因就是政見不同，王安石屬於改革派，司馬光屬於守舊派，這種利益關係註定兩人了彼此攻伐。

王安石 公元1021年～公元1086年，臨川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改革家，曾先後兩次為相，後因守舊派反對，罷相，守舊派上臺後，新法皆廢，憂鬱而終。

王安石 公元1019年～公元1086年，北宋政治家，文學家守舊派人，由於反對王安石變法離開朝堂十五年，支援編纂中國最大的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鑑》。

下面進行分析

1.北宋立國之初 ，就實行文人治國，以文御武策略，因而武人地位低下，朝堂之上完全由傳統士大夫做主，隨著利益衝突，朝堂之上形成兩股勢力，一是改革派，二是守舊派，因而兩派之間有著不可調停的矛盾

2.王安石是改革派，而司馬光是守舊派，兩派政績見不同，因而其兩人註定不和

總結 結合上述可知，王安石與司馬光道不同，不相謀

這種道是為官或為臣之道，一個是保守派一個是革新派，二架馬車反道而馳是路線的爭鬥，所以王安石和司馬光道相同而不相謀。

王安石是改革派，一直想致力於改革北宋的政治，但是司馬光一直都是守舊派，而且兩個人本身在朝廷上都是對立的，王石本人太固執己見聽不進別人的意見，司馬光作為老臣，本身已經不願意在朝廷上受王安石的調遣，所以選擇退隱寫資治通鑑，所以兩者本身在意見上或是在政治上的看法是完全對立的，但是兩個人的爭執也只是君子之爭吧！

導語

王安石與司馬光兩個人，曾經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如果說到交情，這兩個人的確可以說是“道相同”，但他們兩個在面對變法一事上，道是絕對不相同的。政治鬥爭原本如此，王安石與司馬光的政治理念不同，不相為謀實屬正常。

分析

王安石之道

王安石是變法的推動者，變法強國是王安石一生所求，他的道就是變法

1、為了變法王安石提出“三不”，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在這個被梁啟超先生視作千古第一人的心中，只要能富國強兵，所有擺在他面前的阻礙都不必畏懼，無論是祖宗之法，還是悠悠眾口。

2、“三不”是王安石說給宋神宗的，其目的就是增加宋神宗變法之決心。“三不”提出之後王安石還向宋神宗遞上了《本朝百年無事札子》，來說變法的勢在必行。並且重新給三經釋義，透過對“聖人之書”的重新解讀，讓人們去接受變法。

3、在朝堂上，王安石與“臺諫”官員達成合作關係，凡是不支援變法的人，都依次的成為了王安石的敵人。打壓保守派，提拔激進派，王安石在為變法拉起一支隊伍：

翰林學士範鎮三疏言青苗，奪職致仕。惠卿遭喪去，安石未知所託，得曾布，信任之，亞於惠卿。

凡是攻擊變法者，王安石一律不管交情，全部打到。因為呂惠卿、曾布都支援變法，所以王安石對他們信任有加，委以重任。

4、一系列的準備工作做完了，說服了君主，製造了輿論，打壓了敵人，提拔了親信，王安石開始變法了。為了富國強兵，王安石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改變國家的現狀：

①富國是變法的核心：王安石變法的很多政策都是圍繞著富國為核心來進行的，不管是青苗法，還是募役法，眾多的新法中都透著一個字“錢”。畢竟，宋朝從太宗時期就出現了入不敷出的現象，如果不想辦法來搞錢，不要說富國了，就連大臣們的高額工資恐怕也要支付不起了。

②強兵而謀舊土：宋朝的對外作戰怎麼說也不光彩，契丹佔據的燕雲十六州奪不下來，西夏還經常的騷擾邊境。雖然說慶曆和議後，西夏變成了名義上的小弟，但人家實際上根本不聽宋朝的話，還搶佔了宋朝的很多領土。再要是不強兵，那宋朝只能繼續被人蠶食。因此，王安石提出了保甲法、將兵法，一系列的強兵之道。

③取士變革，新朝要有新氣象：宋朝的冗官現象非常嚴重，這個朝代對文化人重視到了可以“世襲”的程度。只要官職達到一定品級，家中就有不用科考，也能入仕的名額。而且，變法的人才基礎薄弱，王安石沒有一個足夠強大的團隊與他一起變法。所以，王安石改變科舉制度，唯才是舉，要改變朝堂的現狀。

司馬光之道

面對王安石的變法，作為昔日的好友，他成了王安石變法路上的絆腳石。

1、司馬光並非一味的全盤否定變法，早期的時候他也曾維護過王安石。可就在王安石推出青苗法後，司馬光堅定的站在了王安石的對立面。他不支援這種以商謀利的新法，在他看來，這種做法影響了朝廷的威嚴，與商人逐利是他所不屑的。

2、這一否定，他就開始了全盤否定，凡是變法的事他一概不支援。即便是宋神宗親自跟他商量，希望他可以輔助王安石共同推進新法，他都拒絕了。

3、變法派的得勢讓司馬光在朝堂上無立足之地。然而，隨著宋神宗離世，變法失去了最大的支持者，司馬光重新回到朝堂。之後的他，除了把新法全部推翻，還把變法派的人都踢出朝廷。比王安石之前做的更狠，更絕：

惇父冒佔民沈立田，立遮訴惇，惇系之開封。坐二罪，罷知蔡州，又歷陳、定二州。

變法干將之一的章惇被一貶再貶，其他人也都是這種遭遇。

王安石、司馬光兩個人的關係變化

王安石、司馬光兩個人原本是相互欣賞的好友，慢慢的卻轉變為政敵，這期間都經歷了什麼

1、早期的王安石、司馬光兩個人因為志趣相投，都有一顆報國的熱情，是無話不說的好友：安石與光素厚

2、在經歷了一番宦海浮沉之後，兩個人都身居高位。有了地位之後，自然要推出自己的政治主張。王安石開始進行變法。變法之初，司馬光就對王安石加以過制止，曾三次寫過《與王介甫書》對此加以勸阻，王安石也給了司馬光回信。從這會開始，兩個人就產生了嫌隙：

光援朋友責善之義，三詒書反覆勸之，安石不樂。

3、等到王安石推出青苗法後，司馬光更是直接的站到了王安石的對立面。兩個人政治上的矛盾公開化。

4、因為政治理念的問題，兩個人站到了相互對立面。可是，政治鬥爭是你死我活的，王安石為了推出變法，而對司馬光等保守派進行打擊。而司馬光在被王安石打壓後，從此一心修書，不問政治。直到神宗去世，司馬光才重新站到政治舞臺上。此後的司馬光，一直到死，都念念不忘推翻新法，打壓激進派。

原本的至交好友，為什麼會變成“敵人”

政治這個東西很神奇，他可以讓兄弟反目，父子相殘。那朋友為了政治而站到對立面，更是正常不過。

1、王安石與司馬光之所以成為朋友，是建立在文采的相互欣賞，品行的相互尊重上。也就是說，在王安石變法之前，兩個人不涉及到政治理念的碰撞。所以，可以維繫著很好的友情。

2、在王安石變法之後，司馬光曾經非常熱情的寫了三封信勸告王安石，對變法之事曉以利害。可王安石只給了司馬光一封回信。這件看似簡單的小事，在司馬光看來，可能就是王安石對他的羞辱。文人都好面子，可是王安石恰恰是不願意給人面子的人。一心忙著變法強國的王安石根本沒時間理會司馬光的熱情。有時候，我在猜想，如果王安石能夠好好的與司馬光交談一番，司馬光的想法是否會發生一些改變。

3、兩個人終極的道雖然相同，因為無論是誰，他們都是想要國家富強的。但是走的路卻不同，王安石是要透過變法來富國強兵，而司馬光則是傳統文人的想法，希望要透過德行來進行教化。王安石變法固然有不妥之處，可司馬光的想法根本不切實際。

4、兩個人的性格上就是對立的。司馬光的個性保守，從他一系列的主張來看，他是堅持祖宗之法不可變的。莫說“利不百，不變法”了，以司馬光的性格與理念，就是利過萬，在他心裡都很難接受變法。而王安石不同，這個人一向激進，仁宗的時候他就有過上書勸仁宗變法，可想而知，變法在王安石心中那就是一生的追求。

結語

最終，王安石的變法以失敗而告終。王安石與司馬光的友誼也破裂了。雖然說，他們都是希望宋朝可以強大，但是個性與政治理念的不同，讓他們選擇了不同的道路，站到了彼此的對立面。不知道相互成為敵人後的兩個人，是否也懷念過曾經無話不說，共議國事的歲月。

環境背景

當時北宋身處在西夏和遼的對立面，每年都要給這倆國家交“稅”，這誰抗的住呀，於是宋神宗想要變強，當朝宰相王安石，感覺國家變強，要改革，於是實行王安石變法，宋神宗力挺王安石，也是幸虧前期有了宋老闆的支援，才讓王安石實行改革。

治國之道，首先要效法先代，革新現有法度

王安石一開始變法，一頓操作猛如虎，非常激進，這樣讓很多人受不了，連宋神宗就開始動搖，因為王安石變法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等，在中國古代史上，和商鞅變法差不多的一次規模巨大的社會變革運動，把大部分人都得罪了，都開始反對王安石。

一開始靠著宋神宗支援一段時間，從公元1069年到1076年，宋神宗死後，王安石就差不多變不動了，宋神宗的母親高太后看著兒子還小，垂簾聽政，不喜歡王安石變法，讓王安石的對頭，司馬光當上宰相，把新法廢除，全面回覆舊法。

王安石和司馬光“不相為謀”

其實不只是司馬光不贊同王安石，還有很多大家歐陽修、蘇軾、蘇轍他們各有各的想法，都是為國為民，沒有私心，希望國家富強，百姓安居樂業，只是方式不同罷了，那麼導致不同的主要原因是什麼呢？

（1）改革的方法：王安石改革非常激進，王安石用人都是很多新人，新人還都是認同王安石變法的人，凡是有志向改革的人才都被委以重任，不少人成為改革的中堅力量。這樣幹，讓一些權貴都看不下去，反對王安石這樣用人。

（2）改革的內容：改革的內容雖然帶來了許多的好處，但是也帶來了許多壞處。富國之發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也減輕了農民負擔，但卻嚴重損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強兵之發增強了國力，但是把農民也得罪了，讓農民們有了多餘的負擔，得罪了農民的利益。

（3）個人原因：王安石變法時沒有把實際和理論結合，一直按照自己的想法來，有點剛愎自用，就是為了貫穿自己的理想，認為可以對北宋帶來改變，卻不看清現狀，並不是打破過去，而是借鑑，建立於過去而變法，說不定可以成功。

總結

司馬光寫過《資治通鑑》，對於過去歷史有所瞭解，保舊的思想是在當時人們所認同的，而王安石的超前，讓別人不能理解，誰損害他們的利益，他們就和誰過不去。總要讓老百姓吃飽飯，不能不切實際的忙幹，這也是司馬光能看到的，和王安石的“不相為謀”，得民心者得天下。

王安石與司馬光他倆雖然也是朋友，但由於“政見”之“道”不相同，所以肯定是“不相為謀”的，中國政治歷來如是。

安石和司馬光的黨爭的焦點實際上是在變法這個方面。

要了解這個變法為什麼會成為焦點，我們就需要了解北宋當時的背景了。一個國家最重要的無非就是財政和軍隊。不湊巧，北宋是中國少有的這兩個方面惡化最為嚴重的朝代。

財政方面一方面是開支過大，三冗問題；另一方面是收的過少，宋朝不抑兼併，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的自耕農的數量減少的非常快，重新丈量土地讓地主豪強老老實實交稅又非常困難。北宋立國不到百年，財政狀況已經到了常年要寅吃卯糧的地步了。相比於唐朝的開元盛世，西漢的擴疆萬里，北宋無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軍隊方面，北宋的軍事制度極為落後，軍隊戰力極低。佔領中原而未完成完全大一統的朝代唯有北宋一家，別無分號。常年被人打的滿地找牙。武官地位低下，文官地位上升，毫無疑問是利於鞏固皇權。可涉及到對外事務上，文官大多軟弱無力推卸責任不扯後腿就不錯了，少數則屬於有心殺賊無力迴天的那種。我也不知道五代十國那幾十年怎麼就這麼容易養出一群沒有血性的男人出來，可能有血性的大多被殺光了。

總之，到了宋神宗的時候，北宋的局勢可以算的上很差了。

當時就有很多人看出這樣子下去不行，要變法，但是一大堆人反對，說什麼祖宗之法不可變之類的。（多是既得利益者，也有些就想這麼耗著的。）

其實宋仁宗時期那個著名的范仲淹就已經著手變法了，可惜他下手太狠，一出手就動了吏治這塊，阻力巨大。後來被人給搞倒了。順帶把那代有志於改革的人的雄心還澆滅了。從此心灰意冷，成了保守黨。

王安石這人比較善於做實事，神宗之前主要在地方做官，中央官裡面去過財政部工作過，這個在財政部工作過對他的影響還是很大的，在這裡他對這個龐大帝國的財政狀況有了瞭解，我以為這段工作對他後來的變法影響很大。總之他屬於那種非常有能力的技術官僚。

司馬光就比較少做實事了，大部分時間在京城任清要之職。

神宗的時候，王安石的地方官做的挺好的，聲名在外，推崇改革。小皇帝剛上任看到國家的弊端，決心變法。王安石就被調入了京城。開始了他的變法，熙寧變法。

總體來說是緩解了國家的困難，至少財政沒那麼緊巴巴的，軍隊也開始從完全被動挨打轉為欺負人的角色了。拓地五州，開疆擴土，北宋自太宗以來第一次。

在這期間，保守派和變法派的爭鬥從未停歇。初期神宗也是給力，王安石那時可以說是北宋歷史上權力最大的宰相了，重要部門和關鍵職位全上了自己人。（確實很過分了。）這時司馬光自己跑到了洛陽寫資治通鑑去了。不過爭鬥沒有結束。保守派還是使勁給皇帝上奏摺。

中間有個小故事是司馬光上書皇帝黃河水患，皇帝打算讓司馬光去治理，當時保守派立馬就制止了，說這不是士人該乾的活。

前面提到了王安石堪稱北宋權力最大的宰相，權傾朝野毫不為過，皇帝實際上也並非完全信任王安石加上其變法信念不夠堅定，在保守派的攻擊下，變法很快也難以為繼了。

後來王安石離開朝堂，神宗取消了變法中的許多舉措，特別是最能給百姓帶來實惠的幾條。神宗去世後司馬光入朝主政，全面廢除新法，為相八月後去世。

縱觀兩人一生，司馬光與王安石的政爭實際上就是當時北宋新舊黨人之爭，核心為變法與否。實際上兩人之間的爭鬥並不是王安石變法期間的新舊黨之爭的主線。中間司馬光離開朝堂長達15年之久。

不過我以為，兩人之爭實際上是新舊兩黨人的縮影。身為既得利益者的舊黨為了自身利益往往可以棄國家與不顧，眼看他樓要塌了，依然悠悠哉哉。國家積貧積弱無法緩解。新黨人固然有把變法當成自己仕途上的工具，但是對於國家的富強來說依然是有益的。神宗後哲宗，即位8年後親政，廢舊黨立新黨，一改之前幾年對西夏的頹廢之勢，可惜哲宗僅僅活了24歲。觀宋一朝，變法圖強之君鮮有長壽，守成無為甚至昏庸之君往往活的比較長。實是怪哉。

司馬光和王安石只是政見不同，他們在政治主張上有決然不同的見解，政治立場完全不一樣，在這意義上，他們倆屬於政敵，但是，他們又有君子之交，兩人有心心相惜的另一面，在個人關係上，他們不是敵人，而是朝中的同僚、朋友。

宋朝立國時就形成一個重要特點，那就是“重文輕武”，文人掌兵權，武官指揮軍隊，而武官帶兵常常是臨時的，其主要目的是將帥造反。宋王朝創立者趙匡胤自己是靠掌兵權造反起家的，所以，他特別重視對於軍權的控制，防止出現類似於“陳橋兵變”的事再發生。趙匡胤從立朝開始，便非常重視對於兵權的控制，設定了將管兵、調兵和用兵的權力分開機制，這導致了軍隊的戰鬥力下降，邊疆的防衛能力比較弱，久而久之，國家便形成了積弱現象。

當時有見識有責任的朝中大臣，都在想方設法為宋王朝尋找富國強軍之路，都努力著想使百姓能安居樂業。司馬光和王安石都是朝中的能臣、名臣，在實現富國強兵富民的理想追求方面，他們的目標是一致的。他們都同樣有著振興宋王朝、提升國家實力的同樣抱負。此外，他們都屬於胸懷寬廣、大處著眼的人，不屑於計較個人恩怨。而且，司馬光和王安石的人品都屬於比較高尚的，都是政壇上的君子，即便在權力競爭時，他們也是以坦蕩的胸襟和無私的情懷而進行競爭，沒有使用下三流手段。司馬光和王安石都是想在政治上有大作為的傑出政治家，也是人們所重視的著名大臣，他們都是心胸比較坦蕩，見識比高遠的人，而且，他們學識淵博，素質高，對於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很執著，不達目的絕不放棄。所以，這兩個傑出政治家的鬥爭，絕不是小人佞臣之間的低劣爭鬥。

司馬光和王安石在朝中並非是水火不容的，他們有共同的師友，他們都蒙受過歐陽修的舉薦和培養，他們有共同的一些同僚友人，比如，他們兩人都與北宋大詩人梅堯臣是忘年之交，都能說上心裡話。所以，透過與老師朋友的交往、交流，他們兩人之間也是有交流，有交情，有心靈相應的方面，他們兩個是有心理上的默契的。

司馬光與王安石兩人不僅同時朝中的顯赫大臣，而且，他們也都是宋代文壇的大師級人物，有學術、學問和學識方面同樣的很高品味。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有不少著名的文章、詩詞傳世，他的文章寫得極好，詩詞也多是極品。在《王文公文集》中可以欣賞到他的堪稱經典的文章和詩詞。司馬光也是寫文章寫書的頂級高手，在他的《溫國文正司馬公集》中，可以讀到很多頂級水平的文章。此外，他所主編的《資治通鑑》，是名聞遐邇的史學鉅著，也是古典謀略文化的代表作。這一部鉅著不是一般的史書，而是他根據自己的政治實踐，總結歷史經驗而為皇帝寫的治國理政的謀略經典。這樣兩位有很高文化水平和淵博學識的政治家，他們之間的政治較量，絕不是陰謀家、亂臣賊子之間的低階爭鬥，不是小人之間的互相陷害，而是不同政治主張之間的公開激烈競爭。

王安石與司馬光的年齡相差不多，他只比司馬光小兩歲。雖然司馬光比王安石早兩年中進士，但是，年長的司馬光對於相對比較年輕的王安石還是比較佩服的，他曾在寫給王安石的信中說：“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鹹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鹹被其澤矣!”（司馬光《與王介甫書》熙寧三年二月二十六日）這樣的評價不是口頭上的，而是發自內心的讚揚。

同樣，王安石對司馬光也是非常欽佩的，他曾在《答司馬諫議書》中對司馬光說:“與君實遊處相好之日久”,“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嚮往之至”。

不難看出，這兩位大政治家大學問家雖政治立場政治主張各分東西，他們的政見大相徑庭，為不同政見而激烈競爭，但是，他們在內心裡是相通相惜的，他們之間所爭的是治國方略的不同，是維護原有體制和改革創新不同政治策略上的競爭。

不同的朝局，需要不同政治主張和不同治政風格的大臣。1067年年初，宋英宗駕崩，不滿20歲的血氣方剛的宋神宗趙頊繼位了，宋神宗一登基便大膽推進他的政策。他是一個很想有大作為的年輕皇帝，他很想能，像唐代開創了“貞觀之治”的李世民一樣，成就一番大事業。所以，老臣們因循守舊的管理策略他不興趣，他想嘗試新政策，想清除積弊，想透過革新來儘快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

司馬光的主張在當時朝臣中很有代表性，他認為，宋王朝之所以出現積貧積弱現象，並非由於守舊制，而是由於“用度太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所以，積弱與舊制無關，不能隨意更改祖宗傳承下來的制度。

可是，宋神宗對司馬光等老臣們的主張並不贊同，他是一位很想幹出大事業的血氣方剛的年輕皇帝，若是因循守舊、按部就班，他是沒法成為成就大業的傑出帝王的。

如此一來，宋神宗感到，司馬光這一幫舊臣太守舊了，他們憑著自己的老資格，想依照先皇的旨意來治理朝政，這必定會阻止推進革新政策的。所以，神宗皇帝決定選有朝氣的新臣來推進革新。而王安石的政治主張與神宗很合拍，都是不滿舊體制，看不慣舊朝臣，喜歡革新，想要推進改革。

1068年，都想要革新的宋神宗和王安石君臣兩人聯起手來，開始推行改革。神宗任命王安石為翰林學士，使王安石的職務與司馬光成相同。從此，一位改革派首領，一位保守派代表展開了激烈較量。

此時，分歧很明顯了，王安石著力於推行“變法”，想改掉舊制，突破舊的條條框框的束縛，以革新求發展，改變積弱積貧的狀況；而司馬光的主張卻完全不一樣，他主張遵循祖宗舊制，按照傳統的管理方式，維持朝政的穩定性，反對政策上的大動盪。在朝中陳述建議時，王安石和司馬光立場不同，政策主張差異太大，在皇帝面前爭執起來，而且各不相讓。而且，兩人都是很執著的，不爭出個結果，不肯罷休。比如，王安石認為，要改變積貧積弱現象，就要透過增加稅收來解決，而王安石則反對增加稅收，他主張要透過開源節流來增加國庫收入，。在司馬光看來，開源節流歸根到底是盤剝百姓，政策如持續下去，必將導致社會出現亂局，是不能輕易用的政策。

實際上，神宗皇帝之所以重用王安石，就是因為他比較贊成王安石的政策主張，他想學李世民，不大動干戈進行改革，是不會有大的政績的。所以，神宗皇帝對於司馬光的建議是不贊成的，而且，司馬光循舊穩妥的治政風格也不為神宗皇帝所喜歡，他更欣賞王安石的求變精神，更贊同王安石所的“變法”主張。為了讓王安石更有力地推動改革，1069年，神宗皇帝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即副宰相，擁有實施改革的實際權力。1070年，神宗皇帝又提升王安石為宰相，並讓他組織一個班子去負責實施改革措施，把“變法”運動全面展開。

在朝中，王安石一時風光無限，威權顯赫，在他背後，有神宗皇帝作靠山，在他下面有一幫年輕大臣歸他指揮，於是，王安石的“變法”政策很快實施，改革的步伐邁得非常快，“變法”條例一條條出臺並推行。應該說 王安石的“變法”策略從發展趨勢來看是正確的，是當時宋王朝解決困境的好辦法。但是，改革的步伐邁得太快了，打擊的範圍太大了，在政策施行的過程中，由於阻擾改革的力量太強，“變法”政策在實施中大大變味了。

改革的結果不但沒有能改變積貧積弱的現狀，而且使社會不同階層的矛盾更尖銳了，百姓更窮，下層民眾更難熬下去。所以，王安石不僅使“變法”策略遭到很多大臣的反對，而且，王安石與老臣們的矛盾也變得更大，包括歐陽修、蘇軾、蘇轍等名臣也都表態決不支援王安石。司馬光等也與王安石的矛盾更大了。

司馬光立場堅定，堅持反對“變法”，即便是神宗皇帝支援改革派，他也堅持不改變他的遵循舊制，穩定朝局的主張。他多次挺身而出，公開表態反對“王安石變法”。

值得注意的是，在朝中，在公開場合，司馬光不怕若怒皇帝，毫不妥協地反對“變法”的政策。可是，這種反對是公開於朝堂上的，而背地裡，他又以同僚、朋友的身份一次又一次地勸以傳話或寫信勸說王安石，提醒王安石不可“用心太過,自信太厚”,他非常真誠地告訴王安石，不要做過頭了。他表示，他是“以盡益友之忠”，在勸告王安石。司馬光令人敬佩，他在政策上與王安石激烈較量、毫不妥協，而在私下裡卻王安石有相惜知心，有良言相告。足見，即便是兩人矛盾很激烈時，兩人也是內心有友好之情的。

當然，與司馬光毫不妥協一樣，王安石對於實施“變法”也是矢志不改的。而且，有了神宗皇帝的支援，王安石更有信心和力量了。司馬光根本就勸不動王安石，他知道神宗皇帝對於變革也是不會放棄的，他自知繼續在朝中與王安石鬥下去已經沒有意義了。於是，司馬光辭去了朝中職務，請準後，離開了京城，以虛職半隱居的狀態，到了洛陽居住。在洛陽，司馬光招集一群才知超群的學者、文人，潛心編寫他的歷史鉅著《資治通鑑》。

這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家此時成了淵博的歷史學家，他避開了朝中正由王安石轟轟烈烈推行的“變法”運動，在洛陽隱居處，專注于思考歷史上的勝敗得失，總結經驗教訓，以歷史上的精彩例項，闡述政治謀略，以資皇帝借鑑。

在變法改革期間，曾有支援司馬光等大臣，勸他上疏彈劾王安石，指出王安石“變法”的危害，可是，司馬光很堅決地回絕了。在司馬光看來，他與王安石的分歧皆在於政策不一樣，只在於立場的不同，而不是為了任何私利或個人恩怨，沒有必要透過彈劾鬧到皇帝那裡去。司馬光說：“光與介甫，向雖殊，大歸則同。”他明確表明他對於王安石只是志向不同，而總的目標是一致的，都是為了富國強兵。這是司馬光的心裡話。而王安石對司馬光也是理解的，他曾表示，他與司馬光只是“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兩人政見相異，而心卻是相通的，這是君子之爭，是大目標一致前提下的具體政策不一樣的爭執，非為私利。

歷史的發展變化常常是令人驚奇的，真所謂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王安石的“變法”改革尚未取得理想的結果，支援他改革的強有力的後臺神宗皇帝死了,新皇帝哲宗即位,而哲宗比當年神宗即位時更年輕，他只有十歲，十歲的孩子當然不懂得打理朝政。於是，幕後的高太后走到前臺了，她臨朝執政，開始推行她的政治主張。高太后的基本立場與神宗皇帝完全不同，她一向反對推行新政,一貫看不慣王安石的“變法”舉動。高太后一臨朝,就開始打壓改革派，大肆起用守舊的老臣，她的第一個重要的用人策略，就是把堅決反對“變法”，對守舊制最積極的司馬光召回京城，讓他擔任宰相。

而司馬光沒有辜負高太后的信任，他一當上宰相,所推出的第一項政策，便是廢除王安石的新法。似乎是有默契一樣，司馬光一回京執政，王安石就選擇了避讓,他辭去公職，回到老家，在金陵享受退休生活了。

1086年5月,半退休狀態的偉大改革家王安石逝世了。當噩耗傳到都城，司馬光得到訊息之後，他感到非常悲憾。他心中喚起了對王安石的思念和珍惜。此時，作為敏感的政治家，他預感到王安石去世後,會因為推行“變法”得罪很多人而遭受攻擊，特別是受到小人的凌辱，於是，他帶病寫信，轉告右相呂公著，說:“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譭百端,光意以謂朝廷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

司馬光對王安石的評價和保護令人敬佩，作為王安石的政敵，他對對手的評價客觀、恰當，寬量王安石的政治主張，欣賞王安石的才華、文章，特別是讚賞他文章氣勢上的優勢，認為王安石的文章所發議論頗有鋒芒,絕無平庸之氣，這是一位大政治家和傑出學問家的見識和氣度。

朝廷朝廷根據司馬光的建議,追贈王安石為太傅,諡號“文”，這是對王安石的政治生涯的肯定，也是對司馬光的尊重。

偉人之間的政治鬥爭，多是不為私利，而是為政治理想，司馬光和王安石就是這樣的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