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哲學思想產生於東周春秋時代，奴隸社會。其特點之一，本質地講，“當官”就是各級統治者，就是“勞心者治人”。第二點，當官就意味著發財。奴隸社會，天子之下，分封諸候，公侯伯子男五等大小諸侯國。他們都有各自的封地，稱之為國。諸候們又把他們的領地分給大夫，叫食邑，即大夫們管理若干戶，收取租稅。大夫的食邑叫“家”。諸候、大夫皆可以不勞而獲，當統一的治理者，故“當官"就跟著的就是發財。第三點，仕者世祿（孟子語，2.5）。奴隸社會，天子、諸侯、大夫都是世襲的，兒子繼承父位，所以他們世世代代都是統治者，世世代代享受俸祿，永遠納福。如此，誰人不想“當官而發財”也。至於經商，唯能發財有錢而己，未有權。

亳無疑問，儒家學說就是為"官本位社會"而存在的。這分兩方面，一方面是對於封建統治者，儒家學說是最有利於其地位和利益的學說。另一方面對於儒生，儒家學說是最有利於進入統治階層、或進入為統治階層當"白領"的學說，其中極少數還可以直接進入統治集團（比如皇帝招狀元為駙馬）。

中國古代春秋時期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產生了非常優秀的諸子百家學說，其中以："道、儒、法、墨"四家為最有影響力。後來佛教傳入中國演化為"漢傳佛教"廣為傳播，道教尊老子為始祖成為本土萌生的宗教，但其影響力不如漢傳佛教。中醫在獨立於其它文化學派的醫療發展中，也有豐富的對道德的理論和信條。以上對中華文明影響最大的流派中，除儒學外，其它學派或多或少都很親民，都對君王權貴有相當多的道德指責和約束。比如，《道德經》多處對執政者提出要求，最直接的就是“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這裡的聖人，其實是指君王。如果秦始皇和隋煬帝學習《道德經》，也許就不會濫用民力修長城、修大運河，至少會慢慢修；墨家的節儉主張，主要是在當時生產力低下的環境下，建議君王和權貴要少索取，老百姓才有活路。墨家的兼愛，更是直接要求君王和權貴都要愛護每一個人，這和耶穌的“博愛”簡直一模一樣。墨家還最早提出反對戰爭，這也是非常先進的思想。全世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開始認真反思戰爭的危害！法家的"法治"，儘管”王法“治理，這與現代民主法治有不同，但這主要基於對立法的目的有不同。但是，兩種法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上是一致的。除開君王，任何人不得解釋法律和擅自人為“操作法律”，社會也就不需要那麼多複雜的政府機構和文人幕僚，這對老百姓也是有利的。而這也正是秦始皇統一中原後，把秦國的法治搬到中原後，直接得罪了儒家文人和中原地主階級的關鍵地方。它導致儒家文人和地主階級在政治上集體失業了，並將永久被排除在政權以外。所以，儒家文人和中原地主們開始聯合反秦。其實當時的反秦鬥爭，就是親民思想和反民思想的鬥爭。

而儒家學說，是以皇帝是“天子”的神話來忽悠社會的，然後所有人都要“忠心”，用這種沒邊界的理念來維繫政權和社會道德穩定。又以“仁愛”這個更模糊的概念來解決各種社會矛盾，這必然導致”官本位“社會和“人治”社會！君王也就可以為所欲為，橫徵暴斂！王公貴族、各級官僚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來“仁愛”，其實是隨意的為人為、隨意、厚黑操作來治理社會奠定基礎。這必然導致對老百姓的無節制和制約的“貪髒枉法和強取豪奪”，形成中國社會“條條蛇都咬人”的狀況。而儒生群體，依附在這些權力上的官員、師爺、幕僚也就可"大有用武之地"。孔子的理論，其實是為儒家弟子“找工作”創立的。但他沒想到，會成為中國社會兩千多年的“噩夢”。所以，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也不是胡亂而為，它當然是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理論。

中國歷史上關於學術之爭，最著名就是"焚書坑儒”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這已經深刻反應出“法治下的公平社會和人人平等”與“仁義道德下的人治社會和人分等級”兩種思潮的尖銳對立、鬥爭！而春秋時期誕生的各種學派，在中原各國的競爭中，已經有定論。最初弱小的秦國在法治下強大，打敗儒家主導的中原各國，統一中原。這其實已經證明了“法制社會遠優於人治社會”。而儒家文化無法發展生產力，使得在國家在國與國的競爭中處於劣勢。但在和平時期，儒家文化的厚黑特點，對人性邪惡面的激發，尤其是對君王和權貴追求人分等級、壓迫合理和剝削合法的特性，具有巨大的誘惑性。所有，它也就具備從內部腐蝕任何政權的能力，儒家文人也就始終可以在任何沒有外部壓力的政權中扶搖直上，秦朝的滅亡也說明了這一點。儒家掌權後，又逐步導致愚昧、落後、滅亡，改朝換代。直到甲午戰敗和八國聯軍進北京，儒家文化導致社會愚昧落後的致病菌特點，再一次被歷史徹底證明。中國古代從來沒有形成有效制約君王權力的社會機制，儒家在勾結君王、利用君王行政權力的支援下，始終在各種治國學派的思想鬥爭中取得勝利。這是中國社會歷史上的政治變革始終呈現“輪迴怪圈”的根源。而西方社會，從古希臘城市國家開始，到古羅馬，到後來的歐洲各國。各國的元老院、貴族會議、基督教三大力量一直制約著君王擁有的行政權力。尤其是基督教成為主流思想體系後，”上帝“才是社會的信仰，國王也就不可能再成為”天子“。歐洲的君王政府甚至一直沒有單獨決定加稅和發動戰爭的權利，都必需得到教會和貴族會議的支援。馬克思說歐洲中世紀是“黑暗的中世紀”，其實是因為他沒有來過更黑暗的封建中國。行政權力的受制約，這為歐洲後來文藝復興、工業革命、民主革命勝利奠定了基礎。可以說，中國古代的社會文明和歐洲走的本來是同一條路，而且還更先進。秦始皇時期的中國，其強大、文明令世界所有國家都無法攀比！但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中國就走向另外一條道路，君王和統治集團掌控一切權力、資源包括思想工具，百家學派全部邊緣化。這必然導致愚民，走向閉關鎖國的道路。這也與中國沒有主流宗教，君王可以被神話，社會大眾的價值觀混亂且具有可塑性，給儒家思想和君王的忽悠提供了巨大的空間有巨大的關係。

中華文化中，真正的精華是《易經》和《道德經》的哲學、法家的法制與平等，墨家的節儉（少索取）、兼愛（博愛）、非攻（反對戰爭），漢傳佛教的眾生平等（尊重人權）與普渡眾生（造福人民），中醫的救死扶傷和醫者仁心。這些思想，幾乎就是現代文明道德主要思想，無法想象，在兩千多年前，就在中國已經誕生。而且，誕生得那麼具體、真實，全部有據可查。對中華古代文明，全世界想抹殺的人，都不敢。但是，那是中國的古代，我們的歷史回憶......

儒家學說在孔子創立之初，就是一門"厚黑學"。就是為弟子巴結政權的“名片”，做官、為官服務是其目的和本質。中國社會君王權力的無制約與儒家思想的攀附、推銷互為因果。儒生如果在歐洲，最多就是犬儒主義。儒家思想會和基督教的教義、和貴族會議利益發生嚴重衝突，是不可能做到的。儒家學說，就是中國社會特有的文化品種。那些儒生如果不做官或不為官服務，基本上就沒有了生存能力。魯迅筆下的"孔乙己"，就是個辛亥革命後，儒家文人毫無用武之地，沒有生存能力，流落街頭的典型。而魯迅把那個虛構的儒家文人取姓"孔"，明顯具有暗示性和諷刺意味。

儒家思想，就是中國兩千多年形成“官本位”社會的基礎理論，這導致“百業不興，唯有官家聲音“”；“百花凋零，唯有“儒學”一枝獨秀”！這種文化氛圍，本就是不正常的，這樣的社會，怎麼會不落後？

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無論在思想上、技術上、社會制度上，都已經遠遠走在世界的最前列。但是，之後中國逐漸莫落。恰恰最不落後的隋、唐的繁榮時代，是不“獨尊儒術”的，隋、唐是尊“道”和“佛"的。唐太宗和武則天都希望中國有主流宗教（國教），這可以遏制儒家的忽悠”君王“、給君王灌迷魂湯，飄飄然、迷迷糊糊狀態下的君王必然危害社會、擾亂社會。但是，在眾多儒家官員的反對下，最終沒有做成。透過重重歷史薄霧，我們依稀能感受到玄藏大師歷經千辛萬苦，從印度取回佛法的本意。太宗皇帝經常和玄藏討論佛學、討論西域文化的初衷！也許，在那個時候，中國社會沒有主流信仰價值體系、導致儒家厚黑學興風作浪危害社會和政治生態的弊端，已經被有識之士看在眼裡。後來蒙古人統治中國後、當然是要用愚民理論的，否則它無法坐穩。明朝朱元璋本就是個乞丐、沒有文化的混混，後來參加農民起義，逐步成為軍閥。當上皇帝后，只知道享受昔日自己羨慕的權力榮光，它哪裡懂得社會進步？明朝禁海，就是一個封閉愚民的象徵。更可笑是明朝皇帝們對儒家的厚黑也是很有看法的，於是設立大量的東廠、西廠、錦衣衛等特務組織盯著各級官員，他們對儒家的“忠”，其實也是不信任的。再後來，滿洲人統治中國，那麼小的民族要管理那麼大的民族，大清皇帝一想到滿族人口與漢人、各少數民族人口總數的對比，可能睡覺都不安穩。需要不需要儒家的愚民理論，這不用再說！

儒家思想就是中國落後的根源，必須堅決、徹底地全部扔進歷史的垃圾堆！官本位社會，必須堅決革除。中華民族才能昂首走向世界！

當官聚財可隨心隨意，藉口，遊說謀財，經商必須發奮圖強，智慧發財，並且風險隨時隨地都會失敗，當官是府看一切，經商是仰看一切，主和僕的關係確定官比商高貴。

中國有句經典名言，也是儒家經典名言，叫做“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我們讀書還學過 你們看看哪一句是與經商有關，中國至古以來講究的是對個人修養、素質的培養以及提升，對家庭的治理以及對成為國家的棟樑之才，這就是為什麼我國輕經商重仕途的原因，這可是一個根深蒂固的歷史問題。

孔子？鑽孔子，根本不是中國人民的哲代表，儒蟲只是官宦小眾的工表。黑格也僅代表西方個人主義思辨的一部分，更差。[發怒][暈]

中國人經商不是改革開放後才能行的媽？劉少奇不還有入黨做官論，解放後也沒提倡多種經營發展，找誰說理去，眼錢的不說你，拿幾千年的儒學說事，扯的是否太遠了

修身，齊家，平天下。儒家的經典口號，意思就是不管你多強了，最終還是要當官管理天下。否則你的修身齊家都是無用的。儒家思想: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學成文武藝，賣於帝王家。也是說的這個道理。

至於為何不經商，從這句老話可以一窺內中糾葛，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還有一句成語也能反映出經商不如當官，這個成語就是:升官發財。

如此這般，人們在能學的起的條件下能送孩子讀書絕不會讓孩子去學經商。

儒學的價值觀: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父要子死亡，子不亡不孝。要求百姓忠孝兩全。宣傳忠君愚民的思想，也是儒學的生存之道！！！

儒家思想，看看中國古代的24孝吧，中國人在儒家思想統治下，是多麼的痛苦。最愚蠢的孝是埋兒奉母，這種取捨實在不敢恭維儒家的偉大。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有的人讀書是為了增長知識，研究學問，搞科學研究，教授後輩，為子孫後代謀福祉……。

有的人讀書是為了升官發財，千里來做官，為的是吃喝穿，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

儒家的當官是讓我們為天下人做事謀福利，是利他，不是讓我們升官發財，那是為己。

而經商很多的是圖利，是為己，與儒家的利他思想相背而馳。

舊中國儒學學習就是讓人升官發財的。皇家學習為了做皇帝，文武大臣學習為了輔佐皇帝，一般公職人員學習為了當好大臣的參謀。平民學習為了謀取功名。

士農工商，古代輕視商人。萬盤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儒家根本看不起經商的，咋又會去經商？不過商人賺的錢，又大部分回到了儒家手中，妙哉！箇中緣由大家心知肚名，不髒手，照樣把錢賺了，又何必多此一舉。

應該是從宋朝開始，到明朝成熟的官場體系，成為了社會財富的分配者，他們就是社會秩序，這就是統治階級，當然是個人都想加入啊，而且只要好好讀書，不管出身科舉過了就能加入，這樣的大好事有點能力的都會去的…這也是我國一直以來比西方先進發達的原因。西方國家普遍是由數量及其稀有的少數精英貴族管理。近代出問題的原因，估計是科舉太簡單，大家生活水平提高，普遍適應了儒家學說的教育，導致社會秩序管理階層的相對素質降低吧，同時各種儒家學說的漏洞也開始出現。剛好西方國家因為嚴格的質量把關，以及航海大發現的疊加，以及探索世界得到的額外資訊知識突破了原有層面，並且透過戰爭等手段進一步擴大優勢。

回答這個問題，我先問問你們：古人讀書考取功名是為了升官發財，那麼為人父母的你們倖幸苦苦供孩子上學是為了讓他們去經商嗎？答案絕對不是對吧？那就對了，誰家都想孩子讀書出來能分配到政府部門乃至事業單位有個穩定的好工作，能當個一官半職。因此，古往今來，沒有人是不熱衷於當官的。下面我們一起來聊聊當官與經商的區別。一，當官。想當官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您得有能力，再者您得有魄力，沒有這兩樣，那麼家底一定要夠厚，不然很快就會被淘汰。那當官有什麼好處？好處多了，當了官首先“名”（官名）來，再來就是“權”來了，後者最重要那就是“利”來了。有誰不想站在高處一覽眾群小呢？對吧。二，經商。經商更不是一件容易的活，做大買賣，首先您得要有足夠的資金，再者您得有人脈關係網，最最重要的是您得要有經商的頭腦。在古代做大生意的一般都是有頭有臉的人，平民百姓也就像現代人一樣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做點小買賣，更多是憑手藝和辛苦的勞作吃飯。總結來說：不是儒家讓人熱衷於當官發財，而是追名逐利求權是人的天性。反觀，人不追名逐利求權，社會停止發展，人便沒有了進取，科技便沒有了進步。是“名利”、“慾望”推動著人與社會並行發展。

古代重農抑商，經商之人雖有錢卻被士代夫階層看不起。所以直到解放時各階層排仍是士農工商，商排在末位。士排在首位，士就是各級官員。當了官既有權，又有錢，有權政治地位高，身貴，身貴自然有錢富裕。既富且貴，是古人追求。又所以古代商人為了擠進士的階層中，往往捐錢買官。

儒學倡導心懷天下，按這個目標去走必然只有當官這條路。古代經商只有一個貨物流通的功能，不需要讀很多書。所以立志經商的人只要能認字就可以了。再者，商人地位在古代比較低。所以讀書人即使做不了官，也不願經商，所以有“不為良相，就為良醫”的格言。

我們也可以說科學是讓人制造殺人武器的，基督教是洗腦的邪教！斷章取義的詆譭一個偉大的思想體系，恰恰證明了這個體系對小人的震懾！

中國古代的政策是"重農抑商"，國家需要固守農田提供糧食和兵力的人，並不鼓勵像商人一樣流動的人，商人對國家有貢獻，卻是不被信任和尊重的。

因為，一旦國家遇到危難，商人會立馬帶上金銀細軟逃跑，而農民卻會為了土地奮勇保家衛國，因而商人處處受到限制。

而古代"學在官府"以及之後的私學，本就是培養為官做將的目標，諸子百家概莫能外，學成之後求仕並不奇怪，不單能實現治世理想，還能光宗耀祖、封妻廕子，實是一個風光的追求。

儒家的學問，本就是修身平天下，求入仕是符合時代的自然選擇。

中國的特色，難道從古至今不是“政治—經濟學”麼？

想要在中國這個社會發達，自古以來只有兩條路，要麼從政，要麼從商，無論古代社會還是現代社會，無論是儒學思想，還是其他什麼思想，想要成為社會學賢達，不就這兩條路成就最大麼。

所以思想並不是決定一個人社會追求的原動力，而是掌握社會資源的就這兩個途徑。現代人考公務員不也是這種情況的體現麼。

說會古代，在封建社會，官跟商是難以分開講的，（其實如今也是一樣）而其中的關係是商需要依靠官來生存和發展，否則，沒有政治關係的商人，是做不大的，即便僥倖萬中無一有了一定的規模，最後也會成為官砧板上的肉，任人魚肉的結局。

所以無論你是不是讀書人，學不學儒家經典，做官都是最好的出路，沒有之一。但是呢，古代儒學是平民渠道做官的敲門磚，你不治經典，在沒有科舉的時代裡，就混不到名聲，沒有名聲，察舉制就輪不到你，那你就沒有做官的希望。

所以並不能說是儒學讓人熱衷做官，而是要做官，只有治儒學，這就好像，你要造飛機成為工程師，不是先要學理工科知識的麼，你不能說是因為理工科知識，是你選擇成功工程師的主要原因。

至於經商，商人在古代屬於賤業，當然這與儒學的提倡，重農主義的影響分不開，但在社會實踐過程中，商業的地位其實還是很重要的，只是這種重要性因為社會地位的原因被掩蓋了，甚至於是官員士大夫們才能涉足的領域。

當然就是經濟利益了啊，最主要的是土地利益，大肆侵佔土地，從事粗放型金融高利貸，使得大部分自耕農，小地主破產，然後兼併他們的土地，這是來自農業的經濟利益，其次就是商業利益，在權力的運作下，只要有權，就能肆意地吞併其他權不如己的家族的產業，或商鋪，或手工作坊，以此利益最大化。

當然官員們是不會具體經商的，一般都是家族中那種沒有讀書做官希望的，說邊緣呢也不是邊緣人物，大抵是不受重視，也不能繼承家產的庶子或者旁支有經商天賦的子弟，這些人扮演的角色大抵是職業經理人，最終淪為大家族的終身打工仔，混的好有點話語權，混得不好只能仗勢欺負外人了。

在官本位的古代社會里，要想擁有一定的社會地位，那必然是跟政治是分不開的，這就是權力的好處，在商業上，它可以讓你無視任何規則，什麼自由競爭，那都是表面的東西，實質上，就是比誰的權力大，誰的靠山實權大而已。

只要做了官，想要錢，向經商錢生錢，還不是手到擒來的事情，哪怕你自己不去經商，大把的小商人會孝敬你，依附你生存。

商業是自士農工分離出來，負責商品交換的行業。其前提是物品自給自足剩餘後轉化為商品。

明代以前，人們等級森嚴，物質勉強自給自足，限制了商業的發展。明中後期，人們平等觀開始萌發，物質生產發展，促進了商業的發展。

之前，商業以官辦為主，交換物件只在貴族之間進行，難以全面發展。

儒家並不反對經商，子貢可謂儒商鼻祖，是孔子周遊列國的經濟保障。

之所以認為儒家支援成為士人，而不支援經商，一是儒家修齊治平的要求，二是農耕文明為主的華夏古代經商機會少，三是利得對比不如成為士人，一旦利得大於當官可就不一定了。

大約從成化、弘治時起，商人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開始在明朝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各種生活中嶄露出來。從明中葉以後，社會上對於人生價值的追求已經開始由單一的做官轉變成為做官或者經商，社會觀念與明初有了根本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