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時，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主張把儒家思想放在至尊地位，並且提出“大一統”的主張，倡導建立一個疆域、文化、制度等全方位高度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此後，“大一統”的思想深入人心，延續兩千多年，形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色思想，所要強調的是“統一”的理念，涉及社會、文化、制度等方方面面。

“大一統”的內涵不斷演化，從一個哲學概念，引申為王朝治理的合法性，再將外延逐步擴大社會治理的操作層面，包括社會、文化、思想等方方面面，強調整體性、統一性。

“大一統”所要表達的，是自下而上的形式，向最高的“一統”看齊。

對於董仲舒多是批判他所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觀點，扼殺了戰國以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學術氣氛；但是他的“大一統”及限制君權理論有積極意義。為了追求國家安定、社會發展,董仲舒從促使政治進步的角度出發,提出了“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大一統理論。提出“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加強中央集權，其“大一統”理論來源於《春秋》。加強君權,提出“君權神授”.在漢代以前,所有的君王都從祖先那裡繼承君位,而漢高祖劉邦出身布衣,君臨天下後就需要新的理論支撐,不受命於祖,董仲舒提出君王受命於天。據此，他又提出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應”的學說為人處世標準確定“三綱五常”,提倡孝道.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即仁、義、禮、智、信五種道德標準。這有利於鞏固君權,維護統治秩序。這些學說在漢代史學觀念更新方面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董仲舒的“大一統”思想為中華民族的持續統一，國土相對穩定，文化傳承有序，歷史文明永存起到了積極作用。

儒家學術，脫胎於宗族統治，其目的亦是在於對宗族統治所構建和依賴的等級社會秩序給與穩定與肯定。在方法上，孔子以後的儒者們多有關注民生以民為本之轉向，但均未曾對整個政治等級結構及以君王牢固其統治為目的的理論框架有所偏離。

董仲舒，西漢主要的公羊學大師之一。

《公羊傳》的主要政治思想，或說，理論出發點及目的地，都在於“大一統”。所謂“大一統”，事實上就是宗族家天下的等級統治秩序。在這個統治框架裡面，“國君一體”，即：國為君之國；“王者無外”，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帥土之濱莫非王臣。”而圍繞著建立和鞏固這個單一權力主宰的一統天下的，是君、臣；上、下；尊、卑的等級原則。

公羊學的流行，正契合經歷了初期的休養生息而趨於繁榮的漢朝，其君王意欲將意識形態規範於證明並穩定這一日漸強盛的國家的現有體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理論需要。而儒家學說，作為傳統並且是當時宗族等級體系的捍衛者，必然的成為了理論的必然選擇。

黃老之術雖然在漢初的政治實踐中取得了相當的成果，但是，由於其“君人南面之術”的理論關注，使得它更注重於對於君王的約束，而缺失對於如何構造社會體系的描述。再聯絡到莊子理論中對於人的“自然”的追崇和與之相應的對於社會性規範的拒斥，道家，顯然不足以承擔“大一統”式的構建等級社會的理論需求。曲承於道家的法家，由於其已被實踐所證明的，由嚴刑俊法所造成的體系基層的過大壓力所必然引起的反彈，儘管其體系構造與儒家並無二致，仍不免為當時所警覺。墨家，雖亦構造一個等級式的社會體系，但其本於個體的理論起點，和它對於宗族統治之旨的忽略，仍不免不見容於“大一統”之宏旨。

儒家有著相對完整的包括了君、臣、民的理論整體結構和禮樂教化的執行體系。但是，它們更多的是經驗性和繼承性，而非理論性的。就理論體系而言，儒家從傳統上，相對而言，缺少形而上學。而董仲舒則力圖構建一個包含形而上學，並以形而上學為理論起點的儒學體系。

董仲舒將“天”作為其形而上學的起點。“天”在儒家之前的論述中亦曾有所涉及，但表述較為模糊。先秦的儒學，未必否定“天”的人格化的存在。但是，並沒有將“天”與人事，與政治理論和倫理學說，進行理論上的整合與統一。先秦儒學的政治學，並不是建立在將“天”，無論是人格化還是自然化，作為政治學說的形而上學依據的基礎之上的。董仲舒則是將關於“天”的概念，進行了具體化和系統化的改造，並構築了“天”與萬物及人的關係。在這個系統化的過程中，他引入了陰陽、五行等概念。

在《五行相生》中，其言道：“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又如，在《基義》中，有：“物莫無合，而合各有陰陽”；在《天地陰陽》中有：“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與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由此可見，董仲舒所構造的形而上學大體上是以“天”作為萬物之元始，進而，天生氣，氣分陰陽，又由陰陽和五行產生了萬物。按照這個邏輯，人亦當是由天所生之陰陽之氣所產生的。不過，人在他的體系中，並不是一個單純的被創造物，人作為天之數之一，似乎具有了對於其他萬物的部分規定性。也就是說，人和其他萬物並不完全相同，因為，人和天具有更加緊密的聯絡。這種聯絡，在董仲舒看來就是所謂的“人副天數”。按他的說法，人乃“化天數而成”，“此人之所以上類天也。”（《人副天數》）；“人之血氣，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時”（《為人者天》），因此，“以類合之，天人一也”（《陰陽義》）

“天人合一”，如果我們僅是從董仲舒的理論預設開始進行推衍，在不同的理論方向上我們會得出不同的理論結論。比如，當我們將這裡的“人”理解為個體的人時，我們將極有可能得出類似於斯賓諾莎式的“天人合一”，進而發展到莊子式的對個體的人的價值的肯定和對於人的社會性的某種否定。

但是，董仲舒似乎並無意在此方向上發展他的理論，他的旨趣在“《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中得以顯明地體現。也就是說，他意欲將“大一統”所欲構造的宗族集權的等級社會，歸溯於天地古今，使之理論化，合法化。

我們如果順著這個理路再來理解他的天人關係的相關表述，如： “何謂本？曰：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養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立元神》）這裡，他將人與天地置於同等的位置，即天人合一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將倫理規範、社會秩序，上升到等同於自然法則的層面。由此必將得出一個結論，對於倫理規範和社會秩序的質疑和違背，就是對自然法則的違背，而對它們的遵守，則是對自然法則的遵守。由此不難發現，董仲舒的天人合一，並不是為了彰顯作為個體的人的“自然”價值，而是更多地為了彰顯他所謂予以承認的社會規範，即其建立在等級基礎之上的禮樂制度的價值。

與其說董仲舒是基於天之道而推匯出社會人倫規範，不如說，他透過天人合一這一理論預設，將其所欲堅持的社會人倫規範賦予了天之道，並以此作為其社會人倫規範的正當性的證明。

因此，理論上的天人合一，在董仲舒以政治實踐為目標的理論指向上，卻是隻肯定“天王合一”。因此他說：“天地人主一也”（《王道》）“人主立於生殺之位，與天共持變化之勢”“聖人之道，同諸天地”再回過頭去看董仲舒所說的與天地並列，可以為萬物之本的人，實際上是指聖人，確切地說是君王，而絕非普通的、普遍的個體的人。

透過聖人、君王，天人才能在理論上得以貫通，如：“聖人何其貴者，起於天而至於人而畢。”“（《天地陰陽》）

透過天，聖人、君王獲得了他的合法性，並由此而獲得了對國家和民眾的擁有和生殺的權力。如：“受命之君，天命之所予也。”（《深察名號》）；“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為人者天》）“君人者國之元”，“君人者國之本也”（《立元神》）；“立於生殺之位”（《王道通三》）；“操生殺之勢”（《威德所生》）

依據天人合一的形而上學，董仲舒確定了聖人，實際上是君王、天子之必然性與合法性。天子成為一個必然，而且是一個從根本上具有了對人的統治地位和權力的必然。

因為，賦予了天子等同於天的無上權力，因此，也只有天才能對君權有所限制，或曰，除了天，無人具有理論上限制君權的權力。因此，董仲舒以天人感應之“天譴說”即所謂：“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必仁且智》）制約君主個人行為和政策。由此將對於為政的合理性的否定權，部分地從民眾意願中分離，賦予天。其理論來源於氣一元論的“以類相召”。

在透過“天”證明了君王的合法地位的同時，董仲舒同樣是透過“天”，意欲證明他所堅持和推崇的，當然，也是儒家的學術傳統所堅持和推崇的，等級社會框架，的合理性，甚至，是合法性。

從理論模式上，董仲舒實際是應用了孔子“名正言順”的思路。只不過，他將孔子的基於周禮的來源於現實的“名”，透過“天”而獲得了形而上學所賦予的合法性。如：“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為名號之大義也”；“事各順於名，名各順於天。”（《深察名號》）以正名作為等級宗法制度之禮的基礎，此儒家之傳統。然將名順於天，將名的正當性依託於天，這種形上之構造，為董氏之匠心獨運。其理論目的在於，透過正名，為當時的現實的政治身份和關係定位，並使之固化於文化、政治生活之中。所以董仲舒會說：“治國之端在正名”（《玉英》）即：將政治上的大一統建立在“正名”這一認識的大一統之上。

正名，使得“禮”能夠得以實現的現實基礎得以夯實於形而上學基礎之上。因此，“禮”在理論上也必然獲得了與“天”的貫通。事實上，董仲舒也是如此表述的，如《奉本》中有：“禮者，繼天地，體陰陽，而慎主客，序尊卑、貴賤、大小之位，而差內外、遠近、新舊之級者也。”這裡，董仲舒將作為社會等級和政治秩序的代表的“禮”，與形而上學進行了貫通，以鞏固其合法地位。

董仲舒概念體系中的“禮”，既是一個倫理範疇的概念，同時，由於其“家天下”的思想基礎和以人倫對應政治的理論傾向，它更是一個政治範疇的概念。倫理與政治在他的理論體系中，統一於天道，最終，又由天道落實到政治。如其在《基義》中說：“君臣父子夫婦之道，皆與諸陰陽之道”；“陰道無所獨行。其始也不得專起，其終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義，是故臣兼功於君，子兼功於父，妻兼功於夫。”這就是以天道之陰陽為起點，但將在陰陽家的表述中本處於相對對等的對應地位的陰陽，賦予了不同高下貴賤之屬性，以為其有高下貴賤屬性的等級秩序做說明。而等級秩序，則是董仲舒所代筆的儒家，所關注的以君權為目的指向的社會秩序的重點。如：“未有貴賤無差，能全其位者也”（《王道》）；“上下之倫不別，其勢不能相治。”（《度制》）

在具體的為政手段上，董仲舒同樣遵循著“聖者法天”（《楚莊王》）的原則。比如： “天有四時，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時，同類也，天人所同有也”（《四時之副》）以四政之慶賞罰刑對應四時之春夏秋冬。又如：“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漢書董仲舒傳》）；“親陽而疏陰，任德而不任刑也”（《基義》）等以陰陽對應刑德，透過貴陽賤陰以貴德賤刑。這種理論比附，確實適應於當時對秦法的反思，同時又切合於儒家的仁政立場。

貴德、仁政，在董仲舒所構築的儒家的施政思想裡佔有主導地位。仁政的根源，一則在於對“天”的性質的對應和比附，如：“天，仁也。天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有養而成之。事功無已，終而復始，凡舉歸之以奉人，察於天之意，無窮極之仁也。”（《王道》）同時，還在於，仁政是君王被“天”所賦予的職能要求決定的。如董仲舒在《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中所說：“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

仁政，某種程度上是需要與威權和強制保持距離的，因此，教化的意義在儒家的為政體系中便得以顯現。在《精華》中，董仲舒強調：“教，政之本也。”。在《為人者天》中，董仲舒將教化之所以必須解釋為：“聖人之道，不能獨以威勢成政，必有教化。”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如果董仲舒的“天人合一”中的人，是普遍意義上的個體的人的話，每個個體由於具有與“天”相合一的自然屬性，那麼，教化在理論上將很可能失去意義。但是事實上，董仲舒透過他的“性三品論”，在理論上杜絕了此種可能。“聖人之性”才是天生的善，“中人之性”則必須透過教化。由此，他的“天人合一”將僅只是導致對聖人價值的肯定。聖人成為了絕對價值，至少是民、國的絕對價值的化身。

我們可以這樣理解董仲舒的為儒家的“禮”所建造的理論脈絡，他透過“夫天亦有所分予”將社會的層級劃分歸於天，歸於功能性指向的區別。進而，他將功能性轉為必然的階級性。將中民普遍適用於民眾，將其性質定義為可教。因此，教化便成為了人之為人的必然因素，因此，禮樂等亦便成為了必然。因此，循禮，被規範在禮的範疇內，就成為個人為人的必然。

由此，王、教、制，之整個理論體系便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完成了框架設計，即如《漢書》所云：“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慾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

關於君民關係，董氏亦有民本之表述。但是這些表述，並不意味著君王、君權是建立在民之本之上的。民的作用，在董仲舒看來，一方面是君王的職責性價值的體現，另一方面，與許多之前的思想家的看法一樣，是君王為政的合法性的否定要素。就如董氏所說：“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於天”在這裡，董氏在承認君王的為政需要“宜於民”的同時，並未將對於君王的合法性的授予權交付與民眾，而是轉而將此歸之於天。所以，在《為人者天》中，董氏曰：“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也。心之所好，體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從之。”以此，將君民關係定位為主從關係。

縱觀董仲舒的政治思想，他構造了一個居於形而上學地位的“天”，糅以陰陽五行來解釋天生萬物以及天和萬物的對應關係。依據這一對應關係，他提出了“天人合一”，實際上是“天王合一”。君王，即天子，由此具有了天授的權力，並由此具有了執政的合法性。天子具有對於民眾的理論上的絕對擁有。而國則等同於君王，是君王的外化形式。或者可以說，國亦是附屬於君王的一個概念。由此，家天下的傳統，成為了政治的一個根本原則。整個社會的等級在理論上是由“天”的性質所規定了的。但在實際運用中，“天”的性質，則基本上是參照以家族為單位的倫理性質所設定的。進而，原本體現於家族中的等級、尊卑等觀念，由於“天”的依託，獲得了施用於社會政治領域的正當性。於是，尊卑、等級的社會結構成為了理論上的必然和現實中的必須。在社會等級的構造及運用過程中，“正名”是其靜態基礎，它確定了不同等級要素的相互關係；“禮”則是其動態原則，它規範了不同等級的行為模式；“教”則是其保障手段，它使得被劃分到各等級的不同群體認同並接受這一等級秩序，其理論來源自“性三品”的預設。居於整個社會層級最底層級的民眾，在理論上是天子的職責所在，或曰，功能性的目的。他們因此而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了對於君王的執政的合理性的否決權。但是，對於君王的執政的合法性的否定，在董仲舒的思想體系中，仍是歸之於“天”的。“天”可以透過災異、天譴來警戒君王，這一方面可以透過天權在理論上對缺乏實際監督的君權加以限制，另一方面，則弱化了民眾的表達。

董仲舒的思想體系，無論是其構造的以某一形而上學，如“天”，證明執政合法性的理論架構，還是其歸之於“天”所構造的貴賤等級家天下的社會模型，透過漢武帝的尊儒，成為了當時，及至其後兩千年，直至今日，中國政治架構的正規化。

甚至，成為了文化潛意識，深藏於每個人的心中而不覺，直至今日。

首先，大一統思想不是董仲舒提出來的，而是繼承前人的大一統思想。大一統政治思想，最早是在三皇逐漸統一泰東（泰洲～亞歐大陸及附近島嶼～最東地區，對應泰洲最西的泰西）各文族而逐漸形成的天下一統政治思想傳統，由此發展成為荀況、韓非師徒的天下統一理論。實際上，董仲舒最初是專研荀子學術～荀學（通學）的，自然繼承了荀子的大一統思想理論。而這種思想理論正好符合漢武帝對外實行武霸以滅匈奴收南越而重新統一天下的政策（對內也是獨尊儒術擺出百家），同漢武帝一拍即合。

原因如下：

2、針對加強君權的需要，提出“君權神授”。在漢代以前，所有的君王都從祖先那裡繼承君位，而漢高祖劉邦出身布衣，君臨天下後就需要新的理論支撐，不受命於祖，董仲舒提出君王受命於天。據此，他又提出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應”的學說。

3、針對土地兼併問題，他發揮儒家仁政思想，主張限田、薄斂、省役。

4、針對為人處世標準，提出“三綱五常”，提倡孝道。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即仁、義、禮、智、信五種道德標準。這有利於鞏固君權，維護統治秩序。

首先，大一統思想不是董仲舒提出來的，而是繼承前人的大一統思想。

大一統政治思想，最早是在三皇逐漸統一泰東（泰洲～亞歐大陸及附近島嶼～最東地區，對應泰洲最西的泰西）各文族而逐漸形成的天下一統政治思想傳統，由此發展成為荀況、韓非師徒的天下統一理論。

實際上，董仲舒最初是專研荀子學術～荀學（通學）的，自然繼承了荀子的大一統思想理論。

而這種思想理論正好符合漢武帝對外實行武霸以滅匈奴收南越而重新統一天下的政策（對內也是獨尊儒術擺出百家），同漢武帝一拍即合。

董仲舒提出“大一統”是為當時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

董仲舒思想的主要特色，是以儒家學說為基礎，引入陰陽五行理論，建成新的思想體系。董仲舒說：“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董仲舒以“天人感應”的神學思想宣稱：帝王授命於天，是秉承天意統治天下的，因此成為“天子”。按照這個說法，帝王自然就具有絕對的統治權威，這是漢武帝最需要的精神武器。董仲舒從天人關係出發，又根據“陽尊陰卑”的思想，建立一套“三綱”“五常”的倫理學。董仲舒建議統一學術，統一思想，直截了當地提出了“大一統”的政治思想，為維護封建統治帝王的絕對統治服務。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西漢廣川（河北景縣廣川鎮大董故莊村）人，儒學大師、唯心主義哲學家和經文經學大師。 董仲舒於漢景帝時任博士，講授《公羊春秋》。公元前134年，武帝下詔徵求治國方略，董仲舒在著名的《舉賢良對策》中將儒家思想結合社會需要，並融合各家思想，系統地提出了“天人感應”、“大一統”學說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被武帝所採納，使儒學成為中國社會正統思想。公元前104年病故，死後得武帝眷顧，被賜葬於長安下馬陵。董仲舒提出大一統思想終其根底還是迎合皇帝以推廣他的儒家學說。

首先，大一統思想不是董仲舒提出來的，而是繼承前人的大一統思想。大一統政治思想，最早是在三皇逐漸統一泰東（泰洲～亞歐大陸及附近島嶼～最東地區，對應泰洲最西的泰西）各文族而逐漸形成的天下一統政治思想傳統，由此成為荀況、韓非師徒的天下統一理論。實際上，董仲舒最初是專研荀子學術～荀學（通學）的，自然繼承了荀子的大一統思想理論。而這種思想理論正好符合漢武帝對外實行武霸以滅匈奴瘦南越而重新統一天下的政策（對內也是獨尊儒術擺出百家），同漢武帝一拍即合

如果一個人經歷了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那麼他會如何去看待思想的傳播，或許會用多角度，或許希望用統一的方式來解決，而董仲舒選擇的是後者，原因呢？

董仲舒，西漢哲學家，一生經歷三朝，看過了西漢最輝煌的時期，而也正是他提出的大一統理論哲學，側面成就了漢朝前期的輝煌。那我們來看看為啥他會提出一統的原因：

首先，我們來看一看提出一統的時間，是漢武帝時期，這個時期大家都非常之熟，這時候的漢朝已經不是高祖立國初，經過前兩朝的基礎，這時的漢朝已經步入正軌而且飛速前進，那麼作為一個朝代的精神指引，那必須是一套有效於帝國統治的思想。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雖好，但不利於一個統一王朝，所以需要整合一套實際的思想體系，那必須是儒學。而且這時候的漢武帝，是一個渴望名垂千古、建功立業的千古帝皇，所以他極力支援董仲舒，這是董仲舒提出一統的重要原因。

其次，我們來看看為什麼一定是儒學，而不是道家、法家、墨家等大學派。道家崇尚自然，講求個人身心愉悅；法家講究刑法，過於嚴苛；墨家講究兼愛非攻。這些主張都不利於帝國的統治，西漢王朝需要一套確立君權又不過於嚴苛的理論，儒學就符合。董仲舒的儒學不等同於孔子的儒家文化，董仲舒的儒學是結合了道家、法家、儒家、陰陽家等多個學派而推出的，它強調君權神授，講求天人感應，強調三綱五常，把神權、君權、父權、夫權都結合在一起，這使得這一套理論成為漢武帝需要的統治理論，所以它成為漢朝乃至整個封建時代的官方哲學。

所以做學問能響應社會需要，能扣住帝王心絃，這是董仲舒能提出統一思想，能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原因。

董仲舒的儒家思想，是為了迎合當時皇帝的意思，為加強皇帝的權力而創立的！

他提出來天人感應，三綱五常等思想，就是為了樹立皇權的威信！皇帝就是至高無上的，是老天挑選的。所以無論皇帝有什麼過錯，會有老天降下懲罰，而不能被其他人推翻！

“大一統”的思想也來源於此，當時剛剛發生了七國之亂，皇權統治受到了巨大的威脅，而董仲舒根據《公羊春秋》中的學說，提出了“大一統”的思想！主張無論國家的領土臣民，還是思想，都應該遵循“大一統”，繼而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說法！正是因為他的“大一統”對皇帝權威的神話和鞏固！所以受到了漢武帝的青睞！

一、“大一統”並不是董仲舒提出的

大一統並不是董仲舒獨有的見解，它出現的時間非常早，比如在《春秋公羊傳》就有表述。

春秋公羊傳

大一統的主張是春秋時期的多家主張，現在有人認為它屬於法家，根據“道法同源”，那麼是不是認為道家也有這種思想？荀子也是主張大一統的，孔子也有說法“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可見儒家也是堅持大一統的。而縱橫家的各種道術，最終目的就是為了實現大一統。說個偏門的，農家也是主張大一統的：凡是開展農業的地區都應該大一統。

可以認為，春秋大一統是春秋時期經過中華長期思想碰撞，中華文化的寶貴財富。需要注意的是，春秋大一統是中國特色，是中國區別其他國家的顯著文化特質。

董仲舒是漢代人，正巧遇到了漢武帝，推舉起了他的學說。事實上，若是董仲舒不說，在當時也有“宋仲舒”“張仲舒”會說，因為漢武帝是一定需要“大一統”學說。

董仲舒

在中國歷史上，真正貫徹大一統的時代有漢朝、唐朝、明朝和清朝。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大一統”是華夏民族的主張，有很多少數民族沒有這個概念，所以他們在歷史程序中，並沒有“大一統”概念。

1.漢朝

漢朝所謂統一天下的時候，雖然擊敗了項羽，實際上北方有匈奴，南方有南越。那麼憑什麼認為漢朝是大一統王朝呢？答案是漢朝皇帝有天子身份，這就是漢武帝要推崇董仲舒“大一統”的原因，也因此推崇了董仲舒的獨尊儒術、天人感應等一系列主張。

在漢朝，匈奴首領是“單于”，是天子的意思。漢匈戰爭，本質上是爭奪“天子”之位。戰爭結果是匈奴放棄了“單于”，改稱“可汗”。相當於放棄天子，改稱國王。自此“天子”一脈在漢人手裡。

冒頓單于

南越是服從大漢王朝天子身份的，所以漢朝對於南越是“徐徐圖之”。這也為後來奠定一個基礎：若只稱王、不稱天子，在特定歷史條件是不會受到懲罰的。

2.三國

三國本質是曹劉兩家掙天子位，孫吳是獨立。需要注意的是，孫權雖然是皇帝，但是從來沒承認過自己是天子。

曹操的後代曹丕的帝位是禪讓

在三國時期有個特殊的存在：高句麗。高句麗是中國少數民族，但是他們沒參加春秋大一統討論，所以沒有“大一統”這個概念。所以高句麗國不支援大一統，卻無時無刻不追求擴充套件地盤，所以經常被打敗，其中有漢軍，有魏軍。這體現了大一統王朝的強大力量，遠不是偏域小邦可以理解的。

3.五胡亂華到隋

五胡亂華，從天子身份，只有北魏和東晉是有這個地位的。所以最後北方統一與北魏，東晉宋齊梁陳是一脈。北魏到隋其實是一脈相承，只是天子人家換了而已。

隋有個特殊身份：天可汗，等於是再次有了草原天子身份。這個身份其實在北魏時期就有了，北魏時期的天子對手除了南方諸國，其實更重要的是草原柔然。只是因為柔然沒有“大一統”概念，長期沒有強大。在北魏和柔然爭鬥中，柔然敗於內亂突厥。

北魏花木蘭抵抗的就是柔然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北魏東晉，其他國家大部分屬於獨立，最後被歷史淘汰。最典型的是五個燕國，武將能打沒用，最終被歷史淘汰。需要注意的是，羌族此時建立了涼國，也是獨立。

4.唐

唐是一個典型的大一統王朝。需要注意的是，唐更多運用的是天子身份，所以轄地很多國家，但是也歸大唐疆域。最典型就是渤海國，他們是高句麗的後人，因為沒有春秋大一統的概念，再次獨立，但是歸屬於唐朝。

大唐自李世民後就有天可汗的稱號

5.遼宋金

遼宋時期，遼宋是兄弟之國，遼為天下正統，是天子，但是遼宋都是皇帝。宋表示不服，提出三國正統是劉備的概念。

在遼宋時期最大的問題是：很多其他民族也紛紛獨立，但是因為當時沒有天下一統，所以他們的獨立也有法理性。有的迴歸一統，比如錢越國歸於宋。有的就是獨立，但是不稱天子，比如西夏，他們是五胡時代羌人一支。

澶淵之盟表明遼宋是兄弟之國

金國的人大量是高句麗、渤海國的人，大概是千年失敗吸取教訓，在這個時期，金國也開始天下一統。這為後來清的一統天下做了極好基礎。若是金國始終藏在北方，恐怕就算是岳飛去世，不久以後也會有漢人帶兵北上推翻他們。但是因為金國有了“大一統”的概念，從此走上了和高句麗和渤海國完全不同的道路。

6.元

元統治時期不到百年，不認為是大一統王朝。成吉思汗肯定沒有天子身份，成吉思汗是擁有四海的汗，只有陸地，沒有天。但是忽必烈的大元帝國是有天子身份的，大哉乾元說的就是天的意思。

大哉乾元就有天的意思

需要注意的是，元在明朝並沒有消失，在北方一直有北元，就是因為是忽必烈的後代身份，所以一直保有天子身份。

7.明清

明的法統來自於百姓，農民扶持起來了朱元璋，屬於典型的民間身份。需要注意的是，明並不追求土地一統，而是追求天下一統，所以明並沒有滅了蒙古，而是希望蒙古稱臣納貢。所以有明一代，就算是打蒙古也沒有滅族，而是希望稱臣納貢。

隆慶和議後明蒙關係和諧

清的土地上的人是高句麗、渤海、金的後人，但是在皇太極時代追求了大一統。所以皇太極取得北元大汗印後，繼承了北元的天子身份。自此清朝開始強大，明清之爭也從地方平叛變成了明清爭正統。

皇太極的帝位正統源自於北元

在中國，大一統有幾個特點：

3.時間限制。若是隻有暴力，那麼他是很難實現大一統的，就算他統一天下，時間也會很短。

4.大一統的方式。在中國大一統的方式有幾個：一統天下是；但是未能一統天下，也會以正統認證的方式選擇正統王朝。

西水坡大墓表明天下含義有6000年以上

一直以來，西方都有疑問：為什麼歐洲沒有強大帝國，而東方有。確實是，西方國家有羅馬帝國，但是後來卻在未出現羅馬帝國，卻有完整的宗教和教皇。但是無奈的是，在神的化身和天的化身競爭中，神從未取勝，但是天卻取勝了。對於天，古代有句話：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今天特別明顯能感覺到，西方更多認識是“不為桀亡”，中國則是“不為堯存”。

需要注意的是，伊斯蘭教的信仰“真主”正好是在神和天之間的一種情況，伊斯蘭教不拜偶像，非常像天。但是伊斯蘭教也有安拉的稱呼，又和西方宗教很像。

天下和大一統是一個時期的概念

因為只有大一統，皇權才會集中，皇帝才可以真正獨掌大權，董仲舒等寒門士子才有出頭之日。

在漢初，漢高祖和諸侯王之間缺乏嚴格的君臣關係，他們實際更類似於合夥人的合作伙伴關係。漢高祖登基為帝是因為“功最高，德最厚”，被諸侯擁戴為天子。君臣尊卑的等級觀念體現得並不明顯。而列侯在侯國內的權力幾乎可以比照天子，猶如國中之國。呂后崩逝後，絳侯周勃、曲逆侯陳平剪除諸呂之後廢黜少帝，擁立新君。其權勢之大甚至已經超越了天子，絕非人臣之禮。所以，從客觀的角度分析，漢初的軍功貴族實際上是與天子共治天下。天子治理下轄的中央地區，諸侯王、列侯管理自己的封邑。本質上是一種分權的思想，還遺存著周代分封的核心理念。而儒家則將求“三綱五常”，“君為臣綱”。君臣尊卑分明，猶如天地雲泥之別，這條紅線是任何人也無法逾越的。儒家尊崇君權的核心思想也是其延綿千年而不斷的理論根基。君王為了得到真正的大權、實權，自然要重用白衣儒生、寒門貴子，用他們來取代軍功貴族。再透過酎金失侯等一系列事件，從根本上削減貴族的勢力，力求達到“朕即天下”的大國氣象。

同時，當時的國家已經難以負擔分權制之下的國家運轉，大量的世襲王侯對於財政的壓力很大，政令也無法有效的在地方諸侯國之中得到執行。因此，董仲舒等人提出大一統的理論，實際上既助長了君主的權力，也緩解了國家的財政，所以才會被漢武帝採納。

董仲舒的"大一統"理念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因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被漢武帝採納,奠定了儒學在中國歷史上的特殊地位。班固在《漢書》中稱其為“群儒首”。簡單說,董仲舒就是一個儒學大師,在孔子之後,朱熹之前。

《史記·儒林列傳》稱:“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漢書·董仲舒傳》雲:“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

漢代,廣川既是“國”,又是“縣”。《史記》中的“廣川”,沒有寫明是廣川國還是廣川縣。田雯《長河志籍考》:“董子,廣川人。德州者,唐元和十年所徙之長河縣,漢信都國之廣川縣也。夫漢縣之所謂廣川者,大矣,有城郭焉,有郊坰焉,百里之內,正值其地,或即董生下惟處,按圖考碣,適相符契矣。”歷史上,行政區劃變更頻繁,現在山東與河北的德州段省界是衛運河,但漢代沒有運河,廣川包括現在的德州。

董仲舒上承孔子,下啟朱熹,對儒學的發展起著承上啟下的關鍵作用。董仲舒繼承、吸納、融合了先秦儒家、墨家、法家和陰陽家等諸多學派思想,把各家各派中有利於統一集權、尊君愛民、安定社會的主張,以及關於社會發展變化的思想,根據時代的需要、君臣士民的希望,作了全面的批判和總結,從而形成了他博大精深的理論體系,順應了春秋戰國以後百家思想的“合流”趨向,是學術思潮演變的必然結果,也是兼收幷蓄和“與時俱進”的產物。

歸納起來,董子的思想主要包括四個方面:天道至尊與天人合一,大一統與儒學獨尊,君權神授與三綱五常,陽尊陰卑與任德教化,其中包含了以德治國、以人為本、天人和諧、仁義誠信等具有現實意義、需要大力倡導的思想觀念。另外,他吸取秦王朝“任刑而不尚德”的歷史教訓,提出的刑德並用、以德治為主的治國原則,以及“限民名(佔)田”,“塞兼併之路”,“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等政治思想,在當時也具有積極意義。

董子的思想不僅滿足了封建統治的政治需要,對漢代政治取向和政治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而且對漢代以後的中國社會也產生了深刻影響,成為中國封建社會意識形態的主導思想,影響中國歷史達兩千年。隨著董仲舒對“大一統”的理論闡述,“統一”的政治理念逐漸滲透到了中國人的血液之中,進而轉化為中華民族的社會心理。

一，揣度劉徹好大喜功的性情和一統江山的雄心，獨裁政治的本質，拍其馬屁，投其所好;

不過他的大一統並不是開彊拓土，一統江山，而是強調歸一的獨裁統治。

二，把獨裁統治神聖化，天命化，巫儒化，把自個置於天命與皇權之間，成為天、皇溝通的唯一媒介，事實上是想透過跳神做法，玩弄箴緯之術，控制皇帝，實現儒家千古帝師的周公一一太上皇，也是有權無責的″超級皇帝"之夢！

三，董神坑慘了劉徹，劉徹看穿了董神的把戲後，差點殺了這活兒，但被群儒保下，充分反映了巫儒的政冶黑幫特質。

董仲舒是西漢著名的儒學家，他提出了著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強調大一統的政治，最終這一思想被漢武帝採納，此後儒家越說成為中國正統思想！

董仲舒對儒家改造其實是儒家適應歷史發展而做出的自我調整！他的思想其實古而有之，他實際上是以儒家思想為主體，雜糅了法家，道家，陰陽家等思想，最終形成了外儒內法濟之以道的新儒家思想！

在春秋戰國時期，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聖人們提出了仁，仁政的學說，但是在亂世又有哪個帝王願意採納呢？所以很長一段時期雖然儒家人數眾多實力強大但是始終沒有成為正統思想，秦朝建立以後，秦始皇以法治國，並最終進行了焚書坑儒，焚書坑儒讓儒家開始反思自己的治國思想，最終開始進行適應統治階級需求的嬗變，並在漢武帝時期最終由董仲舒完成！

大一統的思想適應了漢武帝建立大一統帝國的需要，成為了封建王朝的正統思想！

我認為可先了解一下董仲舒的思想主張和時代背景，瞭解這些後我們就知道了董仲舒為什麼提出大一統了。

提出大一統、君權神授、推崇儒家學說、三綱五常的政治觀點。這些是董仲舒在當時的環境中提出來的，其主張方向得到了“漢武帝”的一致認可，因此董仲舒在當時，可謂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不過在這裡，我們還是重點講一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主張。在當時，這一主張就得到了漢武帝的直接認可，並很快的推廣了出去。百姓遭殃，朝廷得福，一時間，很多的文人和相關書籍都被處理了，唯獨只留下一家獨大的“儒家”這一學說，並在以後得以了極大的推崇。

先不說“儒家學說”在當時的地位有多高，就憑它可以用來鞏固和支撐朝代的興起，就這一點，其他的學說是無法比擬的。

公元前134年，漢武帝下詔徵求治國方略，儒家學說代表人物董仲舒在著名的《舉賢良對策》中系統地提出了“天人感應”、“大一統”學說和“罷黜百家，表彰六經”的主張。董仲舒認為，“道之大原出於天”，自然、人事都受制於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應該是統一的。

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大大維護了漢武帝的集權統治，是當時社會政治和經濟的穩定做出了一時的貢獻。

所以在這種“大統一”時代背景中，也無可厚非。

再者說，“大統一”這一概念一直是當權者上任後的第一要務，大家都一直的認為，“大一統”好像是一個政績一樣，能老百姓認可，能讓國家整體形象的上升。

我是顏小二，我來回答。

這裡董仲舒提出“大一統”，指的是“大一統”的政治理論，至於提出“大一統”的原因當屬多方面的：

首先，漢朝初期採用黃老道家思想，而這一思想到了國力相對強盛的漢武帝時期，便不那麼受用了，需要新的思想來鞏固漢武帝的政權。

其次，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中，存在一些比較棘手的矛盾，比較突出的就是農民反地主的鬥爭，還有一部分是地方豪強反對中央政權的鬥爭。這個時候，急需實現思想的大一統，來緩和這些矛盾。

最後，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樣統一思想的舉措，為何獨獨選擇儒家，而不選擇法家或者別的學派？除了上述兩個原因外，他還參考了秦朝失敗的經驗，得出“獨尊儒術”的結論。

漢朝建立初期，民生凋敝，漢朝初期的歷代君王們，有很長一段時間確實在採用黃老之術，以修生養息，韜光養晦的姿態恢復民生。

畢竟經歷了春秋戰國的大戰亂，又在秦朝的苛政下艱苦生活，直到劉邦建立大漢王朝以後，百姓才得以稍微緩上一口氣。漢朝初期面對的主要矛盾，就是解決吃飯問題，即重建被戰火毀壞的家園，恢復民生。

所以，漢朝初期的統治者們，大多以清靜無為的姿態，在儘可能的範圍內任百姓相對自由地發展，在稅收等各方面的管制上，可以說是比較松的。經過漢初各位君主的努力，到了漢武帝這一時期，已經取得了比較明顯的效果。

漢武帝時期的大漢王朝可以說是相對強盛了，百姓比較富足，這個時候，黃老道家的清靜無為就不太合適了。

在吃不飽的時候，人們會集中精力解決吃飯問題，當吃飽肚子已經不再是問題的時候，別的需求就來了，比如說對榮譽、權利的渴求等等。這個時候，如果沒有一個合適的秩序和制度，朝廷依舊“清靜無為”，那麼便離“天下大亂”的日子不遠了。

所以，不管漢武帝願意不願意，當國家比較強大，百姓面對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吃飽飯問題，而是類似對名利追求的精神需要時，清靜無為的“黃老道家”就不能作為治國思想。而為了讓大家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下適當追求並滿足個人在精神上的需求，就需要透過統一思想的方式，維繫一個穩定的秩序，以此確保社會穩定執行。

所以，董仲舒提出“大一統”的原因之一，就在於漢初的黃老之術不適合國力強盛的漢武帝時期。

隨著人們的生活漸漸富足，社會中也會出現各式各樣的矛盾，漢武帝時期，掌權者們面對的社會矛盾主要有兩個：首先，是農民為了利益與地主之間的鬥爭；其次，則是地方豪強為了名利反對中央政權。

為什麼會出現這兩類鬥爭？其實原因並不難分析。

朝廷清靜無為，對誰最有利？朝廷？百姓？相較之下，獲利更大的，大抵是介於朝廷和百姓之間的大地主，或者說地方豪強。

因為朝廷管控較松，對下，他們有更大的空間壓榨百姓，對上，他們也有更大餘地發展自己的勢力，以至於到了漢武帝時期，甚至還能反對中央政權。

所以，董仲舒審時度勢，便以“大一統”來達到提高君權、加強中央集權的目的，一方面以此來打壓地主或者說地方豪強，另一方面也能一定程度上安撫和管制百姓，繼而能很大程度上緩和當時社會中出現的主要矛盾。而事實上，董仲舒的“大一統”確實比較奏效。

最後，我們來議論一下，為何董仲舒的大一統思想會提倡獨尊儒術。要說在當時和儒家思想比較有競爭力的，應當是法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了。

而漢朝初期，漢朝統治者們大抵採用了黃老道家思想，到了漢武帝時期，黃老道家明顯不適合“煙火氣十足”的民間治理。某種程度來說，董仲舒當時要解決的問題，大抵就是不合時宜的“清靜無為”下引發的一些社會矛盾，道家思想比黃老之術更加貼近“自然”，“無為”意味十足，用作個人修身養性還好，作為治國思想，就稍顯“消極”了。

首先，道家思想的“節奏太慢”，不太適合富裕國家高節奏發展的生活實際；其次，道家思想相對來說確實更“晦澀”，形而上的意味比較濃郁。

當然，這裡並不是說“道家”思想不好，只是百姓學了，未必能明白其幾分真意，並且還容易鑽牛角尖，將“無為”內含的“適當而為”之意理解成字面含義的消極不作為，這對社會發展來說，肯定是不好的。所以，道家思想沒有被董仲舒選中，也屬意料之中。

我們再來看看法家思想。秦王朝強大如斯，秦始皇統一六國的壯舉無人能及，最後秦王朝維繫的時間並不長。它太過強大，而覆滅得又太過迅速，這樣大的反差，不免惹人深思，董仲舒對於這一點自然是看在眼裡的。

董仲舒反思秦王朝的覆滅，他認為類似申不害、商鞅、韓非等這些法家思想家，他們的主張太激進，刑罰苛重，並洞悉到過重的徭役和賦稅會造成尖銳的階級矛盾，在貧富差距巨大的情況下，百姓會為了生存而揭竿而起。

由此，董仲舒看出，過度重法肯定不行，並進一步提出政治當“德化為本”，要做到“任德不任刑”。而從此處董仲舒強調“德”來看，他就有強調儒家德治的意思。

先秦時期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以“德”為主導，強調上下尊卑秩序，十分維護“禮”。而一個社會要良好發展，肯定需要“德”。同時，漢武帝時期所面對的社會矛盾，從大輪廓來看，大抵是以為下者不服從為上者“管制”為主要表現形式，而儒家強調尊卑有序的“正名”思想也正好可以經過轉化後，成為維護統治者權威的工具。

於是，董仲舒一定程度上融合法家思想，提出“寬猛相濟”、“威惠並施”的政策，繼而建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以儒的溫和，緩和法的鋒芒，又以法的銳利，鞏固君的權利，經董仲舒改造後的儒家思想，確實對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穩定，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當然，積極作用是有的，消極作用也是有的，還請大家客觀看待，篇幅有限，這裡就不去具體發揮其積極和消極作用了。

最後簡單來個小總結吧，董仲舒的大一統，提倡獨尊儒術，一方面是漢初的黃老之術到了漢武帝時期，已經不再適用，並且也無法解決，甚至對於農民反抗地主、地方豪強反抗朝廷這些個鬥爭起到了促進作用。所以，在盛世中讓為下者“守規矩”就是董仲舒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了，而漢初，黃老之術主要解決的是為下者的“吃飯問題”，國情不一樣了。

另一方面，要讓為下者守規矩，就要想方設法抬高為上者的“權威”，儒家思想一開始就有維護尊卑秩序的鮮明特色。而且儒家更加重視“德”，要知道，後天教化對人的“約束”，可比嚴刑峻法更加“穩固”。所以，重“德”且維護為上者權威的儒家思想更合適作為社會主流思想。

當然，先秦時期的儒家思想不能直接生搬硬套作為漢武帝時期的主流思想，畢竟先秦時期的儒家思想更加重德，而秦朝的興起也讓董仲舒等人瞭解到“法”的重要性，所以董仲舒將儒家思想做了一定程度的改造，以儒的重德，緩和了法的鋒芒，一方面加強了對百姓的教化作用，另一方面也實實在在地鞏固了中央集權，拔高了君主的權威。

“大一統”思想是《公羊傳》的發展，董仲舒從天地、陰陽等方面對《公羊傳》中的“大一統”思想進行了提煉和昇華，這一思想是封建王權合法性的主要依據。

歷朝歷代的政權在剛剛建立時，統治者都會透過各種方式來說明政權的合法性，一般來講，除了對歷史事件進行某種價值傾向的敘事以外就是藉助神話。董仲舒把儒家價值觀念與“上天”結合起來形成了“君權神授”的理念，這為王權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論依據。

董仲舒之所以提出這一思想理論和當時的社會環境是分不開的。漢武帝時期雖然並非漢朝的建朝初期，但此時的大漢王朝也並不安穩。漢高祖劉邦在建朝以後，為了使新生政權得到長久穩定的發展，他選擇依靠血緣宗親來維護分封制，不過，長久的休養生息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諸侯的勢力不斷壯大，經濟的壯大使他們的政治野心不斷膨脹。

到了漢武帝時，諸侯割據已經嚴重威脅到了中央集權統治。在經濟上，地主階級大肆兼併土地，使很多農民，成為了奴隸。一些不法商人為了謀取暴利 壟斷了鹽鐵行業，這對於國家財政的收入造成了很嚴重的影響。在軍事上，北方的匈奴勢力嚴重威脅著大漢王朝的統治，南方百越也並不安穩。

（一）分封制弊端暴露

在西漢建朝初期，為了儘快恢復戰後經濟，統治者採取了道家“清淨無為”的執政思想。經過多朝的休養生息，漢朝的經濟得到了很大的恢復。在這一經濟背景下，漢朝統治者的統治地位已經十分穩固，但是此時產生了新的階級矛盾。這一階級矛盾是“黃老學說”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

漢朝初年，為了維護劉氏家族的統治，漢高祖將同姓血親封為諸侯王派他們駐守地方。但是這為之後漢景帝時期所出現的“七國之亂”埋下了禍根。封建王朝的穩定發展和統治者推行儒家思想中的封建禮教秩序有著很大的關係。東周時，這種宗教禮儀制度被破壞諸侯爭霸天子的地位漸漸衰落。這種威脅統治的戰爭不僅發生在貴族大臣之間，還會發生在宗氏血緣之間。

“七國之亂”後，沒有了能夠威脅中央統治的地方諸侯，中央集權統治得到了鞏固和發展。但這也使統治者看出“黃老學說”是無法做到維護封建王朝的長久統治的。

（二）匈奴威脅漢王朝統治

匈奴可以說是唯一威脅到大漢王朝統治的外在威脅了，在漢武帝之前大漢的歷任皇帝在處理匈奴問題時，往往會都選擇和親。這是因為在漢朝初年，中原地區經過了連年的混戰，國力根本沒有辦法支撐大漢與匈奴進行戰爭。和親除了要把公主嫁到匈奴以外，還要帶去大量的陪葬品，這對大漢王朝來說是很大的支出。

更重要的是，即使已經和親匈奴依然沒有放棄對我國邊境地區的燒殺搶掠。漢武帝時期，經過“文景之治”的大漢朝國力已經大大增強，足以支撐大漢王朝討伐匈奴。歷來統治者在發動戰爭時都會透過各種方式將出兵合法化。董仲舒的“大一統”思想恰好可以為這次戰爭奠定思想基礎。董仲舒的“大一統”思想在政治層面代表著國家領土的統一以及國家政權的統一。

在“文景之治”後，國家經濟實力十分雄厚，當時糧食連年豐收，無論是國家的國庫，還是地方政府的官庫都十分豐盈，很多糧食到最後都變質了。

這種經濟繁榮背後也蘊含著危機，隨著土地兼併的發展，很多平民百姓失去了土地，那些獲得土地的富商大賈以及朝廷大臣隨著經濟實力的壯大日漸腐化，他們壟斷了社會中鹽鐵的經營，這嚴重製約了國家財政收入。“大一統”思想的提出，強調了中央政府的價值，為之後“鹽鐵官營”的推行奠定了思想基礎。

董仲舒“大一統”思想的形成，離不開西漢之前所形成的各種思想。這一思想繼承了道家的“黃老思想”。“天人感應”最早出現在賈誼《明誠》中，在儒家思想的基礎上豐富發展起來的。同時這種思想是對墨家“明鬼”、“天志”的一種批判的吸納，可以說董仲舒的“大一統”思想是漢朝初年以來所有執政思想的一種融合彙集。

在西漢初年，儒家思想是得到了上層統治者的接受，漢高祖時曾將大儒叔孫通任命為太子太傅，漢文帝又下詔將賈誼封為博士，同時又提出“改正朔，易服色”等一系列儒家思想所推崇的禮儀制度。到了漢景帝時期，雖然朝堂上有很多儒家博士官以待君主不時詢問參考，但是依然沒有改變“不任儒者”的政策。在這種環境下，董仲舒“大一統”思想的提出，既滿足了統治者執政的需求，又提高了儒學的地位。

（一）提高民智，教化民性

早在先秦時期，各家代表人物對“人性”都有著不同的理解。董仲舒在吸收春秋戰國時期各家思想的基礎上將“人性”分為了三種，分別是“聖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他認為人性有善惡之分，強調教化對人性的引導作用。於是董仲舒制定出了一套平民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應當遵守的倫理綱常和行為準則。

董仲舒的這種思想對整個社會來說都有著積極的作用，透過教化使董仲舒所制定的綱常準則在社會中傳播開來，對人性進行了引導，這有助於社會的安穩。將儒家思想在整個社會中進行推廣，可以讓平民百姓受到禮儀制度的影響有利於統治者的統治 。透過教化推行董仲舒的“大一統”思想，使“大一統”觀念真正的植根於平民百姓的心理，成為了真正的民族文化。

（二）推動儒學的世俗化建設

在孔子去世以後，整個儒學系統有了很大的分化，比如說子張之儒、子思之儒、顏氏之儒等。這種分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儒家學說的世俗化普及。董仲舒在這一基礎上，將儒家思想與實際相結合，其中最明顯的就是道統和政權的統一。

董仲舒將“黃老學說”，墨家學說與儒家思想進行改造融合，提出了“天人感應”，又依據“陰陽五行”確立了“三綱五常”的倫理思想。這些思想為漢朝的通知進行了合法性的解釋。董仲舒的這種做法為東周以後就被破壞的倫理思想進行了彌補修正，有助於維護正常的統治秩序。

在道統上上董仲舒吸取了秦朝嚴刑峻法的教訓，同時也看到了法家思想的價值。於是董仲舒的“大一統”思想在吸取法家思想的同時，又強調德行的重要作用。這在營造穩定社會秩序的同時，又對統治者的行為進行了約束。這對於整個封建社會的平穩執行都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董仲舒 “大一統”思想，將儒家思想中的封建禮儀秩序上升到了“上天”的層次，這為封建王權的統治提供了合理的價值依據，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形成奠定了基礎，豐富了儒學思想體系，體現了中國傳統思想的相容精神，賦予了儒家思想體系極高的政治、思想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