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是由多種因素綜合造成的，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新法變法只是一場地主階級內部針對北宋統治危機的制度改良，沒有觸及到社會的根本問題，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封建社會的矛盾。

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於改變北宋建國以來積貧積弱局面的一場社會改革運動。以理財、整軍為中心，涉及到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但歷時十幾年，最終以失敗告終。

王安石變法中，所謂的“理財”，實際上主要是在分配領域內損下益上，實質上就是奪商人、地主、農民之利歸於國家。導致在變法過程中喪失了社會基礎，損害了社會各階層的利益。

王安石變法過於急功近利，沒有從實際出發，導致出現了顧此失彼的不利局面。改革變法應該緩而圖之，但王安石在變法的過程中，卻只認定一個目標，而忽略了改革過程中的一些問題。

而且，在變法過程中，王安石犯了用人不當的錯誤，沒有培養出變法需要的大批人才，也沒有注意吏治的清廉和保持內部的團結。

總之，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從歷史的意義上來看，雖然變法失敗了，但是給後人的啟示還是極其深刻的。

1、變法的超前性與社會現實的落後性差距過大，變法沒有適應的土壤

王安石變法主要是應對危機的政治衝動，而不是經濟發展的內在需要。

2、新法的“斂財”實質導致社會基礎的喪失

變法的真正興奮點是富國，而不是富民。王安石的“理財”，實際上主要是在分配領域內損下益上，奪商人、地主、農民之利歸國家財政，做到的不過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已。

這使他幾乎把整個社會作為“取財”的物件，因而在新法推行時，它損害了社會各階級、階層的利益，導致變法的社會基礎喪失。

3、變法急功近利、急於求成

王安石明知改革“緩而圖之，則為大利；急而成之，則為大害”，卻在變法中操之過急。他只認定一個目標，卻忽略了在實現這一目標過程中必然會連帶產生一系列問題。

在短短數年間將十幾項改革全面鋪開，恐怕當時的社會各階級都不見得有這種精神和物質承受能力，於是變法反而陷入了欲速則不達的困境。

4、政策執行不力。

動機與效果的背離，條文與執行的偏差，使一系列變法措施從安民走向擾民。

5、用人不當

變法派中，除王安石個人操守尚無非議，而他最重要的支持者與助手呂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呂嘉問、蔡京、李定、鄧綰、薛向等人個人品質多有問題，有的當時就被視為小人。

6、變法派內部分裂

首先是變法核心人物宋神宗和王安石不能協調一致。當王安石再次擔任宰相後，宋神宗對他的態度已經有所變化，即所謂“意頗厭之，事多不從”。

王安石看到變法停滯不前，被迫再次辭職。其次是變法派內部出現反對派。許多變法派只從自己利益考慮，而不以改革大局為重，結果使參與變法的人員鬧得四分五裂。

7、保守派強烈反對

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保守派之爭本質上並不是權力之爭，而是政策性的爭議；並不是要不要改革的爭論，而是怎樣改革的爭論。保守派人才濟濟，如司馬光、韓維、文彥博、歐陽修、富弼、韓琦、範縝、蘇軾等。

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簾聽政，起用司馬光為宰相，新法幾乎全被廢掉。

熙寧二年（1069）二月，宋神宗為擺脫面臨的危機，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王安石即設定三司條例司，推行變法。起初人們對他期望很大，但最終卻歸於失敗。對於失敗的原因，學者提出不少卓識，筆者亦談一點淺見。

王安石變法以“富國強兵”為目標，基本主張則是“民不加賦而國用足”，說穿了，就是斂錢。因此，他在政治上軍事上均無多大作為，變法重點放在竭盡所能增加朝廷的財政收入方面。如果真正做到“民不加賦而國用足”，未嘗不是好事。問題在於，“民不加賦”，“國用足”的錢從何而來？看看變法的具體情況就知道了。

青苗法是在夏秋未熟以前，官府借青苗錢給農民，收成後加百分之二十的利息償還。借錢有限額，一等戶十五貫，二等戶十貫，三等戶六貫，四等戶三貫，五等戶一貫五百文。這個規定雖然比高利貸利率低了一些，但仍是對農民的嚴重盤剝。在運作中，又實行強迫借貸交息，不管是否需要，都得向官府借貸。為防止借戶逃亡，還規定由地主或富裕農民作保。借貸與否本應由個人自願，誰也無權非法強迫他人借貸。青苗法卻不管人民是否需要，強令所有農民借貸，收取利息。實際上就是利用專制權力公然對農民進行掠奪，變相“加賦”於民。其打擊的物件不僅有大地主，還包括中小地主、自耕農和貧困農民。

原來的各種差役，根據家資多少，各出錢僱人充役，稱免役錢。新的免役法規定：各地依差役多少，自定額數，供當地費用；定額之外，另加百分之二十收繳，稱免役寬剩錢。原來不負擔差役的坊郭戶、單丁、女戶、寺觀、官戶等，亦按定額的半數繳納役錢，稱助役錢。免役錢本應由那些應該服役而不想服役的人出，讓那些不服役的坊郭戶及單丁、女戶、鰥寡孤獨之人也出錢“助役”，便是擴大剝削範圍，使他們的生活變得日益窮困。僅此一點，就足以表明變法的本質在於斂財，根本不顧窮困人民的利益。

免行法是讓各行商鋪包括中小商人依據盈利的多寡，向市易務交納免行錢。

市易法規定，管理市場的市易務向商人收購或出售貨物，向商人貸款或賒購貨物，收取年息百分之二十。該法確實可以抑制大商人壟斷市場，使中小商人免受大商人壓榨。但在運作過程中，管理市易務的官員呂嘉問聚斂十分貪狠，竟然違背立法原意，“挾官府而為兼併之事”，動用政權力量，代替大商人壟斷了市場，強迫商人賣貨或買貨於市易務，“率皆賤買貴賣，重入輕出，廣收贏餘”，多取利息以圖獎賞，大小商人“不勝其怨”。

保甲法以鄉村居民十戶組成一保，五十戶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由主戶中“物力最高”和“有材幹心力者”充當保長、大保長和都保正。凡家有兩丁以上者，不論主戶或客戶，出一人為保丁，接受軍事訓練，夜間輪流巡警。保丁多由貧下戶充當，經常受到保長、保正的壓榨虐待和剝削勒索。軍訓不好，還受毒打。同保內有犯盜竊、殺人、放火等案，知而不告，連坐治罪；如有強盜三人以上居住三天，鄰人雖不知情，也要治罪。顯然，此法雖然對維持治安起了些作用，但其主旨則在保護富人的利益，鎮壓窮困人民。

此外，為了斂錢，他們甚至將天下的祠廟，包括有紀念意義的都賣出去。宋神宗閱過奏疏，大為震怒，批道：“慢神辱國，無甚於斯！”賣祠廟之風才被剎住。

事實說明，王安石變法不僅打擊了大地主、大商人，同時也加重了對其他階級、階層和勞動人民的壓迫，他要的是“國富民窮”，不是增進全社會的福祉。以司馬光為首的反對派並非大地主和大商人的代表，他們對變法的批評，特別對青苗法和免役法的指責，反映了全國大多數人民的心聲。

不獨司馬光等人反對變法，王安石的兩個親弟弟王安禮和王安國對變法亦無好評。吳充與王安石為姻親（吳充之子娶王安石之女），他也“心不善安石所為，數為帝言新法不便”。王氏兄弟及吳充的態度足以說明變法的實質和遭到強烈反對的真實原因。變法既然遭到社會輿論的強烈反對，便註定了必然失敗

王安石是一位偉大的改革家，但並非是一位偉大的實踐家，我們要在精神上肯定學習他，但現實意義來說我們也不能忽略其變法改革的不足之處，正是因為變法改革具體實施過程中沒有實踐經驗才導致失敗的。

王安石變法主要在於經濟改革然後波及到政治軍事方面，他的意識形態還在於北宋立國之初的重文輕武陋習之中，或者說就是振興于軍事也在根源上改變不了這種陋習，而北宋的重文輕武造成的文貴武賤，好處在於有宋一代的文學昌盛，唐宋八大家宋朝獨佔六席，皇帝也加強了中央集權。壞處在於兩宋軍事不振，乃是宋朝軍隊弱雞的根源所在。

宋朝是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說明當時士大夫集團還是很強大的，王安石的變法毫無疑問是超前的，但觸動了太多人的既得利益，又在實施過程中靠著一群奸詐小人來完成，這也造成宋神宗之後哲宗與徽宗兩朝陷入新舊兩黨的殘酷鬥爭中，這時期不是一致面對外敵遼金西夏了，而是一大批政治精英陷入鬥爭內亂中，雖然並非國家內部戰亂，但是這廟堂之上的政治鬥爭毫無疑問損失是更大的。

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

1.變法太超前，與社會現實有差距。

2.變法奪商人、地主、農民的利益歸國家所有，損害了各階層的利益。

3.變法急功近利、急於求成。

4.執行力不夠堅決。

5.用人不當等等……

王安石變法失敗和為人性格有很大關係，王安石在改革中急於求成！操之過急。認定一個目標，損害了大多數社會階級利益！忽略了由此產生的一系列社會問題。

而且他的支持者與助手呂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呂嘉問、蔡京、李定、鄧綰、薛向等人個人品質多有問題，有的在當時就被視為小人。說明他用人不當，有失察之過！等等

王安石有個著名的外號叫做“拗相公”，以致於許多被他新法害得家破人亡的百姓在養豬的時候都稱呼一聲“拗，來食”，此習俗近代時期在江南江西一帶仍有保留，只是口音略有改變。

變法自然是艱難的，因為基本上觸動的都是當權者的既得利益，而北宋變法有一個先天難以改變的東西，那就是“與士大夫共天下”。

北宋末年，冗官繁多，流民四起，做為想有所作為的皇帝，宋神宗是有想法的，但是他一直沒有找到一個肯得罪人的宰相，直到遇到了王安石和他的《本朝百年無事札子》，在奏摺中，王安石詳細闡釋宋初百餘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指出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樹，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其思想抱負與神宗皇帝不謀而合。

王安石身負天下三十年大望而拜相，對於當時的宋神宗來說，王安石就是他變法圖強的強心針，對於性格有點軟弱的宋神宗來說，也只有性格倔強的王安石與他配合才能施展變法。

果然，面對朝廷中的紛紛非議，王安石丟擲了“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觀點，於朝中又掀起一番波瀾。

當時，不僅是朝廷的政策需要改變，讀書人的經世學問也需要改變，王安石作為一代大儒自然不會放棄在讀書人之間的引導，王安石著書立說創立“荊公新學”，促進宋代疑經變古學風的形成。

而且在哲學上，他用“五行說”來闡述宇宙生成，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其哲學命題“新故相除”將中國古代辯證法推到一個新的高度。

同一時間的理學宗師程頤、程顥倆兄弟還在總結思想，一代關學大師張載則剛剛提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思想，為孔夫子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寫下新的註解。

可惜新法的初衷是好的，但是推行的時候太過片面，沒有因地制宜，地方官員也是分面兩派，贊成變法的自然是不遺餘力的推行變法，而且變法使皇權下鄉，更多的胥吏從中上下其手牟取好處，而不贊成變法的則乾脆一點都不施行。

許多投機取巧之人看準王安石的性格，故意鑽營到新黨陣營中，呂惠卿、曾布等人為王安石的新法大肆鼓吹，而這些人或多或少有道德上的缺陷，他們加大了對新法不支持者的打壓，順其者升官發財逆其者貶謫千里，這也使得新黨成了投機分子的大本營，也加劇了所謂的正人君子們對新法的抵制。

最後，由於天災導致的人禍引發了王安石的下野，雖然後來也曾短暫復位，但是新法已經漸漸勢微了，神宗駕崩後，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黨得勢，新法被全面廢除。

有一定的關係，王安石的變法並沒有因地適宜的考慮每個地方的不同情況，也沒有透徹的理解市場經濟規律，和有政府主導的經濟模式，從而帶來種種的問題，最終導致失敗，拗相公的性格太倔強，太硬，沒有處理好各個派系的利益訴求

雖然我忘了王安石變法的具體內容，但我覺得應該考慮當時特定歷史背景下的環境和影響，以及他對法治基礎的奠定起到的作用！

01為什麼要變法

王安石認為當時的朝廷面臨四大危機：農民起義、外患威脅、財政困難和風氣衰敗。造成危機的根本原因，在於法度措施不對頭，必須變法。

0101

農民起義多達400多次

根據《宋史》記載

965年（宋太祖乾德三年） 三月，綿州士兵起義，推全師雄為領袖。邛、蜀等十六州響應。 四月，遂州牙校王可僚結集州民起義。

966年（乾德四年） 閬州農民起義，圍攻州城。 渝州農民以杜承褒為領袖，發動起義，攻佔州城。

973年（開寶六年） 渠州農民萬人在李仙領導下起義，攻入蓬州。

981年（太宗太平興國六年） 綿州王禧等十人組織農民起義。

993年（淳化四年） 二月，永康軍青城縣農民約一百人在王小波領導下起義，提出“均貧富”的主張。起義軍攻下青城，進而打到彭山，發展到萬餘人。 十二月，起義軍在江原與宋軍激戰，獲勝。王小波負傷犧牲。李順領導起義農民，勝利攻下蜀州、邛州，調發大地主的財產糧食，分給當地貧民，起義軍發展到數萬人。

994車（淳化五年） 正月，李順起義軍攻佔成都，建國號大蜀，立年號應運。農民軍轉戰南北，發展到數十萬人。農民軍攻劍州和梓州，不下。 五月，宋軍入成都。李順在作戰中犧牲。農民軍三萬人戰死。 農民軍在張餘、吳蘊等領導下繼續戰鬥。攻下嘉州，向東川進軍。 十一月，吳蘊在眉州戰死。九九五年（至道元年） 二月，張餘在嘉州被捕犧牲。起義失敗。

996年（至道二年） 五月，王鸕鷀領導起義軍攻打邛、蜀二州，失敗。

1000年（真宗鹹平三年） 正月，益州（成都）士兵在趙延順等領導下起義，攻佔州城。起義軍推王均為領袖，建立大蜀國，建年號化順。彭州等地農民起義響應。起義軍發展到數萬人。 九月，成都失守。十月，王均率領起義軍據守富順。起義軍戰敗，王均自殺犧牲。

1005年（景德二年） 逃亡兵士王長壽等百餘人起義，攻打陳留，發展到五千餘人。起義軍在胙城遭到宋軍鎮壓。

1007年（景德四年） 六月，宜州士兵在陳進領導下起義。起義軍攻佔柳州，在象州武仙縣戰敗。陳進等起義領袖六十餘人被捕犧牲。

1043年（仁宗慶曆三年） 五月，沂州士兵百餘人在王倫領導下發動起義，佔據沂州城。起義軍不斷勝利發展，渡過淮水，攻佔楚、真、揚、泰、滁等州，直抵和州。 七月，王倫在和州戰敗，被殺犧牲。 八月，陝西商州農民千餘人在張海、郭邈山、黨君子、範三、李宗等領導下起義。京西路各地農民響應。起義軍自陝南經豫西，直抵襄、鄧、均、郢等州。光化軍士兵以邵興為首，起義響應。九月，金州農民起義，攻入州城，奪取府庫兵仗，分散錢帛給貧民。 十一月，邵興在湑戰敗被殺。 十二月，張海等戰敗犧牲。

1044年（慶曆四年） 八月，保州士兵起義，遭到鎮壓。

1047年（慶曆七年） 十一月，王則領導貝州士兵和農民起義，佔領貝州，建國號安陽。

1048年（慶曆八年） 正月，宋軍攻入貝州。王則、張巒、卜吉等英勇犧牲。

1084年（神宗元豐七年） 河北保甲起義。 澶州、魏州保甲與農民聯合，發動起義。 澶州、滑州一帶，以單安、王乞驢、張謝留等為首的保丁起義，進入衛州。

很多人在為宋朝唱讚歌，什麼GDP全球第一，那是片面的，要真有那麼好，為什麼有那麼多的造反？

0102外患威脅

遼國、西夏、吐蕃的威脅就一直沒有停過。

1005年的《澶淵之盟》，規定宋遼為兄弟之國，遼聖宗稱宋真宗為兄，宋真宗稱遼聖宗為弟，雙方對等。但盟約又規定宋朝要向遼朝交納歲幣，每年銀10萬兩、絹20萬匹，實際上遼朝的地位要優於宋朝。

1044年的“宋夏和議”，元昊向北宋稱臣，但北宋每年給西夏歲幣絹13萬匹、5萬兩銀和2萬斤茶葉，北宋付出歲幣成為“君”，保一方“國泰民安”。

確實便宜。這個史稱“澶淵之盟”的討價還價，給雙方換來了一百二十年的和平。北宋經濟發達、科技進步、文化繁榮，也要拜這和平所賜。和平，對各族人民都好。大宋統治者也再一次意識到，能靠花錢來解決的都不是問題。於是他們大把地撒銀子，既贈友邦，也與家人。官員固然不斷加薪，軍隊也不斷擴容。結果是官員和軍士組成了龐大的隊伍，帝國的財政終於發生危機。

雖說暫時免除了邊境的紛爭，但不無疑也增加的人民的負擔，直接導致了財政的困難。

0103財政困難

最嚴重的問題是國庫空虛。神宗繼位三天，三司使韓絳等人，就給皇帝陛下交了一份財政狀況報告，奏摺裡赫然寫了八個字：

百年之積，惟存空簿。

也就是說，賬上一文錢都沒有。

0104

風氣衰敗

這就不用講了，整個社會重文輕武，文官都是過著那種放蕩的青樓生活，所以宋的花間豔詞出名，是有原因的：

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簾幕無重數。玉勒雕鞍遊冶處，樓高不見章臺路。　　

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黃昏，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

官居宰相一職的歐陽修都在填這樣的詞，

章臺路，其實是古代夜總會的代名詞，因為唐代長安歌女和舞女集中居住的地方就叫章臺街。

整個大宋的文人的心不在國情，在閨情。風氣能不敗壞麼？

02

先了解王安石變法的內容和好處

王安石變法有三方面內容。

第一，理財措施。理財措施的核心就一句話：“民不加賦而國用饒。”不增加老百姓的負擔，但要增加國家的收入。

不打老百姓的主意，國家又要拿錢，這擺明了就是從有錢人身上動刀子。所以，他這個改革既屬於調整階級關係，也屬於調整統治階級內部的關係。

01 青苗法。每年青黃不接時，分兩次貸款給農民，收成後加息20%還官，免受高利貸盤剝，增加政府收入。相對於現在來說，20%利息太高了，現在都是千分之多少。你嫌高你可以不借，但是你要不跟政府借，只能向高利貸和地主借，那就是200%的利息。這樣一來，“民不加賦而國用饒”這句話就把官僚地主搞慘了，這些人想盤剝百姓卻沒法盤剝了。

02 募役法，政府嚮應服役而不願意服役的人收取免役錢。僱人服役，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出錢，減輕農民差役負擔，保證生產時間。這樣一來，原來可以不服役也不交錢的官僚地主，現在不服役就得交錢了。

03 農田水利法。水利工程廣為修建，保證了灌溉；耕地面積增加， 農業生產發展，政府稅收增加。

04 方田均稅法。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按每戶土地的多少肥瘠收稅，官僚地主不得例外。官僚地主的土地肯定又多又肥，農民的土地又少又瘠，那就肥的多收、瘠的少收。

05 市易法。政府設定市易務，出錢收購滯銷貨物，市場短缺時再賣出。這就限制了大商人控制市場，有個成語叫囤積居奇，本來是商人的斂財之道，現在等於政府在幹這個事兒了。這有利於穩定物價和商品交流，又減輕了百姓的負擔，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政府在夏季收購羽絨服二百塊錢一件，免得你積壓倉庫，所以商人都把羽絨服賣給政府了。到冬季，政府以六百塊錢賣出，政府掙四百。但如果商人賣，可能賣八百、九百、一千。因此這樣的結果是政府得了錢，老百姓物價也能便宜點兒，商人吃虧了。

第二方面，是軍事措施。

01保甲法。政府把農村住戶組織起來，每十家（後改為五家）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一家有兩個男丁的，出一人為保丁。農閒時練兵，平時種田，戰時編入軍隊抵禦遼夏進攻，減少軍隊開支。這實際上就是民兵，是保衛本鄉本土的，中國最適合這樣的軍隊。因為有人說華人輕家國而重鄉土，勇於私鬥，怯於公戰。打架勇敢著呢，你看我媳婦一眼我跟你沒完。外敵入侵就膽小，異族打過來了，我躲著。華人自古的鄉土觀念，一出國，你四川的我也是四川的，你廣東的我也廣東的，沒有說你中國我也中國的，組織的也是四川同鄉會，絕不是中國同鄉會，缺乏國家概念。所以民兵非常適合，你保衛的是你媳婦、你家鄉。

02將兵法。禁軍駐地固定，然後用固定的將官加以訓練，充實邊防。

第三方面是教育措施。

改革科舉，廢明經，設明法。明經就是死記硬背的東西，沒用。整頓太學，使學校成為為變法造輿論、育人才的地方。

所以王安石的作用是透過變法，一定程度地扭轉了社會危機。

03王安石變法帶來的好處

王安石變法以“富國強兵”為目標，從新法實施，到守舊派廢罷新法，前後將近十五年時間。

在此期間，每項新法在推行後，基本上收到了預期的效果，使豪強兼併和高利貸者的活動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級官員、皇室減少了一些特權，而鄉村上戶地主和下戶自耕農則減輕了部分差役和賦稅負擔，封建國家也加強了對直接生產者的統治，增加了財政收入。

各項新法或多或少地觸犯了中、上級官員、皇室、豪強和高利貸者的利益，最終被罷廢。 客觀上王安石的變法有利於社會進步。

04為什麼會失敗

失敗的原因是用人不當，危害百姓。所謂的危害百姓的利益，主要的原因是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其目的還是要保護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小時候砸缸的那個司馬光當政，王安石的新法就被廢除了。

因為中國一直是以儒家思想為主導思想，而儒家的政治主張是法先王。要尊重先朝和先王的規矩，動不動文中就會說：“根據太祖先法如何如何”，所謂的此一時，彼一時，不知道這些怎麼想的，

你要改革，一般就被認為是離經叛道，大逆不道。所以王安石是頂著雷變法。他明確表示，變法是本著這麼一個原則——“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天變不足畏”，因為你王安石變法，你看地震了，7.9級，屬於天變。 本來一些天災之事如：蝗災、水災等等，硬與與變法強行關聯。

“祖宗不足法”，祖宗之法以守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守何談祖宗之法。

“人言不足恤” 大家都埋怨你，他們越埋怨證明我越正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裡。他們也不惜編一些八卦訊息來醜化王安石。

最大的支持者神宗病死後，年僅十歲的兒子趙煦即位，是為哲宗，其母宣仁太后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執政。此前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很大原因來源於宣仁太后阻撓，這次她掌權後遂援引司馬光、文彥博等保守派到政府中，將各種反變法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司馬光打著“以母改子”的旗號，反對新法。他把變法的責任都推給王安石，攻擊“王安石不達政體，專用私見，變亂舊章，誤先帝任使”；

接著全盤否定了新法，誣衊新法“舍是取非，興害除利”，“名為愛民，其實病民，名為益國，其實傷國。”新法大部廢除，許多舊法一一恢復。

與此同時，打擊變法派。列為王安石等人親黨的變法派官員，全被貶黜。在對西夏的態度上則繼承了熙寧以前的妥協政策，為偷安一時，把已收復的安疆、葭蘆、浮圖、米脂四寨割讓給西夏。這些政策，將國家透過變法得來的錢財積蓄耗散殆盡。因這一事件發生在元年間，故史稱“元更化”。所以後來把支援變法的一派人稱為“元豐黨人”，而反對變法的一派人則被稱為“元黨人”。從此，宋朝內部黨爭不斷，朝政也更加混亂不堪。也為後來北宋滅亡埋下伏筆。

也不知司馬光讀了這麼多的歷史，難道不懂得富國強兵的重要性麼，肯定不是，其實也只是為了自己一的利益。

其實與現在中國足球的情況很類似

改革的政策：

1、歸化外外援，則傷害了那些佔坑的本土球員，一看，搶飯碗來了，老子不給你傳球，不鳥你，讓你知難而退

2、降薪 那些領高薪的人就不幹了，就會給俱樂部施壓，能用的手段都用上。

3、U23保護，行把U23球員換上去，幾分鐘又換下來

4、你有錢歸化、外援，其他人就要求限制每場球外援的數量。

所有的一切對策就是為了證明你的變法是錯誤的。

總結

居於當時的社會環境，王安石變化失敗是必然的，這與王安石本人的性格沒有多大關係。

王安石變法早已有定論：是一次動機良好，但效果奇差的失敗變法。

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非常複雜，但以下幾條卻是最主要的原因：

一，不是對症下藥，新法本身漏洞百出

比如青苗法，是政府向農民提供低息貸款，農民以田裡的青苗為抵押，在每年青黃不接時讓農民不至於餓肚子，避免了農民揭不開鍋去借高利貸，最後還不起造成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慘狀。這在出發點上是好的。

但青苗法本身就有非常明顯的缺點，一是沒有從根本解決農民終年辛苦勞作，而大部分勞動收成卻被地主和政府剝削走了，自己全家依然食不果腹，甚至餓死的狀況；二是青苗貸款的利息在全國難以統一介定，利息越定越高，遇到自然災害收成不好，農民的負擔反而加重了；三是強制性推行，以硬指標方式落實到農民身上，不管你是否真需要，變成了政府謀利的工具；四是農民本身就靠天吃飯，碰到天年不好收成差，根本還不起貸款，青苗抵押等於水中撈月。

還有均輸法，本來意圖是以官商代替民商，防止大商家形成市場壟斷，肆意哄抬物價。但是根本沒料到官商比民商更坑老百姓！

二，用人不察，任用許多貪官汙吏或無能之輩來實施新政

王安石本身是個肚量非常大和非常豁達的人，他一生為官清廉且一心想為國家為百姓做貢獻，但他的用人實在不敢恭維。

王安石用人非常偏激，只要對變法稍為有點不同看法的人，就算再賢能他也一概不用，比如蘇軾，就是因為對變法發了點牢騷，就被他貶官了。而他重用的呂惠卿、鄧綰、曾布、魏繼宗等人都是人品低劣的投機政客，這些人投其所好，表面上支援變法，利用王安石的信任獲得權力，然後進行自己的權力尋租，根本不管百姓死活，還互相傾軋、內訌，互相拆臺又各謀私利，把推行新法變成中飽私囊的工具，最後搞得天怒人怨！

三，損害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斷了別人的財路，還掐了他們的脖子

青苗法以強制借貸的方式推行，一來民間高利貸確實被抑制了，同時也斷了地主階級放貸謀利的財路；但二來政府又擔心貸出去的款收不回來，於是又強制讓地主和富戶為農民擔保，遇到發生自然災害農作物欠收，不但農民破產餓死，為其擔保的地主富戶也受到很大損失。

均輸法造成政府的官商高度壟斷市場，不但廣大社會最低層的老百姓被盤剝，連地主和富商階層也成了被剝削的物件了。

四，總結

王安石的變法，說白了就是一場將社會低層的老百姓從被地主和富人們剝削，轉變為老百姓和地主一起被政府剝削的過程。

官僚、地主和富人階層是封建王朝的統治和根基，王安石變法既沒能減輕農民的負擔，又損害了地主階級的利益，而政府剝削到的利益又大部分進了施行新法的貪官汙吏私囊中，最終結果不但國庫依然空虛，而且北宋王朝的統治根基受到了動搖。這就是王安石變法被詬病和抵制的原因，也是失敗的根本原因。和王安石性格及為人關係不是很大，王安石“捅了那麼大一個馬蜂窩”依然可以全身而退，得以善終，與他平時為官清廉，剛直不阿的良好個人品德是分不開的。

北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鑑於北宋初年一官多職導致"冗官"，大量屯兵導致"冗兵"，這些數量龐大的官員和軍隊、對外的歲幣等等導致第三大問題"冗費"，急需變革的嚴峻現狀。王安石受封參知政事，在宋神宗的大力支援下開展變法。可惜，變法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卻在宋神宗死後被全部廢除，那麼，王安石變法的內容是什麼，為什麼會失敗？都有誰反對呢？

首先，王安石設立了名為制置三司條例司的機關，用來實施新法，統籌財政，改革財政機關繁雜導致的互相推諉、效率低下等問題。這一機關的建立初衷為"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這一機關凌駕於三司之上，中書省、門下省都無權過問，於是被觸犯利益的大臣紛紛上表，它在成立一年後就被迫解散。

王安石派遣大量官吏考察各地農田水利、賦稅勞役等狀況，並根據民間需求頒佈了許多法令。王安石先是頒佈"均輸法"，設定發運使來協調各地的物資供給，秉承"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的原則。舉例來說，倘若甲地某物稀缺，便由政府出面，從甲地徵收錢財，到該物較為豐富便宜的乙地購買物資供應甲地。

中國古代的農業社會，春種秋收，農民們往往在秋天才能過上一會兒富足的日子，到了春季，他們就又面臨貧寒的境況，很多時候不得不向高利貸借錢購買作物的種子播種。王安石推行"青苗法"，由政府出面借款借種給農民，秋天收穫後再要求還款。這一舉動促進了資源有效利用，打擊了民間高利貸組織，為北宋朝廷增加了大量財政收入。

北宋原本的差役制度，是家家戶戶按順序輪流到地方行政機構當差，這樣一來常常耽誤農事，道士、僧人等群體因為可以免除徭役，所以人數不斷增多。王安石頒佈"募役法"，將徵用改為金錢募集。農戶繳納錢糧便可不必服役，免除徭役的群體也需要繳納一些物資來"助役"，這一制度解放了生產力，且增大了財政收入的來源。

王安石還將每十戶人家定為"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農閒時期，各保集結進行軍事訓練，並擔任巡查等工作。這一制度名為"保甲法"，既節約軍費，又便於維護社會秩序和穩定。王安石對各地土地按照地形、土質等影響產量質量的因素進行分類，不同種類的田地繳納不同等級的稅款。

此外，王安石還頒佈了許多其它政策，這些政策或多或少起到了改善財政等作用。不過，實施過程中，地方官吏趁機漁利，有些地區百姓負擔反而加重。許多利益被侵犯的商人、大臣紛紛反對，形成了對王安石不利的社會輿論，再加上王安石實施新法過於急促，缺少過渡，變法派內部矛盾逐漸增大。支援王安石變法的宋神宗產生動搖後，王安石選擇辭官歸隱，他頒佈的法令也逐漸被廢除。

要說反對王安石最著名的人物，非司馬光莫屬，他形容王安石道："但不曉事，又執拗耳。"等到王安石辭官，司馬光當上宰相後，便將王安石之法盡數廢棄。此外，歐陽修、蘇軾等人也都反對王安石激進而固執的改革。

王安石應該都找幾個女博士來幫助變法。高智商的女人最欣賞高智商的男人。找全部都是陰險無才華的小男人當助手，還不懂拍皇帝媽的馬屁?失敗是必然的。每個男人的命運都操控在他媽手裡。男人是一國之主，掌握一國之主命運的當然是他媽。

封建君主統治下的“變法”，能變到哪裡去？說到大天至多是制度改良，尤其是君權不能削弱，能成功才見鬼呢！所謂的“變法”失敗是必然的，與其性格沒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如果實在有問題，那隻能說他不識人心的險惡。就像科學家發明原子彈原理。不知道會殺死那麼多人一樣，如果說他錯，那也是黑暗學說法。

北宋有兩次重要的變法，第一次就是范仲淹的“慶曆新政”，另一次就是王安石變法。眾所周知，王安石變法是有積極意義的，他的變法如果成功實行，能在很大程度上解決北宋積貧、積弱的問題，有人甚至將他的變法視為北宋最後一次拯救自己的機會，但王安石最終是失敗了，他的失敗有多種原因，但今天我們就從王安石的個人性格上來分析他的變法為什麼會失敗。王安石的個人性格有著兩個重要的缺點，這可能也是我們很多人身上的缺點，這兩個缺點，一個是“獨”，一個是“急”。

一、王安石太獨，打倒了任何一個反對他的官員，北宋從此沒了監察

王安石做的事情叫做“變法”，既然要變，那就一定會有人反對，這再正常不過了。有的人是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反對新法，有的人是因為沒有充分理解新法而反對，有的人反對得徹底，有的人只是反對一部分。可是王安石對於有疑問的人採取一律打倒的政策。其實在王安石變法之前，北宋朝廷裡那是集中了一批在古代歷史上都非常有名氣的臣子的，例如韓琦、富弼、司馬光、蘇軾、蘇詢等等，其中司馬光對於新法是極為地反對不假，而蘇軾等人卻只是覺得王安石的一部分主張不可行，而另一部分的改革措施還是不錯的。結果王安石不管不顧，將這些人一棒子打死，全部都調離中央。

更有甚者，王安石為了不讓雜音再傳入自己的耳朵裡，對於北宋設立的專門提意見的部門御史臺進行了毀滅性的打擊。他竟然將御史臺的官員一個不留，全部罷免，史稱“一臺盡罷”，這樣一來使得北宋的監察機關完全失效。以致於王安石無論如何做，他所聽到的只有贊同的聲音，他自己完全陷入了閉目塞聽的境地，無法自拔，大大增強了變法實踐的盲目性。就算王安石都做對了，能力也超強，御史臺的人能力差，理解不了新法，只會給變法添麻煩，可是王安石卻沒有想過，就算他是聖人，做的事樣樣都對，不需要監察，可當他百年以後呢？下一個掌權者也會樣樣都對，也是聖人嗎？王安石完全沒考慮到百年社稷。一旦開了這個先例，一旦有昏庸的掌權人上臺又缺乏監督，那該怎麼辦呢？其實也就是從王安石開始，北宋的權力缺乏制約，而這個問題一直持續到北宋亡國。

王安石為了自己變法的便利，將這批有能力又正直的臣子都打下了臺，這樣一來，他就必須選擇另一批臣子來執行他的政策，這個時候，他能選擇的就只剩下那些拍馬鑽營之徒了。這些人的確沒有反對王安石的政治主張，但他們絕不缺乏自我意識，很快他們就學會了如何利用新法來為自己謀利，這就更敗壞了新法，加速了變法的失敗。這就是王安石的第一個性格缺點，就是“獨”。

二、王安石要求變法立刻生效，導致官員在執行時粗糙應付了事

王安石的第二個性格缺點就是“急”，俗話說得好，事緩則圓，生活中的事情如此，更何況是治理一個龐大的國家，那是因循日久，千頭萬緒。可是王安石卻要求他的變法立馬見效，短時間內推出了好多種新法，上到官員下到百姓是應接不暇，原來平靜的生產生活倍受騷擾。青苗法、免役法、淤田法、方田法、保甲法等等，百姓和官員們往往還沒弄清楚上個法是怎麼回事，下一個法緊接著就來了。官員們天天學新法學政策，這就有點兒像現在有些公司一天到晚忙著開會、忙著彙報、忙著總結，弄得員工的本職工作都沒有時間去幹。

王安石很著急，急得沒空讓法律認認真真地執行下去，這也讓很多本該對老百姓有利的法律，最終卻變成了剝削百姓的新工具。就好比說青苗法，所謂青苗法是政府在農民青黃不接、無糧可吃的時候給農民發放貸款的一項法律，等到第二年豐收，農民有餘糧，再將錢還給政府。如此一來，政府得到利息收益，百姓也能夠度過災年。想法本來是不錯的，可是王安石的急讓這項法律執行得那是相當粗糙，王安石很急，所以他給下面的執行官員下達了一個額度指標，每年必須貸出去多少多少錢，收回來多少多少利息。

老大在上面天天催，怎麼辦呢？下面的人自有對策，比如十戶人家裡只有一戶需要貨款，但是因為上面催得急，基層官吏也就不去調查這戶人家到底是哪戶，而是隨便抓一戶人家，要求這戶人家貸款。到最後，地方政府執行青苗法就變成了強制貸款，強行收租，把額度指標完成了事。就好比公司裡一個專案負責人五分鐘一催十分鐘一問，那下面的職工能把這個活兒幹細了才怪呢。

結束語

王安石其實是一個極有才華的人，他是真正地能做到過目不忘，下筆千言的人才。但是任他是如何的大才，也只不過是青史上寥寥的幾筆，真正值得我們銘記的是一個人越是大才就越要提醒自己戒獨、戒急。

每個人都需要以他人為鏡，來反思自己，並時刻調整自己的行為。而一個當權者太獨，一味地清除異已，便很容易走向一個極端，並且無法察覺到自己的錯誤，最終導致一錯再錯。如果一個人做事太急，就會忽視客觀條件，一味地以主觀意識來推動事情的發展，違反了事物進展的規律，那就什麼也做不成。

我們看歷史不僅是要宏觀地看，也要微觀地看，看到歷史人物偉大的一面，也要看到他們不足的一面，並從中進行反思。王安石變法失敗對北宋來說，對他自己來說都是很可惜的，但也要明白雖新法是好的，但王安石如此推行，失敗也是必然的。

以下變法失敗的原因中，第3點就是王安石性格所致，但這一點不是變法失敗的最根本的原因。

1、變法的超前性與社會現實的落後性差距過大，變法沒有適應的土壤

王安石變法主要是應對危機的政治衝動，而不是經濟發展的內在需要。

2、新法的“斂財”實質導致社會基礎的喪失

變法的真正興奮點是富國，而不是富民。王安石的“理財”，實際上主要是在分配領域內損下益上，奪商人、地主、農民之利歸國家財政，做到的不過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已。

這使他幾乎把整個社會作為“取財”的物件，因而在新法推行時，它損害了社會各階級、階層的利益，導致變法的社會基礎喪失。

3、變法急功近利、急於求成

王安石明知改革“緩而圖之，則為大利；急而成之，則為大害”，卻在變法中操之過急。他只認定一個目標，卻忽略了在實現這一目標過程中必然會連帶產生一系列問題。

在短短數年間將十幾項改革全面鋪開，恐怕當時的社會各階級都不見得有這種精神和物質承受能力，於是變法反而陷入了欲速則不達的困境。

4、政策執行不力。

動機與效果的背離，條文與執行的偏差，使一系列變法措施從安民走向擾民。

5、用人不當

變法派中，除王安石個人操守尚無非議，而他最重要的支持者與助手呂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呂嘉問、蔡京、李定、鄧綰、薛向等人個人品質多有問題，有的當時就被視為小人。

6、變法派內部分裂

首先是變法核心人物宋神宗和王安石不能協調一致。當王安石再次擔任宰相後，宋神宗對他的態度已經有所變化，即所謂“意頗厭之，事多不從”。

王安石看到變法停滯不前，被迫再次辭職。其次是變法派內部出現反對派。許多變法派只從自己利益考慮，而不以改革大局為重，結果使參與變法的人員鬧得四分五裂。

7、保守派強烈反對

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保守派之爭本質上並不是權力之爭，而是政策性的爭議；並不是要不要改革的爭論，而是怎樣改革的爭論。保守派人才濟濟，如司馬光、韓維、文彥博、歐陽修、富弼、韓琦、範縝、蘇軾等。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簾聽政，起用司馬光為宰相，新法幾乎全被廢掉。

王安石變法失敗最主要觸及了貴族利益，準確來說是時代拋棄了他。下面來具體分析一下王安石變法失敗原因。一：新法觸及達官貴族的利益

王安石的變法其目的是增加國庫，當時宋朝是典型的民富國窮，所謂“民富，”實際上是當官的富的不得了。老百姓和國家沒錢。宋神宗登基之時，連賞賜文武大臣的錢都沒有了，國庫已經空了。為了解決財政赤字，王安石實施了青苗法、均輸法、均田法、市易法，透過這幾項法令，國家瞬間富了起來。缺點是達官貴族油水少了、農商人士富不起來。

如均田法：根據丈量田地來徵收稅，不管你是達官貴族、還是負責種田的，多少地就要收多少稅，這就規避了偷稅漏稅的現象。但觸及了達官貴族的利益。

市易法：由政府評估收購物品，再由政府去市場交易，等於差價全讓政府賺了，商人沒了利潤，國家壟斷了市場經濟。

青苗法：政府出錢出種子，等到收穫時，農民要交百分之二十的稅。弊端是地方官員強行出租給老百姓，提高租金，榨取高額利潤，最終還是老百姓遭殃。

王安石不管是在市場、田地的改革，其實就是觸及當官人的利益。因為北宋當官的可以從商，在沒改革之前就是當官的壟斷大宋的財富，他們霸佔市場交易、強買強賣、兼併土地，受害的是農民和國家。保守派官員極力反對變法的原因就在於此，迫於這股勢力的強大，皇帝也只能廢除新法。二：新法集團內部的瓦解

王安石最主要的變法支持者，是有“三駕馬車”之稱的呂惠卿、韓絳、曾布（曾鞏的弟弟）。

曾布本來是王安石的堅定支持者，他背叛王安石是因為市易法主官呂嘉問修改市易法並多收錢邀功，曾布認為市易法不行，要求宋神宗廢除新法，呂惠卿以“阻撓新法”告曾布，於是曾布被外放地方任職。這時宋神宗雖然支援新法，但也開始動搖了。

呂惠卿是王安石新法三駕馬車中最有才華能力的一位，很多新法都是他起草，王安石在修改。在王安石第一次被罷相後，他是實際新法推動者，但他有政治野心，且品行不端。王安石即將二任宰相之時，他極力阻撓，想做宰相的一把手，朝爭之後被貶地方任職。之前王安石與他的私人書信中，有一句話“無使上知，”他把這封交給了宋神宗，呂惠卿典型的陰險小人，從此宋神宗降低了對王安石的信任。

韓絳是王安石新法“三駕馬車”中人品最好的一位，他是新法的主要實施者，但也會指出新法實施中的弊端。因此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對他攻擊較少，他主要在新法實施過程中與王安石不和，一氣之下辭去現有官職，到地方任職。

新法集團的內部分崩離析，使得宋神宗動搖，王安石顯得勢單力薄。三：天不幫王安石

其實王安石為人是很正派，做官期間也很廉潔，是讀書人的楷模。他為了讀書晚上不睡覺，早上就眯一會，不洗漱就去工作了。在揚州任職期間就被上司韓琦誤會，以為他不務正業，王安石沒有解釋什麼。他一生就是讀書、為國家辦事，只因變法後人對他貶義太多。

他性格也沒有特別古怪難以交往，在沒主持變法前他受到很多人的賞識，如：歐陽修、曾鞏、文彥博早在宋仁宗時就向仁宗舉薦王安石。他和司馬光以前是私交非常好的知己，都有大才，都相互推崇。這些宋朝頂級名人，後來都反對王安石變法，理由很簡單，不是不支援變法，在他們眼中大宋要變法，因當以儒家思想治理，改革可以小幅度改。而王安石是典型的以法治國，他和法家代表吳起、王莽是一路人。自漢代以來歷代王朝都尊崇儒治國，而以法治國的秦、王莽新政都遭到各階層反對而爆發起義滅亡。所以以儒家士大夫為代表的司馬光、蘇軾、富弼等，極力反對王安石變法，在他們看來新法就是苛政。在反對派的操縱下製造大量不利於新法的輿論事件，甚至組織老百姓圍堵王安石家門，說中原大旱，是新法惹怒了老天，然而老百姓也相信這類迷信，反對新法的階層達到了高潮，迫於壓力宋神宗廢除了一部分新法。以至於後世人們也將北宋滅亡歸功於王安石變法導致！現代大多是國家都是依法治國，人們說王安石是穿越者，思想太超前也有道理。

1076年王安石辭去宰相之職，從此離開變法舞臺，到南京城外過起了田園生活，在此期間他的詩文又提升了一個境界，為後人留下許多有名的詩句、文章，但他新法並沒有停頓。1085年，宋神宗去世，宋哲宗即位，迫於各種壓力全面廢除新法。1086年王安石去世，在變法力度這麼大還能善終，王安石也算幸運。

個人愚見：王安石變法雖然失敗，但為宋朝解決了財政危機，即使到北宋末年國庫任然充足。變法之所以失敗，宋神宗的動搖、內部的瓦解、時代的“不允許。”王安石雖然變法敗了，但他的人格、清廉、文化造詣值得後人敬佩與學習，不論成敗論英雄。

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很多，和他的為人性格有一定關係，但不是主因。其變法失敗的原因有哪些呢？

.第一、官僚利益集團的極力反對，是變法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

變法觸犯了大貴族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反對變法勢力強於變法勢力，導致變法失敗。宋太祖趙匡胤利用“杯酒釋兵權”剝奪了手握大權的悍將兵權，但如此也培養了大批官僚地主、商人，使後來的大批官僚也爭相購置土地，成為大土地所有者兼商人，同時也是高利貸者。而“青苗法”打擊了高利貸者利益；“募役法”使官僚地主掏了腰包；“方田均稅法”檢括出大量官僚地主隱佔的土地，“市易法”、“均輸法”損害了富商大賈的利益。如此這般嚴重地損害官僚地主利益的法令，勢必遭致官僚利益集團的殊死反抗。

第二、皇帝宋神宗的搖擺不定是變法失敗的又一主要原因。

面對反對派的極力反對，神宗多次退縮，導致王安石几上幾下，變法幾經廢止，宋神宗去世後，宋哲宗繼位，垂簾聽政的高太后本就是反對派，她任用司馬光幾乎廢除了王安石的所有法令。

第三、變法派內部矛盾和法令執行時的失誤，也是導致變法失敗的原因之一。

變法派中的一些投機者，隨著宋神宗的搖擺和反對派的得勢，也搖擺不定或者分化出去。一些法令在執行中，損害了農民的利益，遭到農民的反對。如青苗法在執行中強制農民借貸，利息又過高，使一些農戶不堪重負，成為反對派反對變法的理由之一。

第四、王安石剛烈、執拗、不善變通的性格也影響了改革的順利推進。

王安石獨斷專行、剛愎自用，使變法派越來越孤立。變法派內部也矛盾重重。他登上相位後，即以強硬手段對待不同意見者，致使文彥博、富弼、歐陽修、司馬光等人與他漸行漸遠，逐漸成為他的對立面。

實踐證明，一個國家至上而下改革的成敗與否，取決於最高統治者的決心，取決於統治集團各方利益的均衡程度，取決於不同利益集團能否認清形勢，達成共識。

王安石是北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從文學角度來看，他的散文、詩歌、宋詞無一不精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從政治角度來看，在他主政時期發起的變法運動，很大程度上使得北宋變得富強起來。近代著名的梁啟超先生甚至認為：“若乃於三代下求完人，惟公（指王安石）庶足以當之矣。”但就是這樣一個治世能臣，轟轟烈烈主導的變法運動為何慘遭失敗，又為何會被後世定義為一個亂國的奸臣呢？

公元1067，年輕有為的宋神宗即位。神宗皇帝早就聽說過王安石的大名，登基後立馬就將他調入京城並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來主持變法的相關事宜。

當時的北宋王朝建立已有百年，而且內部出現了很嚴重的“三冗”問題（冗員、冗兵、冗費）導致了國家機構臃腫，百姓生活困難。王安石主政後在宋神宗的堅定支援下，開始對北宋王朝的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等各方面進行全方位的徹底改革。由於此次的變法運動堅決強硬，如此以來就觸動了當時已經很強大的保守派的利益，所以佔朝堂大多數的保守派大臣就指責王安石是“奸邪”，對他恨之入骨。但經過了王安石變法，北宋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國富民強的目的。其中國庫內的積蓄可供當時朝廷二十年財政支出；而對外北宋又成功收復了河、洮、岷等五州，還向外拓地兩千餘里。由此來看，王安石變法是非常有成效的。

讓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後來的南宋王朝上王安石卻被定義為“萬世罪人”。而最先對王安石發難的便是南宋的高宗皇帝趙構。宋高宗不僅下詔要求重修宋神宗時期的史書，並言明要“直書安石之罪”，宋高宗還蠻橫地將北宋滅亡的責任安到了王安石的頭上。除了南宋的最高統治者宋高宗外，當時佔社會地位很高的理學家們也對王安石進行抨擊。這是因為在王安石在世的時候，就曾與理學大家程頤、程顥兩兄弟針鋒相對，所以後世的理學家視其為“異端”。到了南宋理學盛行之時，這些享譽天下的理學名臣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提升自己“身價”的機會，自然是要狠狠的攻擊王安石。理學大家朱熹，他就批評王安石，認為北宋時期的王安石利用變法的機會破壞了當時的社會風氣，陷害朝中的忠良才導致了後來北宋王朝的滅亡，由此認定王安石的變法是完全錯誤的。

把北宋的滅亡的罪名蠻橫地安在王安石頭上，才有了之後南宋被金人趕到偏安一隅的江南地區。在官方與民間兩種輿論的主導下，導致王安石的地位越來越低。後來即位的宋理宗因尊崇理學（被後世稱為“理學皇帝”）1241年下詔，將周敦頤、二程、朱熹搬進了孔廟供後人供奉，同時又將王安石的排位從孔廟中扔出來。宋理宗還指責其為“萬世之罪人”，這種做法一直延續到數百年後的清朝時期。直到近代時期隨著興起的思想的解放運動，人們才逐漸認識到王安石並不是“亂國奸臣”，反而是一位偉大的改革家，才為他鳴冤平凡承認他的歷史地位。

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王安石被詬病呢？

綜上，其一，是後世長期佔據了社會主要地位的理學家們對王安石的攻擊所致。其二，便是變法中部分舉措不符合實際情況和過程操作不當，觸動大地主階級利益同時還損害了百姓利益，變法受到多數人反對。其三，王安石還受到了“賊相”蔡京的連累。因為蔡京的弟弟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而蔡京又在宋徽宗時期擔任二十多年的宰相。他打著王安石的旗號進行所謂的”改革“，卻把天下搞得大亂把王安石的名聲搞臭。最後，王安石急於求成的個人性格不利於變法這種需要緩而圖之的大工程。

一點愚見請多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