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北宋神宗年間的一個偉大的宰相。從文學上說，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從政治成就上說，他是王安石變法的領導人。王安石變法其實是一個很不錯的變法，但是由於舊黨人物的阻攔，變法失敗。王安石也落得了一身罵名。但實際上，王安石變法是對的，只是其中有些瑕疵，再就是他變法太著急了，太激進了。

比如說他的青苗法。他的出發點是非常好的，地方貸款傷民（下等戶），國家出面來協調，由地方政府放貸，既增加了財政收入、又讓民眾的損失減到可承受的範圍內，並且還能保證未來一段時間內的農業生產。但出發點和終點往往不是一條直線走到底。青苗法在執行過程中，被不斷的歪曲、走樣：強制借貸、地方不作為等等等等，最後連百姓自己都反對了。

比如他的免役法。其實宋代不乏有識之士，從許多史料我們都能得知，差役歷來便是官員論證時常常提起的“積弊”。司馬光、歐陽修都曾經大力反對差役法，可為何到了王安石變法、王安石反對差役的時候，他們就走到了他的對立面了呢？因為，王安石的免役法確實也有他的“流弊”。那就是“納錢”。剛開始的時候，免役法還只是要求上等三戶納錢，不久之後便明確為所有居戶，不論戶等。這樣一來，免役法也就完全淪為了增加財政收入的手段了。

最後，王安石變法所挑戰的是皇帝與士大夫共天下這個基本原則，也就是說動了整個精英階層的切身利益，所以最後被徹底幹掉是很正常的。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臨川人，北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

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躋身執政之列。王安石提出改變風俗、確立法度，提議變法，神宗贊同。王安石委任呂惠卿承擔條例司的日常事務，派遣提舉官四十多人，頒行新法。宋神宗去世，變法結束。

王安石變法失敗主要是以下的原因：是損害了統治階級的利益，觸動了士大夫和地主階級的利益（士大夫是統治階級的中堅力量，地主階級是封建王朝的統治基礎，阻力之大可想而知）；變法到後期，其中的漏洞以及不合理的地方被放大，引起了人民的不滿（比如青苗法，這項措施本是為了抑制兼併，在青黃不接的時候救濟百姓，但實際執行卻出現偏差：地方官員強行讓百姓向官府借貸，而且隨意提高利息，加上官吏為了邀功，額外還有名目繁多的勒索，百姓苦不堪言。這樣，青苗法就變質為官府輾轉，收取利息的苛政）；皇帝的壓力也很大（皇太后就曾明確反對），產生了動搖；改革也不是一個人的事情，王安石在用人方面也出現了一些偏差，所以導致了失敗。

王安石變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增強對外防禦，對內彈壓的能力，以鞏固和加強封建統治。從新法次第實施，到新法為守舊派所廢罷，其間將近十五年。在這十五年中，每項新法在推行後，雖然都不免產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國強兵”的效果是十分顯著的。政府財政收入大幅增長。透過一系列理財新法的實行，國家增加了“青苗錢”、“免役寬剩錢”、“市易息錢”等新的財政收入專案，在發展生產、均平賦稅的基礎上，財政收入有了明顯的增加，國庫充裕，宋神宗年間國庫積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財政支出。

剛剛

先回答第一個問題：

一般情況下，正常人的情感交往是以袒示自我內心告白開始的，小人的情感遊戲是以揣摩對方的需要開始的。還真神奇了嗨，小人往往揣摩的很透徹..也很準，普通人一下子就進入了她（他）們的陷阱，誤認為人生知己，小人就是那種沒有一個真正的朋友卻曾有很多人把他（她）誤認為知己的人。

我覺得在中國歷史上特別是能在情感的禁區情感的迷魂陣識別小人的有兩大名相，一個是管仲。

另外一個，

就是今天要說的王安石.

他們倆的千古賢名，有一半就在於他們倆對小人的防範上。

既然說到題外話，閒著也是閒著那就說一下有些讀者不一定聽說過的管仲的一些生活中的閒聽落花。

管仲輔佐齊桓公時，有一天，他很感動的對他說：“我身邊有三個人對我最忠心的人，一個為了伺候我自願做太監，自己動手把自己給鞌割了，一個來做我的臣子後整整十五年沒有回家看過父母，最後一個更厲害.為了給我滋補調養身體.居然心甘情願主動的親手把自己兒子殺了做成羹湯給我吃。”

管仲聽罷直言不諱：“這些人不可接近，他們的作為全部違反人的正常感情，咋還能談得上對你的忠誠呢？”，齊桓公聽了管仲的話，把這三個小人趕出了朝廷。

管仲死後，這仨貨捲土重來，果然鬧得天翻地覆。

現在來說一下今天的主角王安石.

王安石一生更是遇到很多小人，難於盡舉，給我印象深刻的是諫議大夫程師孟，有一天兩個人茶敘，他突然對王安石說：他…“目前最恨的是自己身體越來越好，而自己的內心，卻想早死。”

王安石很奇怪，問他為什麼？

他說：“我如先死，您就會給我寫墓誌銘，好流傳百世了”。

王安石一聽就掂出了這個貌似朋友的人他的人格重量，從此不再聯絡..

只有像管仲，王安石這樣的世外高人，拒喝小人們佈下情感迷魂湯並看破。但對現實中的普通人來說，朋友幾句好話一聽心腸就軟，小人要俘虜他們易如反掌。

回答第二個問題。

僅從他的“青苗法”最後哭著說再見說起…從道德上看.連王安石的政敵司馬光（砸缸）都覺得，王安石的人品無懈可擊。他為了心中的理想不顧一切，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國家，只是這種執著變成了執念後，他的變法操之過急，違背了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變成了害民之舉。

宋代國庫最頂峰時入白銀一億兩，但這些錢最後都爛在國庫裡了，只具備保險的作用，並沒有直接投入到經濟生活中，使整個社會的財富流動起來。

那現在為什麼社會和人民越來越有錢了呢？

因為步入近代化程序後，國家的社會機制越來越完善，股票、基金、地產、債券、保險等都是可以啟用社會財富的。而要完成這一個龐大的現代經濟體系，必須建立在一個基礎上。

這個基礎，叫做國家信用！…

而在中國古代，最沒有信用的人，就是皇帝。

因為天下都是皇帝的，皇帝找誰借錢都可以賴債，皇帝是第一個破壞信用制度的人。

王安石變法可以為朝廷生錢，卻不能為社會、為百姓生錢。在社會整體財富沒辦法啟用之前，王安石變法其實跟商鞅變法是一個意思，就是搶錢！奪取民間財富，壓制百姓生存空間。

王安石變法註定是不能成功的，因為整個社會還沒有進化到需要削皇權或者廢除皇帝制的階段，國家的金融架構是固定的，不是啟用的，所謂的變法，只是搶百姓的錢而已..

雖然王安石變法囿於皇權至上的時代觀念，以至於王安石變法的本質並非立足於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但是王安石高尚的品格、變法的精神確實是值得我們肯定的。

我對王安石的印象：應該是詩人王安石他寫的《泊船瓜洲》、《梅花》、《元日》、《登飛來峰》等都是高中所學之詩了，還有啊王安石在北宋一登場時，就已經是一個很牛逼的人物了，王安石21歲那年，考上了進士，還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幾位大政治家之一，管仲、子產、商君、諸葛亮等，規模都不及荊公之宏遠；他推行的新政，雖不能俱謂之成，但絕不能俱謂之敗。他主張依法治國，重視經濟手段，興教育，倡修武，這類思想有放之古今中外而皆準的意義。王安石是蓋世英傑，具有改革創新精神。

他的變法無疾而終的原因：我覺得變法本身存在問題。問題主要有兩點：首先，新法有不合實際之處，在一州一郡行之有效的新法，放到全國未必適宜；在一國行之有效的新法，放到另一國未必適宜。其次，王安石沒有識人之明，沒有正確對待贊成變法和反對變法的人。問題的根源在於，王安石太過自信，無視反對派的意見，還有“其時之風俗人心與其法之宜不宜”；“事難助寡”。也就是說，人們的思想意識還沒有達到變法所需的狀態；變法難度大，支援的力量不足，王安石的經濟思想和現代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謂‘新法’，要不外將財政稅收大規模的商業化。

他與司馬光爭論時，提出‘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理論，其方針乃是先用官僚資本刺激商品的生產與流通。如果經濟的額量擴大，則稅率不變，國庫的總收入仍可以增加。這也是現代國家理財者所共信的原則，只是執行於十一世紀的北宋，則不合實際。新法之重點，無非加速金融經濟，使財政商業化”，要獲得成功，必須讓官民雙方都能依商業規則行事，而“西歐經過很多奮鬥，在思想、宗教、法律上經過相當的準備，才能通行，王安石變法措施中，爭議最大的是青苗法和免役法。青苗法存在不合實際以及操作層面的問題，免役法有增加農民貨幣支出負擔的不足，王安石變法並未改變宋朝的重商主義政策，但是儘管存在種種問題，王安石變法對於北宋的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而所謂問題，常常是相對於“無問題”的理想狀態而言，事實上，任何現實的政治實踐，都不可能不存在問題而完全地處於理想狀態。

假設變法派繼續執行改革路線，並且解決了新法存在的突出問題，假如變法取得成功，這個創造輝煌經濟、文化成就而軍事積弱的王朝，實現了富國強兵目標，成為一個修文偃武、文治武功的王朝，整部中國古代史將會改寫。

歷史不容假設。但假設與推理，正是歷史的永恆魅力吧！

改革的最主要支持者宋神宗在關鍵時刻發生了動搖，宋神宗死後司馬光出任宰相，徹底廢除新法，連很有成從各項經濟上改革內容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新法規模甚大，其中理財方面最為重要，受到時人抨擊。平情而論，王安石變法遭到失敗，也不能完全推到守舊派反對上，他的政策和做法都值得檢討。

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宋神宗問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設，以何為先?”王安石答：“變風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風俗，在長君子，消小人，以禮義廉恥由君子出故也。”變法也正式開始。

王安石變法前後將近15年，改革法令涉及國家財務、政治、軍事各個方面。《均輸法》《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等，每項新法令出臺後，基本上收到了預期的效果。國家收入增加，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得以緩解，中、上級官員和皇室減少了一些特權，鄉村上戶地主和下戶自耕農減輕了部分差役和賦稅負擔。

新法令頒佈，就會有舊制度廢除。創新程序中沒有和諧，總是衝突為上。反對派的利益受到越來越多的威脅，變法的實也受到影響。

隨著王安石辭職歸鄉、變法集團新人上位、宋神宗的病逝，朝廷中，新舊兩派的爭吵不斷，內鬥、爭權、清洗、報復等一系列的舉動，使變法最後以失敗告終，而北宋勢力漸漸削弱。

熙寧元年二月，王安石為推動變法設立了“制置三司條例司”，它的職能是將原本宋朝的財政由三司掌握，成為政府最高的財政機關。

制置三司條例司除了研究變法的方案、規劃財政改革外，亦制定國家一年內的收支，並將收入定其為定式。此機構的設立為以後變法的出臺和實施打下良好的基礎。

第二年，變法有了實質行動。宋神宗任命宣弼為首相，王安石參知政事。然而變法並不是是靠一個人能完成的，它需要一個團隊來合作，宋神宗命王安石組建自己的團隊，最初的團隊成員有呂惠卿、蘇澈、程顥、章惇、薛向、呂嘉問等，變法也正式開始。

變法中第一項法令出臺，是為了解決國家財政問題，王安石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為主導思想。

在熙寧年(公元1069年)七月，由制置三司條例司議定，《均輸法》出臺。設發運使總管東南六路的賦稅收入，掌握供需情況。凡糴買、稅收、上供物品，都可以“徙貴就賤，用近易遠”。對於京都庫藏支存定數，以及需要供辦的物品，發運使有權瞭解核實，使能“從便變易蓄買”，儲存備用。此法令的好處是既保證了朝廷在物資方面的需要，又節省了購物錢鈔和運費，還減輕了人民的負擔。最主要的是沒有損失官員半分的官場收入，國庫中的銀子也翻番地增長。

《均輸法》等同於國家開了個買辦公司，既然是買辦，必定有出售，一定會和商人們爭利潤。但在皇權時代，即使商業繁華的北宋，商人的地位永遠都是最低，和皇家爭利潤，那是不明智的。所以，《均輸法》出臺後，北宋“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

王安石變法的第一步以勝利開頭，宋神宗看到《均輸法》帶來的好處，更是鼎力支援，而對《均輸法》提出反對意見的官員均被駁斥、貶出京城。

同年九月，史書上最有名的法令出臺――《青苗法》。規定以各路常平、廣惠倉所積存的錢穀為本，國家出錢來穩定實價收購，遇糧價貴，國家較市價降低出售，反之，則較市價增貴收購。凡州縣各等民戶，在每年夏、秋兩收前，可到當地官府借貸現錢或糧谷，以補助耕作。收成後，隨夏、秋兩稅，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歸還穀物或現錢。

此項法令關係重大，它涉及了國家之本一農業。想要變法，必須穩紮穩打地進行，王安石知道這一點，曾上奏變法的事，緩變會有利，急做害處多。

《青苗法》在全國範圍推廣，阻止是來不及了，只能順著往下進行，但在實施中出現了諸多的問題，正應了那句老話，“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青苗法》阻礙了官僚、大地主的生財之道，強制借貸現象層出不窮，地方官員強行讓百姓向官府借貸，而且隨意提高利息，加上官吏為了邀功，額外還有名目繁多的勒索，百姓苦不堪言。

為了彌補《青苗法》的不足，另一項法令也快速出臺一《農田水利法》，條約獎勵各地開墾荒田，興修水利，修築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戶按戶等高下出資興修。在王安石的倡導下，一時形成“四方爭言農田水利”的熱潮。

北方在治理黃、漳等河的同時，還在幾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淤田”，使貧瘠的土不成了良田。可是沒有達到變法派想要的效果，反而官僚、大地主的利益威脅越來越大，反對變法的聲音是越來越多，奏摺越術越厚。反對派的司馬光親自寫信與王安石“辯論”，名將韓琦也親自上奏宋神宗。

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二月，宋神宗下令廢止《青苗法》，命令一出，王安石立即請假回家，不再上班，反對派們歡聲雷動，《均輸法》和《農田稅立法》因《青苗法》的倒臺，也不攻自破。

不可否認，王安石是不可多得的變法人才，其變法措施大部分是有利於富國強兵的。且為人“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對於吃喝玩樂他一無所好，唯一對遍覽群書，著書立說樂此不疲。但是不可否認他性格的缺陷成為變法失敗的致命因素：識人不明，無法辨別忠奸。在變法執行過程中，貪功冒進，行之操切，再加上所用非人，造成了變法最終的失敗。

一、對於王安石變法的一些看法

王安石變法也叫熙寧變法，它雖是中國中古歷史上一次大規模的改革運動,但這次改革主要是一種應對危機的政治衝動,而不是一種經濟發展的內在需要。

因而就改革內容來看,卻絲毫沒有觸及政治領 域,其政治勇氣比起慶曆新政來都有明顯倒退的跡象。 改革主要侷限在經濟、軍事和教育領域,而經濟領域更是重中之重。變法真正興奮點是富國,而不是富民,因而其最大成效也就是國家財政狀況明顯好轉。

變法不僅解決了治平年間的財政赤字,還建立起五十二座元豐封樁庫作為戰備物資庫,到北宋 後期還是“餘財羨澤,至今蒙利 ”。

王安石與司馬光在變法之初曾有過段爭論。司馬光認為,天地所生貨財是一個定數,不在民間,就在國家,所謂善理財者,不過是頭會箕斂。這一說法停留在簡單再生產的保守立場上,固然不足取。

王安石反駁說:“真正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 用饒”。 變法確實使國用豐饒:熙寧六年的青苗錢利息達二百九十二萬貫,熙寧九年的免役寬剩錢(即支付役錢以後的純結餘)達三百九十二萬貫,兩者相加約為七百萬貫。但變法中財政收入 的增長主要不是依靠發展生產,恰恰正是以青苗、免役等名目 “加賦”的結果,而青苗還息和免役納錢,負擔最重、受害最深的還是被迫以實物易貨幣的貧民下戶。倘若以財稅增長作為全面 肯定變法的充足理由,顯然有失斟酌。

對這次大變法的經濟內容,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評論道:“在我們之前九百年,中國即企圖以金融管制的辦法操縱國事,其範圍與深度不 曾在當日世界裡其他地方提出。但現代金融是一種無所不至的 全能性組織力量,它之統治所及既要全部包含,又要不容與它類 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禮。”結論不言而喻:變法的走樣與失敗是 必不可免的。

熙寧新法在軍事改革上的成效相當有限,以至有人說新政富國有術而強兵無方。軍隊素質低、戰鬥力差的弊病並未見有大的改變,否則就不會上演數十年後女真鐵騎滅亡北宋的悲劇。

唯一有成效的是保甲法,但保丁替代募兵也無法徹底實現,倒是主要用來控制民眾反抗,其影響也確實深遠,直到近現代還被反動專制政府奉為至寶。

在熙寧新政中,王安石與司馬光各自所代表的新舊黨爭本質上並不是權力之爭,而是政策性的爭論;並不是要不要改革的爭論,而是怎樣改革的爭論,因而不能用改革派與守舊派來論定。熙寧變法的功過得失與是非成敗,是一個說不清的話題。

二、變法失敗的原因和經驗教訓

1. 王安石確有不凡的抱負與遠大的理想,他也明知改革緩而圖之,則為大利;急而成之,則為大害”,卻在變法實踐中操之過急。他只認定了一個目標,卻忽略了實現這一目標過程中必然會連帶產生的一系列問題。在短短數年間將十餘項改革全面鋪開,恐怕社會各階層都不見得有這種精神的和物質的承受能力,於是變法反而陷入了欲速則不達的困境。

2. 動機與效果的背離,條文與執行的偏差,使一系列變法措施從安民走向擾民。即以雙方爭執最激烈的青苗法與免役法而言,舊黨多就執行效果言,新黨則多就立法本意言,立論也就大相徑庭。青苗法制定以後,徵求意見,蘇轍就認為:動機雖好,“出納之際,吏緣為奸”的問題難以解決。連神宗也承認“青苗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免役法執行結果則是縱富強應役之人,徵貧弱不役之戶,利於富不利於貧”,也完全違背了初衷。

3. 用人不當,是熙寧新政不得人心的重要原因。變法派中,除王安石個人操守尚無非議,呂惠卿、曾布、章惇、呂嘉問、李定、鄧綰、蔡京等,個人品質多有問題,有的當時就被視為小人。陸佃向王安石反映放青苗的官吏收受賄賂,但變法派竟以“私家取債,亦須一雞半豚”,放縱新法執行中的腐敗。

以王安石為代表的變法派最大的弊病,還是隻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視了活的人事。於是,應該由行政技術層面解決的議題轉化為道德層面的問題,變法派在後一層面上與反變法派相比,立即陷於劣勢,變法的前景暗淡也就不言而喻了。

大家好，我又來啦！這個問題讓我來回答！王安石，唐宋八大家之一，作為一個著名的變法改革家，亦正亦邪，既是一個才華橫溢、不愛官職、友愛兄弟、不好聲色的正人君子;又是一個外樸內奸、好用奸邪、固執有餘的奸邪小人，是一個矛盾的綜合體。小青峰認為對歷史人物的評價不能離開當時的歷史背景,只有這樣才能對王安石有一個公允的評價，他是位有政治抱負的改革家，他的變法雖沒有改變北宋日趨腐敗的命運，但還是部分地實現了富國的目的。但是我們還是得來剖析一下他變法失敗的原因。

一、王安石在變法上並沒有具操控權

王安石本人主持的7年不到，其餘9年是宋神宗主持，所以說這次變法與其說稱號“王安石變法”，不如叫“熙寧變法”更為確切。

王安石宋神宗的關係，並非牢不可破、固若金湯，宋神宗對王安石的信任是有條件、限度，存在很大不確定性的。熙寧7年，第一次罷相,標誌君臣關係已經疏遠。也說明宋神宗隨時隨地可以收回給王安石的一切權力。

不難理解，宋神宗授意、欽點，挑中了在地方上頗有建樹的王安石，王安石規劃了藍圖，皇帝有限信任甚或將信將疑與王安石醉心變法成功貫穿變法始終。聰明的王安石不可能不知道箇中現象,但他急躁冒進、急於求成，太渴望成功，失去耐心和對變法節奏的輕重緩急的把握，終致變法在看似大刀闊斧的推進踉踉蹌蹌的走向失敗。

(二)變法無試點，機構不成熟

匆匆上馬,沒有試點，機構不成熟,用人與機構倉促無力。良莠不齊、良少莠多的變法隊伍很難準確有力的執行新政。本就捉襟見肘的變法團隊一開始就只能依靠原來的地方政府管理機器推行新法，導致整個變法泥沙俱下、流弊叢生。

在變法機構上，典型和後來備受詬病是成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把戶部中的戶部司、度支司、鹽鐵司等三司集中起來，對經濟權力進行重組，並使之成為變法改革的中樞權力機構，這個原本是出臺和解釋條例的立法部分，成立直接的執法權力機構。不難想見，匆促上馬的變法機構不接地氣，變法政策生硬推行，以致走樣、跑偏。

(三)反對派聲勢強大，王安石沒有爭取同盟

王安石變法，遇到聲勢強大的反對，原本可以折中和騰挪，化敵為友，可以緩解和緩和的矛盾，在聽不進異見的王安石這裡，變成非黑即白的陣營之爭，王安石放棄積極爭取蘇軾、司馬光等大佬支援的機會，排除異己，任用口是心非的新人和小人，使得改革的陣營孱弱，人為的樹立起強大的反對陣營。雖然其決心決絕,勇氣可嘉，但是做法上差強人意，其對改革的推行在實際中卻是有百害而無一利，武斷的與可以爭取的中間改革派或說立場搖擺者劃清了楚河漢界，將變法陷於畏途。

（四）失卻民心，違背規律

從歷代變法改革的大規律上看，失去民心、民意的改革終將以失敗告終。王安石“民不益賦而國用饒”的變法初衷在實施中只是一廂情願，中央財政的溢位僅僅縣花一現，掩蓋不了地方與民爭利、橫奪暴斂的亂象與本質。民不聊生使變法失去最基礎的推行根基,變法的“盛世幻想”終是空中樓閣。隱藏在失敗背後的事實是，所謂系統、整套的王安石變法只是透過理財進而強軍的“術” 的改革,無意觸動政權的 根本制度安排，悲劇和宿命無情，這就是冰冷的歷史，也是延續至今仍然紛爭不息的變法評價。

雄心勃勃的王安石以對方經驗和理想化的整套變法體系開啟的這場變法，力圖以理財、整軍鞏固中央集團，實現強國盛世,但因為對形勢及困難估計不足，急於求成，不懂變通和緩衝，上有皇帝的將信將疑，對面是強大的反對聲浪，下有無意變法、唯利是圖的小人作崇。變法終成為一場遺憾的春秋大夢。

總結: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王安石變法對改革舉措推行困難的預估不足，變法走樣，阻力重重，變法陣營孱弱且用人失當，皇權的猶疑也導致改革步履紊亂，最終導致失敗的結局。

我第一次在歷史書上看到王安石的時候，覺得他是個卓越而悲情的改革家，走在時代前面，卻不為世人所理解。讀了《答司馬諫議書》後，他的理想、品格，更是讓我感動得哭了出來。現在呢，我依然欣賞王安石，但除欣賞他這個人之外，我對他的變法也有了更深刻、更本質的認識。

年富力強的王安石，曾任地方官多年，通曉國政民情，獨享天下大名三十餘載。他為人質樸節儉，學術造詣頗深，無不良嗜好，不在乎自身榮譽進退，端的是眾望所歸。而宋神宗也是一位朝氣蓬勃、志存高遠的皇帝，二人志同道合，一起展開了熙寧變法。

可這是怎樣一場變法呢？讓我們從“青苗法”和“市易法”入手，一睹其詳。

青苗法就是百姓哪年收成不好，由政府借錢給他，第二年農民再連本帶利還給政府。

聽起來很簡單，而且蠻好一個想法，在一些縣市執行時，效果也不錯，可一用到全國馬上就變味了。因為大多數農民不識字，得花錢請書吏，再到衙門申請。貪官汙吏趁機作手腳，層層盤剝。變法規定的二分利漲至35倍，農民寧願向地主借貸，也不願意向官府借貸。

而政府又定指標，強行攤派，官吏升遷與放貸掛鉤，青苗法實際變成了一種苛稅。農村經濟瞬間崩潰，幾百萬農民破產。

市易法本是為了制止奸商投機，哄抬物價，由政府收購農民手中滯銷貨物的政策，但結果政府演變成專收緊俏商品的賺錢機構，與民爭利。一時汴京的水果、芝麻都成為官府搜刮之物，連市民挑水、提茶都要向官府交費。於是城市的經濟系統崩潰了，交不起稅的中低層市民淪為了流民。

這樣一來，士大夫自然群起而攻之，加上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親高太后亦向神宗哭訴“王安石亂天下”。神宗作為變法的最大支持者，壓力很大啊，但他還是選擇堅持變法。

但是從熙寧六年秋開始，天下大旱，10個月滴雨未下，麥苗焦枯，神宗成天眉頭緊鎖。農曆四月這天上朝回來，忽然內侍來報，一個叫鄭俠的小官，繪了一幅《流民圖》進呈皇帝，還附了一道奏疏，大意是說他負責看守安上門，每天在城門上看到為變法所苦的貧民扶攜塞道，賣妻鬻子。於是將這些圖景繪下來請皇帝聖覽。

這個當年曾與王安石很談得來的鄭俠還說圖中所繪，均屬實情，請神宗觀其圖，罷廢害民之法，

“延萬姓垂死之命。十日不雨，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

《續資治通鑑》記載：神宗接下了這份鄭俠不惜以被治死罪的方式而密呈上來的《流民圖》，袖以入內，反覆觀看，面色凝重。四月初六，皇帝在度過一個不眠之夜後，下詔暫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

王安石是個怪人，思想人品都異乎尋常。

學生時代很勤勉，除去語言學極糟糕外，還算得上是個好學者，當然是宋朝一個主要的詞人。不幸的是，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無圓通機智處人治事之術，除去與他本人之外，與天下人無可以相處。毫無疑問，他又是一個不實際的思想主義者。

王安石平時不注意自已的飲食和儀表，衣裳骯髒，鬚髮紛亂，儀表邋遢，他也是以此等惡習為眾所周知的。蘇洵在《辨姦論》的文章到畫王安石說:“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又說他“囚首喪面而談詩書”。王安石是否喜歡以這樣特點異乎常人，我們無從知道，但是一個人把精力完全傾注在內在的思想上，自然會忽略了他的外表，這話倒不難想信。講兩個故事:

一個是穿衣的故事。這個故事說他從來不換他的長袍。一天，幾個朋約他去洗澡，在他由浴池出來之前，朋友特意偷偷地留在外頭一件乾淨的長袍，用以測驗他是否知道衣裳已經被換了。王安洗完出來，把那件新袍子穿上，朋友動了手腳，他完全不知道。不管怎麼樣，他總是身上穿了件衣裳就行了。

一個是吃飯的故事。這個故事說他只吃擺在他眼前最近的菜，離他遠的不吃。朋友們為了測驗他，第一天在眼前擺了盤鹿肉絲，他吃了。朋友告訴他太太，說她丈夫愛吃鹿肉絲。他太太說:我不相信，他向來不注意吃什麼，怎麼突然愛吃鹿肉絲了呢？朋友說:在吃飯時他不吃別的盤中菜，只把那盤鹿肉絲吃完了，所以我們才知道。他太太問:你們把鹿肉絲擺在什麼地方？朋友說:擺在他正面前。他太太明白了，向眾人說:你們明天把別的菜擺在他面前，看會怎麼樣。第二天，朋友把菜的位置換了，把鹿肉絲放在了離他最遠的地方，大家留意他吃什麼。王安石開始吃靠近他的菜，桌子上的鹿肉絲，他竟然不知道。

王安石政治人格的缺失，最終導致轟轟烈烈的變法功敗垂成。

熙寧二年（1069）.趙宋王朝“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積貧積弱，已漸成沉痾之軀。王安石這時認為，要要強盛趙宋國，那就要富國強兵，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用雷霆行動將散握在富商巨賈手中的天下之財盡數掌握在朝庭手中。基於這樣一種想法，王安石的變法很快就有了犀利而極富針對性的內容，很短的時間內，“均輸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法”等一系列新法相繼出臺，並迅速推行。

王安石在改革中執著有餘,而器量不足。

“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千里澄江似練,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殘陽裡,背西風、酒旗斜矗。彩舟雲淡,星河鷺起,畫圖難足。

念往昔，繁華競逐。悲恨想續。千古憑高對此，漫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衰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後庭遺曲。”

這首《桂枝香》曾是英宗當政時，王安石在金陵的一首懷古之作，詞中充滿了鬱悶之情，然而彼時，當衝在變法最前面的王安石再次吟唱起自已的這首舊作，充溢心頭的已是一份志在必得的自信和革故鼎新的豪情。

然而隨著變法的深入，不僅來自各方的阻力越來越大，作為操盤手，王安石本人政治人格的缺失也日漸顯現。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不單有剛毅執著的個性，清晰明確的思路，明於治亂的能力，更要善於協調各方面的關係，團結更多可以團結的力量。可是，身為一國宰相的王安石卻是執著有餘，而器量不足。

由於變法的主旨就是要對富商巨賈們開刀，而恰恰是這些人掌握著國家的話語權，儘管有皇帝站在這場政治革改的背後，但並不意味著拿著一把尚方寶劍可以掃除變法路上的所有障礙，而這個道理，一心要狂飆突進摧枯拉朽的王安石顯然沒有在意。

聽不進不同意見,打擊報復心極強。對於雷霆之勢橫掃全國的變法運動，司馬光等一班保守派“痛心疾首”地列出其四大罪狀，直言新法“舍是取非，興害除利，名為愛民，其實病民，名為益國，其實傷國”。在朝中，像司馬光這樣從一開始就對變法抱著牴觸情緒的自然大有人在。

但是，在眾多的批評之聲中，實際也不泛一些善意的批評，如蘇軾就並不是否定新法，而是就其中的一些操作方式提出過一些質疑，而對王安石有提攜之恩的文學泰斗歐陽修更是變法的支持者，只不過對變法的做法有些異議。然而面對這麼多的批評，王安石顯然缺乏甄別善惡的能力和從善如流的度量，凡是對變法提出批評的朝臣，都被其視作因循守舊，尸位素餐之輩，在他的力奏下，神宗先後罷免了一批反對變法的官員。

御史中丞呂公著被外放穎州，御史劉述、劉琦、錢鏐、孫昌齡、張晉、陳襄等人相繼被貶，老臣富弼被解除相位，蘇軾更是數度外放，就連恩師歐陽修和好友曾鞏也被王安石視同陌路。

“拗相公”是世人對王安石最公道的評判。對於王安石的這些做法，很多人都表達過不滿，唐介曾說王安石“文行甚高，狷狂少容”，呂悔則認為其“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若在侍從，猶有可容，若為宰相，天下必受其害。”

當王安石和神宗皇帝面對日漸清冷的朝堂，當荒涼的擇路充滿了顛沛流離的外放朝官，王安石的執拗個性和器小少容的胸襟，不僅讓其失去了壯大新黨陣營讓更多德高望重之臣為之效力的機會，更使這場有著美好初衷的變法成為不被祝福的跛腳政治。

王安石的為人在我個人看來，是在歷史上都數的出來的“一身正氣、兩袖清風”的官員，他的個人需求無限接近於零：“吃、喝、玩、樂”他一無所好，唯一的愛好大概就是著書立說（三經新義、淮南雜說、字說等等）。後世有許許多多人對他有無數的非議、指摘，但是幾乎沒有一個人能從他的私德下手，這就最好的證明了他的為人。王安石絕對是一個有著廣闊胸襟、有著極其樂觀豁達心態的奇人，乖戾不知從何而來？

1944年，美國副總統的華萊士訪華時稱，王安石是中國歷史上推行新政的第一人，他說：

“他(王安石)在1068年的重大困難之下所遭遇的問題，與羅斯福總統在1933年所遭遇的問題，雖然時代懸殊，幾於完全相同，而其所採取辦法，也非常相似。”

事實上，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農業面臨大危機的時候，時任農業部部長的華萊士便從王安石的青苗法中獲得啟示，在美國建立常平倉制度，設立商品信貸公司，為農民提供農業貸款，緩解了農民的生存困境。他因此也被稱作“當代美國的王安石”。

在中國，上至王侯將相，下旨販夫走卒，從古到今，王安石和他的變法一直是讓人熱議的事件。其實，在海外漢學界，王安石也是個知名人物，一些外華人對他的評價也比較有意思。看慣了華人眼中的“拗相公”，不如來看看外華人眼中關於王安石的形象。

西方人對王安石的第一印象

第一個將王安石介紹到歐洲的是法國的耶穌會士、漢學家杜赫德。

1735年杜赫德在巴黎出版《中華帝國全志》，在該書第一卷對中國歷史的介紹中，提及了王安石與富弼關於天變的著名爭論。王安石主張天變不足畏，富弼則否定了他的說法。杜赫德對此評價說：

“備受崇敬的司馬光堅定地反對這位魯莽而詭詐的大臣的一切措施。”

另外，在書中第2卷還收錄了譯自《御選古文淵鑑》的文章，其中有包括蘇洵的《辯奸論》和鄭俠的《論新法進流民圖》。這兩篇文章中，前者指責王安石為奸臣小人，後者批評新法導致流民失所。因此，杜赫德對王安石的印象是負面的，這種說法影響到這一時期西方人對於王安石的看法。

他們對於王安石的印象往往是負面的，都是以王安石的反對者所留下的材料作為依據來記述，帶有明顯的“尊馬抑王”傾向。

如法國漢學家馮秉正著譯的《中國通史》第8卷、德經等人所編纂的《中國雜纂》第10卷、法國第一位漢學教授雷慕沙等，都是在關於司馬光的論文中順帶介紹了王安石的事蹟和王安石與司馬光的爭論。

王安石是一名社會主義者

法國傳教士古伯察於1844年至1846年在中國長途旅行，1854年出版《中華帝國紀行》。在該書中，古伯察率先提出了王安石是一個社會主義者的觀點。

他將王安石的主張和當時法國的社會主義思潮等同起來，說：

“那些使得法國大眾為之狂熱，被看作人類理性進步之崇高結果的社會理論，大部分不過是天朝許多年前已經破碎的中式烏托邦。”“在公元11世紀，生活在宋王朝的華人上演了一場波瀾壯闊的運動，與後來在歐洲，尤其是法國所看到的情況比較接近。”“王安石的文章和激烈言論和我們這個時代報紙上、參議院裡的宣傳很類似。”

古伯察是在錯誤的史料之上，對王安石形成的認識。其中最為離譜的便是他關於成吉思汗的一些論述。

他認為在追隨王安石的改革派遭到迫害的時候，成吉思汗正在韃靼草原上崛起。這些充滿改革精神的王安石的追隨者們逃到了韃靼沙漠，“把不安的精神和騷動的性格傳遞給蒙古部落”，“狂熱的革命情緒嫁接到這些強悍部落身上”，於是才有了成吉思汗的世界征服之旅！

儘管如此，由於古伯察的《中華帝國紀行》在多地發行，閱讀者廣泛。因此他關於王安石的論述影響甚廣，從而在外國樹立起王安石是一名偉大社會主義者的觀念。

如1927年，倫敦專門出版了一本題為《中國十一世紀的共產主義》的小冊子。加拿大人福開森發表《王安石》一文，說王安石“為改革和改革方案所發明的詞彙被一切後來的改革者所沿用，甚至直到我們今天的改革黨。”

1908年美華人荷馬李發表《社會主義在中國是怎樣失敗的》一文，認為王安石將社會主義原則傳播到了整個國家，還將王安石的主張和當時芝加哥社會主義者的綱領作了比較，認為二者並沒有本質的區別，而是有著很多的相似之處。

甚至於在1909年，法國漢學家伯希和還將王安石與馬克思做了比較：

“他們都對自己的論斷和宏圖的可實施性很有信心；在追求目標上都很堅決，甚至可以說是無情；都對歷史作出了新的偏執的解讀；最後，動機都來自對普羅大眾的同情。”王安石和列寧的故事

1906年，普列漢諾夫和列寧曾經有一場關於俄國土地國有化的爭論。那次，普列漢諾夫用中國的“社會主義者”王安石的事例來警告列寧：

“1069年，當時中國神宗皇帝的朋友和大臣王安石頒佈了廢除私有制的法令。由於這道命令，國家變成了唯一的所有者，掌握了一切產品的分配權，而這些產品的生產則應當由國家的官吏來管理。”

列寧對此的迴應是：

“普列漢諾夫同志……警告俄國不要重蹈王安石的覆轍(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實行土地國有未遂)，併力圖證明，農民的土地國有思想，按其根源來說是反動的。這種論據的牽強性是一目瞭然的……如果能夠把二十世紀的俄國和十一世紀的中國相比較的話，那末我們同普列漢諾夫大概既不必談農民運動的革命民主主義性質，也不必談俄國的資本主義了。”

這是一個在中國流傳較廣的故事，普列漢諾夫認為王安石進行土地國有化改革，最終變法失敗，將北宋王朝帶入危機之中，以此將列寧稱為“俄國的王安石”予以抨擊。這種觀點，實際上也紮根於西方人中王安石是一名社會主義者的認識。

總結

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千個人中也有一千個王安石。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在中國乃至世界範圍內，都有著很大影響。對於王安石變法，人們受限於時代的侷限，往往褒貶不一。但無可否認的是，王安石在這個世界已經留下了深刻的一筆。

司馬光是王安石的政敵。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用大量臣光曰”反對王安石變法。比如講到東漢時期實行三互法。大體意思就是選任地方官員，為防止結黨營私，規定凡婚姻之家及幽冀兩州人士，不得互動為官。結果造成一個局面，幹部選用艱難，全國十三個州中就有十一個州的人士不得擔任幽、冀二州的長官。針對這樣改革，司馬光借“臣光曰”講，“國將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謹擇忠賢而任之，凡中外之臣，有功則賞，有罪則誅，無所阿私，法制不煩而天下大治。所以然者何哉？執其本故也。”講變法是“有功者以閡文不賞，為奸者以巧法免誅，上下勞擾而天下大亂。”態度很明朗，劍鋒直指變法派。這些觀點也反應在司馬光實際的政治生活中，他闡述反對變法的主張，之後講使北宋王朝“一遵祖憲，無用邪謀。誅逐亂臣，延納正士”。與他在《通鑑》中的立場是一致的。有些評論甚至連腔調都是一致的。在評論唐文宗患朋黨難去一事時，“臣光曰”中講“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水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熙寧三年，司馬光曾向皇帝寫的《奏彈王安石表》，兩文簡直如出一轍，表裡就講“臣之與安石，猶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時”，表示與王安石勢不兩立。評價王安石變法，我們也不妨換個角度，研究一下司馬光為什麼反對王安石變法，這也是研究歷史的一個視角。

本人對於王安石還是很有好感的。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又稱王荊公。

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

（王安石）

這些大家估計都有所瞭解。

但王安石這人也有著一些與眾不同的小癖好。

邋遢髒亂、不修邊幅

恐怕想不到吧，王安石此人是個邋遢鬼。王安石一直都是一副不修邊幅、邋里邋遢的模樣。

據說有一次，王安石和他的同僚們一起沐浴。

他的同僚偷偷把他放在外面的長袍換成了一件乾淨的衣服，想試探一下王安石是不是真的不在意穿著。

結果王安石在沐浴結束後，真的拿起那件乾淨的衣服穿在身上，而且毫無察覺，並不知曉衣服已經被換了這件事。

接下來，我們再來聊一聊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變法是宋神宗時期，王安石發動的旨在改變北宋建國以來積貧積弱局面的一場社會改革運動。

變法由熙寧二年（1069年）到元豐八年（1085年）。故亦稱熙寧變法、熙豐變法。

王安石變法以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機為目的，以“理財”、“整軍”為中心，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各個方面，是中國古代史上繼商鞅變法之後又一次規模巨大的社會變革運動。

變法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由於各種原因，最終，於元豐八年（1085年），因宋神宗去世而告終。

（宋神宗趙頊）

而王安石變法為何會失敗，我總結了一下幾點：

1、變法的超前性與社會現實的落後性差距過大，變法沒有適應的土壤

王安石變法主要是應對危機的政治衝動，而不是經濟發展的內在需要。

2、新法的“斂財”實質導致社會基礎的喪失

變法的真正興奮點是富國，而不是富民。

王安石的“理財”，實際上主要是在分配領域內損下益上，奪商人、地主、農民之利歸國家財政，做到的不過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已。

這使他幾乎把整個社會作為“取財”的物件，因而在新法推行時，它損害了社會各階級、階層的利益，導致變法的社會基礎喪失。

其他變法還只是打壓一部分人的利益，拉攏一部分人。

而王荊公的變法則幾乎是“與世界為敵”

他相當於是動了所有人的蛋糕，變法自然很難推行下去。

3、變法急功近利、急於求成

王安石明知改革“緩而圖之，則為大利；急而成之，則為大害”，卻在變法中操之過急。

他只認定一個目標，卻忽略了在實現這一目標過程中必然會連帶產生一系列問題。

在短短數年間將十幾項改革全面鋪開，恐怕當時的社會各階級都不見得有這種精神和物質承受能力，於是變法反而陷入了欲速則不達的困境。

4、政策執行不力。

想法很美好，執行很困難。

動機與效果的背離，條文與執行的偏差，使一系列變法措施從安民走向擾民。

5、用人不當

變法派中，王安石個人操守尚無非議。

而他最重要的支持者與助手呂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呂嘉問、蔡京、李定、鄧綰、薛向等人個人品質多有問題，有的當時就被視為小人。

啟用“小人”雖解決了人才不足的問題，但他們操守上的瑕疵卻使王安石承受著嚴重的輿論指責。

6、變法派內部分裂

首先是變法核心人物宋神宗和王安石不能協調一致。

當王安石再次擔任宰相後，宋神宗對他的態度已經有所變化。

王安石看到變法停滯不前，被迫再次辭職。

其次是變法派內部出現反對派。許多變法派只從自己利益考慮，而不以改革大局為重，結果使參與變法的人員鬧得四分五裂。

7、保守派強烈反對

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保守派之爭本質上並不是權力之爭，而是政策性的爭議；並不是要不要改革的爭論，而是怎樣改革的爭論。

保守派人才濟濟，如司馬光、韓維、文彥博、歐陽修、富弼、韓琦、範縝、蘇軾等。

保守派給王安石推行變法帶來了很大的阻力。

最終，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簾聽政，起用司馬光為宰相，新法幾乎全被廢掉。

王安石變法最終失敗。

王安石的變法失敗是必然的，司馬光為首反對他的新法和宋神宗取消對他的支援更是正當的行為。從他的文學作品也可以看出來他是一個孤芳自賞的倔老頭，不諳中庸之道。

第一 變法缺乏廣泛社會基礎

馬克思說歷史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宋朝百姓沒有強烈要求變法，變法是官府因為財政上入不敷出而由神宗皇帝和王安石打著"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旗號推出來的。

第二 變法不能促進國民財富增長

無論從最初的用意還是從結果來看，王安石的那些經濟上的變法措施(青苗法,均輸法,市易法,方田均稅法,募役法)都主要著眼於現有國民財富的再分配，而對促進整個國民財富增長的作用有限。

第三 新政執行主體 官府不適合參與市場

王安石的那些新政 把政府增收來源主要放在了低買高賣的市場經營上，並把這個賺差價的任務責成各級官府來完成。官府作為單一的簡單的主體意志，本質應該是提供普遍性服務來維護公共秩序以便讓百姓各謀生計安居樂業的。對於在繁雜和易變的市場上賺取差價，隨機應變的個體獨立自主性和豐富的行業經驗是必不可缺的，而這兩點恰恰是作為貫徹單一的集權主體意志的官府所缺乏的。

所以也難怪，王安石的那些涉及經濟的新政的主要部分(青苗法均輸法市易法免役法)最後都蛻變成了簡單而易於執行的加稅，"民不加賦而國用足"也就成了一句空話，甚至謊話。

良人來回答。 作為政治家的王安石是失敗。政治家的身份讓王安石揹負了太多的罵名，遠不如文學家的身份吸粉。

一直都有這樣的爭論，王安石變法是給北宋續命，還是加速了北宋的滅亡。

宋朝之弊，根源在趙匡胤

趙匡胤稀裡糊塗被披上龍袍，在部下的一致要求下登基做了皇帝。這個開國故事被高曉松認為是，極其荒誕無聊的。

始自唐朝末年的藩鎮割據局面，已經持續了數百年。趙匡胤當皇帝首先要控制的就是兵權，瓦解藩鎮力量。杯酒釋兵權，先讓自己原先的部下回家安享晚年。安享晚年就需要錢財，因此宋代不抑制土地兼併。而且趙匡胤對商業採取的是一種扶持的政策，不禁止官員經商。這在以往是不允許的。

即便這樣，他還是不放心，又從制度層面層層設卡，把武將給弄成瘸子。這種思維模式下，導致宋朝出現了一系列弊病。稱之為“三冗兩積，強支弱幹”。王安石就是圍繞“三冗兩積”進行改革。

改革之弊，操之過急

王安石死後，人們發現根本不知道如何評價他。王安石的學生都被安插在佞臣傳裡，只有王安石無處安放。

吳曉波謂之，王安石變法是整個兩千年封建社會最後一次經濟體制配套改革。

王安石變法之後，差不多五十年，北宋滅亡。王變法失敗讓封建統治者視改革為虎！王安石之後體制內再沒有人提及變法。

我認為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是，用人不當，操之過急。

第一:古代變法是需要統治者同意的。最高統治者皇帝，變數太大，皇帝駕崩，新皇帝不贊同變法，那變法就必須停止。

其次就是皇帝的想法，新帝繼位，年富力強，幹啥都有精力，也有心思大幹一場。一旦久處高位，鬥志消磨，就會自我否定改革。

比如唐代後期，皇帝強，宣佈鹽鐵官營收歸中央。過幾年，又宣佈還給地方。

這也是王安石的考量，因此就給王安石變法的時間是不能預計的，變法聯盟是不牢固的。

一派以王安石支援變法，另一派以司馬光為首反對變法。中間還有蘇軾這個攪屎棍，罵變法，又罵不變法。

宋神宗也在兩派之間來回搖擺。

雖然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援下發動改革，但是這個支援是不牢固的，宋神宗決心不夠。

王安石如果想促成變法就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敲定改革，拿出成績，讓改革成為大勢所趨，這樣即便換了皇帝也無力迴天。

改革不是一件小事，特別是整體配套改革，需要時間，各方面都需要配合。

首先第一點，操之過急。

第二點，用人不當。

急切的改革，白熱化的黨爭吸引了一批投機分子。比如蔡京。

宋代我們知道進士擴招，但是沒有那麼多官職。於是出現了一些，後補。沒有門路的進士只能掛個虛職，等著。

在當時只要表示支援變法，都能受到王安石的重用。這就像《格列佛遊記》中描述的，高跟黨，低跟黨。

王安石一看鞋跟，哦，這個是高跟，去吧做官。那個，低跟，回去等著。

改革隊伍中混入了一些投機分子，導致一些利民政策成為官員斂財的手段。比如蔡京之流，鼓吹變法不是因為變法真的好，而是能夠從中取利。

提起王安石，首先想到了以失敗告終的王安石變法，還有他自成一家的詩和散文。希望透過這篇短文，讓朋友們重溫王安石的生平事蹟和他的變法活動。

一、生平簡要介紹

王安石生於公元1021年，卒於公元1086年。官宦家庭出身。北宋撫州臨川（今屬江西）人。字介甫，號半山。北宋時政治家，官至宰相。曾主持變法，列寧稱他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他文學方面成就突出，被後世譽為“唐宋八大家”之一。

二、成長經歷和主要事蹟

1、少年得志，初露鋒芒

他自幼聰明好學，少年時隨當官的父親輾轉各地，因而見多識廣。他記憶力超強，且才思敏捷，史書稱他有過目不忘之能。宋仁宗慶曆二年，即公元1042年，王安石22歲考中進士第四名，被派往揚州任淮南判官。

2、為官地一任，造福一方。

公元1047年，王安石調任鄞縣知縣。他關心百姓疾苦，興修水利；利用官倉積穀，在青黃不接時貸給貧苦農民，抵制高利貸的盤剝，深受農民的擁護。

3、登堂拜相，力主變法。

王安石志向高遠。公元1069年，也就是宋神宗登基的第三年二月，王安石任參知政事，進入權力的核心層後，開始主持變法。新法大致有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均輸法，均田法，農田水利法，保甲法等。新法的實行對國家財政經濟好轉起到一定作用，但也從很多方面觸犯了大地主、官僚階層的切身利益，最後以失敗告終。

4、文壇俊才，自成一家。

公元1076年，心恢意冷的王安石去相位離開朝堂，回到江寧鐘山，退居田園。到公元1086年去逝。

王安石在文學方面有很高的成就。他的散文語言簡練樸素，立意高遠。他的詩歌充滿現實主義色彩，表達了對人民的同情與理解。曾為《詩經》等古籍作注。晚年時致力學術研究，著有《字說》，對漢字的造字方法，含義提出了獨到見解。現存著作有《臨川集》，《唐百家詩選》。世人稱他為唐宋八大家之一。

三、變法圖強，終歸失敗。

1、變法起因與背景

到北宋仁宗時，全國已經形成了“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的局面，再加上繁重的苛稅，底層民眾生活艱難。王安石在地方為官多年，對此十分了解。公元1058年，他調任朝廷度支判官，這是掌管財政收支的高階官員，因此瞭解國家財政的困難情況。於是向宋仁宗上“萬言書”提出改革現狀的政治主張。雖未被採納，卻引起了當朝太子的關注。

2、變法目的與目標

變法的目的主要有：抑制地主豪強對貪苦百姓的剝削與壓榨，減輕社會底層負擔，減小貪富差距，化解階級矛盾，增加國家財政收入，裁撤冗員減少支出，最終達到富國強兵的目標。

3、新法內容與措施過程

公元1069年，也就是宋神宗登基的第三年的二月，王安石任參知政事，在神宗皇帝的支援下開始主持變法工作。新法內容涉及較多，現列四項，略加說明。

青苗法。簡單說就是撥出公款，作為青苗錢，在春荒時貸給農民，抵制了豪強對貧民的高利貸剝削，也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免役法。免除了輪流充當差役的辦法，根據財產多少，分等級出錢，僱人充役。過去不出役的現在也要出錢，平均了負擔，減輕了農民的苦難。

市易法。在於保證都城的物資供應，打擊富商，使他們不得壟斷市場，抬高物價。

方田均稅法。為防止大地主兼併土地，隱瞞田產人數，由政府丈量土地，按土地多少，肥沃程度收稅。

這些新法的實施，一開始就對對國家財政好轉起到了一定積極作用。到公元1077年，國家財政已好轉，收支有盈餘。新法觸犯了官員、地主、富商的利益，推行過程中遇到了重重阻礙。

4、變法失敗的原因與進步意義

王安石的變法是封建王朝自上而下的一次社會改革運動。因為新法嚴重觸犯了社會上層的群體利益，新法不可能是統治階級內部共識的產物，雖有皇帝支援也難以長久施行。自身遭遇對立面的攻擊是必然的。

王安石變法之初提出“天變不足畏，祖法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口號，可見其態度堅決。然而他的化解社會矛盾，富國強兵的超前理念，終究不能被封建私有制的社會意識形態所接受。官僚地主，公卿權貴，皇親國戚的代言人紛紛彈劾汙衊。更有甚者以天意要挾惑眾。

從公元1073年開始，各地發生災荒，災民流入京城，有人藉此繪《流民國》，上書神宗，汙變法不和天意，成為壓垮王安石及新法的最後一根稻草。

公元1076年，隨著王安石的歸隱，新法也逐漸廢止。王安石的變法在歷史上是有進步意義的，列寧曾指出：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