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覺得，東林黨這個詞絕對不是網路上宣傳的那麼邪惡，其實有很長一段時間，東林黨是作為正義的化身出現的，我先來說說東林黨的起源。

萬曆二十三年，沈一貫以東閣大學士參與機務。開始培植自己的勢力。萬曆二十二年七月陳於陛、沈一貫入閣後，趙志皋為首輔，次輔為張位，內閣合共四人。萬曆二十四年十二月陳於陛病故，萬曆二十六年六月，次輔張位因涉嫌妖書《憂危竑議》而被革職，當年十月，首輔趙志皋家居養病，內閣中沈一貫一人主政，前後歷時三年。“浙人沈一貫為相，擅權自恣，多置私人於要路”。萬曆二十九年九月，閣臣趙志皋病故後，內閣僅餘沈一貫一人。後原禮部尚書沈鯉、朱賡以東閣大學士入閣。萬曆二十九年十一月，沈一貫成為當朝首輔。而沈鯉入閣後，與同年左都御史溫純、門生禮部右侍郎郭正域等深自結納，朋黨之爭，漸露苗頭，並以此逐步展開。之後歷經楚宗、妖書、京察等黨爭，最後沈一貫和沈鯉都雙雙下臺。但當時浙黨已經成形，明朝的朋黨之爭，再也無法平息。

而明史對沈一貫的評價是：“至楚宗、妖書、京察三事，獨犯不韙，論者醜之，雖其黨不能解免也。”葉珍在《明紀編余》曾言：“庸相方從哲獨居政府，（神宗）若喜其無能也而安之。然輔臣不能持政，而臺省持之。於是亓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輩，稱為當關虎豹，凡中外之得選為臺省，皆寢不發。舊臺省更得以籠致後進，必入其黨矣。”

但從另一方面來說，明朝的黨爭形成及發展和當時的最高統治者有很大的關係。因神宗長期實行靜攝，一方面對官員的升黜，不免為廷臣言論所左右，或者輕易裁處；另一方面，官員人數少了，意見容易被把持。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十個人的董事會，過半數只要統一五個人的意見，一百人的董事會，過半數要統一意見相比就難度大多了。人數少的時候，又碰上皇帝不管事，大佬的意見就顯得很重要。所以浙黨、東林、閹黨都不過順應當時政治形勢的產物。浙黨開始的黨爭，其中未必沒有萬曆尋求政治平衡的想法；到了閹黨，天啟比萬曆還不管事，所以也做的最大。就說不上政治平衡了。而到了崇禎，敢結黨的都給我回家自己玩去。於是，崇禎朝有政爭，但沒有黨爭，朝廷日子過得也還湊合嘛。要不是碰上王朝末期積重難返……

東林黨在政治實務上雖然算不上出色，但總體還算維持住了局面，沒更好，也沒更壞——從開徵遼餉的雜項來看，東林黨還算務實。政治鬥爭上要清算浙黨為首的三黨，但浙齊楚三黨當年也是把東林一個不落的全趕下臺——雙方本來玩的就是這一套政治遊戲，你方唱罷我登臺。但三黨投靠閹黨以後引入人身毀滅，就是不按政治規矩出牌了。東林黨全面下臺的局面又不是沒有，你把他們全部趕下臺個七八年以後再復起他們本來也不認為有什麼大不了。但在政治鬥爭中殺人，還是捏造罪名殺人，不但殺東林，連其他非東林也要算在東林裡一起殺。這才是徹底的壞了政治鬥爭的規矩。就是現在的全面防腐，證據確鑿，康師傅和老郭也就進去住長期賓館，需要肉體毀滅嗎？除了得勢的閹黨成員，誰喜歡這一套？所以在閹黨執政的時候，這朝堂才是基本沒法看了。

從歷史上前後來說，東林的勢力比齊黨楚黨略強，但還比不上浙黨。更別提齊楚浙三黨合一的閹黨了。但歷史上由於東林出過楊漣左光斗幾個還算清正的人，所以名聲比其它朋黨好不少，算是明朝黨爭的爛泥塘裡，不怎麼黑的泥鰍。但基本上所謂崇禎被東林忽悠，東林在崇禎朝不斷做大，不許向江南派賦，不許收商稅，廢除錦衣衛，與曹化淳等宦官結怨等等，基本上都是胡扯和謠言。

東林黨是文人學子形成的清流派系，忠誠執著，在道德操守方面值得讚賞。但該黨人有沽名釣譽的缺點，而且固執不識時務，在國家危亡之際不懂變通，限制了崇禎與清朝議和，也失去了明朝遷都南京東山再起的機會。

東林黨人是封建禮教的衛道士，是明朝迅速滅亡的罪魁禍首。封建士大夫虛偽，自私，在他們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崇禎帝臨死前的醒悟就是明證。

明末內憂外患，內部不僅有皇帝怠政，宦官專權的隱憂，還有歷朝歷代都會出現的黨爭，東林黨就是其中一支政治勢力，當然東林黨的名稱來自於他人和後人的評價。

東林黨名稱來源於江蘇無錫的顧憲成所創立的“東林書院”，東林書院初創之時就有賦閒在鄉的顧憲成和高攀龍等朝廷高官的參與，在學風上，他們倡導清議，講究經世，提倡把讀書與評論時事聯絡在一起，因而吸引力一大批有志之士和朝廷官員加入，如楊漣、左光斗等。

東林黨的大本營在江南地區，明末的江南地區各種矛盾交織，特別是萬曆年間向江南派出由親信太監擔任的礦監稅使，與江南老百姓爭利，一時間民怨沸騰。東林黨的成員反對明廷設定礦監稅使，提倡“官民兩利”，這給東林黨獲得了民間很高的評價，但另一方面也給了明末已經發展起來的商人集團抗稅漏稅的藉口，間接導致明末特別是崇禎年間國庫存銀嚴重不足，引起國家財政的惡性迴圈。

東林黨反對宦官專權，與魏忠賢勢不兩立，魏忠賢在天啟五年發起了對東林黨人的殘酷鎮壓，包括左光斗、楊漣、周起元、周順昌、繆昌期在內的五個人（後來加上自殺的顧大章被稱為“六君子”）被魏忠賢集團殺害，東林黨人也因此獲得了民間及後世的極高評價。但平心而論，東林黨是明末諸黨時的一黨，與齊黨、楚黨、浙黨等團體都有衝突，在黨爭中雖然站在了道德的制高點，但是並沒有從國家的現實狀況和長遠發展做考慮，特別是在明末內有農民起義軍、外有滿清鐵騎的狀況之下，維持朝局的穩定和國家的統一是非常重要的。東林黨人在協助崇禎帝扳倒魏忠賢后，實際上整個明朝的官僚體系也失去了均衡，文官體系獨大，而文官都經歷了萬曆、天啟朝激烈的黨爭，到了崇禎朝的時候，文官要麼是阿諛奉承之流，要麼是不切實際的清議之輩。

東林黨重新整理政治、提倡經世之學的學風對於後世都有深遠的積極影響，但東林黨的實際行動也造成了一些消極的後果，因此東林黨的評價越來越譭譽參半。

東林黨人崇尚清廉操守，參政後追求和整頓吏治是值得肯定的。但後來糾纏於黨爭，甚至把黨爭置從政治國之上，個別人弄權職業操守下滑給歷經風雨的國家帶來不利的影響，讓很多人對東林黨人於不屑。

最明顯的對比是。

大太監魏忠賢當政時，清兵未入遼東一步。東林黨當政時，清兵打到紫禁城。

大太監魏忠賢當政時，李自成張獻忠沒有反。東林黨當政時，天下皆反。

大太監魏忠賢當政時，皇上不上朝也沒事。東林黨當政時，皇上事必躬親累的吐血，而明朝每況愈下。

大太監魏忠賢當政時，軍餉充足，邊軍勇猛。東林黨當政時，軍官逮了文官逼餉，簡直如農民工要賬。

大太監魏忠賢當政時，大力征收礦稅，工商稅。東林黨當政時，大力征收農業稅。

大太監魏忠賢當政事，浙江每年交茶稅兩萬餘兩。東林黨當政時，浙江每年交茶稅十七兩。

大太監魏忠賢當政時，為了財政收入，放鬆海禁。東林黨當政時，嚴格閉關鎖國。

……

最後崇禎死的時候，陪著他吊死的是一個太監，而滿朝東林黨一個不見。

北京城破時，站在城頭上最後戰死的是太監，而東林黨全跑光了。

最後，滿清入關，東林黨人還演出了一幕幕醜劇，如跳河自盡以殉國，感覺水太涼又爬出來了。

最後大批東林黨活到清朝，繼續當官，並且霸佔了話語權。如大家都知道的《五人墓碑記》，明明是東林黨不顧國家正在抗清缺錢，忿恨太監收稅收到自己頭上，發動的一次抗稅。結果反而成了東林黨的一個豐碑。

東林黨沒當政時，道貌岸然，說過很多好聽話，而當政之後，沒幹過一件好事。

如果以當今為例，就好比臺灣的蔡英文。

明末和民國，是歷史上文人地位最高的時候，也是最禍害國家民族的時候。

民國文人，雖然大多在國破家亡之際還在玩小資，談風月。但好歹還有幾個五四先鋒，行開啟民智之先。

明末東林黨，不但好話說盡，壞事做絕，而且最神奇的是，作為有史以來第一文人集團，居然連留下一兩篇有價值的文章都沒有。

當真是奇葩。

我認為，網上很多朋友痛罵“東林黨”，實際是罵“書生空談誤國”的一種現象和造成的惡劣後果。明末不止只有東林黨，還有其他文人結黨；他們作為封建社會時代最牛x的階層，不但壟斷文化，還佔據了道德的制高點。滿口誇誇其談，務虛不務實。服務於各自的政治利益團體，攻擊政敵之餘還互相攻伐。只是組織性和勢力以及造成影響最大的是東林黨罷了。

一些朋友對其表達欽佩，我想大概是他們嘴上喊的口號。口號的確不錯，但實際上，正應證了“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這句話。從口頭上表達自我政治意向的清談群體，迅速墮落為爭權奪利的工具；其身後，是一個個地主利益集團。朝堂上打壓武官，民間欺凌霸佔小手工業者和農民的財產。

縱觀明末歷史；整個社會矛盾的激化，由此而始。這裡說一下另一個重要團體，宦官。我認為，宦官雖然可惡，但起碼幹實事。比起文人黨，要實幹務實得多。只不過，對手是作為封建時代唯一的特權階層讀書人，在輿論上明顯居於下風。

崇禎皇帝藉助東林勢力上位，東林也利用皇權把宦官集團打入谷底，口誅筆伐。正所謂，“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從此，宦官集團，成為了明史上最最黑暗，最最邪惡的象徵。這也是無奈的事，誰叫輿論和筆桿子都在文人手裡呢？

崇禎皇帝，一個悲壯的亡國之君。上位之後，很快就發現無人可用了。首先，命令沒有了實際執行者，稅收收不上來，國庫空虛入不敷出。只好裁減機構，最後，一個驛站的公務員失業了，他，就是李自成。

一個企圖勵精圖治，苦苦掙扎的崇禎最終寂寞的死去，身邊只有一個太監陪葬。而平日“忠君愛國”的文人黨，開始翻牆，後來直接開門投降。回想守城之時，個個哭窮，拿不出20萬的軍備預算；在農民軍一頓鞭打滴蠟之下，交出上億和無數金銀財寶。可算是一大笑話！

原來他們的“為民請命”，實際是為自己請命；“散財於民”是斂財於自己家！滿清南下之後，這群文人又紛紛化身帶路黨，成了新朝的“開國之臣”。“風骨，氣節”，還不如秦淮河畔的一個妓女！

大明半壁江山丟失，在農民軍的協助下；南明小朝廷算是暫時站穩了腳跟，甚至一度讓清廷有了和談，劃地而治的想法。然而這幫口呼“為民”的黨人又坐不住了；本著沒有矛盾，也要製造矛盾的指導思想，大廈將傾之際還要爭權奪利；彈劾，生生逼反了明軍重要將領孫可望；唯一的支柱李定國也只能效法姜維避禍。自此，明庭徹底病入膏肓，無藥可救！

崇禎遺書上有句話“文官個個該殺”！多麼痛的領悟。

不管怎麼評價東林黨 但東林黨確確實實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不是因為政治利益而是因為政治夢想而團結起來的黨派 心學的直接產物 只是時間不對 沒能完成本身的歷史蛻變就因為外患而早早退場

我從“知行合一”角度來論述一下。先宣告，我說的知行合一，是指目的和效果的統一，知，是指目的打算，行，是指方法以及最終成效。我一直幹媒體，但其中有幾年到一個科技企業中幹過管理，這幾年的經驗才讓我真正明白了什麼叫空談誤國，實幹興邦，為什麼要“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先看看東林黨人的一幅對子，“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說得好似很高大上，但缺少了“實踐”這個重要的一環。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通病，沒真正做過的事，他們卻彷彿什麼都明白，天天七嘴八舌，挑三揀四，真讓他們來幹，卻又一踏糊塗，再找各種理由替自己的無能開脫。歷史上有兩個引來大亂子的文人，一是晁錯一是王安石。這兩個人不能說沒有學問，不能說沒有赤膽忠心，不能說只是為了一己之私，但是一個引發七國之亂，自己被腰斬，另一個引發民怨沸騰，導致變法失敗，含恨而終。他們的問題不在於想法不好，而是在於不會辦事，沒有做到知行合一。晃錯削蕃政策在當時本來是對的，但是他沒有提前做好充分準備，按部就班收權，一點一點削弱蕃王勢力，做好應對叛亂的軍事準備，他只看到了應該做，但看不到怎麼做。王安石推行變法也是一樣，變法的目的一點問題都沒有，也是對的，可他不懂應該先找貧窮的、中等的、富裕的地方先試行幾年，找找問題，完善一下辦法，而是一上來就力推，誰勸都不聽。就算這樣，當有人反映了變法出問題了，總該聽了吧？不，人家認為是對的，就要一意孤行。這兩個人反映出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很大的弊病，一腦子理想狀態，有時還很感性，不夠理性，對實際情況認識不足，基本上沒實踐經驗，自己認為對的，無論現實條件是否充許，他也要求去做，不知道做事要分輕重緩急，要有先有後，達不到他們設想的狀態，他們就開始憤憤開罵，要不就七嘴八舌冷嘲熱諷，如果讓他們負責去做什麼工作，十有八九要壞菜。他們有知識，但缺乏實踐經驗，或者自命清高根本不屑於實踐，卻偏偏喜歡對做事的人品頭論足、指手劃腳，而且一有條件，還會憑藉自己的身份地位去幹預別人做事，出了問題再把責任推給別人，這樣的文人墨客，歷史上比比皆是。具體到東林黨人，他們在環境寬鬆的條件下，基本上沒幹什麼正經事，當然恐怕也是幹不成，讀了點書後，憑藉自己的想像就開始七嘴八舌、指手劃腳，當時明朝朝庭無論幹什麼，就沒他們不罵的，天天一副義憤填膺的樣子，可除了打擊了閹黨還算有點正面作用外，對於李闖的叛亂，對於遼東的戰事，天天就會用嘴說，什麼理順朝政、籌集糧草、選將練兵、宣教安民等等一樣都不做，破壞性遠大於建設性。另外，滿清入關之後，東林黨人真正省悟，奮起反擊，或者無力上戰場，但絕不和滿清合作、絕不順從異族者寥寥可數，最多最多也不到東林黨人的十分之一，餘下者都歸順了清朝，而且清朝讓他們閉嘴，也乖乖不敢言語了。這種在寬鬆環境下就肆無忌憚，胡說八道又正事不幹，見了強硬環境就聽命順服的行為，也夠無恥無骨氣的，所以，人們對於這種人看不起也有道理。當然，東林黨人畢竟還有捨身取義抗爭到底的，也有飽學鴻儒，對中華文化做出貢獻的，肯定也會有人（特別是文人，特指學漢語言、歷史、新聞等文科專業的人，他們大多也是看書多實踐少）喜歡。我個人覺得，對於殺身成仁者，一定要尊重，而且要學人家的氣節，這也和他是不是東林黨人無關，而對於東林黨這個群體，絲毫用不著高看和崇敬。

公元1604年（萬曆三十二年），顧憲成等人修復宋代楊時講學的東林書院，與高攀龍、錢一本等講學其中。東林講學之際，正值明末社會矛盾日趨激化之時。東林人士借諷議朝政、評論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為富商巨賈爭利之實。他們雖然提出了廉正奉公，振興吏治，開放言路，革除朝野積弊等進步口號，然而實質上卻淪為了大地主，大商人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對明末饑荒災民的悲慘現實視而不見，對徵款賑災行為極力阻撓。東林人士在當時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勢力的激烈反對。兩者之間因政見分歧發展演變形成明末激烈的黨爭局面。

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的話，那麼東林黨就是明末自萬曆年間起，特殊政治文化生態下，催生的一種政治怪胎。

東林黨的誕生，直接的原因，就是拜了萬曆中後期，親政後的萬曆皇帝朱翊鈞的常年怠政所賜。尤其是經過明朝萬曆年間“爭國本”等一系列朝堂紛爭後，以顧憲成為代表的一批政壇失意的活動家，打著在無錫東林書院講學的名義，組成了這樣一個在民間有強大話語權的政治團體。

其實自明朝中後期起，隨著社會風氣的自由開放，政壇拉幫結派並不罕見，但東林黨卻是其中一個別樣的另類：首先他們起家時，並沒有高層強大政治權力支撐，完全憑藉民間的力量壯大起來。其次比起其他諸類政治團體明確的爭權訴求，東林黨從起家時，就樹起了極高的格調，把匡扶天下作為嘹亮口號。其代表人物，比如顧憲成、趙南星、鄒元標等旗幟角色，全是常年在民間有強大聲望的偶像級士大夫。只看形象，著實無比高大上。

而且必須稱道的是，東林黨這個團體，包括後來作為東林黨變體的復社，一個無與倫比的強大能力，就是壓倒性的宣傳鼓動能力，從萬曆末年開始，他們透過講學開課收徒等各種手段，甚至不停煽動發起強大民間風潮，影響力奇蹟般的壯大。從早年東林書院裡幾個零星的學生，一躍成為大江南北名聞遐邇的政治團體，話語權瞬間強大。這幫人如果穿越到今天，就憑這強大炒作能力，也足以在娛樂圈裡賺的盆滿缽滿！

以這些發家史看，東林黨應該是晚明悽風苦雨歷史上，一個代表著光明正義的偉大組織？且慢下定義，因為家國命運，乃至國家戰略抉擇，絕非娛樂兒戲！

而在混跡民間時，看上去橫掃無敵的東林黨，最大的短板也正在這裡：別看匡扶天下的口號無比響亮，也別看他們一直標榜著經世致用的“實學”思想，但對於晚明時代內外交困的國家政局，他們非但拿不出靠譜的實用辦法，相反滿嘴慷慨激昂中，仔細較真卻滿是務虛荒唐言。至於幾位代表人物，主要事蹟也只有一條：拆臺！

可瞧瞧他的工作模式，卻是大跌眼鏡：擔任漕運總督時，每年到了徵收漕運稅費的時節，竟然就是隨手給商人們一張稅單，想交多少稅隨便填。關乎國計民生的漕運收益。這位李三才大人從漕運總督做到鳳陽巡撫的得意仕途，就靠這慷國家之慨的“有才”方式換來。

而要再看看他的生活水平，就知道他這“慨”絕不白“慷”，憑著明朝官員那點可憐的俸祿，此人竟然一直過著富貴堪比王侯的奢靡生活。照著明朝好些人筆記裡的形容，他家的府邸宅院別墅，豪華程度完爆那些“驕奢淫逸”的藩王們，每天飯桌上的菜餚，都是雲集大江南北美味，且天天宴會不斷。如此奢靡生活，就來自他“正義”外表下，幾十年如一日狠撈的灰色收入。

李三才的情況，就是東林黨本質的縮影，所謂疾呼愛惜民力，其實就是給背後的官僚士紳家族們代言。一邊拿著國家的財政當兒戲，以大明朝窮的掉渣為代價，換取自家光彩照人的好聲譽。一邊更是抱團抵制明朝的財政改革，鬧得資本主義萌芽蓬勃發展的大明朝，卻長期無法透過工商業增加稅收。這種人類古代史上難以想象的咄咄怪事，正是東林黨所賜。

實事求是說，晚明軍費匱乏，以至狼煙四起的窘境，乃至崇禎皇帝穿著補丁摞補丁衣服上吊的悲慘結局，都與東林黨這個倒行逆施的追求，關係莫大！經濟繁榮的大明朝為何落得財政潦倒的下場？因為大明朝的血肉，盡數被東林黨為代表的利益集團榨乾！

而除了這個長期挖坑之舉，具體到各種國務上，東林黨人也是挖坑不斷。他們和之前明朝諸多黨爭團體最大的區別是：無論早年的夏言，還是高拱張居正，不管如何爭，都是識大體顧大局的政治家。換成東林黨，卻是永遠自家聲望利益為先！最代表這一品質的，就是明朝與後金的戰爭。

本來萬曆晚期，萬曆皇帝透過啟用名將熊廷弼，已經將後金努爾哈赤壓制到十分困難的境地，可就在前線剛剛轉機時，卻是抓權紅眼的東林黨大肆發動輿論，整垮功勳卓著的熊廷弼，換上了東林背景的袁應泰，立刻戰局反轉一敗再敗，把遼陽瀋陽丟給了努爾哈赤。而在熊廷弼再度復出後，又是東林背景的巡撫王化貞自作聰明大拆臺，把戰略要地廣寧也丟掉。後金，即未來的大清朝能迅速崛起，就是東林黨送的大禮！

而當崇禎皇帝悲情上吊，北方山河淪陷後，面對清軍南下的隆隆鐵蹄，滿嘴正義的東林黨們，更是暴露出最無恥的一面，好些人紛紛毫無壓力賣身投敵，要麼跑去李自成處效忠，要麼鞍前馬後給清軍當馬前卒，節操盡碎的表現，正如明末小說家馮夢龍的吐血怒罵：尚何面目偷息天地之間。

明朝，這個曾經強大一時的王朝的覆滅，很大程度上，就是被這個特殊年代的特殊團體，徹底帶到溝裡面。當然更值得反思的是，也正是明末病態的政治環境，還有包括崇禎帝在內的明朝帝王們，錯誤的政治用人手腕，才給了這個團體坑國的土壤。如此教訓，至今發人深思！

東林黨是個奇葩組織，結黨營私四個字做到了極致，到了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境界，按道理，國家收稅誰有錢，就收誰的稅，東林黨逆轉了這種正常的收稅方式，成了誰沒錢，收誰的稅，然後大明迎來了一波又一波的農民大軍，折騰近20多年，簡直就是奇蹟。南方工商業發達，一分錢商稅都收不上來，不說放在今天，就算放到宋朝都難以想象。

答案很簡單，崖山漢人可以投海銘志，東林黨人標榜的道德卻連青樓女子都不如。有宋一朝的文人，大多恩怨分明，黨爭但不誤國，黨爭卻有理有據有底線，東林黨人為了排除異己無所不用其極，私怨第一公利不計。這樣的黨人誤國誤民，實實在在戕害了我華夏幾千年的文明，敲斷了華夏士子的錚錚鐵骨。

東林黨拿著晉商用跟後金野豬皮走私鐵器的資金贊助，在江南大肆辦學。雖然表面上是清流清官，在朝廷上整天給幹事的人找茬，但自己又沒能力提出施政方針，就好比現代有那麼一幫人整天說高考不好，找高考制度的茬，但又提不出更合理更公平選拔方式。到明朝後期，東林黨幾乎看誰在做事，就要挑出你的錯，把你拉下馬，成了一種嗜好了。反正他們不幹活，看誰替皇帝幹活都不順眼。

東林黨實際上就是大地主資產階級的代言人，貽害百姓最深的實際上就是東林黨，明朝東林黨最牛逼的地方就是，把中國曆代的”重農抑商”的思想，重新包裝，歪曲，編造成了“重重盤剝農民，抑制徵收商稅” 並用完全變質的“重農抑商” 成功的忽悠了皇帝。可憐皇帝還以為東林各個清正廉潔。

黨爭有什麼好壞之分，都是為了利益，東林黨把浙 楚 齊打壓了之後開始打壓皇帝，皇帝借閹黨打壓東林說白了還不是為了權利為了利益，東林黨執政的時候給老百姓帶來了什麼，饑荒，腐敗都沒用解決。都是一幫陰謀家，明朝最讓人欽佩的政治家只有徐階 張居正 。雖然都有不足但是確實是為老百姓做了事實。其他的都是利益自身利益，集團利益，不是為名就是為利真心不知道有什麼好爭論的這個問題。

從封建到民主和自由的跨越，是要經歷各種各樣的鬥爭和各種階層的人的反省和反思，人是命運的載體，相對於腐朽了的封建統治自私自利反而是一種啟蒙和進步。不是嗎？近代西方發達國家的崛起就是以尊重和維護個人權利為基礎的。所以，我們對歷史事件要辯證地看，要以超越善惡是非的高度去分析，正如大作家歌德所言:善惡是非象一年的四季一樣是自然現象，當我們理解和超越了自然就真正地自由了。

東林黨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官僚政治集團。公元1604年（萬曆三十二年），顧憲成等人修復宋代楊時講學的東林書院，與高攀龍、錢一本等講學其中。東林講學之際，正值明末社會矛盾日趨激化之時。東林人士借諷議朝政、評論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為富商巨賈爭利之實。他們雖然提出了廉正奉公，振興吏治，開放言路，革除朝野積弊等進步口號，然而實質上卻淪為了大地主，大商人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對明末饑荒災民的悲慘現實視而不見，對徵款賑災行為極力阻撓。東林人士在當時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勢力的激烈反對。兩者之間因政見分歧發展演變形成明末激烈的黨爭局面。反對派將東林書院講學及與之有關係或支援同情講學的朝野人士籠統稱之為“東林黨”。

正面評價

吳偉逸的文章認為：“東林黨的悲劇是時代的悲劇”，說他們的悲劇命運是“咎由自取”，不符合實情。“東林黨人表現出來計程車大夫的耿直、勇敢、剛毅，為了理想臨危不懼、視死如歸的精神卻萬古流芳”，“是中華民族優良傳統中的瑰寶，是值得後人敬仰的”。

《晚明激烈“黨爭”中的“東林黨”》一文認為：“從表面看來，似是由於正直一派官員操之過急，以及除惡務盡的策略錯誤導致失敗，故後人有批評指責東林官員”對於明王朝的滅亡，“似乎他們與閹黨負有同樣的責任。這是不公平的”。“‘東林黨"一方的所作所為，則比較符合社會進步的要求，有利於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他們對貴族大地主獨裁專權和腐敗邪惡一派的鬥爭，具有積極意義”。

《明代政治史》認為：“從主觀上說，東林一方投入到黨爭之中，目的是要挽救朝廷的政治危機”，“如果說黨爭無補於時政，那麼東林黨只是無心之失，不應受到過多的責備。相反，諸邪黨以及閹黨他們處處與東林為敵，加重了朝政的紊亂，破壞了正常的統治秩序，使國政在非良好的狀態下執行，因此他們應負最主要的責任”。鄧澤森的文章稱：“有的論著在辨析東林黨著意政治改革時，持論似有失偏頗，認為‘他們的運動在體制意義上可以被認為是倒退了一大步"，是從張居正‘所採取的立場的重大退卻"。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忽視了對上述兩次改革客觀條件差異性的認識”。接著，又說：“東林黨人的活動正是一小部分知識分子，代表著‘社會良心"發起的政治自救運動。東林領袖在同封建統治集團裡邪惡勢力的較量中，遭到徹底毀滅，但是他們仍以基督式的悲壯殉難，給後人樹立起一座巍巍豐碑”，“他們為民請命的義舉和不畏強暴的抗爭精神，猶如點綴封建末世夜空裡的璀燦星辰。這是封建時代正直知識分子給歷史留下的寶貴財富”。

負面評價

持否定態度的人認為東林黨人“缺乏治國才能”，“黨同伐異”，他們的失敗是“咎由自取”，對於明朝的滅亡“晚明的黨人們”都負有“歷史的罪責”。

《晚明士人心態及文學個案》稱：東林黨人“是一群沒有多少政治遠見，缺乏治國才能”計程車大夫，“在好同惡異，黨同伐異方面，東林黨比起其地諸黨成員來，常常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所以，“明朝的最終滅亡，晚明的黨人們包括東林黨在內都是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罪責的”。

《劍橋中國明代史》並不承認東林黨人主張進行一些政治、經濟的改革，該書說：“東林支持者抵制任何基本制度上的或財政上的改革觀點：他們認為技術性的解決辦法過去不成功，也不可能成功。因為他們偏愛行政改革的空想，他們的運動在體制意義上可以被認為是倒退了一大步，是從高拱和張居正所採取的立場的重大退卻。”

《東林黨新論》稱：東林黨人“從不曾提出過救治國家的政綱”，“長於內爭，短於治國、治軍”，“他們與齊、楚、浙三黨、閹黨、與閹黨殘餘的區別之處，僅在於東林誤國，而東林的對立面則害國”。(百度)

東林黨這撥人，如果從人品從學問從道德情操上來說，大多數是值得欽佩的。但要說到辦實事解決實際問題，特別是在那個波詭雲譎的亂世，如何使大明王朝能夠生存下來，說他們禍國殃民，都不為過。如果是在太平盛世，這波人就是社會的精英，道德的表率。但在那沒天理的亂世，這撥人，充其量也就是一塊功德牌坊罷了。

東林黨都是些靠寫文章起家的書生，天天空談道德理學，根本不懂財經，對逐漸興起的工商後知後覺，一上臺就取消富裕南方的工商稅，由於明太祖的永不加賦的祖訓，明朝財政在東林黨上臺後惡化，無能的東林黨只好大規模裁員，其中被下崗的就有後來把明朝弄得風雨飄搖的李自成，也許是明朝氣數已盡，北方連年天災，東北的滿人努爾哈赤橫空出世，東林黨人能力低下，明朝這艘船終於沉沒了。導致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被滿族人野蠻地掐掉了，熱武器的研製也停止不前了，結果就是300年後被列強的洋槍洋炮打得滿地找牙，割地賠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