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百年老黨，印度國大黨（文章縮寫為INC）在領導民族獨立的過程中，贏得了廣泛的群眾支援;在印度獨立後曾一黨獨大、長期執政。然而，隨著印度經濟社會的發展，國大黨的全民型路線逐漸難取悅選民，家族政治弊端不斷暴露;嚴重的腐敗問題使國大黨形象一落千丈;組織體制優勢的弱化造成的選民溝通障礙——此等問題令國大黨陷入黨群關係困境，並因此喪失執政地位，且在如今印度政壇舉步維艱。國大黨要想走出目前的黨群關係困境，必須以領導層輪替為契機，降低家族政治的影響;變敗選壓力為動力，推動選民認同從領袖轉向政黨政策;加大反腐力度，挽回政黨形象，重聚選民信任;強化黨的機制建設，暢通選民溝通渠道。

印度國民大會黨 (簡稱“印度INC”或“INC”) 始建於1886年，是印度現存歷史最長的政治組織，在印度歷史上有著十分特殊的地位。INC領導了印度的民族獨立運動，並且在英國殖民者退出印度後，擔負起了領導國家建設的重任，完成了印度歷史上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整合。INC在印度政壇曾長期佔據執政地位，形成一黨獨大的“INC體制”。INC之所以能夠長期保持政治優勢，關鍵在於其針對印度社會存在已久的沉痾痼疾——種姓紛爭、宗教衝突和地區分裂，率先提出了世俗主義、包容性增長的政策，受到了各種姓、宗教以及其他社會群體的歡迎，從而構建起了良好的跨種姓、跨宗教的群眾基礎和黨群關係。然而，20世紀70、80年代以後，INC內部經歷多次分裂，開始由盛而衰，一度喪失了執政地位，淪為在野黨，雖後又東山再起，但數度起伏，已不復當年一黨獨大的地位。1999年的印度大選後，印度似乎形成了較為穩定的兩黨政治，INC和人民黨構成印度政治的兩極，其他小黨和地方黨派需要附和在這兩個黨上才能入閣。1可是在2014年的大選中，印度的政治格局再次發生劇變，人民黨一舉拿下了282席，是1984年以來首次拿下絕對多數席位的政黨，而INC卻遭受重創，才獲得44席，不僅中央角逐全面敗北，在隨後的地方選舉中也接連失利。2018年印度政壇更是出現了從總統到總理均由人民黨人士出任、從人民院到聯邦院均由人民黨佔多數、從聯邦政府到地方政府均是人民黨主導的局面，印度人民黨已經成為印度政治生活中的主導性力量。雖然在2019年大選之前，由於印度經濟增長放緩、失業危機嚴重，導致莫迪支援率下滑，一度讓外界認為人民黨的選舉形勢不容樂觀，INC拉胡爾·甘地也信誓旦旦地揚言要把莫迪拉下馬了，但是選舉的結果卻十分殘酷，人民黨再次大獲全勝，獲得274個席位，而INC僅獲得區區47個席位。其實，莫迪執政5年來，其競選時承諾的經濟奇蹟沒有實現，諸如“廢鈔令”、統一稅制等一系列政策也不受國內民眾歡迎。因此，印度國內有輿論認為，此次人民黨在選舉中的勝利與其說是建立在人民黨國家治理的成功之上，還不如說應歸咎於INC的失敗。印度一些政治評論家也認為，以INC為首的反對派太弱，它們沒有拿出像樣的政治綱領，也缺乏有感召力的領袖，除了一心想擊敗人民黨外，好像沒有其他更遠大的政治目標和治國抱負，2無法真正吸引民眾，獲得民眾的支援。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造成INC如今窘境的原因有很多，而最主要的原因恰恰就是其當年賴以發家的黨群關係出了嚴重問題。本文擬從黨群關係的角度來分析INC面臨的困境與出路。

一、全民型政黨路線的弊端日益顯現

INC在領導印度民族獨立的運動中，逐漸形成了其不分階層、種姓、宗教的全民型政黨3路線。這條路線曾經使INC成為民族獨立運動旗幟下各種政治力量的熔爐，並且在獨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保持了INC的獨大地位。但是，隨著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全民型政黨路線的弊端日益暴露。

(一) 全民型政黨路線的選民動員功能每況愈下

一方面，“INC建立在試圖涵蓋所有階層、所有政治派別的路線與政策已經不適應全球化背景下印度政治的區域化、極化與民族主義傾向。”4受多元利益認同的驅使，各類種姓政黨、宗教政黨、族群政黨紛紛崛起，這些政黨大部分是地方政黨，在成分上與印度社會的種姓、族群、教派、語言等分裂結構相一致，透過訴諸各自的群體認同，不斷對INC的基層選民基礎進行蠶食。選民們更傾向於支援專注於本群體的政黨，INC的全民型路線很難再能吸引民眾。

另一方面，全民型政黨路線本身也有其難以克服的弊端，即它不可能同時取悅左右兩方面的支持者。在印度獨立前和獨立後初期，民族獨立和獨立後的國家建設是全印度社會最大的公約數，因而，INC的全民型政黨路線有其發揮作用的社會共識基礎。但是，隨著經濟與社會的發展，這種共識越來越淡化，相反，日益多元化的社會使各類人群的利益訴求也日趨多樣化，甚至在一些關鍵性問題上處於矛盾和對立的狀態。INC力圖涵蓋所有階層和選民的全民型政黨路線不可能同時取悅左右兩方面的選民，時常不得不採取中間化的處置辦法，但這種折中與調和的立場不僅因為沒有充分滿足選民的要求而難以獲得選民的堅定支援，甚至在不同派別選民眼裡還產生了不同的看法，在有的選民看來是激進的主張，在另一派選民那裡卻又往往被視為保守、軟弱，結果常常落得個兩邊不討好的境遇。

(二) 全民型政黨路線下的INC忽視了對忠誠選民的培育

作為全國性的政黨，INC現有黨員3000萬，但其中積極黨員才150萬左右，其餘都是初級黨員。在全民型政黨路線下，INC出於贏得選舉的目的，盲目擴大黨員人數。特別是在INC執政時，黨員人數會激增，然而，一旦INC下臺，很多黨的邦級組織便宣佈脫離INC，成立新的政黨，並且帶走了大批INC的基層支持者。這些都是在全民型政黨路線下，INC發展黨員長期只重“量”而不重“質”的結果。政黨路線的全民型還使INC無法一以貫之地照顧到某個特殊的支援群體的利益，沒能夠有效培育自己的“忠誠選民”，特別是其出於選舉考慮的實用主義態度，更是使許多原本堅定支援它的群體相當失望，轉而支援別的政黨。

(三) 對全民型路線的依戀，使INC在新的黨派競爭格局中失去了政治特色

應當承認，全民型政黨路線曾經是INC的顯著特色和成功的法寶，但時過境遷，作為INC全民型路線核心思想的世俗主義、扶持落後種姓等政治主張已經寫進印度憲法，並且經過幾十年議會民主制的實施，基本為印度社會和各政黨所普遍接受。雖然有的政黨表面上仍然宣傳它的種姓和宗教特性，但實際的政治運作中也不得不基本遵守了這些原則。然而，INC似乎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仍然一直以唯一的世俗主義、跨種姓聯盟的政黨自居，僅僅是重溫它的全民型政黨路線，並沒有能與時俱進提出什麼新的、能明顯區別於其他政黨的政策主張，體現不了其政治特色，在新的激烈的黨派競爭中也就缺乏競爭力。

二、印度家族政治滋生選民對INC的政黨認同困惑

在INC的發展史上，尼赫魯的個人魅力對INC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此後尼赫魯·甘地家族長期擔任INC的重要領導職務，一共產生了5位負責人。INC的尼赫魯·甘地家族招牌確實曾為INC贏得不少支援，但是，隨著選民政治意識的提高，家族政治在選舉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弱，而INC長期養成的對尼赫魯·甘地家族的依賴使其面臨新的選民政黨認同困惑。

(一) 普通選民:認同“人”還是認同“黨”的困惑

家族領袖的魅力性資源是塑造選民政黨認同的重要因素，但是對於領袖作用的過分推崇，也會使普通選民產生對認同“人”還是認同“黨”的困惑。5選民更多以“政黨領袖”來選擇政黨，本身就是對“政黨認同”的挑戰。6

第一，INC“家天下”的形象加劇了與普通群眾在心理上的距離。作為家族政黨的領袖，擁有顯赫的家族身世，出身於政治世家，在普通民眾的眼裡，他們就是豪門的政治代表，因而很自然地在心理上產生對於家族政黨的距離。而在家族政治的表徵下，INC獲得選民的支援主要還是依靠對低種姓和其他落後階層的政策傾斜以及其世俗主義主張，但是在這個過程中，INC也經常表現出首鼠兩端的不堅定態度，受到下層群眾的質疑。特別是在各種社會力量被動員起來後，下層民眾越發認識到，與其靠高種姓和政治豪門的施捨，不如直接選出自己階層的代表而更為可靠。

第二，家族領袖的魅力在動員選民方面的作用下降。在家族政黨中，政黨領袖即家族領袖，其個人魅力和才能是決定大選中選民政黨偏好的重要因素。但是尼赫魯·甘地家族的後輩中，沒有人能具備像尼赫魯那樣的個人魅力和治國才能，加上選民政治意識的覺醒和政治參與的提高，選民對於政黨的認同越來越從對政黨領袖個人的崇拜，轉變為對政黨政策和執政能力的更加理性的認同。

第三，家族的分裂使選民對黨的認同性下降。“家族意味著子嗣眾多，如何在眾多子孫中選定接班人成為家族政治的難題。”7尼赫魯只有一個女兒英·甘地，但英·甘地卻有兩個兒子。本來大兒子拉吉夫無心政治，英·甘地著力培養小兒子桑賈伊接班，然而桑賈伊在接班前因飛機失事身亡，拉吉夫意外成了接班人。但是桑賈伊的遺孀瑪內卡有著極強的政治野心，試圖利用桑賈伊的支持者與拉吉夫爭權，在英·甘地還活著的時候就被趕出了家門。後來，瑪內卡帶著兒子瓦倫投入到INC的勁敵印度人民黨的陣營。瓦倫在人民黨的支援培養下，大有與他的堂兄堂姐拉胡爾、普里揚卡爭奪尼赫魯·甘地家族正統繼承人地位的趨勢，這進一步弱化了INC在選舉中大打尼赫魯·甘地家族招牌的作用。

(二) 精英選民:家族政治的排他性與人個發展的矛盾

家族成員對黨政大權的壟斷妨礙了對黨外政治精英的吸納。在政黨政治條件下，政黨發揮政治吸納功能，將黨外的政治精英吸納進黨內，並且推薦到重要的政府崗位上去，不但有利於更新黨內的政治血液，保持政黨的活力，而且有利於調動選民的積極性，維護政黨及其支援群體之間的良好互動關係。但是政黨的家族化，卻使得政黨的這種政治吸納功能無法正常發揮。

在INC的發展過程中，尼赫魯·甘地家族幾乎壟斷了INC和印度的政壇，並且都是長期執政。尼赫魯·甘地家族對INC的強大影響，毫無懸念，要麼是從家族中產生，要麼經過家族的認可。只有對家族忠心耿耿的人，最後才有可能獲得家族的青睞。例如曼莫漢·辛格本無機會成為總理，但是因索尼亞·甘地的外國血統引起爭議，在這種情況下，對尼赫魯·甘地家族忠心耿耿的他，才最終代替索尼亞·甘地執掌印度最高行政權力。即便如此，在尼赫魯·甘地家族壟斷黨政大權的情況下，像辛格這樣的幸運兒也僅是極少數。“更多的有志於政治事業卻沒有裙帶背景的平民出身的後起之秀，在這種垂直式的權力繼承關係面前感受到了挫敗感。INC有不少中下層黨員因感到前途渺茫而脫離INC，造成INC黨內人才供給乏力，組織結構僵硬。”8黨內中下層政治精英的流失嚴重削弱了INC的選民動員能力，而且在選民中還產生了不良的示範效應，導致選民流失更加嚴重。

(三) 印度家族政治破壞了降低了政治凝聚力

家族政治對INC的組織機體最主要的消極影響之一，就是破壞了黨內的民主機制和民主傳統，進而降低了在黨內外群眾中的政治凝聚力。INC內的民主機制曾經是其成為包容性全民型政黨的重要原因。在過去，特別是甘地和尼赫魯時代，正是民主的作風，使得INC的組織幾乎網羅了各個社會階層的精英分子，並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保持了黨的政治凝聚力。但是，英·甘地執政之後，INC內的民主作風嚴重倒退。一方面，隨著英·甘地在黨內個人地位的鞏固，其個人獨裁的傾向也越來越明顯。突出表現為聽不進其他黨內領導人的意見和批評，將黨內的權力鬥爭擴大化。而家族政黨內精英人物對政黨更缺乏忠誠，黨內更容易發生黨員倒戈、退出等問題，9在英·甘地執政時期，INC內發生多次分裂，很多INC重要領導人離開INC，他們的離開帶走了INC的大量支持者。另一方面，黨內長期不舉行選舉。英·甘地和桑賈伊按照個人偏好指定黨的地方領導人，而透過這種形式產生的地方領導人，往往阿諛奉承功夫了得，工作能力卻很一般，嚴重抹黑了INC的形象，直接影響了基層群眾對INC的看法，使INC失去了大量基層群體的支援。

三、腐敗問題導致選民對INC的政黨信任危機

作為印度執政時間最長的政黨，INC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執政黨一樣都面臨著腐敗問題的困擾。腐敗問題與INC一直如影隨形，嚴重損害了INC的形象，逐步吞噬了選民們對INC的信任基礎。

(一) 腐敗形勢:印度腐敗蔓延嚴重破壞選民對INC的信任

客觀地說，腐敗在當今印度政壇是很普遍的現象，並不是INC一家獨有。但在所有的政黨中，INC的腐敗問題卻是最突出的，而且由於INC政治地位特殊，影響最大，因此也最為選民所關注。

第一，從時間上看，INC執政時間最長，腐敗存量最多，最為選民所詬病。自1947年獲得獨立以來的70餘年中，印度有50多年是INC執政。隨著INC執政時間日久，腐敗案件也越來越多。其間，印度先後發生了“吉普車交易醜聞案”、“克里什南馬查理腐敗案”、“納加瓦拉案件”等重大腐敗案件。10這些腐敗案件時間跨度長、存量多，常常成為選舉中其他政黨攻擊INC的武器。

第二，從領域上看，INC長期一黨獨大，腐敗領域廣泛，選民記憶最深。在INC一黨獨大體制下，印度的腐敗行為遍及行政、立法、司法、國防等各個領域。“吉普車交易醜聞案”的主角是時任國防部長克·梅農，“克里什南馬查理腐敗案”的主角則是時任財政部長克里什南馬查理，其他議員選舉及立法過程中的腐敗現象更是不勝列舉。反觀其他政黨，由於執政機會較少，腐敗現象相較INC要好得多。

第三，從層級上看，INC的腐敗涵蓋了黨內各個層級，嚴重破壞了選民對INC的印象。INC執政期間，、基層負責人、邦領導人，INC領導人，都有捲入到腐敗案件中。基層和各邦的腐敗自不待言，僅以INC來說，英·甘地在1967年的鬥爭中逐漸認識到掌握財權的重要性，但是黨內的辛迪加們控制著錢袋子讓她處處受掣肘，於是，英·甘地授意她的寵臣米什拉建立自己的“小金庫”，而米什拉斂財的方式就是利用許可證制度，收取賄賂。11連就任總理前毫無政治經歷，有著“清廉先生”之稱的拉吉夫·甘地，也沒能逃脫腐敗的命運，在他執政後期也捲入“博福爾斯”案的軍購回扣醜聞中，以致於在選舉中形象一落千丈。

(二) 反腐態度:INC的“高高舉起輕輕放下”令選民寒心

儘管存在著一系列腐敗問題，但選民對於INC還是抱有幻想的。然而，真正令選民寒心的是INC對於腐敗包庇縱容的態度。

歷史上，尼赫魯·甘地家族對INC的腐敗負有重要的責任。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憑藉家族威望，尼赫魯·甘地家族成員總能在政治體制之外施加其個人影響，使得INC政府對於特定的政府官員腐敗行為，採取不作為或者乾脆包庇縱容的態度。至20世紀60年代印度社會的廉政狀況已經“大大低於同時代的西方國家和發展中國家”，S·R·瑪赫什瓦利就曾指出，在“INC體制”下，印度的政府官員“忘記本職而全力追求私利”，政府系統充滿了冗員和腐敗。12但尼赫魯卻認為，印度社會在總體上還是比較清廉的，大肆宣傳腐敗的嚴重性會造成整個社會的恐慌，“僅僅在屋頂上大喊大叫說每個人都腐敗，這會造成整個社會都在謀求私利的氛圍，會加劇社會的腐敗程度”。13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尼赫魯時期“吉普車交易醜聞案”中的克·梅農、英·甘地時期受到司法指控的奧里薩邦首席部長哈雷克裡希納·馬哈塔布等都在尼赫魯·甘地家族的包庇下最後不了了之。由於對腐敗行為的縱容，INC的社會形象越來越差。最後連拉吉夫·甘地都感受到INC作為一個執政黨，卻越來越脫離群眾。他認為，黨記憶體在一些權力經紀人，他們利用竊據的職位，以權謀私，玷汙黨的名聲，破壞黨群關係，成了黨內蛀蟲。14拉吉夫意識到INC由於腐敗而越來越脫離群眾的事實，他有心改變，也推動了整黨運動，但回天乏術，最後他自己也在腐敗醜聞中黯然下臺。

2004年以後，重新上臺後的INC，對於腐敗的態度並沒有使它重新贏回選民的信任。INC並沒有從過去的經驗中吸取教訓，為了黨派的利益依舊對腐敗採取了縱容態度。例如，在印度電信貪腐案被揭露後，INC聯合政府採取了“高高舉起輕輕放下”的處理手法，為避免加入聯合政府的其他黨派退出政府而做出了妥協，只讓具體涉案人員辭職了事，並且仍由原來黨派的人士繼任。15這種做法遭到社會的強烈批判。此外，尼赫魯·甘地家族也再次捲入了腐敗事件。INC索尼婭·甘地的女婿瓦德拉，被媒體揭露其透過成立一家規模很小並無地產經驗的公司，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聚斂了大量房地產資本。

可以說，重新上臺的INC並沒有治腐的決心，反而使腐敗有逐漸固化的跡象。INC對腐敗的態度已經使很多民眾對INC完全喪失了信心。在他們眼中，INC已經被貼上了腐敗的標籤而難以信任。相比而言，雖然當下印度的發展現狀決定了人民黨也難逃腐敗的漩渦，但自莫迪執政以來，一直強調打擊腐敗，打造清廉政府，開啟了“莫迪式反腐”，其有兩個突出特點:一是依法反腐，實現反腐法治化，這樣就能形成長期管用的規矩，讓官員知道哪些事是禁區;二是把反腐和縮小官民差距聯絡起來，實現反腐惠民化，讓民眾增加獲得感，從而更加擁護政府的反腐舉措。雖然“莫迪式反腐”也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但他的基本思路是對的，只有官民同時點讚的反腐之道，才能真正發揮作用。16在2019年大選競選期間，莫迪又多次表態，如果自己再次連任總理，將“更加嚴厲地”打擊腐敗，確保所有的貪官汙吏都能被抓進監獄。莫迪政府在反腐問題上的表現雖說難言令人滿意，但其反腐的決心和效果還是得到民眾的普遍認可的，這也是其能夠連任的重要原因。

四、組織體制優勢的弱化造成選民與INC的溝通困難

作為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力量，INC建立了一套較完善的、自上而下的組織結構，到印度獨立時，其已經形成了“黨員、初級委員會 (街區、其他次級委員會) 、區 (市) 委員會、邦委員會、全印INC委員會、INC工作委員會、INC”7個層次的組織結構。17完善的組織結構，使得INC成為唯一具有全國性影響的政黨，造就了其一黨獨大的局面。而隨著印度議會民主政治的實踐，印度各黨派的組織建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相比之下，印度INC原先在組織體制方面的優勢逐漸弱化，INC的選民溝通困難問題日益突出。

(一) INC組織的弱化使選民對其產生認知障礙

第一，INC中央與各邦政策的不同步調，使得選民無法從基層黨組織身上形成對INC的正確認知。由於印度社會的分裂特質，為了選舉勝利，INC的中央與邦之間，甚至邦與邦之間常常出現政策不同調的情況。有時，INC中央所主張的政策，在某個邦可能正是為它所反對的，或者一個邦的INC組織所反對的，正好是另一個邦的INC組織所堅持的。這種矛盾性使得選民對於INC的政策和價值理念產生困惑。在基層選民眼裡，INC往往是為了選舉目的，不顧政黨理念，毫無顧忌地開出“政治空頭支票”的實用主義政黨。

第二，中央組織對地方組織的嚴密控制，降低了地方組織在基層群眾中的威信，導致黨的基層組織缺乏與基層群眾的互動。英·甘地時期，由於她的集權傾向，黨內各級組織長年處於不選舉狀態，黨的邦級領導人由她本人圈定。英·甘地隨意更換黨的地方領導人，確定邦領導人選的重要標準是對她是否忠誠，而非其品質。黨的邦級領導人到任後，在自己邦內黨的基層領導人選上也是如法炮製。18這樣做的後果，就是直接導致INC的基層組織脫離群眾，黨的各級領導人只要走上層路線即可保住自己的權位，而不必花費精力勤走基層，傾聽群眾心聲。政治學家勞倫斯·塞斯 (Lawrence Sez) 在其研究中就曾提到，在政黨競爭最為激烈的北方邦議會2012年選舉中，印度人民黨和大眾社會黨的黨員上街聚會時，INC的基層組織卻像什麼都沒有發生一樣。19

第三，INC的分裂常常使選民產生認知混亂。歷史上，INC內部的爭權奪利，造成INC的多次分裂。這些分裂出去的INC組織與原先INC的群眾基礎存在高度重疊，不僅直接削弱了INC的群眾基礎，而且往往冠以INC的名字，給INC的支持者帶來認知上的混亂。例如民主INC、INC (組織派) 、草根INC (西孟邦) 等。這對於絕大多數文化程度不高的印度民眾來說，大大增添了他們區分正統INC的難度。

(二) INC外圍組織的溝通橋樑作用未能有效發揮

INC擁有大量的工、青、婦等外圍組織，但是在發揮黨群溝通橋樑方面的作用卻並不明顯。INC的工、青、婦系統，包括全國工會大會、全國學聯、青年INC和全國婦女陣線等。作為第一個在印度建立工會的政黨，INC早在1920年就成立了全印工會大會。獨立後，又成立了全國工會大會。20但是，INC的工會並未真正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特別是在面對與廣大工人群眾利益息息相關的經濟改革時，工會沒能很好地充當政府與工人之間有效溝通者的角色，導致政府的改革遭到工人群體的抵制。例如，在2011年，印度11家工會舉行聯合罷工抗議INC的辛格政府實施的經濟改革措施，而在這其中，擁有數百萬會員的、INC控制的全國工會大會，只是尷尬地旁觀，並沒有扮演什麼積極的角色。除了工會，INC的青年組織一樣沒能有效發揮在青年群體中的影響力。INC的支持者群體，仍然主要是那些年紀偏大，對INC一黨獨大時期有著美好回憶的人，而隨著時光的流逝，這個群體正變得越來越小。此外，婦女團體的狀況也與此相似。隨著獨立後幾十年的發展，印度婦女的受教育水平和社會地位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社會影響力也越來越大。然而，INC的全國婦女陣線等婦女組織的表現差強人意，未能得到婦女群體的廣泛認同，沒能成為INC與婦女群體發展關係的有力助手。

(三) INC與其選民之間缺乏完善的黨群溝通機制

在現階段，INC的黨群溝通主要是透過與選舉相關的活動和依靠庇護網路兩種方式，而這兩種方式都有其嚴重的弊端。

第一種方式，以選舉為中心，功利性明顯。一般情況下，黨組織在選舉期間比較活躍，平時則只有黨在本選區的議員當選人或候選人，深耕基層，代表黨發揮經常聯絡選民的作用。但議員當選人或候選人畢竟人數有限且德才不一，並不能全面代表INC的形象，而在民眾心理上卻極可能以偏概全。或者，該議員一旦轉變政治立場，又可能將INC在本地區經營多年的群眾基礎連根拔起。

第二種方式，是依靠庇護網路去吸納追隨者。所謂庇護網路，“簡單地理解，就是指一定社會中具有相當實力的人透過控制了稀有社會資源，儘可能網路追隨者，向之提供商品、服務乃至保護以換取其僕從，並從而得到相應的社會和政治地位的，帶有濃厚的等級色彩的一種以威權主義為基礎的主從交易關係。”21其在東方社會廣泛存在於各個領域，是社會聯絡的重要紐帶。INC經過多年經營，也在印度社會構建起來一個以其為核心的庇護關係網路，作為其維護黨群關係的主要方式。這種方式的缺點是它需要雄厚的經濟基礎，一旦出現經濟危機，庇護網路便難維持。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普遍進入了“滯漲”狀態，印度也受到很大沖擊，再加上印巴戰爭的財政負擔、1972年的大旱災等使國家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2) 英·甘地無力應對危機，宣佈了緊急狀態。這次經濟危機使得INC的庇護網路功能嚴重受到影響，這也給其他地方政黨爭奪選民以可乘之機。在分析印度大眾社會黨在北方邦崛起的原因時，肯切·錢德拉便曾指出，經濟危機使INC無暇庇護其地方支持者，加上INC領導層的派系活動直接疏遠了政黨的支持者，從而導致了INC在北方邦的失利。22另一方面，庇護網路還極易產生腐敗。在庇護關係下，有些INC候選人以實物或政策換取選民手中的選票，等到當選後再透過腐敗的方式，收回自己的“投資”。此外，庇護網路還誘發了INC的某些基層領導人試圖透過編造假黨員名冊、虛增黨員人數來顯示自己的政績，從而維持自己黨內地位的造假行為，以至於在一些地區選舉中，明明按上報的黨員人數，INC佔絕對優勢，可最終卻輸掉了選舉。

五、INC走出當前黨群關係困境的路徑

作為一個百年老黨，INC曾一黨獨大、風光無限，雖然如今實力和地位都嚴重衰退，但其仍志在全國，不會甘心淪為邊緣化或者地方化的政黨。而INC要想走出目前的黨群關係困境，必須要拿出足夠的決心和勇氣採取有效措施徹底破除本黨的積弊。

(一) 以領導層接替為契機，降低家族政治的影響

2017年12月拉胡爾·甘地接替他的母親索尼婭·甘地成為新一屆INC領導人，雖然黨的最高領導權仍在尼赫魯·甘地家族內交接，但換屆卻為INC降低家族政治的影響提供了可能。拉胡爾思想比較西化，作風相對柔和，他從政“並不是因為任何野心，而因為他的出身，他別無選擇。比起政治，他的興趣更在板球比賽和戶外活動。在政治方面，他的個人魅力甚至不如他的妹妹普里揚卡。”23此外，INC內部一批元老認同索尼婭的領導，卻對拉胡爾不放心。就連索尼婭本人都無法肯定拉胡爾能否處理好與黨內元老的關係，以致遲遲無法完成INC內的權力更替。24因此，未來INC雖無法完全擺脫尼赫魯·甘地家族的掌控，但卻也面臨削弱其影響力的機會。INC若能以此為契機限制權力、任期及影響，防止拉胡爾地位穩定後權力慾膨脹，將有助於逐步淡化其家族政治色彩，儘可能克服家族政治對本黨造成的負面影響。

(二) 變敗選壓力為動力，推動選民認同從領袖個人轉向政黨政策

從選舉政治的角度看，隨著政治意識的提高，印度選民的政治認同已經逐步擺脫了對於身份政治的迷信。因此，家族招牌再也不是選舉中的“萬靈丹”和“吸票神器”。就整體形勢而言，INC當前的危機已經表明尼赫魯·甘地家族對政壇的影響力已經大不如前，INC不能再死抱著家族招牌不放。INC在“家族政治的旗幟和歷史的回憶之外，還需要發展出自己的獨特形象以喚起新的認同。”25對於INC來說，它需要的不再是魅力型的領袖，而是能激起選民認同的政策。

應該說，INC在提出政策和政策的可行性方面還是具有優勢的。歷史上，INC提出的“世俗主義”政策，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同，迄今都為印度社會的主流民意所堅持。它提出的“社會主義”和包容性增長，也為很多的社會下層群眾所讚賞，得到他們的擁護。而現今，雖然INC沒有能夠得到多數民意的支援，暫時處於在野地位，但是，與其他政黨相比，INC的執政時間、執政經驗都是最豐富的。INC應該充分發揮這些優勢，進行深刻總結，並聯系現實，找準民眾關心的熱點，提出切實可行的政策，並努力踐行，爭取用政策認同吸引選民。這樣說，並不是要求INC改弦易轍，放棄原有曾經獲得巨大成功的政策主張，而是要總結過往的經驗教訓，根據形勢的變化，與時俱進地進行調整、發展和變革。當下最為關鍵和緊迫的變革就是需要重新界定其“包容性增長”經濟綱領。印度是個貧困人口眾多的國家，“發展”始終是民眾最為關心的問題，INC當年提出的“包容性增長”理念就是高度契合了這樣的社會心理，從而為其贏得廣泛的群眾支援。但在印度國內對如何實現發展一直存在爭論，左派認為應該在解決貧困人口、性別平等、飲水、電力、醫療衛生、交通、教育等方面有更多投入，這些基礎問題威脅著印度長期的經濟增長需求;而右派則認為沒有經濟增長，印度的窮人永遠沒有出路，以貿易自由化和消除管制為核心的經濟自由化改革才是印度經濟發展的根本。在2004—2014年INC聯合政府執政十年間，辛格政府的政策重點集中在社會保障和公平方面，沒有在經濟改革方面持續深入下去，同時又未能制定有效政策以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經濟放緩。缺少經濟發展和就業機會，INC消除貧困和實現社會公正的目標就變成了空洞的政治口號。26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莫迪在擔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長期間大興基建，大量吸引外資，啟用地方經濟，以每年11%的發展速度遠超印度平均水平，在印度各邦中獨樹一幟，也贏得了“印度的廣東”美譽。莫迪擔任總理之後則在全國範圍內大力推行此所謂的“古吉拉特模式”，取得了明顯成效，也由此贏得了民心。在2014以來《今日印度》的歷年年度輿情調查中，莫迪均保持了較高的支援率，即使認為“政府某些政策倡議沒有改變什麼”的被調查者，也對莫迪的政績給予了較高的評價，可見人民黨的“發展”理念及其政策導向對選民仍有很強的號召力。相比之下，INC的原有經濟綱領就相形見絀了，誠如印度學者索亞·哈桑所言，INC必須平衡發展與分配的關係，制訂真正能夠實現增長的“包容性”經濟政策綱領，才能改變在選民心目中的地位，重新獲得選民的認同與支援。

(三) 加大反腐力度，挽回政黨形象，重聚選民信任

印度政壇深受腐敗問題困擾，INC尤為嚴重。隨著公民意識的提高，印度民眾對於印度政治盛行的腐敗行為越來越無法容忍。2011年，為了反對政府的腐敗，印度公民反腐鬥士、74歲的安納·哈扎爾開展了為期15天的絕食抗議活動，得到了成千上萬印度民眾的支援，最終迫使INC的辛格政府接受了他的反腐方案。27民眾在政黨認同上，也越來越將政黨廉潔放在重要位置上。在2015年的德里地方議會選舉中，以反腐著稱的平民黨大獲全勝，取得70席議席中的60席;而執政黨印度人民黨，則受莫迪百萬盧比的“金線外套”事件影響只得到10席;深陷腐敗的INC則一席未得。28

因此，INC要想重新贏得民眾的信任就必須正視自己的腐敗問題。首先，INC在發展基層黨員的時候不能只顧盲目數量擴張，還應重視黨員的品質和後續的培養教育。這樣不僅有利於保證新吸收黨員的質量，也降低了基層負責人造假黨員名冊的機會，更有利於黨維護在基層群眾中的形象。其次，對於已暴露出的腐敗問題，特別是對於一些社會影響較大的案件，INC必須摒棄庇護的態度，堅決處理，不能為了政黨的一時利益縱容腐敗，而為此付出失去選民的重大代價。最後，INC不能老是被動地迴應民眾腐敗的質疑，而應該主動查腐治腐，向民眾展示自己的反腐決心，努力挽回黨在群眾心中的形象。

(四) 強化機制建設，暢通選民溝通渠道

首先，完善INC的黨內民主機制。一方面，在黨內領導層方面，要加強民主作風，重視集體作用，限制個人的影響力。INC要展示給選民的不能僅是拉胡爾這個新領導人的個人魅力，而且應該是整個接班團隊的風貌，塑造出整個黨的新領導層民主和親民的形象。另一方面，恢復被長期擱置的黨內民主選舉，完善選舉制度。特別是必須摒棄英·甘地和拉奧時期指定黨的地方領導人的傳統思維，重視地方選舉在加強黨內凝聚力和向心力方面的作用。29透過黨的地方選舉調動地方黨員積極性，進而發揮他們在動員地方選民方面的重要作用。

其次，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發揮INC的組織優勢。政黨的基礎植根於基層，只有紮根基層群眾，才能保持與群眾的密切聯絡。在INC的發展史上，INC之所以能夠興起就是因為積極投身於民族解放的群眾運動，與民眾一起為印度的獨立和自由奮鬥，贏得了群眾的信任，而其失敗也正是因為執政後的日益脫離群眾。INC是印度第一個擁有遍佈全國的基層組織的政黨，這使得INC從獨立之初起，在全國的所有選區就能獨立推出自己的候選人。然而，這種組織優勢在很長時期內並沒有被INC好好利用，而是依賴於庇護網路。但在當前的情況下，INC的連連敗選使庇護網路失去了一系列行政資源的支撐。INC正好可以藉此機會，突出基層黨組織的作用，進而擺脫婆羅門或種姓會議等“中介”，直接與廣大民眾交流、接觸，以利於廣大選民及時、正確地解讀INC的政策和主張。

再次，重視對黨的群眾組織的引導。群眾組織是政黨凝聚和聯絡特定群體的民眾，將他們團結在政黨周圍的重要途徑。隨著政治意識的提高，印度民眾的政治參與意願也越來越強，INC要充分利用自身的工會、青年組織和婦女組織等群眾組織，透過它們傳播自己的政治主張，使這些組織發揮橋樑作用，積極引導民眾的政治參與。這樣，不僅一方面為INC培養了廣大後備人才，另一方面也能夠使INC在大選中贏得更廣泛的群眾支援。

最後，建立制度化的黨群溝通渠道。印度社會的高度異質性，特別是種姓、宗教、族群的分裂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並不會消失，同時加上利益多元化的影響，各類主體的利益矛盾和訴求必然會透過多種途徑反映給主要政黨。針對這種情況，INC必須要使黨群溝通的渠道制度化，無論是現在在野還是將來重新執政都能夠藉此與民眾保持有效溝通。特別是現在，作為反對派，INC更能以旁觀者的身份，從群眾對印度人民黨的不滿中吸取有益教訓，利於在以後的執政中保持謙卑的姿態。總之，在當前印度人民黨已經取得穩定多數執政地位的情況下，INC只有做好長期深耕基層的準備，不斷完善自身建設，才有可能重新得到選民的青睞，東山再起，重返印度政治舞臺的中央。

印度國大黨原本也不算“絕對優勢”：自1947年底獨立至今，印度一共產生了14位總理，其中國大黨有尼赫魯、夏斯特里、英.甘地、拉.甘地、拉奧、曼莫漢.辛格6位，印度人民黨或以印度人民黨為首的多黨聯盟有瓦傑帕伊、.莫迪兩位，另外6位則分屬人民黨（請注意人民黨和印度人民黨完全是兩碼事）、人民黨世俗派、新人民黨（這個人民黨和印度人民黨有一點關係，但和國大黨關係也不淺），以及五花八門的聯合陣線。

也就是說，在14位總理中國大黨佔比不過42.8%，如果這樣也算“絕對優勢”，那麼日本戰後的自民黨算什麼優勢呢？

之所以會給人“國大黨佔絕對優勢”的錯覺，是因為國大黨出現了幾位“長壽總理”：尼赫魯1947-1964，連續任職近17年；英.甘地1966-1977，任職11年零兩個月，1980-1984年又再次任職4年零9個月；拉.甘地1984-1989年任職5年多；拉奧1991-1996年任職近5年，曼莫漢.辛格2004-2014年任職10年，其中英.甘地和拉.甘地若非任上被刺殺，他們恐怕還不知要連任多久。

但這種“長壽”其實是有制約條件的：最無爭議的3位“長壽總理”都屬於同一個家族，即尼赫魯家族，尼赫魯是英.甘地的父親，而拉.甘地則是英.甘地的兒子，簡單說，國大黨的輝煌，在很大程度上是尼赫魯家族的輝煌，而尼赫魯家族之所以輝煌，是因為首先它象徵著“甘地主義”正統，可以凝聚印度民族主義情緒，其次尼赫魯的“不結盟”、“手紡車”可以討好主張走民粹和“社會煮魚”道路者，工商業背景和高種姓血統又能討好印度精英。

尼赫魯家族父女母子三代。

事實上在尼赫魯家族三代人漫長任職期間，上述幾大支柱就不斷遭受嚴峻考驗，迫使甘地父女母子三代人不得不屢屢在某一方面冒險，以期渡過難關，這其中最好使的，莫過於民族主義和“鐵腕”，而這兩點其實是相輔相成的。

但印度次大陸本來就是民族矛盾混亂不堪的地方，一味挑起和操縱民族主義情緒往往會惹火燒身，尼赫魯得意了十幾年，被62年一場大戰打回原形；英.甘地母女挑起對錫克教徒和泰米爾人的武力干涉，結果雙雙死於非命。

其實國大黨能打民族主義牌，關鍵在於尼赫魯家族的“根紅苗正”，也正是看到這點，英.甘地培養的接班人——小兒子桑賈伊.甘地意外死亡後，她才硬著頭皮把原本對政治毫無興趣的大兒子拉.甘地“拖下水”，但民航飛行員出身的拉.甘地卻有個致命硬傷：妻子是義大利人。

正因為妻子索尼婭是義大利人，兒子拉胡爾則是混血兒，拉.甘地死後國大黨才會因為推舉索.甘地任黨領的問題四分五裂，迫使索尼婭引退，而不論索.甘地還是拉胡爾，他們試圖重新成為國大黨主心骨的努力，也都因為黨內的不滿，和印度人民黨高舉“民族主義”旗幟的反攻（“一個外國血統的人能領導偉大的印度麼”等由此類），弄得灰頭土臉，可以說，“血統論”成就了“尼赫魯王朝”和國大黨的長期執政，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此後國大黨只能老老實實走經濟和精英主義路線，並因此在經濟增長較好的時候可以上臺執政，但一旦經濟上有個風吹草動，就會被奪去國大黨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平均主義大棋的印度人民黨趕下臺——因為平時的經濟生活中可以忽略所謂“十億賤民”，但到了“一人一票”時就是另一碼事了對吧。

簡單說，國大黨長期執政其實就是尼赫魯家族的長期執政，而這個長期執政的最堅實基礎是“甘地主義血統”，“甘地主義”的基石是民族和民粹主義——當靠血統吃飯的尼赫魯家族乃至國大黨，迎來一個“混血的尼赫魯家族”時，它就只能指望經濟增長賺選票，如今經濟增長不佳，國大黨只好又回到尼赫魯家族這張打不出的牌，結果“混血尼赫魯”拉胡爾帶領國大黨敗選後，“外國尼赫魯”——他的母親索尼婭居然逆襲成為現任國大黨黨領，到這份上國大黨如果還能贏，那才見鬼了。

索尼婭和拉胡爾為了掩飾自己的外國血統，已經長期在公開場合只穿民族服裝，但反對黨和黨內反對派會分分鐘提醒忘性有點大的印度選民“瞧，他們和我們長得是不是不太像”

印度國民大會黨，始建於1886年，是印度現存歷史最長的政治組織。在印度歷史上有著十分特殊的地位。在英國殖民者退出印度後，擔負起了領導國家建設的重任，完成了印度歷史上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整合。

在於其針對印度社會存在已久的沉痾痼疾——種姓紛爭、宗教衝突和地區分裂，率先提出了世俗主義、包容性增長的政策，受到了各種姓、宗教以及其他社會群體的歡迎，從而構建起了良好的跨種姓、跨宗教的群眾基礎和黨群關係。20世紀70、80年代以後，內部經歷多次分裂，開始由盛而衰，一度喪失了執政地位，淪為在野黨，雖後又東山再起，但數度起伏，已不復當年一黨獨大的地位。

1999年的印度大選後，印度似乎形成了較為穩定的兩黨政治，大黨和人民黨構成印度政治的兩極，其他小黨和地方黨派需要附和在這兩個黨上才能入閣。在2014年的大選中，印度的政治格局再次發生劇變，人民黨一舉拿下了282席，是1984年以來首次拿下絕對多數席位的政黨，大黨卻遭受重創，才獲得44席，不僅中央角逐全面敗北，在隨後的地方選舉中也接連失利。2018年印度政壇更是出現了從總統到總理均由人民黨人士出任、從人民院到聯邦院均由人民黨佔多數、從聯邦政府到地方政府均是人民黨主導的局面，印度人民黨已經成為印度政治生活中的主導性力量。雖然在2019年大選之前，由於印度經濟增長放緩、失業危機嚴重，導致莫迪支援率下滑，一度讓外界認為人民黨的選舉形勢不容樂觀，大黨拉胡爾·甘地也信誓旦旦地揚言要把莫迪拉下馬了，但是選舉的結果卻十分殘酷，人民黨再次大獲全勝，獲得274個席位，而大黨僅獲得區區47個席位。

莫迪執政5年來，其競選時承諾的經濟奇蹟沒有實現，諸如“廢鈔令”、統一稅制等一系列政策也不受國內民眾歡迎。因此，印度國內有輿論認為，此次人民黨在選舉中的勝利與其說是建立在人民黨國家治理的成功之上，還不如說應歸咎於大黨的失敗。印度一些政治評論家也認為，大黨為首的反對派太弱，它們沒有拿出像樣的政治綱領，也缺乏有感召力的領袖，除了一心想擊敗人民黨外，好像沒有其他更遠大的政治目標和治國抱負，無法真正吸引民眾，獲得民眾的支援。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造成大黨如今窘境的原因有很多，而最主要的原因恰恰就是其當年賴以發家的黨群關係出了嚴重問題。

尼赫魯·甘地家族長期擔任重要領導職務，一共產生了5位負責人。尼赫魯·甘地家族招牌確實曾為贏得不少支援，但是，隨著選民政治意識的提高，家族政治在選舉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弱，長期養成的對尼赫魯·甘地家族的依賴使其面臨新的選民政黨認同困惑。家族成員對黨政大權的壟斷妨礙了對黨外政治精英的吸納。在政黨政治條件下，政黨發揮政治吸納功能，將黨外的政治精英吸納進黨內，並且推薦到重要的政府崗位上去，不但有利於更新黨內的政治血液，保持政黨的活力，而且有利於調動選民的積極性，維護政黨及其支援群體之間的良好互動關係。但是政黨的家族化，卻使得政黨的這種政治吸納功能無法正常發揮。

尼赫魯·甘地家族成員總能在政治體制之外施加其個人影響，使政府對於特定的政府官員腐敗行為，採取不作為或者乾脆包庇縱容的態度。至20世紀60年代印度社會的廉政狀況已經“大大低於同時代的西方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印度的政府官員“忘記本職而全力追求私利”，政府系統充滿了冗員和腐敗。印度社會在總體上還是比較清廉的，大肆宣傳腐敗的嚴重性會造成整個社會的恐慌，“僅僅在屋頂上大喊大叫說每個人都腐敗，這會造成整個社會都在謀求私利的氛圍，會加劇社會的腐敗程度”。

作為一個百年老黨，隨著印度經濟社會的發展，國大黨的全民型路線逐漸難取悅選民，家族政治弊端不斷暴露;嚴重的腐敗問題使國大黨形象一落千丈，因此喪失執政地位，且在如今印度政壇舉步維艱。

印度國大黨（文章縮寫為INC）一個百年的老黨，曾經在領導印度民族獨立的過程中，獲取了廣泛的印度群眾支援，在英國退出以後，印度獨立，一段時間內曾一黨獨大、長期執政。

只是，隨著印度社會的發展，國大黨的經營路線逐漸由全民型路線變成只取悅選民（其實這就是所謂西方選舉的弊端所在），家族政治也在不斷暴露弊端;

國大黨出現嚴重的腐敗問題，該黨形象頓時一落千丈;也是由於國大黨組織體制優勢的弱化，造成與選民溝通障礙，等等類似的問題，讓國大黨脫離了群眾，也因為如此，喪失了執政地位， 如今印度政壇國大黨已經是日落西山。

印度國民大會黨始建於1886年，就該是印度現存政治組織歷史最長的，在印度歷史上實際上有著非常特殊的地位。

剛開始，國大黨之所以能夠長期保持政治優勢，關鍵在於其針對印度社會存在已久的種姓紛爭、宗教衝突和地區分裂，首先先提出了世俗主義、包容性增長的良好政策，在當時受到了印度各種姓、以及宗教和其他社會團體的擁擠，在那時就構建起了非常好的跨種姓、跨宗教的群眾基礎、黨群關係。

到了20世紀70、80年代以後，國大黨內部經歷多次分裂，開始走下坡路，當時就喪失了執政地位，淪為在野黨。雖然，後面又東山再起，但已經無氣大傷，已不是當年一黨獨大時候了。

1999年的印度大選，INC和人民黨構成印度政治形成兩黨制，其他小黨和地方黨派需要看他們的臉色才能入閣。

可是在2014年的大選中，印度的政治格局發生讓人大跌眼鏡的變化，人民黨一舉拿下了282席，這是從1984年以來，人民黨首次拿下絕對多數席位的政黨，而國大黨僅獲得可憐的44席，不僅中央選舉全面敗北，在隨後的地方選舉中也是潰敗。

到了2018年的印度政壇， 從總統、總理均由人民黨人士擔任、人民院到聯邦院均也是人民黨佔多數、地方政府，都是人民黨一黨獨大的局面，印度人民黨已經成為印度政治生活中的絕對力量，而國大黨似乎有退出政壇的跡象。

雖然在人民黨執政的這幾年，印度經濟增長放緩、失業危機嚴重，莫迪支援率也是下滑，一度讓國大黨看到希望，國大黨的拉胡爾·甘地也信心滿滿地揚言要打敗莫迪，但是選舉的結果再次打臉，人民黨以一次獲得全勝，獲得274個席位，而國大黨僅獲得47個席位。

所以，印度國內各大媒體認為，此次人民黨在選舉中的勝利，也不是自己做得有多好，而是歸咎於國大黨太差勁。印度國內一些評論家也認為，以國在常為首的反對派太過於微弱，它們合不出出像樣的政治綱領，同進也沒有有感召力的領袖人物出現，為了選舉而選舉，一門心思想擊敗人民黨，隊此之外沒有其他更遠大的政治目標和治國抱負，所以無法真正獲得民眾支援。

總結起來，最主要的原因恰恰就是其當年賴以發家的黨群關係出了嚴重問題，脫離了群眾。

確實如此，現在國大黨真的是王小二過年一一年不如一年，落毛的鳳凰不如雞。而從開國直到21世紀初。印度政壇卻是國大黨的天下，如日中天，而現在的國大黨之所以淪落得這步田地完全是咎由自取。怨不得別人，畢竟路都是自己走的，摔跤不能怨地上有坑。

國大黨的全稱是：印度國民大會黨（英迪拉·甘地派），他是印度歷史上第一個有著明確黨綱的資產階級政黨，於1885年12月在孟買成立，成立之初就致力於反對英國殖民統治和爭取印度獨立的鬥爭。

印度從在1947年獲得獨立後，就是由國大黨黨魁尼赫魯就任首任印度政府總理。印度從尼赫魯到莫迪為止，一共是14位正式總理，國大黨就佔據了9位。其餘三位是莫迪的人民黨以及其他黨派擔任，可以說國大黨長期處於執政黨地位。雖然國大黨歷經1969年和1978年兩次分裂。現有國大黨是1978年英·甘地組建的新黨（現名），但依舊是印度議會第一黨。但自2000年以後，國大黨的地位是直線下降。在現在的印度國會人民院545個議席中，國大黨僅獲得44個議席。現任主席拉胡爾·甘地。

國大黨之所以現在比過去有如此大的差距，關鍵在於尼赫魯，國大黨的成功是因為尼赫魯，失敗也是由於尼赫魯，這真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與其說，國大黨叫國大黨，不如叫尼赫魯甘地黨，國大黨現在已經成為尼赫魯家族的私人政黨，國大黨中9位印度總理當中，尼赫魯家族就出現了三個，分別是尼赫魯本人，英迪拉·甘地（尼赫魯之女），拉吉夫·甘地（尼赫魯外孫）。這樣的一個政黨圍繞一個家族而存在。實在是現代政治的奇葩。黨內傑出人才自然也就無法脫穎而出。國大黨的過度“私有化”。是國大黨衰敗的最大主要原因。這也造成了國大黨的兩次分裂的主因。使得國大黨元氣大傷。

這樣要指出的的，尼赫魯家族中的“甘地”與印度獨立運動之父甘地沒有任何血緣上的關係，完全的兩個人。不過是一個姓罷了，但長期以來，印度普通民眾根本不“知情”。國大黨和尼赫魯本人也不做解釋，所以國大黨“騙”了不少底層選票。

就國大黨本身構成來看，他是左翼思想的政黨，但實際上屬於印度精英階層，附屬於歐美國家體系，說白了，國大黨就是歐美在印度的代理人，屬於權貴政黨，尼赫魯甘地家族一直是這個黨的擁有者，黨內貪腐十分嚴重、種姓制度盛行、裙帶關係錯綜複雜。在2000年前能夠長期執政在於歐美的扶持和其他黨派的弱小。而後在人民黨崛起之後，國大黨就逐漸被邊緣化，實際上也是被歐美國家所拋棄。

自80年代開始國大黨也逐漸失去自己的統治基礎和基本盤，統治的力量逐漸弱化，尤其是在拉吉夫·甘地遇刺以後，國大黨群龍無首，因為沒有尼赫魯家族的人出任黨首，他們難以處理黨務和國政。就此也就一蹶不振。

太深層的原因我們外人無法瞭解。但當拉吉夫·甘地妻子索尼婭甘地出任黨魁的時候，就註定了這個政黨失敗，難道除了尼赫魯家族之外的人，國大黨就真的沒有人了嗎，選擇了一個沒有任何政治經驗的家庭主婦擔任黨首，而且還是一個義大利人。印度人民黨對此評價道，義大利人會選擇一個印度人當他們的總理嗎？可以說國大黨要想重新崛起，就必須首先放棄尼赫魯家族的統治，可惜的是，國大黨對此毫無察覺。在2019年的黨的會議上，索尼婭甘地的兒子，英迪拉·甘地的孫子，尼赫魯的重孫子拉胡爾·甘地出任國大黨主席。國大黨的未來難以確定。

首先，印度國大黨類似於家族世襲制。之前一直仰仗英雄光環的國大黨，近年來隨著自身實力的減弱，光環效應退卻，治國安邦的重任難以駕馭，所以必然會發生變化。這就是要想長期佔據統治地位，就必須有絕對的優勢，否則就會被歷史淘汰。

其次，近年來政府無作為，經濟低迷無增長，失業率居高不下，腐敗問題得不到解決，貧富差距加大，社會矛盾激增，所以民眾期待變化並且願望強烈。

最後，就是一個強勢和優勢並存的對手的出現，這就不得不提，平民總理莫迪，他讓民眾看到了公平、公正和希望。極具演講魅力的莫迪在競選時提出要讓印度的經濟實現穩步增長，還有口號極為響亮的“印度製造”計劃，以及積極推進的全方位實用型外交，這股強大的“莫迪旋風”足以讓莫迪為首的執政聯盟獲取絕對優勢，當然這也是國大黨退居二線的時刻。

由於獨立運動期間打下的政治基礎和尼赫魯的個人魅力，印度國大黨成為群眾基礎廣泛而雄厚的全國性政黨。從建國開始執政，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雄霸印度政壇近50年，其特點是溫和、中間偏左、“混合性”。印度雖然實行多黨制，但沒有任何政黨能對其形成威脅。

花無百日紅。作為一個長期在印度政治中佔有支配性地位的大黨，自20世紀80年代後期呈現出衰落的趨勢，到了1996年的大選，國大黨慘敗，其長期佔有的議會第一大黨地位讓位於迅速崛起的印度人民黨。

總結起來看，印度國大黨執政印度多年，現在變成在野黨，有其自身原因，也有外部原因。而且，未來很長時間，國大黨想翻身，重新執政印度，是件很困難的事。

一是執政成果不明顯。印度國大黨執政近50年，在各方面並未取得很好的效果，逐漸失去了群眾基礎。尼赫魯是印度第一任總理，在印度有著巨大的影響力。由於其野心過大，和北方鄰居發生了衝突，軍事上的失敗使國大黨從神壇上跌落下來。

二是尼赫魯後時代的國大黨，在印度仍有廣泛的影響力，然而執政印度的近50年裡，印度的經濟並未得到長足發展，沒有給老百姓帶來足夠的好處。1996年的時候，印度經濟總量是3928.97億美元。1996年以前，印度的經濟增長速度一直不超過2%。

三是國大黨執政期間，向中央政府向各邦下放權力，導致各邦成為選舉主角，而不是中央政府。各邦權力的增大，對選民的影響力變大。這對國大黨來說，無異於自廢武功。

四是國大黨自身的腐敗，導致執行能力變弱。印度政府的辦事效率慢，而且腐敗嚴重。外國公司找印度政府機構辦事，需要將一個部門幾乎所有人員都打點了，才能辦成事。

總之說，一個成立時間非常長的政黨，如果不進行有效改革，很容易產生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印度國大黨就是這樣，存在的問題太多，在選舉中就容易敗下陣來。

國大黨的衰敗，自身原因是次要的，主要原因是人民黨的強勢崛起。人民黨為什麼強勢崛起了呢？關鍵是其背後的印度國民志願服務團。現任總理莫迪，就出自這個社團組織。

這個服務團成立於1925年，以羅摩神作為崇拜物件。該組織經常舉辦訓練營，訓練青少年使用棍棒、匕首等武器，實際上以穆斯林為敵手。

這個組織平時的特點是，經常幫印度教民或者當地做好事。一個經常做好事，幫助印度教老百姓解決困難的社團組織，在老百姓的心中，必然有很高的威信。特別是，這個組織的活動範圍，已經到村莊了。

‘特別是莫迪出身低種姓，當選上印度總理後，更增加了這個社團組織的影響力，發展十分迅速。肯定的是，這個組織會吸收不少貧困家庭的孩子參加。據說，現在這個組織已經有1億成員了。

遇到大選的時候，這個組織的成員，首先會投組織支援的人選，然後這個組織會影響基層老百姓投組織支援的人。據說，遇到選舉的時候，這個組織的人，會逐家逐戶叫人，並陪著去投票。

如此一來，國大黨在選舉中輸給人民黨一點也不冤枉。由此，國大黨走向衰敗也在情理中。

國大黨淪在在野黨，有其必然原因。國大黨面對的不是人民黨，其實是面對的是人民黨背後的國民志願服務團。而這個服務團，可怕之處在於紮根於印度民間，因而在印度具有巨大的影響力。

如果國大黨不從根本上改變自己，不和國民志願服務團爭奪基層，未來不僅不可能重新執政，也會逐步衰敗下去，成為印度無200多個小政黨中的一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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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沒有懂印度的 不論國家還是民間

人民黨崛起 穩定的執政黨地位 只有一個原因 印度很快變成政教合一的國家了 人民黨是印度教幾個主要派別扶持的 國大黨不是沒想辦法 沒用 大家想不到就在20年前 囯大黨支持者在野外碰到人民黨成員或支持者直接打死

先來了解一下相關背景。2014年5月16日，印度人民院選舉結果公佈，印度人民黨獲得壓倒性多數席位。隨後，印度前總理辛格宣佈辭職。由人民黨推舉莫迪擔任印度新一任總理。印度國大黨正式淪為在野黨。

（印度前總理辛格屬於印度國大黨）

（印度總理莫迪屬於印度人民黨）

印度自1947年獨立以來，印度國大黨一直連續雄霸執政黨位置長達40年。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出現衰落趨勢，1996年讓位於崛起的印度人民黨。2004年又開始重掌政權，但影響力已經大不如前。執政十年後，又再次丟掉執政黨的地位。其實令國大黨淪為在野黨的最大原因在於腐敗問題愈演愈烈，而其卻一直不加以重視以及政府工作效率低下。

舉個例子，在印度國大黨政府為補貼窮人，降低民眾基本生活成本實施的“食品補貼專案”和“鄉村就業專案”上，每年分別50億美元的資金卻有將近一半進入貪官腰包。普通民眾的水、電等基本生活服務都會遭受官員的盤剝。另外，據路透社統計，印度30%的聯邦和地方議員面臨刑事指控，使得國大黨的形象進一步受損。（印度人民反腐敗遊行）

執政效率低下主要體現在經濟方面和對於貧困問題解決不力。雖然在其執政期間，國家經濟保持每年6%的高增長率，但是通貨膨脹率卻一直居高不下，達到了10%，物價不斷上漲。雖然其採取了多種措施遏制通貨膨脹，卻毫無成效。印度國大黨重新執政十年來，印度的貧窮，落後，醫療條件改善，民眾基本的水電需要等基本社會問題都沒有多少改變，漸漸讓民眾對其失去了信心。

（印度國大黨黨旗）

（印度人民黨黨旗）

我們需要明白只有瞭解人民訴求，不斷改善人民生活質量，消除貧困，嚴厲打擊腐敗，才能鞏固一個政黨的執政地位，國家才能長治久安。否則不論你曾經如何強大，都可能成為在野黨。

國大黨創建於1885年12月，曾領導了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爭取印度獨立的鬥爭。印度獨立後，國大黨長期執政。1969年該黨開始分裂，1977年在大選中失敗，1978年英迪拉·甘地組建新黨，改用現名。目前是印度最大的在野黨，據稱有初級黨員3000萬、積極黨員150萬。那麼40多年長時間執政的大黨為什麼會成為在野黨呢。

一是黨內分裂，內鬥造成。20世紀60年代末甘地試圖將國大黨從一個走群眾路線的政黨改組為寡頭政黨，直接導致了國大黨失去了北部印度、特別是北方邦的政治支援。這種觀點認為甘地夫人與黨內辛迪加派的分裂標誌著國大黨走下坡路的開始。

二是民眾覺醒，形成不同的政治勢力。隨著現代化的發展，宗教、種姓、階級等分裂結構在政治上被動員起來，各階層民眾開始組建自己的政治組織，保障自己權益。國大黨的全方位路線無法維持，其衰落無可避免。

三是多黨政治，民主競爭。世界多黨政治都有此起彼伏的現象，義大利、墨西哥、日本，一黨獨大長期執政都成為了歷史，印度也不例外，人民黨上臺後也下過臺。

四是經濟改革失敗，腐敗盛行。國大黨幾十年的統治給印度人帶來的經濟實惠也有限，經濟改革、國家治理方面的成績也不顯著。腐敗問題層出不窮。此外，即使國大黨的政治原則能涵蓋各種不同階層、不同派別，但在很多議題上國大黨內部意見不一，難以形成共識，這無疑影響黨的團結與政策執行效率。而那些有自身訴求的人就會尋求其他政治力量的支援，這就為其他黨派的崛起創造了空間。

但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印度國大黨實力仍在，透過反思改造，仍有機會成為執政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