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唐玄宗設立節度使主要是因為唐朝中期開始對外戰爭越來越頻繁唐朝和外族政權之間的攻守戰事越來越多，而設定節度使就是為了應付這些戰事。到了天寶年間，有天寶十節度鎮守四方握有全國二分之一以上的雄兵。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其實在唐玄宗年間設立藩鎮設還是有其必要性。唐朝是一個大有胡氣的年代，皇帝們熱衷於開疆擴土。到了唐玄宗，更屬登峰造極。唐人在詩中把他和漢武相比，此人愛好就可想而知了。設立藩鎮，未嘗不是為了節度一方軍務，快速高效的處理戰爭的需要，就像是一個軍分割槽一樣。從這點來說，開始設定藩鎮並沒有多大的錯誤。關鍵在於第二步，藩鎮一步步擴權，制衡一步步乏力，導致尾大不掉。

節度使制度的開端，是從唐開元天寶年間所設立的緣邊節度使。這和當時的邊疆形勢是分不開的。

眾所周知，自唐太宗起至唐高宗末年，唐邊境的軍事形勢發生了戰略性的轉變。唐太宗在位時，採用的是主動出擊、外線作戰的戰略方針，以騎兵進行長途奔襲、擊其不備為戰術原則。唐太宗之所以採用這樣的戰略方針和戰術原則，主要是擁有一支比遊牧民族更為精銳的騎兵部隊。唐太宗去世後，唐周邊軍事態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吐蕃、突厥、奚、契丹等少數民族的騎兵開始不斷襲擾唐邊境地區。面對周邊軍事態勢呈現的這種新特點，變唐太宗時期的軍事進攻戰略為軍事防禦戰略逐漸成為唐統治集團的共識。

在變唐太宗軍事進攻戰略為軍事防禦戰略思想的指導下，唐政府進行了如下軍事防禦戰略部署：在西部，長壽元年（692），唐政府在安西四鎮部署了一支軍隊，控制經塔里木通往中亞的商路，防禦吐蕃、突厥的突襲和阿拉伯人的入侵。在北部，唐政府在天山北側經伊犁河谷通往中亞的路線上駐紮軍隊，防禦突騎施、黠戛斯和東北突厥的侵犯。在沿關中和河東兩道的北部邊境，唐政府沿黃河北道建立了由常備軍和永久性堡壘構成的防禦體系，以應付東突厥默啜的掠奪。

唐高宗、武后時期，為了加強防禦力量和改變臨時徵調的困難，這類屯戍軍設定愈多，並逐漸制度化，形成有固定駐地和較大兵力的軍、鎮、守捉，各自置使。行軍大總管也逐漸演變成統率諸軍、鎮、守捉的大軍區軍事長官，於是長駐專任的節度使應時出現。節度使成為固定職銜是從睿宗景雲二年（711年)四月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開始的。

至玄宗開元、天寶間，北方逐漸形成平盧、范陽、河東、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四鎮、北庭伊西8個節度使區，加上劍南、嶺南共為10鎮，始成為固定軍區。節度使受命時賜雙旌雙節，得以軍事專殺，行則建節，府樹六纛（大旗），威儀極盛。節度使集軍、民、財三政於一身，又常以一人兼統兩至三鎮，多者達四鎮，威權之重，超過魏晉時期的持節都督，時稱節鎮。於是外重內輕，到天寶末釀成安史之亂。

引言

首先更正一下，節度使並非唐玄宗李隆基設定的，最早在唐高宗年間，就已經出現了“節度使”這一稱呼，在唐睿宗時期成為正式官職。

有關唐朝節度使制度的影響，許多學者對此有過評論，但多聚焦於節度使的消極作用。趙翼《廿二史札記》中談到：“唐之官制，莫不善於節度使。”范文瀾《通史簡編》也說：“募兵和節度使造就了唐中期的叛亂。”高鳳林在《略談唐朝的節度使制度》中對節度使的作用也持否定態度，認為節度使制度的形成與其勢力的發展對唐王朝的統治造成了消極的作用，並分三階段論述：第一階段是開元天寶年間，節度使的發展為後來的藩鎮割據埋下了禍根；第二階段是安史之亂後，黃巢起義前，在區域性地區形成藩鎮割據，並持續到唐末；第三階段是黃巢起義後，形成脫離中央的全國性的割據局面。曹偉在《論唐代節度使的興起和演變》中也談到了節度使在所控制的藩鎮中的橫行與危害，連年的戰爭給人們帶來極大的痛苦。

但也一些學者談到了節度使制度的積極作用，沙憲如《唐代節度使的在探討》中說：“對於節度使在唐王朝軍事、政治領域中的作用，應該歷史的、分階段的、有區別的具體分析，還應該把制度的本身於制度的執行分別開來進行考察。”他把節度使的發展分為五個階段，並認為從景雲年間到安史之亂前的這兩個階段，節度使為唐王朝立下了赫赫戰功，起到積極的作用。梅玉鳳《在論唐後期節度使存在的積極作用》中從以亂治亂、政經兼顧、弱且維唐，三方面論述了節度使在唐後期的積極作用。可見，學者們對節度使的影響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對唐前期節度使的積極作用沒有具體的探討，本文就以此為切入點對唐前期節度使的積極作用做簡要分析。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的強盛朝代，也是封建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極盛時期。然而安史之亂前，雖然中央政權鞏固，但經過高祖、太宗的艱苦經營，建立起疆域廣大的帝國，並不平靜，周邊少數民族仍然不斷向唐發起挑釁。為此，唐設立了節度使。節度使的設定及其權勢的發展對後期唐王朝的統治帶來威脅，但對節度使的評價及其作用不能一言以蔽之，在安史之亂前，節度使的積極作用是不能忽視的。

一、節度使制度的由來及其發展

節度使制度發端於唐高宗永徽年間（公元650—655年），形成於唐睿宗景雲年間（公元710—711年），廣施於唐玄宗開元天寶時期（公元712—755年）。

唐高宗永徽年間“節度使”這一名稱開始出現，《新唐書·兵制》對此有明確的記載：“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官名。”可以看出，這時候的節度使只是對持節都督的稱呼，而不是朝廷正式設定的官銜。

在唐睿宗景雲年間節度使制度正式形成。睿宗景雲元年（710年）十月，“以幽州鎮守經略節度大使薛訥為左武衛大將軍兼幽州都督。節度使之名自訥始”。景雲二年（711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這是景雲年間正式設立節度使的主要史證。需要指出的是景雲年間設定的節度使跟以前的節度使有明顯的不同。以前的節度使是為了加強邊防重地的軍事指揮而臨時派出的，事罷即省，無自己的轄區，無固定鎮所，也不設官屬。景雲年間在邊防要地東北、西北設定的幽州節度使和河西節度使，已經有了固定的鎮所，明確的轄區，任期也開始長期化，這意味著節度使事實上已逐漸職官化。雖然節度使名義上仍是使職，但已“坐而為使”（即有了固定的鎮所）。後來竟變成使職為實職，本官為虛銜了。

到了開元天寶年間（公元712—755年），節度使制度已基本形成。玄宗在周遭邊防要地廣設節度使，而且不斷增加其權利，使節度使成為唐朝邊防統帥的主職。在這期間，一是設定節度使的地區增多了，至天寶元年（公元742年），玄宗先後設定了八個節度使，連同景雲年間設定的兩個節度使，共十個，即安西節度使（駐龜茲），北庭節度使（駐今烏魯木齊一帶），河西節度使（駐涼州），隴右節度使（駐鄯州），劍南節度使（駐益州），朔方節度使（駐靈州），河東節度使（駐太原府），范陽節度使（駐幽州），平盧節度使（駐營州），嶺南節度使（駐廣州），可以看出這些節度使都是在北部和西部邊境地區。二是節度使逐漸掌握了地方的軍權、財權和行政大權。景雲二年設定河西節度使時，還設定了度支使、營田使等，三使彼此獨立行使權利，不相統屬，防區內各州政事由刺史掌管。

到了開元年間，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主管錢糧的度支使，主管駐軍屯田的營田使，負責檢查地方刑獄和監察州縣的採訪使等都由節度使兼任，節度使逐漸掌握了轄區的軍權、財權和行政大權，形成了強大的軍事集團。由於節度使兼任了這些職務，因此他們便可以根據自身利益的需要，處理地方財政問題。從以上可見，至開元天寶年間，節度使已經開始集地方軍權、財權、政權於一身，“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節度使的基本特徵在此時期已經基本具備了。

然而，這些特徵的形成，與唐前期的政治、軍事形勢是分不開的。唐初，經過高祖、太宗的艱苦經營，已建立起疆域空前廣大的帝國。其版圖西逾蔥嶺，東極於海，北越大漠，南達林邑，東西九千餘里，南北萬里之遙。周邊少數民族有的歸屬稱臣，有的主動和親，唐太宗被四方各族尊為“天可汗”。然而萬里封疆並不平靜。西突厥雄據西北，同唐朝分庭抗禮；吐蕃自松贊干布死後，長期同唐朝處於戰爭狀態；東北的高麗抗命不賓。高宗末年，吐蕃侵犯唐朝邊境，突厥貴族也趁機背叛唐，一時之間邊事頻發。

自武週末年，經中宗到睿宗景雲年間，唐朝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宮廷變亂，朝廷動盪不安，邊備鬆弛，突厥、契丹、靺鞨、奚等少數民族接連侵擾邊境滋生事端，西北、東北邊疆形勢愈加緊張，戰事頻繁。當時唐朝邊防統兵大將遠離朝廷，關山萬重，而軍事形勢複雜多變，再加上當時極端落後的通訊，交通工具無法保證中央和地方的及時聯絡所以給邊防將帥以代表朝廷全權處理軍務的特權是十分必要的。因此節度使趨向於職官化正是適應邊防形勢的需要，對鞏固邊防和維護唐的統一起了積極作用。

節度使的設定對鞏固邊防維護統一的積極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但也不能不承認節度使後來的發展對唐也起到了非常消極的影響。

隨著節度使權利的擴大，節度使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能夠與中央對抗的強大軍事集團。唐初實行兵農合一的府兵制，戰時朝廷命令將帥率兵出征，戰爭結束後，兵散於府，將歸於朝。如此將帥難以利用臨時統率之師反叛朝廷。然而到了玄宗時期隨著均田制的破壞，府兵制已無法維持下去，於是唐政府改府兵制為募兵制，京師宿衛和邊鎮戍兵都實行招募，如此節度使便掌握了自行招募、選任屬吏、生死賞罰大權，所屬部隊逐漸成了節度使完全控制的武裝。

此外，節度使還在招募計程車兵當中挑選勇健組成自己的親兵，進行特別訓練，給與優厚待遇，號為“養子”。這部分人因利益關係，都死心塌地的效忠其主帥，於是就形成了以節度使為首腦，以親兵為核心力量的軍事集團。這種軍事集團一旦被野心家控制，就成為他們割據叛亂，抗命朝廷的工具。安史之亂及唐後期的一系列藩鎮叛亂逐漸將唐推向滅亡的邊緣。這與唐設節度使的初衷可謂大相徑庭，也是唐初統治者始料未及的。

二、唐前期對節度使的有效控制

至開元天寶年間，節度使掌握了轄區內的軍政財權，其權勢在漸漸膨脹，但這一時期的節度使仍不能與中央對抗。其原因在於唐對節度使實行了有效的控制。具體表現如下：

1、唐代對節度使實行質子制度

節度使實行質子制度最早開始於唐玄宗時期。唐玄宗晚年雖然怠於過問朝政，但在宰相朝臣、邊將、太子、宦官以及外戚的權力制衡上常常採用“相互牽制”的辦法，以達到自己的統治目的。天寶初年，為了加強邊疆防禦，唐中央在沿邊地區設立十節度經略使，這在軍事力量的架構上達到了鞏固邊防的目的，但是在軍力的佈局上，已經呈現外重內輕之勢（當時，十鎮節度使共擁有兵力四十餘萬，而中央禁軍才十二萬人），而且節度使常常掌握一方疆域，長期盤踞經營，控制著當地的人口和財賦，擁有強大的兵力，儼然是地方小國。

玄宗的貼身宦官高力士已深感事情的嚴重性，高力士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傭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不久，唐玄宗就拿出他慣用的“相互牽制”法寶，對節度使徵召質子。其主要內容為：規定各節度使上任後，必須把自己的親人（一般為自己的兒子，特殊情況為父母、叔伯、兄弟等）送到京城做人質，以防止其擁兵自重，日久生變，從而達到制衡節度使並使其效忠朝廷的目的。節度使派質子入朝，即表明他們願意接受中央的管轄。即使某些節度使有野心，但在自身實力相對較弱的情形下和中央強權的壓力下，不得已被迫接受這一制度，其野心往往也會因顧及到質子的安全而有所收斂。

入朝為質的質子在京城享有優厚的待遇或者給予高官厚祿。鹹通八年（867年）二月，張議潮入覲長安，朝廷任命他為右神武統軍，賜給他天地，並在宣陽坊賜第一區，又加官司徒。《舊唐書》卷117《崔寧傳》：“大曆二年（767年），（杜）鴻漸歸朝，遂授寧西川節度使。……（崔寧）令弟寬留京師……寬驟歷御史知雜事，御史中丞。寬兄審亦任郎中，諫議大夫、給事中，寧……累加尚書左僕射。”質子在京師奉朝請，擔任宿衛之外，也負責朝廷與藩鎮的聯絡，唐後期，藩鎮在京城設定進奏院，質子也負責進奏院的事物。質子入京，一方面表明藩鎮順命中央，唐朝廷維繫者國家的統一；另一方面，作為藩鎮的代表，也不可避免地為所在藩鎮服務，刺探朝廷的情報，成為藩鎮派駐京師的間諜。

這種質子制度是唐王朝應對地方危機的一種手段，但到了唐晚期，藩鎮愈益跋扈，地方勢力便藉助質子控制朝廷，影響京城的治安，危機唐王朝的統治。但是也不能否認質子制度的實行，在唐中期以前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制衡地方勢力加強中央集權的作用，使藩鎮在自身實力不足與朝廷對抗的時候，決不敢貿然背叛朝廷。

2、中央對節度使權力的制約

唐朝開元天寶年間，節度使的權力的確在增長，但各道節度使在行使其權力的過程中基本上受到中央有力的制約。

（1）在軍權上，首先，節度使對統率軍鎮，指揮軍事活動，並沒有專擅之權。開元天寶時期，凡是周邊戰事的重大決策，均由唐中央制定，並以皇帝敕文的形式下達給有關軍鎮，做出軍事安排。例如，開元二十四年（736年）至二十七年（739年）對突騎施的戰爭，玄宗就對當時安西節度使王斛斯，北庭都護蓋嘉運，河西節度使牛仙客多次下達敕文，令王斛斯與蓋嘉運相與“審籌形勢”，“必取良圖”，並幾次令河西節度使牛仙客發兵支援。平時，皇帝還透過派遣高官校閱兵馬器械的方式，對節度使加以控制。如開元十一年（732年）四月，玄宗下敕讓兵部尚書王禕“來月巡朔方，兼往河西、隴右、河東等諸軍，簡較兵馬，點閱器械，各與所管，節度處置，務令得所。”可見，當時的節度使仍受到中央的嚴格控制，沒有形成與中央對抗的形勢。

其次，對節度使的日常軍備，中央也時有具體要求。如開元十六年三月，玄宗下制河西節度使蕭嵩、隴右節度使張志亮，就備邊事宜對他們做出具體要求，如在要害之處“量加兵馬”，“擇有幹略人”，賞罰分明；修築城壘，以對吐蕃嚴加戒備。就算是日常的軍備易受到了中央的嚴格限制，使節度使不得專擅。

再次，關於軍鎮的建置與廢除，節度使也必須奏請中央批准。例如，天寶十二載（753年），“安思順奏廢橫塞軍，請於大同川西築城置軍，玄宗賜名曰大安軍。”天寶十三載（754年）七年，哥舒翰奏準中央，“於所開九曲之地置洮樣、澆河二郡及神策軍。”

最後，在對少數民族部落的安撫羈縻上，節度使的職權也受到一定的牽制。安撫內附的少數民族部落，是沿邊節度使的另一個重要職能。當時，遇到有少數民族部落有請求內屬的，或由中央直接下達敕文，命令節度使安撫，或由節度使奏請中央處置。如開元十一年九月，“吐谷渾率其眾詣沙洲內屬，詔張敬忠安存之”；天寶十三載二月，“劍南節度使奏女國南王國及白狗並率部落內屬”，中央授予左武衛員外大將軍。可見在這方面節度使也許秉承中央意旨行事，沒有專擅之權。

（2）在財政方面上，開元時期，節度使普遍兼任支度使、營田使，但不能據此便認為節度使專擅財政。因為節度使要執行中央財政部門下達的財政開支計劃，並接受中央財政部門和比鄰的審計。即使節度使兼任支度使也是如此。《大唐六典·度支郎中員外郎》規定：“凡天下邊軍，皆有支度之使，以計軍資、糧仗之用。每歲所費，皆申度支而會計之，以《長行旨》為準。支度使及軍州，每年終，各具破用，見在數，申金部、度支、倉部勘會。”可見邊軍的財政開支處於中央財政部門和比部的監督之下。營田使同樣無權坐支所管錢穀。《大唐六典·屯田郎中員外郎》對諸軍州屯田規定了管理制度。諸軍州屯田所獲要交納軍倉甚至州倉管理。屯田所獲就地貯存，數量彙總上報，由度支統籌邊軍糧食的調撥。

一些節度使因財務問題被貶職、處死的事例，也可以說明中央對節度使財政的控制。例如，開元二十年（732年）六月，幽州節度使趙含章“坐贓鉅萬，杖於朝堂，流氵襄州，道死。”開元后期，“劉巨鱗為南海太守，充嶺南五府經略、採訪處置等使，坐贓下獄死。”“（天寶）六載二月丁酉，嶺南五府經略採訪使彭果坐贓伏罪。”這些事例說明。開元天寶時期節度使並無專擅本道財賦的權力，一旦有貪贓行為被發覺，就要受到中央的嚴厲懲罰。說明唐朝前中期時節度使在財政上也沒有專擅之權。

（3）在人事權上，石雲濤的研究指出：“在安史之亂前邊鎮幕府中，闢請某人充任何種幕職，都要奏請朝廷批准。過去通常認為幕府一般職位的改易完全由方鎮制定，不符合開元天寶時期邊鎮幕府的情況。”用人權掌握在朝廷手中，這便使節度使隨意的擴張其勢力，培植其親信受到了一定的限制，開元天寶時期節度使是沒有獨立的用人權。

3、唐軍隊中的御史監軍制

唐朝在軍隊中實行御史監軍制度。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對節度使起著牽制作用，使其不能形成與唐中央對抗的狀態。《舊唐書·高仙芝傳》中指出，開元末年吐蕃貴族脅制小勃律，出擾塔里木盆地時，玄宗特派高仙芝征討，中使邊令誠就是監軍。獲得勝利後，高仙芝即草書向朝廷告捷，節度使夫蒙靈詧嚴厲斥責其越級報捷，為此“令誠具奏其狀曰：‘仙芝立奇功，今將憂死’。其年六月，制授仙芝鴻臚卿，攝御史中丞，代夫蒙靈詧為四鎮節度使，徵靈詧入朝”。這件事例表明監軍御史權力很大，使節度使權力的施展受到很大牽制，不僅對節度使有監督作用，而且有權撤換節度使。御史監軍的一紙具文竟使得高仙芝得到提拔，夫蒙靈詧被撤換。

總之，在唐前中期，節度使受到唐中央的有效控制。雖然，玄宗時，節度使積採訪使、營田使等使職於一身，且節度使任期較長，又有期其土地人民，職權漸大，但是透過實行質子制度，節度使因顧及質子的安全而不敢輕易的發動叛亂；朝廷在軍事上、財政上和人事上對節度使的牽制，使之不能專擅一權；御史監軍制度使節度使的舉動受到中央的監督和制約。正如王著所認為的，在天寶十四載（755年）安祿山叛亂以前，中央之威勢尚能控制各藩鎮。

三、唐前中期節度使制度的積極作用

唐代節度使制度是因鞏固邊防而設，且在安史之亂前，節度使的權力雖然在漸漸膨脹，但是仍不能與中央形成對抗之勢，在中央種種措施的牽制下，節度使在唐朝前中期的作用主要是積極的，這與設定節度使的初衷是相吻合的。

1、鞏固邊防，撫寧一方

安史之亂前，唐設定的節度使主要在邊疆地區。在開元年間及其以前，它的主要作用是積極的，所有藩鎮都不同程度的起著屏藩唐朝，維護統一的作用。

唐初以來，吐蕃不斷強大，其統治者為了掠奪更多的土地、人口、財物牲畜，漸漸陳兵邊境，躍躍欲試。唐高宗龍朔三年（663年），吐蕃發動了對吐谷渾的進攻，從而拉開了戰爭的序幕。此後，吐蕃軍隊便“連歲寇邊”，進攻隴右、河西，並盡據羊同、党項諸羌之地，“殺掠人吏”，“常為邊患”。這不僅給隴右、河西的農牧業生產和居民的生命財產帶來了長期嚴重的損害，而且也對座落關中地區的唐朝都城長安造成了巨大的威脅。

更有甚者，吐蕃統治者還勾結大食（即阿拉伯帝國）的統治者，侵犯唐西域邊境，從而更加劇了西北邊疆的緊張局勢。禍不單行，自高宗調露元年（679年）起，突厥的一些奴隸主貴族也東山再起。他們糾集殘部，屢次南下侵擾，“焚燒百姓廬舍”，“擄掠男女”，往往是“所過，殘殺不可勝紀”。此外，突厥軍隊還大肆搶“掠隴右諸監馬”。總之，其鐵騎一直踐踏到定州、幷州、鹽州、靈州、會州等地，殃及到今天的河北、山西、陝西、寧夏、甘肅等省的廣大地區的人民，數年之間，僅僅夏州牧監便因之損失馬匹十八萬。到永徽末年，突厥再次崛起，控弦百萬，奚、契丹都依附於突厥，也屢屢侵犯唐朝的邊境，對唐構成了極大的威脅。

鑑於吐蕃和突厥統治者對中原、邊境及至西域的頻頻軍事侵擾，大食統治者對中國領土的武力威脅，以及奚、契丹的多次騷擾，唐王朝做出了強烈的反應。玄宗時期便形成了“天寶十節度經略”的軍事格局。安西節度使“撫寧西域”，保證絲綢之路的暢通；北庭節度使“防制突騎施、堅昆”，維護天山南北地區的安全；河西節度使隔斷吐蕃與突厥的聯絡，“斷匈奴之右臂”，朔方節度使“捍衛突厥”，防止突厥兵南下；河東節度使與朔方節度使形成犄角之勢，共抗突厥，保證北部的邊境；范陽節度使監製奚、契丹兩蕃；平盧節度使“鎮撫室韋”；隴右節度使備禦吐蕃；劍南節度使“西抗吐蕃，南撫蠻獠”；嶺南五府經略使“綏靜夷獠”。這就使得唐沿邊各節度使的職責與各大軍區與所轄四夷的關係得到合理的分配，形成唐應對四夷的軍事防禦體系。

此後，因懾於唐朝邊防軍的強大威力，加上受到內地繁榮的經濟、文化的吸引吐蕃、突厥相繼求和，再申甥舅之好，重開“互市”。這不僅有效地保衛了中原人民和中原的經濟、文化，維護了內地和西域的聯絡，並且捍衛了中國的領土，而且對於唐前期經濟的持續發展和文化的高度繁榮，具有重大的意義。

唐朝置十節度使以備邊防是主要任務，但是每一個節度使都有地方兵，還要保衛所在地區以及比鄰的地區。如河東節度使不僅肩負著防禦突厥的對外軍事任務，而且擔任著拱衛京師的重要任務。河東地區位於長安和東都之間，在政治上佔據著特殊地位。孫逖《伯樂川記》載：“幽州、太原，襟帶之地。自河以北，幽州制之；自河以東，太原制之。”對唐朝來說，“山東人物之所，河北蠶綿之鄉”。內亂多發起於河北，而農民起義也多發生在這一帶，因而河東節度使的設定除了抵禦突厥之外，還用來控制山東、河北，這樣對安定內亂也就有了堅強的軍事後盾。

再如西北藩鎮，其在地理上靠近京畿，距離唐朝政治中心長安旦在且至，直接關係到唐朝廷的安危。在十節度使中就有五大節度使置於西北，有所謂的“精兵猛將，皆聚於西北”。西北藩鎮的設定達到了總數的五成，其主要的目的除了抵禦戎狄（即隴右、河西對付羌，北庭對付突騎施）外，還在於撫寧一方（即朔方之河套，安西之西域）。

可見，應對邊疆危機而設的節度使，在抵禦少數民族侵擾及鞏固邊疆維護統一和鎮撫一方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為唐的發展和繁盛創造了穩定和平的外部環境。

2、屯田的經濟和社會作用

節度使在轄區內進行屯田，一方面為其軍費開支提供了一定的保證，另一方面也加強了地方的建設。

府兵制實行時期，軍隊所用的武器、裝備、資糧均由府兵自備，如此，邊防軍隊的軍費主要來自民間。但是從高宗以後，由於戰爭的頻繁，邊軍屯戍逐漸長期化，府兵番役更代多不以時。這樣，為了解決軍糧問題，唐政府在屯軍地區大力發展屯田。《唐六典》卷七《屯田郎中》載有玄宗開元年間全國屯田數目，當時“凡天下諸軍州管屯總九百九十有二”，屯田的大力發展，為節度使的軍糧供應提供了保障，也就節省了財政開支。如朔方節度使建立者後，從開元十四年起領關內支度使營田使，掌管關內道的屯田。

關內屯田包括北使二屯，鹽州監，牧四屯，太原一屯，長春十屯，單于都護府三十一屯，定元城四十屯，東城四十五屯，西城二十五屯，勝州十四屯，會州七屯，原州四屯，夏州二屯，中城四十一屯，共計二百五十八屯。唐代“隸州鎮諸軍者，每五十頃為一屯”（《通典·食貨二》），則二百五十八屯為一萬二千九百頃，即一百二十九萬畝。據《通典》的記載，天寶八年，天下屯田收谷一百九十一萬三千九百六十石，而“關內五十六萬三千八百一十石”（《通典·食貨二》），居於各道之首。以朔方十萬軍士計算，每個人平均五點六石，可見，朔方節度使的軍糧部分透過屯田得到了解決。

屯田數量僅次於關內道居於全國第二位的是河北道，其屯田為二百零八屯，據《唐六典》記載，河北屯田分佈為：幽州五十五屯，靜塞二十屯，清夷十五屯，威武十五屯，北郡六屯，平川三十四屯，土盧三十五屯，安東十二屯，長安使六屯，渝關十屯。玄宗時，自備資糧的府兵制最終崩潰，被國家供養的、長駐邊地的健元所取代。軍鎮的大批出現，僅僅河北一地就有九個軍。到天寶初年，幽州節度使兵力達九點一四萬人，在諸鎮中勢力最為雄厚，再加上平盧節度使所轄的三點七五萬人，合計達到十二點八九萬人，幾乎佔到唐邊軍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六點三。

隨著河北屯集重兵，糧草供應問題越來越突出，一旦戰爭爆發，大軍雲集，更是“糧饋軍甲，動以億計”。區區河北一地無論如何也難以供應這龐大的開支，在這種背景下，河北屯田大興。天寶八載（749年）全國諸屯收谷一百九十一點三九六萬石，河北道達到四十點三二八萬石，約佔全國的百分之二十一。可見，屯田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河北軍糧緊張的問題。

屯田的發展不僅對解決邊防軍隊軍糧的解決有著重要的經濟意義，而且還有一定的社會意義。屯田的發展也是對唐邊疆地區的開發。當時的節度使主要設定在邊防駐地，隨著屯田的長期化及經營的制度化，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邊疆地區的發展。另外，屯田主要是為了解決軍糧，這必然會將中原的農耕文化傳播推廣到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與他們的遊牧文化進一步結合，不僅會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也加快了民族間的融合，也就為大唐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然而，我們也不能因此就過分的誇大節度使屯田的積極作用，同時，也應認識到節度使透過屯田，只能解決一部分的軍需，其軍費的大部分仍需要朝廷來提供，這是安史之亂前的節度使的共性。《通典·食貨六》載，天寶中期，度支歲入粟二千五百餘萬石，布、絹、綿二千七百餘萬端屯匹，錢二百餘萬貫，總計五千四百餘萬石端屯匹貫。而用於藩鎮的軍費“糴米粟則三百六十萬匹段，給衣則五百三十萬，別支計則二百一十萬，饋軍食則百九十萬石，大凡一千二百六十萬。”可見，藩鎮軍費支出佔到全部財賦的四分之一還要多。然而，節度使這種對朝廷的過分依賴性，也是其在安史之亂前不能與中央對抗，沒能形成叛亂割據的重要原因之一。

總之，雖說節度使的屯田沒有能夠完全解決其軍費開支，但是大規模的屯田也部分的解決了軍隊的供應，節省了財政的開支，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同時也促進了中國邊疆的開發和民族的融合。

3、對地方的建設

一些節度使重視對地方的管理建設，使其所轄地區得到長足的發展。如淄青節度使所轄的地區（主要在今天山東地區）在有唐一代，相當富庶，人口眾多，物產豐富，是重要的糧食和絲綢盛產基地。據《新唐書·地理志》的記載，淄青節度使長期管轄下的青、淄、登、萊、密、齊、海、沂、兗、鄆、曹、濮等十二州，天寶年間有戶十六七萬餘戶，三百九十餘萬人。十二州的貢賦中，除登州為麻、布，密州為絁、布外，其餘的十州均為絹、帛。可見當時這一地區是非常之富庶的。

結語

唐節度使的設定是唐軍國要政中的創舉，雖說在唐中期發生了節度使安祿山的叛亂，但不能因此而將其叛亂原因歸結於節度使的設定，這樣則過於偏頗。實際上安祿山的叛亂只是唐諸多社會矛盾的一個爆發點，唐經過百餘年的發展，在封建經濟高度發展的同時，造成嚴重的兩極分化，土地兼併，均田制破環，賦稅徭役繁重，導致廣大的自耕農破產，階級矛盾尖銳。而當時的統者早已拋棄先皇勵精圖治的精神，從唐玄宗後期開始怠於朝政，終日享樂，荒淫無度，並且寵信李林甫，重用安祿山，無限制地擴大節度使的權力，致使朝政紛亂，腐敗不堪，這就為有野心的安祿山發動叛亂提供了契機。

然天寶年間公設十個節度使，發動叛亂的只有安祿山一人所兼任的三鎮，其他諸鎮仍然是忠於朝廷的，且是平定叛亂的主要力量。《新唐書·兵制》載：“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號‘九節度之師’”。尤其是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河東節度使李光弼，在平判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正是這些節度使使得唐王朝的統治得以從新穩定。

所以，應該承認從高宗永徽年間直至玄宗天寶年間，在長達一百年的時間內，節度使的設定對唐王朝保衛邊防、開拓疆域、弘揚國威、促進民族融合、加強地方建設等等方面是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的，許多節度使都為大唐王朝立下了赫赫戰功，因而節度使在安史之亂前的積極作用使不能忽視的，更不能被其後來的消極影響所掩埋。

太宗、高宗之際，唐對周邊各族出兵，一則力圖解決邊患，一則為了開疆拓土。由於疆界不固定、戰事頻仍，很少有固定的駐防軍鎮。自從打敗西突厥後，疆界基本上固定下來了，防禦線大大延長，再調兵遣將東征西討已很不方便，而且原有的鎮、戍亦不足應付新的備禦形勢，需要有經常性的軍事設定，因而形就成了軍區。行軍大總管及都督就發展成了這種軍區的固定長官節度使。

唐節度使是玄宗以後至五代時的最高地方軍政長官。始唐睿宗景雲二年（公元711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時。玄宗開元、天寶之際，緣邊陸續設定了安西、北庭、河東、河西、朔方、范陽、平盧、隴右、劍南節度使和嶺南五府經略使。節度使官署稱為使府、幕府。幕職有節都副使等文職和都知兵馬使等武職，總轄區內的軍、政、財大權、轄區內州縣歸其統屬。

“開元盛世”的締造者唐玄宗李隆基中晚年葬送了自己奮鬥而來的一手“好牌”，盛唐由盛轉衰，開始了苟延殘喘的起伏！李隆基作為一個有作為的皇帝，自然知道要把權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要不然也不會有他擺平自己的姑姑“太平公主”，任用良臣開創的盛世了！那麼，並無糊塗的唐玄宗為何把大權交給節度使，併成為導致唐朝覆滅的根本原因呢？

有人認為，唐玄宗晚年寵信奸臣，沉溺美色，所以才導致了藩鎮偷偷發展壯大，以至於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可事實上，唐玄宗設立藩鎮節度使卻是在他執政初期，即“開元盛世”階段所幹的一件重大舉措，其初衷是為了解決長期困擾大唐帝國的兩大難題：邊患和財政危機。

唐王朝全盤繼承了“西魏—北周—隋”三代關隴帝國的軍國體制，持續不斷地對外擴張，便是帝國軍政機器運轉的必然。因此國家剛從戰亂中統一還沒幾年，人口還只有隋朝極盛時的1/4，(隋煬帝大業初年，戶口800餘萬，唐高祖武德年間，戶口僅僅剩下200餘萬），唐太宗李世民卻不曾和漢朝建立後一般休養生息幾十年，而是依仗著麾下一群猛將良將，將幾十萬百戰精兵，迅速投入到對外開疆拓土中，開國百年時間裡，四面八方同時開戰。

　　哪怕當時整個中原地區還遠未得到充分開發，如湖南一帶還十分荒涼，（整整五十年間才難得有一人中了進士，被稱為“破天荒”，當地大員喜出望外，特意獎勵70萬貫錢），福建、嶺南、貴州這些地區更遍佈荒山僻野，原始叢林，

　　唐王朝卻依然長時間將大量的國力軍力，持續投放到的距離中原萬里之遙的雪域高原，戈壁荒漠，天山南北，和突厥、薛延陀、吐蕃、吐谷渾、回紇、鐵勒、大食、突騎施、契丹、奚、高句麗、百濟、日本、南詔等一個個此興彼伏的對手交鋒，進行著遠東和整個亞洲的爭霸戰爭。

　　風捲戰旗陌刀霍霍，烽火連綿葬敵萬千，在鐵騎蹄聲和硝煙瀰漫中，大唐帝國終於建立起華夏王朝前所未有的最大版圖。唐太宗李世民也贏得了“天可汗”的稱號，唐高宗更成為稱霸亞洲的“天皇大帝”。

然而大有大的難處，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況下，戍衛邊疆需要付出非常昂貴的成本。比如在八世紀初期駐守西部的唐朝守軍兵力約為五萬，可是這五萬人的軍費開支卻比京畿地區十幾萬人部隊的開支更加巨大。到722年，整個帝國總兵力約為六十萬，其中多數為邊防守軍。

雖然唐朝的邊防軍人數不少，但在保衛國境線上能做的努力卻很有限。因為唐朝周邊勢力都是遊牧或半遊牧民族，他們的軍隊機動性高，且目標並非是為了佔領土地，而是要以突襲的方式劫掠糧食、人口。大部分邊鎮只有數百人駐守，如果遊牧騎兵大規模入侵，這點兵力顯然無法應對。每當這個時候，唐朝中央就必須出動大規模軍隊，並臨時任命有經驗的軍事統帥前往討伐。可是這個過程卻非常繁瑣，效率極低，往往是當大軍到達邊境時，敵人早就已經撤回自己境內，消失在茫茫草原和戈壁之中了。

為了解決這個難題，從唐睿宗（唐玄宗之父）執政後期開始就任命長期的節度使以指揮各防區。如果某個防區遭到進攻，身處邊疆的節度使就能迅速作出軍事部署而不需要像過去那樣等待朝廷任命戰地統帥和動員軍隊導致的長期延誤。

權力下放的效果立竿見影，唐朝邊防軍在節度使的指揮下戰鬥效率大大提升。因此在唐玄宗即位後相繼在邊疆地區設立了九節度使、一經略使，總共十大藩鎮，每個藩鎮節度使擁有一大批直屬軍隊（通常稱“經略軍”），其中兵力最多的范陽節度使擁兵達九萬餘人。此外，為了提高效率，藩鎮節度使還被授予行政大權，可以在自己管轄的藩鎮內任免官吏。

不過，節度使的設立雖解決了軍隊效率問題，但另一個問題卻仍很突出，那就是長期面臨的財政困境。唐朝從立國開始一直執行粗放式的財政政策，堅持不與民爭利。因此唐朝百姓比較富庶，但中央財政卻很吃緊。

唐朝疆域龐大，兵員眾多，所以後勤支援就成了個大難題。把各地的糧食、物資集中到京師，再從京師統一運送至邊疆地區是傳統的做法，但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況下，如此來回運輸，加上沿途損耗，勢必會造成驚人的浪費。《孫子兵法》中就提到過“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言下之意就是說，軍隊只需要吃“一鍾”的糧食，但如果由中央從地方收取再輸送到前線，需要付出“二十鍾”的成本。

雖然唐朝各地的邊防軍都設有軍屯，能部分實現自給自足，但軍費的“大頭”還是要靠朝廷撥款。可是唐朝國庫本來就不寬裕，很難承受這樣巨大的支出。為了實現高效率管理和運作，唐玄宗決定進一步下放權力，將藩鎮所轄區域的財政大權交給節度使，讓其實現自負盈虧。如此一來，節度使在掌握了軍權、行政權之後，又進一步掌握了財權，藩鎮儼然成為了節度使的獨立王國。

當然，最可怕的還是安祿山。唐玄宗天寶時期，全國邊境地區共有平盧、范陽、河東、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四鎮、北庭伊西8個節度使區，安祿山一人擔任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威權之重，到達頂點。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唐玄宗之所以要賜予節度使很大的權力，實在是形勢所逼之下的無奈之舉。假如唐朝沒有面臨吐蕃、突厥、奚、契丹等外族的威脅，假如邊境地區都歌舞昇平、一派和睦景象，那就根本不需要在邊境地區駐紮常備軍隊，也就不會設定節度使了。唐玄宗為了解決兩大難題而設立了節度使，可是讓他始料未及的是在幾十年後，節度使卻成了自他以後所有唐朝皇帝的最大難題。由此可見如何應對難題才是每個面臨困境的人真正該思考的問題。

節度使形成的原因：

1.唐朝中前期的持續擴張，對外大規模用兵不斷。

2.財政稅制方面，由於地域的擴張，服兵役的地點太遠，導致原來對中央財政和軍事壓力較小的府兵制瓦解，募兵制建立，將領和士兵相處日久，形成利益集團。

3.由於時代限制，交通不便以及通訊條件的落後，通訊的時效性不高，為了提高效率和對外取得優勢，迫使中央將一些權力下放到地方。

4.玄宗也不是糊塗皇帝，基本形成了東北和西北兩大相互制約軍事集團，同時在將領任用上，奉行三不：不久任、不兼任、不遙領，基本形成了相對平衡的態勢。

5.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制度在變形，將領和士兵的利益也出現異化。士兵的利益板結，有時候綁架了將領，以河北三鎮為典型。將領需要用朝廷的權威制約士兵，朝廷也需要靠將領約束士兵，到唐朝中晚期中央——藩鎮——士兵也形成了相互制約平衡的局面，維持了安史之亂以後唐朝一百五十餘年的國運。

6..唐均田制度的崩潰。從高宗、武后以來，均田制漸趨破壞，流民、逃戶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玄宗時期曾採用很多種辦法試圖解決。一是重申均田法令，嚴禁流徒；二是檢括客戶，聽其所在落籍；三是招募流民客戶充軍。在這幾種辦法中，前兩種都失敗了，於是，由於均田制度的崩潰，導致了唐兵制從府兵的徵兵制，向募兵制演化。

7.唐朝的國土政策由進攻政策轉為國土防禦。

斧正一點，節度使並不是唐玄宗設定的，而是在唐高宗永徽年間就有的，到唐睿宗時期才成為正式的官名。唐初沿北周及隋朝舊制，重要地區置總管統兵，旋改稱都督，惟朔方仍稱總管，邊州別置經略使，有屯田州置營田使。唐代開始設立的地方軍政長官。因受職之時，朝廷賜以旌節，節是當時一種全權印信，受有此全權印信者，便可全權排程，故稱節度使。

《資治通鑑》第二百一十卷唐紀二十六有載:唐睿宗景雲元年(公元710年)，丁酉，以幽州鎮守經略節度大使薛訥為左武衛大將軍兼幽州都督，節度使之名自訥始。景雲二年，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節度使開始成為正式的官職。

節度使制度之所以形成，是有幾個很重要的原因。

1.唐均田制度的崩潰。

從高宗、武后以來，均田制漸趨破壞，流民、逃戶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玄宗時期曾採用很多種辦法試圖解決。一是重申均田法令，嚴禁流徙;二是檢括客戶，聽其所在落籍;三是招募流民客戶充軍。在這幾種辦法中，前兩種都失敗了，而募流民客戶為兵的辦法雖能誘得"通逃者""爭出應募"，暫時解決了社會問題，卻使這批人漸漸成為僱傭兵而不可卒去。於是，由於均田制度的崩潰，導致了唐兵制從府兵的徵兵制，向募兵制演化。

2、巨大的擴張機器無法繼續執行，唐代邊疆形勢開始由攻轉守。

節度使制度的開端，是從唐開元天寶年間所設立的緣邊節度使。這和當時的邊疆形勢是分不開的。在這以前，唐在厲兵秣馬擊敗了東突厥之後，實際上對外用兵一直都是保持著旺盛著擴張進攻的。唐初先後擊破了東突厥，薛延陀，降伏漠北諸部，設立都督府; 此後，又打敗西突厥，滅高昌國，於其地設立州縣治理，奠定了唐朝遼闊的疆域。但進攻的步伐還沒有停止，顯慶年間又平西突厥賀魯，設立二都護府統其地。又在新疆以西，波斯以東的地區分置都督府十六、州七十二，縣一百一十。

中文名稱:節度使

性質:地方軍政長官

建立時間:唐朝初期

廢除時間:元朝

節度使制度的開端，是從唐開元天寶年間所設立的緣邊節度使。這和當時的邊疆形勢是分不開的。

眾所周知，自唐太宗起至唐高宗末年，唐邊境的軍事形勢發生了戰略性的轉變。唐太宗在位時，採用的是主動出擊、外線作戰的戰略方針，以騎兵進行長途奔襲、擊其不備為戰術原則。唐太宗之所以採用這樣的戰略方針和戰術原則，主要是擁有一支比遊牧民族更為精銳的騎兵部隊。唐太宗去世後，唐周邊軍事態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吐蕃、突厥、奚、契丹等少數民族的騎兵開始不斷襲擾唐邊境地區。面對周邊軍事態勢呈現的這種新特點，變唐太宗時期的軍事進攻戰略為軍事防禦戰略逐漸成為唐統治集團的共識。

在變唐太宗軍事進攻戰略為軍事防禦戰略思想的指導下，唐政府進行了如下軍事防禦戰略部署：在西部，長壽元年（692），唐政府在安西四鎮部署了一支軍隊，控制經塔里木通往中亞的商路，防禦吐蕃、突厥的突襲和阿拉伯人的入侵。在北部，唐政府在天山北側經伊犁河谷通往中亞的路線上駐紮軍隊，防禦突騎施、黠戛斯和東北突厥的侵犯。在沿關中和河東兩道的北部邊境，唐政府沿黃河北道建立了由常備軍和永久性堡壘構成的防禦體系，以應付東突厥默啜的掠奪。

唐高宗、武后時期，為了加強防禦力量和改變臨時徵調的困難，這類屯戍軍設定愈多，並逐漸制度化，形成有固定駐地和較大兵力的軍、鎮、守捉，各自置使。行軍大總管也逐漸演變成統率諸軍、鎮、守捉的大軍區軍事長官，於是長駐專任的節度使應時出現。節度使成為固定職銜是從睿宗景雲二年（711年)四月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開始的。

至玄宗開元、天寶間，北方逐漸形成平盧、范陽、河東、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四鎮、北庭伊西8個節度使區，加上劍南、嶺南共為10鎮，始成為固定軍區。節度使受命時賜雙旌雙節，得以軍事專殺，行則建節，府樹六纛（大旗），威儀極盛。節度使集軍、民、財三政於一身，又常以一人兼統兩至三鎮，多者達四鎮，威權之重，超過魏晉時期的持節都督，時稱節鎮。於是外重內輕，到天寶末釀成安史之亂。

【鑑春秋】，中華巍巍五千載春秋，歷史是一面鏡子，鑑古知今，學史明智。

一個國家進行一個重大制度變化，是與當時的社會環境相關的。在另一方面來說，新的制度一般都比舊制度較為先進。

唐朝節度使，發起於唐睿宗年間，成熟於唐玄宗時期。是由先前得地方軍事制度改革而來的，為什麼會有此改變？下面我從經濟、軍事等方面來進行闡述。

一、經濟方面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觀點。那麼一項重要的軍事制度的變化，根本原因也是經濟制度的變化。

我們都知道，唐朝初期，國家實行的土地政策稱為“均田制”。什麼是“均田制”呢？

“均田制”是自北魏時期建立，到唐德宗時期取消的一項重要的土地制度。含義主要為：國家無主的土地按人口數分給農民耕種，土地屬於國有，在耕種一定年限後，就給耕種者所有。這種制度是在戰爭年代，大量荒地沒人耕種，國家出臺政策，防止地主大量無償兼併土地，而使農民沒有或者很少的土地耕耘的制度。對北魏和唐初的經濟帶來了很好的促進作用，也使得農民逐漸拜託了地主的束縛，擁有了自己的土地。

與“均田制”對應的軍事制度為“府兵制”。就是國家給農民土地，農民為國家當兵，但是國家不發糧餉，糧草需要農民自己準備，這就有著“寄兵於民”的味道。

然而，隨著社會發展，唐高宗和武則天之後，均田制遭到破壞，地主階級權貴們土地兼併嚴重，國有土地透過各種方式不斷轉為私有土地，政府掌握的土地越來越少，再加上政府對農民橫徵暴斂，導致很多農民成了無地的流民、逃戶，這就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問題。為了改變這種社會問題，國家將這些流民徵募為兵，就形成了“府兵制”後的“募兵制”。

二、軍事方面

我們都知道，唐朝隨著太宗“貞觀之治”、高宗“永徽之治”、武后“貞觀遺風”到玄宗“開元盛世”，影響力達到封建社會的空前頂峰，邊疆也在不斷擴充套件，逐漸擊敗東突厥、西突厥等，使得唐朝的邊疆領土越來越大，邊防問題隨即而來。

上文說到，唐朝軍事制度改為“募兵制”後，軍隊所募之兵來源成分非常複雜，基本都是無依無靠之人，這些人在邊疆軍隊裡逐漸紮根，一代代繁衍生息，世代以軍旅為家，所以當地的軍事長官對他們具有生殺賞罰大權，影響非常之大，所以這些邊疆軍人並不知皇帝而只知軍隊長官。

另一方面，唐朝初期邊疆軍隊的後勤補給靠的是政府，政府募集糧草供應軍隊，但後來隨著軍隊的增多，僅僅靠當地政府來供給已經無法滿足，後來就建立了“屯田制度”，就是在軍隊內部進行生產，解決軍隊供給問題。初期，軍隊的屯田組織屬於朝廷戶部管轄，但是隨著發展，慢慢的就對軍隊的補給產生了掣肘，並不能及時供應軍隊所需。糧草不濟，軍隊的指揮調動以及將領的權威都受到嚴重削弱，唐軍的戰鬥力隨之下降。

大家都清楚，軍隊是一個國家安全的基礎基石，沒有一個強大的軍隊，哪怕國家再富足，那也是別人嘴邊的一塊肥肉，富而不大，大而不強，是歷史上王朝覆滅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任人宰割的根本原因。

所以，為了解決軍隊和地方的矛盾問題，朝廷不得不把邊疆地區的財政大權交給軍隊將領。這樣的話，在與軍隊相關的各項事宜都能集中進行，不受地方政府的限制，效率和效果都能得到很好的解決。

隨著軍隊進一步擴充套件，原來的一些地區必須逐漸合併，重新組成人數更多、防禦範圍更大、更能統一排程靈活的軍事組織架構，邊鎮將領的防區和權力進一步增大，這就形成了權力極大的節度使制度。

總結

唐朝之所以建立節度使制度，也是根據當時的經濟和軍事實際情來定的。

一、“均田制”的破壞，使得國有土地逐漸的被地主階級兼併而私有化，百姓擁有的土地逐漸減少，再加上政府的腐敗，對百姓橫徵暴斂，使得很多百姓棄地而逃，產生了很多流民逃民。建立在“均田制”基礎上的“府兵制”也隨即消亡。國家為了解決流民問題，將流民徵募為兵，產生了“募兵制”，這是形成節度使的經濟基礎。

二、隨著唐朝邊疆不斷擴充套件，軍隊人員和範圍越來越大，僅靠政府進行後勤補給已經無法滿足軍隊需要，由此產生了“屯田”制度，然而，“屯田”組織仍然歸屬朝廷戶部管轄，在後勤補給上，軍隊仍然受到很大掣肘，嚴重影響力戰鬥力。為了解決此問題，朝廷將軍隊所需的財政大權交給了領軍的將領，並且隨著形勢的發展，逐漸合併更大的地區，使得邊鎮節度使成了實實在在的掌握財政大權、軍政大權的一方大員，在一定程度上算一個“小政權”。這就為後來的“安史之亂”埋下了隱患。

【鑑春秋】，中華巍巍五千載春秋，歷史是一面鏡子，鑑古知今，學史明智。

節度使和唐朝都督類似，在唐睿宗李旦（唐玄宗父親）時成為正式官職。但節度使的大量設定，卻是在唐玄宗時期。而且，節度使在唐玄宗時期的權力逐步擴大，漸漸尾大不掉，埋下了“安史之亂”的隱患。

都督如何讓位於節度使

唐朝前期在地方的軍事組織體系是都督，由曹魏時沿襲而來。都督府在魏晉南北朝、隋朝時稱總管府，唐朝初期依舊沿襲這個名稱。在唐高祖七年（公元624年），才由唐高祖改總管府為都督府。

（都督府）掌所管都督諸州城隍、兵馬、甲仗、食糧、鎮戍等。（《通典》）

在唐高祖李淵時期，管理10個州以上的稱上都督府，不滿10個州稱都督府。到了唐玄宗時期，滿2萬戶以上為中都督府，不滿2萬戶的為下都督府。唐朝前期，都督府和若干都護府（如北庭都護府、安西都護府）互相補充，構成了邊疆地區的軍事指揮系統。

節度使中所謂的“節”，是當時的一種全權印信。當朝廷授予某人“節”後，他便得以全權排程當地的政治、經濟、軍事等種種力量。在唐高宗時期，就有都督持節，是節度使的雛形。

等到了唐睿宗、唐玄宗時期，為了加強邊防力量，遂設定節度使。在唐睿宗景雲元年（公元710年），節度使的官職首次出現。而在唐睿宗景雲二年（公元711年），以拓跋延嗣為河西節度使，節度使自此成為正式官職名。

（景雲元年）丁酉，以幽州鎮守經略節度大使薛訥為左武衛將軍兼幽州都督。節度使之名自訥使。（《資治通鑑》）自景雲二年四月，始以拓跋延嗣為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其後諸道因同此號，得以軍事專殺。行則建節，府樹六纛，外任之重莫比焉。（《通典》）

那麼，都督、節度使的官職都出現了。兩者之間是如何完成讓位的呢？當初，唐睿宗想要把天下劃分為24個都督府，令都督糾察州刺史以下的官員。但有大臣指出，這樣會使得都督權力太大，會對地方官員生殺予奪，因此這個命令並沒有執行。

所以，開元以前，唐朝邊防體制是都督府以及都護府以及它們的下屬機構組成。而到了開元后，邊防體制則轉化為主要由節度使構成。為了大開邊功，朝廷開始大力招募士兵，補充邊防力量。這些士兵，則由新設定的節度使統領。

而且，這些節度使往往兼領支度使、營田使、採訪使。原先主要管理軍務，並不涉及行政、財務的節度使，在唐玄宗時期得到極大發展，逐漸成為一個地區的最高行政長官。

隨著節度使開始專兵，原先統領府兵的都督府名存實亡，內輕外重的局面形成。等到安史之亂後，節度使更是擁兵自重，尾大不掉。那麼，唐玄宗為什麼非要設定節度使呢？這就涉及到唐玄宗時期的邊防形勢以及府兵的逐漸崩潰了。

唐玄宗為什麼大量設定節度使

唐玄宗即位初期，面對的邊疆形勢依舊嚴重。東突厥伺機隨時入侵，契丹一直夢想著佔領遼西，西突厥的突騎施勢力一直想吞併西域，吐蕃也想染指河西、隴右以及西域。

而自唐高宗末年，土地已經兼併十分嚴重，原先計口授田的均田制遭到破壞，農民逃亡現象嚴重。和均田制密切相關的府兵制，自然也加速了崩潰的速度。而且，此時的府兵地位低下，人們恥於當府兵。除了大量逃跑之人外，許多人甚至自殘身體，以躲避府兵的徵發。

長此以往，朝廷能徵召到的府兵，只是一些老弱。即使如此，數量還常常無法達到預期。面對這種無兵可用的局面，當時的宰相請求招募士兵，停止府兵徵召。對此，唐玄宗予以同意。

才開始，朝廷只是徵召的京師宿衛。京師的軍隊力量得到極大加強，自然可以威懾地方，“居重馭輕”。但不久之後，征戍之兵也開始由募兵充任，稱為長征健兒。到了天寶八年（公元749年）後，府兵制更是名存實亡，募兵制完全崛起。

而派往邊地的募兵，則由新設立的節度使統領。這對於當時嚴峻的邊防形勢來說，不失為一個好的解決辦法。但節度使同時掌控了當地的財政以及人事，尾大不掉的局面必將逐漸形成。

邊將擁兵太重，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

綜上所述，唐玄宗之所以設定節度使，是為了應對當時嚴峻的邊疆形勢，是為了增強邊防力量。是在均田制、府兵制崩潰的現狀下，而採取的積極補救方法。唐玄宗大量設定節度使的舉動，也不能說錯誤。

唐玄宗錯誤的地方，在於沒有重視京師防衛力量的建設，且缺乏對節度使的監察、控制約束。尤其是安祿山一人兼領平盧節度使、范陽節度使、河東節度使三鎮節度使，擁兵十八萬之眾。這無疑埋下了安史之亂的禍根，也使得唐朝由盛轉衰。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時期雖然對內政策做的不錯，開元年間任用賢相，在歷史上有著開元之治的美譽。然而在對外戰爭上，卻延續了自他奶奶武則天以來的連連敗北的尷尬局面。而他一手重點建立起來的節度使制度則在天寶年間造成了安史之亂。可以說安史之亂以及後期的藩鎮割據都是節度使制度的尷尬，那麼唐玄宗為啥設立節度使制度呢？



唐太宗時期唐疆域

節度一詞最早出現意思就是節制排程。唐代的節度使制度，則源於魏晉以來的持節都督，在唐朝前期主要是以行軍總管來代替，打仗時行軍總管持天子旌旗，打完仗就解除兵權。諸如在《神探狄仁傑》中狄仁傑去幽州平叛被武則天任命為河北道行軍總管。公元710年唐睿宗以幽州鎮守經略節度大使薛訥為左武衛大將軍兼幽州都督，節度使之名開始真正沿用起來。



唐玄宗設立的十個節度使

而真正把節度使制度推行起來的則是唐玄宗。唐玄宗在開元年間，設立了磧西、北庭、河西、隴右、朔方、河東、范陽、平盧、劍南、嶺南十個節度使。為啥設立這個十個節度使呢？首先從地理方位上來講，前八個基本都是都是為了防禦北方民族，如突厥，契丹。而劍南劍北則是為了防禦吐蕃和南召。這和明晚期的九邊重鎮似乎是類似。



節度使的盛行背後是唐帝國對外戰略由守轉攻的一個訊號。唐太宗時期北滅突厥，贏得了天可汗的稱號。但是自高宗武后時期對外用兵基本趨於失敗，唐武則天期間連年對突厥契丹用兵失敗。而到了唐玄宗時期更是四面受敵，北有突厥，東北有契丹、奚，西有吐蕃，南有南詔。由於四面受敵，唐朝開始收縮戰線，對東北少數民族契丹和奚晉封為王並進行和親，以騰出兵力對付西面北面的吐蕃和突厥。可是雖然在唐廷與吐蕃激烈鏖戰之秋，曾企圖緩和與東北"兩蕃"的關係，並於天寶四年(745)再度"和親"，但契丹、奚竟殺公主而叛，朝廷始終未能騰出東北這隻拳頭，相反必須在那裡集結大批兵力。為了能夠有效的給節度使權利，唐玄宗索性把採訪使的權利直接給合併到節度使身上。



而安史之亂中造反的安祿山則兼任10個邊疆節度使中的三個，河東、范陽、平盧，而且由於玄宗寵愛，還被加封了郡王。安祿山基本成了河北王，節度使權利很大，軍政大權一把抓。而邊疆防禦計程車兵又都是能戰之兵，這樣安祿山的叛軍能夠直搗長安洛陽也就不足為怪了。而為了平定安史之亂，唐玄宗又在內地設定了大量的節度使，這樣固然能夠有效組織軍隊反擊安祿山叛軍，但是戰後戰功碩碩的各節度使已然無法控制。加上投降的河北安祿山舊部為了安撫也被封為節度使。事實上安史之亂後，各地節度使如雨後春筍般的起來，而唐自安史之亂後中央朝廷再也沒能有效管理各地，各地節度使父死子繼，儼然諸侯。五代時，更是節度使相繼稱王，這個局面直到宋太祖杯酒釋兵權才得到改善。

1、唐高祖（李淵）武德六年 (公元623年)， 諸州總管加號使持節。

唐高宗（李治）永徽 (公元650年～公元655年) 以後，都督帶使持節即為其任，不帶節者不是。

2、唐睿宗（李旦）景雲二年(公元711年)，賀拔延嗣除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始有此號。

3、唐玄宗（李隆基）天寶 (公元742年～公元756年) 初，沿邊有九節度使。受職時，雙旌雙節，總領軍旅民政，專誅殺，外任之重，無與倫比，轄區內各州刺史 (郡守) 皆為其屬，併兼領所駐州刺史(郡守); 若親王、宰相遙領，則以副大使知節度事。

凡節度使，必帶中央官銜，最高帶同平章事，名曰使相。

4、唐肅宗（李亨）至德 (公元756年～公元758年) 以後，天下用兵，中原刺史亦循其例，授此號。

所轄地區多兼軍號，如澤潞節度使號昭義軍節度使。

河北等地節度使擁兵自大，傳位子孫或部將，不奉朝命，世為藩鎮。

5、唐僖宗（李儇[xuān]）中和元年 (公元881年) ，党項首領拓跋思恭（因平定黃巢有功被賜皇姓“李”）被封夏州節度使，党項歷代首領均封此職，充其世襲。

首先要說明的是節度使這個職位是由於唐高宗時期的各種軍事行動需要協調的原因，皇帝給一些軍事官員賦予了節度使這一稱號，負責當地軍事，不過此時節度使並不是官職，只是一個臨時性的稱號。到了唐睿宗李旦景雲二年（公元711年），由於用兵需要，皇帝給涼州都督賀拔延嗣一個新的官職——河西節度使，就此節度使才成為了正式官職。

唐玄宗時期，先前的府兵制已經無法應對西方和西北的軍事行動，於是唐玄宗在邊境採取募兵制，也就是招募士兵給他們發固定的薪水，不在需要他們邊打仗邊種地了。但是募兵制的開銷成本十分的高，而唐朝廷的財政收入無法支撐如此高的花銷，唐玄宗決定進一步削減內地的府兵，這樣一來邊境計程車兵就佔了全國士兵的大半以上。甚至為了解決軍費問題，唐玄宗直接授予一部分節度使行政權力，讓他們自行在當地搜刮軍費，這樣朝廷就不在需要負責他們的軍費問題，也不需要朝廷操心了。

玄宗時期大量節度使的誕生，緣由在於玄宗時期頻繁的對外戰爭淘汰了先前的府兵制，於是朝廷用了軍事素養更高的募兵制，但募兵制的軍費花銷很高，而唐朝依舊還是小農經濟，商業還不像宋代那麼發達，財政收入無法支撐正常的募兵制，於是授予了節度使行政權，自行解決軍費，這樣一來節度使不僅負責兵馬還負責政事和稅收，還擁有當地官員的任命權，節度使的兵源也是從民間募兵，這樣士兵就會和軍事長官有著強烈的忠誠關係，皇帝反而邊緣化了，為安史之亂的爆發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