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是一個罕見的、同時把“與百姓關係”及“與官僚關係”兩方面一起搞砸的君主。一般來說，銳意改革的君主（明太祖、清世宗等），會損害到官僚集團利益（改革即利益的再分配），百姓因而能獲得實惠。與之相對，縱容官僚貪墨、橫暴百姓的君主（帝王大抵如此，宋代尤多），雖然民怨鼎沸，卻多為地主階級所稱頌。崇禎的情況極特殊。他一方面刻剝百姓，致天下民亂四起；一方面殘害官僚，致君臣離心離德。對官僚，崇禎是“獨夫”，對百姓，崇禎是“民賊”，合獨夫民賊為一者，世所罕見。本文主要從以下兩方面進行敘述討論。一、崇禎對百姓的態度及行為。二、崇禎對官僚集團的態度及行為。每部分按時間先後順序敘述。篇幅所限，僅以典型事例加以論述。注：本文一萬八千字。閱讀需耐心，特此提示。轉載需備註“知乎胖咪”云云。（一）崇禎對百姓明末階級矛盾空前尖銳。宗室（朱姓藩王、將軍）、勳臣（洪武、永樂朝因軍功世襲的功臣子弟集團）、官僚（憑科舉或蔭選入仕途者）、縉紳（民間地主階級）攫取了社會絕大部分生產資料，普通百姓承擔沉重的賦稅徭役。明末階級矛盾的具體表現，可參考我另一篇文章。李自成和明朝打的時候，失敗百次能重起百次，但為什麼一被清朝打敗就恢復不了呢？本部分共七小節。1、裁撤驛站 2、陝西民亂 3、增派遼餉 4、山西民亂 5、河南民亂 6、增派剿餉 7、增派練餉1、裁撤驛站明代驛站，承擔傳遞官方文書、招待達官顯貴旅行食宿的職能。至明末，驛站制度基本崩壞。地方官僚隨意私吞公費，勒索錢財，毆打驛卒。驛站人夫困頓，馬亦缺額。兵部勘合有發出無繳入，士紳遞相假，一紙洗補數四。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絲。--《明史-毛羽健傳》崇禎二年，縮減驛站經費，裁汰驛卒。本質上講，明代驛站的職能，除傳遞文書、招待官僚等“表面功夫”，更深層其實是“維穩”。即透過招募臨時工（驛卒），來收編社會閒散青壯年，避免其遊手好閒、打架鬧事引發社會動盪。類似的政府機構及維穩行為，歷代皆有。比如宋代常去災區招募青壯年災民入伍；比如現代社會，某些機構會招募明顯過剩的安保、安檢、編外人員。崇禎未必不知道“驛站的深層職能”；但為節省銀子，還是將大量閒散青壯年盲流重新放入社會。青壯年閒漢，失業無以謀生，後果可想見。裁撤驛站，合計省銀六十八萬五千八百二十餘兩--《驛遞裁扣事竣疏》 作者劉懋，時為刑科給事中李自成即崇禎二年下崗浪潮中“被最佳化”的一員，之前是寧夏銀川驛驛卒。李貧無生計；逢陝西大旱，參加不沾泥（張存孟）的農民軍，踏上反政府武裝的道路。李自成一銀川驛之馬伕耳，奮臂大呼，九州幅裂。--《米脂縣誌》能從全國待崗青年嘴裡硬摳出68萬兩銀子，不可謂不刻剝。補充：明末的驛站混亂到什麼程度呢？我舉一例。【鄧文】是大學士【王應熊】的乾兒子。鄧文叔父【鄧琳】欲將搜刮的財物運回老家，勾結王應熊（大學士）、張鳳翼（兵部尚書），在沿途驛站勒索了25匹馬，123名人夫。更甚者，鄧氏還向驛卒勒索20兩銀子做“壓馬錢”，未償所願（僅敲詐到12兩）。鄧氏怒，將兩名驛卒毆成重傷。此事記錄在河南巡按御史【金光宸】編著的《兩河封事》中。這還是崇禎二年整頓驛站、裁撤驛卒之後的事情。頂風作案猖獗至此，崇禎所謂的“整頓效果”可想而知。裁撤驛卒，除了從待崗青年嘴裡敲銀子，正面效果基本為零。2、陝西民亂崇禎二年，左都御史【楊鶴】赴陝，招撫流民。皇帝勉強掏了10萬兩內帑（私房錢）應付。崇禎年間歲入約1300萬兩，半入內帑；外加上萬歷末期攤派的遼餉（崇禎三年再次加派遼餉前）還有額外約500萬兩。上文所述、崇禎搞驛卒裁汰即節省白銀68萬兩。陝西大災，饑民盈路，餓殍流離，皇帝卻貪鄙至此。楊鶴壓力山大，連呼“流民窮困飢餓，不給夠飯吃，早晚必再反。”諸賊窮餓之極，無處生活，兵至則稽首歸降，兵去則搶掠如故。此必然之勢。--《楊鶴對詔獄供狀》前賑臣（李繼貞，時任兵部職方司）攜十萬金往，度一金一人，止可活十萬人。而鬥米七錢，亦止可活五十日耳。皇上宜敕賑臣回奏，前十萬金果足乎？不則當早沛恩膏，雖內帑不宜惜也。--《綏寇紀略》崇禎愛財如命。聽聞又要掏錢，就不耐煩了，暗示下面招撫行不通。（帝）言朘削（即剝削）則喜，請兵食則怒。--《懷陵流寇始終錄》（帝）徵榷之使，急於星火；蒐括之命，密如牛毛。--《天下郡國利病書》注：《天下郡國利病書》的引用本是形容萬曆朝礦監弊政的；但明末自萬曆以降，諸帝刻剝百姓成癖；《明末農戰史》的作者顧誠即把此話用來形容崇禎，特此註明。地方官嗅到了風向變化，為表忠心、立刻高舉屠刀，大肆殺戮歸順的饑民。陝西巡按【李應期】、延綏巡撫【洪承疇】、總兵【杜文煥】將已投降的流民帥左掛子（王之爵）、苗登雲等部眾全部殺害；守備【賀人龍】也騙殺三百餘已投降的農民軍。洪承疇命守備賀人龍勞降人酒，降人入謝，伏兵斬三百二十人。--《綏寇紀略》崇禎聽說下面懂得揣摩、執行自己的心意，很是得意；誇獎洪承疇等人“會辦事兒”。（帝言）“賊勢猖獗，招撫為非，殺之良是。”--《國榷》為表明立場，崇禎又將鴿派（主撫派）的楊鶴下獄。胡說什麼“流寇猖獗，楊鶴不知剿滅，有負聖恩”。其實楊鶴去陝西賑災招撫的時候，崇禎是支援的、還開了內帑；此時怎能怪楊鶴“剿匪不力”？楊鶴是奉旨去招撫流民的，又不是去屠殺百姓的。崇禎為推卸責任，言語錯亂，胡說八道，甚至藉機修理大臣，屠戮降卒，令人語塞。“楊鶴總制全陝，何等事權！乃聽流寇披猖，不行撲滅，塗炭生靈，大負委任。著革了職，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究問。”--《楊文弱先生集》崇禎初年，陝北民亂尚未成氣候時，明明可以用銀子（開內帑）解決的事兒，偏偏要用屠刀。饑民何罪之有？清平時節承擔沉重的賦稅徭役，用自身的膏血供養地主官僚吃喝淫樂；災荒年間死走流離、家毀人亡；實在活不下去，參加農民軍搶地主糧食。就算投降官軍，亦不免遭誅戮。京城的少年皇帝，還視饑民為亂黨，恨不能盡殺而後快。鴿派的楊鶴，家門不幸。其子【楊嗣昌】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反動官僚，是崇禎中後期頭號劊子手，無數次組織參與屠殺農民軍和災民，還留下一句反動名言——“鬧災了，老百姓蹲家裡乖乖餓死就好。出來造反？螳臂當車不自量力。”不作安安餓殍，效尤奮臂螳螂？往來楚蜀肆猖狂，弄兵潢池無狀。雲屯雨驟師集，蛇豕奔突奚藏？許爾軍民綁來降，爵賞酬功上上。--《西江月》崇禎三年九月，陝西饑荒愈發嚴重。巡按【李應期】曾上疏皇帝請求減免賦稅，崇禎一口回絕。最終妥協的結果是“崇禎元年和二年的賦稅可適當減免，本年的不可再免”。四年二月，戶部求皇帝開內帑賑災，崇禎怒，又不允。（崇禎也不想想，陝西災民都淪落到吃大雁屎和觀音土了，哪來的錢交稅）。臣（馬懋才）鄉延安府，……殆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山中石塊而食。其石名青葉，味腥而膩，少食輒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民有不甘於食石以死者始相聚為盜……與其坐而飢死，何若為盜而死，猶得為飽鬼也。最可憫者，如安塞城西有糞場一處，每晨必棄二、三嬰兒於其中，有涕泣者，有叫號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土者。至次晨則所棄之子已無一生。而又有棄之者矣。--《備陳災變疏》3、增派遼餉崇禎二年，金兵入遵化，攻打北京。崇禎禦敵無方，恨恨不已。三年末，增派遼餉。從本已窮困潦倒的百姓嘴裡，繼續摳取血汗膏脂。為掩人耳目，官府壓榨百姓錢財的醜行，被皇帝美化為“百姓同仇敵愾，豈會珍惜區區銀子，而忘記民族大義（能無好義之思）？”言語昏悖，令人發笑。向緣東事（即遼事）倥傯，履畝增賦，豁寢無日，久軫朕懷。乃邇來邊患靡寧，軍興益急，戶部諮奏再三，請於每畝除見加九釐外，仍再徵銀三釐，前後共銀一分二釐。惟北直保、河六府向議免徵，今量行每畝加徵六釐。前項俱作遼餉，事平即行停止。朕因廷議既協，權宜允從。凡我百姓，各有同仇之志，能無好義之思？--《崇禎長編》卷四一詔書中“北直保、河六府向議免徵”是因為去年（即崇禎二年）金兵在北直隸抄掠過重，生產力無法恢復，所以暫時免徵。不是皇帝慷慨，而是當地百姓實在是被金國搶得褲子都沒了，想徵也徵不到錢罷了。至於詔書中“前項俱作遼餉，事平即行停止”，更是徹頭徹尾的謊言。遼事伴隨天啟、崇禎兩朝相始終，何曾有半日平止？崇禎戡不平內亂（吝惜財貨，壓榨百姓，甚至鼓勵殺降，故意挑起內亂），又豈復餘力滅金？這句無恥至極的言論，翻譯成人話就是：“滅不了金國，那明國的百姓就必須每年額外繳稅。”再結合那句“能無好義之思”的帽子，誰不交錢誰就是漢奸、金奴、民族敗類。明末士紳免稅，飛灑、詭寄層出不窮。真正的逃稅大戶，恰恰是宗室、勳戚、官僚、縉紳這群大官僚大地主為代表的流氓；崇禎作為這群反動頭面人物的總代言人，其真實立場、心態可想而知了。注：飛灑：明、清地主勾結官府，將田地賦稅化整為零，分灑到農戶的田地以避稅。詭寄：明代糧戶，將田地詭稱屬於他人以逃避賦役。明代仕宦和坤衿人家可免雜役，後來這種特權擴大，所有徭役均可優免。無優免特權的多田糧戶，就將田地寄在鄉宦、舉監、生員、吏丞等特權家庭名下以避稅，稱“詭寄”。4、山西民亂崇禎四年，陝西的饑民帥【王嘉胤】挺進山西沁水。注：王嘉胤，陝西流民帥之一，與流民帥【王二】齊名，天啟末年最早一批因饑荒而起事的亂民首領。知縣張鬥耀坐堂逼餉，淫虐百姓，王二等饑民殺之亡命。王二事件充分說明了明末階級矛盾的不可調和程度（一般情況，災民只敢流亡逃荒，決不敢殺害地方官員）。王二歿後，王嘉胤勢力最強。著名的流民帥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都曾在王嘉胤麾下共事。其於崇禎四年五月敗歿，流民帥【趙勝】同年九月亦敗歿。注：趙勝，諢名“點燈子”。陝西清澗人，書生。崇禎三年，挑燈夜讀，被官府汙為“欲效黃巢、夜讀造反”抓了充數槍斃。趙勝驚惶亡命、遂反。明末啟、禎間，朝政敗壞，官軍屠百姓“借腦袋獻功”者多如牛毛。民有諺語“賊過如梳，兵過如剃”（一說“賊梳兵篦”）。山西在陝西之後接連發生民亂，有深刻的社會根源。一方面固然有天災因素，另一方面，崇禎喪心病狂式的刻剝榨取，才是民亂的根本緣由。朝廷核價二十二萬的稅收，攤至民間，實際數額超過百萬。山西省內，弱者僕於道路，青壯大呼造反。太僕寺卿【鄭宗周】上疏，極言民情危急。崇禎充耳不聞，一味逼餉，一味催剿，恨不能把饑民殺盡。蓋晉土自天啟初年以來，無歲不災，而去年尤甚。重以沿黃之派，急於星火，轉運艱難。在朝廷雖算價二十二萬，而民間所費實已不止百萬。有司但顧考成，新舊並催，鬻子賣妻，剜心敲髓，民之皮骨已盡。今日春雨未沾（暗示朝廷不肯救濟），風霾日異，人心洶洶，朝不保夕。弱者轉於溝壑，強者嗔目語難。斬揭四起，勢所必至。--《崇禎長編》卷四四崇禎對待百姓，比其兄更兇殘。陝西鬧災，便屠陝西；山西交不起稅，又故技重施，發了瘋般催促“剿匪”。山西境內，吃不飽飯、繳不起稅、付不起（遼）餉的百姓，統統被當作賊給剿了。百姓大呼而起，斬木揭竿，從賊附逆者萬餘人。沁（陽）之南暨邑東西，賊建號樹幟者不一而足，或以萬計，或數千。既揭竿，脅從者且十五六。--《冀南道兵備副使王公平冠碑》引自《絳州志》當地一位反動士紳【王臣直】見狀，驚呼“亂民中的山西人比例怎麼越來越高！”始之寇晉者，秦人也（陝西人）；今寇晉者，半晉人矣（山西人）。二三月間，從賊者十之一，六七月而從賊者十之三，至今冬而從賊者十之五六矣！--《存恤良民以輯流寇議》當地士紳，豈會不知箇中緣由？不過是利益切身，被階級屬性矇蔽雙眼罷了。至於階級屬性最反動的崇禎皇帝，蔑視百姓，置若螻蟻，棄如敝履的行為更是理所當然。5、河南民亂崇禎六年冬，饑民衝破明廷在晉、冀、豫交界處的武裝封鎖，挺進河南。晉、陝饑民入河南，算是“找到了組織”。河南以一省之力，供養了朱明七府藩王，境內百姓早已被壓迫到無以復加；民意洶洶，大旱望甘霖般盼望著義軍前來傳授“革命經驗”。注：河南七府：開封的周王；南陽的唐王；洛陽的福王（洛陽以前還有個伊王，因罪被廢）；懷慶的鄭王；均州的徽王；衛輝的潞王；安陽的趙王。河南一省供養七府。藩王、將軍們大肆圈地、抄掠民財，百姓無力負擔。以陝西漢中的瑞王為例：瑞藩每年的支用花銷，須由陝西、山西、河南、四川四省共同分擔。而河南境內的潞藩、福藩都屬於中後期分封的宗室（潞藩是神宗弟弟，福藩是神宗兒子），全國早已沒有多餘的土地供養這群寄生蟲了。皇帝下令，由全國各省，共同承擔供養朱明王爺的義務（萬曆年間宗室13萬餘，崇禎年間少說20萬，有的學者估算破百萬）。潞藩封地四萬頃，即400萬畝；福藩兩萬頃，200萬畝。朱門餘棄膏粱，民間易子相食。（河南）野無青草，十室九空。於是有鬥米值銀五錢者，有工作一日不得升米者，有采草根樹葉充飢者，有夫棄其妻、母棄其子者，有賣一子女不足數餐者，有自縊空林、甘填溝渠者，有餓死路側者，有鶉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枕比（逼）而斃者，有泥門擔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殘食者。加之以誅求，重之以供應，而且責之（河南百姓）以兵糧、器械、米豆、芻茭，悉索敝賦以應河北之求。正賦之外，有加派焉（即遼餉），而且盡追數年之舊逋（追逼欠稅，所謂“帶徵”），而且先編三分之預徵（收未來的稅，享受崇禎的福報），連索久逋額外拋荒之計祿。--《明德先生文集》作者【呂維祺】，南京兵部尚書（明朝六部一共兩套班子，北京南京各一），目見耳聞，驚心動魄。呂尚書路過的村落，家無吠叫之犬（暗示已死絕戶），奉旨逼餉的官僚卻仍然狠狠砸門；良民因交不起稅，被捆綁鞭打、囊撲，血流盈階。舊額未完，新餉已催；新徵甫畢，舊逋又下；額內難緩，額外復急。村無吠犬，尚敲催呼之門；樹有啼鵑，盡灑鞭樸之血。--呂維祺呂維祺良心發現，寫下《中原生靈梳》上啟崇禎；望皇帝愛惜百姓，體察民情。崇禎置若罔聞。魔怔般一味催餉（即奏疏中的“責河南以兵糧器械、以應河北（黃河以北）之求”以及“舊額未完，新餉已催”），又一味催剿。崇禎七年，大張撻伐，組織五省會剿，命【陳奇瑜】為總督軍，準備將饑民徹底絞殺在河南境內。農民軍戰不利，在百姓協助下，逃往陝西、四川。注：崇禎十四年，呂維祺在洛陽、與福王同日被戮。呂維祺雖天良未泯（奏疏中看得出還算有點兒人性），但是最終不免淪為反動階層的走狗。（呂）身為大官僚大地主的一員、為了維護本階級的反動統治而殉葬也頗合情理。福王則被義軍分屍、啖食略盡。崇禎八年，流民入安徽。掃地王（張一川）、太平王攻陷鳳陽，燒龍興寺（朱元璋出家寺院），掘明太祖祖墳（太祖皇考朱世珍陵寢在鳳陽）。當代網路上有一種聲音，大抵出於對亡國之君的同情，說明朝皇帝是“祖宗作惡，報在子孫”；就實際情況看，恰恰相反，是“子孫作惡，報在祖宗”。（反動派）想用反革命的屠刀殺出一個天下太平。殊不知，越是狠命把老百姓的褲帶勒緊，套在他們自己脖子上的絞索也就拉得越緊。--顧誠6、增派剿餉崇禎九年，闖王高迎祥敗歿。崇禎喜，欲一鼓作氣，蕩平李自成、張獻忠等殘餘勢力。皇帝起用著名反動官僚【楊嗣昌】任兵部尚書，著手剿滅所謂亂民。楊嗣昌建議“四正六隅、十面張網”。一言蔽之，就是以陝西、河南、湖廣、鳳陽為“四正”，著當地督撫進剿；以山東、山西、延綏、應天、江西、四川為“六隅”，著當地督撫防禦。十面出擊，徹底困死農民軍。側面也可看出，崇禎三年之前，僅僅集中在陝西一地的民亂，到崇禎九年，已蔓延至全國。全國都鬧災？全華人民都喜歡做賊？亂民者，不過是在苛政、雜稅以及昏君、貪官、酷吏壓榨下，被逼反的百姓。所謂亂民，實是良民。十面張網，必少不了增兵增餉。最後決議，增兵十二萬，增餉二百八十萬兩（所謂剿餉）。明末經濟凋敝，階級矛盾尖銳，哪搞得來二百八十萬兩銀子？楊嗣昌勸皇帝開內帑，崇禎卻裝模作樣地哭窮：“本來是該朕掏錢的，可是，朕現在也囊中羞澀。前兩天讓你們核查內帑的餘額，活兒辦的怎麼樣了？”（帝言）“賊定要大剿，定要用大兵。只是錢糧若不出於民間，就該發帑藏了。目今帑藏空虛。因糧與加派無異，前查約數若干限二日內奏奪，如何不見奏來？”--《楊文弱先生集》注：楊文弱即楊嗣昌，字文弱。崇禎十四年張獻忠破襄陽，屠盡當地宗室。楊自知罪大，驚懼而死（一說畏罪自盡）。楊長期出任兵部尚書，耳聞目見，誠可採信。盧象升做兵部尚書時，推行“因糧”增餉。簡言之，土地肥沃者多交錢，大戶多交錢；土地貧瘠者少交錢，小戶少交錢。盧象升在明末反動官僚階級中，屬於少見的好官，具備一定的民生意識。至楊嗣昌，把盧象升那套斃了，搞“均輸”。簡言之，不論有錢沒錢，不論土地肥瘠，所有人一起交錢。楊嗣昌還信口胡謅，汙衊盧象升的“因糧”為沽名釣譽、弄巧成拙。因糧輸餉，前此盧象升奏行一年，不能應手。良由宦室富民從來飛灑、詭寄，以避大戶差徭，如今欲分貧富，其事甚難，只分得個巧拙而已。--《楊文弱先生集》注：“飛灑”、“詭寄”在前文“陝西民亂”部分有解釋，讀者可自行檢視。崇禎聽聞可以多刮銀子，很是高興，也跟著附和“因糧與加派無異”。因糧與加派無異，難道均輸就與加派有異？無非是盤剝得更加兇狠、吃相更加難看罷了。崇禎十年四月，正式推行剿餉。皇帝在詔書中裝模作樣地說“暫累吾民一年。”其實剿餉一直延續到了崇禎十七年明朝滅亡，才正式（被）結束。當然，崇禎故伎重演，又開始像增派遼餉時，給老百姓扣民族主義的高帽，胡扯什麼“（百姓）自然好義樂輸”之類的混話。“流寇蔓延既久，生民塗炭已極。不集兵會剿，賊不能速除；不多措錢糧，兵不能大舉。帑部匱詘，設處無方。廷議改因糧為均輸，暫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籌思再四，萬非得已。……遍集官吏，嚴行戒飭，遞布鄉村，詳加勸諭，使遠邇盡知，貧富均納，果能遵行無擾，自然好義樂輸，剿功告成，一體敘錄。”--《平寇志》除了壓榨鄉里農民，城市居民的日子也越發難過。皇帝下詔，民間有房子的，不論大、小戶，必須交錢，一個門面收一錢銀子的稅。百姓急眼了，私下罵崇禎為“重徵”。每門面之內有房一間即稅銀一錢。--《三垣筆記》呼崇禎為重徵。--《三垣筆記》注：三垣筆記作者李清，崇禎朝進士。歷仕吏、兵、刑三部給事中，崇禎朝事，其多所親歷，筆記價值極高。逼迫沒造反的良民，多納苛捐雜稅，用以剿殺已造反的良民。這是什麼行為？割貓尾巴拌貓食兒。傻蛋都能想明白的道理，崇禎、楊嗣昌為代表的這群反動到骨髓的統治階級，愣是想不明白。7、加派練餉崇禎十二年，國勢愈發糜爛。也實屬正常，逼餉越狠，百姓就越反，農民軍勢力就越發壯大。楊嗣昌故技重施，提議增兵。宣府、大同、山西三鎮，兵十七萬八千八百有奇；……延綏、寧夏、甘肅，固原、臨洮五鎮，兵十五萬五千七百有奇；……遼東、薊鎮兵二十四萬有奇；五總兵各練一萬，總督練五萬，外自錦州、內抵居庸，東西策應，餘授鎮、監、巡撫以下分練。汰通州、昌平督治二侍郎，設保定一總督，合畿輔、山東、河北兵得十五萬七千有奇；四總兵各練二萬，總督練三萬，北自昌平，南抵河北，聞警策應，餘授巡撫以下分練。--《明通鑑》按其方案，合計增兵七十三萬。對明末清初史料稍有了解的人、都能看出，楊嗣昌提出的數字純屬意淫。萬曆朝薩爾滸之戰，明廷、葉赫女真、北韓三方合計出兵不足15萬（明史稱27萬）；天啟朝熊廷弼、王化貞經略廣寧，經撫之爭，熊可驅兵卒不足5千，王所轄兵僅6萬（號稱6萬兵蕩平遼瀋，最後自己被金國打得全軍覆沒、下詔獄了）；崇禎朝松錦之戰，空國北上，明朝九邊精銳盡出，合計13萬（再次全軍覆沒，洪督師和祖大帥一起剃了頭，報效新朝去了）。楊嗣昌所謂的增兵73萬，純粹是反動官僚階級恫嚇農民軍、順便私下勒索民財的鬼把戲罷了。蓋各邊將士視米豆如泥沙，止欲金錢而已。--《野老漫錄》注：明廷末期，衛所制度崩壞，軍官豢養私兵（即“家丁”），收納義子，互結姻親（比如吳三桂是祖大壽外甥，比如清初三順王是毛文龍義子、義孫；皮島繼任總兵沈世魁是毛文龍丈人）；兼刻剝士卒，虛報成風，藉以貪墨軍餉。東江毛文龍，號稱精兵二十萬，稽核後不足三萬；武昌左良玉，號精兵百萬（明史稱八十萬），實際定員兩萬五千。左良玉後期招募流寇，呈現軍閥化傾向，實際兵力確有10-20萬（弘光朝），但所謂百萬也純粹胡扯。明廷內部，理智尚存的官僚，大約也發覺了“增餉”和“流民造反”之間的關係，他們擔心增兵（所謂）73萬所帶來的沉重稅負壓力，可能會逼更多百姓造反。楊嗣昌卻信口開河，胡說什麼“田地都在富戶手裡，讓富戶多出點兒血，還能有效緩解土地兼併”。（嗣昌曰）“無傷也。加賦出於土田，土田盡歸有力家，百畝增銀三、四錢，稍抑兼併耳。”--《明通鑑》滑天下之大稽。明末的稅負還能攤到地主老爺頭上？明末地主如肯納稅，李自成之流能成得了氣候？李自成的比餉鎮撫司是為誰設立的？張獻忠的江口沉銀是從哪搞來的？清廷入關之初，順治為了讓地主交稅，江南三案（奏效案、通海案、哭廟案）搞的飛起，人頭殺的滿地亂滾，才勉強鎮住了這群貪婪成性的縉紳。崇禎、楊嗣昌這種對統治階級內部寵之以位、順之以恩的疏闊政策（所謂“不與（富）民爭利”“藏富於（奸）民”），怎可能從富戶兜裡榨得出半錢銀子？最後全攤到窮人身上，導致更多貧民鋌而走險。崇禎十二年，增派練餉，七百三十萬兩。三餉（遼餉、剿餉、練餉）的正式確立，也吹響了明廷反動統治最後的號角。崇禎十七年明廷覆亡，說到底，無非是上述惡政的必然結果。君視臣如草芥，臣視君如寇仇，信矣。（二）崇禎對官僚本部分共5小節。1、勤王軍 2、畢自嚴 3、薛國觀 4、陳新甲和李明睿 5、李建泰和唐通1、勤王軍崇禎二年，金兵入遵化，遵化巡撫王元雅、山海關總兵趙率教敗歿。金兵陷三河、順義、圍困北京，史稱己巳之變。崇禎大驚，被迫抽調陝西、山西等地的駐軍（此時正在剿殺災民）赴京勤王。山西巡撫【耿如杞】帶兵三千、總兵【張鴻功】帶兵五千星夜馳援。抵達北京後，這支山西部隊頭日駐通州、次日駐昌平、三日又被遣至良鄉。按規定，軍隊抵達汛地當日不得開飯。這支為了勤王、晝夜賓士的山西部隊，就這樣連續三天沒領到口糧。軍中士氣低落，紀律迅速敗壞，在京郊大肆抄掠。崇禎聞訊，不問青紅皂白，以“未能約束部隊”為藉口，把千里馳援的耿如杞、張鴻功下了大獄。山西兵驚懼交加，一鬨而散。崇禎更是惱火，竟直接把耿、張處死。薊遼督師【袁崇煥】、總兵【祖大壽】領寧遠駐軍赴京勤王，在廣渠門和金兵激戰。時有傳言袁氏通敵，崇禎不許關寧軍入城，還將袁氏下獄，後凌遲處死。祖大壽聞訊，如驚弓之鳥，帶領關寧軍星夜逃往關外；幾經安撫才勉強鎮定下來。己巳之變，皇太極就帶著諸貝勒，在南海子（今北京大興南海子公園）遊玩嬉戲，還抽時間去了趟房山拜祭金太祖陵；直把北京當成了自家後花園兒。皇太極閒暇時，常指著京城大罵崇禎是個“住在宮裡的傻子”。城中痴兒（指崇禎），取之若反掌耳！但其疆域尚強，非旦夕可潰者，得之易，守之難，不若簡兵練旗，以待天命可也。--《嘯亭雜錄》崇禎剿賊無方，卻把滿腔的怒火發洩到勤王軍頭上，動輒刀斧加身，凌遲處死。像極了在外面受了腌臢氣，回家打罵老婆孩子逞淫威的窩囊廢，可嘆。甘、陝、晉等地的官軍調動，不僅政令混亂、昏招迭出；皇帝還動輒殺戮將帥、君臣離心；也給了正被圍剿的農民軍喘息、坐大之機。臣父（即楊鶴）未任以前，（流民）業已蔓延猖獗。然沿邊四撫五鎮未有他故、猶可彈壓撐持。不幸臣父受事（即入京勤王），延、甘、陝撫連換八人，勤王五帥併發，精銳盡付東行。緩急無一可恃，而賊黨（流民）始橫。--《楊文弱先生集》2、畢自嚴崇禎三年，增派遼餉（北直隸暫免）。四年十二月，民不堪命，戶部尚書【畢自嚴】籌不到足額的餉銀，崇禎怒，把畢自嚴下了大獄。官員們聞訊驚惶失措，從此不敢再談論“招撫”，只違心附和，胡說什麼“籌餉、剿殺饑民為上策”以討皇帝歡心。自是考選，唯論錢糧，不及撫字，士風一變。--《懷陵流寇始終錄》上行下效，惡政發展到後期，官員欲升遷，須考核“籌餉數額”以為能。民貧盜起，逋賦難以督追。--《明史-範淑泰傳》上初即位，便嚴於錢糧，部議知府非完錢糧不得升司道，推（官）、知（縣）非完錢糧不得與考選。--《三垣筆記》今海內民窮已極，物力幾何？有額編又有加派，有正供又有雜項，有見徵又有帶徵。頃者催使四出，追呼遍野，敲樸淋漓，民間鬻子析骨之慘，種種不忍見聞。--《崇禎長編》宗法專制社會的官僚，不事生產，不務農桑，全依靠榨取食邑、田畝內佃戶的勞作成果為生（當然也少不了貪汙腐敗，俗話說馬無夜草不肥，人無外財不富）。從階級屬性來說，他們都是吸食民脂民膏的寄生蟲；但是官僚群體內，偶爾也會出現極個別良心發現的異類。這些“青天”們出於個人操守，或者出於對同類的同情，不時會站出來替百姓說句公道話（馬懋才、盧象升、呂維祺、楊鶴等）。崇禎則不然，他一方面逼迫官僚去搜刮百姓，一方面又兇殘地懲治那些搜刮得不夠兇狠、尚存良知的官僚；動輒下獄、動輒殺害。至崇禎中後期，朝廷中沒人再敢說真話，沒人再敢忤逆皇帝，沒人再敢對因飢餓而起事的百姓報以同情。良知尚存的官僚士大夫，不是在詔獄蹲號子，就是窩在老家閒居，甚至裝聾作啞，緘口不言。朝廷裡除了內侍（崇禎極端寵信宦官），奸宦，就是一群馬屁精、劊子手，他們一面配合崇禎高唱“剿賊安民”的調子，一面高舉反革命的屠刀，兇狠地砍向百姓的腦袋。3、薛國觀崇禎逼餉甚急，群盜蜂起。皇帝眼瞅從貧民身上榨不出油水，打起了富戶兒的算盤；暗示大臣主持募捐。崇禎十三年，禮部尚書【薛國觀】上疏向大官僚開刀。薛表示，群僚百官的募捐由自己負責，宗室勳戚的募捐須由皇帝負責。是時，武清候【李國瑞】兄弟鬩牆，其庶兄【李國臣】嫌家產分配不公，上疏表示：如公平分配家產，願捐20萬兩。崇禎最初未迴應。後來皇帝異想天開，認為兄弟如每人捐20萬，合計豈不是40萬？便要李國瑞捐40萬。李不肯，見天兒哭窮，還上街變賣家產做戲。崇禎怒，削了李國瑞爵位。李驚嚇過度，死了。京城外戚人人自危。帝初憂國用不足，（薛）國觀請藉助，言：“在外群僚，臣等任之；在內戚畹，非獨斷不可。”因以武清侯李國瑞為言。國瑞者，孝定太后兄孫，帝曾祖母家也。國瑞薄庶兄國臣，國臣憤，詭言“父貲四十萬，臣當得其半，今請助國為軍貲”。帝初未允，因國觀言，欲盡借所言四十萬者，不應則勒期嚴追。或教國瑞匿貲勿獻，拆毀居第，陳什器通衢鬻之，示無所有。帝怒，奪國瑞爵，國瑞悸死。有司追不已，戚畹皆自危。--《明史-薛國觀傳》恰巧皇五子【朱慈煥】病亡。內廷外朝出現傳言，說崇禎輕視皇親國戚，皇五子之死是天降災禍，警示皇帝。為安撫外戚，崇禎把已被嚇死的鐵公雞李國瑞之家產發還其子，又恢復了李氏封爵，由其子【李存善】繼承。因皇五子病，交通宦官宮妾，倡言孝定太后已為九蓮菩薩，空中責帝薄外家，諸皇子盡當殀，降神於皇五子。俄皇子卒，帝大恐，急封國瑞七歲兒存善為侯，盡還所納金銀。--《明史-薛國觀傳》群小因既得利益受損，也讒責薛國觀，說薛是贓官。崇禎立場搖擺，又開始痛恨起薛國觀。崇禎覺得兒子病死是薛倒行逆施，得罪上天（他也不想想、號召募捐本來是他自己搞的）準備找個藉口把薛殺了。（帝）追恨國觀，待隙而發。--《明史-薛國觀傳》崇禎十三年十月，薛被以貪汙罪處決。群小興奮抄家，結果薛這個所謂“贓官”家中一共僅抄沒出9000兩銀子，600畝地。崇禎自覺沒趣，百官也頗掃興。輔臣戮死，自世廟夏言後，此再見雲。法司坐其贓九千，沒入田六百畝，故宅一區。--《明史-薛國觀傳》明末啟、禎間，貪汙腐敗、階級矛盾、貧富差距程度駭人聽聞。普通的縉紳，田地多者千餘頃、少者五七百頃；宗室藩王封地萬餘頃亦不在話下。縉紳之家，率以田廬僕從相雄長．田之多者千餘頃。即少亦不下五七百頃。--《豫變紀略》薛國觀被籍沒的600畝地，摺合6頃。非但不是貪官，客觀來說，應屬明末少見的清官。昏君當國，群小盈路，忠良難容於廟堂，亦可想見。薛國觀這種盡心辦事兒的廉吏，反遭皇帝忌恨，身伏斧鑕。說穿了，是崇禎自己要求餉；薛不過是執行命令。李國瑞貪財好貨、不知廉恥，是崇禎削了李的爵位，非薛所為。皇帝因迷信鬼神，將喪子之痛發洩到忠臣身上，甚至橫加誅戮，抄沒家貲。而真正的大蠹李國瑞，不僅沒有一文錢的損失，其子還順利繼承爵位，放還家產，繼續作威作福。由此可見，對宗室、外戚這些真正的流氓無賴吸血蟲，崇禎是相當寬容的，甚至根本不想觸碰自家人的利益；對外姓的職業官僚，崇禎動輒加以重誅，甚至狡兔未盡、走狗便烹。如此行徑，還有誰敢盡心替皇上辦事。崇禎十七年，李自成兵臨城下，崇禎遍求諸臣募捐。人人都裝孫子，甚至國丈【周奎】也僅掏了一萬兩。（甲申之變前，李自成從周府抄沒50餘萬兩，一說300萬兩）。外戚如此，國勢去矣。多金何益？--《明季北略》崇禎求爺爺告奶奶、最後一共募了20萬。天道果報，苦果自栽。後世讀者指責崇禎朝諸臣吝惜財貨的時候，也不應忽略，崇禎十三年薛國觀的下場。4、陳新甲和李明睿【陳新甲】崇禎十三年至十五年，清軍圍困錦州，襲擊松山、杏山、塔山。明廷遣督師洪承疇領九邊精銳救援，清兵圍點打援，盡殲明軍（斬首五萬七千餘級，殘部吳三桂、王樸亡奔、洪承疇被困後降清）。山海關外幾無險可守，邊事徹底敗壞。崇禎極為震恐，密令兵部尚書【陳新甲】與清廷議和。崇禎十五年四月，明廷遣馬紹愉、朱濟之、副將周維墉、魯宗孔等九十餘人的使節團（使節團裡還有個和尚）赴瀋陽，向皇太極求和。（明使）禮甚恭而辭甚遜，甘居卑下，不似曩日矣。--《國榷》皇太極挾大勝之威，出言恫嚇，指責明廷文書是假的；胡說什麼“既是兵部尚書寫的，為何用皇帝印璽？”大罵明廷“實無講和之心”（太宗實錄）。其實皇太極不瞭解明廷情況，崇禎皇帝確係如此辦事。印璽經降官洪承疇辨認，確係明皇帝璽。皇太極獅子大開口，表示明廷如欲講和，須每年向清國進貢“黃金萬兩，白銀百萬”；清國則返還明國“貂皮千張，人參千斤”；兩國由皇帝出面締結盟書、逃人相互遣返、劃定界碑等等。皇帝萬不會答應。崇禎剛愎猜忌、嗜財如命、愛面子程度更是曠古爍今。這種類似進貢求和的條款，在崇禎眼中無異廢紙一張。當然，也要看到，此時皇太極也無甚誠意。天聰初年，金國內部民族矛盾尖銳，皇太極欲求生存空間，求和確係真誠。至崇德年間，清國愈壯，數次破關劫掠，甚至攻陷濟南；兼有松錦大捷，此時確已無講和的必要。皇太極威脅“九月份，銀子還沒到位，就要再次出兵。”約，九月不至，當治兵。--《國榷》馬紹愉還京，把議和材料交給陳新甲。陳閱後置案上，不慎被書僮作塘報送出傳抄。事洩，朝臣大譁，指責皇帝和夷虜求和。崇禎此時變了麵皮，胡說什麼“求和與朕無關，皆是陳新甲擅作主張”。這根本是推卸責任。此等大事，陳新甲豈能做主？馬紹愉等人豈能出關？豈能面見皇太極？明末清初史學大家【談遷】當時就看得很明白，直言：（求和）事成則分其功，事敗則委之司馬。--《國榷》注：兵部尚書又稱大司馬，指代陳新甲。崇禎越想越惱，又起了歹心，欲殺陳新甲洩憤。但此時殺陳，等於承認自己確係求和主謀。為掩人耳目，崇禎以“清兵入關，殺戮宗室，陳新甲辦事不利”為藉口，將其處決。當時有大臣向崇禎求情。國法，敵兵不薄城，不殺大司馬。--《國榷》注：薄，逼近。薄城，即兵臨城下。崇禎大罵：清兵歷次入關，劫殺宗室藩王，都是陳的過錯。難道藩王被抓的罪過，還抵不上兵臨城下的罪過嗎？他且毋論，戮辱我親屬七，不甚於薄城也？--《國榷》遂殺陳新甲。一個替皇上跑腿辦事兒背黑鍋的，就這樣以莫須有的罪名（這罪名甚至空間、時間都對不上）被處決了。陳新甲未必有甚雄才大略，但勝在聽話，勝在懂事兒，勝在願替皇上背鍋。慈禧一介昏聵女流，尚知背鍋俠（李鴻章為代表）須重賞恩養；武衛軍【董福祥】忠心護我，須從洋人手裡保他。注：董福祥是八國聯軍點名要槍斃的“首惡”。慈禧念董福祥護駕有功，力排眾議，革職了事，拒絕殺害功臣。崇禎不缺能臣幹吏，甚至不缺又能幹又能背鍋的。但動輒刀斧加身，濫加誅戮。盡心替皇上辦事兒是個死，不辦倒未必死（通常是革職、下獄）。最後朝臣開始集體裝孫子；本就奸佞盈路的明廷，僅剩的忠良，不是在詔獄中作囚徒，就是在朝廷上裝啞巴了。（還有裝聾子的，孫傳庭，被下獄了）【李明睿】崇禎十七年正月，農民軍聲勢滔天（李自成已攻破湖北襄陽、陝西西安，建元稱王了），清兵也磨刀霍霍，隨時準備大舉進犯。崇禎欲南逃，但自己不好意思提出來；便暗示大臣上奏，主動求自己南遷。經過無數次血淚教訓，滿朝文武都已成了啞巴。諸臣畏懼南遷之後，皇帝又要秋後算賬（即所謂“帝必罪主（南遷）之（議）者”），人人緘口不語。崇禎怒，暗示左中允【李明睿】上奏請求皇帝“親征”（南逃就南逃吧，什麼親征；目的地是南京，又徵甚麼）。帝欲大臣一言主之。大臣畏帝不敢言，慮駕行屬其留守，或駕行後京師不能守，帝必罪主之者。遂無人決策。--《甲申廷臣傳》李明睿壯著膽兒上了摺子，不料滿朝文武反對。反提議讓崇禎留守，太子南遷。崇禎怒，破口大罵“小屁孩兒（太子朱慈烺）又能做甚麼？”其實他是畏懼太子南遷後，效法唐肅宗靈武故事，分庭抗禮。朕經營天下十幾年尚不能濟，哥兒們孩子家做得甚事？--《綏寇紀略》崇禎也不想想，所謂“哥兒們孩子家”的太子朱慈烺，時年十五。崇禎自己登基時也不過十七，也就是“哥們兒孩子家”的年紀。崇禎自己做得皇帝，太子便“濟不了事兒”，言語昏亂，自打自臉，可笑至極。至於“朕經營天下十幾年”更是給自己貼金。崇禎所謂經營天下的十幾年，當真是荼毒百姓，殘害忠良的十幾年。哪是經營天下，分明是禍亂天下。南遷之議遂廢，崇禎礙於面子，遷延不前，錯失逃命的最後機會。同年三月，農民軍【劉芳亮】斷了崇禎南逃的去路，李自成又親率主力進攻北京，死局已成。5、李建泰和唐通【李建泰】崇禎十七年三月，明廷的反動統治走到了終點。李自成由太原東征，除寧武守將【周遇吉】奮戰抵抗，諸地望風披靡，卸甲如流。崇禎大約也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點名讓大學士【李建泰】出任督師。李老家在山西曲沃，為保家財，胡說什麼“願破家以紓國難”（其實是保自己家產）。崇禎喜，在正陽門（今北京前門）賜宴，授尚方寶劍，金爵賜酒三盞，恩遇甚隆。李建泰感激涕零，可現實是殘酷的。出了京城，李才發現所謂“代帝親征、手持尚方”的大學士，在畿輔地區竟寸步難行。李建泰堂堂大學士、督師身份；為籌集兵食，在北直隸地區、官軍竟需要冒充成農民軍，否則便吃不到飯。李至一縣（河北定興），縣人漫視不為禮。李從者飢，求食。縣人曰：‘汝官為大明乎？為大順乎？’詭對曰：‘大順’。乃為設食甚豐，飽餐而去。--《定思小記》李至邯鄲，聽聞農民軍將領劉芳亮正向北京進軍，驚慌失措，逃入保定。不久索性降闖。大學士代帝親征的鬧劇，就這麼有頭無尾地結束了。（建泰）心怖，北向鼠竄，兵遂潰。所過之處恣意劫殺。--《廣宗縣誌》李建泰無甚才具，一介庸人。之所以提到他，是側面反映，在崇禎十七年如一日，堅持不懈的倒行逆施、殘害臣僚的行徑下，朝廷末期確無可用之人了。為國盡忠的文武，不是遭貶就是被誅；甚至朝廷故意見死不救，坐視忠良遇害（孫承宗，盧象升；洪承疇和祖大壽雖降虜，其實也可歸此類）。明廷末期從不缺忠良、能吏。可在崇禎淫威下，一個個不是死於非命，就是在朝廷上裝聾作啞（孫傳庭曾為自保而裝聾，下獄三年。起復後戰死沙場，又被崇禎誣為“畏罪潛逃”）。導致到了危急關頭，唯一能夠信任的李建泰，是如此庸劣不堪。【唐通】甲申三月（1644年，崇禎十七年，離明廷滅亡不足一月），崇禎命吳三桂棄守寧遠，赴京勤王。吳三桂裝孫子，磨磨蹭蹭走得和蝸牛一般。聯絡到崇禎二年、從寧遠率兵勤王的督師袁崇煥（遭皇帝猜忌、凌遲處死），吳三桂的行為也在情理之中。眼看遠水不解近渴，皇帝令畿輔地區的總兵們赴京。大廈將傾，官軍們一鬨而散，各自南奔。只有密雲總兵【唐通】，率本部八千士卒入京勤王。崇禎喜，賜宴，賞唐通白銀40兩，隨行兵卒每人5錢銀子（不足1兩）。唐通怒。崇禎為了加強對軍隊的控制，還派貼身太監【杜之秩】監軍。唐通羞怒已極，大罵“我難道還不如皇帝一貼身奴才嗎！”這是廢話，觀崇禎所作所為，唐通在皇帝眼中，當然不如一貼身奴才。皇上太師我，伯我；又以內官節制反上我，是我不敵一奴才也。--《甲申廷臣傳》唐通不復多言，領兵赴居庸關投降李自成去了。到了山窮水盡的絕境，崇禎依然故我。唐通的勤王軍雖兵力有限，但危急存亡際，勝在忠誠。崇禎吝惜財貨（賞銀40兩，簡直駭人聽聞）到了可鄙的地步，甚至還幻想用太監來欺壓軍人（崇禎極端寵信宦官，十七年間，內侍出任監軍者不勝數），導致最後的救命稻草也隨風飄散了。後記：甲申（1644，即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八，流民破北京。崇禎入宮，逼周皇后自盡。再逼袁貴妃自盡，貴妃不願，崇禎亂劍砍去，貴妃仆地。崇禎又斷長樂公主左臂，公主流血昏迷（後被救），再殺幼女昭仁公主。可謂泯滅人性、喪盡天良，到了這個地步，崇禎還美其名曰“不能讓我的老婆閨女被流民欺負”。事畢，崇禎又叫來三個兒子（太子、永王、定王），告訴他們換上衣服逃往民間。“汝今日為太子，明日為平人，在亂離中匿形跡，藏姓名，見年老者呼之以翁，年少者呼之以伯叔。”崇禎異想天開，告訴兒子們，要時刻不忘復辟朝廷，殺盡農民軍以報父母之仇。崇禎可能也是大腦短路了，皇子們的生母明明是被崇禎殺害的，崇禎也並不是農民軍殺害的，而是自盡的。所謂“父母之仇”，純粹是一個喪心病狂的瘋魔，在窮途末路中，把最反動的階級意識，灌輸給孩子們而已。“萬一得全，報父母仇，無忘吾今日戒也。”--《烈皇帝遺事》三位皇子都被李自成擒獲（一說是被託孤大臣【朱純臣】獻給農民軍。崇禎末期，朝廷裡被他殺得已經沒有忠良了）。這些亡國皇子們，頭戴寫了“順民”的帽子，一個個還端著王爺架子，吆三喝四，直呼農民軍為“賊”。可見崇禎十多年反動教育的遺毒之深。破城當日，崇禎曾試圖突圍。提著把三眼銃（一種長得像長柄錘的火器），帶著幾個宦官，在京城內四處亂竄。於齊化門（今朝陽門）被守軍逼退，當時崇禎已易服，穿的似乎是內官的服裝；在安定門再次被逼退，無法逃出內城。無奈，皇帝逃到煤山，寫下絕命書，就吊死了。所謂“守國門”、“死社稷”完全是後人貼金，想跑卻沒跑出去才是歷史真相。崇禎的絕命書，內容頗值玩味。絕命書在左右襟各一：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藐躬，上幹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明史-莊烈帝紀》崇禎一方面指責百姓為賊，一方面指責諸臣誤朕。實際上，用三餉和酷吏逼迫百姓做賊的元兇，恰恰是崇禎本人；而濫加誅戮，橫以重刑，導致滿朝文武裝聾作啞、盡為奸佞的首惡，其實也是崇禎。至於最後那句“勿傷百姓一人”不過是崇禎皇帝習慣性的惺惺作態罷了（加派三餉時，皇帝每次都裝出一副悲天憫人的嘴臉）。農民軍當中，絕大部分本就是陝西、山西、河南、四川和湖北的良民，都是被崇禎的三餉逼上梁山的。最害民的民賊，恰恰是崇禎本人。絕命書另一部分只有一句話：百官據赴東宮行在。--《甲申核真略》東宮即太子。崇禎死前還幻想著太子能再復辟這反動朝廷。注：一說崇禎在掌心手書“天子”二子，僅供參考。李自成入京，遍搜全城不得崇禎，怒。宣諭獻崇禎者賞萬金，匿者夷三族。後在煤山附近找到了御馬，才發現崇禎屍首。李把崇禎屍體裝在柳木棺材裡，扔到東華門外暴屍示眾。逆賊發錢二貫，遣太監市柳木棺，枕以土塊，停於東華門外施茶庵，覆以蓬廠。--《明季北略》賊初用極菲棺，露頓東華門外道傍，諸僚無一言者，亦無一哭者，即默默趨拜者，亦僅數十人耳。--《大事記》（賊）於四月初三發引，初四安葬，抬柩止二三十人。賊數騎從得勝門送出，草草掩葬，凡從逆官往拜，賊亦不禁，然至者甚少。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九人，餘皆睥睨過之。--《明季北略》對崇禎屍首哭泣而祭拜的大臣，30人；拱手作揖卻不悲傷的大臣，69人。其餘眾臣，都斜眼瞟視，不以為意。崇禎用自己的屠刀，親手砍出一片君臣離心、上下失和的太平世界。甚至有大臣出言不遜“獨夫死了，有什麼值得多說的！”獨夫授首，何足道哉？（降官勸進表，指李自成）比堯舜多武功，較湯武無慚德。又有獨夫（指崇禎）授首等語。一時傳為士林之羞。--《大事記》注：崇禎自視甚高，視漢文帝為中主（中材之主）；還出言諷刺唐太宗，覺得唐太宗治家無道，男女關係混亂。上每言欲法堯舜，有以漢孝文相方者，猶目為中主。一日，輔臣語及唐太宗，上曰：太宗掃蕩群雄，朕愧無其才，若閨門無序，家法蕩然，朕羞稱之矣。--《三垣筆記》崇禎有棺（一口破柳木棺材）無槨（外層大套棺）。最後掘田貴妃墓，借用貴妃的槨，才勉強把崇禎埋了。清廷入關，為收攏民心，大約也出於統治階層內部的同情，替崇禎重新辦了一個風風光光、漂漂亮亮的葬禮，還裝模作樣地令京師百姓戴孝三日。崇禎用自己的雙手，逼得天下皆反，最終死無葬身之地。自己正式的葬禮，竟是滿洲貴族主持的。 及柩暗從德勝門出，諸僚無一送者，亦無一哭者，遂草草掩于田貴妃墳內。--《大事記》小結：獨夫授首，何足道哉。這就是崇禎在明末官僚群體內的真實形象。他死後，那群官僚無所顧忌，不再擔心說實話會被處決了，“獨夫”二字，不知隱含了明末的反動官僚們幾多憤懣和嘲弄。回到文章開頭，如我所述，崇禎是一個罕見的、同時把“與百姓關係”及“與官僚關係”兩方面一起搞砸的君主。崇禎一方面刻剝壓榨百姓，搞的天下民亂四起；一方面頻頻殺害官僚，搞的君臣離心離德。對於官僚，崇禎是“獨夫”，對於百姓，崇禎是“民賊”。合獨夫民賊為一者，世所罕見。崇禎在位十七載，視天下百姓如草芥。災年不免稅，逼貧者為盜。他對山西、陝西、河南境內的饑民隨意剿殺；對尚未造反的良民則濫增捐稅，逼良民為娼妓。即顧誠所謂“想用反革命的屠刀殺出個天下太平”。饑民已無生理，良民亦命在旦夕。李闖振臂，九州幅裂，理所當然。另一方面，崇禎對於能臣幹吏陰刻寡恩，動輒橫加刀斧，施以重誅。崇禎朝十七載，內閣大學士前後五十一，首輔十九，兵部尚書十四，輕者奪爵，重者大辟。無數次血淚教訓，無數顆高官人頭，一次次警示著尚未被皇帝殺害的臣僚。不願替皇帝分憂者下獄，願替皇帝分憂者亦不免一死，即談遷所謂“事成則分其功，事敗則委之司馬”。為君如此，豈可指責官僚畏葸不前。結語：崇禎在對待官僚地主時，面對相同的階級，他收斂了自身的“階級性”，所展現出的多是“人性”：即貪鄙、虛榮、傲慢、猜忌。注：統治階級內部也分三六九等。崇禎最尊，宗室、勳戚次之、官僚再次之；崇禎對待地主階級內部不同物件的態度、一目瞭然。另一方面，崇禎為代表的明末最反動、最腐朽的統治階級，面對百姓時，所展現出的恰恰不是“人性”，而是“階級性”。剝削階級為了維護自身的統治地位，為了繼續騎在百姓頭上作威作福，是可以昧著良心說胡話、幹髒事兒的。崇禎真不知道百姓是因捱餓、重稅才造反的嗎？他當然知道。所以才會在甲申三月上吊自盡。他很清楚自己如不死，飽受欺壓的憤怒饑民會如何對待自己。我敢說，崇禎若不死，他的下場不會比福王更好。注：《明季北略》詳實收錄了李自成、劉宗敏的比餉鎮撫司是如何凌辱屠殺明廷官僚的，有興趣者自行閱讀。李自成有言“君非甚暗”。其實是為比餉鎮撫帶節奏罷了，純為屠戮明廷官僚索餉，故意把崇禎說的好聽一點兒。李自成在襄陽和西安數次下詔，崇禎在其政權筆下，是“明朝昏主不仁，寵宦官，重科第，重刑罰”--《平寇志》；至於在張獻忠政權筆下，更直呼崇禎為“賊”。張曾下詔“照得朱賊楊嗣昌，昔年曾調天下兵馬敢抗天兵。”--《明季實錄》從行為上看，崇禎確係作惡多端。但他真是天生喪心病狂、泯滅人性麼？未見得。應該說，身為明末官僚地主階級的總代言人，崇禎身上表現出了最強烈、也是最頑固的階級傾向。階級性取代了人性。維護自己的龍椅、維護作威作福的權力、維護朱明江山萬代永固，成了皇帝的頭號要務。在此立場下，皇帝看不到百姓捱餓，只看得到百姓造反；皇帝看不到士卒凍餒，只看得見軍費需要花銀子；皇帝聽不進逆耳忠言，只覺得大臣在駁自己面子，分自己權威。此時，崇禎實際是從“人”，物化為“裝著地主階級反動立場”的軀殼罷了。往深一步講，讓太子繼位，或讓崇禎南逃，歷史真會有所改變嗎？階級屬性和階級立場決定了，明廷能延續的，只會是比崇禎朝更腐朽、更殘酷的暴政。乙酉年（1645）的弘光政權就充分證明了這點。

崇禎此人，有決心，少耐心。

相較於前朝其兄以魏忠賢為屏障，與朝臣進行政治鬥爭，爭取皇權，崇禎無疑是無判斷的。輕信了東林黨人的讒言，去除了可以制衡東林黨的閹黨，自毀一臂，這是崇禎在政治上的最大失誤。

其次在軍事上，崇禎的最大失誤便是堅持了遼東戰略，若依崇禎初遼東巡撫王化貞所言，放棄遼東，只守山海關，無疑是當時時代背景下最正確的選擇，這樣既可以減少龐大的財政支出，也可以均衡軍事防布，使明朝擁有策防農民軍的勢力。

最後便在戰略上，崇禎選擇了兩線作戰，其實崇禎明明可以與滿清講和，以平叛農民軍，但是講和之事敗露，崇禎為了面子不得不選擇繼續和滿清交戰，使大明進入了萬劫不復的境遇。

雖然崇禎有以上失誤，但是其初心仍然是想守住祖宗的基業，想治好大明，但是明朝積重難返，縱然崇禎有永樂之才，怕也難以維持，這不對一個人的成敗，這是歷史的趨勢，也是國家的興亡。

崇禎作為大明王朝的最後一任皇帝，共計在位17年，至於怎麼評價這位皇帝，我想引用一句話。《明史·本紀第二十四》：帝承神、熹之後，慨然有為。即位之初，沈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

明史這個評價個人認為還是公正的，大明王朝各種弊病長期積累，猶如一個病入膏肓的病人，並不是一位良醫，一劑猛藥就能藥到病除的。崇禎帝身死國滅也是必然的，當然這些都是明朝滅亡的主觀因素，我們在這裡不做長篇幅的討論，我們在這裡說說明朝滅亡的一部分客觀因素，即:崇禎的個人性格缺陷。

1.急於求成。個人認為這是加速明朝滅亡的催化劑。我們都知道崇禎上臺後急於打造自己“盛世明君”的人設，殺了魏忠賢。人設是立起來了。但導致東林黨開始一家獨大。我們都知道優秀的古代帝王都是玩政治的高手，什麼是政治高手？就是玩弄權數上的平衡。不管哪一個政治力量開始做大。造成的後果就是沒人給你幹活。道理很簡單，沒人監督，沒人告狀了。最後能產生的就是一大批混吃等死的庸官。

2沒有主見。明朝後期，內有流寇，外有邊患。而且財政吃緊，明眼人都知道不能兩線作戰。努爾哈赤死後，後金政權不穩，袁崇煥提出議和，其實這次議和如果成功，明朝會迎來喘息之機。最起碼給建立寧錦防線能爭取更多的時間。崇禎將議和在朝堂討論時，在有些大臣一片“賣國”的罵聲中閉上了嘴，後期陳新甲提出議和，心中願意議和的崇禎又在罵聲中將陳新甲推出去殺掉。這就將崇禎直接開始架到火上烤。一直硬著頭皮把本該避免的仗打了下去。

3敏感多疑。俗話說，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從催促孫傳庭倉促出兵絞殺李自成，導致失敗。到中皇太極反間計殺袁崇煥自毀長城。都能看出來崇禎的敏感多疑。明朝後期並非無人可用，而是一個帝王這麼用人，最後只會導致大家都是出工不出力。

最後，在崇禎帝一片“朕非亡國之君，爾等都是亡國之臣”的嘆息聲中下線，他這句嘆息有沒有想到自己的問題呢？

崇禎皇帝是如何上位的呢？

1620年8月，萬曆皇帝駕崩。9月，登基不到一個月的明光宗朱常洛也因“紅丸案”一命嗚呼。因其父不得祖父明神宗的寵愛，他自幼也備受冷落。不愛學習，喜歡木匠，被稱之為木匠皇帝。短短兩個月內，天啟皇帝朱由校死了父親和爺爺，而他的身份也從皇太孫變為太子再登基做了皇帝。而這前一年，明朝的11萬軍隊和後金的6萬騎兵在遼東薩爾滸大戰，明軍傷亡5萬餘人，大敗而歸。從此明朝遼東局勢轉攻為守。

15歲的朱由校上臺後，遼、沈等地相繼被努爾哈赤攻克。不久四川又爆發了土司叛亂，年少的朱由校有點措手不及。慢慢地，他開始重用太監魏忠賢，透過發展監黨來穩固皇權。一面打壓、屠殺東林黨人，一面到處安插親信。短短7年，朱由校重建了權威，擺脫了祖父萬曆皇帝被東林黨道德綁架的困境。在此基礎上，朝廷集中力量辦大事，基本平定了四川的叛亂。遼東局勢也得以穩住，遼東的寧錦防線基本穩固，皮島的毛文龍也在魏忠賢的支援下在後金後方牢牢站穩腳跟，讓後金乾著急，卻沒有一點辦法。

可惜，由於朱常洛愛好貪玩，在遊船上因起風被吹落水，從此一病不起。1627年因服用仙藥駕崩。明朝剛剛有轉機有起色，又要換主人。雖說天啟皇帝一生沉迷於木匠，但是對政治還是看的通的，他知道那些人是真正的為國家，為朝廷辦實事，那些人天天就會耍嘴皮子，由於魏忠賢和客氏的迫害，天啟皇帝沒有一個兒子，無奈就在他將死之時，魏忠賢告訴他說有幾位皇妃懷孕了，於是他就打算，將未出生的孩子做為國家的繼承人。

幸好時在張皇后這位奇女子，及時勸說，告訴朱由校說，就算是妃子懷孕了。也未必就一定生下男孩。所以，為了大明的江山，還是位傳給朱由朱由檢比較合適，再說，就算生下的是皇子，那還有十幾年的時間，皇子才能親政，在這之間國家就可能發生變亂。終於在張皇后的勸說下，朱由校決定該立朱由檢做皇帝。年輕的朱由校沒有子嗣，便讓五弟朱由檢繼位。天啟皇帝死前對弟弟說了兩件事：要想治國有方，一靠張皇后，二靠魏忠賢，然而，崇禎沒有聽哥哥的話，上臺一個月後，先是把魏忠賢集團消滅了，又將東林黨的人找回來了。東林黨的厲害，萬曆皇帝早已領教，滿口祖制、滿口不能與民爭利，道貌岸然，說起來頭頭是道，找他要錢束手無策。總而言之，就是一群飽讀聖賢之書，滿嘴孔孟之道，卻不辦實事的廢物。

那麼崇禎皇帝為什麼急著消滅魏忠賢？

我認為崇禎是個心氣極高的人，試想一個太監，能挽救國運，大明前幾任皇帝不都是被那幾個臭名昭著的太監玩弄於鼓掌之間。他看不起哥哥“示弱”的樣子，認為太監橫行不是什麼光明正大的事情。必須消滅，滅了魏忠賢，崇禎皇帝才發現哥哥說的那句話是對的你，自己已經陷入了無助的境地。再沒人幫他壓制這些口無遮攔、糾纏不休的東林黨了。國家也沒了錢。天啟皇帝在位時魏忠賢找富人要錢，不給就抄家，可以說是一條忠心耿耿的惡犬。而東林黨們要求崇禎不分貧富，按照田畝分攤，這樣“公平”，最後老百姓在“公平”之下都成了起義軍。

但是殺了魏忠賢，崇禎並沒有和大臣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崇禎對文官群體的根本態度是不信任，這種不信任表現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對結黨的恐懼達到了近乎病態的程度，另一種是對某些人信任的時候給予一切，不聽任何反對意見，失去信任的時候立刻毫不留情。

再看看崇禎皇帝的簡介

朱由檢（1611年—1644年），明朝第十六位皇帝。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明熹宗朱由校異母弟，母為淑女劉氏。年號崇禎（1627年-1644年），後世稱為崇禎帝。

後人對崇禎皇帝的評價

一：大力剷除閹黨，勤於政事，生活節儉，曾六下罪己詔，是位年輕有為的皇帝。

二：也是一個勤政的皇帝，他志向遠大、勵精圖治、宵衣旰食、事必親躬。史稱“雞鳴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勞成疾，宮中從無宴樂之事”。崇禎執政時期，對於後金，群臣分為主戰、主和兩派。崇禎在用人方面，起用了主戰派袁崇煥。

三：他也無治國之謀，又無任人之術，加上他嚴苛、猜忌、多疑。對大臣動輒怒斥、問罪、砍頭、凌遲，其殘忍和冷酷與魏忠賢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不相信文武百官，崇禎還頻繁地調整官吏，17年間他竟然換了17個刑部尚書和50個內閣大學士。造成國家人才匱乏，有心報國的志士既不肯也不敢請纓效命。無奈之下，崇禎只好培植私人勢力，重新起用大批更加腐朽無能的太監，最終導致“十萬太監亡大明”的歷史悲劇。與此同時，朱由檢雖屢下罪己詔，然苛捐雜稅層出不窮，民不聊生，而明末的眾多農民起義也正是其貪財苛政最嚴重的後果。此外，在遼東戰局屢敗之時，不納周皇后遷都之諫而喪失了最後的機會；雖然明思宗期盼著明朝能在他手中迎來“中興”，無奈前幾朝的積重難返，當時天下饑饉，疫疾大起，各地民變不斷爆發，北方皇太極又不斷進攻。

四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剛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屢鑄大錯：前期剷除專權宦官，後期又重用宦官；在眾大臣的吹捧下，崇禎高估了袁崇煥，誤信了袁崇煥“五年復遼”的大話，以傾國之力打造了一條寧錦防線，結果後金從蒙古繞了過來，明王朝險些提前亡國。

最後，在崇禎帝一片“朕非亡國之君，爾等都是亡國之臣”的嘆息聲中煤山上吊，結束了自己苦逼的一生，也葬送了大明將近三百年國運。

綜上所述，對崇禎的評價應該是這樣的：明朝是癌症晚期的患者，應該姑息治療，儘量延長生存時間，而崇禎作為毫無經驗的主治醫生，給這個患者開的是一劑又一劑猛藥，所以患者死得更快。這也就是為啥我們看到崇禎皇帝這麼勤奮，最後亡國的原因了。

崇禎皇帝最後一位漢人皇帝，天啟七年八月崇禎接任帝位，崇禎接任皇位只有17歲，一個17歲的孩子接過一個處於內憂外患，文官把持朝政的國家即使崇禎帝勤儉勤勉，兢兢業業付出全部精力也是鬥不過龐大的文官集團。其在位勵精圖治，復興明室也是於事無補，一個東林黨就足以把崇禎皇帝徹底孤立成為孤家寡人。

俗話說屋漏偏逢連夜雨，崇禎元年全國性大饑荒，人民本就食不果腹，這下徹底活不下去了只能造反。在自己焦頭爛額的時候聽信讒言殺了袁崇煥，失去了自己真正可以賴以依靠的臂膀，從此再無將領可以抵抗金兵和起義軍。

崇禎十七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禎帝命後宮嬪妃自殺，並親手殺死自己的兩個女兒，最後與太監王承恩逃至煤山自縊而亡。

崇禎帝比起高宗已是強太多了，雖然崇禎作為明朝最後一位皇帝，崇禎也算得上兢兢業業可惜這條破船已經不是努力就能堵得住窟窿了。

就憑 崇禎帝最後一條詔書：任賊碎裂朕屍，但別傷我百姓，這一點來看崇禎帝還是值得尊敬的。

對於崇禎皇帝，我覺得不太好評價。

崇禎不是一個優秀的皇帝，但是你說他是個昏君，其實也不對，只能說崇禎皇帝生不逢時。

明朝皇帝不務正業是出了名的，宦官把持朝政這種事幾乎是歷朝歷代最盛。大明朝到了崇禎手上，社會矛盾集中爆發，顯然崇禎不是善於處理爛攤子的皇帝。

從袁崇煥的事情上我們就能看到，崇禎對於忠臣其實心裡還是挺明白的，但是明代廠衛力量龐大，雖不至於和皇權抗爭，但是仍需要皇帝花大力氣去平衡各派勢力。明代的黨爭有多厲害，從清朝就能看到。雍正帝搞文字獄，最終目的不僅是圈禁思想，更重要的是避免文人結黨營私。明朝皇帝不容易啊！崇禎皇帝就更不容易了，大廈將傾，豈是崇禎一人之力能挽回的？

所以說，崇禎皇帝不太好評價，他本性可能並不壞，但是能力肯定是不足的。明朝滅亡，這筆賬不應該記在他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