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風度在中國歷史上，恐怕很難再找到一個時期，像魏晉那樣，突然湧現那麼多獨立特行，放蕩不羈，狂妄任誕之士。他們喝酒、長嘯、裸形、做青白眼、把那個殘酷慘烈的魏晉時代渲染成血色的華麗。 那是個酒的時代，這個時代有太多的痛苦，太多的煩憂，於是有了“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有了劉伶的一醉三年，阮咸的與豬共飲，王羲之與友人的曲水流觴……美酒成了眾多士人放蕩生活的一部分。那是個率性狂妄的時代。阮籍說：“禮豈為我輩設也！”他有一個奇怪的癖好，常常一個人駕著牛車馱著酒，漫無目的向前走，直到牛車停住，前方找不到道路，然後放聲嚎啕痛哭。看到當年鏖戰的英雄已隨風煙而逝，英雄已矣，小人當道，一聲“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的長嘆傳遍了魏晉大地。他無視社會規範，母親去世了，他卻照常喝酒、吃肉。到了埋葬的日子，阮籍蒸了一頭小肥豬，喝了二斗酒，然後向母親的棺柩告別。然而——窮矣！只叫了一聲，頓時吐出血來，猛然倒地，變得像個病人。他厭煩身邊虛情假意的來來往往，常常白眼相向。母親去世後，面對許多來弔唁的人，阮籍只是披頭散髮，目光呆滯，形容枯槁，既不還禮，也不哭拜，來客得到的也只是他的白眼。而劉伶也不亞於阮籍，他經常抬棺狂飲，在屋中身上一絲不掛，人見均嗤之，他卻反唇相譏：“我以天地為房屋，以房屋為衣褲，你們幹嗎要鑽到我褲襠裡來呢？那是個歸真自然的時代。是老莊思想讓他們擺脫現實的紛爭迴歸自然，迴歸自我。它要求人們去掉人為造作，提倡迴歸自然，持守自身質樸的本性。在他們看來，符合自然本性的才是美的，自然而然就是美。他們不受世俗約束，放浪形骸，不為外物所累，率性而為。那是個友情的時代。所有人來弔唁，都只得到了阮籍的白眼，唯有嵇康真正理解了阮籍，備了酒、 挾著琴來到靈堂。阮籍終於青眼相對，他們成為了終身的朋友。嵇康打鐵不想讓很多人知道，更不願意別人來參觀。向秀知道他的脾氣，悄悄地來到他身邊，也不說什麼，只是埋頭幫他打鐵。後來山濤推薦給他一個很高的職務，他立即寫了《與山巨源絕交書》給山濤。雖然給他寫了著名的絕交書，但臨終前嵇康卻對自己十歲的兒子嵇紹說：“只要山濤伯伯活著，你就不會成為孤兒！”果然，後來對嵇紹照顧最多、恩惠最大的就是山濤。那是個音韻的時代。一曲絕世《廣陵散》，何等唯美，悽美。嵇康的臨刑撫琴，泰然冷笑，一曲終了，慨然就死，阮籍長嘯，他作的《大人先生傳》廣為流傳。那是個矛盾逃避的時代。獨立特行的嵇康，被晉文帝殺害；阮籍數次以醉酒避禍，終不免落得一個鬱郁而死的結局；與嵇康一同打鐵的向秀，在嵇康死後，為避禍不得不去首都洛陽，晉文帝還挑釁說：“你不是想隱居山林嗎，幹嘛還來這裡？”向秀不得不回答：“像巢父、許由那樣的隱士，不能理解堯帝的聖賢，不值得羨慕。”透過貶低古代隱士巢父、許由的高節情懷，取悅屠夫皇帝，保得一命。這是非常可悲的。那是個美男如玉的年代。這魏晉時期的人愛美，這和這個特定時代的戰亂、動盪是分不開的。在這個戰事頻繁的年代裡，今天人頭還在脖子上，明天就不知道到哪裡去了。所以及時享樂成為了一種普遍的社會情緒。感官、外化的美成為了大眾審美的標準。而據說魏晉時期的男性審美呈現出陰柔傾向是和當時人的另一風尚緊密相關，那就是服藥。當時很多人都服食一種叫五石散毒性很強的藥物，這種毒性可以讓人的面板變嫩，但是面板變嫩以後，問題也隨之而來。緊身的服裝就不能穿了，否則面板會磨破，於是大家紛紛改穿寬大的衣服。鞋子也開始改穿木屐，減少腳和鞋子的摩擦。更可怕的是，因為面板嫩得不能洗澡，當時的人大都滿身長蝨子，蝨多不癢成為一種時尚。兩人在說話，其中一人伸手到衣服裡抓出了一個蝨子，那在當時是很時髦的事情。可見服藥帶來了社會審美的巨大變動，陰柔美成為了社會的主流審美。按《晉書》記載，嵇康“有奇才，遠邁不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 按《世說新語 容止》他“ 風姿特秀。 見者嘆曰: 蕭蕭肅肅， 爽朗清舉。或雲: 肅肅如松下風， 高而徐引。” 可見他身材高大，相貌堂堂。一付男子漢氣派。與當時的一些男人多有塗脂抹粉地化裝，靠藥物換來的美相比，嵇康的英俊是出自然。最有說服力的故事是，一次他去森林裡採藥，竟被樵夫誤以為仙人下凡，其風姿可窺一斑。 他死了多年後，他的兒子嵇紹始到首都洛陽，有人對王戎說：“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群。”王戎回答：“君復未見其父耳。”由此可推想嵇康之風度儀態。那還是個讓婦女追求自由展現自我的時代。葛洪在《抱朴子》中說魏晉時候的女子象男子一樣，訪親問友，四處交遊，夜裡還打著火把，在街市上行走。或半夜回家，或夜不歸宿，或遊耍佛寺，或觀賞漁獵。登山鄰水，離鄉遠行。更有豪放的女子，路邊飲酌，彈唱歌舞，毫不羞澀。

魏晉風度，一般理解為當時的名士風度，實際上指的是在中國魏晉時代產生的一種人格精神與生活方式的統一體。包括哲學思辨、人格境界、文學創作、審美追求等方面。從時間上來說，指的是三國時的魏(公元220-265年)至兩晉年代(公元265-420年),再到劉宋時代以士族名士為主體的生命體驗，它以七林七賢中阮籍嵇康和晉宋時期詩人陶淵明為代表人物。今天我們就來與大家一起討論一下什麼是魏晉風度，以及它的現代人生意義問題。主要談兩個問題:一、魏晉風度的形成背景；二、魏晉風度的表現形式。談到魏晉風度，不能不與當時興起計程車族階層相聯絡。士族，或者叫做世族是東漢末年興起的世家大族，他們壟斷做官的權力，有著自己的政治特權與莊園經濟，可以與皇權平分秋色，比如東晉時就有“王與馬，共天下”之說。在中國歷史上，唯一可以與皇權分庭抗禮的，就是魏晉南北朝年代計程車族階層。魏晉風度的名士大部分是世家大族的人物，比如王謝家族，他們既是政治與經濟上的大族，也是文化的大族，謝氏是詩歌家族，王氏是書法大族。所以魏晉風度既是名士的精神貴族的產物，也是憑藉經濟與政治上的特權而形成的。

魏晉風度不過是血染的風采，避風的港灣。

【魏晉風度】:“魏晉風度”一詞最早由魯迅先生在其一場演講中所提出。所謂“魏晉風度”，是指魏晉時期名士們表現出來的風度。它是特定時期中的獨特文化現象，說它獨特，是因為魏晉時期獨有的歷史條件造就了魏晉名士，這個條件就是門閥世族的形成及其在經濟，政治，文化領域中所佔有的統治地位，所發揮的主導作用。

魏晉風度的形成，本身有一個過程，它的產生在東漢末年就開始醞釀了，而在以後的發展過程中，魏晉風度的內涵不斷得到豐富，完善，直到東晉才最後完成。定型。東晉名士表現出來的“煙水之氣”，“風流自賞”，是為後人認同了的魏晉風度的主要內容。唐代大詩人杜牧說:“大抵南朝皆曠達，可憐東晉最風流(《潤州》其一)，正表達了這種認同感。

【魏晉風度文化表現】魏晉風度是中國歷史上一種標誌性的時代精神和重要的文化表現，它產生於曹魏末年，延續至晉。“魏晉風度”是對魏晉時期士人文化在生活中的具體體現的概括，精準地指出了這種文化的本質與內涵。魏晉風度具有鮮明的時代意義，並對後世的中國文人及中國的文化哲學產生了深遠而巨大的影響。

【魏晉風度的產生和發展】

　　千百年來，魏晉名士那種瀟灑清遠，富有審美意味的生命存在和精神面貌令人神往。魯迅先生在一次演講中指出，魏晉風度主“通脫”，以“慷慨、華麗”為衣，以“飲酒、服五石散”為行，尚清談，講容飾。魏晉時代無論是當政者還是文人士大夫，都極為追求外貌舉止的俊美和飄逸，以此來展現清高不俗的內在人格。這與當時士族階級的審美趣味和品位理想是極為契合的，即強調由形見神。這種由形而凸顯出來的神韻與風骨，體現著士人精神領域的審美心態。

　　魏晉士人身處極端動盪的社會之中，生命常常一縱即逝，且又被繁複的禮教所束縛。在如此背景下，魏晉士人尋求精神的自由解放，體現在現實中就是一種放達不羈的生活方式。他們不拘於禮法，不泥於形跡，心繫自然，真實率性，以此來追求達到內在精神上自由之極境。

　　殘酷的社會現實促使人們重新開始思考生命的意義，對人生短促的感慨，對殘酷現實的哀傷成為整個魏晉時代的一種基本情緒。在表面看來似乎是如此悲傷、頹廢的感嘆，實質上標誌著人的覺醒，是在懷疑和否定舊有傳統禮教和信仰價值的條件下，人對自己生命、意義、命運的重新發現、思索、把握和追求，是人自身的覺醒。

　　魏晉風度的時代意義

　　魏晉風度的產生是以人的覺醒為前提的，文人開始把目光投向了對“人”自身、對自我本體的探究與追求上，從而奠定了中國文人的基本人格精神。

　　魏晉風度反映了魏晉時期文人士大夫階層的價值取向，代表了魏晉士人文化的發展趨勢。它是魏晉名士人生態度、處世方式和人格精神的具體展現，是魏晉時代所特有的文化氣質。魏晉時期，社會急劇動盪，巨大的變革與慘烈的政治鬥爭使魏晉名士在存活於世的安全上都沒有保障，時時面臨著生死選擇。而另一方面，魏晉士人又不甘庸碌無為，他們一如既往地憂國憂民，以求濟世報國。在這種歷史文化背景下，魏晉名士的人生態度和處世方式表現出很強的統一性，而其內在人格精神與現實政治環境又極度地背離甚至對立。正是這種既統一又矛盾的表現，決定了魏晉時期主流文化的發展趨勢和歷史走向，使魏晉風度以其鮮明的時代特質成為這個時代文人文化的標識。

　　輕名淡利和率真自然是魏晉風度的精神本質與內在追求，瀟灑放曠和風流蘊藉是魏晉風度的外化表現，二者相互作用、相互結合，共同體現了魏晉風度的全面性與深刻性。魏晉風度不僅在魏晉時期具有重要和廣泛的時代意義，對後世中國傳統文人的文化哲學和思想，也產生了無可名狀的深遠影響。

　　務實與超脫、入世與出世，皆為人本性的追求。魏晉士人對灑脫率真、放達真情的人生的倡導與追求，為後世文人們展示了人性自由真實的光芒與磅礴。魏晉名士們把老莊“無為”、“逍遙”的自由人格理想，透過自身在亂世中真實而堅定的實踐，以前所未有的氣魄和感染力，融入了中國文人的靈魂深處。一方面，魏晉風度造就了中國文人清高的氣質與清醒的思辨；另一方面，它為後世處於低谷困境的文人知識分子提供了精神的慰藉與平靜，並得以發展為自省與放曠的生活理念，用以追求人本質的迴歸、精神的解放和個性價值的真正體現。正是這些，令後世文人在面對濁世與困境時，能夠以獨特的人生態度、處世方式以及絕對的自信和清醒的思辨去對待人生和社會，寄身塵世之內，逍遙世俗之外，以獨特的社會文化行為激濁揚清，救治世弊。從這個意義上說，魏晉風度不僅具有積極意義，而且具有超越時代的價值。

　　總之，魏晉風度是魏晉時期獨特的審美特徵，是魏晉士人追求現實人生和生命超脫的方式，是人的覺醒時代的偉大產物。魏晉風度是在一種放達的處世方式中昇華而來的哲學式的精神氣質和藝術化的文化內涵，它使人迴歸到了本真與自然。魏晉士人以放曠、恣意的人生態度來反對當時黑暗壓抑的社會制度，反抗束縛本性的禮教與壓迫，並進一步發掘和釋放人生真正的意義和真正的道德，把作為文人知識分子對正義的理性思辨和堅守以藝術的、哲學的、人性的方式傳達於世，達到了真善美融為一體的極致之境。

　　

魏晉風度給我留下的第一縷印象就是“帥”。看金庸筆下的黃島主，一襲青衫，獨立於繽紛落英之中，碧海蒼霞之間，一隻玉簫，吹不盡人間黯然銷魂，徒留給世人一個孤標傲世的背影，瀟灑而倜儻。

後來我才明白黃藥師絕不僅是一個文學形象，而是一個時代文人的縮影。它不止於表面的灑脫與不羈，而在“帥”字背後埋藏著一個黑暗時代帶給人的深層次苦痛，以及人生價值幻滅的無奈。這個時代的名字叫做魏晉。

後英雄時代

魏晉易代，三國的英雄們大多逝去。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魏武走了；樓高百尺，羞殺求田人的劉郎含恨身亡了；年少萬兜鍪，天下英雄誰敵手的孫仲謀也不在了。三國好似食盡鳥投林，落下大地神州真乾淨。

這是一個沒有英雄的時代。建安風骨中那日月之行，志在千里的胸襟氣度，天下棋局，江山指點的豪情壯志，統統不見了，只剩下跳樑小醜們爭權奪利，無邊的貪婪與猜忌。英雄們從來不忌諱使用權術，但權力從來只是他們達成目的的手段，而不是他們真正的追求。他們追求的是整頓乾坤，開萬世太平，可宵小們眼中只有追名逐利。不由得阮步兵面對楚漢相爭的古戰場一聲嘆息“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似嘆劉邦、項羽，實哀魏晉太寂寞。

但有了英雄，就能解決這一切嗎？劉裕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故一世之雄也。但陶淵明看到的仍是黑暗的官場，不為五斗米折腰的他，掛冠而去。世道人心若此，英雄的努力恐怕也是杯水車薪。

又或者，問世間真的有英雄嗎？倘若有，為何眾生有如此之多的苦難；倘若沒有，為何世間又如此熱鬧非凡。這個問題好似一個永恆的死結，前人自哀，而後人哀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恐怕永遠也沒有答案。

士人的性命

魏晉，是文人性命最不值錢的時代。大多數文人如阮籍，活在朝不保夕的時代，政治鬥爭的漩渦稍不留神就會將他們吞噬，更不用說嵇康、謝靈運那一個個才華橫溢的名字，最後卻只能在權力鬥爭的刀光劍影中牽連冤死。文人的性命為何輕得如此？我想正因為文人的力量之於專制王朝而言重於泰山，他們不值錢，恰恰因為他們太值錢。

早在兩千五百年前，韓非便道破了讀書人在亂世中的處境“儒以文亂法”，雖然戰國之“儒”與後事之“儒”不盡相同，卻準確地描述了文人在當權者棋局中的角色。他們代表著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精英，是朝野輿論的代表，他們的言論往往能左右民心向背。因此統治者擔心這些有傲骨的，不合作計程車人動搖自己的威權，便只有將他們送入黃泉這一條路。所以曹操容不了孔融，司馬昭容不了嵇康，就連諸葛亮也容不了一個說三道四的蜀中名士彭勇。

更何況，文人的性命遠沒有說幾句狂語那麼簡單。他們的才華、智慧，既是每個政治集團追逐的資本，又是統治者要提防打壓的物件。統治者與士人的矛盾，說到根本是皇族與士族的矛盾。士族自漢廢百家，尊儒術之後，就成為政治上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歷經二百餘年的發展，至魏晉之時，已成為可以抗衡皇權的力量。曹操的唯才是舉，諸葛亮的依法治國，孫權的同化融入，都是為了和士族對抗或者避免衝突。魏蜀吳三家都非士族出身，採用不同的策略最終卻是殊途同歸，都敗給了代表士族利益的司馬政權，但司馬氏政權建立的那一天，他又要重新面臨這個問題，如何對待那些虎視眈眈計程車族？

政權既需要士族的支援，又不允許士族的壯大，因此晉承九品中正制，鞏固士族利益，同時又對那些不合作計程車族予以打壓，可謂實實在在的胡蘿蔔加大棒，就算如此，皇帝輪流坐，王謝兩大士族仍然穩如泰山，可見士族力量在那時有多強大。

恐怕這是一個士人性命最不值錢的時代，也是一個士人性命最值錢的時代。

文人的自覺

每當我們談到魏晉，自覺是我們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個詞。但什麼是自覺？是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嗎？我想不是。軸心時代是中華文明的覺醒，而不是自覺。文人的自覺，意味著人不再依存於政治或是某種現世的意義，而轉為對人本身的探求。百家爭鳴，只為回答中國該建立怎樣的制度，而魏晉風度卻在問人生該何去何從。諸子百家的覺醒是回答者，魏晉文人的自覺卻是一個提問者。自覺，是拋開一切的功名禮法而直取人生的本義。

人生的本義是什麼呢？阮籍、嵇康等人給了玄之又玄的回答。大人先生者，造物同體，天地並生，逍遙浮世，與道俱成。一番老莊玄學，一個不可道之道。但說破也很容易，無非四個大字:忠於自己。阮籍不守孝道，卻痛哭咳血，嵇康不慕功名，甘心打鐵為樂，他們活著不為別人，只為自己的快樂。阮籍當個步兵校尉，只因廚師善釀酒，覺得當官好玩，心血來潮上東平“剖竹十餘日，一朝風化清”，十餘天令縣治脫胎換骨。在他們看來，那些為權貴，為禮法而活的人實在可笑，他們便將世俗的條條框框扯得粉碎，而追尋人之為人的意義。

他們忠於自己，但他們也不得不孤獨。人類最深的兩個感傷是時間與空間的不可尋找，時間與空間的無限讓人感到冥冥之中的宿命。阮籍彷彿魏晉文人的一個縮影，他曾為一個不相識的才女香銷玉殞而灑熱淚，也曾寫下“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的感懷。在他眼中美好是那麼易逝，高潔是那麼孤獨，這些悖論常常讓人生的價值幻滅，英雄不可靠，才華不可靠，高潔不可靠，人在無窮無盡的時空中又該如何寄託？口口聲聲地忠於自己，但自己究竟是誰?沒人生下來就是隱士。“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鏚，猛志固常在。”很難想象，這句豪言壯語出自那個悠然採菊的五柳先生。世人誰不羨人生的成功，誰又能真正超脫於全部的功名，誰又不想“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呢?恐怕沒有這樣的人。哀歧路，哭窮途，自覺之後,幻滅一場，揮涕懷心傷，辛酸誰語哉。

倘若文人的故事到這兒就結束了，那麼阮籍和嵇康就不會算第一流的文人了。評價他們，我們會用一個詞叫做高貴。這種高貴不指他們的出身，而指他們的靈魂。他們的自覺,因而有人生的幻滅，但他們不沉淪於幻滅的失落，而在尋找新的人生價值，是一張琴，是一壺酒，是一溪雲。在那個黑暗的年代，這無疑是無力的掙扎。嵇康終日彈琴會友，朋友蒙受不白之冤，嵇康站出來聲援，卻因不肯趨炎附勢，受小人讒言，斬於市曹。刑前，嵇康要了一把琴，“《廣陵散》於今絕矣！”言畢，彈指揮弦，曲畢，慷然受刑。至今，我們早已聽不到《廣陵散》真正的曲調，但每個人心中或許都有那一位笑看生死，為自己而活的彈琴人。這就是掙扎者的高貴，這就是高貴者的掙扎。

文人因自覺而幻滅，因幻滅而掙扎。上承屈原“吾將上下而求索”，下有李煜“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這無疑超脫了功名富貴，而道出了人所共有的生命體驗，也是為何千百年後，我們對於那樣一個黑暗時代,仍留以深深的眷念。

天地為熔爐，造化為工。魏晉風骨，離開了那一個“最壞”的時代，只會如無根之萍，得其形，失其神。故一代皆有一代之風度，而後世莫能繼之矣，但我們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魏晉風度，彷彿黑暗時代之中的一抹強光，是我們永遠值得銘記的財富。

魏晉之風自建安時起，這個時期的代表，是曹家父子和建安七子。燕趙自古多戰，其時距先秦不久，所以建安人的詩歌文章中，多有慷慨悲歌的味道，清朗峻立。曹操崇尚“通脫”，南征時大敵當前，尚且酈酒臨江，橫朔而歌，更借酒勁殺了指出其音律錯誤的人，行事是很通脫的，詩文則有帝王之氣。後來天下初定，經濟漸豐，他的兒子曹丕和曹植的詩中，用詞就華麗起來。其中曹植是酗酒的，“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姿歡謔”。他飲酒的風采，連李白也不勝仰慕。這個時期的文風，概括起來是清峻、通脫、壯大、華麗。 到魏末時，司馬當權，出了竹林七賢。這七人個個好酒，為人為文也很有些酒味，得了通脫之道。嵇康就更甚，寫文章否定當時的道德觀念，連“天”都一起罵了。竹林七賢雖然沒有第一流的文字流傳，卻開了隱士之風。自此以降，中國文人多隱者。 那不是一個真正自由的時代，所謂無拘無束嗎，言論自由嗎都是假象，孔融死於曹操之手，不過是因為他說了反對曹某的話。嵇康死於司馬昭之手，逃不了那一支筆一張嘴的關係。魏晉時人們所說的自由的時代，完全是因為在此之前，人們被禁錮得太厲害了，唯有放浪形骸之外才能逃離現實。

魏晉風度，其實是知識分子發起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因為時代動亂，名士少有全者，這種佯狂求生是知識分子特有的狂狷之法，是時代標配。清談也好，任誕也好，底子裡還是狂狷之儒學。魏晉風度的度並不好把握。玩得恰到好處你就是標準的魏晉名士了，玩得過火你就是被棄市的激進分子，玩得溫吞你就是被群嘲的俗不可耐。

以領風之先的竹林七賢講，嵇康是棄市街頭，三千太學生伏地也不可回官家之心。王戎就是學的比較滑稽，惹世人發笑。山濤雖然保護了一批自己人，但是仍然免不了遺人口實。

你以為與山巨源絕交書是寫給山濤的，其實是寫給司馬昭的。所以司馬昭處理了他。

魏晉風度，在很多人看來，是一種真正的名士風範，所謂是真名士自風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雋秀王衍、樂廣至於江左領袖王導、謝安，莫不是清峻通脫，表現出的那一派“煙雲水氣”而又“風流自賞”的氣度，幾追仙姿，為後世景仰。

魏晉風度，它作為當時的士族意識形態的一種人格表現，併成為當時的審美理想。風流名士們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誕而風流自賞。晉朝屢以歷部尚書請官王右軍，但遭屢拒絕。我想，正是因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勝，遠詠莊老”、“以清淡為經濟”，喜好飲酒，不務世事，以隱逸為高等這樣的人事哲學觀，才能造就那傳奇的《蘭亭序》。

然而，魏晉風度為什麼在歷代每每遭貶，究其原因，大略是這幫名士們飲酒過度，醉生夢死；再就是放達出格，有悖常理，另就是清談誤國。據傳說“竹林七賢”之一的劉伶，縱酒佯狂，經常是抬棺狂飲，且身上一絲不掛於屋中，人見均嗤之，他卻反唇相譏：“我以天地為房屋，以房屋為衣褲，你們幹嗎要鑽到我褲襠裡來呢？這些名士們為求長生而煉丹服藥，穿衣喜寬袍大袖且經久不洗，故而多蝨，因而“捫蝨而談”，在當時是件很高雅的舉動。

其實以魏晉風度為開端的儒道互補計程車大夫精神，從根本上奠定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基礎，影響的相當深遠。可是，魏晉風度的所及，也帶來了弊端，許多人趕時髦，心情也並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卻也學他們的放達。其實現在年輕人作為對人生的愛戀，自我的發現與肯定，與東漢末以魏晉風度的價值觀念四一脈相承的。而現在年輕人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上個性上，又和魏晉風度的美學關相輔相成。

魏晉風度是千古絕唱。

名士風流之風，魏晉之前沒有，魏晉之後也沒有。這一期間中國才有真正的貴族。所謂的貴族，是名位、學識和風度三者兼有。

一、階層都是士人。農夫賤民不曾參與，也無法參與。

二、才識是核心。就算身份高貴，如果沒有學識參與不了，就算參與也被鄙棄。反之，就算貧賤也被推重。王濟看不起痴叔王湛，一經談論就被其才學折服。謝道韞看不起王凝之也是覺得其才識平庸。

三、價值取向。

1、崇尚老莊，鄙棄名教。魏晉清談核心話題是《老子》《莊子》《易》，因為推重老莊，所以崇尚恬淡虛無，敬重真隱士。魏晉士人以從容不迫為雅量，以恬淡豁達為超曠，以不露喜怒為修養。“越名教而任自然”“禮法豈為我輩所設”。這樣的主流價值觀千古未有。

2、性情真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擺脫了禮法的束縛矯飾，坦露出人性中純真深摯的情懷。曹丕主持王璨葬禮，群臣學驢叫送別逝者的壯觀場面放在如今可謂奇談。而不似後來“真風告逝，大偽斯興”。

3、不尚名利。“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杜牧說：“大抵南朝皆曠達，可憐東晉最風流。”因為不尚榮利，所以才能恬淡率真。

4、極度追求美。魏晉不僅行為藝術流行，更崇尚自然美，氣度美，神韻美。如果僅僅外表美就落了下乘。嵇康內外兼美，“巖巖若孤松”“傀俄若玉山”。王導兒子王恬形如美玉。王導卻取笑他可惜了好皮囊，也是因為才貌不配。顧愷之畫人物力求神韻。王徽之愛竹成痴。

魏晉風度，是真貴族風流，也是千古絕唱。

說白了就是一群文人避世，用一些看似荒唐的行為來麻痺自己。什麼不穿褲子張腿而坐，什麼泡在酒缸，不就是最好的提現。

魏晉風度已越千年，穿越歷史的雲煙，仍然能夠聽到《廣陵散》的錚錚琴音，仍然能夠聽到觥籌交錯，斗酒狂呼的喧譁之聲。感謝從這一點上來說，要感謝那個動亂的時代，感謝那些無能的統治者，一定程度上早就了桃花源的美麗嚮往，讓今天的知識分子，都懷有那麼一種精神上的寄託。

時代讓生民塗炭，而知識分子卻給予時代一份大禮。魏晉風度產生的時代，可以說繼春秋戰國時代，中國最動亂的時代，三國紛爭、八王之亂、五胡亂華，統治腐爛，戰事頻仍，暴君頻出，王朝短命，民不聊生。曹操詩云：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餘一，念之斷人腸。動盪的社會，頻迭的政權，導致禮教崩塌，儒家式微，知識分子朝不保夕，報國無門，社會結構解體，道德禮法衰退，在這亂世之下，再死守陳教禮法，既難以生存，又會被人恥笑。

儒家思想無法適應解體的社會，必然有新的思想趁虛而入，故而玄學興起，佛道盛行。當臨危一死報君王難以實現時，隱逸山林談心性將變為必然的選擇。他們縱酒放歌、高談闊論，他們坦胸露體，放浪不羈，他們，焚香調琴，吟詩做賦。他們練丹食藥，以求長生，他們效法自然，登石臨水。

魏晉風骨的核心，我覺得就是人性的解放，是至情至性的表現，將束縛在人們身上的一切枷鎖都雜碎，迴歸本真，還復自然，哀人生之須臾，羨宇宙之無窮，他們追求的是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他們倡導兩性解放，追求男女之間正常的交往，打破橫亙在男女之前的屏障。

從來沒有一個時代，能像魏晉一樣影響中國的知識分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讓知識分子在出世與入世之間有了自我的價值考量，永遠記著在那廟堂之外，還有一處桃花源在桃林掩映之中等著你。

魏晉風度，愛其者愛得深沉，恨其者恨之入骨。魏晉名士，“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愛其者愛他們的自由超脫，放曠自然，認為生命在這裡開的絢爛之極，光耀千古；恨其者認為他們喜清談，好老莊，以至空談之風盛行，禮崩樂壞。

私以為，魏晉風度不可學。

魏晉名士狂放、嗑藥、酗酒、自由，這一切被傳為美談的前提是才學，沒才學，一切都不成立。

魏晉風度，說到底，是一小撮人的選擇，並非一個時代的縮影。魏晉時期，社會動盪，百姓悲苦，名士不試圖造福一方，而選擇消極避世，雖守住了個人的風骨、信念，實則是舍大義而全小義。當然，這種論斷有些儒學了。

竹林七賢中，只有山濤算得上才學濟世，因為他為官，也因此，顯得與其他六人有些不協調。嵇康寫《與山巨源絕交書》，可臨死前卻把自己後人託付給山濤。

若非要學魏晉風度，當學山濤，心懷高遠，但老老實實做事。人需仰望星辰，也要低頭走路。

當然，論才華，嵇康阮籍毋庸置疑是頭籌。

嵇康是真狂士，阮籍有種不得已的裝瘋。

我能理解一代才子在精神極度苦悶中選擇放浪形骸，使人憐惜，卻不可效仿，效顰者，一不留神，就是墮落。

歷史上，每逢亂世必思想開放，其原因在於人們對先前的傳統產生質疑，並希望以新的主張重回太平。

春秋百家如此，隋唐改制如此，明末如此，清末民國如此，但魏晉時期的名士卻差一點，只破不立。

嵇康阮籍也好，陶淵明也罷，他們都以各自的方式去反抗，但他們的反抗止步於反抗，並沒有提出任何切實可行的方案去解決這一切，所以，魏晉風流只成了一種態度。態度是可以模仿的。

當然，這麼說有點說風涼話的感覺，因為司馬氏初期為鞏固政權，確實大範圍迫害不合作計程車人，可哪些封建王朝的名士不是冒著被殺的風險勇於提出主張呢？

嵇康不怕死，可他也沒提出任何實際的主張。是嵇康才華不夠？非也。是因為魏晉名士普遍存在一種虛無主義的傾向，這種傾向導致他們選擇避世清談。

細想這些人，有錢（別信什麼生活潦倒困苦的話，嵇康吃五石散，阮籍豪飲，這兩樣都是燒錢的活動，他們比絕大多數人活得都滋潤），有的是二代，整天就是喝酒，吃藥，聊閒天，耍酒瘋鬧事，精神上又虛無主義，這樣的生活恐怕不應是年輕人的首選。

人都希望追求自由，很可貴，但心有風流，無礙俗塵。

有自由的心就夠了，那種生活還是不過為好。才子學來是疏狂，凡夫照搬成笑柄。

非常喜歡魏晉風度，也希望當代人能夠更多的講究精神上的風度，心靈上的灑脫，個性上的自由，骨氣上的硬朗，信仰上的脫俗。千萬不要只鑽到錢眼兒裡，像只知道圍著錢轉六親不認的拉磨的驢，像被財神爺攥住了脖子的貪婪可憐知進而不知止的鴨。

一.人要瀟灑地活。有才敢自信。

謝靈運自誇才高八斗。

著名山水詩作家、南朝宋國謝靈運，開山水詩派，又才華出眾，他的詩篇一出，人們就競相傳閱。他詩作和書法並稱二寶”。宋文帝常常要他邊侍宴，邊寫詩作文。一次，他邊喝酒邊自誇道：“魏晉以來，天下的文學之才共有一石(一種容量單位，一石等於十鬥)，其中曹子建(即曹植)獨佔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其他的人共分一斗。”

二.人要有志的活，有才抱大義，挽狂瀾。

諸葛亮自比管仲樂毅，靜待明主仁君。出山敢帥部下拒強曹，隻身舌戰勝群儒，七擒七縱顯仁和。

三.人要有風度的活，秉性不因富貴移。

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有苦說苦有樂說樂，不為金錢權勢不為自己所痛恨的人事而賣身賣心，物質上貧窮，精神上富有。做自己熱愛的事兒，守自己珍愛的節操。

要咱們現在看來五斗米不多，但對於陶淵明來說卻是救命糧。與他以及全家人的生活息息相關。有詩為證:

乞食

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

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

主人解餘意，遺贈豈虛來。

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

情欣新知歡，言詠遂賦詩。

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

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

譯文

飢餓驅我出門去，不知究竟去哪裡。 前行來到此村落，敲門卻難致詞語。 主人理解我心意，慷慨相贈來不虛。 暢談終日話投機，斟酒即飲不客氣。 新交好友心歡暢，即席賦詩表情意。 感你恩深似漂母，無韓信才我心愧。 牢記胸中如何謝，死後報答君恩惠。

這首詩的創作時間，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一說此詩作於南朝宋文帝元嘉三年（426年），陶淵明六十二歲，詩人根據乞食的真實經歷，寫下此詩。一說此詩作於陶淵明青年時期，大約在東晉孝武帝太元十年（385年），陶淵明二十一歲，與朋友聚會，飲酒賦詩。

另有

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烏遷。寫飢餓難耐。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

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

結髮念善事，僶俛六九年。

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

炎火屢焚如，螟蜮恣中田。

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

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

造夕思雞鳴，及晨願烏遷。

在己何怨天，離憂悽目前。

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煙。

慷慨獨悲歌，鍾期信為賢。

譯文

天道幽深而玄遠，鬼神之事渺難算。 年少已知心向善，五十四歲猶勤勉。 二十歲上遭時亂，三十喪妻我獨鰥。 旱天烈日似火燒，害蟲肆虐在田間。 風雨交加來勢猛，收穫不足納稅錢。 夏日缺糧長飢餓，冬夜無被受凍寒； 夜幕降臨盼天亮，日出卻願日落山。 我命自苦難怨天，遭受憂患心熬煎。 死後名聲何足嘆，在我視之如雲煙。 慷慨悲歌孤獨心，唯有知音曉哀怨。

這首詩描繪了詩人晚年悲慘的生活情景，他已經到了挨餓受凍，無法維持的境地。他“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以至凍得“造夕思雞鳴”，夜間盼著快點天亮；餓得“及晨願烏遷”，白天又盼著快點天黑。詩人天真的以為，時光過得快了，自己就沒有那麼餓了。這是多麼難熬，多麼難以忍受的歲月啊！

《飲酒》中說：“竟抱固窮節，飢寒飽所更。敝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

但是詩人卻自有他的固執和豁達，也自有他對人生辨明之後抉擇的舒心悅意。

百苦千辛何所悔，但使願無違。

歸園田居·其三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譯文

我在南山下種植豆子，地裡野草茂盛豆苗稀疏。 清晨早起下地剷除雜草，夜幕降臨披著月光才回家。 山徑狹窄草木叢生，夜間露水沾溼了我的衣裳。 衣衫被沾溼並不可惜，只願我不違背歸隱心意。

百苦千辛何所苦，但求人生有真意。

飲酒·其五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譯文

將房屋建造在人來人往的地方，卻不會受到世俗交往的喧擾。 問我為什麼能這樣，只要心志高遠，自然就會覺得所處地方僻靜了。 在東籬之下采摘菊花，悠然間，那遠處的南山映入眼簾。 傍晚時分南山景緻甚佳，霧氣峰間繚繞，飛鳥結伴而還。 這裡面蘊含著人生的真正意義，想要分辨清楚，卻不知怎樣表達。

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 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 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 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 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鄰。 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 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

如今多少人，沒有陶淵明如此看得開的灑脫，沒有明確人生和信仰之後的豁達博愛，或蠅營狗苟，或欺軟怕硬，或貪財冷漠，或功利自私，或仇富或鄙窮，窮形盡相，醜態百出，讓世間少了許多的美麗。

當代人再窮也窮不過陶淵明，多數人可以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

再富也富不過陶淵明，因為陶淵明我的人生我做主；因為陶淵明有自由的心和自由的身。因為陶淵明有詩意的人生:悲來一首詩，樂來一首詩；真誠豁達，心波流蕩，生命鮮活。因為陶淵明縱浪大化，寄身宇宙，聞得菊花香，見得南山靜，懂生命飄如陌上塵，愛人人落地骨肉親。

我們當代的很多人，為孩子的分數、自己的金錢、工作、房子、病，搞得疲憊不堪，心力交瘁，甚至因為環境長期的壓抑而得抑鬱症……

這一些原因大多是因為不講究精神超越，不注重信仰的力量，找不到生命的根基。

當代社會，不管是物質的高度發展，還是科學的進步，都會對人的生命造成壓榨。哲學家斯蒂芬·圖爾敏曾經說過：“科學或技術忽視了它們對於各種各樣有血有肉的人的長遠影響。由於缺乏個人洞察力、情感、想象力或缺乏一種其特定活動對其他人影響的這種感受，科學家對於他的同胞，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而把對他們的關心僅僅當作是社會實驗與技術實驗的額外課題。”

而物質的高度發展，反而對人造成了一種威壓，大多數的普通人越來越覺得自己無法掌控到那麼多的物質，失落感和邊緣化與日俱增。

在科技和物質的高牆大山之中，人的生命就如一朵小花，但是也完全可以用一種豐富去超越。因為如果不超越，人就很難想象到宇宙賦予生命的本來的美麗。

在平凡的生活中，不管有多少貸款要還，有多少工作要做，還是希望更多的人應該讓自己的生命長養一種風度。懂得生命的寶貴，懂得愛自己愛他人的幸福。

“它是從哪兒來的，我不知道,我只是知道現在它的影子躲在它的車輪下面。

牛車的車輪是兩隻巨大的木輪。這是屬於記憶的木輪，

木輪說，時間走得很慢，因此我也走得很慢..."

這是葉延濱的詩，也是《向晚的牛車》的開頭，裡面講述了魏晉的浪漫情懷，也使我愛上了那個時期。

那個時期，很慢，時光都不願走快。

是啊，一個“慢”字，道盡了那段浪漫的時光。

首先令人想到的便是竹林七賢。

一曲《廣陵散》，世人皆知嵇康；

為躲避禍端，大醉80天的阮籍；

門楣高掛內褲的阮咸；

坐在鹿車，讓傭人走在後面扛著鋤頭，說“如果我死了，把我就地掩埋”的劉伶；

“寄餘命於寸陰”，吸氣吐氣的向秀；

還有剋制的山濤鑽研的王戎。

魏晉時期，是“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淵明；

是“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曹操；

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諸葛亮；

是“明月照積雪，朔風勁且哀。”的謝靈運；

是“一觴一詠，足以暢敘幽情”的王羲之……

在魏晉時期，用的是牛車，樸素簡單，他們過著慢生活，玩著曲水流觴的遊戲，穿著寬鬆舒適的長袍，跑夠了，就停下來。

他們的慢，是刻意的慢，像植物一樣的慢。種子種下去，生根，發芽，長莖葉，開花，結果，枯萎，一年就過去了。

草本也好，木本也好，都簡單，率性，安靜，以及緩慢。

木心在《從前慢》時說：

從前的日色變得慢，車，馬，郵件都慢，

一生只夠愛一個人。

從前的鎖也好看，鑰匙精美有樣子，

你鎖了 人家就懂了。

魏晉風度這個詞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用來形容魏晉時期的文人、士人的狀態。從歷史角度考慮，哪個階段恰恰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亂的年代，也是歷史的一個轉折的時期。我的觀點兩個方向：思想解放和行為羈絆。

什麼是魏晉風度？顧名思義，就是魏晉時期人們的文章、言談、舉止、態度。在那個亂世之中，魏晉人風度綽約多姿，表現形態各不相同。比如竹林七賢的名士風度，君臣之間的政治風度，民間各種人物的哲學、自然、隱士等風度。

魏晉時期正因為亂，才讓禁錮士人幾百年的儒家思想，在士人、文人心中有了動搖，所以才有了很多情願歸隱山林的隱士，有了很多不為五斗米折腰的能人異士。但是那時候的文人，心中的信念無所寄託，所以在思想上和行為上有著兩種不同方向的延展，從而充滿著矛盾。

一方面，有些有著自制能力的人，在亂世之中可憐民眾疾苦卻也無能為力，所以寄身於山水田園之間，鍾情於畎畝農家之中，寧可躬耕隴畝，也不出仕為官，由此產生了很多田園詩人，出品了很多田園詩文。

另一方面，很多人並沒有放下儒家和士人高傲的透露，長袖善舞，長歌為樂，放浪形骸，吸食“五石散”，身無分文卻清高自傲者非常多，這是在舊的信念沒有建立，新的思想尚未形成情況下的無所寄託，空虛和寂寞的外在表現。

尤其是東晉時期，北方士族地主隨著晉王朝“白衣南渡”，昔日的輝煌不再，故土處在紛飛的戰火和蠻族統治之下，缺少了信念和堅持，更助長了思想上的不羈和放蕩，保留著的寬宏大度只不過是一種表面現象，是一種風骨猶存之際的保留著的微薄的面子。

結語：

魏晉時期的風度確實有很多值得欣賞的地方，對中國社會、經濟、文化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對思想的重鑄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但是卻缺少一種“國破山河在”的悲壯。

魏晉風度一直是讓很多文人為之傾慕的一種風采。

但需要知道的是，其中有真風度，也有假風度。

一些真的名士所作所為自然是讓人感覺敬佩，但其實更多的人並沒有名士之心，只不過是為了博取時名而故作姿態罷了。

魏晉風度：真名士自風流，假名士裝風流

說起這個魏晉風度，就不能不說一下魏晉時期計程車人，他們之中誕生了一個非常獨特的群體，叫做“名士”，在之前的漢代和之後的所有朝代裡，這一類人或許也有，但絕對沒有形成如此的規模和群體。

這些“名士”不同於傳統計程車人，他們雖然多數也是接受著儒家的教育，但因為年代不深，漢朝確立儒家正統地位距此也不過三百多年，還有很多莊老、陰陽等學說在流傳，就給他們有了廣泛接觸、學習的機會。

所以，那些即使主要接受了儒家思想薰陶的文人，骨子裡多多少少都有點“叛逆”精神，他們並不像後世那樣對儒家有一種狂熱的心態，所以本身也沒有做“聖人”的覺悟。

“聖”這一概念在古代了不得，那些以蒼生為己任的人才會被冠以“聖”的名頭，比如上古的堯舜肯定是“聖人”，儒家有“五聖”，李白詩歌那麼著名，但“詩聖”的頭銜還是被心憂黎民的杜甫摘了去。

所以，魏晉這一時期的文人對於儒家思想有著一種冷靜地看待，不想做聖人，於是就成為了稍顯“離經叛道”的名士群體。

真的名士，是那種不問是非、只問本心的文人。

這些名士，尤其是真名士，其實很少有是非觀念，倒不是說他們不知道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而是他們更注重自己的本心選擇，不願意違背自己的意願。

我們來說說嵇康。

嵇康這個人是個真名士，做事情多是憑本心。

比如對於當時的高官鍾會，嵇康就是一種蔑視的態度，他的死亡和此有關。

話說鍾會因為非常仰慕嵇康，得志之後就去拜訪他，希望與之建交。但嵇康正在樹下打鐵，對於來訪的鐘會就當空氣一般。鍾會受不了這種侮辱，轉身想要離去。

嵇康問：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

鍾會答：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於是回去就誣陷、讒害嵇康，以致其最終被殺。

從這一點似乎只能看出嵇康不與統治者合作的態度，並不能看出其“名士風流”。那麼，嵇康真的不知道如何才能讓自己過得更好嗎？

同為“竹林七賢”之一的山濤想要歸附司馬家族，嵇康寫信與之絕交，這就是著名的《與山巨源絕交書》。

但是，嵇康雖然自己不出仕，但卻讓他的兒子嵇邵出仕，並且認定山濤一定會照顧自己的後人。

這就說明嵇康其實也知道出仕的好處，並不是一個“死忠”的迂腐之人，否則就不會讓嵇邵出仕了。

但是，他的本性不喜官場，所以才將事情做得那麼決絕，完全不計後果。

這就是“名士”和“聖人”、“隱士”之間的區別，他們既沒有澤被蒼生的大願，也沒有歸隱山林的決絕，他們只想順從著自己的意願而活。

那麼，假名士是什麼樣子呢？

假名士同樣有其“風流”的一面，但其真正的秉性在某些時刻就能暴露出來。

比如那個《三國演義》中被諸葛亮罵死的王朗，這就是一個假名士。

王朗在當時也有名士的稱號，但有一次他和華歆一同逃難，途中遇到了一位求救者，想要搭乘他們的船一同避難。

華歆不同意救助這個人，但王朗認為地方還很寬裕，就希望救助他。華歆見此，也就沒有堅持。

後來因為速度減慢，賊兵即將追至，王朗就想要拋下那個中途救助者。

華歆說，當時之所以不想救助，就是因為這種情況。但既然已經決定救助他，又怎麼能因為遇到危險就拋棄他呢？

從這一件事情就能看出，王朗雖然有著名士的稱號，但遇到了緊急情況，其自私、虛偽的本性就暴露出來了。

再比如，位列“魏晉八君子”之一的王渾，在滅吳之戰的時候也暴露出來自己的本性。

話說公元279年，王渾等人奉命滅吳，吳主孫皓向王渾、王濬、司馬伷三人分別遞交了降書。

王渾接到之後，擔心是吳國詭計，不敢直接渡江；

王濬接到之後，立刻渡江，在建康接受東吳的投降。

王渾第二天渡江之後，眼熱王濬的功勳，於是上書司馬炎，參奏王濬不受節制，擅自行動，應該按照軍法處置，以牢籠押解回京。

這件事情被稱為“渾濬爭功”，是魏晉名士的一件笑談。

這些假名士非常多，因為當時的風氣尤為喜歡名士風流的樣貌，所以很多人開始偽裝成“名士”的樣子，來博取時名，一旦遇到真正的危機或者誘惑，就會暴露無遺。

禮教盛行之下，為何會出現魏晉風度

魏晉風度的出現和當時的社會狀況有關，那一段時期對於正常人的生活來說並不美好。

“三國”時期的英雄輩出，奇謀百變，在後世看來或許很精彩，但要知道，從群雄割據到三足鼎立，再到三分歸晉，短短半個多世紀時間裡，戰亂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對於袁紹、袁術、劉表等等諸侯來說，尚且朝不保夕，那麼對於生活於社會底層的百姓又當如何呢？

這些“名士”很多都不想出仕，那麼其生活狀態和普通人其實沒有太大的差別，也要飽經戰亂之苦。

而對於那些有志於建功立業的名士來說，因為出身、資歷、陣營等等關係，並不能得到很好的前途，尤其是一些寒門子弟出身的名士，或者沒落貴族出身的名士，他們在“察舉制”、“九品中正制”等壓迫下，是很難有翻身之日的。

所以，現實社會的兵兇戰危與黑暗環境，讓這一時期的一些比較敏感的文人率先對社會產生了失望的情緒，比如之前提到過的嵇康等人，“竹林七賢”中大多都是這一類人。

對現實世界的不滿，真正的名士都轉而去耕耘內心的精神世界，他們對精神自由有著狂熱的追求，甚至不惜發表一些“離經叛道”的言論。

比如“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這是與主流社會近乎完全相反的思想，自然要遭到主流社會的抵制。

更何況，嵇康等人認為，世間的規矩只能去約束普通人，像他們這種追求自由計程車人是超脫於規則之外的。

那麼就意味著他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脫法度而不用受到制裁，這也是社會動盪的隱憂，自然不能被上層社會所容忍。

這些名士的做法使得他們在追求精神自由的同時，也享有著一定的現實自由，所以被很多人所推崇並模仿，在社會上形成了一股潮流，這就是由真假名士共同形成的“魏晉風度”。

那些甘於出仕的名士對於統治者來說屬於旗幟，可以招攬人才，但那些不願意出仕還追求自由的名士自然就會遭到統治階級的憎恨，他們的結局都並不太好。

所以說，“魏晉風度”的形成，其實是在那個現實社會極度動盪、封建禮教尚且沒有完全滲透的時代裡，所形成的一種特殊思潮，在之後的朝代中，再無此等條件。

正因如此，魏晉風度和其他任何朝代都有著極為明顯的差異，尤其是“精神自由”的誘惑，使得那個朝代的名士成為了後世所有文人所豔羨的物件。

但也應該知道，這些名士中，那些採取不合作態度的文人，雖然在民間和後世聲望很高，但對於家國天下的作用其實是很小的，那些精神標杆式的鼓舞也只是客觀存在的，並不是他們的主觀意願。

魏晉之風是一種精神境界。是那個時期，在士大夫階層流行的一種處世態度。魏晉之風不見得多好，但也未必全然就是不思進取的消極，那只是當時人在面對當時政治環境的選擇，是無奈也好，是真性情也罷。

一、容止之風

　　魏晉時期伴隨著人的自我意識的覺醒，士人講究儀容儀表和舉止風度，尤其注重精神內在美。社會對男色的消費，看似大膽的舉動，卻形象地刻畫了魏晉士人的時尚風氣。

二、隱逸之風

魏晉時期隱逸之風盛行，很多名士曠達任放、傲世獨立，他們不以功名利祿為務，甘於淡泊，反抗世俗的束掉，或離群索居，或遁跡山林，追求內心世界的滿足。也有所謂的“朝隱”，這樣的隱士不必去過心跡雙枯的清苦生活，又可以不營俗務，以“內足於懷”為理想境界。展現了魏晉士人心神超越的風範。

三、任誕、飲酒之風

魏晉士人縱酒放達、詆譭禮教、憤世嫉俗、傲骨錚錚的精神面貌。魏晉士人不滿於舊禮教的束縛，追求個性之自由和精神之解放，形成了“指禮法為俗流，目縱誕以清高”的風尚。任誕的表現形式多半離不開飲酒。飲酒不但是魏晉風度的核心內容之一，還是士人消災避禍的重要手段。所以，魏晉士人盛行任誕之風，既可視作是對舊禮制的反抗，也可視作是對當時險惡政治環境的逃避。

四、服藥之風

魏晉名士流行服五石散，以藥物作為護身符和麻醉劑。五石散因藥性猛烈，服後需要散熱，行走發散，故名五石散。又服者需冷食、薄衣，故亦稱寒食散。何晏被魯迅先生稱為“吃藥的祖師爺”(《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何晏曾說：“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服散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求長生不老，其次是為了感官的刺激，據說服後可以心情開朗、體力增強。此外，服散據說還有美容的功能，對服散頗有心得的大名士何晏即“美姿容，面至白”，名士們因此紛紛效仿，形成風尚。

五、清談之風

清談起於漢末，名士群集，臧否人物，評論時事，稱為清議。魏晉時期的清談則側重於玄學，即所謂內聖外王、天人之際的玄遠哲理，所以清談又稱為談玄。以何晏和王駕為開啟，以《周易》、《老子》、《莊子》為主要內容。以王衍、樂廣推向高潮。便魏晉時期成為自春秋戰國百家爭鳴之後，又一個學術思想的繁榮發展階段。士人們反點刻板的經學，崇尚老莊哲學，熱衷於談虛勝、辨玄理，遂有所謂“正始之音”。

那麼為什麼魏晉時期的人物會被人們這麼喜歡？因為他們和整個中國歷史上所有時代的人物都不一樣。你看中國整個一部歷史，所有的人都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每個人都謹小慎微。結果到了魏晉這一段時間，也就是從曹操統治開始到劉裕統治結束的這麼一段時期，所有的人好像變了一個樣子，就是人性的光輝充分地發揮了出來，沒有什麼禮教的束縛。

一句話來概括這個時期，最好的就是嵇康的一句話，他在《與山巨源絕交書》當中說：“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也就是這句話給嵇康帶來了殺身之禍，但是它確實是這個時代所有人的精神風貌的一個寫照。所以就有學者講：“一種風流吾最愛，魏晉人物晚唐詩。”我們用宗白華先生的一段話來概括一下魏晉時期的人物，宗白華先生是著名的美學專家，他說：“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他認為魏晉之人風神瀟灑，不滯於物，他們以虛靈的胸襟、玄學的意味體會自然，乃表裡澄澈、一片空明，建立了最高的晶瑩的美的意境。

魏晉時期的皇帝的故事的時候，你會發現，他和他的大臣們經常是平起平坐地討論問題的，經常可以在一塊兒開玩笑。然後第三個特徵就是儒學的崩潰和老莊玄學的盛行。在這樣一個背景之下才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另類的一個文化，尤其是道家文化無比昌盛的這麼一個時代。

竹林七賢由這麼七個人構成，一個是阮籍，一個是嵇康，一個是山濤，也就是山巨源，愛喝酒的劉伶，還有阮籍的侄子，叫阮咸，然後是寫《思舊賦》的向秀，還有王戎。

那麼這幾個人是聚在哪兒呢？竹林這個位置在雲臺山，就是河內郡，也就是現在的焦作。那個地方當時是洛陽人建別墅的地方，所有這些洛陽的達官貴人都喜歡在那兒建別墅。當時一開始的三個人就是山濤、嵇康和阮籍，他們三個人攜手入了竹林，在裡邊不斷狂放地喝酒、吟詩，然後彈琴、打鐵，就幹這些事。

這裡邊的核心人物應該是阮籍。阮籍跟司馬昭的關係特別好，他在司馬昭面前可以肆無忌憚。所以我在後來總結了一句話，我說，阮籍常有，司馬昭不常有。就是民間的人想要狂放，這種人我覺得是能夠找得到的，但是像司馬昭這樣能夠容忍這些狂放的人的皇帝是非常少見的。所以到後來，我們說，魏晉名士的收尾就收在謝靈運的身上，謝靈運從謝安那兒繼承了那種狂放的人格做派，依然在不斷地用這種方式生活，就被劉裕誅殺了。所以從那以後，中國社會又恢復到儒家的正統當中，沒有人敢再像竹林七賢這樣生活。

阮籍寫過最有名的作品，一個是詠懷詩，寫了特別多的詠懷詩，還有《大人先生傳》，以及《達莊論》。王維有一首詩說，獨坐幽篁裡，彈琴復長嘯。這個長嘯可能是古人抒發心志的一種方法。阮籍就特別喜歡長嘯，他經常一個人駕著車使勁跑，跑到窮途末路的時候，突然發現路斷了，然後痛哭而返。所以你能夠理解，這個人內心當中其實相當痛苦。他跑到廣武的楚漢戰場的時候，發出過一句特別有名的千古之嘆，他說，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實際上他自認是非常高的。

嵇康一直喜怒哀樂不形於色，這是魏晉名士最推崇的一種氣質，叫作雅量。王戎曾經講過，我與嵇康交往20年，未見其喜怒。你想，一個人被拉去殺頭，都還能夠從容地彈琴。彈琴這件事情是需要心境的，你的心境如果亂的話，你的琴肯定彈不好。但是這個人的雅量能夠保持到死亡的那一刻，這就是高人。所以阮籍和嵇康是竹林七賢當中最有代表性的兩個人物。

在當下的時代，我們追尋魏晉，是因為那一代名士人格獨立、精神自由、性情率真、愛惜自我，他們高曠美好的品格，透過千年的時光震撼著我們的內心。我們追慕，是因為我們缺乏我們迷失並準備在汙濁中繼續執迷。很多時候，我們並不瞭解人生的真相；我們懷念，是因為我們的祖輩曾經擁有遠遠比我們純粹的深情。

自有人類以來，怎麼活得自在，就是許多人嚮往的目標。不過，正如俗語所說，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自在的人生其實非常稀罕。

魏晉時期，一部分士人因為對當時的政治高壓和道德說教不滿，轉而放浪形骸，尋求精神上的解脫，雖未能在事功方面有所成就，卻薰陶出了中國歷史上影響深遠的“魏晉風度”。

竹林七賢

1.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晉書·阮籍傳》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有一天，阮籍來到了當年漢高祖與楚霸王項羽鏖戰的廣武，他忍不住感嘆道：“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這句話被許多人誤會為阮籍瞧不起劉邦和項羽，其實，阮籍的意思不過是他所生活的時代，諸公碌碌，卻佔據要津，項羽、劉邦那樣的人物已不可得而見。

項羽

事實上，正如阮籍所見，大部分時代都只是平庸的時代，建功立業只是一個笑話罷了。然而，沒有英雄，豎子亦能成名，阮籍對此瞭然，但並不因此憤懣，他只是去休，去休，喝自己的酒去。

2.死便埋我

劉伶是阮籍同時代的人，同屬竹林七賢之一。劉伶沒阮籍有才，卻比他更灑脫。據史書記載，劉伶常常坐著鹿車，帶一壺酒，不辨東西南北，一邊驅車前進一邊喝酒，使人扛著鍬跟著，說：“如果我醉死了就把我隨地埋了拉倒。”

劉伶的《酒德頌》可稱千古奇文，其中有一句說：“唯酒是務，焉知其餘。”

劉伶的老婆擔心他的身體，曾勸他戒酒，他卻說：“天生我劉伶，酒是我的命。一次喝一斛，五斗消酒病。婦人之言辭，千萬不能聽。”

《晉書》

3.乘興而來，興盡而返

《晉書》記載，王羲之的兒子王徽之，長大後頗得其父神韻。有一個冬天，連續幾天下著大雪。後來雪停了，王羲之高興地推開窗戶，喝酒賞雪。突然，王羲之想起了住在剡溪的好友戴逵（字安道），於是他馬上讓僕人備船，乘舟向剡溪出發。

幾個時辰後，終於趕到了剡溪。可這時王徽之卻突然吩咐僕人撐船回去。僕人很納悶，問他為什麼到了剡溪卻不上岸去見戴逵。他淡淡地一笑，說：“我本來是一時興起才來的。如今興致沒有了，自然應該回去，何必一定要見著戴安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