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奪情一事發生在他當宰相的時候，因為這件事，朝廷還掀起了一場辯論。

在張居正推行改革期間，他的父親張文明去世了。按照習俗和規定，在朝為官的人員，如果祖父母、父母去世了，要回家進行守制27個月。張居正得知父親去世的訊息，心中很是糾結，走還是不走，成了一個問題。張居正正在家中思考的時候，聽聞朝中的官員已經紛紛靠攏次輔呂調陽，這讓張居正十分惶恐和擔心。

他的為官之路如今已經很順坦了，如果等他回家守制27個月，回到朝廷後，不知道會是怎樣的一番場景。張居正越想越覺得惶恐，對回家守制這一事便有了深層次的思考。張居正也得知，明神宗和李太后都需要他的輔佐，於公於私都不應該回家守制，但是這是明朝的禮制，身為宰相卻不以身作則，以後別的官員又如何來遵守。

在張居正再三思量之下，設計了“多情”這一活動。他和馮保等人在私下商議，馮保贊成張居正奪情這一方法，張居正還從私下打探到，明神宗不願意讓他回家，朝廷正是百廢待興的時候，張居正一走，朝廷很多事情，他都沒有商量的大臣，內心十分苦悶。而張居正便把自己不想回家守制這一想法，讓旁人反饋給了明神宗。明神宗知道後，很是高興，便在朝廷之上和張居正上演了一部奪情戲碼，明神宗以朝廷需要人才為由，挽留張居正，張居正便裝作勉為其難的答應。於是，張居正便沒有回湖北為父親守制，依然在朝廷推行改革。

張居正的做法引來了很多大臣的不滿，他們批評張居正沒有禮儀，是貪圖宰相之位。後來，明神宗為了彰顯自己的話語權，對此事發表過不滿話語的大臣都給予了處置。

解析張居正玉娘之間的關係

張居正和玉娘是電視劇《萬曆首輔張居正》中的人物。這部電視劇根據熊召政所著《張居正》一書改編，講述了宰相張居正的一生。

張居正和玉孃的忘年戀也成為了電視劇的一大看點。玉娘是一位多才多藝的女子，她能唱歌能彈琴、會吟詩歌會作對，是一名才貌雙全的女子。但是她的身世很可憐，因為長相貌美、多才多藝，便被送給當時的宰相高拱。最後幾經波折，張居正將玉娘救於水火之中，玉娘很是感激張居正。

玉娘和張居正在詩詞歌賦上都有共同的興趣愛好和見解，所以在慢慢的相處中，曖昧的情愫便產生了。張居正對玉娘，玉娘對張居正，彼此之間都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感情。張居正此時已經50多歲了，面對年輕貌美的玉娘，自然會有愛慕之情。

在這部電視劇中，唐國強飾演了張居正，楊雪飾演了玉娘。有的觀眾說，這是這種忘年戀才能突出人性的解放，又有觀眾認為，張居正和玉娘這段忘年戀在電視劇中存在的意義不大，因為這部電視劇裡的張居正，為人正直、甘願為國家奉獻出自己的一生，這種大愛的精神在張居正身上完全展現出來了，張居正整個人被塑造的完美無缺，但是歷史上的張居正也有自私自利的一方面，面對權力以及美女，也有心動的做法。所以，這部電視劇的忘年戀就顯得有些格格不入了。

張居正到底居正不居正

張居正是明朝萬曆年間著名的宰相，也是明朝歷史上著名的宰相之一。他和明神宗推行的萬曆新政，對挽救明朝搖搖欲墜的統治起到一定的作用。明神宗十歲就登基掌握政權，他的母親李太后自然要找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來輔佐明神宗，此人恰是張居正。

萬曆年間，李太后、張居正、馮保三人為鐵三角，他們在輔佐明神宗處理政事方面，是不餘遺力。因為張居正和李太后的關係過於信賴和親密，坊間便有了“黑心宰相臥龍床”的傳言，這個故事的主角就是張居正和李太后。

張居正相貌堂堂，儀表不凡，在明神宗登基之後，張居正為明神宗的生母李太后正名，並且尊稱李太后為“慈聖皇太后”，張居正的這一做法深得李太后和明神宗的歡心。漸漸地，李太后對張居正信賴有加，將明神宗全權交與張居正負責，張居正也把明神宗當做自己的孩子一樣，盡心盡力的培養。傳聞有一次，張居正在考上進士那一年，有一名叫艾自修的同學，這位同學落榜了，張居正作了一個對聯，“艾自修，自修沒自修，白面書生背虎榜”。艾自修聽後很生氣，認為是張居正故意奚落他，心中便生恨意。一次，艾自修路過張居正門前，想找他聊天，聽家人說張居正在後花園賞花，艾自修便前往找張居正。剛進後花園看見張居正的背影晃了一下就不見了，艾自修急忙跑去用寶劍斬斷將張居正衣服一角。後來，艾自修查到了張居正的後花園有一個地道，通向了李太后的臥室。於是艾自修便拿出證據指責張居正，並做出下聯來嘲笑張居正：“張居正，居正不居正，黑心宰相臥龍床”。

這便是“張居正居正不居正”的由來。

張居正和嚴嵩都是明朝的宰相，縱觀他們倆人的一生，也有相同點。雖然嚴嵩被後人稱為奸相，遺臭萬年，但是嚴嵩和張居正在一定程度上來說，都有相似的經歷。

張居正和嚴嵩都是天才級別的人物，他們倆在青年時期就已經展現出很高的才情，年紀輕輕都已進入官場；第二點就是張居正和嚴嵩在書法和文學造詣方面都有很不錯的成就，張居正的行書寫的很好，詩詞都還不錯，而嚴嵩的書法造詣很高，並且擅長寫青詞。第三點就是，張居正和嚴嵩都有一位良師益友，張居正的良師益友是徐階，嚴嵩的是夏言。夏言和嚴嵩是老鄉，夏言很提拔重用嚴嵩，但是嚴嵩卻出賣迫害了夏言，最後夏言去世之前，又對徐階進行了拉攏和培養，最後徐階推翻了嚴嵩。張居正做宰相一方面是自己的鬥爭結果，另一方面是馮保和高拱在鬥爭中，張居正獲得了利益。除此之外，倆人的下場都很悽慘。張居正生前死後都很光榮，但是在不久之後，便遭到反對黨派的迫害，明神宗下令對張居正的家進行抄查，還對他的家屬進行流放，最後家中所剩人員寥寥無幾；嚴嵩晚年更是餓死街頭，還遭遇了千古罵名。

但是他倆對政治上的不同追求，又致使他們在歷史上的評價不同。嚴嵩做了宰相之後，利用職位之便大量的斂財貪汙，成為一位奸臣；而張居正推行萬曆新政，使明朝的統治得以延續60多年，而這一切都與張居正所做的貢獻是分不開的。

張居正被抄家是怎麼回事

對於張居正的一生，後人肯定他在政治上的偉大貢獻，同時對張居正在個人生活方面有不同的評價。

張居正死後不到一年的時間裡，他的家屬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箇中原因就是因為張居正被反對派報復了。張居正在推行萬曆新政期間，用了很多鐵腕政策，對明朝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有了重新的規劃和構建，恰恰因為張居正的改革措施損害了貴族階層的根本利益，這便招來他們的反對，但是張居正依然不為所動，繼續施行改革方案，這讓貴族階層很是怨恨。加上，張居正和馮保合力，陷害宰相高拱，這讓朝中很多大臣都不滿意張居正的做法，後來，張居正的父親去世之後，張居正沒有以身作則的回鄉為父親守制27個月，這件事情，更是引起了朝中的不滿。

因為這件事情，明神宗還處罰了很多官員。這些官員因為張居正地位顯赫而敢怒不敢言。在張居正去世之後，遭到貶謫的官員陸續恢復職位了，張居正的反對政黨們便嚮明神宗諫言，說張居正改革的種種弊端。而且，他們還找來人證證明張居正在為官期間，利用自己職位優勢，在外面大勢斂財，以及狀告張居正在回鄉過程中，乘坐三十二人抬的轎子。這些說詞很快便讓明神宗起了疑心，他下令抄張居正的家，收出他的錢財，據說，後來收到了財產十萬兩，和大貪官嚴嵩相比，根本是九牛一毛。但是正是這十萬兩，讓張居正背上了貪官的名聲。有人說，如果按張居正的俸祿來算根本沒有這麼多，試問這些錢是從哪裡來的？還有一個說法是，張居正本人不知情，是父親和弟弟在外弄的錢財，要不然又何來張居正兒子書寫欠條一事？

而張居正也差點落到了鞭屍的下場，張居正抄家事件持續了很長時間，大部分家屬被流放活活餓死，下場十分悽慘。

張居正作品有什麼

張居正是明朝萬曆年間有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除此之外，張居正還是著名的文學家。張居正在政治方面，雄韜武略，文學方面也頗有建樹。張居正著有《張太嶽集》、《書經直解》、《帝鑑圖說》等，至今仍然被後人所拜讀。

在張居正的一生中，他說過這樣一句話：天下之事，不難於立法，而難於法之必行。這是張居正的名言之一，從他的這句話中，不難看出張居正雷厲風行的處事態度，張居正認為天下的事情，立下法律條例很是容易，但是最難的就是法律條例和規則的執行。

書法方面，也有擅長的領域，行書就是他擅長的領域之一。

張居正的行書作品之一就是他的扇面行書，張居正的行書作品給人以美的享受。雖然他的書法作品不多，但是依然可以看見張居正在書法方面的造詣。張居正的行書流暢富有力度，作品卷面看著整潔大方，這與張居正的性情是分不開的。

張居正在朝中還結識了一位好友，此人便是馮保。馮保有很高的才情，在書法方面更是如此，張居正和馮保具有相同的興趣，並且在政治問題上也達成了一致。所以，他們倆人的關係就更為親密了。在日常生活中，張居正和馮保也會在一起探討書法的奧秘之處，所以，張居正和馮保彼此間的書法技巧也提高的很快。

張居正一生寫了大量的政治治國文章，以及教育的文章，最後經後人整理為《張文忠公全集》，裡面是對張居正一生在各個領域建樹的總論。《張文忠公全集》裡面涉及了張居正在輔佐明神宗處理政事之時，總結出有用的治國經驗，至今仍然很適用。

一個人要想獲得成功，可能需要很多年的準備和積累，而要想維持這種成功，就必須把已經掌握的權力牢牢地抓在手中，否則，一旦失去，就兵敗如山倒，再也難以挽回了。且不說這個道理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確的，不過在張居正的心裡，這就是一句至理名言。他不允許自己失敗。

為了把萬曆皇帝培養成自己心目中理想的“聖主”，張居正不惜採用嚴厲的家長式作風來管教萬曆，儘管萬曆皇帝的心裡對此頗有一些不滿，但歸根到底，這位萬曆皇帝還是明白事理的，不會因為這樣一些小事而對張居正如此記恨。真正讓張居正死後被論罪抄家的禍根，乃是萬曆五年（公元1577年）發生的“奪情”事件，因為這一次，他把朝廷中大部分官員都得罪了。

群臣很生氣，後果很嚴重！

一年前被學生劉臺上疏彈劾的情景還歷歷在目，那還只是言官，一群偏執狂而已，張居知道與言官作對沒什麼好結果，但他還是做了，因為他覺得事情還沒有發展到那麼嚴重的程度。而這一次，他把大部分的官員都得罪了，這也是迫不得已，自己的老師徐階可以在進退兩難的時候選擇退休，但自己根本沒有退路，硬著頭皮向前走，自己還有可能獲得成功，若是屈服後退，後果只有一個，那就是身敗名裂。

明清時期，朝廷官員不論身居何職，一旦遭遇父母去世的變故，就應該馬上停職，回家為父母守孝，二十七個月之後，再由朝廷起復，是為“丁憂”。官員丁憂期間，朝廷不得強迫他們出來做官。但是，如果遇到特殊情況，為了國家大事，朝廷還是有權力剝奪孝子對先人的孝心的，也就是讓父母去世的官員不回家丁憂，繼續在朝廷處理政務，這種做法被稱為“奪情”。

萬曆五年九月十三日，張居正的父親張文明病死。十天以後，張居正得知這個訊息以後，請了一天假。隨即，萬曆皇帝也從內閣中的另外兩位大臣呂調陽、張四維那裡得知了這個訊息，於是親手寫了一封詔書，派人送到張居正家裡，以示安慰。按照慣例，張居正也應該向皇帝上書，請求皇帝讓自己回家丁憂。但是，辛辛苦苦幾十年才熬成了首輔，任誰都不甘心如此輕易地離開這個位置。張居正請假的這一天，傷心總是難免的，但更多的是考慮自己接下來應該怎麼做。

十九年前，張居正因為政治上的不成熟請假回家，到家一看，為老不尊的父親又讓他十分難堪。張文明人老心不老，不僅貪財，而且好色，張居正心裡很不痛快，但又不好意思明說，只好搬到山裡隱居了起來。張文明一看，嗬！你小子中了進士，當了翰林，現在請假回家，居然就敢不認爹了。所以，張文明和漂亮姑娘快活完以後，就係好褲子，來到張居正的隱居的山裡擺擺當爹的譜兒。張居正被氣得有點兒哭笑不得。

後來，張居正進入了內閣，並一步一步地當上了首輔，張文明隨著兒子官位的升高也變本加厲，愈發地有恃無恐。病逝之前，張文明的身體可謂是老當益壯，七十多歲的人了，還能摟著跟自己孫女差不多大的小妾共度春宵。這倒也沒什麼，畢竟才子風流嘛！讓張居正感到擔心的是，自己在京城嚴厲地拒絕了別人送給自己的賄賂，老爹卻在家裡樂呵呵地從別人手裡接過了銀子。更有甚者，張文明還勾結當地官府，霸佔了遼王的府邸。張居正不是不明白樹大招風的道理，幾次給老爹寫信，暗示他要收斂一點，但張文明置若罔聞，依然故我。張居正沒有辦法，甚至想把老爹從江陵接到北京——在自己眼皮底下，爹或許還能乖一點兒。張文明也不傻：我到北京去了，先不說錢還能不能收到手，單是那貌美如花的姬妾，自己怎麼好意思在相府裡跟他們打情罵俏呢！所以，儘管張居正多次請父親去京城，都被張文明拒絕了。

張文明病重之時，也曾讓人給張居正送了幾封信，希望他能回家看看。但張居正出於自己的打算，並沒有滿足父親的心願：萬曆皇帝明年要大婚，這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情。大婚之後，李太后就不再幹預政事，權柄自然也就會從太后手裡移交給皇帝。與其說是婚禮，倒不如說是一場權力交接儀式，這其中暗藏著多少變數，誰也說不清楚。偏偏就在這個時候，老爹病了，催兒子回家，張居正心疼老爹，但更心疼自己辛辛苦苦才坐上的首輔寶座。人在，權力就在，首輔的位置別人就搶不走；要是回家了，三兩個月，老頭子的病好了還沒什麼；萬一老頭子沒挺過去，那就不是仨月倆月能解決的問題了，而是三年啊！這三年中間，什麼事情不能發生。如果自己不回家，還可以考慮“奪情”，但如果自己一旦回家，老爹再死了，那麼即使皇帝下旨“奪情”，自己也不可能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韙接受這道聖旨。所以，還是留在京城比較好，最後，張居正沒有請假，只是對別人說，等明年三月皇帝大婚之後，自己在請假回家看望父親。也就是說，這位七十多歲的老人，必須讓自己病危的狀態維持半年以上，才能讓自己的兒子做到忠孝兩全。

沒想到，老爹到死也不願而給兒子幫幫忙，根本沒給張居正準備的時間，匆匆忙忙地就走了。接到父親去世的訊息以後，張居正心裡立刻就“咯噔”了一下。父親死了，怎麼也得表示一下自己的悲痛，所以必須要請一天假，不能上朝議事。張居正這麼做有以下幾個目的，一、表明自己確實很哀慟；二、思索下一步該怎麼做；三，觀望一下皇帝和群臣的態度。

果然，在把自己請假的原因告訴同僚呂調陽和張四維之後，呂、張二人馬上就把這個訊息告訴了萬曆皇帝。雖然已經是即將成婚的人了，但萬曆皇帝顯然沒有想太多的事情，他只是按照慣例，給張居正下了一道安慰的詔書：

“朕今覽二輔所奏，得知先生之父已棄世十餘日，痛悼良久。先生哀痛之心，當不知如何。然天降先生，非尋常者可比，親承先帝付託，輔朕衝幼，社稷奠安，天下太平，莫大之忠，自古罕有。先生父靈，必是歡妥。今宜以朕為念，勉抑哀情，以成大孝。朕幸甚，天下幸甚。”

從這封詔書中，看不出皇帝有挽留張居正的意思，不過皇帝賜給張居正的喪儀，卻是異常的豐厚，光是白銀就有五百兩之多。與聖旨和皇帝的喪儀同時送達的，是兩位太后賜給張居正的喪儀，同樣也十分豐厚。

張居正不想回家為父親丁憂，這不是孝順不孝順的問題，而是關係到自己權力得失、甚至身家性命的重大問題。劉臺事件中，自己雖然大獲全勝，但已經得罪了相當多的言官。一旦自己失勢，那必將給自己帶來巨大災難，儘管自己為官清廉，但父親在家鄉幹下的勾當也給言官們留下了足以令張居正身敗名裂的理由。更重要的是，自己正在進行變法，一旦自己回鄉丁憂，那變法必將半途而廢，所有努力也將付之東流。所以，自己絕對不能離開朝廷，那麼辦法只有一個——奪情。

當然，這種話不能由自己來說，憑藉自己在官場多年磨礪出來的經驗，張居正還是有信心實現自己被“奪情”這個目的的。首先，與自己站在同一戰線的李太后、馮保是不希望自己這樣一個堅定的盟友離開朝堂的，萬曆皇帝是自己的學生，朝廷所有的大事他都要仰仗自己，他必然也不願意讓自己回家。剩下的，就看其他同僚的了，這些人中，有的依附於自己，有的冷眼旁觀，有的肯定希望自己早點滾蛋。對於這一點，張居正也做到了心中有數，他相信，有了皇帝、太后、馮保和部分大臣的支援，反對自己“奪情”的人最多隻是發兩句老生常談的牢騷就會偃旗息鼓了。

事實證明，張居正預料到了事件的結局，卻沒有預料到事件的經過會如此曲折和艱難。

名利二字，自古都是名在前，利在後，權力不僅能讓人的虛榮心得到滿足，當然虛名是掌握權力者的目的之一，但人們往往更加註重那個“利”字，對張居正而言，自己已經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了，他沒指望能靠當官來獲得更多的財富，而是希望自己在這個位置上幹出一番事業，用自己的權力來影響整個政局；但對於其他人而言，沒有誰不希望自己獲得更大的權力呢？向權力最大的那個人靠攏，也就意味著自己的官位有了提升的可能。

趨炎附勢的人哪朝哪代都不缺，張居正深得君寵，權傾天下，抱他粗腿的大有人在。

果然，關於張居正去留的問題，立刻成了朝野上下議論的焦點。不久，戶部侍郎李幼孜向皇帝上了一道奏章，建議皇帝立即起復張居正，表章的大概意思是：皇帝在名義上批給張居正三個月喪假，但張居正卻用不著回江陵老家，仍然留在京城，隨時做好接受皇帝顧問的準備，遇到大事甚至可以直接批閱公文！起復，本來應該是丁憂官員在守喪滿二十七個月之後，才能官復原職，重新回來上班。說白了，李幼孜所謂的“立即起復”，跟“奪情”根本就是一回事。

在張居正之前，確實也有過“奪情”的先例，如宣德元年的金幼孜、宣德四年的楊溥、成化二年的李賢，三人都是內閣大學士，在遭遇喪親之痛時，皇帝特批他們立即起復，穿著喪服辦公，不用回家丁憂。

但從正統十二年開始，考慮到“奪情”對大臣的心理傷害太大，皇帝便明令禁止了這一做法。自此以後，凡是親人去世的官員，一律都回鄉丁憂三年，從未出現過例外。

此前，呂調陽、張四維兩位內閣大學士以及多位大臣出於公心或私心，都曾經向皇帝建議，仿照楊溥等人先例，對張居正“奪情”。可能是顧忌先帝的禁令，萬曆皇帝遲遲沒有做出批示。過了幾天之後，皇帝才突然明白，自己是離不開張先生的，國家更離不開張先生。所以，沒有任何猶豫，就批准了李幼孜的奏請。

張居正對李侍郎的表現可以說是相當滿意。首先，李幼孜一向被那些道學家們尊為領袖，如果連視忠孝禮義為生命的道學家們都支援張居正起復甚至是奪情的話，那麼事情基本上就沒有什麼困難了。其次，李幼孜的官職是戶部侍郎，這一點也非常重要。如果由禮部、吏部的官員上表請皇帝下旨奪情的話，顯然是於理不合——禮部、吏部應該支援張居正丁憂守制才對，若是請皇帝下旨奪情，不僅違反了制度條例，而且巴結張居正的味道也未免有點兒太明顯了。戶部則不然，丁憂守制的制度約束不了這個機構的官員，他們大可以暢所欲言。對即將大婚卻依然年輕懵懂的萬曆皇帝來說，張先生留在朝廷顯然對自己有百利而無一害，而且在他的心理，他也是希望張先生能夠留在自己身邊的，所以李幼孜的奏請一呈上來，立刻就得到了批准。李侍郎李大人既然已經開了頭，那麼其他的官員還有什麼好顧忌的，請求皇帝下旨明張居正奪情的奏章如雪花般紛至沓來，萬曆皇帝大筆一揮，一概照準。

張居正按捺住心中的興奮，把自己請求回鄉丁憂守制的公文遞交到了禮部。禮部官員哪敢怠慢，趕緊呈給萬曆皇帝批閱，萬曆皇帝同樣是大筆一揮——不準。但張居正卻表現得誠惶誠恐，接二連三地繼續向皇帝告假還鄉。張居正心理很清楚，這是在演戲，不過演戲就要演得逼真一些，只要不把戲演成真的就行，要不怎麼說“逼真”呢，逼近真實，但不是真實。萬曆皇帝連批了幾個“不準”之後，張居正覺得戲演得差不多了，於是向皇帝丟擲了自己精心構思很久的“折中方案”：在父親去世後七七四十九天之內不上朝，七七之後開始上朝。按照規定，丁憂守制的二十七個月之內，官員是沒有俸祿的，所以儘管我上朝議事，但二十七個月之內不領俸祿，以盡孝道。萬曆皇帝自然沒有不準之理，但做了一個小小的修改，皇宮的御膳房每天做好一頓豐盛的飯菜，送到張居正的府邸，算是對他不領俸祿的補償。

“奪情”的目的似乎很順利地就實現了。從一開始，朝中的大臣就分成了兩大派，一派支援張居正“奪情”，另一派則堅決反對。張居正事先的預想是：肯定會遭受言官方面的彈劾，就是其他大臣，也一定會有人建議皇帝讓自己回老家丁憂，“奪情”應該遇到很大阻力。沒想到，當以李幼孜侍郎為首的部分大臣連連上奏、請皇帝下旨“奪情”的時候，當自己假裝堅持回鄉丁憂卻被皇帝駁回的時候。儘管大部分群臣都在私下裡議論紛紛，甚至有人親自上門勸告自己，但卻沒有一個人站出來表示反對。這固然與張居正暗中知會馮保，請他從中周旋有關，但事情似乎有些出奇的順利了，越是這樣，張居正的心裡反而越沒底了。

暴風雨來臨的前夜總是異常安靜，安靜得令人感到壓抑。

言官，以及那些因為張居正變法而利益受損的人，他們真的無動於衷、或者僅僅是在私下裡議論幾句就了事了嗎？當然不是，這些人怎麼會錯過這樣一個可以趕走張居正的大好機會呢？他們之所以沒有說話，只因為要等待一個合適的機會，來一個總爆發。

這些人的等待並沒有持續多久，或許連老天都不再眷顧張居正了，奪情之事眼看就要塵埃落定之際，天上突然出現了彗星掃過織女星的異象。這一下，張居正那些蓄勢待發的政敵們終於要一顯身手了！

彗星出現雖然只是自然現象，但在當時卻可以算得上是一件與國家興亡關係密切的大事。要知道，從古至今，人們都認為彗星的出現意味著國家將要出現災難，不是皇帝昏庸無能，就是出了什麼亂臣賊子。即使見慣了大風大浪的張居正，也認為自己這次是太倒黴了，那拖著長長尾巴的彗星早不來晚不來，偏偏趕在老爹死後不久、皇帝下旨奪情的關鍵時刻出現，那幫對張居正敢怒不敢言的人正愁沒有一個合適的理由開罵，老天就不失時機地給他們送了一個藉口。在這些人看來，張居正身為首輔，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正應該在忠孝節義方面為百官做出表率。但是現在，父親去世了，張居正卻因為留戀手中的權力而不肯回江陵老家丁憂守制，彗星恰在此時出現，不正是上天看到大明朝出了這樣的不孝之子以後發出的嚴正警告嗎？既然如此，那麼當朝首輔、帝師張居正張先生，就應該下定決心，離開朝堂，為父親丁憂守制。

不過，萬曆皇帝似乎對掃過織女星的彗星並不在意，歷史上曾經多次出現彗星，參考了前人的處理辦法之後，萬曆皇帝下了一道聖旨，大概意思是說：朕要和文武百官一起檢討自己的過失，儘量彌補，請求上天的寬恕。對於大家最迫切的希望，反而連提都沒提。萬曆皇帝不可謂不聰明，群臣對張居正有意見，希望他回家丁憂，他心裡明明白白：現在朝廷離不開這位張先生，朕離不開張先生，而張先生也不願意離開朝廷，不願意離開朕。所以朕就順水推舟，讓張先生奪情參政。不管你們對他有多麼大的意見，朕只裝作不知，打個馬虎眼，大家相安無事就算完了。

這怎麼能行，機不可失，失不再來，眼看著皇帝就要把這件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終於有人憋不住跳出來指責張居正，說他即使不回鄉丁憂三年，起碼也應該回家主持葬禮，以後有了合適的機會再回來。令張居正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次當著皇帝的面站出來指責自己的人，居然不是言官，而是翰林院裡的一位編修，這個人的名字叫吳中行。

更令張居正感到難堪和生氣的是，這個吳中行是隆慶五年，由張居正這位主考官親自選拔出來的進士，換句話說，張居正和吳中行有師生之誼。在古代，主持會試的考官被稱為座師，被考官選中的進士即成為考官的門生，座師與門生的關係已經超越了單純的師生關係，他們相互提攜，已經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政治關係網。有的門生甚至在座師去世之後，為其守孝三年！

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從漢唐時期，這種觀念就已經深入人心了。你吳中行居然敢攻擊自己的老師，這個罪名比不孝也差不到哪裡去啊！不過吳中行自有自己的根據，人倫之中，以父子的關係最重，其次是君臣，而師生關係顯然沒有前面兩種關係重要，在吳中行看來，自己是捨棄了師生之誼，來維護子對父的孝、臣對君的忠，不僅無罪，反而有功！

還沒等張居正心中的憤怒開始發作，在吳中行上疏的第二天，張居正的又一位弟子、與吳中行同為翰林院編修的趙用賢，也向皇帝上了一封奏章，內容與吳中行一樣，都是要求張居正回家主持葬禮。一年以前，一個劉臺，就已經讓張居正感到了莫大的羞辱，甚至逼得他險些辭職。現在，竟然一下子跳出兩個學生來指責老師的錯誤，張居正受到的刺激，可以說是前所未有！

但這還沒有完呢！張居正的同鄉，刑部員外郎艾穆與另一位刑部官員沈思孝聯名向皇帝上疏。兩個人的口氣更為強硬，直接要求張居正辭去首輔之位，回鄉守制。這下，張居正的心裡已經不單單是憤怒了，他有些傷心地說道：“以前嚴嵩做首輔的時候，有很多人上疏彈劾他，但這些人中沒有一個是他的同鄉。現在看來，我這官當得簡直不如嚴嵩了！”

由此可見，即使強硬如張居正這樣鐵腕人物，要想衝破阻力做點事情，也必須要經歷千難萬險！

吏部是六部之首，此前，萬曆皇帝已經親口告訴吏部尚書，讓他代表吏部出面上表，懇求皇帝留住張居正。禮部官員也分成兩派，一派敦促禮部尚書按照皇帝的旨意辦，另一派卻堅決反對這樣做，最後還是反對這樣做的官員佔了上風。吏部尚書和禮部侍郎一商量，決定以“有礙禮義廉恥”為藉口，拒絕皇帝的要求。這樣一來，吏部也鬧成了一鍋粥。

在這種烏煙瘴氣的情況下，張居正顯然是不方便出面做些什麼的，即使他想報復彈劾自己的兩個門生，一個同鄉，也必須透過皇帝、透過馮保來進行。所以，他唯一能做的一件事，就是繼續上疏，請求丁憂守制。萬曆皇帝本來就不想讓張居正走，再加上李太后和馮保在耳邊不斷地勸說自己，更加堅定了對張居正奪情的念頭。不過，這位皇帝顯然沒有什麼更好的理由，幾次駁回張居正的奏章，都是一樣的說辭：先生是先皇的顧命大臣，自己年紀還小，能力不足，需要先生的輔佐，所以先生一天也不能離開京城。

如此翻來覆去地折騰，張居正終於有些煩了，他忍不住發起了牢騷：朝堂上人才濟濟，哪個不是棟樑之材，為什麼只有我不能離開？

皇帝被張居正這番話給問愣了，正當他不知道如何回答的時候，有個倒黴蛋兒主動湊了上來。此人名叫鄒元標，他上疏給皇帝，大概意思是說：您一直說自己能力不足，需要張居正輔佐，甚至連一天都不能離開。萬一有一天張居然突然死掉，您的能力就不用培養了嗎？若是放縱張居正這樣的行為，那麼後人也會效仿這種行為，甚至是謀朝篡位。”如果這番話在私下裡說說，倒也罷了；但把它寫在紙上，交給皇帝去看，就說明是這個人屬於典型的沒事兒找抽。果然，萬曆皇帝看完奏疏後龍顏大怒——這番話不僅攻擊了朕，還用惡毒的語言詛咒朕的張先生，連日來壓在皇帝心頭的怒火也爆發了：打，給我狠狠地打！

當然，這也是馮保等人在旁邊煽風點火的結果。

萬曆皇帝下詔：吳中行、趙用賢廷杖六十，逐出京城，發回原籍為民，永不敘用；艾穆、沈思孝廷杖八十，發配邊地，不在大赦之列；鄒元標廷杖八十，發配邊地。

處罰結果公佈以後，反對張居正“奪情”的官員都大吃一驚，單是廷杖，就足以在生理和心理兩方面對這些人造成巨大的摧殘了，現在居然還要發回原籍、充軍發配，甚至永不敘用，那不就意味著這幾個人的政治生命就此終結了嗎？於是，禮部尚書馬自強、翰林院掌院學士王錫爵以及其他主張或不主張張居正“奪情”的大臣，同時來到張居正的家裡，為將要受刑的五個人求情。不管政見如何不同，這些官員都有這樣一種看法：得饒人處且饒人，你張居正既然已經達到了自己的目的，就犯不上趕盡殺絕。對張居正來說，如果彈劾自己的幾個人跟自己沒有師生的關係、同鄉的情分，自己也不會見死不救的，就算要報仇，也不會如此的肆無忌憚。主要是因為這件事對張居正的打擊太大了：自己親手提拔起來的學生居然接二連三的彈劾自己；奸臣如嚴嵩者，都沒有被同鄉彈劾過，自己難道還不如嚴嵩嗎？所以，一定要給這幫人一點顏色看看，讓他們知道，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馬自強是第一個來到張居正家裡求情的人，他滔滔不絕地講起了半天大道理，哪怕是把這幾個人的廷杖免除也行。要知道，屁股上雖然皮肉肥厚，但如果往死裡打的話，一個正常人是絕對承受不了六十杖的，往往打到二三十仗，犯人就被打死了。張居正聽馬自強說了半天，一句話都沒有說，最後，他索性給馬自強跪下了，嘴裡不斷重複著一句話“您就饒了我吧！”馬自強知道自己無法說動張居正，長嘆一聲，轉身走了。

王錫爵知道以後，帶著十餘位官員一起來到張居正家的門口，張居正傳出話來：“不見。”他們在門口等了很久，其他官員無奈地走了，王錫爵不甘心，乾脆硬闖進了張居正家的客廳，見到了正在父親牌位前跪著的張居正，以激烈的言辭指責張居正。

張居正明確地告訴王錫爵：這是皇帝的意思，與我無關。

王錫爵直接頂了回去：皇帝的意思？皇帝難道不是因為您才決定處罰他們的嗎？

張居正無話可說，突然拔出了掛在牆上的一把寶刀，跪倒在地，把刀遞到了王錫爵面前：皇帝讓我留下，你們讓我走，我能怎麼辦？你殺了我算了！你殺了我算了。

王錫爵大吃一驚，慌不擇路地逃走了。

事情無可挽回，吳中行等五個人到底還是要執行廷杖，張居正出於內心無可壓抑的憤怒，事先暗示負責行刑的錦衣衛：往死裡打。

既然得到了這樣的指示，錦衣衛也不再猶豫，一頓板子下來，幾個人血肉橫飛，幸虧他們還年輕，身體也還結實，最終沒有被打死。

五個人雖然受到了嚴厲的懲罰，但正直的名聲卻傳遍天下，更令張居正沒有想到的是，除了自己的死黨之外，原本一些支援自己“奪情”的官員，也因為自己在這件事情上表現出來的專橫而倒戈了。

張居正原本以為，經過這樣的震懾之後，其他官員一定不敢再向皇帝上書彈劾自己了。沒想到，他想錯了，而且大錯而特錯，其他官員看到吳中行等五個人被處罰之後，反而群情激奮，繼續向皇帝上疏，反對張居正“奪情”。最後，萬曆皇帝也放出一句狠話：

膽敢再彈劾張居正奪情者，格殺勿論！

這句話像一枚威力無比的炸彈，巨大的爆炸聲響過之後，所有的一切都歸於沉寂，所有人都老實了，“奪情”風波至此告一段落，張居正取得了全面的勝利。

但是，張居正真的贏了嗎？起碼張居正的心裡並沒有嚐到勝利的喜悅！這是一次兩敗俱傷的爭鬥，誰都沒有佔到便宜，而損失最大的，還是張居正！張居正“奪情”，如果以低調、溫和手法去處理，是不會釀成這麼大的風波的，但因為他過於相信手中的權力，過於相信皇帝的權威，最終失去了人心，為自己死後被反攻倒算埋下了禍根。

那幾個被懲罰的官員，他們雖然皮肉受苦，但在精神上卻獲得了勝利——名頭響了！幾千年來一直追求“文死諫、武死戰”的迂腐中國官員們，不就是追求一個“正直”的好名聲嗎？與這些人不同的是，張居正是一個現實的人，他更在乎握住手中的權力，推行自己已經考慮成熟的改革方案，造福天下蒼生，沒有什麼事情能比這個目標更重要，張居正不是聖人，只是一個一心想實現自己的目標的人。張居正明白，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就必須要付出代價，只不過，代價未免太大了。

張居正苦心經營幾十年建立起來的人望和威信，在短短几十天的“奪情”風波中一下子垮塌了，後人在史書上，不知道會用如何惡毒的語言來塗抹這濃重的一筆。反正現在已經沒有了退路，那麼我張居正索性就無所顧忌的前行到底吧！

再嘮叨兩句，“奪情風波”對張居正產生了極為消極的影響，徐階、高拱被趕下臺的事實，劉臺、吳中行彈劾恩師的教訓，使張居正不敢再相信任何人。此後，他舉薦任用的官吏，都是些沒有真才實學、只會見風使舵溜鬚拍馬的小人。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張居正這位不世出的天才，儘管在內心深處也有成為聖人的想法，但終究還是性格上的缺點而犯下了許多錯誤。不過唯有如此，也才讓我們覺得，張居正就是一個人，一個活生生的人，不可能把所有事情都做得盡善盡美。

1577年秋天，朝廷上發生了一起嚴重的事件。大學士張居正的父親在湖廣江陵去世，按規定，張居正應當停職，回原籍守制，以符合“四書”中所說的父母三年之喪這一原則。

　　張居正照例報告丁憂，這使得萬曆大為不安。皇帝當時雖然已經十五歲，但是國家大事和御前教育仍然需要元輔的不可缺少的襄助。再說過去由於地位重要而不能離職的官員，由皇帝指令“奪情”而不丁憂守制，也不是沒有先例。

　　於是皇帝在和兩位皇太后商量之後，決定照此先例慰留張先生。在大伴馮保的協助之下，皇帝以半懇請半命令的語氣要求張先生在職居喪。

　　張居正出於孝思，繼續提出第二次和第三次申請，但都沒有被批准。最後一次的批示上，皇帝還說明慰留張先生是出於太后的懿旨。

　　這些文書從文淵閣到宮內來回傳遞，距離不過一千米內外，但是有意思的是，不論是奏章或者硃批還都要送到午門的六科廊房發抄，使大小官員得以閱讀原文，瞭解事情的全部真相。

　　然而官員們的反應並不全如理想。他們不相信張居正請求離職丁憂的誠意，進而懷疑奪情一議是否出自皇室的主動。

　　翰林院中負責記述本朝歷史的各位編修均深感自身具有重大的責任，因為他們的職責就是要在記述中體現本朝按照聖經賢傳的教導辦事的精神，如果沒有這種精神，朝廷就一定不能管理好天下的蒼生赤子。

　　統治我們這個龐大帝國，專靠嚴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訣在於運用倫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從尊上，女人聽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則以讀書識字的人作為楷模。而這一切都需要朝廷以自身的行動為天下作出表率。

　　很多翰林來自民間，他們知道法治的力量有一定的限度，但一個人只要懂得忠孝大節，他就自然地會正直而守法。現在要是皇帝的老師不能遵守這些原則，把三年的父母之喪看成無足輕重，這如何能使億萬小民心悅誠服？

　　在萬曆並未與聞的情況下，翰林院的幾十名官員請求吏部尚書張瀚和他們一起去張居正的私邸向他當面提出勸告，想讓張居正放棄偽裝，離職丁憂。

　　他們還認為，即使為張居正個人的前途著想，他也應當同意大家的意見居喪二十七個月，以挽回官員們對他失去的信心。

　　但是勸說不得結果。張居正告訴他們，是皇帝的聖旨命令本人留在北京，你們要強迫本人離職，莫非是為了想加害於本人？

　　吏部尚書張瀚，一向被認為是張居正的私人。他在張居正的破格提拔下身居要職，在任內也惟文淵閣的指示是聽。當他參加了這次私邸勸告以後，就立即被人參奏，參奏中一字不提他和元輔的這次衝突，而是假借別的小事迫使他下臺。

　　這一參奏引起了官員們更大的憤怒，因為他們清楚地知道，朝廷的糾察官員即一百一十名監察御史和五十二名給事中，都屬於張居正夾袋中的人物，他們從來只糾察對張居正不利的人而不顧輿論。

　　官員們的憤怒使他們下定決心採取另一種方式，他們直接向萬曆參奏張居正。

　　嚴格地說來，翰林編修上本是一種超越職權的行為，遭到反擊的機會極大。但是他們熟讀孔孟之書，研究歷史興亡之道，面對這種違反倫常的虛偽矯情，如果不力加諍諫而聽之任之，必然會影響到本朝的安危。

　　而且，本朝歷史上集體上書的成例具在，最先往往由職位較低的人用委婉的文字上奏，以後接踵而來的奏章，辭句也會越來越激烈。皇帝因此震怒，當然會處分這些上奏的人，但其他的高階官員會感到這是公意之所在，就要請求皇帝的宥免，同時又不得不對問題發表公正的意見。

　　這樣就迫使整個朝廷捲入了這場爭端，即使抗議失敗，鼓動輿論，發揚士氣，揭發糾舉的目的已經達到。哪怕有少數人由此犧牲，也可以因為堅持了正義而流芳百世。

　　糾舉張居正的事件按照這一程式開始。

　　最先由兩名翰林以平靜的語調在奏章中提出：因為父喪而帶來的悲痛，使張居正的思想已不能如以前的綿密。強迫他奪情留任，既有背於人子的天性，國家大事也很難期望再能像從前那樣處理得有條不紊，所以不如准許他回籍丁憂，庶幾公私兩便。

　　在兩名翰林之後，接著有兩個刑部官員以激烈的語氣上書，內稱張居正貪戀祿位，不肯丁憂，置父母之恩於個人名利之下。如果皇上為其所惑，將帶給朝廷以不良的觀感，因此懇請皇上勒令他回籍，閉門思過，只有如此，才能對人心士氣有所挽回。

　　張居正既被參奏，就按照慣例停止一切公私往來，在家靜候處置。但是暗中的活動並沒有停止，他的意圖會及時傳達到馮保和代理閣務的二輔那裡。

　　箇中詳情，當然沒有人可以確切敘述。我們所能知道的就是嚴厲的硃筆御批，參張的官員一律受到嚴懲。他們的罪名不在於觸犯首輔，而在於藐視皇帝。

　　聖旨一下，錦衣衛把四個犯官逮到午門之外。兩個翰林各受廷杖六十下，並被予以“削籍”，即褫奪了文官的身分而降為庶民。另外兩個官員因為言辭更加孟浪，多打二十下。打完以後再充軍邊省，終身不赦。

　　掌刑人員十分了然於犯官的罪惡，打來也特別用力。十幾下以後，犯官的臀部即皮開肉綻，繼之而血肉狼藉。受責者有一人昏死，嗣後的復甦，也被公認為是一個奇蹟，另一人受刑痊癒之後，臀部變成了一邊大一邊小。

　　刑罷以後，錦衣衛把半死半活的犯官裹以厚布，拽出宮門之外，聽憑家屬領回治療。有一些官員向犯官致以慰問，被東廠的偵緝人員一一記下姓名，其中的某些人且在以後被傳訊是否同謀。

　　皇帝的行動如此堅決而且迅速，無疑大出於反張派的意料之外。皇帝緊接著又降下敕書，內稱，參奏張居正的人假借忠孝之名掩蓋一個大逆不道的目的，即欺負朕躬年幼，妄圖趕走輔弼，使朕躬孤立無援而得遂其私。此次給予杖責，不過是小示儆戒，如果有人膽敢繼續頑抗，當然要給予更嚴厲的處罰。

　　這樣嚴肅的語氣，等於為再敢以行動倒張的官員預定了叛逆罪，使人已無抗辯的餘地。這一恐嚇立即收到應有的效果。除了一名辦事進士名叫鄒元標的又繼續上疏彈劾以外，沒有別人再提起張居正的不忠不孝。

　　事情就此結束。最低限度在今後五年之內不再有人參劾元輔，非議奪情。至於那個鄒元標，由於奏章呈送在敕書傳遍百官之前，因此加恩只予廷杖並充軍貴州。此人在以後還要興風作浪，這裡暫時不表。

　　張居正用布袍代替錦袍，以牛角腰帶代替玉帶，穿著這樣的喪服在文淵閣照常辦事。皇帝批准了他的請求，停發他的官俸，但同時命令宮中按時致送柴火油鹽等日用品，光祿寺致送酒宴，以示關懷優待。

　　倒張不遂的官員大批掛冠離職，他們推託說身體衰弱或家人有故，所以請求給假或退休。此時北京城內還發現傳單，內容是揭露張居正謀逆不軌。東廠人員追查傳單的印製者沒有結果，只好把它們銷燬，不再呈報給皇帝，以免另生枝節。

　　次年，即1578年，張居正服用紅袍玉帶參與了皇帝的大婚典禮。禮畢後又換上布袍角帶回籍葬父。他從陽曆4月中旬離京，7月中旬返京，時間長達三個月。即使在離京期間，他仍然處理重要政務，因為凡屬重要檔案，皇帝還要特派飛騎傳送到離京一千多公里的江陵張宅請張先生區處。

　　張居正這一次的旅行，排場之浩大，氣勢之烜赫，當然都在錦衣衛人員的耳目之中。但錦衣衛的主管者是馮保，他必然會合乎分寸地呈報於御前。

　　直到後來，人們才知道元輔的坐轎要三十二個轎伕扛抬，內分臥室及客室，還有小僮兩名在內伺候。隨從的侍衛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隊鳥銃手，乃是總兵戚繼光所委派，而鳥銃在當日尚屬時髦的火器。張居正行經各地，不僅地方官一律郊迎，而且當地的藩王也打破傳統出府迎送，和元輔張先生行賓主之禮。

　　隊伍行抵河南新鄭縣，張居正見到了被廢鄉居的故友高拱。兩人相見，恍如夢寐。張居正盡力棄嫌修好，指著自己的鬢邊白髮，對高拱感慨不已。高拱當時已經老病，兩人見面後僅僅幾個月，他就與世長辭了。

　　1578年前後，年輕的皇帝對張居正的信任達到最高點。這種罕見的情誼在張居正離京以前的一次君臣談話中表現得最為充分。

　　張先生啟奏說，他前番的被攻擊，原因在於一心為朝廷辦事，不顧其他，以致怨謗交集；萬曆則表示他非常明白，張先生的忠忱的確上薄雲天。說完以後，君臣感極而泣。

　　張居正回籍葬父，這三個月的睽違離別，是他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所以更顯得特別長久。待至元輔返京，萬曆在欣慰之餘，更增加了對張先生的倚重。

　　這年秋天，張居正的母親趙氏，經由大運河到達北京。不久她就被宣召進宮與兩位太后相見，加恩免行國禮而行家人之禮，並贈給她以各項珍貴的禮品。

　張居正奪情之前後，他到底是不想丁憂，正值神宗用人之際，順水推舟加皇明在身

神宗的態度十分明確，部分朝臣也支援張居正奪情

在宗法社會里面，政治就是教化，官吏就是師長，作為內閣首輔的張居正，首先要履行孝道，給亡父守制。因而，張居正照例諮行吏部，題請回原籍守制。吏部隨即接到聖旨：

“朕元輔受皇考付託，輔朕衝幼，安定社稷，朕深切依賴，豈可一日離朕？父制當守，君父尤重，準過七七，不隨朝，你部裡即往諭著，不必具辭。”

神宗的這道聖旨是在九月底發下的，表明了不許張居正守制，而且沒有迴旋的餘地。此外太后、馮保也主張奪情，以戶部侍郎李幼孜為代表的不少朝臣也大力支援，讓張居正以國事為重，遵旨奪情。

儘管神宗奪情的聖旨已經發下，但張居正自己還是堅持守制三年，他再次上疏請求，自稱“是臣以二十七月報臣父，以終事皇上。”十月初二日，神宗在下聖旨重申了奪情的理由，讓張居正以國事為重。並對呂調陽和張四維說起，即使張居正再上百本，亦不能準。

這個時候，御史曾士楚，給事中陳三謨等也紛紛上書，請求張居正。奪情的局勢既成，張居正沒有迴旋的餘地，他只能承認。不過他提出了五個條件：

1,、所有應支的俸祿，概行辭免；

2、所有祭祀吉禮，概不敢與；

3，入侍講讀，在閣辦事，俱容青衣角帶；

4、章奏具銜，準加“守制”二字；

5、容明年乞假葬父，便迎老母一同來京。

奪情一事到了這兒，似乎已經成了定局，有了神宗、太后、馮保以及朝臣的支援，張居正留朝也應該是名正言順了。

張居正是不想丁憂的。

張居正是明朝中後期的政治家、改革家，他輔佐萬曆皇帝開創了“萬曆新政”，即“張居正變法”。

變法的主要內容是制定了“富國強兵”、“欲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改革吏治，重用名將戚繼光抗擊倭寇、抵禦韃坦部落侵犯，同時治理黃河，鼓勵農耕。在經濟改革方面推行了“一條鞭法”，把各州縣的田賦、徭役以及其他雜役總為一體，合併徵收銀兩，按畝折算繳納。一條鞭法的推行益於農民，然而限制了大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遭到他們抵制。

公元1577年，即萬曆五年，張居正之父張文明在江陵去世，張居正照例報告“丁憂”。按照大明例律，他必須“丁憂”，也就是去官離職守孝三年後才能復出。但是當時是變法最關鍵時期，如果張居正“丁憂”三年，政敵必重掌朝政改回舊制，張居正深知“丁憂”的後果，於是就和內廷太監馮保密謀“奪情”。 授意 當時內閣次輔呂調陽、張四維，兩人上疏援引先朝故事，請皇上諭留張居正在官守制，即所謂“奪情”。明神宗接到奏疏後，下旨奪情。張居正連上三疏乞恩回鄉守制，神宗也連下三旨慰留，奪情遂成定局。對這種公然違背封建禮教的舉動，自然引起了守舊官僚們的強烈反對，神宗廷杖了幾名言官，才把朝野輿論強壓了下去。史書謂之：“江陵〔張居正〕聞父訃，念事權在握，勢不可已，密與保謀奪情之局已定，然後報訃。”〔《定陵注略·卷一江陵奪情》〕。並虛佯上疏乞恩守制：“如皇上之於臣，若是之懇篤者，此所謂非常之恩也。臣於此時，舉其草芥賤軀，摩頂放踵，粉為微塵，猶不足以仰答於萬一，又何暇顧旁人之非議，循匹夫之小節，而拘拘於常理之內乎。”表面上乞恩守制，卻暗示皇上不必拘於常理。張居正自己不願守制，神宗、太后更不願他離職守制。

第二年三月張居正歸葬，請旨到九月份，神宗卻命他五月份即返京，其間朝廷有關事宜需千里賓士請示張居正。遂張居正在奉旨奔喪期間包括行路間一直事必躬親、鞠躬盡瘁，執國事於掌握之中，運籌於帷幄之中，不管什麼時候都沒有耽誤影響國事。

因長年帶病工作，積勞成疾，張居正後來病重生命垂危。但即使在其病重的最後三個多月裡，他處理了蒙古叛亂，用張佳胤平定浙江兵變和民變，任用李成梁取得鎮夷堡大捷，使遼東安危解除障礙。不能進食時還唸叨萬曆新政進展情況，囑咐皇帝按照新政法規施行，必然能使明朝化解為難，立於不敗之地。萬曆皇帝曾有說“先生功大，朕無可為酬，只是看顧先生的子孫了。”意思是：先生的功德今生沒法報答完畢，我要對你的子子孫孫照顧有加。作為臣子，能得到主人的首肯讚揚，保證，再多的艱辛苦難都值得。

公元1582年，張居正病故。成就了巡撫顧麟對他的評價 “國器也”，他的二兒子張懋修說的“留此一段精誠在天壤間”。他曾寫書言志“願以身心奉塵剎，不矛自身求利益”，“天下之事，不難於立法，而難於法之必行。君子處其實，不處其華，治其內不治其外。”的確如此。

因為封建社會最基本的倫理綱常就是君君 臣臣 父父 子子，而張居正的奪情事件涉及到這裡面的兩個最基本關係，即君臣關係和父子關係，所以在當時乃至後來，上至朝廷官員下至黎民百姓都對這件事情一直有所爭論，是當時街頭巷尾熱議的一個話題。

其實這件事情很簡單，但有時候越簡單的事情也越複雜，怎麼講呢？

1

在封建社會，在所有的倫理綱常裡面君王才是最大的綱，然後才是其他方面，就是說服從天子高於一切。

張居正父親去世，按道理說，應該回家守喪三年，也就是丁憂，但是天子這個時候不讓他回去，他就不能回去，即使他孝心再大也不行。

天子這個時候是誰呢？是剛剛15歲的萬曆帝，而真正掌權的是他母親李太后，他們母子倆這個時候非常倚重張居正，因為朝廷他們無法掌控，所以他們不想讓張居正回家服喪，行丁憂之事，因此，就有了奪情事件（即張居正為年幼的萬曆帝他們母子奪去了孝親之情）。

2

張居正能被後人不斷書寫，可不是僅僅因為這件奪情之事，而是張居正實行了一系列的全方位的改革，讓明朝重新煥發生機。

乾隆在《明史》中對張居正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說正是因為張居正的努力，才有了萬曆中興，才讓明朝的歷史得以繼續繼續，看似有些誇張，其實一點都不為過。

我們可以看看萬曆上位之前的明朝已經衰敗到什麼程度了。

①土地兼併嚴重，權勢階層透過各種手段強佔了大量的土地，而這些人都拒不繳稅，底層民眾納稅過重，生活貧苦；

②徭役目錄繁多，各地起義不斷；

④邊境受到蒙古人、女真人滋擾與進犯；

⑤自然災害頻發，黃河屢次決口。

應該說，當時下層人民生活已經水深火熱中了，朝廷的力量尤其是財政收入也有衰弱之勢，所以為了挽救大明王朝，必須要刀刃向內的勇氣，進行刮骨療傷似的全面改革。

張居正應該很早就看到了問題所在，就差一個機會。

所以，當上內閣首輔之後，他就直接指出了當時存在的主要問題，“曰宗室驕恣，曰庶官瘝曠，曰吏治因循，曰邊備未修，曰財用大匱。”

隨即開始實行改革，涉及內政、軍事、水利、經濟等各個方面。

張居正的初衷是好的，但是阻力太大了，涉及到的利益關係太多，權勢階層尤其是那些兼併土地、公飽私囊、不作為的皇親國戚和高官大臣無不對張居正懷恨在心。

恰好這個時候張居正的父親去世了，按道理說，應該回去服喪，但他的改革還沒有成功，也得不到群臣的支援，而一去就是三年，他放得下麼？

他顯然是放不下的。

張居正明白，一旦他回去了，這期間可能發生很多事情，他前期的努力很可能將付之東流，甚至官位不保，性命堪憂。

所以，他策劃了奪情之事。

應該說，張居正是不得已而為之，歷史血淋淋的教訓讓他深知改革一旦失敗就會革了他的命，所以，他才出此計策

這是各種利益關係相互鬥爭的結果。

①無力掌握朝局的萬里母子也深知離開了張居正，他們啥都不是，只能被群臣所左右，所以他們必須留下張居正為自己服務。②支援變法的掌印太監馮保也離不開張居正，他需要張居正為自己撐腰。

公元1573年，在位8年的明穆宗朱載垕駕崩，10歲的太子朱翊鈞在內閣輔臣高拱、張居正的擁戴下登上皇帝寶座，改年號為萬曆，後世稱其為明神宗。萬曆皇帝的即位，也正式拉開了他和張居正之間11年愛恨情仇的序幕。

明朝中後期，宦官干政已經成為慣例常態。10歲的萬曆皇帝在政治上是個“小白”，面對繁紛複雜的朝局可以說是束手無策。但是，他必須得在短期內平衡宦官集團、文官集團以及勳親貴族三者之間的利益關係。內閣首輔高拱年事已高，已經缺乏進取的激情，於是，次輔張居正成了辦理此事的最佳人選。張居正找到宦官集團的首領司禮監秉筆太監馮保，兩人進行了推心置腹的徹夜長談。馮保被張居正坦誠忠貞的氣度所感化，答應配合張居正共同扶保幼主，做出一番大事業。隨後，張居正和馮保聯手將首輔高拱排擠出朝，自己擔任首輔，大權獨攬。自此，內閣文官集團和宮內宦官集團和平相處，結成了利益共同體，這在明朝的歷史上是唯一成功的案例。

不久以後，張居正又擔任了萬曆皇帝的經筵首席講官，成為小皇帝名正言順的師傅。萬曆皇帝的母親李太后對小皇帝的教育十分重視，授權張居正可以嚴厲管教小皇帝。張居正尊令而行，努力盡到了嚴師的責任，但是也給正處於叛逆期的小皇帝心中留下了仇恨的陰影。據史書記載：張居正有一天給萬曆帝講解《論語》，其中有一句“色勃如也”，萬曆帝將“勃”讀作bei, 張居正聽見後，竟然勃然大怒，鬚髮直豎，厲聲訓斥萬曆帝道：“當讀作bo！” 小皇帝受此突然的驚嚇，心中對張居正十分不滿，只是礙於師徒名分，隱忍作罷。多年以後，萬曆帝在朝堂上當著文武百官的面提到已故的張居正時，依然對此事耿耿於懷，說：“太師向來視我為童稚，殊可恨也！”

還有一件事情，使年幼的萬曆帝對張居正的憎恨無法釋懷。當時為了教育好小皇帝，李太后經常會單獨召見張居正進後宮商討教學方案，並詢問萬曆帝的學習情況。李太后此時還不到30歲，青年美貌，索然寡居，頻繁召見內閣首輔，無可避免地會引起外界的漫天謠言。這些風言風語傳到萬曆皇帝的耳朵裡，使他大為惱火，心中的這筆惡賬自然就記到了張居正的頭上。

萬曆五年（公元1577年），張居正的父親去世，這種情況在古代有個專用名詞，稱為“丁憂”。按照慣例，張居正必須辭去內閣首輔的職務，回家為父親守孝27個月。張居正甫掌朝權，風頭正盛，怎麼甘心主動辭職回鄉守制？於是，他一方面靜觀萬曆帝及其他官員對此事的反應，一方面暗中指使御史言官紛紛給皇帝上書，請求允許自己暫時不回鄉守孝，繼續在朝中處理政事，也就是所謂的“奪情視事”。面對眾言官的奏摺，聰明的萬曆帝其實一眼就看穿了他們是受張居正唆使，但是礙於師徒之名和李太后的面子，最終還是批准張居正可以“墨絰問政”，也就是穿戴著孝服處理政務。

由此可以看出，張居正之所以可以“奪情”而不用“丁憂”，完全是不願意放棄手中掌握的權力；而萬曆帝雖然看穿了張居正的居心，但礙於種種情面，只好順水推舟，准予其“免於丁憂，奪情視事”。這也為張居正死後家產被抄、子孫蕭條埋下了深深的伏筆。

張居正奪情的問題，談不上什麼謎團。當時的情況是，張居正不想回鄉守制，也不能走，李太后是不想他走，明神宗是既想他走又不敢表現出來。這都取決於每個人當時的立場來看。

於張居正而言，萬曆五年，父親逝世，如果回鄉守制，最起碼也是兩年多的時間（一般不到三年），而萬曆五年，張居正推行的新政正在關鍵時刻。“考成法”已經全面鋪開，“一條鞭法”馬上就可以啟動試點，整個朝堂在張居正與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的戰略結盟下，在李太后的支援下，已經打壓了絕大多數的反對聲音，進入平穩期。

如果張居正這個時候離開中樞幾年，很有可能會讓他的前期改革工作前功盡棄，其政治話語權也很可能因為反對勢力的重新抬頭而削弱。所以張居正不想走，更不能走。

於李太后而言，就更簡單了。一動不如一靜，張居正做的挺好，國家不亂，兒子聽話，朝堂不鬧。至於張居正父親的死，李太后並不十分關心，只要能留下張居正，其他的都可以談。

於明神宗而言，就比較複雜了。因為自小就在李太后的耳聞目染下，對張居正抱有很強的依賴性。事實證明，張居正理政的能力也是首屈一指的。但是，這一年，萬曆已經不是當初剛剛登基繼位的小孩子了，跌跌撞撞地，也大概知道了治國是怎麼一回事。張居正加李太后，再加一個馮保，這個組合一直壓得神宗喘不過氣來。你說神宗難道不想緩口氣？你說神宗難道不想感受下大權獨攬的滋味？

只是這個時候的神宗，羽翼未豐，諸多政務仍需依仗張居正，且張居正和李太后威勢過盛，神宗的心裡話自然是不敢說的。所以，只能挽留張居正留下來。

一家之言。

要說清這個問題，先要弄清此事發生的時間和背景。萬曆五年（公元1577年）十月，明朝首輔張居正的父親去世，按照明朝律法規定，身為兒子的張居正必須回鄉為父守孝三年。雖然規定是守孝三年，但是滿二十五個月即可回朝繼續為官，當時謂之為丁憂。當然法律規定是死的，畢竟也有特殊情況，是可以不回家守孝的，比如軍人，再或者是皇帝離不開的人，張居正屬於後者，不用回家守孝，謂之奪情。那麼張居正奪情究竟是他本人不想回去丁憂？還是皇帝萬曆不讓他丁憂呢？

首先，張居正本人不想回家丁憂。看看他的成長經歷就明白了，張居正，生於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五月初生，出身平民之家，天賦異稟資質聰慧，12歲考取秀才，15歲中舉，23歲中進士，被授予庶吉士，開始進入官場，從翰林院編修，到國子監司業，再到朝廷次輔，歷經嘉靖，隆慶兩朝，最後聯合太監馮保，扳倒了首鋪高拱，於隆慶八年（公元1572年）六月，順利升任首輔，開始輔佐小皇帝萬曆，推行自己的新政改革方針。這一年張居正48歲，萬曆10歲。

作為朝廷首輔，萬曆皇帝的老師，張居正可謂真正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內有掌印太監馮保為援，背後萬曆母親李太后的信任和支援，張居正在朝堂上，真正的是一言九鼎，無人敢反對。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張居正大刀闊斧地施行了自已的改革計劃，既然是改革，必然要觸及部分人的利益，也肯定有人反對。但是張居正當時權勢正盛如日中天，為順利推進改革，他也拉攏親信排除異已，所以在朝中沒人敢明著反對。

明的不敢來，就來暗的。萬曆五年十月，張居正父親病逝，按規定他要回家丁憂，為父親守孝三年。但當時他的改革正處於推行階段，一旦離開朝廷，改革勢必半途而廢，更有甚者，自已數十年拼搏奮鬥換來的高官顯貴，可能都要隨之而去。所以不論是為公為私，張居正都是不想回家丁憂的。

那麼皇帝萬曆呢？這時萬曆15歲了，雖說已經繼位五年，但是對於朝政仍然不具備把控能力，只能說是處於學習加實習階段。對於朝廷上一批官場老油條，他唯一能信任的也只有張居正。因為萬曆他媽李太后非常信任張居正！既然自已治理不好國家，也無法處理亂七八精的政務，自已的兒子萬曆又年輕沒經驗，那就一切都交給張先生吧。張先生治理國家，天下井然有序，國庫收入年年俱增，而今朝廷離不開他，兒子萬曆也離不開他，自已也需要張先生。所以李太后是不願意張居正回鄉丁憂的。自已的母親態度如此，皇帝萬曆當然也不同煮張居正回家丁憂。所以才有了要求張居正丁憂的四個官員，都被打了屁股削去了官職。

張居的“奪情”其實無所謂謎。在這個事情上，神宗與張居正不存在分歧。他們的意見是一致的。

先說張居正，他願意奪情的原因有兩個，一是他不願意放權。二是他不敢放權。

不願意放權，也可以從兩個方面理解。首先，權利可以給人帶巨大的好處，所以，權力是有癮的。一旦抓到手上，誰都不願意放下。放下權力，就等於放下權力帶來的諸多好處。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但是，張居正不願意放權決不僅僅為此。還有更重要的一條是，從萬曆初年，張居正把高拱擠出內閣後，他自己成為首輔。小皇帝年紀小，國家政權就掌握在張居正的手裡。這樣，他就可以進行一系統的改革措施，這些措施許多當時已經展開。在封建政治之下，人亡政息，是常有的事。張居正因為父死而回鄉丁憂雖然是規矩。可是，如果回家三年不管事，已經展開的改革工作半途而廢的可能性是極大的。這是張居正不甘心的。也是他不願意放權背後更重要的原因。

再說不敢放權。這與明朝為了維護帝權而設計的讓大臣互斗的政治模式有關。在這種政治模式之下，無論什麼人，只要進入權力的核心圈子，也就同時開啟互鬥模式。任何人不能避免。而大臣之間的互鬥。可以保證既使是能力很差的皇帝在位，也能穩坐皇位。明朝這種互鬥模式具體體現在權力的互樣制約上。

明朝的內閣輔臣，在民間也被稱為宰相，但他們實際上與歷代宰相是很不相同的。最大的區別在於，宰相是六部首長，不但有決策權，還有行政權。他既可以制定政策也可以落實政策。但內閣輔臣不一樣。他們本質上只是皇帝的秘書。只有建議權，既沒有決策權，也沒有行政權。

內閣對國家大事，可以提出建議。但決定權在皇帝手上。內閣的建議被皇帝批准之後，再交由六部實施。這就是大明朝最核心的政治制度。因為國家大事千頭萬緒，皇帝批奏摺很累。所以，後宮又設司禮監，幫皇帝批折蓋章。所以，就形成以內閣六部和司禮監互相牽制權力格局。因此，內閣首輔的實際權力遠遠比不上以前的宰相。

內閣是由首輔負責。首輔的權力比其它輔臣大。所以，在內閣內部，為了爭奪首輔，又會進行激烈的鬥爭。

開始的時候，內閣輔臣之間沒有主次之分。大家一起為皇帝辦事。後來，逐漸形成首輔負責制。身為首輔的人，稱為“當國”。和家庭裡的當家人是一樣的。有了首輔之後，內閣中的位置也有了排序。排序的規則很簡單，就是以入閣的次序為準。入閣在前的，排在前。在後的，排在後。

入閣的次序形成後，是不能改變的。以張居正為例，他是隆慶元年入閣的。當時在他前邊的人有除階、李春芳、陳以勤、趙貞吉、殷士儋、高拱等人。如果張居正要當首輔，必須這些人全部退休或是死亡。假如某人丁憂回家三年之後再回來，重新入閣。他的排序還是要回到原位置。簡單的說，徐階退休之後，如果重回內閣的話，現在的首輔就要把位置讓出來，退到次輔的位置。

人的官位向上升，自然是高興的。如果往下走，就不舒服了。所以，內閣首輔一但去職，就會處於危險之中。因為你一但回朝，當時的首輔就要讓出位置，從而失去實際權力。所以，現任首輔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一定會努力把退休的首輔往死裡整。

嚴嵩整死夏言，原因就在這裡。夏言和嘉靖的關係很好。雖然罷官回家了。一旦皇帝想起他來。嚴嵩就要讓位。所以，嚴嵩必然搞死夏言。後來的徐階搞嚴嵩也是一樣。高拱搞徐階也是同理。張居正搞高拱也是一樣。

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讓張居正不敢放下手中的權力。因為一旦放下，再拿回來就難了。不但自己的政治抱負無法實現。而且，由權力帶來的好處，大部分都會喪失。所以，張居正自然不原丁憂。而寧願奪情。

對於神宗皇帝來說。當時的他，就是一個小孩子。隆慶皇帝去世之後，張居正迅速聯合馮保把老朋友高拱趕出內閣，自己做了首輔。這樣，內閣和司禮監結成同盟，沒有了司禮監的掣肘。使得張居正真正擁有了宰相的權力。小皇帝年紀小，加上李太后對張居正的信任。使得他成了大明王朝的真正主宰者。張居正的能力是勿庸置疑的，大明朝在他的治理之下，曾現出勃勃生機來。這樣幾年下來，李太后和小皇帝在心理上對張居正產生了強烈的依賴。他們已經習慣了張居正的處事方式。加上這時，小皇帝大婚在即，許多事情依賴張居正主持。所以，無論是小皇帝和李太后，都不希望張居正丁憂。

還有一個不希望張居正丁憂的，就是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因為他與張居正配合比較默契。如果換了人來當首輔，未必會如意。正是因為這種情況，才使得張居正的奪情能夠最終實現。

但我個人覺得，奪情一事，對萬曆的大明王朝來說，是有利的。對張居正個人來說，產生的負面影響，遠遠大於正面影響。因為奪情一事，使得張居正得罪了很多所謂的正直之士。使得這些人對他的觀感發生改變。這是張居正死後受到清算的一個重要原因。並且鬥爭的過程中，讓張居正的處事方式慢慢走向極端。

其實，反對張居正和支援他的人，都很難用好人或壞人來概括。因為張居正奪情的做法，確實破壞了規矩。有些人拼命抗爭就是為了維護秩序和規矩。

張居正接到父親的死訊。正常的做法應該是放下手裡的工作立既回家。這時，內閣中排在第二名的呂調陽就自動升到首輔的位置。按規矩，要把次輔的椅子搬到首輔的位置上去。然後，內閣同仁一起向新首輔道賀。張居正收到訊息的第二天，內閣中就把呂調陽的位置挪過了。呂調陽也接受了大家的祝賀。誰知最後張居正沒走，這事情就有點尷尬了。大家群起而攻之，也就理所當然了。最後，張居正奪情成功。只是短期回家處理喪事。呂調陽的首輔也沒有當成。心裡自然很不是滋味，也很沒面子。不但如此，在張居正回家的這段時間裡，萬曆皇帝下旨內閣：“有大理勿得專決，馳驛江陵，聽張先生處分。”這樣，呂調陽只有請假退休的分了。明史說：“調陽益內慚，堅臥，累疏乞休不出。”可見內心有多麼不滿。但這足以證明，讓張居正奪情，是他們共同的心願。

今天我們讀張居正傳的時候，常常會因為他的英所早逝而感到可惜，也會因為他死後的被清算感到不值。假如張居正當時不堅持奪情呢？對他個人和張家來說，恐怕未必是件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