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後期的社會矛盾突出表現在：

農民與地主階級之間矛盾空前尖銳朝後期，社會矛盾繼續發展，土地集中十分嚴重。皇室和藩王勳戚的莊田遍佈各地，福王的賜田達兩萬頃，其他藩王的賜田也很多。地主豪紳則巧取豪奪。政府賦稅迅速增加，所謂"三餉"每年共徵銀一千六百餘萬兩，超過了全年的正賦收入。

一部分官吏士大夫希望緩和社會矛盾，要求抑制宦官和貴族的特權。他們在無錫東林書院講學，議論時政，臧否人物，被稱為東林黨人。東林黨人遭到權貴太監的打擊、迫害，增加了社會的不安定。

明末，城市居民和手工業者進行了反對礦監稅使的鬥爭。首先是萬曆二十七年(1599)，臨清的市民、腳伕萬餘人，反對宦官馬堂濫收商稅，殘剝商民。隨後湖北荊襄、武漢等地市民反對宦官陳奉，蘇州市民和織工反對稅監孫隆，北京西山煤礦工人反對礦監楊榮。驅逐礦監稅使的鬥爭在各地城鎮此伏彼起。

東北：主要以民族矛盾為主,女真諸部對明朝邊境的騷擾以及統一之後的後金政權對東北的大規模入侵加劇漢滿矛盾。

西北：西北地區的人口受高產作物引入的影響出現激增現象,加劇了當地的人地矛盾.自然災害頻繁

我認為明朝末年的社會矛盾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 朝廷黨派之爭 這包含了黨爭和當時的執政觀念以及中後期幾任皇帝不作為所產生的歷史遺留問題。

二 天災人禍 連續的自然災害及當時的官吏貪腐問題導致民不聊生。農民起義頻繁發生，各級地方政府無力鎮壓，朝廷東撲西補，讓本就空虛的國庫雪上加霜。

三 外敵入侵 彼時白山黑水走出來的八旗軍早就在邊疆虎視眈眈，摩擦不斷。而鎮守邊關的大帥權力過大，朝廷疑心太重。連續換帥軍心不穩，最終的結果自然是矛盾重重。

明朝後期天災人禍不斷，從而導致社會矛盾急劇迸發，腐朽沒落的明朝統治者進退失據，奄奄一息。最終李自成僅用了2天的時間便攻破了北京，崇禎帝上吊自殺，明朝玩完。

那麼拋開天災不說，我們看一下明朝後期的社會矛盾究竟有多嚴重。

1644年正月，明朝朝臣中唯數不多的明白人，兵科都給事中曾應遴上疏崇禎帝，疏中一針見血的指出：

“臣聞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天下不安甚矣，察其故原於不均。何以言之？今之紳富率皆衣租食稅，安坐而吸百姓之髓，平日操奇計贏以役而獨擁其利，有事欲其與紳富出氣力，同休慼，得乎？故富者極其富而至於剝民，貧者極其貧甚至於不能聊生，以相極之數，成相惡之刑，不均之甚也。”

在這樣一個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大背影下，統治者還窮盡所能對老百姓敲骨吸髓，最終導致無骨可敲，無髓可吸，百姓民不聊生，只有揭扞而起。

更可悲的是這些腦滿腸肥，尸位素餐的肉食者們，在北京局勢最危機時刻，崇禎請這幫勳貴大臣富商巨賈獻金救大明於既倒，可是主疑臣奸，七拼八湊，方才獻出了一萬兩銀子。

可在李自成進京後，對這些居心叵測，一毛不拔的勳貴富賈們一陣屁股板，一頓殺威棒，居然敲出了七千萬兩白銀，真是失財又丟命，可氣又可嘆。

這些聚集起來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統治者之間的內部矛盾，促使李自成勢如破竹，明朝各地方官吏與守軍是望風而降。

你要說李自成有多高的政治智慧，有多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我看這二項都平平常常。就憑一句“開城門，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就讓浸沒了二百多年儒家理教思想的大明王朝轟然崩塌。

廣大飢寒交迫的百姓，恨透了苟捐雜稅，恨透了不停的徵輸，更恨的是助紂為虐的地方官吏，紛紛起來響應闖王號召。

而那些平日裡只會肆虐百姓，遇“流寇”而逃的明軍，“將無紀律，兵無行伍，淫汙殺劫，慘不可言，尾賊而往，莫敢奮臂，所報之級，半是良民”。最終逼的那些最守本分的良民都投奔到起義軍的陣營裡去了。

素有明朝擎天一柱的左良玉，駐軍襄樊，姦淫劫掠，無惡不作。當地百姓苦不堪言，半夜裡去左營放火。左良玉準備撤軍，還未出發，老百姓簞食壺漿，歡呼雀躍的迎接“流寇”去了。

大明王朝的敗亡，不怨天，不怨地，只怨統治者自己的腐朽沒落，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明朝後期疲軟無力有內部和外部的原因，但其根本還是因為明神宗時期留下的病根，而這一切的誘因還不止一個。

我們知道，在張居正死後，明神宗朱翊鈞親政後可以說是勵精圖治、勤於朝政，他想讓世人知道明朝沒了張居正，還有他這個維持中興的勤勉明君。

然而，國家的繁華還沒維持多久，就出現了衰落，明神宗執政期間還有個問題一直困擾著他，最後所幸做了個“甩手掌櫃”。

國本執政，導致國力的衰落

國本之爭一直貫穿明神宗中起到晚期，其原因還是皇長子朱常洛和福王朱常洵繼承皇位的問題。因為皇后無子嗣，而明神宗又對朱常洵偏愛，就不願立朱常洛為太子，這樣的舉動就讓大臣們憂心忡忡，於是這些大臣也趁機開始了黨爭。

直到後來在皇太后的強迫下，朱常洛才最終被確定為太子，後來梃擊案發生，福王離開京城，朱常洛的太子之位才穩固。

但也因為此事讓明神宗對國本之爭的大臣們產生了強烈的不滿，他的報復方式就是不上朝。但雖然明神宗不上朝，可是對於國家大小事，還是能做出精明的決斷。太監亂世，黨爭崛起，也是導致國力衰落的一個原因。

明神宗中期時，因為財政出現危機，於是他派太監為天下礦監和稅監以充實國庫，但這些太監利用皇帝給的職權搜刮百姓財產，導致民不聊生。

由於明神宗不理朝政，朝廷出現了嚴重的缺官現象，再加上朝政混亂，官員們紛紛要求政治改革。於是，1593年東林黨成型，其名稱源自顧憲成重修的東林書院，主持人為孫鑨、李世達和趙南星。

他們利用京察的權力將不符合自己設定的標準和不屬於東林黨人的官員降職或解僱。在如此多次後，引起了眾多其他黨派的反對，如宣黨、崑黨、齊黨、浙黨等。這些人為求自身利益排除異己，不思為國家勞作，每日只忙於黨派互相傾軋。

明熹宗的登基，依賴於於東林黨，因此當時大量啟用東林黨人，結果導致東林黨對其他黨派爭鬥不斷。後來明熹宗對朝政也失去了耐心，魏忠賢由此干預朝政，齊浙楚黨依附魏忠賢，號稱閹黨。

而閹黨成員控制內閣後，魏忠賢更加肆意妄為，大肆打擊東林黨，借梃擊、紅丸、移宮”三案為由，唆使其黨羽偽造《東林黨點將錄》上報朝廷。

1625年，明熹宗下詔燒燬全國書院，東林黨人被大量處死或下獄，但閹黨成員的水平低下，無法有效處理朝政，國家出現饑荒後民變不斷，而外患橫生。此刻的明朝已經進入了風雨飄搖的勁敵。

1627年明熹宗落稅後因霍維華之藥去世，此刻大明王朝的“背鍋王”信王朱由檢上臺，處理明朝前幾任皇帝留下的這一大爛攤子。

明思宗上臺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處理魏忠賢的勢力，他下令停止魏忠賢生祠的建立，讓後把客氏逐出宮外處死在浣衣局，對於魏忠賢的處置是讓他取收鳳陽皇陵，而魏忠賢在途中直接自縊了。

魏忠賢死後，朝廷內部沒有宦官制約，黨派之爭愈演愈烈，而崇禎剛愎自用，並不信任這些大臣。最後國家各處的矛盾來越來越嚴重。

首先，明朝對外戰爭消耗的財力過大，導致明末的國力衰退到冰點。

明朝的萬曆三大徵雖然三戰皆勝，但其消耗的人力物力之大，導致國庫空虛、財政拮据，據當時粗略統計，這八年間光是國家的軍事開支就達到了一千一百六十多萬兩白銀。

而1617年努爾哈赤攻打明朝，在薩爾滸之戰中打敗明軍，明朝此後只能以防禦的戰略抵抗後金。在後金佔據遼東地區後，袁崇煥等人在遼西寧遠、錦州等地區地域皇太極。1629年皇太極繞道長城進攻北京，袁崇煥緊急回京對峙皇太極，但六部九卿會審後袁崇煥被凌遲而死。

1636年皇太極在盛京稱帝，該國號大清，並連續幾次由長城轉道攻打明朝直隸、山東等地區。而直隸當年一直災荒導致民不聊生，遼西局勢又日益惡化，明軍戰鬥力持續下降，在多次與清軍作戰後解釋敗北，最後明軍主力洪承疇投清，明朝退到山海關。

明朝末期社會矛盾總結

明朝末期對外貿易進入低谷，白銀輸出變少，因為農名交稅需要白銀，但他們手裡卻只有銅錢，這就造成了白銀價格暴漲，而農名無法交稅就會被打壓、入獄等，這就造成了民變的誘因之一。

小冰河時期的來臨，導致田間顆粒無收、蝗蟲過勁農民沒有糧食可飽腹，疾病肆掠、百姓餓死到處可見，民間更是出現了易子而食。

朝政混亂不堪官員貪汙昏庸，以及後金戰爭需求大量的糧餉和清軍的掠奪等等，都讓大明崇禎皇帝左支右拙。

以上的外敵壓力、國內農民起義、朝廷內部無能，都是大明末期的各種矛盾綜合在一起，這些矛盾成為了推到大明這座高樓的壓力。

1627年，陝西發生饑民暴動，隨後李自成、張獻忠、高迎詳等人發動農民起義。1644年李自成建立大順，4月後攻克北京，明思宗崇禎皇帝在煤山自縊，大明帝國覆滅。

社會矛盾：一，封建地主與農民的矛盾，無法調和。二，土地兼併嚴重，農無地可耕。三，明貴族繁衍越來越多，成為國家和農民的最大負擔。四，派系林立，官吏矛盾尖銳，如文官集團與皇帝，或與太監的矛盾愈發突出。

明朝是中國封建專制體制非常突出的朝代，整個明朝都是一個政治集權空前強大的朝代。特別是到了明朝末年，是封建制度走向沒落的歷史關頭，各種社會矛盾尖銳的交織在一起，呈現出的社會狀態是綱紀墮落，法紀松馳，宦官專權，官員腐敗，國庫空虛，土地兼併，外敵環伺，內政不穩，倭寇在海，饑民在內，烽火遍地，民不聊生。

這些社會矛盾可以從幾個方面來分析。

（焦頭爛額的皇帝）

1、土地兼併造成大量失地流民，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雖然明朝一開始對土地問題比較重視，朱元璋時期也進行過幾次針對兼併土地行為的打擊。為了防止功臣勳貴們強佔土地，朱元璋還制定了九條法律，嚴禁侵佔農民的田地。可是隨著歷史的發展，這種規定越來越成為一紙空文。

（明朝農民）

直接破壞朱元璋規定的，正是他的皇子皇孫們。朱元璋在世時，全國的田地總量是八百五十萬頃，可是到了明末萬曆時期，只剩下三百萬頃；天啟末年，更是隻有一百多萬頃。這些田地到哪裡去了？正是被以皇族為首的貴族集團強佔了。明朝初期，皇室的土地只有區區二萬頃，到了正德時期，這個數字變成五萬三千頃。正是皇子皇孫們帶頭，官僚地主紛紛效仿。到了明末，連富庶的江南都是“有田者十一，為人佃作者十九”，何況其他地區！土地兼併使得大量的農民的田地被強買強佔，無數農民無地耕種，成為流民。

2、不斷加稅，農民負擔沉重

明朝後期，國家面臨內憂外患，軍費大幅增長。為了保證龐大的皇族和官吏隊伍，以及軍隊的軍餉，只得加派賦稅。從萬曆時起，稅賦年年增長，到了崇禎年間，更是加派遼餉九百萬兩、練餉七百三十萬兩，可是這些錢還遠遠不能滿足軍費的需要。崇禎末年，國家一年的軍費需要二千萬兩，財政幾近崩潰。從萬曆四十八年到崇禎十年短短二十年間，賦稅增加了六倍。農民每畝田收入不過七八十錢，需要交納的賦稅居然達到百錢以上。這種負擔已經遠遠超過了農民的承受能力。

在國家財政如此困難的情況下，皇室和貴族官僚仍然日益揮霍。明神宗修定陵，用了八百餘萬兩；為他的皇子冊封、娶親，用銀九百三十萬兩。這些錢從哪裡來？農民負擔不起，就把目光瞄準城市的工商業者。從萬曆時起，明朝派大批宦官到各地開礦徵稅，使得剛剛萌芽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被扼殺在搖籃裡。這些大監強立名目，橫徵暴斂，激起了城市居民的反抗。那些城市手工業的工人、商人和城市貧民紛紛站起來，開展反抗礦監稅使的鬥爭。

3、朝政黑暗，黨派林立，爭權奪利

張居正死後，他的改革成果被一票否決，而萬曆皇帝沒有了管得住的大臣，三十多年不上朝，朝政荒怠。到了萬曆後期，朝廷官員空缺極多，很多政府日常工作無人辦理。一些儒士文人聯合朝中大臣反對宦官專政，形成了士人的“東林黨”，與朝中依附在宦官門下的“閹黨”勢同水火，雙方你來我往，爭鬥不休。這種鬥爭雖然有正義與非正義之分，但嚴重的內耗耗盡了明朝的政治力量，官員們或不問政務，或矯枉過正，有一些是純粹為了鬥爭而鬥爭，很少有人關心國計民生。

4、軍隊紀律敗壞，擾民害民

由於朝廷沒錢，軍隊領不到軍餉，官兵便四處擾民。大將左良玉擁兵八十萬，其中一半幾近強盜，只會打家劫舍，戰鬥力極低。其他的官軍也好不到哪裡去，許多官軍殺良冒功，搶掠婦女，甚至形成老百姓“不苦闖逆，苦兵也”的奇怪狀況。

（明軍）

這樣的軍隊，戰鬥力感人。萬曆四十七年，十萬明軍與滿人在薩爾滸大戰，五天內便大潰而逃，使得東北局勢發生了根本變化。在對後金的幾次大戰中，明軍總是敗多勝少，尤其是大淩河之戰和松山戰役的失敗，使得明朝已無力對抗後金。而明朝統治者重文輕武，雖然也出現了袁崇煥、孫承宗、熊廷弼等軍事人才，但始終得不到多疑的崇禎的信任，或被殺，或被黜，自毀長城。

明朝最後一個皇帝崇禎是一個急功近利、反覆無常的皇帝。他生性多疑，刻薄寡恩，剛愎自用，用人不明，只知道將失敗的責任推給別人。對於手下的大臣，動輒殺害。另外他又死要面子，不肯用計策拖住後金，處理好國內矛盾和問題，造成最後局面的不可收拾。

明朝後期的社會矛盾嚴重到老百姓造反的程度。

當然，這有很多因素，比如腐敗、老百姓賦稅增加等等，但最直接的因素是金融氾濫，而金融氾濫最直接的表現形式就是高利貸。

高利貸讓整個社會失去了創造力，讓富人富得冒油，窮人窮得不僅飯都吃不起，還負債累累。

金融氾濫在明朝僅僅兩個階段，就被一個因無法還高利貸的人所滅，此人就是李自成，即大家熟知的李闖王。那麼，明朝的金融氾濫都經過哪些階段呢？

第一個階段：“萬曆中興”的繁榮。

萬曆皇帝朱翊鈞在位時間長達48年，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一位皇帝。在丞相張居正等能人的輔助下，明朝歷史上出現了短暫的“萬曆中興”繁榮局面。

可後來，萬曆皇帝逐漸懶惰下來，竟然有20多年不上朝處理政務，導致明朝走向衰落。

當時，在表面繁榮的背後，巨大的金融市場吸引了無數喜歡賺快錢的人。不僅民間的富豪、財主放高利貸，就連朝廷也在放高利貸，而且朝廷還給自己興辦的錢莊取了一個非常響亮的名字：皇店。顧名思義，就是皇家開的店鋪。

在一本叫《萬曆十五年》的書籍中，是這樣描述當時的情形：高利貸者大量放款於自耕農，利率極高，被迫借款者大多不能償還。一旦放款的期限已到而又無力償還，其所抵押的土地即為放款者所佔有。

不過，當時的老百姓還有土地可以抵押，社會暫時安穩，但老百姓已經表現出強烈不滿。

第二個階段：明朝末期老百姓造反。

到了明朝末期的時候，很多老百姓借了高利貸後，不僅沒有了土地、房產作抵押、賠償，就連生活都無法維持了。老百姓為了活命，開始打富豪的主意了。而李自成就是第一個站起來和債主抗爭的人。

由於生活原因，李自成向一個財主借了高利貸而無法歸還後，他不僅被債主逼到走投無路，甚至債主還動用私刑，對他大加折磨。可李自成實在是無法歸還利滾利的高利貸，最終被官商勾結，將他抓去遊街示眾，並關進監獄。

後來，是李自成的一些親戚朋友，東拼西湊，才將他贖了出來。出獄後的李自成越想越氣憤，索性將債主一家滅門後，舉兵造反。有人帶頭後，其他負債的人群紛紛加入，很快就攻入了紫禁城，導致明朝滅亡。

為什麼研究明清的人多，而研究明朝的史學家更多，明朝的體制是最獨特的，文官，武官，言官，宦官，後宮，都有可能主宰朝廷，但是都有共同點就是忠於皇上，這也是明朝歷代皇帝讓所有集團相互制衡的法寶

我是九歌，給你新視野。

明朝後期，整個王朝像一個病入膏肓的病人無論開什麼藥，都救不活的那種。

1、先看明朝董事長，崇禎。政治矛盾與財政矛盾

世界有四種人:聰明而又勤奮的人；聰明但懶的人；愚蠢但勤奮的人；又懶又蠢的人。

很不幸崇禎屬於第三種愚蠢但又很勤奮的人，這種人危害極大。因為他做的事情越多，錯的越多。

比如上臺就把魏忠賢給咔嚓了，我的老天！崇禎這貨當時還沒完全掌權，等把軍權，財權全部拿到手之後，再收拾魏忠賢啊!可見他並沒有這種當皇帝的政治能力。

北方戰局糜爛，關外的清軍，西部的李自成起義軍對北京虎視眈眈，本來他的祖先在南京給他留下了一套完整的行政班子，只要南遷就可以捲土重來。但他為了名聲放棄了。

對待屬下員工的態度是有功勞不給獎勵，犯錯不加勉勵反而找你背鍋。整個明朝都是離心離德的，還反清，鎮壓農民起義軍。這不是做夢嗎？

再看朝堂內的結局，魏忠賢一派被清除之後，朝堂之內，再無壓制他們的力量。本來崇禎準備收點商稅的但是遭到朝廷中人的一致反對。收不上來稅，反而對清軍，農民起義軍不斷用兵，最後整個國家都破產了。

反而肥了那些東林黨官員和海商們。

2、軍事力量矛盾

整個明朝除了關寧鐵騎能拿得出手一點，其他的軍隊。唉！不說了，知道什麼是穿著軍服的土匪嗎？殺良冒功如此禽獸的事情都做得出來。

【殺良冒功：把百姓的髮飾改成清軍的，然後割了腦袋，回去報功】

這樣致使一大批關外百姓投降清軍，給他們當帶路黨。

當民眾對政府失去信心時，他們會不惜與敵人聯合絞殺政府力量。

3、與百姓的矛盾

甘陝一帶大旱，民廷居然不及時救災，反而對流民嚴加看管，派兵鎮壓。關外淪陷區的百姓回到明朝，得不到溫暖的問候，反而被歧視，侮辱。

種種措施，都是在作死的邊緣瘋狂試探，最後民心也丟了。焉能不敗！

農民與地主階級之間矛盾空前尖銳朝後期，社會矛盾繼續發展，土地集中十分嚴重。皇室和藩王勳戚的莊田遍佈各地，福王的賜田達兩萬頃，其他藩王的賜田也很多。地主豪紳則巧取豪奪。政府賦稅迅速增加，所謂"三餉"每年共徵銀一千六百餘萬兩，超過了全年的正賦收入。 　　一部分官吏士大夫希望緩和社會矛盾，要求抑制宦官和貴族的特權。他們在無錫東林書院講學，議論時政，臧否人物，被稱為東林黨人。東林黨人遭到權貴太監的打擊、迫害，增加了社會的不安定。 　　明末，城市居民和手工業者進行了反對礦監稅使的鬥爭。首先是萬曆二十七年(1599)，臨清的市民、腳伕萬餘人，反對宦官馬堂濫收商稅，殘剝商民。隨後湖北荊襄、武漢等地市民反對宦官陳奉，蘇州市民和織工反對稅監孫隆，北京西山煤礦工人反對礦監楊榮。驅逐礦監稅使的鬥爭在各地城鎮此伏彼起。

明朝後期從嘉靖開始就衰落，二十多年不上朝，天天研究道教青瓷，導致巖松的結黨營私，太監亂政，給後期皇帝不上朝，坐了榜樣，到崇禎貪汙腐敗，結黨營私，宦官亂政，西北鬧災荒，國庫空虛，通貨膨脹，東北女真族崛起，國內各個揭竿而起，大明王朝搖搖欲墜，再加上崇禎皇帝，性格偏激，導致明朝最終滅亡

很榮幸回答您的問題。

我們從三個方面來分析一下這個問題。

首先在政治上，明朝從嘉靖朝就開始形成了皇帝不上朝的的怪圈，嘉靖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他的孫子萬曆皇帝也跟著效仿，也長達有二十年不上朝，之後的明熹宗更是躲到宮裡做木匠，皇帝疏於朝政，使得朝政大權都落到權臣或者宦官手裡，本來就就凋敝的朝廷更是變得混亂。

皇帝不理政，最終也帶來了宦官專權，萬曆後期及熹宗一朝，宦官魏忠賢獨掌大權，他獨斷專行，排除異己。打擊東林黨人士，使朝廷中掀起東林黨和閹黨的紛爭。然而在魏忠賢死後，東林黨上位卻也不思朝政，排斥打擊其他 反對人士，掀起朋黨之爭。黨爭誤國，在明朝後期體現的淋漓盡致。

第二，經濟上，說起明朝滅亡的根本原因還是封建社會都存在的問題，即土地兼併現象。然而明朝的土地兼併之嚴重，超過任何一個朝代。首先，作為封建統治者的皇帝大肆圈佔土地，建立所謂的皇莊，同時對所封王室在土地上亂加賞賜，隨便的一個異性王在當地就能得到幾萬頃土地的賞賜，地方官員不得不剝奪原本由農民耕種的土地來迎合聖心。

同時，地方的大地主階級，大官僚也上行下效紛紛圈佔土地，大片大片的土地成為他們的私有財產。這樣的後果就是有大量的農民無地可種，變成了流民，流民也成為了明末農民起義的主要力量。

另一方面明末農民的賦稅也是繁重無比，尤其是崇禎即位之後，他取消了原本針對大地主階級和富商徵收的商業稅，使得國庫收入減少了一大半，所以沉重的賦稅壓力又都攤到農民的頭上，成為壓垮農民的最後一根稻草。

第三，軍事上，明末國庫收入吃緊，導致明朝軍隊的糧餉經常發不到位，軍隊士兵在沒有糧餉的情況下，經過會騷擾周邊百姓掠食奪物，當時在農民中甚至有“不怕寇就怕兵”的荒唐說法。

在明末，朝廷不僅要鎮壓各地的農民起義，還有守備防禦關外的滿清，在內憂外患情況下，統治者並沒有制定出正確的軍事思路，使得明朝的軍隊往往顧此失彼，不能對隱患一棒子打死。

種種因素遷移復加，經年累月，終釀成了明朝的滅國。

明朝晚期的社會矛盾是非常尖銳的。

明亡，除了天災（小冰河時期）外，很大程度上就是社會矛盾集中爆發後，當時的統治者崇禎帝朱由檢沒有及時採取有效措施進行社會矛盾轉移，才會走向最後的絕路。

當然，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崇禎帝在登基的最初幾年裡還是有機會拯救大明的。

可惜，沒有經過帝王系統教育的崇禎帝，真的應了那句“當局者迷”的古話，以至於在他做皇帝的十八年（天啟七年登基，崇禎十七年明亡）裡，局勢頹廢的無法收拾。

期間，即使有大臣提出瞭解決方案，如：和後金議和、遷都南京等，如果實施，也許，大明還能延續，但最後也都被所謂的道德所束縛，而導致無力迴天。

明亡，不可避免。

那麼，明末社會矛盾有哪些呢？汪郎以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無法遏制的文官集團導致中央權力失衡，誘發了政治、經濟等其他問題。

政治，講究的是平衡！

自明初“仁宣之治”以來，明朝文官集團在經歷了洪武、永樂的低迷後，開始登上政治舞臺，而相對應的，在皇權扶持下，宦官勢力也隨之抬頭，成為和文官相抗衡的一股力量。

天啟朝時，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本質上，就是皇權支援下和以東林為首的文官集團抗衡的勢力。

崇禎登基後，剪除“閹黨”是沒有問題，但沒有扶持自己的親信宦官在朝中形成勢力，使文官失去了被皇權監督下的約束，從而導致了眾多問題的爆發。

1、黨爭延續，文官大都陷入了黨爭，為國憂愁，為民生計者寡！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縱然，明末黨爭始於萬曆，在天啟朝時得到加強。朱由檢登基後雖然剪除了閹黨，但他不願意擴大打擊範圍，只是對閹黨核心成員開殺戒，這也就使得很多外圍閹黨成員隱藏朝中，從而促使黨爭在崇禎朝得以延續。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袁崇煥之死。

而黨爭的惡果就是，參與黨爭的人只是為了反對而反對，根本不顧自己的政敵提出的策略是否於國有利、於民有益。在這樣的風氣之下，又失去了東廠、錦衣衛兩大耳目的資訊提煉，朱由檢逐漸失去了對朝堂的掌控。

“士農工商”是封建王朝的社會等級制度，商人無論各朝，社會地位都是最低的。然而，明末時，這種情況卻完全顛倒了，商人的社會地位日益提高，成為上層社會的主流，“士商工農”是當時的社會現實。

“以農為本”的大明朝，農民居然淪落到了社會底層，這是社會矛盾最為突出的原因，而文官勢力是導致社會階層變化的根本原因。

明末資本主義萌芽的蓬勃發展，使得朝堂上的文官其背後都有商人背景，如：東林黨代表的是江南新興工商業和小地主階層，浙黨的背後是海商和大地主，齊黨、楚黨依附的是權貴和傳統內地大地主階層等，這也使得萬曆、天啟兩朝收取商稅時遇到的阻擾是很大的，但因為各派之間還有不同的政治訴求，故此，朝廷還能收得上商稅。

然而到了崇禎朝，因為沒有了宦官勢力，有的只是不同的文官派系，故而各派雖然在政治上進行鬥爭，但在賦稅上卻達成了同盟，完全轉嫁到農民頭上，加重了農民的負擔。

在“以農為本”的古代，農民是一個王朝的根本，一旦農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那麼這個王朝離滅亡的時間就不遠了。

明朝的土地兼併分為兩種情況，而這恰恰是明太祖朱元璋構建大明的根基。

1、地主官僚階層兼併土地。

因為元末動亂，導致大量無主土地的出現。洪武時，為了天下安定，朱元璋實行了“修養生息”的國策，建立黃冊、魚鱗冊制度，統計人口，分配民田，減少官田，並鼓勵農民墾荒。

但隨著明朝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手工業、商業），尤其是明朝官僚體系制度的日益完善，百姓為了躲稅、避稅，以及民間地主階層的強取豪奪，明初制定的黃冊、魚鱗冊制度相繼遭到破壞，土地開始集中，失地農民增多，開始向經濟發達的城鎮聚集。

但無論是江南，還是內陸，工商業的承載量是有限的，這就使得大量無地耕種的農民淪為流民，逐漸成為明朝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2、衛所千戶、百戶兼併土地。

軍戶是明太祖朱元璋在明初實行“休養生息”國策時，在全國範圍內建立的軍事衛所以及軍隊屯田制度，一方面加強了大明對地方的軍事威懾，另一方面加強了軍隊自給自足，減少中央財政支出的壓力。

平心而論，這是一項近乎完美的軍事制度，但問題就在於，朱元璋忽視了軍戶們的繁衍能力以及對改變身份的渴望，同時還忽視了地方衛所的指揮官千戶官、百戶官對財富的渴望。

這樣的後果就是，因為嚴格的限制條件，導致很多軍戶在戶籍上受到束縛，一人從軍，世代從軍，無論是走科舉道路，還是脫籍，都很困難；而那些衛所的千戶官、百戶官，雖然為官，但也因為身份的限制，無法向民戶那樣自由，財富壟斷只能是兼併自己手下軍戶的土地。

關鍵還在於，無論戍邊，還是征伐，軍戶還要承擔各級官僚對自己役使，月糧剋扣，故此，到了明末，軍戶逃亡也就成了不爭的事實。

逃亡的軍戶也就成為明末另一股不穩定因素。

三、軍人尾大不掉，募兵制的軍隊和家丁制的軍隊開始不受朝廷約束，逐漸轉化為地方軍閥。

軍戶制度的破壞，隨之而來的必定是軍事制度的改革，迎來的是募兵制和家丁制，但這也造成了明末另一項社會矛盾，即，日益軍閥化的地方軍事首領和中央集權的矛盾。

何為軍閥？即以武力為後盾，割據一方，自成派系的軍人或軍人集團，雖然承認中央政府，但更多是我行我素，忽視國家的秩序法律。

而在中央集權下，對於地方軍事首腦的要求是，以兵部指令為行事準則，接受兵部的領導和指揮。

事實上，明初的軍人地位是很高的。

然而，隨著明初“文武共治”的政治架構，轉變為“以文為尊，以武為卑”的制度格局，軍人的地位也隨之下降，哪怕是官職上的同級別，以文御武的思想已經達成共識。

在這樣的觀念下，尤其是在大明面臨著內憂（農民起義軍）外患（後金）的情況下，掌握一方軍權的地方總兵，在發現中央政府的權威減弱下，趨於軍閥化或者徹底淪為軍閥也就非常明顯了，如崇禎朝時的皮島毛文龍。

先不論毛文龍牽制後金的作用大不大，但毛文龍不受朝廷控制，轉變為軍閥的趨勢已經明顯。

而在崇禎朝，已經徹底軍閥化的當屬遼東關寧系中的吳三桂，除此外，還有駐紮在九江，擁兵二十萬的左良玉。

而在陝西，於崇禎十五年（公元1642年）被督師孫傳庭斬殺的賀人龍，也已經是三秦土地上有名望的軍閥了。

而南明江北四鎮之一的劉澤清，在崇禎朝時，竟然殺了南下的文官給事中韓如愈，軍閥驕橫可見一斑。

軍閥化的大明地方總兵，會帶來什麼危害？他們無視律法，軍紀敗壞，縱兵掠奪，甚至殺良冒功，搶掠婦女，加深了明朝的社會危機。

汪郎說：

當然，明末的社會危機遠不止這些，汪郎也只是管中窺豹。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縱觀崇禎一朝，佔據朝堂的大都是一群爭權奪利的投機分子，如果要追溯明亡的真正原因，汪郎以為，文官權力不受約束，以至於文官制度的潰爛也可以算是一個主因。

王朝的衰亡都有其歷史的必然性。

汪郎以為，儘管明初時，明太祖朱元璋為了江山可以萬世永固，制定了很多在當時看來已經是近乎完美的國家制度，但他的後世子孫不努力，或者說歷代明朝皇帝思變的不徹底，沒有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制度上尋求進一步的精益求精。在已經誕生的新的生產關係萌芽（資本主義萌芽）下，沒有尋求更先進的制度來匹配，反而繼續步入歷代王朝的老路，滅亡也就註定了。

基本能說的別的哥們兒都說了。只是愛好者，水平不如各位，講下我讀書的感想，望指點！

有說明和宋相比，明不收商稅(萬曆除外)，導致收入低，其實明朝那種粗加工，商稅無非就是糧油布等必須品，最後也是落到平民頭上，不收，這是他比宋更好的地方！

明在收桑稅！南方承擔了大半的國家稅賦(蘇常二府就佔了一成多)，試問，朝堂諸公有誰心下不明，這並非農稅可達？敢定這麼高一定是考慮到改稻為桑，出口葡萄牙和國內的鉅額利潤！

如果光看明收葡萄牙的二萬兩白銀而不看南方的稅賦略顯片面。也就是說，明在南方收的農稅其實部份是桑稅。

這個桑稅收了，如果讓葡萄牙人去東南亞拉糧食作稅會不會比收二萬兩白糧更好些？因為改稻為桑意味著糧食缺口，本來可賑濟豫陝晉的糧，他現在沒有了！當然，二萬兩是杯水車薪，還須有別的辦法！

南方交了高額稅收還過得去，因為南方商品經濟發達，有別的謀生渠道。而北方就不行了，有田農民抵禦風險能力尚且很弱，一場天災，一次欺凌，一次疾病都能讓他賣田典妻，何況無田之人！而崇禎又是殘暴之輩，竟有對災區照常徵稅之惡行！於是百姓逃遁，又將逃人之稅加到未逃之人身上。。。

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河南大飢，人相食，本已山窮水盡的李自成一呼百應，兵尚未到，而民眾翹首相盼，僅從豪強手裡所奪之糧，就養了百萬大軍。可見缺糧只是相對缺食，根本是豪紳想借災以低成本兼併。

明與民眾的矛盾還表現在殺良冒功上，有個將領讓縣令為他報功，縣令說沒首級，將領說此事易耳，出去一會回來，帶回男女首級若干，這事不是孤立的，是普遍的行為！

北方遇天災，盜寇，亂軍之禍，無數人相約為盜，擄人為食，人間至慘！

如崇禎有雍正般愛民，重農，凡動利益皆動士紳頭上，有災則賑，豈有滅國之禍？

崇禎不仁，則時日曷喪，予與女俱亡！

北京的地理位置極為不利，元明清三個朝代滅亡均與北京位置有關，極其容易被閃電戰從海上突破佔領，並且離南方經濟大省太遠，嚴重分散了全國防禦力量！！

明朝後期，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再度興起，大量失去土地的農民成了可以自由出賣勞動力的自由職業者，張居正改革的核心是國家財富貨幣化，結果豢養了權奸富蠹，進一步腐蝕國力。面對內外交困，即便是崇禎也是有心無力。宋明兩朝之悲劇式謝幕，說明在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行不通！

明朝後期的社會矛盾是非常嚴重的，也正是在各種社會矛盾的激化下，在明朝末年爆發了一連串的農民起義。造成明朝社會矛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土地兼併使農民失去了生存的根基。再加上遇上災荒，導致遍地都是饑民，已經發展的人吃人的地步。所以為了生存，農民選擇了揭竿而起。

空前嚴重的土地兼併 ，導致超過九成的農民失去土地

明朝後期，土地兼併嚴重，特別是皇室宗親和外戚等權貴佔有大量的良田。比如，萬曆時期，潞王朱翊鏐因為是萬曆的親弟弟，頗受萬曆關愛，僅他自己就有莊田四萬頃；另外萬曆皇帝還下詔賞賜兒子福王朱常洵莊田四萬頃，在大臣們的一再勸阻下，才改為兩萬頃。其他如桂王朱常瀛、惠王朱常潤、瑞王朱常浩和遂平公主、寧國公主等皇室所佔的田地都在萬頃以上。據統計，山西全省稍微好一點田地幾乎全部被宗室佔了；河南省內有72家王族，也佔了全省一大半的田地。根據不完全統計，僅皇室宗親所佔有的田地就超50萬頃。

皇室如此，其他貴族官僚也同樣採取各種手段侵佔田地，萬曆年間，有的大地主佔地竟然達到六七萬頃。而一些鄉紳、底層官員也依樣畫葫蘆，在鄉間大肆霸佔田地。一些豪強採取強行霸佔等辦法，也佔有了大量的田地。在這種全國上下瘋狂的土地兼併中，大多數老百姓的土地都被別人佔去了，失去了生活的來源，只得成為佃戶，任地主剝削，還是難以餬口。明朝大思想家顧炎武曾說：“有田者十之一，為人佃作者十之九”。

失去土地的農民也還要面臨政府的各種苛捐雜稅，在萬曆年間推行的“一條鞭法”，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卻苦了百姓，它加重了賦稅，出現了鞭外加鞭、條外有條現象，雜稅層出不窮。另外明政府還以遼東戰事嚴重，向百姓徵收“遼餉”，並且連徵三次。佃農的日子也不好過，遇到災荒年，收成不好，但是地主卻依舊採用大斗大秤的辦法盤剝佃農，佃農辛苦一年，還填不飽自己的肚子。

工商業也同樣被盤剝壓榨

農民土地被侵佔，城裡手工業者和工商業經營者也同樣面臨貴族、官僚的掠奪、盤剝。一些貴族、官僚不但佔有大量的田地，也開辦了許多的工商業，比如鐵坊、油坊、機坊、當鋪、窯廠等。他們倚仗權勢，欺行霸市，對一些私人手工業者進行排擠打壓，導致小工商業者難以支撐，最終形成由他們壟斷的局面。

另一方面，明朝政府也加大了對小工商業者的掠奪，加徵各種賦稅。同時各級衙門也從中隨意增加稅銀，以中飽私囊。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小手工業者和小工商業者也無法繼續經營。

這樣一來，農民失地、商人失業，大量的人口為了生存開始四處流動，也給社會帶來了不確定的因素。在天啟七年（1627年），陝西發生災荒，就爆發了農民王二掀起的農民起義。隨後響應者四起，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先後加入起義軍。到崇禎六年（1633年），農民起義的範圍已經發展到全國各地。

其中，闖王高迎祥發展成為最為強大的一支起義軍，並最終在李自成的率領下，攻佔了北京城，建立了大順政權，推翻了明王朝。

萬曆初年,社會危機已經相當嚴重。朱翊鉤即位時年紀還小,朝廷事務實際上由大學士張居正主持。張居正看到統治危機的嚴重,採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希望透過統治集團內部的整頓,緩和社會矛盾,增強政權機構的效能,重新穩定朱明王朝的統治。

他的整頓吏治,加強邊防,實行丈量土地,全面推行一條鞭法,在當時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國力有所加強。但萬曆十年,張居正病死,朱翊鈞一親政,立即改弦易轍,使這場地主階級的自救運動半途而廢。從此明王朝的政治又沿著腐敗的道路繼續滑下去。

一、政治的腐敗和黑暗

1、萬曆時期的矛盾積累

萬曆時期政治的敗壞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是政事不理,二是貪財好貨。

朱翊鈞成年累月深居宮中,“萬事不理”,不以國事為念。他自稱"靜攝”,實際上是在宮中鬼混。當時的臣下就有人在奏章裡直言不諱地批評他“生長深宮,高居簡出,一御文華殿則稱過勞。””皇上每晚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酒醉之後,左右近侍一言稍違,即斃杖下。”

他在位四十八年中有二十年左右不坐朝聽政,臣下的奏章往往“留中”不作處理,以致朝廷官員無所事事,乾脆回籍悠遊林下。

史載,在萬曆中後期,官員們由於見不著皇帝的面,送上的奏章又常被擱置,往往在遞上致仕的手本後不管旨意如何便徑自還家。朱翊鈞卻認為少一員官就少一份俸祿,還以免聽有員們“聒噪”,落得耳根清淨,所以凡遇缺官也不派人遞補。

這種離奇的做法使國家的中樞機構處於半停頓狀態,大大助長了官場中的因循拖拉風氣,也為朝廷和地方官員的貪贓枉法開了方便之門。

另一方面是朱翊鈞貪婪成性。為了滿足自己著極侈的生活耗費和積攢金銀財貨,他竟然“生財有道”,以開礦徵稅為名,派出大批太監充任監稅使,往全國各地蒐括民財。

這實際上是打著皇帝的旗號在地方上公然劫奪。礦監稅使和他們的爪牙無惡不作,曾激起了許多城鎮人民的反抗,這就是史稱的市民運動。當時的漕運總督李三才在疏中說:“陛下愛珠玉,民亦蔡溫飽;陛下愛子孫,民亦戀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財賄,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綿祚萬年,而不使小民適朝夕之樂。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於斯而可幸無亂者。”

又說:“聞近日章奏,凡及礦稅,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關。一旦眾畔土崩,小民皆為敵國,風馳塵鶩,亂眾麻起,陛下塊然獨處,即黃金盈箱、明珠填屋,誰為守之?”朱翊鈞對此也置之不理,依然行其所素。

朱翊鈞在位期間,天下已經很不安定。除了社會階級矛盾日益激化外,由於朝廷和地方官員處置失宜,同邊遠地區少數民族的關係也惡化了。朝廷先後對寧夏、播州用兵,費了很大氣力方告平定。特別是建州女真在努爾哈赤領導下迅速興起,由明王朝鎮守東北的屏障變成了對抗中央朝廷的一股重要勢力。

萬曆四十七年明廷抽調了大批精兵,並責令朝鮮和海西女真葉赫部出兵助成,兵員總額達十一萬多人在江東經略楊鎬的率領下四路出師,期以“旬日畢事",一舉蕩平。由於戰略錯誤,指揮失宜,薩爾滸一戰竟以慘敗告終。從此,遼東的軍事對抗便牽制了明王朝很大一部分力量,成了朝野注目的重大問題之一。

2、光熹兩朝的閹宦之亂

朱翊鈞死後,長子朱常洛即位僅一個月也病死了。新上臺的明熹宗朱由校年輕不懂事,宦官們為了竊柄弄權,領著他成天嬉戲。據說他喜歡弄木工活，宦官們就在他手提斧鋸玩得興致正濃時,拿來章疏奏請他定奪。他往往只聽口頭報告大意,即隨口答道:“我都知道了,你們用心行去。”於是大權旁落,宦官把持朝政。

太監魏忠賢同熹宗的保姆客氏相勾結，上下招權納賄，把國事弄得腐敗不堪。一幫依附於魏忠賢的無恥之徒還為他大頌功德，甚至呼之為“千歲”,“九千歲”。在一次宴會上，有人當著熹宗和魏忠賢的面高唱誦辭:“好個魏公公，處置得惜薪司怎樣軫恤商人，內府庫怎樣米積天堆，東廠怎樣釐奸剔弊，寶和店怎樣裕國通商。內修朝政，外鎮邊疆。”

魏忠賢聽了這樣肉麻的奉承竟然處之泰然，朱由校也呆頭呆腦一笑置之。各省地方大員也對魏忠賢趨之若鶩，紛紛為他建生祠祈福，窮極華麗。朝野的黨爭便因之加劇。當時有名的東林黨，主要由一批比較正直的知識分子組成，他們眼見國事日非，就利用講學結社，評論朝政，希望皇帝能夠除去奸邪，重整朝綱，實現清明吏治。依附魏忠賢的邪惡勢力則結成閹黨，對東林黨人橫加迫害。此後，明末的黨爭屢經反覆，一直延續到南明覆亡。

二、土地的高度集中

明中期以後，從皇室到官紳地主兼併土地愈來愈猖狂，他們依靠政治權勢大量地侵佔官地和私田。皇帝在畿輔地區設立了許多皇莊。宗室諸王、勳戚、太監也透過“乞請”和接受“投獻”等方式，霸佔了越府跨縣的大片土地，成了全國最大的土地佔有者。

先看宗室的佔地情況。萬曆三十四年五月，四川巡按孔貞一上言:“蜀昔有沃野之說，然惟成都府屬，自灌抵彭十一州縣開堰灌田故名焉。近為王府有者什七，軍屯什二，民間僅什一而已。”就是說，蜀王一府佔去了成都平原依靠都江堰灌溉的最肥沃的土地百分之七十。

河南開封的周王，兼併土地的結果，造成“田產子女盡入公室，民怨已極”。時人有詩云：“中州地半入藩府”,“惟餘芳草王孫路，不入朱門帝子家。”神宗的弟弟朱翊鏐分封衛輝，佔田四萬頃；神宗諸子也群起效尤。福王朱常洵是神宗愛子，朝廷堅持要按潞王標準給田四萬頃，經過廷臣和地方官員的力爭才減為二萬頃。瑞王分封於陝西漢中，朝廷賜給贍田二萬頃,由陝西、河南、山西、四川攤繳租銀。大致而言，除了江浙財賦之區以外，全國的土地有相當大一部分落入了朱氏宗室的手裡。

勳戚和太監侵佔的田地主要是在畿輔地區。他們依靠同皇帝的親近關係，透過請乞等手段攫取大片土地建立莊田。如明武宗時，太監谷大用“假勘地之名，混佔產業莊田至一萬有餘頃，侵欺子粒官銀至百萬有餘兩”；熹宗時權監魏忠賢，霸佔的土地也多達萬頃。

勳戚倚勢請乞之風一直延續到明末。崇禎三年，朱由檢的岳父嘉定伯周奎，一次就“援例乞給贍地七百頃，隨從尉軍三十名”。這些事例充分說明了政治勢力在土地兼併過程中的作用。

一般的官僚地主即所謂縉紳之家，也利用他們在政治上的優越地位，巧取豪奪，兼併大片土地。就每一戶來說，他們固然比不上宗室諸王、勳戚、太監的佔田數。然而，他們人多勢眾，在各地是地主階級中最有權勢者。

明末農民戰爭中，官僚地主的動向是最值得注意的問題之一。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軍打擊的重點之一就是官僚地主，而反抗農民起義最頑固的也正是官紳地主。史籍中有關明末官僚地主佔田的記載極多。鄭廉記載河南的情況說:“縉紳之家,率以田廬僕從相雄長，田之多者千餘頃。即少亦不下五七百頃。”

崇禎初年,河南巡按毛九華上言,“勢豪之家，僕隸多至數百，奸民乘勢投獻，百姓受其魚肉。”正是在地主階級的瘋狂兼併下，明末土地高度集中，絕大多數農民被剝奪了土地，變成官紳地主的佃僕，或者被迫四處流亡。明末社會的兩極分化達到了十分尖銳的程度。

三、稅賦的日益加重

關於明代賦稅的加派，一般只講主要的幾次。萬曆末年，遼左用兵，每畝加銀九釐，一共加賦五百二十萬兩。這是明末農民大起義爆發以前朝廷加派的餉銀。

崇禎三年，再按畝加徵三釐，加上萬歷年間的九釐，每畝共徵一分二釐，統稱遼餉。這是在明末農民戰爭剛開始時加派的情況。此後，崇禎十年，根據楊嗣昌的建議，天下按畝加糧六合，每石折銀八錢，共增賦二百八十萬餘兩，稱為剿餉；崇禎十二年又以軍費無著，加派練餉七百三十萬兩。先後共增餉銀一千六百七十多萬兩，超過常年歲入一倍以上。直到明王朝滅亡才停止了崇禎年間的加派。剿餉和練餉的加派，雖然不能列為引起明末農民戰爭爆發的原因，但這裡連帶敘述一下，可以說明明王朝這種飲鴆止渴的辦法，起了為淵驅魚的作用，加速了自己的滅亡。

明末的加派並不只是三餉，宗室的祿米和賜予的莊田，有不少是透過加派賦稅來實現的。明宗室的人數大約以三十年翻一番的幾何級數增加。中期以後，單隻支付這數以萬計的龍子龍孫的祿米，就成了國家財政和地方開支的一個嚴重的問題。

為了應付這個難題，地方官員只有一面對宗室拖欠，一面向農民加派。以陝西白水縣為例:“嘉靖加派一百八兩八錢七分，萬曆加派七百三十五兩五錢五分，俱系宗室日繁，剜肉醫瘡。”明後期賜予新封親王的莊田，動輒萬頃，實際上天下根本不存在這麼多無主的“閒田”,除了“尺寸皆奪之民間”以外，相當一部分是透過加派取得租銀來頂替的。如河南息縣，額派福府地一千一百五十七頃三十二畝，就全部是“在本縣條鞭內一例派徵。”瑞王的二萬頃贍田，也完全是靠陝西、河南、山西、四川按分攤田畝數加派賦稅來取得租銀的。

在徵收賦稅的時候，又有所謂帶徵和預徵。帶徵是指歷年拖欠未完的錢糧，於徵收當年正額時帶徵若干分；預徵是指除了責令完納當年賦稅外，提前徵收加派的數額，比明增的遼餉還要大，則是符合實際的。朱由檢剛即位時說過：“加派之徵，勢非得已，近來有司復敲骨吸髓以實其橐”，也是指的這種情況。

我們在上面談到明後期由於土地兼併的激烈進行，大多數田產落到了王公貴族、官僚地主的手裡。按道理說，農民失去了土地也就不該再承擔田稅。實則不然。豪紳地主不僅享有額定的優免權利，而且還勾結吏胥，透過詭寄、飛灑、影射等方式逃避糧稅。

湖北潛江一帶的情況是，小民“產去糧存”,“以致阡陌其田者無升合之稅，稅至數十石者地鮮立錐，敝也久矣。”(沉重的賦稅使農民不堪負荷，大批地逃亡。地方官卻不顧農民的死活，用嚴刑峻法追比錢糧，甚至責令現在的農戶代納逃戶的糧稅。）

“明季啟、禎間，有赤子無立錐地而包賠數十畝空糧者，有一鄉屯而包賠數十頃空糧者。”每逢官府開徵的時候，追呼敲樸，慘絕人寰。萬曆年間就有人說過,“飢羸之夫，腹無半菽,而手足猶縶於桁楊。”崇禎年間，陝西臨潼縣知縣許中澤,“催科過嚴，每比較日，什排浴溫泉，泉水為赤。”李清在其所著書中說:“予嘗過恩縣，見乙榜令催比錢糧，血流盈階，可嘆!”除了田賦以外，各種明增暗添的徭役也壓得勞動人民喘不過氣來。

無窮無盡的橫徵暴斂，迫使農民大批地逃亡。地方官吏為了足額，採取一戶逃責令九戶分賠，九戶逃則勒逼一戶獨承。甚至“民有丁壯逃竄，而掠童稚以索賦。”這樣輾轉相牽，往往出現整村農民逃散一空的情況。

正是由於明朝廷、撫按、司道、州郡、縣令等的倒行逆施，造成了農民同土地相分離，使社會生產日益萎縮。脫離了土地的農民，為了生存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同地主階級的吃人統治展開拼死的搏鬥，以鮮血和生命為代價，粉碎阻礙歷史前進的桎梏，從而為社會生產的恢復和發展開闢道路。

四、天災的頻仍加劇苦難

明末崇禎年間(1628~1644 年),我國的旱情卻是明代最嚴重的,李明志、袁嘉祖在《近 600 年來我國的旱災與瘟疫》一文中指出1628~1641 年(崇禎元年至十四年),我國西北、華北、華中、華東 16 個省（市)發生特大旱災。這是近500 年來持續時間最長、範圍最廣、災情最重的一次旱災。赤地千里,江河斷流,泉井涸竭,禾苗乾枯,顆粒無收。

1640 年,晉、冀、豫、吳、浙、皖等省相繼發生蝗災與瘟疫,人畜死亡不計其數。特別是山西的朔縣,河南的嵩縣、登封、武陟,江蘇的南通、丹陽、南京,浙江的建德、海寧,江西的瑞昌,湖北的武昌、浦圻、黃岡、黃州、廣濟,安徽的巢縣等,十村九虛,人煙幾絕。

譚徐明在《近500 年我國特大旱災的研究》一文中也指出明崇禎十年至清順治三年(1637~1646年)是近500 年持續性旱災時間最長,範圍最大,受災人口最多的旱災。旱災遍及20 個省(市),北方多數地區持續旱災 5 ~9 年,1637 年始於陝西北部,1646 年終於湖南,重旱區涉及黃河、海河,涉及長江流域中下游 15 個省(市),乾旱重災區連成一片,波及中國一半以上人口。

處於西北地區的陝西在這次大規模的旱災損失，而陝北的延安府,崇禎元年(1628 年)一年無雨,乃至草木枯焦。這年八九月間,人民已經開始食用山間的蓬草,至十月以後,蓬草也已經食盡,人民只好剝樹皮食用。年終,樹皮也已經吃盡,人民無奈只好掘山中粘土食用,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由是死者比比,枕藉山谷,情狀悲慘。

因此,災荒成為起義的導火索。成群的饑民為了尋找一條生路,便紛紛起而“相聚為盜”。由此引發的明末農民大起義鋪天蓋地地發展起來,並最終導致了明王朝的覆滅。

（正文完）

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政策與策略同樣是一個國家的生命。

明朝滅亡，首先是政策出現了問題。國家的政權機構與稅收岀了問題。

國家需要人民的供養，明朝需要廣大的農民來供養，而土地基本集中在少數人手裡，少數人肥的流油，大多數人在飢餓線上掙扎。

而大地主承受的稅收也是天文數字。大地主被逼的糧盡財空，小農經濟的富農被逼成了家無分文的貧寒苦民。

而大地主再壓迫僱農，長工，短工，把這些人逼上了絕路。

天下開始反了，最大的一股力量是陝西，米脂縣的李自成，還有張獻忠。

李自成開始向皇權宣戰。

明朝雪上加霜，徵調大量的軍隊剿匪，由於天下苦久，民不聊生，天下盡是匪，越剿越多。

明朝把所有的稅收都拿來剿匪都不夠，就拖發軍餉，而使士兵無心作戰，飢寒交迫，這樣的明朝軍隊怎能打仗。

李自成百萬大軍一路北上，攻城掠地，開倉放糧，飢餓的人們跟隨李自成一路打到北京，明朝滅亡。

一個國家的政策黑暗，會產生惡性迴圈，最後無法收拾。

擺在面前的所有活路都被自己的錯誤政策堵死，就只有一條死路。

明朝的滅亡，明朝的教訓，明白而深刻，是明朝的政策出現了問題，而導致整個朝庭的滅亡。

王朝後期的滅亡就象人得了絕症一樣！癌細胞已全部擴散！是無法挽救的！就是轉移矛盾也是暫時的！避免不了其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