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主要有兩方面原因。

第一，氣候變化影響

當時地球處在小冰河時期，氣候變化異常。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皇帝像崇禎這麼倒黴，從即位之初，西北地區就開始發生大旱，旱災越來越嚴重，終於在崇禎在位第五年，大規模的饑荒爆發了，有大臣上奏描述“貧者流而為盜，富者乘間潛移。商賈不通，道路梗塞。”

災情一年比一年嚴重，到了第八年，蝗災開始大規模爆發，我們知道，古代人對於蝗災是相當恐懼的，普遍認為是上天降下的懲罰，對於蝗災，基本束手無策。

但這些其實都還是醞釀階段，到了崇禎十年，史無前例的大旱在整個大明朝爆發了，此次大旱持續了七年之久，嚴重的地區人們易子相食，大旱過後，鼠患與瘟疫開始在全國肆虐。

崇禎在位期間的自然災害導致百姓大量死去，不少地方上奏人口損失過半，十室九空。

明朝末年土地兼併嚴重

引發起義的除了天災，還有就是人禍。明朝經過數百年發展，各地藩王與地主階級透過巧取豪奪佔有了大量的土地，眾多百姓失去生存的根本，一點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都沒有，只能四處逃荒。

天災與人禍加在一起，是導致明朝末年農民起義接連爆發的根本原因，民不聊生，除了造反也沒有別的辦法了。

不外乎天災人禍！

天災:明朝從一開始就處於小冰河時期，地震洪水旱災瘟疫等等好像就沒停過，末期那幾十年更是集中了；

人禍:皇權勳貴、士大夫、大小地主、新生的資本主、軍戶、役吏、農民、手工業者等等各個階層的利益衝突，無法調和 ，在天災影響下互相傷害扯後腿，無數矛盾就爆發了；

於是在當權者無法解決問題，或者不想解決問題時，所有問題積壓下來，自然是基數最大的最底層者承擔整個社會壓力，最後崩潰了，反正都是死一無所有者自然會爆發起義了。當然，在起義中絕對有各個中間階層的勢力為了利益在攪和，只是起義中農民人數最多而已，至於主導者和得利者就不一定是農民了。

當然很多原因混合從而產生質變

第一條，大多數人也都認為的第一條，氣候原因，小冰河時期的到來，導致天災不斷，人民吃不飽穿不暖。

第二條，土地兼併，當然這是所有朝代都沒能避免的結果，雖然唐朝之後無士族，但是仍然有許多官紳豪族不斷侵吞人民的土地。從而加劇了天災對於沒有田地之人的傷害。

第三條，高利貸，古代人民沒有高利貸的概念，認為九出十三歸是正常的。當然這沒什麼可指摘的，主要問題是出在和土地兼併一起產生的巨大威力。天災造成收成減產，吃不上飯或是生了病，就要借高利貸，但是隻能還的上利息，最後利息也還不上就只能買地。

第四條，經濟金融方面，貫穿整個大明都沒能趕上半壁江山的宋朝，這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明朝的發展，這要從朱元璋的寶鈔說起了，現在我們知道發行貨幣需要準備金，但是老朱憑藉自己開天闢地的功績空手套白狼，當然在老朱之後越來越不值錢了。大明朝的經濟信用可想而知。

第四條，土地稅收，貴族，官員有功名的基本不需要繳稅，產生大量的掛靠現象，自耕農越來越少，地方為了收足稅，只能加收，農民被逼的借高利貸，最終加重土地兼併，形成惡性迴圈。雖然張居正時期啟用一條鞭法，但他死後，士紳勢力迅速反撲，沒能得到根本改善。

第五條，軍戶制度，朱元璋想要讓軍戶自己足的想法是好的，但是最終的結果是，軍戶土地被兼併，生活困頓，甚至吃不起飯，更別說打仗了。明朝後期地方軍隊的戰鬥力可想而知，沒有強大的武力，當然無法鎮壓農民起義。

第六條，金國崛起，外患使得大明朝沒有更多的精力來對付地方的農民起義。

滿天星們+滾地龍們，三十六路頭領+七十二路烽煙集會，這是不是該算成108次明末農民起義？

看題主的初衷是怎樣了，如果認為這樣算是合情合理的話，那確實，光陝西一地就可以說明末農民起義多如牛毛。就像某種學者所認定的，光明末怕就有上千次農民起義。

如若不然呢，那題主問的問題：為何明末“農民起義那麼多”？就是一個半偽命題，因為我們只要稍微花點心思算一下，就會發現，這個數字並非真的有題主指出的“那麼多”。

統計近一千年的封建王朝，共有宋元明清四朝。

「宋朝」的農民起義，可不光只有王小波李順、宋江方臘四大寇兩次超大型的，兩宋300多年曆史，共有400多次各種規模農民起義，其中230次發生在北宋，203次發生在南宋，平均一年就有1.4次。是中國歷史上，有據可查的農民起義總數最多的朝代。

「元朝」，除了有聲勢浩大最終奪取江山的紅巾軍起義之外，因為存在時間短，它還是農民起義發生密度最高的朝代，頻度比宋朝尤甚。

「清朝」呢，宋朝雖然多，但規模普遍不大，強烈的只有北宋初期和末年兩大波次。清朝的起義規模可就厲害多了，是中國歷史上“大規模農民起義”數量最多的王朝。除了前幾任的“反清復明”浪潮，嘉慶年間的白蓮教起義、道光年間的天理教起義、咸豐和同治年間太平天國起義、光緒年間的捻軍起義等，都是全國規模的大起義，而且皆是一戰數年，不僅有席捲半壁的太平天國，幾次起義軍都北上殺到了京師附近。

那麼除了宋元清，其他更早的朝代呢？

據姜龍脊先生《中國古代農民起義統計注》：各個朝代農民起義次數。最多的是五胡十六國時期，大小農民起義共計682次。其次是五代十國時期，共計538次。第三名是蒙元時期，各類起義共計386次。

說回明朝，明朝起義可分為三波。

第一波是明初農民起義，洪武三十年（1398）陝西漢中、鞏昌地區高福興、田九成農民起義，起義者以彌勒教徒為主。然後是永樂十八年（1419）山東白蓮教起義，即唐賽兒起義。明正統九年（1444）葉宗留、鄧茂七在福建率領礦工農民起義，即“剷平王”起義。正統十四年（1449）劉六、劉七起義。

第二波明中期正德五年（1510年）貴州土司起事。

第三波，顛覆了明朝的明末農民起義：即天啟七年（1627年）至康熙三年（1664年）八月。李自成起義軍從陝西出發，山西往北京打的那一次，就是明朝歷史上第一次真正大規模長時間的農民起義。

看到這裡你也許會同意竹史所說，無論規模，人數，地域，相對而言，明農民起義算是較少的一個

明末起義為什麼會在陝西集中爆發？

因為這裡土地原本就貧瘠，生產落後，而且賦稅和徭役重，加之小冰河氣候的原因，天冷導致太旱，數難相逢，連年災荒，許多人真的吃不上飯熬不下去了。所以天啟七年（1622年）起了王二農民起義，並在陝地星火燎原、越演越烈。

縱觀整個明末起義過程，明廷有多次平叛的機會，最終未能處理好的原因有三方面。

一是明代的家天下觀念還是比較重的，天啟也好至崇禎也好，初期都是講剿撫，以撫為主。大臣也是類似，執行中同情“流賊”是因為吃不上飯才反的，頻頻網開一面。殺人最狠的幾個讀書人出身的官員，就是洪承疇、盧象升和孫傳庭。

二是崇禎急功近利，屢次更換主帥，先用楊鶴主撫，後用洪承疇，再用曹文詔，再用陳奇瑜，複用洪承疇，再用盧象升，再用楊嗣昌，再用熊文燦，又用楊嗣昌，最後孫傳庭，導致朝廷雖然數次重創農民軍，卻始終未能將完全剿滅，總能起死回生。

最後一個方面由於滿清掣肘，先後六次破關而入，明軍不得不兩面作戰屢次錯失良機。盧象升洪承疇皆抽調到北上作戰失利。最終崇禎十七年初（1644） 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順政權，七日後向北京進軍一路勢如破竹，於三月十九日攻破皇城，崇禎帝朱由檢自縊，明王朝滅亡。

前因：

一、自朱元璋得天下建立明朝以後，明朝疆域相比元朝大為收縮，元朝剩餘勢力退居蒙古草原，分裂成瓦刺和韃靼兩個部落，對明朝一直是很大的威脅。且環繞明朝政府版圖有15個國家虎視眈眈，都想趁機咬一口。

二、朱棣起了不好的篡位奪嫡之禍的頭，致使明朝內部覬覦稱帝之心不斷。各種作亂層出不窮。

三、宗室制度。朱元璋開國起，所訂立的宗室制度，相比於此前的漢唐宋各朝，最大弊端在於沒有降等襲爵制，導致隨著時間推移，每代帝王分藩各個皇子為親王，每代親王又分出許多郡王，枝繁葉茂下，給國家造成沉重的經濟負擔。到明朝後期竟然有十幾萬宗室人員。更過分的是明成祖朱棣以藩王之身奪取皇位後，為防止其他藩王效仿，採用以經濟特權換取藩王軍事和政治權利的方式來削藩，用通俗的話說，就是「國家出錢從生到死，大包大攬，把藩王和宗室都當豬養廢。」到明朝後期，就有十幾萬宗族子嗣嗷嗷待哺。

明初期建文元年藩王封地

四、由於朱元璋是造反得來的天下，所以極其害怕造反，加強了君主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明初廢丞相、設立廠衛特務機構，大肆任意妄為的對官、將、民監督，抓捕、審訊、誣陷、甚至屠殺，致使後期宦官專政後患叢生。

五、土木堡之變，明朝正統十四年（1449年9月1）第四次明英宗北伐瓦拉時，朱祁鎮因情報失靈兵敗瓦剌並且被俘，20萬大軍被滅，至此，明朝武政失寵一厥不起，文黨得勢。又經過萬曆天啟年間文官集團與宦官集團聯合對武將的清洗，導致以後的明朝重文輕武，武備廢弛，甚至出身入死不抵一篇文章，使明朝內外戰爭不斷，為明朝衰亡埋下了伏筆。

後因：

一、宦官作亂。為了更好的加強君主集權制，永樂十八年（1420年），朱棣以太監為組織成員成立了東廠特務機關，其職能是“訪謀逆妖言大奸惡等,與錦衣衛均權勢”。明成祖為想知道朝中大臣的一舉一動，便由東廠來完成，同時也為了對錦衣衛的活動有所監督。為加強特務統治，於成化十三年（1477年）於東廠之外增設西廠，與東廠及錦衣衛合稱廠衛，用太監汪直為提督，其權力超過東廠，活動範圍自京師遍及各地。這些廠衛的對明朝官員以及百姓羅織罪名，誣賴良民，之後就屈打成招，趁機敲詐勒索。又把監獄以及法庭混為一體，而且可隨意逮捕朝中大臣，可不向皇帝奏請。弄的民怨沸騰，官民皆憂。由於皇帝的過度信任。導致宦官掌權。造成嚴重的政治腐敗。宦官權利逐漸獨大。出現了一手遮天，矇蔽皇上，聽信讒言。忠臣死亡的困境時常發生。

二、黨伐同異。為了革除朝野積弊，反對權貴貪縱枉法，和宦官極其依附的勢力，一些有志之士組織起來講學，針砭時政，剛開始還受到當時社會的廣泛同情與支援，只是後來，只為反對而反對。他們以高官為領袖，結成幫派，一時朝中宣黨、浙黨、楚黨、齊黨林立，他們聯合起來打擊東林黨人。鬥爭由原來的閣部之爭和門戶之爭逐漸演變為黨派鬥爭，規模進一步升級，性質更加嚴重，影響也更加惡劣，明代政爭急劇惡化，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新時代。

三、稅收單一。以東林黨人代表了當時江浙商人和地主豪強的利益，反對朝廷向工商業者收稅，並藉著崇禎帝清除魏忠賢勢力的時機，取消或降低了海外貿易稅、礦稅、鹽稅、茶葉稅等稅種的稅負，使得明末的財政收入來源更加單一，朝廷的稅收來源更加依賴於普通的農民，致使農民破產，無家可歸。

四、氣候異常，小冰河時期。明末清初整個中國冬天奇寒無比的幾十年時期。這一時期的年平均氣溫都很要低，夏天大旱與大澇相繼出現，冬天則奇寒無比，連廣東等地都狂降暴雪。中外專家指出，明朝滅亡後的1650—1700年間是整個小冰河時間中最寒冷的時期之一。各種天災不斷，造成了大量農民破產，形成大量流民。

成因：

根據以上前因促成了後因，造成了明朝末年時，朝廷無能，官吏貪腐，黨伐同異，政治黑暗。加之土地兼併嚴重，稅收單一，更有氣候異常，各種災難不斷，致使民不聊生，從而直接導致了明末的農民一次又一次起義。最後以李自成為代表的農民起義軍攻進北京城，崇禎帝朱由檢在景山歪脖樹上自縊身亡，明朝滅亡。

明朝末年有這麼多的農民起義，我認為有兩大方面的原因。

天災方面：

一、小冰河時期：據明史記載，萬曆後期至天啟年間，中國氣候顯著變冷，北方風沙壅積日甚，旱災逐年增多，農業收成銳降。小冰河時期引發之後的就是大規模的農民吃不上飯，所以造成農民起義。

二、各種災難盛行：有了大前提小冰河時期，那旱災和其他的災難就隨之而來，我們可以看一組資料：

1638年夏兩京大蝗。兩京及山東、山西、陝西、上海、江蘇、浙江、安徽、河南、海南，大旱、大蝗。江西、廣東、廣西、貴州，大水。湖南大寒大凍。　　1639年，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浙江，大旱、大蝗、大飢。八月，白水，同宮、洛南、隴西諸邑，千里雨雹，半日乃止，損傷田禾。福建、廣東，大水。　　1640年五月，兩京、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大旱、大蝗、大飢、大飢。浙江、三吳大飢。自淮而北至畿南，樹皮食盡。　　1641年全國大旱、大蝗、大飢、大亂，人相食。　　1642年旱、蝗、水、疫。　　1643年大疫，南北數千裡，北至塞外，南逾黃河，十室鮮一脫者。山東、東上海、江蘇、安徽、冬多雷震。湖南、雲南大旱、廣東大水。

這是明朝末年摘錄的一些史料，非常震撼。農民能不起義麼？

人禍方面：

人禍方面主要來自兩個地方。

一、朝廷官員中飽私囊，貪腐成性。

很多明朝官員趁著天災之際，大發國難財。拼命壓榨農民老百姓！以皇親國戚和東林黨人為首，這些人在明末變成了富豪，但是卻踩著其他窮苦人民的痛苦上造成的。據《明史》記載，崇禎皇帝曾經撥10萬兩去陝西賑濟災民，結果到了陝西之後，就變成了五千兩，中間被其他人貪汙了。

二、後金軍隊趁火打劫。

農民軍起義，崇禎皇帝本來現實招撫後來才是打壓。最典型的一次是用了楊嗣昌的戰術將農民起義軍基本消滅了。然而後金卻趁機南下，造成明朝軍隊兵力不夠用，緊跟著農民起義軍死灰復燃。並且後金的八旗軍隊戰鬥力彪悍，搶劫了中原大地的很多財物。

所以綜上所述，明末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是因為天災人禍。

參考文獻：《明史》

以上就是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希望題主能夠滿意。

在朝代更迭的封建社會中，農民起義似乎是司空見慣的現象。當一個王朝行至末年，不能夠給予或剝奪了廣大農民必要的生存空間時，謀求生存的農民便會直接反抗，起義也隨之頻繁爆發。因此，不僅是明朝，每個封建朝代在其氣數將盡的末年都會因為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矛盾的不可調和而爆發出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農民起義只有在朝代滅亡，土地、利益重新分配，使農民有了新的生存空間後，才會停息，進而重新累積矛盾，這便是封建王朝不可調和的“歷史週期律”。

歷史週期律是封建社會農民起義爆發，促成朝代更迭的共因，但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特徵，其歷史週期律爆發的表現也不盡相同。至明末時，農民起義的爆發尤為頻繁，幾乎到了“全民皆反”的地步。具體說來，明朝末年農民起義的頻繁爆發，是社會矛盾激化與制度體系崩壞共同作用的結果。

無節制的剝削、加派與擠壓激化了各階級之間的矛盾，讓農民揭竿而起

農民、地主與統治者是封建社會佔最大比例的三大階級，此外還有官僚、市民等其他階級，但農民起義的爆發多是圍繞著農民謀求生存空間展開的。農民依靠土地生存，農民是生產者，地主是剝削者，統治者一般代表大地主的利益，但也要竭力調和地主與農民的矛盾，三者和諧，農民起義才不會爆發。明末農民起義的頻繁爆發就是從三者的矛盾激化開始的。

（一）農民和地主矛盾的激化

農民和地主是最容易爆發矛盾的兩個階級，明末階級矛盾的激化，最先從二者之間展開。明朝時，地主階級將剝削的物件從佃農、半佃農擴大到了自耕農，農民所受剝削的慘重程度遠超前朝。

佃農是由地主直接控制，他們所收的地租剝削相當苛刻，有百分之二十之多。除規定的地租外，地主還可以任意提高租額，剝削手法無孔不入。佃農不僅在經濟上受到剝削和奴役，在社會地位上也受其壓抑，明朝常有“佃人田者，有田人所得而賤之”的說法。至明朝末年，佃農的處境更為艱難，有些地區 ， 佃 戶甚至不能與平民通婚 ：

“若奴僕 、佃 人，良賤攸分，並不許結親”——（《明史》）

相比於處境悽慘的佃農，自耕農雖有自己的一小塊土地，可以進行獨立的生產，但在天災人禍的窘境下 ，也往往逃不脫地主的魔掌。明朝中期開始，官僚地主便大肆兼併農民土地，個人土地多於數萬農民：

“大學士徐階有田兩千四百頃，吏部尚書董份有田千百頃 ， 一知州邵某曾一次買田八十 頃 ”。一 般 地 主 用 手 段 得田無計，或以價買或以債折， “初以‘ 積貯’ 致富， 其後則 ‘ 名田萬畝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論叢》）

至明末時，僅各處王府莊田土地竟達二十多萬頃。無論是佃農 、半佃農還是自耕農都毫無例外地在不同的形式下受著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農民失去了原有的社會地位，連最基本的生產也無法保障，與地主階級的矛盾自然爆發到不可調和，所謂貧民仇恨富人的根源，大多由此而來 ，農民起義也由此爆發。

（二）農民和統治者矛盾的激化

明朝末年，除了地主的剝削加劇以外，統治者也放棄了其調和農民與地主矛盾的意願，開展了對農民的剝削。自萬曆二十四年 (1596年)開始，皇室對經費的需求愈發巨大，於是統治者便以收稅開礦名 義派 出了大批礦監稅使，對各地商民進行大肆公開掠奪 。其後 ， 朝廷把收各地礦稅 、 商稅做成定額，責成各地方官如額徵解，各處地方官又將其 “或攤之行戶，或派之經紀”這就讓農民承擔了一部分本該由商人承擔的稅，加重了農民的負擔。農民負擔加重的統治，官員貪腐的現象卻日漸橫行，嘉靖時人王廷相在《天變 自陳疏》中形容了官員貪腐有偷偷摸摸到橫行無忌的變化：

“在先朝豈無賄者，饋及百兩，人已駭其多矣。今也動稱千數，或且其萬矣。豈無貪者 ，暮夜而行，潛滅其跡 ，猶恐人知。今 也納賄受賂，公 行無忌。豈非士風之大壞乎？”

這種統治者對農民的剝削一直延續到明末都沒有改善，而明末之時，為了應對內憂外患的軍事危機，明朝政府又多次加派稅收，這就讓本就困苦的農民更加農民和市民本來所受剝削就異常沉重，此時又有加派，自然超出了農民所能忍受剝削的極限。農民與統治者的矛盾由此激化，紛紛投向起義的隊伍。

（三）包括農民、地主在內的各階級與統治者矛盾的激化

賦稅是激化各階級與統治者矛盾的直接原因。為了維護地主階級國家機器的職能，滿足個人享樂的需要，明朝統治者經常向農民徵收田賦和徭役，向市民徵收捐稅 。以田賦而論 ，地主階級佔有大量土地，但卻不願納稅，常常以各種方法逃 避田賦並將其轉嫁於農民身上，促使自耕農民走向破產。此外，明朝統治者還對城 市商人及手工業者不斷加重 捐稅，加重了他們的不滿，商人之中亦有大地主存在。至明末時，各種賦稅的加派與增收已然使當時社會各階級與統治者之間產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反抗由此加劇。

社會矛盾的加劇與不可調和是明末農民起義爆發的重要原因，當農民對生活失去了希望，無法找到足夠的生存空間時，便會揭竿而起，追求社會利益的重新分配。除矛盾激化外，明末統治體系崩壞，無法維持滿足農民意願的社會制度，也是明末農民起義頻發的又一要因。

社會制度體系的崩壞違背了農民對“好政府”的需求，迫使農民起義推翻政權

王朝末期的農民起義是農民為了獲得土地、利益的重新分配發起的，故而新王朝在建立初期往往會尊崇農民的意願，制定符合農民需要有助社會穩定的制度體系與政策法規。明朝初期，統治者創設新的統治制度體系時，很大程度上考慮了當時社會狀況的實際， 制定了“鋤強扶弱 ”的政策，朱元璋曾明確指出： 若要江山永固首先要使百姓“盡力田畝”， “衣食給足”； 其次嚴厲禁貪暴；再次是抑富佑貧，並圍繞這三點制定了大量的政策措施。

這些措施的推行，使得當時的社會制度體系吸納了廣大農民的意願，符合了當時 歷史發展的需要成效顯著。然而，至明朝中後期，社會的制度法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走上了與農民意願相違背的道路：

（一）政治上：明朝中後期的宦官專權導致行政效率低下，法度崩壞，農民看不到政府的力量

明初，朱元璋十分忌諱宦官對政體的干擾，他在一 次朝會中對幾位侍臣說 ：

“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為宦官敗蠹，不可拯救，未嘗不為之惋惜 。”——（《明太祖實錄》）

因此，洪武年間，宦官人數相對較少， 而且 朱元璋對控制宦官的權力規定了很多嚴格 的制度，如不御外臣冠服，不兼文武官職，不許干預政事等。然而，在集權化的君主政治下，皇帝需要利用近臣宦官達到權力的高度集中，因此，從洪武后期開始，宦官就已經慢慢發展壯大起來。至永樂以後，宦官活動更為猖獗，就連史稱 “御內臣益嚴”的建 文 帝也是信任宦官。此後，宦官幾乎把持了整個明朝的朝政，明末更是出現了權傾朝野的“九千歲”魏忠賢，使整個朝堂都籠罩在閹黨的陰雲之中。宦官肆意橫行，朝臣依從或反抗宦官的左右搖擺使明朝政府的行政體系陷入混亂，直接導致了國家法度廢弛，原有的社會制度體系無法有效運轉，明末的土地兼併 、吏治腐敗現象橫行就是政府失去威信的結果。

統治者失去威信，飽受欺壓的農民看不到一個可以為民做主的“好政府”，自然產生了發動起義，建立符合人民意願新王朝的想法。

（二）經濟上：混亂的稅賦制度導致經濟失衡，社會失去了穩定的再生產能力，加大了起義的意願

明初，統治者符合人民意願，採取過一些諸如減免賦稅、休養生息的措施來緩解矛盾，使農民得到土地，社會生產趨於穩定。可是到明朝末年，穩定賦稅制度遭到了極大的破 壞，這就導致國家經濟執行的失衡。以加派三餉為例，明朝政府加派遼餉 、剿餉和練餉的目的是為了掃除內憂外患，讓國家重新穩定，但加派的結果卻適得其反。三餉的加派產生了兩個嚴重後果：

首先是政府並沒有收到預期的徵收數量，大多地方政府採取消極的拖延態度，而中央政府又無能為力，最終只收到了徵收計劃的三分之二，但這並不意味著地方政府徵收不上 或徵收得少，事實上，地方政府及其官僚階層 “暗為加派者，不 知幾百千萬 。”其次是下層農民所受受剝削急劇沉重，官吏乘機貪贓枉法，更加造成社會的動盪不安 。

混亂的賦稅制度切斷了政府與農民之間再生產的聯絡，農民的付出沒有回報，政府的支出更是背道而馳。這種狀況下，明朝的經濟制度遭到了極大的破壞，整個正常的經濟制度體系已然面目全非，必須推翻政府才能重建讓生活穩定的經濟秩序。

宦官成為朝廷中心表明明末政治制度的崩壞，賦稅制度的混亂表明經濟制度的崩壞。沒有良好經濟、政治執行體系的明末已然沒有符合農民意願的社會制度，生活在無法生存的社會中的農民自然會選擇起義。

結語

綜上所述，明末農民起義之所以頻繁爆發是因為農民的生存空間被極度擠壓後，全部選擇起義的結果。當社會的矛盾爆發到無法調和的地步，既有的社會制度又無法執行時，看不到希望的農民只能選擇破而後立，揭竿而起便是他們最後的選擇，也是最有效和最好的選擇。因此，起義只是為了生存，相比於起義，農民更希望的是看到一個能否符合人民意願的“好政府”。

為什麼會爆發那麼多農民起義，甚至最後顛覆明王朝。最直接的原因，底層百姓活不下去，至於為什麼會活不下去？這裡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下面我就一一分析：

一、明後期的政治腐敗

在明王朝統治時期(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年),中國封建社會進入了自身發展的晚期。這個時期的特點在政治上的表現是統治集團的全面腐朽。從明英宗時起,政洽就日益腐敗,宦官專政、奸佞當權的事就已出現。明武宗朱厚照是個有名的浪蕩君主,幹出了許多荒唐可笑的事情。

還在明中期就爆發了葉宗留、鄧茂七領導的閩浙農民起義;劉通、李原領導的荊襄流民起義;劉寵、劉宸、楊虎等人領導的河北農民起義,都是具有相當規模的農民階級反對封建統治的武裝鬥爭。

明世宗朱厚熜繼位以後,號稱“嘉靖中興”。實際上他為人極其偏執,又迷通道教,追求長生,所以奸臣嚴嵩父子趁機竊柄弄權,把國事弄得一塌糊塗。穆宗在位時間比較短,政治沒有多大起色。

萬曆初年,社會危機已經相當嚴重。朱翊鈞即位時年紀還小,朝廷事務實際上由大學士張居正主持。張居正看到統治危機的嚴重,採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希望透過統治集團內部的整頓,緩和社會矛盾,增強政權機構的效能,重新穩定朱明王朝的統治。

他的整頓吏治,加強邊防,實行丈量土地,全面推行一條鞭法，在當時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國力有所加強。但萬曆十年,張居正病死,朱翊鈞親政,立即改弦易轍,使這場地主階級的自救運動半途而廢。從此明王朝的政治又沿著腐敗的道路繼續滑下去。

萬曆時期政治的敗壞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政事不理,二是貪財好貨。朱翊鈞成年累月深居宮中,“萬事不理”,不以國事為念。他自稱“靜攝”,實際上是在宮中鬼混。當時的臣下就有人在奏章裡直言不諱地批評他“生長深宮,高居簡出,一御文華殿則稱過勞。”“皇上每晚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酒醉之後,左右近侍一言稍違,即斃杖下。”

他在位四十八年中有二十年左右不坐朝聽政,臣下的奏章往往“留中”不作處理,以致朝廷官員無所事事,乾脆回籍悠遊林下。史載,在萬曆中後期,官員們由於見不著皇帝的面,送上的奏章又常被擱置,往往在遞上致仕的手本後不管旨意如何便徑自還家。朱翊鈞卻認為少一員官就少一份俸祿,還可以免聽官員們“聒噪”,落得耳根清淨,所以凡遇缺宮也不派人遞補。

這種離奇的做法使國家的中樞機構處於半停頓狀態,大大助長了官場中的因循拖拉風氣,也為朝廷和地方官員的貪贓枉法開了方便之門。

另一方面是朱翊鈞貪婪成性。為了滿足自己窮奢極侈的生活耗費和積攢金銀財貨,他竟然“生財有道”,以開礦徵稅為名,派出大批太監充任礦監稅使,往全國各地蒐括民財。

朱翊鈞在位期間,天下已經很不安定。除了社會階級矛盾日益激化外,由於朝廷和地方官員處置失宜,同邊遠地區少數民族的關係也惡化了。朝廷先後對寧夏、播州用兵,費了很大氣力方告平定。特別是建州女真在努爾哈赤領導下迅速興起,由明王朝鎮守東北的屏障變成了對抗中央朝廷的一股重要勢力。

萬曆四十七年(一六一九年),明廷抽調了大批精兵,並責令北韓和海西女真葉赫部出兵助戰,兵員總額達十一萬多人,在遼東經略楊鎬的統率下四路出師,期以“旬日畢事”,一舉蕩平。由於戰略錯誤,指揮失宜、薩爾滸一戰竟以慘敗告終。

從此,遼東的軍事對抗便牽制了明王朝很大一部分力量,成了朝野注目的重大問題之一。

朱翊鈞死後,長子朱常洛即位僅一個月也病死了。新上臺的明熹宗朱由校年輕不懂事,宦官們為了竊柄弄權,領著他成天嬉戲。據說他喜歡弄木工活,宦官們就在他手提斧鋸玩得興致正濃時,拿來章疏奏請他定奪。

太監魏忠賢同熹宗的乳姆客氏相勾結,上下招權納賄,把國事弄得腐敗不堪。一幫依附於魏忠賢的無恥之徒還為他大頌功德,甚至呼之為“千歲”,“九千歲”。

各省地方大員也對魏忠賢趨之若鶩,紛紛為他建生祠祈福,窮極華麗。朝野的黨爭便因之加劇。當時有名的東林黨,主要由一批比較正直的知識分子組成,他們眼見國事日非,就利用講學結社,評論朝政,希望皇帝能夠除去奸邪,重整朝綱,實現清明吏治。依附魏忠賢的邪惡勢力則結成黨,對東林黨人橫加迫害。此後,明未的黨爭屢經反覆,一直延續到南明覆亡。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明神宗、魏忠賢等既貪財好貨,自然上行下效,養成一派貪汙風氣,出現“官以財進,政以賄成”。天啟年間黃尊素曾說:“大拜之事相傳必用間金數萬。”對此,他不禁嘆息道:“嗚呼,始進不正,以身為市,我朝相業可觀矣!”

魏忠賢任用閹黨周應秋為吏部尚書,公然按官職大小索價,每天得賄銀一萬兩,人稱“週日萬”。到了崇禎時,有人說:“賄賂之盛,莫如此日。都下有‘白變黃,黃變白之謠。”意思是官吏行賄原先用銀子,後來改用金子。再後來又改用光燦奪目的珍珠。

崇禎六年,朱由檢在文華殿召諭朝臣說:“吏、兵二部,用人根本,近來弊竇最多。未用一官,先行賄賂,文武俱是一般。近聞選官動借京債若干,一到任所,便要還債。這債出在何人身上,定是剝民了。這樣怎的有好官,肯愛百姓?"

官員們的職位既然是花錢買來的,上任之後自然要竭力蒐括,追本求利,滿載而歸。官貪吏殘必然加重對人民的壓榨,使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

二、土地高度集中，底層百姓無法生存

明中期以後,從皇室到官紳地主兼併土地愈來愈猖狂,他們依靠政治權勢大量地侵佔官地和私田。皇帝在畿輔地區設立了許多皇莊。宗室諸王、勳戚、太監也透過“乞請”和接受“投獻”等方式,霸佔了越府跨縣的大片土地,成了全國最大的土地佔有者。

先看宗室的佔地情況。萬曆三十四年五月,四川巡按孔貞一上言:“蜀昔有沃野之說,然惟成都府屬,自灌抵彭十一州縣開堰灌田故名焉。近為王府有者什七,軍屯什二,民間僅什一而已。”就是說,蜀王一府佔去了成都平原依靠都江堰灌溉的最肥沃的土地百分之七十。

河南開封的周王,兼併土地的結果,造成“田產子女盡入公室,民怨已極”。時人有詩云:“中州地半入藻府”,“惟餘芳草王孫路,不入朱門帝子家。神宗的弟弟朱翊鏐分封衛輝,佔田四萬頃;神宗諸子也群起效尤。福王朱常洵是神宗愛子,朝廷堅持要按潞王標準給田四萬頃,經過廷臣和地方官員的力爭才減為二萬頃。

瑞王分封於陝西漢中,朝廷賜給贍田二萬頃,由陝西、河南、山西、四川攤繳租銀。大致而言,除了江浙財賦之區以外,全國的土地有相當大一部分落入了朱氏宗室的手裡。

勳戚和太監侵佔的田地主要是在畿輔地區。他們依靠同皇帝的親近關係,透過請乞等手段攫取大片土地建立莊田。如明武宗時,太監谷大用“假勘地之名，混佔產業莊田至一萬有餘頃,侵欺子粒官銀至百萬有餘兩”;熹宗時權監魏忠賢,霸佔的土地也多達萬頃。

嘉靖初年,林俊在疏中指出:“近年以來,皇親侯伯,憑藉寵暱,奏討無厭。而朝廷眷顧優隆,賜予無節,其所賜地士,多是受人投獻,將民間產業奪而有之。如慶陽伯受奸民李政等投獻,奏討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五千四百餘頃;如長寧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獻,進討景州、東光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如指揮僉事沈傳、吳讓受奸民馮仲名等投獻,進討滄州、靜海縣地六千五百餘頃。”勳戚倚勢請乞之風一直延續到明末。

崇禎三年,朱由檢的岳父嘉定伯周奎,一次就“援例乞給贍地七百頃,隨從尉軍三十名”。這些事例充分說明了政治勢力在土地兼併過程中的作用。

一般的官僚地主即所謂縉紳之家,也利用他們在政治上的優越地位,巧取豪奪,兼併大片土地。就每一戶來說,他們固然比不上宗室諸王、勳戚、太監的佔田數。然而,他們人多勢眾,在各地是地主階級中最有權勢者。明末農民戰爭中,官僚地主的動向是最值得注意的問題之一。

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軍打擊的重點之一就是官僚地主,而反抗農民起義最頑固的也正是官紳地主。史籍中有關明末官僚地主佔田的記載極多。鄭廉記載河南的情況說:“縉紳之家,率以田廬僕從相雄長田之多者千餘頃。即少亦不下五七百頃。”

崇禎初年河南巡按毛九華上言,“勢豪之家,僕隸多至數百,奸民乘勢投獻,百姓受其魚肉。”正是在地主階級的瘋狂兼併下,明末土地高度集中,絕大多數農民被剝奪了土地,變成官紳地主的佃僕,或者被迫四處流亡。

這種情況在當時人的筆下屢見不鮮,如說:“富者動連阡陌,貧者地鮮立錐。飢寒切身,亂之生也職此之由;“富者極其富,……貧者極其貧。”盧象昇在奏疏中指出,“貧者日益貧,富者日益富,大約貧民之髓富民實吸之。”顧炎武則說,“吳中之民,有田者什一,為人佃作者什九。”這些敘述都表明明末社會的兩極分化達到了十分尖銳的程度。

三、國家財政破產和攤派加徵稅賦

明代的財政,前期以本色(即米,布等實物)為主,中期以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白銀等折色的地位逐漸上升,成了國家收支的主要體現物。大致說來供政府開支用的歸戶部、工部、光祿寺、太僕寺分別掌管,其中主要是戶部的太倉庫。

從礦冶徵收的稅金和漕糧改折的金花銀,照例解送內承運庫,除了一小部分作為武臣的俸祿,絕大部分都供御用,成了皇帝的私財,一般稱為內帑。由於明中後期皇帝揮金如土,每年一百多萬兩的金花銀滿足不了他們的欲壑。從明武宗開始,就不斷提取太倉銀兩供內用。

萬曆年間,寧夏、北韓、播州先後用兵,花去了大量軍費。朱翊鈞又以婚禮、珠寶、袍服等名義,向戶部索取白銀多達千餘萬兩。更加上乾清宮等修建工程,最後弄到“太倉、光祿、太僕銀括取幾盡,國家財政入不敷出。

原先各省、府、州、縣還有自己的小家底,供地方不時之需。後來幾次下令,把外庫的藏銀輸解戶部。如天啟六年,根據南京操江御史範濟世的建議,熹宗朱由校下令各地加緊蒐括,藏銀一律解送京師。這種竭天下之力以奉一人的做法,終於導致了內外交困,加速了國家財政的全面破產。

國家財政既陷於絕境,皇帝的內帑又捨不得往外拿,為了應付日益增多的軍費開支,朝廷就不斷地加派賦稅。

關於明代賦稅的加派,一般只講主要的幾次。萬曆末年,遼左用兵,每畝加銀九釐,一共加賦五百二十萬兩。這是明末農民大起義爆發以前朝廷加派的餉銀。

崇禎三年,再按畝加徵三釐,加上萬歷年間的九釐,每畝共徵一分二釐,統稱遼餉。這是在明末農民戰爭剛開始時加派的情況。此後,崇禎十年,根據楊嗣昌的建議,天下按畝加糧六合,每石折銀八錢,共增賦二百八十萬餘兩,稱為剿餉。

崇禎十二年又以軍費無著,加派練餉七百三十萬兩。先後共增銀一千六百七十多萬兩,超過常年歲入一倍以上。直到明王朝滅亡才停止了崇禎年間的加派。剿餉和練餉的加派,雖然不能列為引起明末農民戰爭爆發的直接原因,但可以說明明王朝這種飲鴆止渴的辦法,起了為淵驅魚的作用,加速了自己的滅亡。

在徵收賦稅的時候,又有所謂帶徵和預徵。帶徵是指歷年拖欠未完的錢糧,於徵收當年正額時帶徵若干分;預徵是指除了責令完納當年賦稅外,提前徵收來年部分錢糧。

我們在上面談到明後期由於土地兼併的激烈進行,大多數田產落到了王公貴族、官僚地主的手裡。按道理說,農民失去了土地也就不該再承擔田稅。實則不然。

豪紳地主不僅享有額定的優免權利,而且還勾結吏胥,透過詭寄、飛灑、影射等方式逃避糧稅。如湖北潛江一帶的情況是,小民“產去糧存”,“以致阡陌其田者無升合之稅,稅至數十石者地鮮立錐,敝也久矣。”

沉重的賦稅使農民不堪負荷,大批地逃亡。地方官卻不顧農民的死活,用嚴刑峻法追比錢糧,甚至責令現在的農戶代納逃戶的糧稅。“明季啟、禎間,有赤子無立錐地而包賠數十畝空糧者,有一鄉屯而包賠數十頃空糧者。”每逢官府開徵的時候,追呼敲樸,慘絕人寰。

除了田賦以外,各種明增暗添的徭役也壓得勞動人民喘不過氣來。這裡舉一個例子以見一斑。崇禎七年,直隸大名府奉文起運天津米豆,按規定官府鬚髮給運夫腳價。開州的承辦人員卻“私派裡甲小車二千餘輛,每輛折銀二兩方準免運。………鑽拘車伕,大肆勒索。折收銀錢,使闔州倒囊以輸,無一里不吮其膏血者。”

無窮無盡的橫徵暴斂,迫使農民大批地逃亡。地方官吏為了足額,採取一戶逃責令九戶分賠,九戶逃則勒逼一戶獨承。甚至“民有丁壯逃竄,而掠童稚以索賦。”這樣輾轉相牽,往往出現整村農民逃散一空的情況。

脫離了土地的農民,為了生存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同地主階級的吃人統治展開拼死的搏鬥,以鮮血和生命為代價,粉碎阻得歷史前進的桎梏從而為社會生產的恢復和發展開闢道路。

四、軍制的敗壞

明末官軍戰鬥力的脆弱,無論在對滿洲貴族的戰爭中,還是在鎮壓農民起義的過程中,都可以舉出大量的例證,這裡就不細說。只附帶談一下家丁和親軍的問題。

明後期,將領剋扣士卒糧餉是個極其普遍的現象。他們用羧削所得,過著花天酒地的糜爛生活,且向兵部官員、監視太監和紀功御史等人行賄,營求升遷或開脫罪責。這就決定了他們同士卒的矛盾必然激化,平時摩擦甚多,戰時更不可能做到上下齊心。

將領們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和地位,採取了自養家丁的辦法。他們把剋扣來的錢財拿出一部分,豢養一小批經過挑選計程車兵,給予較好的生活待遇和馬匹器械等裝備。將領即便革職離任,家丁也依舊由他們帶回原籍供養。這樣,到了關鍵時刻,家丁就成了將領邀功的王牌或逃命的盾牌。

戴笠曾經指出,明朝邊將“萬額兵,止有六千,以四千為交際、自給、養家丁之用。沿襲既久,惟仗家丁以護遁、冒功,而視彼六千為棄物。棄物多而家丁少,終不能以禦敵。”可見,家丁制度是明朝後期軍政敗壞情況下出現的一種畸形產物,它標誌著官軍逐漸由維護整個地主階級統治的力量,蛻變成為將領們謀取個人私利的工具。

明末的兵變是統治集團危機的一個重要表現。萬曆以來,軍隊由於缺餉而譁變的事件已時有所聞。天啟年間,福寧、杭州等地也先後發生兵變,還有援遼軍隊譁變於河北玉田縣的事。

崇禎年間,情況更為嚴重,以至於“飢軍譁逃,報無虛日。”如元年七月,遼東寧遠官軍缺餉四個月,士卒們枵腹難忍,群起譁變。遼東巡撫畢自肅、寧遠總兵朱梅都被叛兵捉住,“棰擊交下”,畢自肅慚憤自盡。

譁變的兵丁有一部分參加了農民起義,由於他們受過正規的軍事訓練,對於提高農民軍的作戰能力起了一定作用。

明末官軍紀律的敗壞,達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如史籍中所說,“今官兵所至,動以打糧為名,劫商賈,搜居積,淫婦女,焚室廬。小民畏兵,甚於畏賊。崇禎八年,戶部尚書侯恂給陝西三邊總督洪承疇的信裡說:“賊來兵去,兵去賊來。賊掠於前,兵掠於後。賊掠如梳,兵掠如剃。總督之令不能行於將帥,將帥之令不能行於士卒。今日之事,其何以濟!”

軍紀敗壞的一個重要表現,是所謂“殺良冒功”。明朝廷為了鼓舞士氣,立下了賞格,規定斬首一級賞銀三兩,後來又增加到五兩;將校也以獲級多寡論功行賞。於是官軍往往對手無寸鐵的平民濫施屠殺。

崇禎四年,陝西副總兵趙大胤在韓城,“報斬賊五十級、而婦孺之首三十有五。在河南商丘,甚至出現官軍追殺平民,口稱“借腦袋獻功”。官軍的紀律敗壞不僅給廣大群眾帶來極大的災難,就連地主、官紳之家也往往受到他們的侵害。

因此,在明末社會輿論以至奏章中,“賊梳兵篦”之類的說法屢見不鮮。這正是後來李自成起義軍提出“剿兵安民”口號的背景。

五、裁驛遞

明代在全國交通線上設有驛站,作為政府上傳下報的通訊脈絡,也為高官顯宦公務往來提供交通工具和食宿條件。

按規定,每隔十里置鋪,鋪有鋪長;六十里設驛,驛有驛丞。鋪的主要責任是傳遞文書,在達官顯貴往來時也有導迎的義務。驛的主要任務是為政府官員提供舟車、馬匹、伕役等交通工具和住宿膳食條件,也有傳遞緊急公文的責住。

初期,制度比較嚴格,未經朝廷允許,一般官員不能私自利用驛站。到明中期以後,隨著更治的全面敗壞,驛遞制度也弊竇叢生。

大小官員往來於道路時,常常任意勒索夫、馬,甚至敲榨“折乾”,即令驛站提供超過實際需要的供應,其超過部分折成銀子納入私藏。這樣,就使驛站有限的人力、物力應接不暇,疲於奔命,甚至為了賠補經費而賣兒賣女。

崇禎二年,刑科給事中劉懋上言,建議對驛遞嚴加整頓,重新規定使用驛遞的標準。他在疏中認為經過整頓,革除各種弊病以後,驛站經費每年可以節省幾十萬兩銀子,移抵一部分加派的新餉。崇禎帝一聽說能夠撈到銀子,立即興奮起來,下令改劉懋為兵科左給事中,專門負責驛遞的整頓事宜。

表面上冠冕堂皇地宣佈採取這一措施,是為了“革除濫給勘合火牌,以蘇民困”,實際上裁減下來的驛遞經費,並沒有按劉懋的建議,用於抵消部分加派的新餉,而是全部責令解部移作軍用。

在劉懋的主持下,朝廷頒佈了新定的使用驛遞規章,同時宣佈裁減驛站經費。根據崇禎四年二月劉懋《驛遞裁扣事竣疏》中所列數字,各省裁節銀共計六十八萬五千七百二十餘兩。

在明末敗壞已極的吏治下,所謂整頓不過是紙具文。本來就困敝不堪的驛站,被平空裁去了一大筆經費。明末農民戰爭中傑出的領袖人物李自成,就是在驛站呆不下去了,才投身於農民起義的。正如史籍所說:“李自成一銀川驛之馬伕耳,奮臂大呼,九州幅裂。”

由此可見,明廷的裁驛遞,對於迫使更多的貧苦群眾走上叛逆者的道路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正文完）

歷史磚家說：任何一個朝代，到了晚期，都會因為皇帝昏庸，奸臣當道，官員腐敗，引發民憤高漲，於是乎，有投機搗把分子趁機鼓惑人心，振臂一呼，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拉起一幫大字不識幾個的惡民，攔路打劫，縱情山野，月黑放火，一點點做強做大。

這個畫面，是磚家和電視劇告訴我們的。所以很多人把古代那些人造反的罪過，都歸於朝庭的腐朽，官員無道，是官逼民反的必然。

認真說，一代一代的人，都歷史的解讀，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當下磚家說的一些造反事，真與假，需要辯證地去看待，因為有些史書的記錄，在寫的時候已經有了以偏概全的定論，不大客觀。

說到明朝末年為什麼那麼多人造反？往大了說，這是一個牽涉到社會系統崩潰的複雜大事件。往小了說，就是老百姓過不下去了。

社會系統崩潰，這個不是一天造成的，幾百年積累下來，到了臨界點自然就爆了，所需的不過是一個藥引子罷了。

明朝從朱元璋造反起家到最後一任瓢把子朱由檢吊死煤山，前後不過兩百餘年。作為一個奇葩皇帝頻出的朝代，明朝完蛋的一切都那麼地水到渠成，毫不令人意外。經歷了各種宦官欺詐的大明子民，造反的理由簡單、直接：要吃飯！

對衣食無憂的崇禎皇帝朱由檢來說，這個藉口，簡直tm太粗暴了。為了一口吃的，竟連命都不要了。

你以為朱由檢不想到基層中搞調研麼？他對人民的疾苦也是知道的，只是沒想到蝗蟲來的如此兇猛。

為什麼這樣說呢？

翻開歷史書，你就可以看到，朱由檢背時也是沒辦法的。

從1638年到1643年這5年，大明的千里江山，只有一個物種吃得飽，它就是蝗蟲。如果你不幸穿越到這個年代，恭喜你，天然野味蝗蟲燒烤管飽。頓頓吃，吃到你膽汁都吐不出來，看見蝗蟲就飽到想吐。

晚明接連5年大旱，重要的糧產區顆粒無收。山東、陝西、江浙一帶、兩廣地區，河南、安徽，湖南，山西，雲南，可以說是饑民遍地，餓殍千里。草根拔盡，樹皮啃掉，甚至有的地區發生了人食人事件。一輩子以農為生的百姓，面對生死和忠民的抉擇時，很痛快地選擇了造反這條路。

條條大路通羅馬。有人揭竿而起，就有人呼而相應。在吃飽飯為名的造反運動在大明的土地上以星火燎原的態勢，轟轟烈烈地燒起來了。

這一燒，就把大明江山燒了個底透，來不及救火補漏的明朝，面對努爾哈赤領導的後金騷擾，更是無力迴天。

吏治腐敗

明朝中期，隨著土木堡之變，勳貴集團遭到極大削弱。文官集團勢力開始掌控明朝政局，在明孝宗時期，以文官為代表，推動了《問刑條例》的廢除，這是明朝吏治腐壞開始的標誌性事件，因為這項由朱元璋制定的法令嚴格的規定了，任何官員一旦貪腐就將處於極刑。原本朱元璋在制定《問刑條例》時就曾經預料到將來可能會有人想要更改這條法令，特意規定後世子孫不得更改這個整治貪腐的法典。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已然控制政權的文官集團又怎麼可能會讓這條法令所束縛。於是以該項法令對官員過於嚴苛的理由，很自然的將這個限制他們貪腐的法令直接廢除，這為明朝中後期的吏治崩壞埋下了禍根。自此以後，官員開始上下其手，上則貪腐國家財政收入，下則對百姓層層盤剝。哪怕事發也不過是革職回鄉罷了。如此高收益、低風險的工作，必然將整個明朝官員體系徹底腐化，即使出了個海瑞，最終也不過是隔靴搔癢，無傷貪腐大局。這就使得作為底層的百姓陷入了更加窘困的局面。

土地兼併

眾所周知，每當封建王朝進入末期的時候，土地兼併問題就一定會出現。明朝經過了近300年的發展，人口高速增長几乎接近2億人口，但此時皇室、勳貴以及後來不斷充實計程車人官僚階級，大肆兼併土地。尤其是以士人為代表的官僚階級，因為明朝初期士人數量較少，且官員被嚴苛的法令斷絕了貪腐的收入，薪俸較低。為此明朝給予了這些士人所屬田產的免稅優待政策即“生員優免”。這就給了這些官僚階級打開了大肆兼併土地的方便之門，直到明朝中後期隨便一名官員名下所擁有的田產都有可能超過千畝。

同時，受到明朝中後期的商品經濟發展的影響。江南地區出產的棉花、絲綢等商品暢銷海外，為江南士族提供了大量財富，獲得大量財富的利益集團，又反過來支援他們在中央政府代表的影響力。如明末的東林黨就是江南商業勢力的代表。為了攫取更大的商業利益，這些官商結合的團體，自然就更加加劇了對土地的兼併，將整個江南由魚米之鄉改造成了桑棉之地。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明朝的糧食自給能力，大量失去土地的農民也形成了社會的流動人口，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為明朝資本主義萌芽補充了大量勞動力，但仍有大量失地百姓成為流民，成為農民起義的人員基礎。

錯誤的財政政策

原本在天啟皇帝朱由校在位期間，任用了宦官魏忠賢來主持明朝的總體朝政。雖然這位大字不識一個的宦官為文官集團所不齒。但是他在解決明朝財政問題的策略還是不錯的，在他主政期間，明朝積極擴大了礦稅和工商稅的徵收，同時清丈全國土地，審計政府各項財政收入及支出。極大地緩解了明朝的財政困難，並以此為基礎遏制了遼東戰局繼續崩壞的局面。

但是當天啟皇帝突然離世之後，憑藉東林黨人支援而成功繼位的崇禎皇帝在上任之後，首先做的就是減免對東林黨背後所代表官商集團最大的支出-礦稅和工商稅，甚至於連茶稅都連帶著減免了。為此明朝又再次進入財政困難時期。為了開源節流，崇禎自作聰明的把目光轉到了之前連魏忠賢都不曾動過的農業稅增加上。根據資料顯示，崇禎年間，農業稅佔到了明朝財政收入的81%，而原本在天啟皇帝時期佔據國家收入三分之二的工商稅，則下降到了不到12%的比例，這極大的增加了普通百姓的稅收負擔。

但農業稅的增加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明朝的財政困難，畢竟土地就那麼多，而且士紳們還擁有著大量不需交稅的田地。在增加農稅仍舊無法改變糟糕財政問題的崇禎，再次將節流看做解決明朝財政問題的方法。由於當時官員大量佔用驛站資源，造成驛站成為財政支出的一大缺口。為此崇禎下令裁撤削減驛站經費，希望減少驛站對財政的影響，但這種治標不治本的方式，最終造成了全國性的驛站系統崩潰，大批驛卒逃亡並最終加入農民起義軍的行列，其中就有後來攻入北京城的李自成。

持續的天災-小冰河時期

從萬曆後期開始，明朝就開始進入了小冰河時期。異常的天氣使得整個明朝出現了極為嚴重的氣候變化，素來作為人口及糧食產地集中區的中原地區，氣溫驟降，降雨量也達到了2000年來的最低水平，南方則開始出現大量降雨。南澇北旱的情況伴隨著寒流、鼠疫、瘟疫和蝗災肆虐整個明朝，極端天氣的出現，極大的影響了明朝的農業收入，並增加了相應的賑災支出，國家收入更加入不敷出。

命運的輪迴-興起於農民起義，也終結於農民起義

寫到這裡，相信大家都已經明白了，如果是明朝初期，遇上這些天災，國家完全可以調動資源解決這些問題，農民起義也根本不會對明朝有任何威脅，畢竟有錢、有糧也有人。但是在明末，腐敗的吏治、高度兼併的土地問題和錯誤的財政政策已經將農民壓迫得活不下去，再碰上千年都難得一遇的種種天災，最終他們能夠選擇什麼？農民只能用起義的方式來為自己爭取生存下去的機會，而明朝統治者手中所擁有的，只是一個千瘡百孔的腐朽王朝，無錢、無糧也無兵。

明朝興起於農民起義，在初期能夠很好的關注底層百姓的生存問題。但隨著近300年的發展，滋生了一批目光短淺的利益集團，在國家政策的制定和修改上不能從根源上解決問題，最終犧牲國家的基礎，底層民眾的利益，最後也終結於農民起義，近300年的封建統治，頃刻化為灰燼。

以史為鑑，以史證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不論何時！

中國封建社會晚期，最大的一次農民戰爭發生在明末天啟與崇禎年間乃至清初時期。首先爆發於陝北，這裡土地貧瘠，生產落後，賦稅和徭役嚴重，加之連年災荒，因此極易引起農民起義。 在用人方面，朱由檢有著不可推卸的主觀責任。不過，罕見的自然災害，更是加速了明朝滅亡。

實際上，從公元1628年，即朱由檢登基第二年，陝北突逢大旱，且一旱就是十餘年。期間，陝西、山西、河南、河北、江蘇、山東等也是連年鬧災荒。 自然災害之間是有聯絡的，由於持續的大旱，相繼爆發蝗災與瘟疫，赤地千里，十河九幹。 由於缺乏糧食，最悲慘的“人吃人”現象最終還是出現了。 天災加人禍，普通老百姓根本無生路可活。 這時候，明朝官員不但不賑災，還趁機增加苛捐雜稅，橫徵暴斂。 逼得老百姓只有一條路可走：造反！如1627年(天啟七年)，陝北災荒嚴重，澄城縣知縣張鬥耀不顧老百姓死活，急促催收，民眾被迫起義。王二率饑民衝進縣衙，殺死知縣，一時間各地民眾紛紛響應。 與此同時，晚明時期的土地高度集中，宗室、勳戚、官紳地主對土地的兼併卻沒有絲毫的鬆懈過。 長此以往，社會兩極分化十分嚴重，貧者益貧，富者益富。 明朝政府不得不透過不斷加派賦稅來榨取民財。

於是，各級官吏竭澤而漁，殺雞取卵，造成大量農民逃荒，就這樣水利失修，洪水氾濫，惡性迴圈，天災人禍發生的頻率越來越高。 軍制方面，弊端重生，軍屯、商屯均有名無實，經常拖欠士兵軍餉，戰鬥力大為下降。將領除身邊親兵可用外，幾乎沒有可信的兵校。軍紀敗壞，索餉譁變，這就是明末軍隊真實寫照。 此外，明朝政府為節省開支，改革驛站，許多士兵因此失去謀生依靠而無法生活，最後只有鋌而走險。 實際上，早期的農民起義，只能說是暴動，即一群想找口飯吃的“流民”罷了。無組織、無紀律，無目標，這就是這些“暴動者”的真實寫照。 一眼看去望不到邊，其實就是一大幫拖家帶口的饑民流民，明朝正規軍隊如果認真對待“圍剿”，沒有不成功的。

明末之所以會爆發那麼多農民起義，原因就四個字“官逼民反”。官逼民反，民為什麼不反？當王法不但不能保護人民，反而禍害人民時，人民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死亡，一是反抗。

自然災害頻發，農民的生活本來就不好過

崇禎元年（1628年），河南、山東、山西、陝西遭遇了千年不遇的大旱災、蝗災，數以萬計的難民在烈日下忍受著飢餓的煎熬。

大地上，到處都是瘦弱乾癟的屍體。他們有的被曬死，有的被餓死，有的餓得不行就直接自殺。活著的人因為餓得太久了，吐出來的都是綠色的膽汁。

天氣乾旱還容易生風，一起風就會帶來蝗蟲。中原大地，一群群蝗蟲黑壓壓地遮蔽了天空，像陰霾密佈的烏雲，一團團捲過農田裡的莊稼。蝗蟲所過之處遮天蔽日，四處都是它們啃食莊稼的聲音。當蝗蟲飛起的時候，田地裡幾乎連秸稈都很少看到了。

據山東《諸城縣誌》記載，當時那裡出現了人吃人現象。父子兄弟之間剖腹剜心，肢解後煮了吃；有的人在家醃製人肉，以備不時之需；有砍下人頭，用火燒焦，喝腦漿子的；甚至有當街公開賣人肉的，一斤六文錢。

當時的學者張明弼寫了一首《人啖人歌》，詳細地描寫了人吃人的慘狀。

飢兒語父，飢媳語姑，我死他人定我刳（從身上剜肉），餘骨烏鴉相歡噱。他人何親，父姑何疏，願以吾肉存爾軀，姑若思我，願得殘骨在溝渠，勿令人磨碎供勺糊。前日流賊殺人三千，一燻一霍忽而盡焉。昨來土寇人作糧，朝炊肋脅，暮膾膀胱，桁間懸頭髮到地，碟底斷指如蔥長。弱人怯食如針槍，兇人慣食如牛羊。天下太平有異味，烹男炮女請君嘗。人食萬物還食人，相生相啖誰能躲？但想寂寞天地悲，高山大澤盈狐狸。

大臣陳其猷給皇帝的奏摺中就敘述了一件他親歷的人吃人事件。陳其猷看到一個老婦把一個死去的小孩扔進鍋裡，一邊烹炸一邊哭，就問：“既然要吃他何必哭呢？”老婦說：“這是我兒子，如果埋了他，恐怕會被別人挖出來吃了，還不如我自己吃。”

當時有民謠傳唱，曰：“老天爺，你年紀大，耳又聾來眼又花。為非作歹的享盡榮華，持齋行善的活活餓煞。老天爺，你年紀大，你不會作天，你塌了罷！”

人民已經到了願與天一起毀滅的境地，可見明末的天災對人們的危害有多麼巨大。

皇室宗親大量兼併老百姓的田地

有人說中國地大物博，明朝的版圖也不是很小，皇室宗親佔點兒地又能怎麼樣呢？天下都是人家的呀。

按照這個家天下的概念，這是老朱家的天下，他家的親戚佔地好像沒什麼。但是問題是當時的皇室宗親霸佔的田地數目實在是太巨大了。

明朝初年，朱家子孫只有幾十人，到明末，朱家皇室宗親就已經達到了十萬之眾。朱明王朝為了維繫龍子龍孫的皇家體面，除了封給他們顯赫的爵位，同時還要賜予大量的良田。

比如，萬曆34年的時候，蜀王他們一家就佔了成都平原上依靠都江堰灌溉的最肥沃的土地的70%，等於說是把成都最好的土地都佔了。

明神宗的弟弟分封在衛輝，佔了四萬頃地。

皇上的弟弟都這麼幹，那皇上的親兒子福王朱常洵，就更不甘落後了。這是神宗特別喜歡的一個兒子，按照神宗的想法，就想封四萬頃地給他。但是大臣們覺得實在是太過分了，據理力爭，這才減到了兩萬頃。

瑞王分封到陝西漢中，朝廷賜給他兩萬頃田地，陝西漢中一個地兒消化不了，就由陝西、河南、山西、四川這四個地方攤繳租銀。

諸如此類的例子還有很多。據說當時全國過半的土地都落在了皇家宗室的手裡。

太監、權貴和地方官僚地主也在絞盡腦汁兼併土地

一些功臣之後和太監因為深受皇帝的寵信，時常向皇上討要賞地

明武宗年間，太監谷大用就想盡辦法弄到了一萬多頃地。後來的權閹魏忠賢也弄到了一萬多頃地。

於是，只要手中掌權，背後有勢力，誰都想圈一些地，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官僚地主也會兼併土地。雖說他們比不上皇家宗室、太監和權貴們，但是在全國範圍內，這些人加起來也是一個龐大的數目。這些人兼併的越多，就越有錢，越有錢，他又能兼併更多的土地，因為人的貪慾是無止境的。

就這樣，明末的土地就越來越集中起來，越有土地的人，他擁有的資源越多。而那些得不到土地或者說丟掉了土地的人，要麼就是去給官僚地主打工，當他們的佃戶或者是賣身為奴為僕，要麼就當流民。

社會上流民增多，這是非常不穩定的一個因素，因為沒有任何東西能夠約束流民，沒家，沒地，沒老婆，沒孩子光棍一條的人多得是。

明末的苛捐雜稅嚴重氾濫

明末皇帝多不理政事，貪官汙吏橫行，邊關戰事頻起，社會矛盾驟現。

民間的老百姓受不了貪官汙吏對這個國家的治理。和少數民族之間的關係也沒有人去維護。於是就出現了各式各樣的問題，就需要動兵。一旦動了干戈，就要花錢。

邊關有戰事，肯定要花大量的錢，但是這些軍餉經過貪官汙吏的層層盤剝，到部隊上已經寥寥無幾了。仗還要打，於是就這樣一次又一次地向皇帝催要糧餉。

除此之外，萬曆皇帝自己結個婚，也花掉了一千多萬兩銀子。再加上修乾清宮，修這兒修那兒的，就把這點兒家底兒都給敗光了。

把庫裡邊的錢都花光怎麼辦？皇上就去查抄地方上各級官員的小金庫，要求他們把這些錢都交到戶部，這錢就來了。

這筆錢用光後，就是增加賦稅了。增加賦稅，老百姓必然不滿意，但是不滿意和到崩潰，這中間還有一條線，那這個線在哪兒呢？我個人感覺當年的朝廷裡邊未必有人明白此事的嚴重性。換句話說，皇上非要從老百姓身上拿這個錢，誰也沒辦法。這也就出現了時不時加重民間賦稅這種事情。

交點稅充作軍餉，保家衛國的好事，好像也能說得過去。但問題是有很多老百姓已經沒有土地了，沒有土地，我交什麼稅呀，對不對？也就是說很多真正貧窮的人，按照道理來講，他是不需要交稅的，因為這個稅大部分是田稅 。

但是，當時社會已經腐朽至極，貪官汙吏官官相護，都從自己的利益出發看問題，哪管得那麼多，柿子專揀軟的捏。

這樣一來，沒田地，沒家產的人就倒大黴了，這可怎麼活呀！所以說被逼上絕路的時候，農民就想到了最後的兩條路，不是死就是跑出去當流民。

綜上所述，明末的農民在當時嚴酷的形勢壓迫之下，已感到無路可走，紛紛走向流民的道路。而一旦流民大軍壯大起來，勢必會引起農民起義的爆發。這就是明末爆發那麼多農民起義的原因，同時也是明王朝覆滅的主要原因。

明朝中後期與後金的戰爭的確消耗了大量錢財，導致本就虧空嚴重的國庫負擔不斷加重，從而導致百姓負擔不斷加大，但這其實導致農民起義的眾多因素中的一個。天災持續不斷、官員腐敗嚴重、土地兼併氾濫、階級矛盾加重等同樣是導致國家財政虧空的重要原因，更是導致農民起義爆發的重要因素。

其一，天災持續不斷

從17世紀開始，即萬曆後期開始，明朝開始進入小冰河時期，導致氣候發生嚴重變化，北方風沙日益嚴重、旱災逐年增多，農業收成銳減。

與此同時，中原地區氣溫的驟降和降雨量的減少也達到了秦漢以來的歷史最低點，整個明朝末期可以說災害不斷，旱災、寒流、蝗災、水災、鼠疫、瘟疫等災害此起彼伏，這些都嚴重影響了以土地為生的底層農民的生存。

各種災害的持續爆發，這是導致百姓生活困苦、民不聊生的最主要原因，如果這種現象在盛世，朝廷或許還有能力應對，但卻恰恰出現在了明朝末期，這簡直就是災難性的。

其二，官員腐敗嚴重

到了明朝末期，官員貪腐成風，由於官員扮演著承上啟下的作用，一旦這個階層全面崩壞，不論是對朝廷，還是對百姓來說都是災難性的。

此時的官員為了個人利益，中飽私囊現象極為嚴重，對上隱瞞貪腐財政收入，導致國庫虧空先賢持續加重；對下則層層盤剝，將朝廷撥付各地的賑災款項挪作己用。尤其是崇禎繼位後隨著閹黨的倒臺，各地稅監先後被撤回，導致官員徹底失去監督，例如到崇禎十年（1637年），僅浙江一省的茶稅就從萬曆、天啟年間的二十萬兩降到了每年十二兩白銀。難道當地茶農的生活變好了嗎？反之，朝廷的稅收大部分都被官員收進了自己的腰包。

各地官員這種欺上瞞下、層層盤剝的作為，嚴重加劇了百姓和朝廷之間的矛盾，百姓的錢沒少交，朝廷的財政卻日見崩潰。

其三，土地兼併氾濫

同樣到明朝末期，從黃石到官紳，再到各地地主，土地兼併現象越發嚴重，他們依靠著掌握的權力和錢財，大量侵佔官地和民間私田，甚至連太監、勳戚也透過“乞請”和接受“投獻”等方式霸佔大片土地，從而導致朝廷的大部分土地落入了這些人的手中。

土地兼併現象雖然歷朝歷代都有，但明末時期卻已經到了氾濫的地步，原因就在於這些掌握國家大部分土地的利益階層，可以透過他們的權力或收買官員來進行避稅，這也是為何百姓會透過“投獻”的方式將土地寄託在他們名下的原因。

其四，階級矛盾加重

明朝末期，社會各種階級矛盾空前激化，突出表現在農民和地主階級、百姓與官僚階級之間的矛盾。

正如前文所說，由於土地兼併現象的嚴重，地主階級掌握的土地開始大量激增，然而他們卻可以透過收買官員和“投獻”的方式來進行避稅，如此一來他們掌握的土地雖然在變多，但納稅數額卻在不斷減少。導致原本的賦稅強加在了普通農民階級頭上，加劇了農民和地主階級的矛盾。

而各地官員呢，他們不但對百姓日益惡化的生存狀況熟視無睹，反而與民爭利，百姓有了災荒，捨不得拿出錢來賑災，甚至還貪墨朝廷撥付的賑災款項。更有甚者，為了自己的政績，選擇瞞報災情或輕報災情。

除此之外，隨著明末時期商品經濟的急劇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僱傭勞動力的出現也破壞了傳統的生產關係，新生的資本階級和地主、官僚矛盾不斷加重。農民與地主、百姓與官僚、新生階級和傳統階級之間矛盾的全面爆發，同樣是明末迅速陷入動亂的直接原因。

改革失誤

由於黨爭和維護自身利益的原因，朝廷在透過“開源節流”來解決財政危機的途中，卻走上了彎路，不僅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國庫空虛的問題，反而加劇了民間的動盪。

“開源”方面，農業稅持續加重。張居正和魏忠賢主政時期，他們在應對朝廷財政問題的時候，採取的方式是擴大商業稅的徵收，但這卻損害了官僚階級和士紳階級的利益。於是在張居正去世和魏忠賢倒臺之後，商業稅又再度被廢除，這導致朝廷的稅收仍然以農業稅為主，且由於朝廷支出的增大和土地兼併現象的嚴重，普通百姓的稅收負擔極為嚴重。例如明末時期，農業稅佔到了朝廷收入的81%，而工商雜稅只佔到可憐的12%，農業稅從張居正時期的二百萬兩，一直攀升到崇禎十二年的兩千三百萬兩，普通百姓在面對天災的情況下，還要面對沉重的賦稅負擔，早已到了無法生存的地步。

“節流”方面，底層利益被嚴重損害。明朝中後期，隨著吏治的全面敗壞，驛遞制也弊竇叢生。大小官吏往來於道路時，令驛站提供超過實際需要的供應，其超過的部分折成銀子納入私囊，如此便加重驛站人員的負擔。朝廷自然也看到了其中的弊端，在劉懋的主持下，朝廷開始削減驛站經費，但這並沒有解決官吏貪腐現象，反而導致驛夫枵腹、驛馬倒閉的現象愈來愈嚴重，大批原來依靠驛遞勉強維持生計的壯丁被迫逃亡，其中相當一部分加入了農民起義隊伍，李自成便是其中之一。

天災人禍。

從17世紀開始，即萬曆後期開始，明朝開始進入小冰河時期，導致氣候發生嚴重變化，北方風沙日益嚴重、旱災逐年增多，農業收成銳減。與此同時，中原地區氣溫的驟降和降雨量的減少也達到了秦漢以來的歷史最低點，整個明朝末期可以說災害不斷，旱災、寒流、蝗災、水災、鼠疫、瘟疫等災害此起彼伏，這些都嚴重影響了以土地為生的底層農民的生存。這個是大前提，農民們都活不下去了，那隻能農民起義了。其他就是各朝代末期都有的官員腐敗啦，土地兼併嚴重啦什麼的。

首先，導致明朝滅亡的第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土地兼併和吏治腐敗。明朝後期土地兼併的現象非常嚴重，權貴階層仗著自己的權勢，從底層農民手中巧取豪奪，強佔土地。這就產生了一個很可怕的後果，因為後期明朝經歷諸多的天災，如小冰河，洪水氾濫等，好的地都被權貴搶去了，沒地種糧就沒有飯吃，這不是要了農民的命了嗎？歷數各朝各代後期一個是稅收嚴重還有就是農民的根本土地圈佔嚴重。

 

第二個導致明朝滅亡的重要原因就是長年累月的戰爭。由於後金的崛起，明後期花費了無數人力金錢物資去防禦，但卻依然沒有效果，反而使後金越來越強大。這裡不得不提到一點，那個時候以晉商等為主的商人看到了明朝要滅亡的可能，大力的私下支援後金，削弱了明後期的軍事力量。

 

第三個導致的是黨爭危害巨大。說起明朝的黨派之爭，有東林黨和閹黨。龍門客棧 繡春刀等影視描述了明朝的黨派之爭，危害重大，無數忠臣成為了黨爭的犧牲品，黨派之爭延伸無數惡果，導致官場腐敗橫行，民心渙散，所以，黨政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明朝的滅亡。以至於崇禎自縊前留下一句“諸臣誤我”的感嘆！

 

所以套用李世民的一句話：“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不論何時何代，農民永遠是國之根本。

一般一個封建王朝被推翻，總是離不開兩個原因。一是這個王朝內部有問題，腐敗、軍隊若，朝廷沒錢，人心盡失等。二是外部敵人太多太強，朝廷消滅不了農民軍，就要被農民軍消滅。

看看明朝有哪些問題。

首先，明朝軍隊問題，從明朝中後期日益嚴重。最主要問題是軍人拿不到軍餉，崇禎時期有的軍隊都幾十的欠餉沒發。即使有，經過層層扒皮，到手有三成就不錯了。將領拿不到足額軍餉，只能武裝一少部分人，作為自己的家丁，其他大部分士兵，都是食不果腹的在作戰。軍隊勢力能強嗎？

其次，沒有足夠稅收。明朝初期對於讀書人有優待，在收稅上可以減少，但是沒有規定要免除。可到了中後期，文官勢力增強，他們代表著地主仕紳利益，竟然可以不交稅。稅收都在貧民身上，以至於稅源枯竭，朝廷沒錢。自然不能養兵，不能賑災，實力越來越若。

最後，人心問題。到後來官員地主都認為明朝要完蛋，他們認為這也是一次王朝更迭，對明朝自然就不忠了。

所以，以上幾點原因，明朝勢力越來越若。而農民軍的實力是越來越強。

首先，剛開始，農民軍戰鬥力若，後來越來越多的明朝將領加入，戰鬥力就越強，逐步趕上明軍。

其次，每到一處，農民軍都殺大戶，搶錢搶糧。他不缺錢糧，後來提出了不納糧的口號，一支不缺錢糧的軍隊，實力不會太差。

最後，有外敵幫忙，幾次快要被消滅的時候，後金就過來幫忙。比如崇禎十二年，李自成被洪承疇打得只剩十八騎逃到山中，他正要乘勝追擊其他農民軍的時候，後金又兩路南下了，洪承疇只能回到東線。之後農民軍迅速恢復，重新攻城掠地。

總之，在這十幾年裡，明朝廷是越打越若，農民軍是越打越強，怎能不被滅亡。

1 社會生產力超級低下（跟明粉所講的背馳）。

2 大批的失地農民（這跟今天的情況非常類似，都是由圈地運動帶來的後患）。

3 大批的下崗失業人員，包括農民和公務員（李自成）以及手工業者。

4 龐大的食利集團，朱家的子孫後代封授九千多個王，一年的國家財政收入還不夠老朱家的子孫一半的供養。

5 龐大的官僚腐敗集團，幾乎榨乾了整個社會的最後一滴油。

6 腐敗的軍隊。吹牛說大話很在行，真打起仗來就露出原型。比如薩爾滸之戰，比如李自成勢如破竹等等。

7 政治派系斗的你死我活，政治生態呈現最糟糕狀態。

8 特務政治導致的社會暗無天日，對國家失望的人越來越多。

9 阿斗似的崇禎，一團漿糊似的腦袋，稀里嘩啦的輸到底。

以上基本包含全部內容

換句話說，假如你生在明朝。你的父親不姓朱，也非官僚集團的一份子，你還有其他選擇嗎？

專治皇權逃脫不了歷史週期律，二千多年的權力更顛社會沒寸進毫分。黑格爾說過：“中國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幾千年的中國，其實是一個大賭場，惡棍們輪流坐莊，混蛋們換班執政，炮灰們總是做祭品，這才是中國歷史的本來面目。”中國其實自周朝滅亡後，便變成了一個叢林。朱家王朝靠殺伐造反起家，最後毀滅於暴力殺伐。這就是中國歷史的悲哀，朱元璋本身是被專治壓迫的草根農民出身，當年全家餓死，只有他倖存，當過乞丐，做過和尚，加入造反農民隊伍紅巾軍後改變了人生軌跡一路發達。當他得了天下後，殘忍自私的本性暴露的淋漓盡致，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出身，從卑微到尊貴，不願意讓人們提起他的過去，甚至到了精神極度敏感神經質狀態，文字文獻要是 有“光”"賊”等，他覺得都在諷刺影射他低賤卑微的過去，甚至連孟子儒學的著作都反感痛狠，因為孟子說過：“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如果孟子在世一定逃不了其毒手。為保江山萬代傳子孫，設計了一套確保朱家子子孫孫可保萬代無恙，永享福祿的福利制度，趕盡殺絕出生入死的功臣，為子孫穩坐江山清除障礙。恢復早已被廢除多少朝代都活人殉葬制度，他歸天后，殉葬了四十名嬪妃宮女，把這些女人活活勒死，其中有北韓妃子，據記載，當時女人哭喊聲響徹雲霄，人性的惡彷彿倒退到奴隸社會。如果孟子活著一定悲痛疾呼:“嗚呼！人心之毒也，然率獸而食人哉！”。

明朝中央政權是被農民起義推翻的，但究其原因還是自身原因。中國古代任何一個朝代都不可能長盛不衰，這是皇權專制所導致，也是僵滯的政治體系和一系列的腐敗問題所引發的社會矛盾，因為沒能及時解決社會存在矛盾和老百姓所要的需求，這種矛盾逐漸升級，愈演愈烈直到最後爆發。

如果一個政治團體不善於解決和處理各種可能出現的社會矛盾，那麼這種矛盾最終會得到爆發。如果一個國家不尊重精英，一個國家的精英不好過，那麼這個國家一定不會好過。而很多精英卻往往來自於社會底層，比如《水滸傳》裡面的群英，他們大多來自於社會底層。誰逼他們反的？是社會高層，是貪官汙吏，是一群自以為是卻又不善於解決各種社會矛盾的掌權人。

基於對以上闡述的理解，我們就不難發現為什麼古代農民起義猶如韭菜一般割而復始。所以中國古代農民起義也是統治者們最頭疼的一件事，往往以鎮壓為目的。過程少不了殘酷和血腥，但是效果往往不盡人意。因為某一個矛盾的爆發隨時都有可能引發一次起義，而每一場起義都有可能讓王朝付出巨大的代價。而這種代價會引發其他矛盾的不斷出現，所以每個王朝都會陷入社會矛盾的漩渦而不能自拔。

那麼農民起義往往會導致貴族們的背叛和擁兵自重，最後貴族反而成了最終的勝利者。

秦朝的農民起義導致六國貴族們紛紛起兵反秦，項羽就是舊貴族中的一員，反秦聲勢最大。而劉邦雖然不是貴族卻是秦朝的一個小官吏，最後農民軍陳勝得到好處了嗎？沒有。

漢朝末年爆發黃巾起義，最後張角得到好處了？最後還是統一在貴族手裡。

隋朝末年天下大亂，農民軍依然沒有得到好處，最後國家落在貴族李淵手裡。

所以天下精英分為上層精英和下層精英。為什麼上層精英造反的過程中往往能得到天下，而下層精英雖然造反最後卻成了上層精英的嫁衣？主要是因為上層精英擁有造反的資本，有和統治者們一樣先進的武器。他們有豐富的政治經驗和兵馬，他們有廣泛的政治關係網。而下層精英除了缺乏政治資本和政治頭腦，他們只是一群吃不飽飯的窮人，一旦輸了就再也沒辦法站起來了。

這就好比我們做生意，有錢人投資和沒錢人投資最後誰贏？雖然沒錢人也有贏的機會，但成功機率會相當小。富人可以虧幾次有一次成功就行了，而窮人虧一次就再也沒有資本重新爬起來了。

這就是上層精英和下層精英的根本區別。

有點跑題了，言歸正傳。那麼明朝為什麼會被起義軍推翻？表面上是敗於起義軍，實質上自己已經爛到根處才是重點。僵滯的政治體系和只會收刮民脂民膏的貪官汙吏，朝臣們只會結黨營私培植黨羽，關外關內兩線作戰，崇禎皇帝的一系列政治錯誤所導致的結局。

雖然農民軍推翻了明朝，但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農民軍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最終被關外一群貴族輕而易舉的打敗。

錢的問題，有錢能使鬼推磨。明朝錢在少數王子王孫大官僚手裡，流民賣子賣孫，飢不可食 寒不可衣，崇禎皇帝也沒有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