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明朝在萬曆年間，徹底走上了衰敗的道路，下面來詳解下明朝萬曆年間的歷史。

萬曆皇帝年間，早期有張居正的改革，給明朝續命了50年。但是在張居正一死，萬曆皇帝完全就開始了對張居正的報復，處死張居正一族。

開始了自己親征的道路，他雖然上朝少，但是國家機器依然運轉，不代表萬曆皇帝完全不理政事。但是業精於勤荒於嬉，他中後期的作為導致了很多的弊端暴露了出來，閹黨還有東林黨勢力滔天，直接成了明朝朝廷內部亂政的根本。萬曆皇帝這個一國之君，雖然做了跟嘉靖皇帝一樣的事。但是沒有對朝局的把控，沒有嘉靖帝做的嫻熟。

萬曆年間，雖然有萬曆三大徵這樣的壯國威之舉，但是嚴重的消耗了國力。國庫本來就不充實，還被這三場大規模戰爭消耗殆盡。外庭腐敗，導致百姓生活也困苦。最重要的是，萬曆年間，最大的隱患女真人崛起。萬曆皇帝卻任其發展，意識到危險的時候，爆發了著名的薩爾徐之戰。讓滿清完全在東北立足，成了能夠跟明朝對立的勢力。萬曆皇帝看肖像畫，就可以看出來他很胖，說明其生活的奢靡。

也有他不想看到的，在1590年到1645年，當時出現了小冰河世紀。明朝的農業問題得到了極大的打擊，為了維持稅收的穩定，萬曆命令宦官去強收關稅、礦稅。在古代崇尚迷信，這個自然災害一直延續到明朝滅亡。所以人們都把天氣原因歸罪於，萬曆皇帝這個天子失德。

長久以來，很多人都將萬曆皇帝的漫長執政期視為明朝的衰落和滅亡開始。這種觀點在不少層面上都有依據可尋，但其實並不全面。因為萬曆朝實際上是整個明朝最具銳意進取精神的時期之一。前次出現類似的情況，已經是近200年前的永樂時期。

所以，要回答明朝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衰落的，就必須將時間線拉長。透過一些非常具有表象性的事情，在不同年代的表現做下對比。才能看清，什麼時期才是明朝的衰退的起點。

萬曆時期的明朝疆域 大體上比較穩定

首先，萬曆朝絕非一個看上去萬馬齊喑的時代。雖然內部有皇帝的長期不上朝，外部又經歷了多次戰爭。但當時的明朝在整體上都能應付，併成功維持了王朝的繼續運轉。在非常要緊的經濟層面，萬曆朝直接繼承了之前隆慶時代的開放政策遺產。透過澳門、月港和大同等地的開關貿易，刺激了經濟增漲。這也為整個萬曆時代的諸多歷史事件，打下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澳門這樣的經濟特區 有著經濟和軍事的雙重作用

透過有別於之前很多時期的開放，明朝增漲了朝廷的稅收收入。尤其是來自美洲和日本的銀礦，大大提升了戰略儲備的價值。同時，因為貿易的有限開放，緩解了此前出現的各種邊境糾紛。無論是西洋人的商船還是沿海島嶼上的倭寇，又或是北方的蒙古人與邊境的走私團體，都不再鬧出讓明王朝疲於奔命的動亂。明朝也有足夠的時間來積蓄國力，併為更大規模戰爭而儲備了相應的軍隊和資金。

萬曆朝的北部邊境也比之前安定了不少

著名的萬曆三大徵，就以依靠隆慶與萬曆前期積累的白銀資本完成的。其中，除了寧夏之役是由於邊境部隊叛亂引起而比較好解決外，其他兩次用兵都是非常艱險的惡戰。以軍事水平而言，無論是寧夏的蒙古叛將，還是豐臣秀吉首先的日本大名，又或是楊應龍的西南土兵，都在戰鬥力上強於一般的地方明軍。所以，明朝要將之逐一擊敗，就需要從各地調集精銳上陣。

明朝與日本的七年鏖戰 非常考驗國力與後勤水平

如果沒有足夠的資金作為軍餉和後勤保障，漫長的戰役組織就無從談起。加之三大徵的時間幾乎是前後連貫一致的，等於是讓明軍在不間斷的情況下進行了王朝建立以來最長的連續作戰。

所以，要是說萬曆朝是明朝衰退的開始，恐怕並不能讓人信服。因為國際市場上的鉅額貴重金屬輸入，要到萬曆皇帝本人死後才出現供應下降問題。如果將問題歸結於萬曆朝，實在是不太公平。

相比萬曆朝 嘉靖皇帝的時代才更加不堪

正所謂：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如果說萬曆朝是明朝衰落的開始，那我們不妨再看看之前統治明朝數十年的嘉靖皇帝。看看同類型事件在嘉靖朝都以什麼形式表現，又以什麼結果收場。

對照萬曆朝時期的經濟情況與邊防形勢，我們就不難發現嘉靖朝是一個更加糟糕的時代。與之對比的萬曆朝，反而有點中興氣象。

嘉靖朝恰恰是海禁加強 催生動亂的時期

由於嘉靖朝實行的是異常保守的收縮戰略，所在沿海和北方邊界上都以消極阻礙貿易政策為主。結果自然是與萬曆朝截然不同。不僅朝廷的賦稅遠遠不及後世，邊患壓力倒是有增無減。除了沿海的倭寇屢禁不止，北部各地的蒙古勢力也屢屢南下。而且和萬曆朝的戰爭不同，經濟疲軟等因素都讓明軍失去了大規模集結作戰的能力。一般動員力量超過3000-5000左右，就顯得非常吃力和低效。所以，除了偷襲缺乏防禦的雙嶼島和剿滅登陸的倭寇外，幾乎沒有任何像樣的軍事表現。

嘉靖時代的明軍 連小股倭寇都疲於應付

如果在嘉靖朝時期發生類似三大徵的戰事，明朝能否組織有效的遠征軍都成問題。相反，嘉靖朝時期的明朝軍隊，在面對遠不及後世對手的小股衝突時，都顯得異常羸弱。不僅有爭貢之役和50倭寇奔襲南京的臭事，皇帝本人所在的京師也一度被輕易突破邊關的蒙古騎兵包圍。甚至還有邊關重鎮出錢向敵人贖買和平的記錄出現。

嘉靖時期的京師 就險些被南下的蒙古軍隊佔領

但我們也不能將嘉靖朝視為明朝衰落的開始。因為嘉靖皇帝從繼位開始就遇到的一系列問題，恰恰是矛盾積壓已久後的總爆發。其中，除了西洋人帶來的大航海時代因素和日本室町幕府衰敗引發的地方諸侯失控外，其餘事件往往都是內因佔據主導地位。由邊區居民構成的倭寇和白蓮教主力，遠比數量有限的外人更有破壞性。

因此，如果要找到明朝衰落的開始，我們就應該繼續向前追尋，並將時間倒推至明朝的前一個盛世。

萬曆朝之前能與之比肩的盛世 僅有永樂時代

符合類似定位的，恐怕也只有明成祖朱棣的永樂時代。因為至少從表面來看，朱棣治下的帝國在內外層面都比萬曆時期更為氣勢凌人。不僅有皇帝親自帶兵造訪草原腹地，還有大規模船隊出航南洋與印度洋地區。在用兵最頻繁的時候，南北各地的明軍會在漠北、安南和南洋三處戰場作戰。無論是南洋的海盜頭子、蒙古邊區的小部落首領、錫蘭國王和越南北部的安南人，都成為了大明朝的雖遠必誅物件。

永樂時的明朝軍隊 甚至在印度洋地區用兵

同時，明朝國內也在進行多項大規模的工程建設。包括北京的新都城改造專案、作為皇宮的紫禁城園區、南京的大報恩寺修建，還要重新疏通負擔“南糧北調工程”的大運河。如此巨大的工程規模，需要消耗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別說日子過得緊巴巴的嘉靖時期，就是能大量吸納白銀的萬曆朝都難以做到。

紫禁城只是朱棣眾多大工程中的一個

巨大的國力消耗，很快就讓明朝的財政出現嚴重的入不敷出。朱棣帶兵巡遊草原，本身就要維持一條漫長的補給線和隨行班底的基本運作。下西洋的船隊規模，又讓造船和沿途補給的花費居高不下。外加發動大軍對安南地區的長期佔領，也需要國內不斷提供的兵源和物資補給。至於各大工程專案的投入，也絕不會少於涉外的所有費用。於是，明朝只能大量發行沒有任何準備金的紙幣。同時還要用各種進口的商品來進行不得討價還價的抵扣。

朱棣時的明朝曾大量印刷紙錢 引發通脹

朱棣死後，他的永樂盛世便戛然而止。沒有完成的工程被叫停、下西洋的船隊被召回遣散、對蒙古方面也不再進行效率低下的武裝示威，在越南的大軍也黯然撤回境內。明朝的國力嚴重受損，不得不休養生息到英宗時期。

明英宗在很多方面有模仿永樂皇帝的嫌疑

明英宗鑑於帝國的實力力稍有恢復，就繼續了新一輪的大規模對外用兵。無論是對西南麓川的長期鏖戰，還是對北方瓦剌蒙古的災難性遠征，都在規模上不輸於萬曆時期的三大徵規模。但無論勝負，明朝自身的付出與損失都大過實際收益。皇帝本人甚至被瓦剌蒙古人所俘虜，落成不過幾十年的都城也遭到攻擊。這也就難怪有不少人，也將明英宗時期判定為明朝衰落的開始。

英宗皇帝的時代 京師第一次遭到蒙古人的圍攻

但這樣的定位，還是顯得不太公平。因為明英宗接手的帝國，是在朱棣諸多政策肆虐後稍稍恢復生氣的“廢墟”。他在很大程度上有模仿永樂皇帝之嫌，卻已經無法獲得永樂皇帝所能撮取的資源。當朱棣一面用畸形的制度來破壞各地方經濟，一面將眾多資源都耗費在大工程和大規模對外擴張時。明朝的衰落就已經無法避免。

永樂盛世完全是以透支未來為代價的

所以，真的要給明朝設定一個衰落的起點，永樂時代便難辭其咎。從時間線上來看，朱棣之後還確有數次規模程度不等的復興。但無論採用最保守的儒家收縮政策，還是審時度勢的改良主義，都無法讓明朝再達到朱棣時代的“輝煌”。

因為朱棣營造的“輝煌”，恰恰是提前耗盡了繼任者們所應擁有的財力和民力。當永樂皇帝一手營造的潮水退去，就只能任由後來的皇帝們自己想辦法繼續裸泳了。

萬曆年間是中國經濟非常繁榮的時代，但萬曆死後沒有多少年，明朝就滅亡了，因此後人追溯明朝滅亡的原因時也就 追到了萬曆皇帝的頭上。

那麼萬曆皇帝究竟要為明亡負多少責任呢？

事實上萬歷在早年的時候，可以算是明君，但因為明朝的臣子太過奇怪，黨爭激烈，為了突出自己，那些大臣都以挑皇帝小毛病和指責皇帝的過失為榮，美名其曰：直臣，而且還是不怕死的那種，越死越高興，弄得萬曆皇帝都討厭那群人，張居正過世後，為了少點煩惱，直接躲在深宮不上朝，可以說就是被那些吹毛求疵的大臣給逼進逼裡的，在位四十八年，有三十多年不上朝，不知臣中大臣更換，很多大臣甚至一直沒見過皇帝，政治逐漸開始腐敗，黨爭內亂激烈，爭權奪利，國力下降，萬曆帝本身還是個愛財的君主，躲在深宮時派遣太監到處搜刮，在其死後倒是留下一筆大錢。繼任的太子也沒有仔細的教導，而且接位一年不到就亡於春藥，也就是紅丸案，然後是天啟這個木匠皇帝上臺，接著是崇禎，萬曆死後不到三十年，大明王朝就倒了，那些人說明實亡於萬曆就是指萬曆在位年間不理事導致國家政權衰敗導致的政治腐朽。

而且萬曆在位期間發動了萬曆三大徵，分別是寧夏之役，北韓之役和播州之役，這三場戰役的勝利鞏固了漢家疆土，維護了明朝在東亞的主導地位。但卻耗費了明朝太多的人力物力，導致國庫空虛，因此後世便有一種說法是崇禎皇帝“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雖然想做點事但卻無能為力。 值得一提的是，“明之亡，實亡於萬曆”是按滿清遺老的說法，因為清朝建立後，為了得到明朝的上層地主支援，有意美化了崇禎，所以把明亡的責任都劃到萬曆身上。

1、這話沒毛病。萬曆死後僅24年，明朝就被李自成所滅。和他後期20多年不上朝，消極怠政脫不了關係；2、而越剿越烈的農民起義，實際發端於萬曆後期（怠政時期）；3、類似表現很多，所以《明史·神宗本紀》中指出，“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明實亡於萬曆——從萬曆後期怠政說起

一、萬曆時期的災荒頻發與盤剝依舊

明朝很不幸，處於氣候寒冷的第四次小冰期，政府面臨農業稅收減少，災民增多的雙重壓力。若災難四起，卻坐視不理，後果很嚴重。

（明朝小冰期 著名科學家竺可楨繪製）

據《明代萬曆時期災荒中的蠲（juān）免》一文，萬曆在位48年，水災旱災就達439次。這要是在朱元璋、朱棣時期，或他朝明君，定要頻繁賑濟；哪怕皇帝自己緊衣縮食。

可萬曆卻不一樣，前期姑且積極應對，可後期尤其是1600年之後的20年，神宗乾脆不上朝，官員有缺不補，奏摺留中不處理，賑濟災民次數日漸減少，甚至於無，可盤剝卻要繼續。

而萬曆自己卻日漸奢侈，神宗前期皇室每年日常花銷不過十三萬兩，到了他不上朝的後期，卻超過三十萬兩。

再如著名的明定陵（建成於1590年），更花費白銀八百萬兩，相當於當時全國兩年的天賦收入。

在眾多地區中，屬陝西災情最重；饑民地裡沒糧食，遍吃草維持生命；草吃光了，吃山中石塊，結果不幾天腹脹下墜而死，簡直人間地獄。所以未來的澄城農民起義、高迎祥、王大梁、李自成起義，都率先發生在陝西。

（被逼絕境的災民）

二、拖欠糧餉、邊兵困苦，士兵變勁敵

嘉靖皇帝也有20多年不上朝，但畢竟死前（1566年），留下了明朝第一宰相張居正；而1582年張居正一死，便被萬曆馬上清算，出了小時候被恩師看管嚴教的惡氣。

這固然也是萬曆對張居正的失望，對明朝官僚系統的失望，但張居正改革的帶來國富兵強也在萬曆後期喪失殆盡；萬曆末年國家財政更是長期虧空，軍餉都拖欠不發。據《崇禎長編》記載：

“固鎮京運自萬曆四十七年至天啟六年(1619~1626年),共欠銀萬九千餘兩。各軍始猶典衣賣箭，今則鬻子出妻;始猶沿街乞食，今則離伍潛逃;始猶沙中偶語，今則公然噪喊矣。”

由於長期不發軍餉，軍士（尤其邊兵）生活極端困苦，開始逃亡、譁變、甚至成為土匪、流寇。

(破衣爛衫的軍隊)

這些邊兵經過一定訓練，一旦起義，將成為明廷難纏的對手；後來，崇禎帝位解決財政危機，更裁撤驛夫，其中就有戰鬥力極強的李自成。邊兵、驛夫、災民組合，發動農民起義，將成為中國封建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龐大、越剿越烈的農民起義——“明末農民起義”。

三、結語：

關於萬曆後期不上朝的惡劣影響，還可以從史籍中找到很多；如果一處、幾處可能是誇張，但多處都這樣，再也不能替萬曆洗白了。

所以，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明實亡於萬曆，這句話雖然不對，但還是有一定道理的。

萬曆帝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長達48年，有名的事蹟就是三十年不上朝和千古一相張居正的改革變法，還有萬曆三大徵之一的抗倭援朝戰役，籠統來說，大眾認為萬曆帝三十年不上朝是造成明朝最終的亡國原因之一，這個還真是如此，下面我們來說說萬曆不上朝帶來的惡劣影響。

表面上來說，萬曆多年不上朝是造成東林黨一黨獨大，朝政混亂的最大原因，造成了明末東林亂政的局面，其實還有更嚴重的影響。

雖然萬曆三大徵都是萬曆帝親自拍板決定打不打，用那個將領那支軍隊來打，說明了萬曆帝只是大事嚴抓小事不管，但恰恰是這個小事不管壞了大事，造成了千里之堤潰於蟻穴一般的效果。

萬曆帝多年不上朝造成的是內閣出現“人滯於官”，很多閣老大臣要求辭職告老還鄉，萬曆剛開始還處理一下，到了後來甚至奇葩的置之不理，朝堂之上則是“曹署多空”的現象，朝廷機構多是缺人，如風憲重地空署幾年，六科只剩下四個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很多職位內閣做不了主皇帝又不管就這樣一直空著，造成了朝廷行政效率下降還有一定程度上的混亂。

嘉靖帝時期多年不上朝，埋下了黨爭萌芽，但是嘉靖帝玩的很好，透過反覆的打壓一派抬高一派來把持朝政。萬曆帝時期黨爭徹底爆發，東林黨、浙黨、齊黨、楚黨、昆黨、宣黨在朝堂之上為了利益動輒傾軋，而萬曆帝雖然精明，卻太過任性，沒有像他爺爺那樣在多黨之間採取平衡，以保持大權在握，而是在爭國本立太子之事以後一個人躲於深宮中幹生悶氣，任由東林黨一黨獨大。

東林黨抓住萬曆帝不上朝小事不管的機會，大力發展勢力，當時朝廷官員仕途高低，政績如何不再是衡量的標準，而是出現了類似於今天的報團現象，如果不是東林黨之人又沒有皇帝的看重，最後只能是默默無名甚至被打壓著。

當時官場上也是風氣越來越亂，孝宗弘治年間，朝廷官員私下議事大多力求務實的，不求高檔場所，而是安靜優雅就好，到了嘉靖帝時期，嘉靖帝的不上朝同樣的小事不抓，造成了下面官員的奢侈之風漸長，似下議事也是規矩多了場所要求高了，到了萬曆帝時期，官場幾近成為富貴人家場所，議事需要提前下請帖，要定個好日子要選擇高雅的富貴之地，繁瑣的不只是禮節，還有這個帝國官場的腐敗蔓延。

在萬曆帝小事不管，東林黨一黨獨大的情況下，帝國官場成為名利場，這時候大家關心的不是某某某有什麼突出政績，而是某某某上面有沒有人，是不是東林黨之人，國事天下事都不如官員一己私慾，這個帝國已經開始在根子裡爛透了。

官場的腐敗還有成為名利場的不正之風，其實每隔幾十年皇帝矯正一下，大力打擊以身作則就好了，比如萬曆帝的父親明穆宗隆慶帝登基後就透過六年一次的京察清理貪官汙吏，矯正嘉靖帝時期的官場不正之風，還有之後張居正的改革變法中也涉及到矯正這種不正之風，而萬曆帝沒有。

萬曆帝因為立太子之事，沒有立了自己喜歡的皇三子朱常洵的失敗，三十年不上朝的任性之下，官場被江南士族代表的利慾薰心東林黨隱性把持，終是成為名利場。

萬曆帝之後一月天子泰昌帝應東林黨的要求，更是廢除了當時所謂怨聲載道的礦稅，而礦稅是商業稅一種，國家不能對士族利益下手，只能壓榨百姓，代表著東林黨的勢力進一步擴大。

泰昌帝之後兩個兒子天啟帝與崇禎帝都是十幾歲的少年登基，面對幾乎整合整個官場的東林黨勢力，又豈會是對手，天啟帝選擇了抬出魏忠賢為代表的閹黨打壓，而崇禎帝太過自信，除掉魏忠賢以後卻無法駕馭東林黨，崇禎一朝換了多達十幾位內閣首輔更是說明這位末代皇帝的痛苦，把握不了朝政只能透過不斷換取首輔來培養自己的勢力，最終君王扯皮之間，明朝亡於區區流寇李自成之手。

萬曆帝帶來的深遠影響在於官場成為利慾薰心的名利場，一黨獨大的東林黨心中利益當先無國無君，整體根子開始爛透了，之後三位皇帝又非中興之主，明朝，不亡也難啊！

明朝亡於萬曆。最早的出處是《明史》神宗的本紀結尾言：明之亡，實亡於神宗，這一點也是乾隆承認的。都是皇帝。站在同一視角，他的角度是任何一個人都無法比擬的。而現實卻是的大明的確亡於崇禎，而且萬曆和崇禎隔了兩個皇帝。更為獨特的是萬曆48年，他是最懶政，最惰政的皇帝，而崇禎卻是大明最勤政的皇帝。如此極端，如此懸殊，實在是歷史最詭異的地方。

萬曆生於嘉靖四十二年，是隆慶皇帝第三個兒子，隆慶二年封為太子，隆慶六年隆慶帝因病去世，太子朱翊鈞即皇帝位，改元萬曆，這就是萬曆皇帝的由來。

萬曆皇帝繼位時年齡才九歲，當時內閣首輔為高拱，而高拱應跋扈，最終在張居正的輔助下，太后和小皇帝萬曆將高拱一擼到底，徹底離開了朝廷。

萬曆進入張居正時代，張居正在位期間，對明朝的制度進行大量革新，如一條鞭法等，而萬曆皇帝呢張居正作為萬曆的老師，對於萬曆的是比較嚴格的管理的，並且在萬曆大婚之前慈聖太后也和萬曆一起居住在乾清宮，監督萬曆學習，太監馮保是萬曆兒時的大伴也經常監督萬曆的學習生活，如果馮大伴把萬曆不好的東西反映給慈聖太后，慈聖有時罰跪就是幾個小時，這個一直萬曆六年萬曆大婚，萬曆親政但任在張居正輔佐下國家依舊平穩發展，到萬曆十年張居正去世，而這前面十年史稱“萬曆中興”。

張居正

萬曆十年到萬曆十四年萬曆皇帝還是比較勤政，整個國家的發展任在正規渠道上前進，而到萬曆十四年十月開始萬曆逐漸開始沉迷酒色，身體逐漸虛落，每況愈下，因此在萬曆執政的後期萬曆逐漸怠政，直道出現萬曆著名的“國本之爭”之後，萬曆開始徹底對於政不理，對於奏摺不批，不見，不聞，以至於後期六部官員缺額達三分之二之多。

而雖然在政事不聞不問但是萬曆對於軍事還是一直比較上心，如萬曆時期著名的“萬曆三大徵”，均是以全勝告終，但萬曆三大徵對於國家的經濟損傷也很大，根據明史記載：二十年。寧夏用兵，費帑金二百餘萬。其冬，北韓用兵，首尾八年，費帑金七百餘萬。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費帑金二三百萬，三大徵踵接，國用大匱（帑金是指國庫），三大徵大約花費達一千二百萬兩以上，而這個數字是明朝一年的國家總共收入，還好有他之前的老師張居正留下來的積累，但是這也是明朝國庫所剩無幾，而後來的一些首輔均沒有改革的魄力也沒有改革的想法，以至於後期萬曆大規模排太監進各地收取礦稅。

萬曆年間雖然民間經濟上已經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但是階級矛盾也日益加劇，東北的女真趁虛興起，因而種下了明朝滅亡的禍根。

而萬曆後期的不理朝政也使得朝廷內部黨派林立，各種鬥爭之間即浪費了國家的資源，也消耗了國家的元氣，以至於萬曆之後國家內憂外患，直至崇禎亡國。

所以對於後代史學家所說明朝非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曆是正確的，對於萬曆的所作所為以至於繼位初年的大好局面逐漸喪失，以至後面明朝滅亡實在惋惜，本來萬曆智慧不下與成祖，太祖，但對於最終國家在萬曆手上每況愈下萬曆還是要付主要責任。

首先要肯定一下，這個問題問的非常好！因為這個問題從不同的角度來看，有不同的答案，不是一個能夠蓋棺定論的絕對性問題。

首先明朝實亡於萬曆，這個論斷是出於《明史》，而明史是清朝廷編修的，清朝統治者會根據自己的需要來對明朝歷史人物進行定性，定論，從而使得清朝的統治變得更加有合法性。但是，萬曆皇帝當國的四十八年裡，的確存在許多值得商榷的政治事件。

第一件，便是廢除張居正的改革。

張居正是歷來公認的明朝最偉大的政治家。經過嘉靖、隆裕兩朝，明朝的財政基本上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了，在京官員與地方官員的俸祿以及士兵的軍餉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短缺，甚至到了使用胡椒蘇木折俸的地步。針對這個危及大明朝的統治根本的問題，張居正採取了一系列的改革如經濟改革的“一條鞭法”，吏治改革的“考成法”，針對土地兼併的“丈量田畝”，在軍事上“外示羈縻、內修守備”等等。

這一系列的措施將大明朝從崩潰的邊緣挽救了回來，等到張居正去世的時候，大明的府庫中有超過了一千萬兩白銀，財政極為充實；用循吏不用“清流”使得行政效率普遍得到了提高；軍事戰略的改變使得邊疆也較為穩定。

這一系列的舉措使得大明朝隱隱出現了中興的跡象。然而張居正死後不久，萬曆皇帝便抄其家，褫奪封號等，同時廢除了張居正在任時的大部分改革措施，使得之前的那些弊政出現強烈的反彈，萬曆中興成為了不可能。

第二件，便是三十多年不上朝。

這個不上朝，他們老朱家是有傳統的。他的祖父嘉靖皇帝朱厚熜同樣是四十多年不上朝，開了個“好”頭；但是朱厚熜聰明絕頂，有極高的政治智慧。雖然不上朝，但是照樣大權在握，無數聰明人在首輔這個位置上戰戰兢兢的為他服務，所以國家治理的還算湊合，基本還算穩定。

萬曆皇帝有樣學樣，也想把這個過程再來一遍，但是相對來講，他的政治權謀和能力都和乃祖相差甚遠。所以基本上到了萬曆朝後期，朝堂上基本上成了一鍋漿糊，黨爭不斷。這嚴重影響了執政的能力。甚至出現了匪夷所思的“三大案”。

第三件，黨爭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張居正死後，明朝就再也沒有出過名相了，首輔大臣跟走馬觀花一樣變化。政治基本上處於“無為”的狀態，這個“無為”，不是道家的“無為而無所不為”，而是因為扯皮而導致的怠政、懶政，不作為。出現了“東林黨”、“浙黨”“齊黨”等黨派，黨爭便愈演愈烈，政治就更加癱瘓了。有人言“明實亡於黨政”，但是黨爭也是這個時候興起的。

除此之外，萬曆朝出現了雲南的叛亂、寧夏的叛亂以及日本豐臣秀吉入侵北韓，這三件事導致了著名的“萬曆三大徵”，雖然這三場大仗取得了勝利，但是徹底消耗了張居正留下來的那點家底兒，朝廷財政又開始極度空虛。李成梁的養虎遺患，使得東北的女真族徹底的崛起，從而埋下了亡國的禍根。

雖然大明兩百多年的王朝終有這麼一天，也不只他一個人這麼“崽賣爺田不心疼”，畢竟，禍患的起點是來自於這個時候，所以，這個鍋由他揹著也不算冤枉他。

明朝亡於萬曆最主要的說法是，雖然明朝是在崇禎時期亡國於李闖之手的，但是根據後來滿清入主中原並滅南明取得天下來看，明朝也算是間接亡國於滿清之手，因為滿清總是在明朝圍剿農民軍的關鍵時刻入關劫掠，並且滿清王朝的開創者努爾哈赤就崛起於萬曆年間，並且據說他還曾經前往北京朝拜過，但是萬曆並沒有誅殺這個身負建州左衛都督之職的女真年青人。

萬曆是明朝第十三任皇帝，經過嘉靖時期的折騰，龐大的大明帝國到處呈現著腐朽之像，官員結黨的苗頭已經出現，而士紳大量侵佔土地已經成為了社會最主要的矛盾之一，針對時弊，救國宰相張居正實行了一條鞭法，並且嚴格清查田畝，為大明王朝續命五十年。

可惜在張居正死後，這種為國不為君的行為遭到了萬曆無情的清算，堂堂帝國首輔差點被開棺鞭屍，此舉涼了天下有志者之心。

而外強中乾的大明王朝也邊釁不斷，“寧夏之役”、“播州之亂”、“抗倭援朝”三大徵不但耗盡了明朝的積蓄，也耗盡了大明最後一支能戰的軍隊，名將李如松折損在北韓戰場，使得後來女真崛起於東北而無人能制。

最後關鍵的“薩爾滸之戰”，明軍雖然人多但是裝備補給皆差，並且腦殘式的兵分五路，難道這幫文官就沒聽說過“宋朝五路伐夏”的故事嗎？最後被努爾哈赤各個擊破，“任你幾路來，我自一路去”， “薩爾滸之戰”過後，明朝基本退守寧遠一線，使得努爾哈赤在院落坐大，最後八旗入關鯨吞大明。

感謝提問。

明神宗萬曆皇帝帝朱翊鈞是明朝第十三位皇帝，相對於其他幾位皇帝而言，萬曆皇帝可以說是一個知名度很高的皇帝，當然，他的出名源於偷懶和怠政。

萬曆帝死後24年，清軍入主中原，明朝宣告了結束。而明實亡於萬曆這個觀點在某些方面來說還是有一定道理的。

社會風氣轉變

明朝萬曆時期，是整個明朝的社會風氣大轉變的時期，明朝的商品經濟發展很快，社會頂層在生活上越發奢侈。

“今貴臣大眾，爭為奢侈，眾庶仿效，沿習成風，服食器用，逾僭凌逼。”

在萬曆登基的前十年，萬曆深受張居正教導，勤儉節約。但是在張居正死後，萬曆就像一匹脫韁的Mustang，沉浸在享受之中。

從萬曆的日常飲食中就可以看出來，主管皇帝伙食的光祿寺在萬曆即位之初是“歲用十三四萬”，到萬曆三十九年，更是多至二十九萬，超出一倍還要多。

上行下效

中國古代官場之上就行一種習俗，上行下效。上面有什麼喜好，下面的人千方百計也會滿足。

萬曆對金銀珠寶之類有著超乎尋常的熱愛，在萬曆年間，有金礦和玉礦的地方進貢的數量大幅度增加，基層的官員就將進貢的任務攤派給了當地百姓，給當地百姓帶來了災難。

而且，由於進攻的玉石珠寶的增加，嚴重影響了珠寶玉石的供求關係，使得北京地區的求大於供，珠寶玉石的價格翻了幾番。

太監收稅

萬曆帝如此揮霍無度，造成了國庫空虛。而萬曆為了彌補選擇了徵收礦稅。而收稅的人，是一個群體，太監。

萬曆帝派太監到地方收取礦稅，簡直是自毀朝廷名聲。隨著萬曆二十四年派出第一個礦稅太監，短短三年之內，這些礦稅太監基本上遍佈全國。

這些礦稅太監在地方可謂是無惡不作，經常敲詐富戶，甚至諸如陝西的礦稅太監梁永在西安是大肆挖掘歷代帝陵。

儘管這些礦稅太監的所作所為緩解了朝廷的財政危機，每年大概向宮廷內庫進獻白銀一百七十一萬，但是負面影響更大。

萬曆三十年九月，大學士沈鯉指出，礦稅太監造成的後果是：“天下之勢，如沸鼎同煎，無一片安樂之地，貧富盡傾，商農交困，流離遷徙，賣子拋妻，哭泣道途，蕭條巷陌。”

當時全國各地為了反對礦稅太監，是發生了多起民變乃至兵變，地點有湖廣、臨清、蘇州、江西、遼東、雲南、福建等地。

怠政使得在位期間黨爭不斷

萬曆的怠政屬於明顯的管大不管小，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也正是他的怠政，朝廷中各個黨派紛紛立起了山頭，其中以東林黨勢力最為龐大。

黨爭不斷，讓朝廷的日常事務幾乎限於停滯，往往一件小事都要爭鬥不止，凡是對方提的一定是錯的，己方必須要反對，很多好的政策得不到推動，影響到了大明帝國的發展。

結語

萬曆時期的爭國本事件也是一個讓明朝漸趨衰落的原因。爭國本使得萬曆忽視了對太子的教育，而太子本人惶惶不可終日，他的兒子自然也受不到好的教育，大明帝國的繼承人最後成了木匠，實在是令人惋惜。

萬曆時期，明朝的滅亡根源就已經種下了

萬曆皇帝明神宗朱翊鈞是明朝中後期少有的長壽之君，在位四十多年，卻沒有做出應有的貢獻。朱翊鈞本事明穆宗朱載坖第三子，因為長兄朱翊釴和二哥朱翊鈐早年夭亡，朱翊鈞這才登上了皇位，少年登基的朱翊鈞權力被架空，由太后和首輔張居正掌管朝政，期間實行了改革以整頓吏治；推行“一條鞭法”；鞏固邊防使得大明社會一新，國力大增，史稱萬曆中興

張居正死後萬曆皇帝親政，這之後的事情就沒有那麼美好了

朱翊鈞執政後,由於國本之爭等等原因，皇帝和大臣之間關係惡化,竟然導致皇帝不上朝長達數十年這樣荒唐的局面,讓本來糜爛的朝廷更加雪上加霜。朱翊鈞廢除張居正改革，使得大明土地兼併更為嚴重，農民負擔沉重而商人富甲一方卻不納稅，這是後來李自成起義的根本原因。

萬曆三大徵,戰爭時間長,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軍力,導致後期明朝國庫不足,軍事力量低下，最重要的是萬曆時期東北的努爾哈赤已經崛起，但是萬曆帝沒有消除這一隱患，還在薩爾滸之戰中丟失了明軍在東北的優勢，失去消滅女真最好的時機。由此種種，也難怪有人說明朝亡於萬曆了

明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由漢族人所統一的大王朝，從1368年朱元璋稱帝建國，到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帝殉國共經歷了276年的風風雨雨，關於這個朝代的滅亡有很多種說法，有一種說法認為明朝滅亡於萬曆。

萬曆皇帝是明朝的第13位皇帝，在他的統治下，大明朝走過了四十八年，在他執政此期間，經過了張居正改革，以及在萬曆皇帝主導下的對張居正的清算運動，這兩件事至今仍廣為議論。

除此之外，而被群眾所廣泛認為的導致明朝走向滅亡的還有三點，分別是：

萬曆長年怠政所導致的政務運作問題，

萬曆戰爭對於整個朝代的影響，

萬曆皇帝大肆斂財激化社會矛盾。

且不說這四點是否符合歷史的真相。即使整個明朝的滅亡有他的原因，但也不能只怪罪於他一個人身上，他只是恰好趕上了明朝由盛轉衰的歷史節點。明朝的滅亡，最重要的還是在建國初期所建立的政治模式。

一、萬曆皇帝時期所取得的功勞

由於影視劇作品的影響，很多觀眾都認為明神宗是一個昏庸的皇帝，但其實並不是這樣，他絕對算得上是明朝16位皇帝中天分中上的一位，絕對算不上昏君。

並且相比於明朝的開世皇帝朱元璋來說，他還保留著一顆良善之心。或許是年少時所經歷的痛苦。磨難造成了心中深深的痛苦朱元璋剛剛登上皇位之後，就立馬把官場清洗了一遍，他在位時所殺的官員不可計數。

而明神宗呢，當時的吏部給事中，給他上奏了一篇《酒色財氣疏》，在奏摺中，他將萬曆貶的毫無價值，根據他的論述，萬曆皇帝成了一個只知道酒色財氣的昏君。這種奏摺如果到了朱元璋眼前，後果可想而知，然而明神宗只是將他革職而已。並且這還不是一個個例，他在位年間，收到過很多這樣的奏摺，但他依然沒有大發雷霆，只是“留中不發”。

並且萬曆對於整個明朝財政方面的發展還是有一定促進作用的。

明朝時期政府最主要的財政收入就是土地稅。明朝初期，朱元璋設立了稅收制度，稅收以實物為準。在政府的規定下不許流通銅錢，這條規定可以說是大大打擊了剛剛經過戰爭洗禮的國家經濟。禁止了銅錢的流通就相當於斷絕了整個商品間的流通，為了保證經濟的發展，朱元璋在世時發行了“大明寶鈔”，雖然是中央發行，但是並沒有專門的部門對此進行調控，完全根據皇帝的喜好來進行發行。這種貨幣方法可想而知很難維持，在朱元璋死後“寶鈔”的價值一瀉千里，漸漸的被當時的人民所遺忘。

到了明朝中期，人們發現以實物交稅的方式太不方便了於是產生了“折色”也就是將應交的食物轉化成銀子上交給政府，漸漸的這種方式在全國推行開來，到後期上交一定量的白銀甚至還可以免除徭替。

到了明神宗時期，白銀已經成為了整個國家經濟中最主要的交易貨幣，當時在全國徵收來的稅收中，有100萬兩是給皇帝的“金花銀”，皇宮中僕人的工資，打仗時所需的糧餉，天災人禍時需要的銀兩，很多都從這裡掏。

他把目光轉向了很少徵收稅費的工商業，當時的朝廷官員很多都經營著一些產業來維持家用，所以他這個做法惹火了很多官員，官員們紛紛上奏，不過他卻不為所動，他在位期間，國庫的收入增加了幾千萬兩，這也為之後遼東戰役奠定了基礎，明朝也因此能夠多延續20多年的壽命。

對於他怠政，其實或許已經有了合理的解釋，根據歷史學家研究表明，神宗皇帝有足疾，在開啟他的墓穴之後，考古學家發現墓主人的兩條腿不一樣長，根據歷史文獻表明，中年以後的萬曆皇帝已經無法獨立行走，我們可以猜想他後期長期不上朝，或許是因為身體出現了大問題。身為一國之主，他怎能允許自己一瘸一拐的登上皇位，也許他是為了自己的尊嚴才拒絕上朝。

二、萬曆皇帝時期阻撓明朝發展旳事件

首先不可否認的是，萬曆年間的確是明朝從勝轉衰的節點。萬曆皇帝清算張居正也可以說是“明末黨爭”的起源。

萬曆十年張居正去世之後，萬曆皇帝開始鼓勵群臣清算張居正，凡是彈劾張居正的，大多都得到了獎賞。那麼萬曆皇帝為什麼在張居正死後立即就開始了對他的清算呢？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還是萬曆皇帝要維護自己的權利，張居正生前曾經主張要將明朝的管理系統重新約束起來。這可以說是得罪了當朝的眾多大臣。

張居正死後的萬曆只不過是一個親政不久的新君，因此在對於張居正死後處置上，他並沒有多大的權利去阻撓，他只能順應整個朝廷的局勢。

另外這也可以算是他從生母李太后手中奪回權利的第1步，在張居正被清算時，內庭馮寶的勢力也得到了清算，這相當於斷了李太后控制前朝的手。萬曆皇帝之所以這麼急於奪回皇權，是因為李太后不止一次揚言廢帝。在清算過馮、張二人之後，萬曆才算得上是完全奪回了自己的權利。

在此次清算中，官員們主要分為了兩類：

一類是主張罷免張居正所任用的一些不稱職的官員，保留他所建立起的考成法。另一類主張迎合萬曆皇帝的心理，主張全盤廢除考成法。

在第二類官員的煽風點火下，朝廷政局被很多官員所控制，一些正直的大臣、高官、封疆大吏被推倒，間接促進了明朝的滅亡。

三、明朝滅亡的根本原因

其實一個朝代滅亡的根本原因還是要歸結於制度上，明朝絕對稱得上是中國歷史上封建皇權最為集中的一個朝代，皇帝一個人就把整個國家的行政，法律，軍事監察等多種權利集予一體。

在政治上，朱元璋所設定的兩輔政制度，原本是為了透過內庭外庭共同執掌，互相監督。進一步將權力集中於皇帝手中。

但是隨著歷史的發展，這種政治形勢在，明朝中後期弊端越發明顯，帶來了極大的不穩定現象，內廷、外廷兩個系統，為了爭權奪利，不停的展開鬥爭。最終導致皇帝身邊眾叛親離，整個朝廷民心渙散，朝代走向滅亡。

另外，崇禎時期，北旱南澇，導致農田顆粒無收，加上朝廷大肆的掠奪，引起了農民起義。

最後，就是長久以來羸弱的軍事力量導致明朝無法牽制，農民起義軍以及滿清鐵騎。

總結：

明朝的滅亡有其歷史必然性，不健全的政治制度以及經濟形態才是最根本的原因，而萬曆皇帝絕對算得上是，整個明朝中，比較有作為的皇帝。明朝的國力在他在位期間有盛轉衰也是因為不健全制度的進一步發展，我們不能將整個明朝的滅亡都怪罪到他一個人的身上。

對於萬曆皇帝，歷史上的主流評價都是負面的。誠然，萬曆確實有可黑之處。說明朝亡於萬曆，也不無道理。康熙皇帝就秉持此觀點，他高度讚揚明朝前期的政治，而對萬曆之後諸朝，則批評得一無是處，故有“有明天下，皆壞於萬曆、泰昌、天啟三朝”之語。而在《明史》中，更尖銳地指出：“所論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誠然，正如崇禎皇帝所言“朕非亡國之君”，大明之亡絕非因崇禎昏庸。崇禎有中興之心，卻無中興之能。不能把明亡的責任全部推到崇禎身上，明亡的種子確實在之前已經種下。

昏庸的萬曆

明清史專家孟森先生曾在《明史講義》裡這樣談到明朝的衰亡：“明之衰，衰於正、嘉以後，至萬曆朝則加焉。明亡之徵兆，至萬曆而定。”

萬曆在位四十八年，前十年年紀尚輕，況且有“第一賢相與能臣”張居正主政，大明之衰不僅被挽回，反而有蓬勃發展之勢。然而，在張居正死後，“憋壞了的”萬曆開始暴露他的本性。之前對張居正以父之禮相待，在死後萬曆反倒予以清算。

而且，萬曆政事漸荒，“勇於斂財，不郊不廟不朝三十年”，弄得“民不聊生”，官員也“怨聲載道”。朝廷上下，漸漸被庸人充斥。邊防也漸漸鬆弛，以至於四十六年，清太祖努爾哈赤“公然起兵”。既徵兵，又徵餉，天下“騷亂”，而萬曆反而“醉生夢死”。

在這期間，萬曆不勤於政事，反在國本之爭上下文章（雖然實際上是與大臣的權力之爭）。因為寵妃而欲擇無能兒，萬曆之昏庸實錘。

另一個角度的萬曆

如果說，我們評價明之萬曆帝，僅以昏庸無能一筆帶過，未免有些太過草率。萬曆皇帝和其爺爺嘉靖一樣，都是聰明人。即使久居深宮幾十年，他仍然是博學廣識。面對西方的先進技術，他充滿著好奇，而且這種好奇並不是偶來的興致。萬曆皇帝能准予傳教士與徐光啟等人一同進行曆法改革，再結合他當時對那麼多奏摺“充耳不聞”的背景，可見深宮中的萬曆不簡單。

在對於傳教士的態度上，萬曆並沒有像乾隆那樣動輒就處死，雖然當時也有許多大臣反對，但萬曆一直未表態，反而多問“西方賢者”近況。對比起來，萬曆算是“禮遇”西方傳教士了。

而在萬曆朝，中國與世界的距離大大縮短。從嘉靖就開始鬆動的海禁政策，再到“隆慶開關”，最後在萬曆朝徹底完成。前朝明政府主張“海禁”的原因是維持朝貢的壟斷地位與限制百姓與倭寇的“交流”，在嘉靖年間幾十年的倭寇騷亂似乎更是證明了這一政策的正確性。然而，在明政府與百姓的同仇敵愾下，倭亂終於在嘉靖末年基本肅清，這又給萬曆期間的“對外開放”提供了先決條件。需要注意的是，這裡的開放並不自由，但無疑是個巨大的進步。

海禁的開放，堪稱一場”海外貿易“的革命。16世紀中葉以後，大量的中國商船走向世界，大量華人湧入東南亞。中國學者黃盛璋曾強調”16世紀中國海禁開放對海上新思路產生了巨大影響。“

而在中期，萬曆的三大徵也算是證明其並非一無是處。先前也說了，萬曆是個聰明人，然而又是因為這種聰明導致其怠政。再加上君臣矛盾加劇，他又不能很好地處理。以上種種，都證明其沒有能力力挽狂瀾。

明亡簡述

明朝實亡於萬曆，這不是偽命題。然而，明朝滅亡的原因又是多方面的。從政治、經濟、軍事上都不難發現端倪，再加上自然災害與民心所向，還有女真人的崛起，明朝滅亡似乎是個定數。

王朝興衰不過三百年，當年康熙還笑話，”有明艱難創造之基業，未三百年而丘墟“，清朝也不是如此嗎？封建制度其實在萬曆朝已經出現了變化的跡象，慢慢地朝近代化轉變，可內憂外患又將此萌芽扼殺。不得不說，這是可惜的。當然，以上僅僅是後人言，如果置身於那個大環境中，又有多少人覺悟呢？

明朝亡於萬曆，清朝亡於乾隆，類似的說法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認同，且不說它是否具有論斷，一個王朝的興衰在於經濟、政治、軍事等各方面綜合的考量，個人哪怕是帝王，對歷史的推動性也是微乎其微。總的來講，明朝這個朝代是比較保守的，甚至還沒有蒙古人建立的元政權開放，而造成明朝保守的在於朱元璋，或者叫朱元璋建立的一套既是國法也是家規的典章制度，這套制度是有明一代很難進化發展的一個制度性侷限，儘管看似原始固化，但其格外穩固的特性，成為了朱元璋認為能夠江山永固的“法寶”。

這套制度的複雜也成為了歷代明朝君臣變革不可逾越的鴻溝。儘管有後世張居正的改革，從結果上來看成效卓著，拯救了入不敷出的中央財政，從體制來看，並沒有從跳出明代制度性的圈套，其本質也只是給當時的萬曆朝斂一筆死財，但張居正的改革精神與手段還是非常值得參考的。明朝軍事的巔峰期在洪武、永樂時期，衰於明英宗時期，敗於明神宗。一場土木堡之變令明初的三十萬戍邊精銳悉數損盡，毀掉的不僅是精兵強將，還有大明的勇士精神，這是後代所無法再塑的，要多謝瓦剌的遲疑和于謙的力戰，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土木堡之後，明軍從軍事和經濟來講再也難能主動出兵域外，明朝的統治者也意識到了明朝軍力斷崖式的下降，已經無力組織起精兵強將出兵了，更別說去擊敗敵人，又經過多年的承平日久，薩爾滸一戰將明軍羸弱的軍力展現出來，單純的被動防禦已經無法扭轉頹勢，外部軍事威脅越來越大，直到明末徹底崩潰。如果把明朝的滅亡全歸咎於萬曆是不合適的，畢竟萬曆也只是個老實巴交的奉制守成之君，他上不上朝也對國家機器的運轉也影響不大，如果單純的怪朱元璋的典章制度也不夠客觀，隨著時代的發展，商品流通的速度之快、大宗交易日益的頻繁、資本主義萌芽的誕生、土地兼併之劇烈、後金的強勢崛起等，也並不是當年的朱元璋可以預知並控制的。

所以明朝之亡，與其怪罪於某個人，倒不如歸咎於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明朝亡於萬曆”這句話的出自《明史》，後世清朝的乾隆皇帝曾這樣評價萬曆皇帝：“明之亡非亡於流寇，而亡於神宗之荒唐”，連乾隆皇帝都對萬曆如此評價，由此可見明朝的滅亡，萬曆皇帝要承擔很大一部分責任。

萬曆皇帝30年不理朝政，是導致明朝後期走向滅亡的一個重要因素，萬曆皇帝不理朝政，指的是“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

這一舉動造成了很多內閣大臣告老還鄉，也讓朝堂上出現了“曹署多空”，所謂的“曹署多空”指的是官員缺口很大，很多重要職位都沒人擔任。

這些崗位的擔任官員都需要皇帝審批同意，尋常官員是不敢胡亂做主的，但無奈萬曆皇帝又不理朝政，最終導致這些重要崗位都空著，例如萬曆四十一年北京都察院、副都御史缺5名、總督、巡撫缺4名。

由於朝堂對官員的任免和選拔都無法正常執行，一方面造成了朝堂的行政效率落後，比如刑部很多案件沒人處理。

同時也缺乏監督機制，一些在任的官員眼看沒人管束自己，慢慢成為腐敗分子，俗話說：“上樑不正，下樑歪”，久而久之，很多底層的官員開始欺壓百姓。

畢竟上司要收取賄賂好處，這些底層官員僅憑俸祿是遠遠不夠巴結上司的，長期以往，要麼透過敲詐勒索百姓，得來的錢財賄賂上司，以此保住自己的官帽子，要麼是接受不了這種壓迫，辭職走人。

長期這樣下去，整個官場的清官越來越少，貪官越來越多，百姓越來越苦不堪言，到頭來為了生存，只好造反，例如萬曆十六年，湖廣蘄州爆發農民起義，領頭的叫劉汝國，參與起義的農民多達一萬多人。

萬曆十七年，廣東始興一帶，同樣爆發大規模農民起義，萬曆十八年，浙江、山東等地，同樣爆發大規模起義。

萬曆一朝，也是明朝出現大規模農民起義，最多的一個朝代，直到萬曆死後，24年後的明朝，被李自成率領的農民起義軍擊敗，自從明朝滅亡，由此可見，“明朝亡於萬曆”這句話是對的。

明史本紀第二十在結尾處說神宗沖齡踐阼，江陵秉政，綜核名實，國勢幾於富強，但繼乃因循牽制，晏處深宮，綱紀廢弛，君臣否隔。以至於在結尾處說故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下面就說說是不是亡於萬曆而不是崇禎。

萬曆生於嘉靖四十二年，是隆慶皇帝第三個兒子，隆慶二年封為太子，隆慶六年隆慶帝因病去世，太子朱翊鈞即皇帝位，改元萬曆，這就是萬曆皇帝的由來。

萬曆皇帝繼位時年齡才九歲，當時內閣首輔為高拱，而高拱應跋扈，最終在張居正的輔助下，太后和小皇帝萬曆將高拱一擼到底，徹底離開了朝廷。

萬曆進入張居正時代，張居正在位期間，對明朝的制度進行大量革新，如一條鞭法等，而萬曆皇帝呢張居正作為萬曆的老師，對於萬曆的是比較嚴格的管理的，並且在萬曆大婚之前慈聖太后也和萬曆一起居住在乾清宮，監督萬曆學習，太監馮保是萬曆兒時的大伴也經常監督萬曆的學習生活，如果馮大伴把萬曆不好的東西反映給慈聖太后，慈聖有時罰跪就是幾個小時，這個一直萬曆六年萬曆大婚，萬曆親政但任在張居正輔佐下國家依舊平穩發展，到萬曆十年張居正去世，而這前面十年史稱“萬曆中興”。

萬曆十年到萬曆十四年萬曆皇帝還是比較勤政，整個國家的發展任在正規渠道上前進，而到萬曆十四年十月開始萬曆逐漸開始沉迷酒色，身體逐漸虛落，每況愈下，因此在萬曆執政的後期萬曆逐漸怠政，直道出現萬曆著名的“國本之爭”之後，萬曆開始徹底對於政不理，對於奏摺不批，不見，不聞，以至於後期六部官員缺額達三分之二之多。

而雖然在政事不聞不問但是萬曆對於軍事還是一直比較上心，如萬曆時期著名的“萬曆三大徵”，均是以全勝告終，但萬曆三大徵對於國家的經濟損傷也很大，根據明史記載：二十年。寧夏用兵，費帑金二百餘萬。其冬，北韓用兵，首尾八年，費帑金七百餘萬。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費帑金二三百萬，三大徵踵接，國用大匱（帑金是指國庫），三大徵大約花費達一千二百萬兩以上，而這個數字是明朝一年的國家總共收入，還好有他之前的老師張居正留下來的積累，但是這也是明朝國庫所剩無幾，而後來的一些首輔均沒有改革的魄力也沒有改革的想法，以至於後期萬曆大規模排太監進各地收取礦稅。

萬曆年間雖然民間經濟上已經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但是階級矛盾也日益加劇，東北的女真趁虛興起，因而種下了明朝滅亡的禍根。

而萬曆後期的不理朝政也使得朝廷內部黨派林立，各種鬥爭之間即浪費了國家的資源，也消耗了國家的元氣，以至於萬曆之後國家內憂外患，直至崇禎亡國。

所以對於後代史學家所說明朝非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曆是正確的，對於萬曆的所作所為以至於繼位初年的大好局面逐漸喪失，以至後面明朝滅亡實在惋惜，本來萬曆智慧不下與成祖，太祖，但對於最終國家在萬曆手上每況愈下萬曆還是要付主要責任。

明亡，實亡於萬曆的根本原因大概來自於萬曆皇帝內心深處的一種恨！

這份“恨”還要從他寵愛的一個女人說起......

有句老話說：紅顏禍水，用在萬曆朝最合適不過了！萬曆皇帝無下限的寵愛鄭氏，所以也特別疼愛鄭氏生下的三皇子朱常洵，更想立朱常洵為太子，奈何朝中的文官集團倚仗著太祖皇帝規定的“立長不立幼”原則都來抵制他！在雙方僵持了10年之後，他不得不立皇長子朱常洛為皇太子！

雖然他下旨了，但是他心裡恨的牙癢癢！

他恨那些跟他作對的文臣們！

他更恨自己雖然是皇帝、堂堂的一國之君，卻無力按自己的心思做一個決定！他沒有太祖皇帝的果斷，甚至沒有他的前任老師張居正有說服力和影響力！

他內心的仇恨越來越深！

最後，他想到了一個“報仇”的方法：消極怠工！

對待那些文臣們：他既不合作，也不補官；既不讓他們升官發財、光宗耀祖，也不讓他們做鞠躬盡瘁的忠臣！

最後導致：所有的大臣們跟著消極怠工，忠於職守者越來越少，貪汙腐敗者便有機可乘，朝廷中腐敗墮落的氣氛逐漸蔓延至全國，不景氣的趨勢越演越烈！然而，這在他看來，好像這個國家不是他的，而是別人的！即使他本身是一位很聰明的皇帝，也很有活力的皇帝，也經不住他30多年的罷工折騰......

試想，一個龐大的帝國，它的中樞都停止工作幾十年並且在逐漸腐化墮落了，那它還能存活多久！？

然而，之所以大明王朝表面上沒有亡在萬曆手中，是因為一種強大的慣性驅使著這個龐大的帝國繼續存在若干年！若干年之後，當某種矛盾達到不可調和的地步時，它必定會走向滅亡！所以，即使最後的崇禎皇帝再勤勉也扭轉不了這一頹勢......

如果從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和辯證法的角度來看這種說法是有其合理性的。下面我就從唯物史觀和辯證法的角度來分析一下為什麼有人說明朝亡於萬曆。

俗話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量變達到一定程度還能引起質變呢，明朝的滅亡正如同一顆腐朽已久的大樹，大樹的轟然倒塌又豈是一日之腐朽。所以說明朝的腐朽由來已久又豈能完全將過錯歸咎於崇禎皇帝呢，結合史實，崇禎皇帝亦是有心無力。

具體原因分析:

1.土木堡之變——由盛轉衰；明英宗朱祁鎮乃是少年天子九歲登基，主少國疑，不少大臣請求太皇太后張氏垂簾聽政，張氏不允，但是國事仍掌握在她手中，張氏眼光長遠非但不重用自己人，還時常打壓宦官王振，但是張太后死後，朱祁鎮寵信王振導致宦官干政。受王振鼓動，朱祁鎮不聽大臣勸諫征戰北方韃子，大軍出征途中突遇大雨，經王振鼓動多次變動行軍路線，駐紮在土木堡的明軍被瓦剌大敗，朱祁鎮被俘，多位大臣被殺。畢竟槍炮一響黃金萬兩嗎，此次失敗明朝元氣大傷，實力大不如前，此前朱棣在位時期天子守國門，但是此次明英宗被俘使得明朝精氣神大為上喪失。

2.清算張居正優勢全無：張居正居內閣首輔時期推行一系列改革；例如；一條鞭法，使得萬曆皇帝早期經濟發展，政治清明，國力日盛。但是張居正死後被清算，一系列改革措施也付諸東流。使得國力稍微恢復的明朝再次陷入尷尬的境地。3.萬曆三大徵，消耗甚巨；萬曆皇帝親政後先後在明王朝西北，西南邊疆，和北韓，開展了三次大規模軍事行動，雖然鞏固了明朝疆土但是軍費消耗甚巨，對於剛剛恢復元氣的明朝則是得不償失的。

4.萬曆怠政，驕奢淫逸，黨派林立；萬曆皇帝執政中後期幾十年不上朝，荒於政事東林黨爭內耗加劇。

5.薩爾滸之戰，敗局已定；遼東後金迅速崛起，不斷出兵南犯，遼東戰爭爆發，明朝遼東局勢每況日下，萬曆四十七年薩爾滸之戰，明軍四路大軍，三路全軍覆沒，敗局已定，為了應付遼東戰爭萬曆皇帝先後三次加派田賦，激起了全華人民的強烈不滿紛紛投入反對明朝的陣營中。

總述:土木堡之變是明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之後明朝元氣大不如前再加上萬歷皇帝時期戰事頻繁，戰爭對國力的消耗日益增加，明王朝難掩頹勢，為明崇禎時期的滅亡埋下了"伏筆".

明亡於萬曆已得到很多史學家的認同，主要是朱翊鈞中後期個人執政問題。

萬曆早期，朱翊鈞年幼，朝政由首輔張居正主持，推行萬曆新政，社會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出現了萬曆中興的局面。改革十年後，張居正病逝，朱翊鈞主持了萬曆三大徵，並且都取得了勝利，鞏固了國家邊疆。至此，萬曆可以說算箇中興明君。

後面發生的事情讓人不可思議。因立太子引發國本之爭，並且持續三十年，朱翊鈞不出宮與廷臣見面，不理朝政，官員得不到選拔升遷，空缺的職位得不到補充，沒人決策，政事荒廢，整個國家一下就停止了一般。

這些還不是最重要的，畢竟朱翊鈞雖擺出一副不作為的姿態，但國家並沒有亂，一般朝政朱翊鈞不理，女真崛起，日軍侵朝關係國家的大事還是會處理。

最大問題是黨爭失控，為平衡權臣黨爭各朝各代都有，但像明末時期這麼大規模激烈的黨爭沒有過，國家從治到亂。黨爭導致官員爭權奪利，不管民生，軍政混亂，整個國家一盤散沙，君臣離心，為應對遼東女真強徵暴斂致流民反叛，惡性迴圈最終國家滅亡。

首先，我們來看看“明朝亡於萬曆”的說法從何而來。

據《明史*神宗本紀》記載：“明之亡，實亡於神宗。”這是明朝正史對萬曆的論斷。

《清仁宗實錄》（嘉慶九年三月壬寅）記載：“明之亡，不亡於崇禎之失德，而亡於萬曆之怠惰。”這是後世君王對萬曆的論斷，“怠惰”二字可謂評價是相當的低。

既然正史和清朝的嘉慶皇帝都認為明朝實亡於萬曆，那這一結論的可信度極高。

接著，我們再來看看為什麼後世會認為“明朝亡於萬曆”。

《明史*王元翰傳》記載了給事中王元翰上書萬曆皇帝痛陳弊政八端的奏疏。今天看來，這位萬曆二十九年的進士確實很有見地且骨鯁正直，他指出的萬曆怠政種種事實皆切中弊端。然而，就是這樣一篇奏疏得到的迴應卻是“帝皆不省”。真是可悲、可嘆！

萬曆皇帝怠政造成嚴重的朝政危機，主要後果有三點：

一、國家機器接近癱瘓

“不上朝會、不見大臣、不批奏章”是萬曆怠政的主要表現。由於皇帝不理政事，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員無所適從，只能按照工作慣性勉強維持。但是由於各種原因造成的各級官員減員的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很多職能部門官員只能一人身兼數崗、疲於應付，國家機器接近癱瘓。

“九卿強半虛懸，甚者闔署無一人。監司、郡守亦曠年無官，或一人綰數符。事不切身，政自苟且”。（《明史*王元翰傳》）

這話是說：中央部委一大半都沒有主官，甚至整個部署都沒有主事之人。中央以下的很多部門和州郡也常年沒有官員主政，或者一人身兼數職。事情忙不過來，只能勉強維持。

皇帝不見大臣、不批奏章，言路得以阻塞、政務難以通暢。“朱賡輔政三載，猶未一覯天顏”，連首輔大臣都三年見不到皇帝一面，實在是匪夷所思。

“天子高拱深居，所恃以通下情者，只章疏耳，今一切高閣。言路惟空存議論，世道何如哉？”

皇帝深居皇宮之中，要了解天下之事所憑藉的之是大臣上呈的奏疏而已。但是現在皇帝將奏疏都束之高閣，言路不通，皇帝對外界的事情一概不知，還如何治理天下？

萬曆皇帝不理政事，造成了朋黨興起、黨爭混亂。所謂“山中無老虎，猴子充大王”。萬曆皇帝在深宮中打盹，朝廷無人鎮守，一些有權力有野心的大臣就上躥下跳、結黨營私，東林黨、楚黨、浙黨、齊黨等在萬曆四十年（1612年）前後形成，搞得朝政烏煙瘴氣。朝廷的很多大政方針和人事任免都會受黨爭的極大影響。後期遼東戰事受黨爭影響尤其大。

二、財政空虛、民怨沸騰

萬曆皇帝幼年受李太后和張居正的管束極嚴，以至於在其親政後一方面要釋放被壓抑的性情，另一方面又要極力證明自己，在“萬曆三大徵”中，他好大喜功、鋪張浪費，軍費開支極大。其中平哱拜之亂，花費銀200萬兩；援朝抗倭，花費銀700萬兩；平定播州之亂，花費銀300萬兩。萬曆初年全年的國庫收入才400萬兩，“萬曆三大徵”耗費國庫三年的收入。

宗室俸祿沉重。明朝的宗室，吃國家俸祿。初時宗室人口尚少，財政還能負擔。到萬曆時，經過200多年的繁衍，宗室的俸祿就成為國家沉重的財政負擔。

《明史*食貨志》記載御史潤嘆道：“自郡王以上，猶得厚享，夫賦不可增，而宗室日益繁衍，不可不為寒心。”

意思是說，皇室宗親需財政花重金供養，然而天下的賦稅是不可輕易增加的，但是宗室隊伍還在繁衍壯大，怎能令人不寒心啊！

為了緩解財政困難，同時滿足自己的享樂私慾。萬曆皇帝一方面增加賦稅，另一方面派礦監、稅監、鹽監、珠監等到全國去搜刮“內帑”。

“榷稅使者滿天下，致小民怨聲徹天，降災召異。是天以回祿警陛下，陛下反以回祿剝萬民也。眾心離叛，而猶不知變。”

增加賦稅就是奪百姓的衣食，到哪天老百姓無錢無衣無食了，就只有起來造反求生存了。明朝末年全國層出不窮的民變，在萬曆時就已經埋下了禍根。

三、國防廢弛、軍隊渙散

但凡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衰敗都是系統性的，在行政系統、財政系統都混亂不堪、運轉不靈的情況下，軍隊和國防是不可能獨善其身還保持較強戰鬥力的。萬曆時期，國防廢弛、軍隊渙散，主要有幾方面表現：

一是軍隊主官，備受掣肘。由於黨爭激烈，各黨各派都想加強對軍隊的影響力，所以朝廷任命軍隊主官往往首先考慮的並不是是否有利於提高軍隊戰鬥力，而是首先考慮是否有利於某黨派的利益。熊廷弼就深受黨爭之害，不僅自己身遭不測，更使遼東邊防大受打擊。

二是宦官監軍，胡亂指揮。派太監到前線監軍，雖不是明朝首創，但在明朝達到鼎盛造成的危害也是最大。被派去監軍的太監大多是皇帝的親信，不懂軍事、不懂兵法，卻喜歡對前線指揮指手畫腳。前線的各級軍官都不得不聽監軍太監瞎指揮。打了勝仗，功勞都是他們的；吃了敗仗，全是經略、巡撫、總兵的責任。明朝後來遼東軍事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太監監軍。

三是軍餉短缺、軍紀渙散、疏於訓練。

“九邊歲餉缺至八十餘萬，平居凍餒，脫巾可虞；有事怨憤，死綏無望。塞北之患，未可知也。京師十餘萬兵，歲靡餉二百餘萬，大都市井負販遊手而已。一旦有急，能驅使赴敵哉？”

邊防軍軍備軍需物資短缺，薩爾滸之戰前要殺牛祭旗，因為刀是鏽的，捅了三刀，才把牛殺死。這個刀怎麼打仗啊？邊防軍軍餉長期欠餉，以至於到了士兵典當衣物換糧、甚至還有士兵去搶老百姓的糧食吃。而京師則養兵十餘萬，每年需軍餉200多萬兩銀。實際上京師軍多是一些遊手好閒的社會浪人，長期疏於訓練。一旦有突發情況，怎麼能靠這樣的軍隊去殺敵衛國？

《明史*葉向高傳》記載，首輔大臣葉向高曾感言：“陛下萬事不理，以為天下長如此，臣恐禍端一發，不可收拾也！”

果然如他所言，萬曆時已經把明朝的制度敗壞、人才凋蔽、錢財耗盡，除非是後來的君主對時弊進行大刀闊斧的革新，否則，大明王朝就如一艘船底漏水的大船，在風雨飄搖中只能慢慢沉沒。但是萬曆之後的明朝皇帝也沒有大力改革的見識和膽魄，國家只能日益衰敗。

“明朝亡於萬曆”絕非虛言，而是綜合分析實情的準確判斷。

這句話最初是記載在《明史神宗本紀》中：明之亡，而實亡於神宗。這是修明史的人對萬曆的一個蓋棺定論。但是明史是清朝時組織修編的，肯定有些不客觀的地方，再加上努爾哈赤在萬曆時期興起，所以在清朝的眼裡，明朝實亡萬曆是說的過去的。不然為啥努爾哈赤為啥在這時候興起呢？

而萬曆在後世普遍史學界普遍評價不高，最為人詬病的地方是兩個方面，一個是30年不上朝，另一個收礦稅。

但是30年不上朝並不代表事情不辦，帝國的重大決策依然還是由萬曆親自操辦，例如萬曆三大徵，支援熊延弼督遼，萬曆在大事上還是很清醒的。

關於收礦稅，初期派太監去收的確也很腐敗的地方，鬧得烏煙瘴氣。後來萬曆禁止了太監出宮斂財，但是礦禁卻取消了。這客觀程度上促進了明朝經濟的一個發展。而礦稅的收入大部分也被充作三大徵的軍餉。

總結一下：要知道那個時候明朝那個時候內部矛盾重重，東林黨也在此期間興起，朝堂內部黨爭愈演愈烈，這後來成為明朝滅亡主要原因之一，而萬曆卻沒有很好的去解決這個問題，這是他的錯誤，所以說萬曆不能算是一個好皇帝，但是把明朝的滅亡歸罪於萬曆也是不客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