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說過亂世用人論才不論德，魏是小人但卻有大用，東林黨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為武將類的東林黨這部分是事幹派可用之（這部人其實已經和魏達成了協議魏答應確保遼東輜重），另一部分我將其稱為清林黨以文官為首，這一部分是明朝歷任皇帝所鄙棄的他們寧願在和內爭鬥失敗把權利交給內閣也不願意讓清黨漁翁之力

清朝把明朝廠衛作為明朝滅亡的原因，我們很多人紛紛以為是，其實大錯特錯，上了滿清的大當，廠衛不是明朝滅亡的原因，荒廢廠衛才是明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個王朝的存續在於，經濟基礎與政治基礎，明朝民間總的來說很富，這不用我多說，多少西方傳教士記錄都能證明，但是為什麼民富卻變成了明朝財政破產，民富卻成了國窮，這就是政治基礎出了問題。

　　政治最重要的在於權力的平衡，同時也要有監督反饋機制的到位，這兩點是科學管理的基本要素，我想除了小學文化的人，有點管理知識的人都能明白，而崇禎時期卻在這兩點上全面失衡，大臣可以擅殺節將，皇帝得不到實情，皇帝的命令也往往沒人執行，具體事實可從袁崇煥擅殺毛文龍、崇禎與某首輔談到：“我想做的你們不願意做，你們想做的我認為不何適。”包括遺詔中的：“百官誤朕。”這都明顯的說明了崇禎朝的管理的兩大要素，平衡與監督全面崩潰，李自成入京之後，崇禎朝官員的貢獻就可看出，這些官員貪汙累積了大量錢財，崇禎很節儉，官員怎麼會如此大量貪汙呢？其實很簡單，現代有句話：“沒有監督的權力必然腐敗。”天下是崇禎的，崇禎當然不會貪汙自已家的，但是其他官員就不同了。

　　我們回頭說明朝的權力和平衡機制。朱元璋實行地方三司分離的制度，初期有效保證了權力的平衡，但隨著時間的延長，地方三司間長期的共同利益，之間的平衡監督也難保證，特別是三司統一於巡撫之後，更談不上平衡和監督了，後期御史還有點作用，但御史止於上書，沒有任何權力，特別是隨著內閣的權力擴大化，文官集團內部自己監督已經完全沒有可能，這時只能靠錦衣衛和東廠。

　　錦衣衛和東廠是幹什麼的？有些人順著滿清的思維只會張口就罵錦衣衛不好，東廠不好，而連錦衣衛和東廠的實質都不明白。錦衣衛是監察百官，為皇帝刺探百官動向，調查百官有沒有貪汙、反叛行為的機構，當然也是保衛皇帝的機構，相當於現在的國家***和反貪局。這樣的機構是好還是壞，這要看人了，對官員來說，這樣的機構壞極了，最好沒有，對百姓對國家來說，這樣的機構太重要太好了，國家有之安，民有之福。

　　實際上明朝錦衣衛從來沒有對百姓執行過一次鎮壓任務，他們的任務本來也是針對百官。東廠是皇帝對錦衣衛的工作還不完全滿意，進一步建立的一個情報組織，他們的監察物件，除了百官還有錦衣衛，但東廠沒有執法權，所以，行動時往往要錦衣衛配合，所以，世人把兩都聯絡在一起，稱“廠衛”，大家明白了他們的任務，其實對他們的好壞就有個基本認識了，他們是國之柱石，民之依靠之一。對於滿清誣衊，其實很簡單，廠衛作為一個機構對國家對人民是好的是必須的，但其中會出現壞人，也是必然的，不要拿魏忠賢和劉謹說事，把明朝歷史上有名的貪官和廠衛中有名的貪官比一比，看看那邊的多，這還是因為滿清篡改了史書的結果，歷史上的廠衛應該比我們知道的更好，要知道，東廠立的神像（他們學習的榜樣）就是民族英雄——岳飛。

　　總的來說，除了個別一些實期，在200多年裡，廠衛是忠實履行了自己的職責，也保證了明朝政府的順利執行，就連魏忠賢都要搞一搞“反腐風暴”來裝裝樣子。但這一切在崇禎執政之後被打亂了，崇禎搞垮魏忠賢，可以，但他不該同時搞垮廠衛，就如同檢察院院長和反貪局局長也貪汙了，懲辦他們，但不能取消檢察院和反貪局。崇禎搞垮魏忠賢后，極大縮減了廠衛權力和職責，錦衣衛幾乎退化成了皇帝的保鏢，東廠更是幾乎荒蕪，於是皇帝控制不了百官集團了，舉報有人給權貴送了禮，文官集團一去查，一般就成了“查無此事”，如有人舉報袁崇煥送錢龍錫的禮一樣，如果是錦衛衣去查會怎麼樣，天知道？這可是實名舉報，舉報人又不是瘋子，沒有證據怎麼會去得罪那個權力比曾經的宰相還大的內閣首輔錢龍錫。實際上，廠衛的失勢，崇禎就已經失去了對官僚集團的控制權，自己的方針實行不下去，對此，他以不斷更換首輔的方法試圖擺脫困竟，但是，立場決定行動（應該說是集團利益決定代表人的行為），原來聽話的官員，一放到內閣首輔上就不是那麼回事了，於是崇禎不斷更換首輔的行為最後必然是以失敗告終，實際上原因就是廠衛失去了自己的職權。沒有了耳目和手腳的皇權根本無法控制百官。於是百官成了經商集團代言人，最富的人不用交稅或繳很少的稅，最窮的農民反倒要負擔全國的主要稅收，於是，明朝的財政破產了。那樣政治破產也不遠了。

　　政府失去權威。以衛青大將軍驚天動地的戰功，之讓匈奴膽戰心驚之神威，倘不敢私下處決一個違紀的部將，一個小小的袁崇煥，竟然敢假傳聖旨殺害擁有尚方寶劍的朝庭節將毛文龍，並且不受處罰，其實已經說事實上說明，朝庭已經逐步對軍事將領失去了控制，失去了權威。有人說殺了毛文龍去了滿清的心腹之患，幫了滿清大忙。實際上，這還是次要的，更重了的是這是一次完全嚴重違法亂紀的，蔑視朝廷權威的行為，此事帶了一個很壞的頭，使得明朝軍隊走了集團化，軍閥化的道路，之後的關寧軍在京城遭到後金侵犯的時候臨陣脫逃，左良玉部前不聽楊督師指揮，後公然發動叛亂完全起因於此。殺毛文龍軍事上損害，如果出個優秀的軍事家還可以補救，但對明朝法治和朝庭權威造成的損害，卻是明初劉徐重生也無法補救。

　　最後，崇禎回首，說“百官誤朕。”實是不懂管理學的結果，他一舉取消了國家***、國家內務部、國家監察局和反貪局，形成的官僚集團完全失去制約，自己無力控制，國家怎麼會不亡。所以，崇禎是明朝最節儉最勤政的皇帝，卻成了一個亡國之君，實在是因為他完全不通管理學的基本要求，管理能力太低之故。

　　下智治事，上智治人，睿智治法。朱元璋是睿智，天啟是上智，崇禎不幸是下智。

都不是！亡於官僚體系的怠政（沒有人負責，誰也不願意負責!）!亡於官僚體系盤根錯節的利益糾纏（士大夫擁有最多的土地、商業，而政府卻無法徵稅，而把重稅加在普通底層身上。當清宣佈保護其利益時，投降就成過江之鯽）。可以說，魏忠賢起到的作用是把官僚體系中有思想、有擔當計程車大夫，橫掃一空。從而加速明的死亡。

明朝的後期即不是隋的富藏於國，也不是宋的藏富於民-，確藏富於官，滅亡歸根是明國家機構無法正常開啟，明王朝國家制度禮儀崩盤，而魏忠賢為了達到個人利益是破壞制度的推手，也是明的掘墓人。他大力屠殺對手，培養親信製造冤案，破壞國家法制，長期黨爭讓一些貴族士大夫（也包括東林黨士族）培養了觀鬥，缺失了立場，勝者紛紛聚之，敗者紛紛逃亡。雖然魏黨被打擊覆滅，但是這種思想已經深入，而東林黨人也只會喊口號內部鬥爭，卻無治政之良策！國家不關己了，置身事外！關心自己財產，等待下一勝利者聚之。

中國比較封閉的環境造就了中國王朝的更迭，明朝近三百年的歷史已經算是一個比較長命的王朝了，一般來講在一個封閉的系統裡，前朝末期到新朝初期都是一個打破原有的平衡，重塑新的階級體系（尤其是貴族階級）的過程，在新的王朝由於新的利益集團的出現，以及代表這一利益集團皇帝的強勢，往往中央權力能夠更好的執行，即使是有一些開國武將的存在也無損於新利益集團的強勢存在，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各方利益集團會更加的趨於新的平衡，中央勢力逐漸的削弱，而地方豪強逐漸抬頭，各地的財政逐漸的聚集到了當地大地主手裡，而人民的土地日益被地主所剝削，逐漸的成為佃戶，甚至無土流民，而中央稅收卻在逐年減少。再加上王朝初期盛世帶來的武備荒廢，軍事能力逐漸削弱，這個時候中央就很難抵抗各種各樣的武裝了，不管是農民起義，還是外族入侵，對於明朝則還有處於小冰期的悲哀，更加加快了這一程序，於是內憂外患，張獻忠，李自成農民起義已經使得王朝無力圍剿，而關外新興起的女真則越來越強大，所以說清代明其實有很多的歷史巧合和偶然性的。至於說閹黨跟東林黨之間的鬥爭，只不過是這一系列問題的表面現象罷了，黨爭在中國歷史上由來已久，比如說唐朝的牛李黨爭。但是晚明閹黨與東林黨爭則更加的受人關注，這主要還需從明朝的一系列變革說起，首先是諫官言官，這些人也是在中國歷史上存在了很久，只是到了明朝職責則從向皇上納諫變成了向內閣開炮，而皇上也對這樣的事情喜聞樂見，畢竟內閣又有了新的掣肘，但是由於有了皇上的庇護，也就助長了諫官們的空談清談之風，很多時候都是為了諫言而諫，而且死諫還可以為自己帶來更大的名聲和地位。東林黨其實就是一些不得志的文人組建的一個社團，這些人也承襲了諫官們的空談之風，各位東林黨人的名望也會隨著這樣的空談越來越高，事實上東林黨人除了名望以及為當時的官場帶來一股清流，為老百姓心裡帶來一些慰藉之外，對於明王朝的貢獻甚少。而當時的閹黨其實代表的是朝廷，確實做過一些有益於國家的事情，也算是實幹派，但是這種不正常的情況也更加體現了當時朝廷的悲哀，整個國家由閹人統治，官場也因為各方官員巴結閹黨而變得烏煙瘴氣，即使像袁崇煥這樣的有個性的人也會為魏忠賢建生祠，可想當時的官場是如此的焦躁黑暗，而整個體系的效率也就受到了很大的影響。這些也是因為明朝，尤其是朱棣之後對於太監的制度造成的，明朝沒有宰相而有內閣，內閣決議需要皇上批紅，這種情況下，司禮監秉筆太監，掌印太監這樣的人權勢就越來越重，尤其是在明朝有太多的時間皇帝不上朝，這就更加的加重了太監的權勢，官場各方勢力即使是殿閣大學士都會巴結這些太監，由此也就形成了閹黨，而閹黨也就成為了朝廷的代言。至於說明朝亡於閹黨還是東林黨，個人感覺都不對，前面已經說過了多方因素導致了明朝的覆滅，東林黨閹黨之爭只不過是因為這些因素而逐漸的加重，而東林黨及閹黨的存在也確實是當時朝廷的不幸。

明朝既不是因為魏忠賢，也不是東林黨，而是客觀規律的必然。明朝的建立就是朱元璋這樣的破產農民，他缺乏良好的管理官員素養。對於政權的底層架構束縛嚴重。明朝的反腐敗很嚴重，皇帝厭惡貪汙，嫉惡如仇，導致貪汙的官員鋌而走險，玩就玩大的。後期皇帝不是不上朝，就是煉丹藥，要不就木匠。也是沒誰了。明朝皇帝的怠症尤其中後期特別嚴重。其實，所謂明粉不過是覺得清朝不好，就拼命抬高明朝而已，事實就是，都一樣。誰也沒比誰高明多少。如果非要說封建王朝哪個好，我覺得，西漢吧，尤其漢武帝死後，國家不在打仗，外患攆跑了，小日子挺好的。

明朝的滅亡無論魏忠賢還是東林黨都抗不起來，明滅的因素是多重互相作用的（比如李治成和黃太吉之間沒有直接聯絡但是卻能遙相呼應，使明朝不能專心的解決面對一個敵人），崇禎又因為內在因素（財政問題，明朝文官打壓軍官問題，崇禎自己性格問題），各種人員政策變換，風雨飄搖的大明也就亡了，比較有意思的就是東林黨對明朝當權權者各種政策抨擊，自己卻又不能提出更有效的意見，俗稱豬隊友，拖後腿就是他們了。

準確點說是亡於後東林黨人，這幫老不死的確實耽誤了不少事，比如阻止暫時與後金議和，或者是遷都南京。當然魏忠賢也沒幹什麼好事，楊漣和左光斗這些先期的東林黨人如果沒被他搞黨爭害死，明朝也到不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前不久讀到一篇奇文《為什麼殺了魏忠賢不久，大明朝就垮了？》。由標題可知其主旨，不外乎褒魏忠賢，同時貶東林黨。為魏忠賢翻案，這絕非始作俑者。此前我在知乎等地，早有見聞。奇文的觀點，諸如魏忠賢經略遼東，徵稅江南，不過是拾人牙慧。就連那個譁眾取寵的標題，在魏忠賢的擁躉口中，都有更明快的表達：“魏忠賢不死明朝不滅”。

針對奇文及其背後的聲音，我願意承認兩點：第一，晚明與南明的史料，無論正史還是野史，十之八九，出自東林黨與他們的後裔，以及同情者之手，對自家不無美化，對仇家，如閹黨，不無妖魔化，魏忠賢等人形象之壞，正出於此，實情可能略好一些（譬如馬士英，隨這些年的翻案，其形象大有改觀）；第二，明朝之亡，有其制度性原因，倘歸罪於人，皇帝、文臣與太監——有人將這三者稱作明朝政局的“三角戀”——誰也不能免責，至於哪個責任最大，則可慢慢商榷，誠然，東林黨的破壞力，在道德光芒的長期掩飾之下，被嚴重遮蔽、低估，然而言必稱“明亡於東林”，顯然過猶不及，我不認為，東林黨的罪過，應超過萬曆、崇禎等皇帝，至於太監，作為皇權的延伸，其罪過同樣不該超過皇帝。

如今流行為魏忠賢翻案，其實未必出於認同與憐憫，醉翁之意，則在對東林黨的深惡痛絕，恨之入骨。所以抬舉魏忠賢，必踩東林黨一腳，有時甚至反其道而行之，為了打擊東林黨，才去讚頌魏忠賢。而且，貶斥東林黨，對一些人而言，目的是認清歷史、還原真相，對另一些人而言，用意則不在歷史，而在現實，現實之中，東林黨人正對應一個群體：公共知識分子。

我印象中的黨爭起源於宋，倡盛於明。明朝的滅亡，表面是宦官專權、朝廷腐敗、土地兼併……，其實質就是黨爭，剛開始還只是為國事而爭，慢慢演變成為爭而爭，朝廷官員紛紛站隊，皇權嚴重受到限制，連名將戚繼光為了抗倭，都不得不向文官妥協，皇帝聖旨都出不了京城，這才有了宦官崛起的土壤，無論哪個朝代，宦官和皇帝都是一條心！到嘉靖時，終於爆發了一場“文人大災難”，一場大禮儀，仗斃了數十人，至此，文人的脊樑徹底被打彎了、骨氣被打沒了，士林文人再也直不起腰，皇權集中了，皇帝變懶了，宦官起來了，文人妥協了，江山日暮西下了……

明亡的話題，從清朝到現在一直爭論不休，甚至最近還有提到是小冰河期的原因。我認為“誰主管，誰負責”，既然明朝是在崇禎時亡的，那崇禎時期就是滅亡的主因了，那時沒有魏忠賢，而有東林黨執政，這些士大夫空談誤國，影響著崇禎的行為，算是明亡的主因之一吧。

亡於梟雄體制，體制決定早晚都會亡，魏忠賢與東林黨只不過是“滅亡”組合因素，在它們目標都是“為了大明江山社稷”的互相掐的過程中，加速了大明江山的垮塌。而且會用一種令人驚歎的速度垮塌。如清朝一樣，在外敵面前，看似高大宏偉的“建築”，竟然會用“一根指頭”推倒！

如果有魏忠賢明朝不會到這一步，因為魏忠賢收商水礦稅有錢啊，可惜皇帝是個白痴殺了魏忠賢廢除了魏忠賢的政治遺產 朝廷沒錢了 東林黨不允許收商稅 農稅越來越高 百姓活不下去 只能造反

改革的人很難善終，因為做事過程中得罪人太多，一旦失勢就被人搞臭，然後再踩上一隻腳。這個世界上碌碌無為者，只要在任內多關注民生就行，就能搏得一世清名。魏雖攬權，但國力上升是事實，所以魏是個失敗的改革者。至於閹黨亂政，第一，做事情手下沒人不行，得罪人多被人指著鼻子罵閹黨不奇怪；第二，改革必定會損害部分人的利益，對原本有利於東林渣人的政策有顛覆，被東林糞渣說成亂政更不奇怪。原諒我，再補充一句，東林黨人就是包著金箔的一坨屎。

一頭做事貪汙，一頭清水空談！書生堅持真理和政爭混為一談就危害國家了！做事的掌握實權的難免要人做事就不適當與利，戰兵無響饑民無救國入一半貪汙可惡至極！陰陽調和則萬物生，陰陽兩極各執一端！國家混亂衰落勢成必然！

這麼簡單的問題，明既不是亡於魏忠賢，因為崇禎最後明白過來了，給魏忠賢修了墓，肯定也不是亡於東林黨，東林黨是明末大量人才的來源。明亡於崇禎，不搞平衡，不會用人，然後還沒有魄力，他不亡天理難容 崇禎享國13年，13年前的萬達阿里巴巴是個什麼鬼？所以明亡於崇禎

這很難界定，就像蝴蝶效應，牽一髮而動全身，就像很多人還說明亡於萬曆。如果不是他的懶政，導致大量官職缺失，東林黨也會有這麼大的能量。唉，若是張江陵再多活20年，大明就中興了。

這兩個因素都是明朝滅亡的主因。東林黨代表著士林，這些人的目的看起來光明正大，一心為國，可以背地裡的爭鬥不斷，齷蹉手段層出不窮，將國力消耗在了內耗上。魏忠賢代表著宦官和皇帝，作為身體不完整的人員，只能對金錢和權力保持變態的渴望，儘自己一切可能收刮民力，剷除異己。這兩夥人在明君的守在可能就是治國之才，可是偏偏遇到了木匠皇帝這種昏君，亂天下的根源就是領導者的無能。

先說結論：無論明亡於魏忠賢也好，或者明亡於東林黨也好，這些都是屬於比較表面上的原因。追本溯源的話，明朝的悲劇，大概在朱元璋廢除宰相的那一刻便註定了。

想弄清楚這個問題，首先需要弄清魏忠賢與東林黨之間的恩恩怨怨。在這裡先貼一篇自己以前文章中的幾段。

《<繡春刀2>中的歷史之閹黨東林黨之爭》。http://www.toutiao.com/i6451146891924079118/

“文極則必開動亂之機”，明朝的政治環境是有些不同的。歷史上各朝代的政治力量主要包括“皇權、外戚、宦官、士人、勳貴”，而有明一朝，外戚是不存在的，因為朱元璋定下了規矩，歷代皇后都是出身自中低階官員、甚至是平民家庭；勳貴集團在經歷“土木堡事變”之後，也所剩無幾。因此只剩下“皇權、宦官、士人”，宦官作為一種皇權延伸的存在，只是皇權的附庸。士人集團的勢力則在明神宗萬曆年間達到鼎盛，整個明王朝進入了一種一元化，由定型的龐大文官群體維護的政治統治時期。萬曆二十八年不上朝也是在此背景下發生的。但萬曆不上朝不代表不理政，只是對文官士人集團的一種報復形式，因為此時的皇帝已經不再是封建社會最高權力的擁有者，他受到了文官集團的強烈制約，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就已經受到了“東林思潮”的影響。東林黨從來不是一個組織嚴密的政治黨派，甚至連這個名字，都是後來由反對派給起的。它最開始是一種學風思潮，起源於顧憲成被革職之後於無錫東林學院的講學議政。顧憲成在士人中享有極大的聲望，由於反對張居正的改革以及爭立太子等事，遭到明神宗萬曆皇帝的厭惡被革職遣返。他在講學中經常觸及社會問題，有多有識之士慕名而來，於是慢慢地，因為大致相同的政治主張，這批人便常常在政治活動中結合在一起。到了明熹宗天啟皇帝即位，明朝已經面臨著內憂外患的局面。遼東與女真的戰事吃緊，而國庫相當空虛。為了提高財政收入，熹宗準備對稅收進行改革，東林黨對此大力反對，因為他們主張“讓利於民”，但此處的“民”是有特指的。在當時，中國北方農業嚴重歉收，江南則出現了初具資本主義性質的手工業作坊或工場。東林黨代表著江南商人階級的利益，主張國家應該以農業為本，應重點徵收農業稅；因此對熹宗的“徵款賑災”和“對江南商業、鹽業、採礦業徵稅”政策進行百般阻撓。 面對這種局面，熹宗環顧四周，身邊一沒外戚二沒勳貴，目光最終落在了那位像老狗一樣陪伴自己長大的太監身上。於是魏忠賢開始得勢，“我一個市井街頭的小混混怎麼就到北京做了東廠廠主九千歲了呢？”。當初一些被東林黨排擠打壓的官員，也紛紛聚攏到魏忠賢的旗下，形成了所謂“閹黨”。天啟五年，熹宗下詔燒燬全國書院，許多東林黨人遭到殺害。但魏忠賢出身潑皮無賴，為人狡詐狠毒，在一直到天啟七年明思宗崇禎登基的兩三年時間裡，藉機將政見不同者全部列為東林黨進行打壓，政局被搞得秩序混亂，烏煙瘴氣。

直到明思宗崇禎皇帝即位，免除了魏忠賢的職務，治其十大罪狀，魏忠賢最終自縊而亡。此後，東林黨藉助崇禎清除魏忠賢勢力的機會，將很多政見不同者統統歸為閹黨進行打壓，並再次取消或降低了鹽稅、礦稅、海外貿易稅等種種稅負。於是，明朝的財政收入來源更加單一，經濟制度開始崩潰，最終在內有流民起義外有強敵入侵的局面下大明王朝走到了盡頭。

可以說魏忠賢只是天啟皇帝用來對抗東林黨的工具，但是以其為首的閹黨和與之針鋒相對的東林黨，始終在打著各自的旗號黨同伐異，都對明亡負有不可推脫的責任。但是單論對國家的貢獻而言，魏忠賢恐怕還要略好一些：在魏忠賢當政時期，朝廷沒有給農民加賦，並且針對江南地區重新設立了萬曆末年被東林黨廢除的工商稅；朝廷有錢了，便有能力支付軍隊的開支，因此在這期間，關外也捷報頻傳。但是反觀東林黨，“長於內爭，短於治國、治軍”。他們空有政治理想和抱負，卻拿不出一條行之有效的政策。崇禎皇帝在位17年，除了東林黨以外無人可用，最後卻落得身死國破的下場，難怪會留下“諸臣誤朕”“文臣人人可殺”的遺言。

如果單純討論“對於明朝明亡，魏忠賢和東林黨誰應該負的責任更多一些”這個問題，那麼基本上便可以到此為止了。但如果要追本溯源，又是什麼原因導致了明末出現如此嚴重的宦官亂政和黨爭呢？其實明末的悲劇，早在朱元璋決定廢除宰相的那一刻便註定要發生了。

很多人說古代中國是君主專制制度，其實這是不確切的，在明代之前，皇帝作為王室的代表，宰相作為政府的代表，君權和相權之間有一種相互制衡的關係。直到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謀不軌”罪誅宰相胡惟庸九族，罷免宰相廢除中書省並規定後世永不得再立，古代中國才真正進入了皇權專制的時期。

經過如此變革，國家一切大權其中到皇帝一人手中，但皇帝一人畢竟精力有限管不盡者許多事，於是便成立了內閣。直到明成祖永樂皇帝時，內閣還只是充當顧問的角色，其中部分原因也是因為明成祖朱棣和其父朱元璋一樣雄才大略，而且都是親手打出來的天下，還比較有精力親裁庶務。到了後面幾代帝王，從小深居宮中，精力逐代萎縮，某種程度上他們也不是不想勵精圖治，實在是缺少了宰相的幫助，一個人精力有限。於是，皇帝便將權力慢慢地交與內閣，內閣的重要性便顯現出來。最初明代的皇帝是親自在內閣處理政務，後來有幾個皇帝則長久不理朝政，也不再到內閣，所以一切政務由內閣票擬（大學士看過奏章後，在籤條寫上意見再由皇帝斟酌決定，稱為“票擬”）後都要送進宮裡。

在這裡，問題開始顯現出來了。由於皇帝和內閣很少見面，那麼在他們中間，太監便獲得了上下其手的機會。甚至後來有的皇帝嫌麻煩，連政務都讓太監待批。於是宦官便開始弄權，取代了皇帝成為了實際掌握政府最高權力的任務。在這種情況下，內閣若真想做事，便不得不開始與太監勾結。例如被譽為“明朝唯一的大政治家”張居正，深諳大明王朝積重難返，一心想要舒展抱負，扶大廈之將傾。但作為明神宗萬曆皇帝的老師，同時又身居內閣大學士，卻苦於無法見到皇帝，最終只能與太監勾結才能大權在握。但由於明代廢除了宰相，他的弄權專政便是不合制度違反國法的，遭到了眾多大臣的反對。張居正作為一位改革家，想要實現自己所信仰的終極理想，為了這個目的不可避免地大權獨攬實行專政，卻最終也因此在去世之後被抄家，甚至差點落得開棺鞭屍的下場。

由於皇帝不理政務，太監便變成了真皇帝，更何況明朝還有獨特的廠衛制度，東西廠亦由太監統領，政府裡的一些對政局不滿的大臣便開始慢慢結合在一起，兩股勢力勢如水火，最終造成了嚴重的黨爭。所以，追本溯源的來看，明朝的滅亡實在怪不得魏忠賢或者東林黨，要怪也只該怪朱元璋立下的制度不好。

明朝滅亡已經將近400年，但是對於明朝滅亡原因的糾結在今天卻越來越強烈，這其中藏著國人的民族感情深處的一個坎。清朝雖然強盛過，但它摔得太慘太慘，慘的讓國人至今耿耿於懷，至今無法接受。這種心理便寄託到對明朝滅亡原因的關注上，一度引起明史大熱。

至於人們對明朝滅亡原因的分析，只去羅列一下標題就足夠一篇文章的篇幅，比如亡於黨爭、亡於宦官、亡於萬曆怠政、亡於商人失德、亡於氣候變化（小冰河時期到來）、亡於崇禎暴虐等等。不論哪一種說法，從對應的角度去分析，所提出的主張都能找到充分的理據支撐。這說明，明朝的滅亡同其它各個朝代一樣，是歷史週期律的必然性事件。眾多原因中的一個或者幾個，都足以把這個明帝國幹趴下。

所以不論是以魏忠賢為代表的閹黨之禍，還是以東林黨為代表的黨爭之禍，任由其中一個發展下去都有足夠的力量讓明朝滅亡。具體到明朝的情況，魏忠賢和東林黨在亡國過程中誰起的破壞力最大呢？顯然是東林黨。魏忠賢從天啟年間得寵，到崇禎初年被幹掉，前後專權了六七年的時間。

而東林黨呢？從萬曆32年修復東林書院起，直到南明弘光朝廷覆滅。在前後長達40年的時間內，國本之爭、明末三大案、京察之爭、南明內鬥等事件中都有東林黨人的身影。更有分析指出他們實質是江南財閥在朝堂的政治代理人，一直在鼓吹“不與民爭利，藏富於民”，稅收問題是他們與魏忠賢起衝突的一個重要原因。甚至他們一部分人在投靠滿清後，仍舊延續著搞黨爭的風格。可見，他們名為謀國，實是謀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