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用儒家治國是儒家的謊話，就像半部論語治天下一樣，獨尊儒術漢武帝認可過，但腐儒無能誇誇其談也是漢武帝說的，儒家就不宣傳了。鹽鐵論是儒家為了取消國家鹽鐵專賣與法家的一場辯論，儒生為了證明自己正確不服氣留證而寫的。此時的儒家只是各地賢良，法家是政府官員。漢宣帝時，太子要求完全用儒家，漢宣帝大意是說，祖上是儒法雜用哪裡有全用儒家的，並預言亡我漢家者太子也。果然王莽篡位，西漢滅亡。有一點漢武帝自己不是儒家，是道家兵家的混合。儒家滿嘴謊話好聽只能做奴才。獨尊儒術與半部論語治天下都是說過這話但都是沒有行為的謊話。這就是春秋筆法歪曲事實。

秦國變得強大是因為當時秦國需要一個新的制度，改革的內容由於要觸犯貴族利益，所以需要法律去維護這個改革，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漢朝開國之初，並不是完全依靠道家的無為而治。它也沿襲了秦朝的大部分法律，只不過根據情況有所增減。之所以說漢初無為而治，是因為它沒有辦法去折騰。就像一隻獅子受了傷需要慢慢的自我治療和恢復。而且，經過連年戰爭，百姓也沒有什麼可以攫取的。

到了漢武帝時，國家的創傷已經恢復，曾經的獅子也需要露一露牙齒和爪子。但是，漢武帝的奶奶竇太后堅持無為而治的理念，這就和漢武帝的冒險主義相悖，所以他需要一個新的東西來制衡和反抗，這時，董仲舒出現了。

董仲舒是一個儒者，但是，他獻給漢武帝的《天人三策》卻超越了孔子所推行的理念。因為，董仲舒在儒家學說裡面加入了神學和法家的術和勢，成了一種新儒學。這種新儒學倡導的“君權神授”正合漢武帝的胃口，而法家的術講究馭人，勢講究的權威。

所以，漢武帝獨尊儒術除了對抗竇太后，維護皇帝權威外，還由於當時漢帝國已經恢復了體力，不用再韜光養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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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與儒家兩種思想的聯姻是社會發展的絕佳理論指導體系。

秦朝以商鞅的法家思想為指導，開始變法，快速使秦國變得強大起來，強大後的秦國迅速吞併六國，實現了大一統社會。秦始皇焚書坑儒，結束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只剩下法家思想。可是，法家思想有一個最致命的弱點，冷冰冰，毫無人情味。冷冰冰的法律，再加上暴政皇帝，刻薄寡恩的秦朝來得快去的也急。秦朝的滅亡如山崩地裂一般快速而震撼。由此可見，國家要發展變強靠法家可行，維護國家的長期穩定光靠法家不行。

漢朝初建，啟用皇老之學，到漢武帝時，董仲舒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漢武帝採納了他的建議。從此，儒家思想成了漢朝皇家正統思想。也因此奠定了漢朝幾百年的基業，更奠定了中華兩千年封建社會的穩定基礎。為什麼這麼說，這裡我們拿秦始皇和漢武帝作比較就很清楚了。

秦始皇和漢武帝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們都講霸道，都雄才大略，他們都採用法家那一套，秦始皇用的是商鞅，漢武帝用的是桑弘羊，只不過桑弘羊沒有商鞅那麼出名罷了。漢武帝實施霸道的財政來源主要是桑弘羊的功勞。秦始皇刻薄寡恩，漢武帝也好不到哪裡去。他窮兵黷武，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最典型的例子，黃河決口，這麼大的災難，他很長時間都不去救助。

漢武帝和秦始皇很像，不過也有不像的地方，要不然，漢朝也會象秦朝一樣很快滅亡。那麼，哪些地方不一樣呢？那就是，他把法家和儒家結合起來，使法家的剛和儒家的柔相互制約，相互作用，達到了剛柔相濟，相得益彰的作用。他表面上獨尊儒術，實際上是法儒並用。在漢武帝當政的前期和中期更重視法家，他重用桑弘羊、重用酷吏都是例證。到了後期，他認識到自己的錯誤，開始偏重儒家，最有力例證就是他的《罪己詔》。《罪己詔》下發後，老百姓得以休養生息，從而緩和了社會矛盾，使漢朝得以延續。法家講改革，是社會的發動機，儒家講仁政，講禮治，是社會的穩定器。可見，法家和儒家的完美結合，才是社會發展最有效的思想理論武器。

孔子和孟子看到了人性的善，那是在沒有利益衝突的時候。商鞅和韓非看到了人性的惡，那是在面臨利益衝突的時候。所以儒家和法家的觀點其實是對立的：儒家弟子看不到這世界醜惡的一面，而法家弟子則看不到世間還有美和愛的存在。

我個人是這麼看這個問題的：儒家弟子都是看著《喜洋洋和灰太狼》長大的，以為這個世界充滿了玫瑰色，直到碰了壁才發現童話裡都是騙人的；法家弟子是看《權力遊戲》長大的，在他們眼中這個世界爾虞我詐勾心鬥角，所以他們主張嚴刑峻法。但其實人性不一定本善，但也絕非至惡。這個世界有美好的一面，也有醜惡的一面，它的美麗無法遮擋醜惡，它的醜惡也無法掩蓋美麗，正如一枚硬幣的兩面。

具體到治國要想國家長治久安就必須槍桿子和筆桿子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必須王道霸道兼收幷蓄，以武震懾對國家構成威脅的惡勢力，以文安撫蒼生。秦以法家思想而強，是因為法家思想適合於天下大亂的戰國時代；秦又因法家思想二世而亡，在於其忽略了對儒家王道思想的兼收幷蓄。相比之下漢朝就能根據自己面臨的實際情況適時調整政策：開國之初國力不強，所以採納道家的清心寡慾思想韜光養晦暗自積攢國力；當國家強大起來後就適時調整政策。事實上漢武帝及其之後的歷代君主絕不是真正獨尊儒術，而是明儒暗法——朝廷的官方輿論由儒家思想指導，但又以法家的刑名律令管制國家。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理清一下秦漢治國制度的發展軌跡。

秦秋戰國之前的西周實施的是禮樂治國。禮樂治國也是儒家思想的一部分，所以漢武大帝后來使用儒家治國，絕對不是歷史第一人。但是禮樂治國到了東周，已經不適合時代發展。當時天子權力式微，於是出現了春秋戰國之大分裂時代。在這樣的時代，法家思想勇敢變革舊制度，推動秦國發展，後來又統一天下。從這個過程過來，法家思想治理國家，符合當時的時代發展需要。但是，後來秦始皇用法過度，不管百姓死活，大修土木工程，百姓已經忍無可忍，群起攻之，這才致使秦國崩潰。

後來，漢朝以道家治國也是有著一定的社會背景的。戰國七雄互打了兩百多年，民力已經疲憊不堪，秦始皇又修墓修長城，民力使用到了頂點，致使秦朝滅亡。後來又是楚漢爭霸，又打了數年，天下只剩白茫茫一片了。所以漢朝立國以後，首先實施了休養生息的政策。所謂休養生息，就是無為而治，也就是道家思想。

那麼，到了漢武帝時期 ，為什麼又拋棄道家，使用儒家思想治國而不是改用法家呢？

說明一下，漢朝立國以來，儘管採取了休養生息的道家無為治國方策，但從來沒有拋棄以法治國的制度。只是之前秦朝定的法律過於苛刻，從劉邦到孝景帝，每一個皇帝上任，都要削掉一些嚴重製約百姓及社會發展的條例。也就是說，法治及道治，兩者是相結合的，只是這種結合法是內法外道，天下只看到了道，沒看到法而已。

而漢武帝棄道用儒，我認為以下三個原因起到關鍵作用

首先，漢朝立國到文景之治的六十多年裡，漢朝經濟恢復相當迅速，百姓生活十分富庶。當時的倉庫裡糧食堆積得都腐爛了，穿錢的繩子也都爛得不行，民間人民以鬥富為榮。經濟的全面恢復，國力強盛，民族自信心增強，這為漢武大帝放棄無為治國韜光養晦，轉向積極奮鬥，開拓進取的外交及軍事等思想奠定了一個強大的經濟基礎。

其次，當時漢朝實施的是一國兩制，出現 了一些社會隱患及危機。漢朝的一國兩制，即郡縣制及分封制。那些諸侯王，特別是吳國劉濞享受了漢朝無為而治的發展紅利，自己鑄錢，又擁有無數礦產，富可敵國。當時孝景帝見諸侯王的勢力太過強大對中央不利，於是採用晁錯的推恩法進行削蕃，不料引起以吳國為首的暴動造反，這就是著名的七國之亂。儘管漢朝平定了七國之亂，但是禍患沒有根除。所以，從當時的形勢來看，漢朝不可能任地方勢力坐大。而要想鞏固中央權力，漢武大帝就必須進行制度改革，廢棄道家無為，改用儒家有為管控之策，這是時代發展的需要，不然死路一條。

再次，當時董仲舒給漢武大帝獻上天人三策，為漢武大帝使用儒家治國提供了理論根據。董仲舒從天人合一的角度解釋了國家大一統的必要性，得到了漢武帝的共鳴。而國家大一統，首先是思想要統，唯有思想統一，才有利於團結穩定。於是漢武帝決定“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但是必須強調的是，所謂的罷黜百家並不是連法家思想也罷去。歷史已經充分證明，社會發展根本就離不開法了，而漢武帝的使用儒家治國，本質上還是內法外儒，只是宣傳儒家太多，而讓我們以為沒有了法。

綜上所述：漢武大帝任用儒家治國代替了文景之治前的道家，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是時代發展的要求，更是漢朝全面轉型發展的內在需要，而漢武大帝不過是順勢而為罷了。

你這個問題太過於複雜，不是一兩句話就可以簡單說明的問題。首先，漢武帝罷黜百家的目的和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一樣，都是為了統一思想，都是出於思想專制。只不過他的手段更為溫和，更為巧妙罷了。

其次，漢武帝的祖母竇太后篤信黃老之學，竇太后對漢武帝並不是很喜歡，甚至於一度產生了要廢黜他的想法。當時竇太后大權在握，年少的漢武帝根本不是對手，自己任命的丞相等人都被竇太后拿下，御史大夫趙綰郎中令王臧等人還被竇太后下獄死於獄中。早在漢景帝的時候，就有儒生向黃老之學的地位發起挑戰，竇太后曾經和儒生轅固生進行辯論。漢武帝即位後，也試圖中儒學來與黃老之學相抗衡，從而與祖母竇太后做鬥爭。建元六年竇太后去世，元光元年就發生了罷黜百家，就如同前輩學者所指出的，罷黜百家，其實就是罷黜黃老，目的是為了進一步清除竇太后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的影響。

再次，漢武帝的罷黜百家，也是為了探索一條治國之路。西漢前期的無為而治，相對而言比較保守，但是無為而治卻也為西漢王朝打下了一份家業。到了漢武帝的時候，國家已經建立七十多年，漢武帝要從保守轉向激進，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漢武帝都要有所振作，他需要一套理論作為自己的依據。而這個時候，他看重了儒家。

第四，早在漢景帝的時候，漢景帝的母親竇太后曾經對漢景帝說，不如將來讓你的弟弟來接著你的皇位。漢景帝當然不願意，於是漢景帝派出一個叫袁盎的大臣去勸竇太后。袁盎引用了儒家經典《春秋公羊傳》的理論，使得竇太后打消了這樣的念頭。之後不久，漢景帝立劉徹為太子。劉徹即位後，對儒家心存好感，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第五，漢武帝早年的老師王臧等人就是儒生，他在成長的過程之中對儒學就有了很深的瞭解，接受了儒家的一些主張，登基後傾向於儒家治國，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第六，西漢前期一直存在政權合法性論證缺失的問題。一直沒有能夠對西漢王朝為什麼能夠存在，為什麼能夠取代秦朝等問題從理論上給予說明。而儒家對此則是進行了論證。漢武帝罷黜百家，也是出於這方面的考慮。

當然，也還有一些其他的原因，這裡不再多說了。

至於秦朝為何以法家治國，漢朝為何以儒家治國，主大致有以下幾點原因：

一、秦國曆經春秋戰亂，最終吞併六國，一統天下。但是，秦國雖然統一了疆土，其實並沒有在思想上形全國成統一。

秦國當時很多的仕人其實對秦國的嚴酷刑法是非常不滿的，但秦始皇是非常推崇發家治國的，特別是運用法家思想進行商鞅變法後，的確也起到了非常明顯的效果，為排除異己，於是就就有了後來的“焚書坑儒”。

二、漢朝則剛剛相反，漢朝不是滅六國而統一的，而是一種“繼承性”的統一。漢朝初期，採用道家“無為而治”的治國理念，休養生息，蓄養國力，並有 “文景之治”的顯赫政績。

但是，到了漢武帝時期，諸多問題便日益顯露出來，如：與匈奴之間的民族矛盾，富商大賈的勢力日益擴張等。而這些問題光靠道家思想是無法解決的，在秦亡的教訓、現實的矛盾面前，該何去何從？

董仲舒應時而生，他結合當時的政治需要，“改造”儒家思想為“天人感應君權神授”，很快形成了包括政治、經濟、思想上的大一統。但有一點必須注意，那就是，漢武帝在確立儒家統治地位、獨尊儒術的同時，並沒有放棄法家，可以說是採取了“外儒內法”的治國方法，效果顯然很好，這或許這也是從秦亡的教訓總結出的經驗吧。

其實，思想才是最厲害的武器！

普通人只看見了商鞅變法讓秦國變強，卻沒有看見商鞅的那些舉措的巨大副作用。我打一個比方，一個身高170公分，體弱多病的人，你為了讓他跑完馬拉松，給他打了強心針，這個人立即亢奮起來，一鼓作氣跑完了馬拉松。跑完之後，這個人也累得口吐白沫了。商鞅變法，依靠的是刺激人民的貪慾，依靠剝奪所有人的活力，尊嚴，思想，自由，把所有的精力資源投入到戰爭之中，這才建立起一個強盛的軍事大國。這相當於給秦國打了強心針，讓它極端亢奮，之後卻陷入疲憊不堪。商鞅變法固然讓秦國的強大，卻犧牲了更多的東西，那就是"仁"和"禮"，造成"國強民弱"。在戰爭之中，秦國百姓由於可以殺敵建功，獲得比以前更多的經濟利益，所以掩蓋了矛盾，一旦戰爭結束，六國統一，百姓將不再具有獲得更多經濟利益的可能性，矛盾就會被激發。商鞅變法的一些負面效應就會全面暴露。其中，最大的負面，就是告密之風熾列，讓人民互相缺乏信任，喪失了"仁"和"禮"。生活在秦國這樣一個缺乏信任的國度，人人自危，並沒有享受到國家強盛的好處。

有的人把"告密"稱之為中國古代第五大發明，此言雖然有所誇張，但也說明告密在中國古代歷史上的風行。商鞅就直接把告密法律化，直接寫入秦國的"憲法"，公開鼓勵告密。商鞅在法律中規定，如果你發現了你的家人，朋友，鄰居有任何不恰當的言行，你必須快馬加鞭的向秦國官府告密，如果你不告密，就要把你腰斬，如果你告密了，你就獲得上陣殺敵者一樣的獎賞。如果你告密遲了一點，別人告密比你早，你也會受到嚴厲的懲罰。

在商鞅來看，人性是惡的，所以，人與人之間必定只有利害關係，為了利益，所有人都會鋌而走險的去害別人。這樣，國家和君主實際上時時刻刻都被奸民包圍，為了不被這些奸民謀害，君主就應該採用告密和連坐的方法，讓奸民自相殘殺，削弱他們的力量，讓他們沒有多餘的精力去作奸犯科，把剩餘的精力全部投入到對外作戰之中去。

商鞅這樣的觀點，讓秦國成為一個人人自危的險地。據記載，即使是同一個家庭，婆婆都不敢對媳婦多說一句話，因為懼怕告密。在秦國，每天都上演著兄弟，父子之間互相告密的事件。這樣一種"無仁無禮"，不道德的社會風氣，始於商鞅，自然被儒家所唾棄。所以，後代統治者都不會公開在形式上直接採用法家的主張。

秦朝用法家思想，這點沒說錯。

其他兩個張冠李戴了。

漢朝初年，儒家思想佔主導。漢文帝任儒家大師張倉為丞相。廢除秦朝夷租連坐等惡法。放開言論，廢除誹謗罪。

漢武帝重用法家酷吏張湯、杜周。把群臣和皇族屠戮殆盡。

漢武帝甚至授意張湯，以腹誹罪之名處死顏回十世孫，儒家大師顏異。腹誹罪，就是肚子裡那皇帝。

秦國依法行事，做到有法可依，違法必究，這樣做可以避免很多沒有必要的爭吵，可以實現高度效率化的社會，這個是秦國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國力暴漲的原因！

而漢朝開國以無為而治為理念，做到與天下百姓與民休息的目的，可以說無為而治就是一個寬鬆又自治的社會環境，讓人們的自由度更大，效率來說卻不高也就是很平凡，漢朝經過上百餘年才將國力恢復到比較好的水平，直到漢武帝時期國力才逐步強大到能夠爭雄天下，在這裡漢武帝換做了儒家思想！

而儒家思想，講的天下大同，這個理想很理想，社會要發展到這個狀態要求太高，而且負面太多，效率水平比無為而治要好，但是內耗大，因為整天都在講各自的天下大同理念去了，可是天下人多，要達到這個水平太過於超前了，人類社會還沒到那個水平，而用法家思想對於帝王的限制很多，所以漢武帝用儒家思想，結果來說，儒家思想靠國家的掌舵者，掌舵者能力好國力強盛，掌舵者能力差國力衰退巨大，兩個極端化了！

總體來說，法家治國最好，不需要過多思考，按規定行事效率高，追究明確，只要不亂法，法能自我糾正，對於國君這類依賴度一般！

無為而治，講的不要過多幹涉，起到一個支撐讓其自由生長，效率一般，高度自制！

儒家治國，繁文縟節過多，爭吵不休，天下大同理念過於超前，在自我提升後，卻又難以獲得認同感，各自學術理念不認同，對與國君的選擇太過於依賴，效率水平比無為高，就是內耗大，對於國君依賴性太強！

到底那種好，大家自己想了！

漢武帝宣佈“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但咱們別真的以為他是以儒治國。事實上，當大一統王朝框架建立後，中國封建時代有且只有一種治國方式：透過律法體系、進行系統性的管理，也就是法治。

而所謂的獨尊儒術，實際上不過是“陽儒陰法”——一種調劑、糾偏和安撫手段，類似於給一個堅硬的物件裹上柔軟的包裝，本質上不會有絲毫改變。

至於許多人推崇的無為而治，則帶有明顯的“無奈”性質，除了休養生息時期不得已而為之，更多時候只是存在於人們的理想、憧憬之中。

想要弄明白漢朝到底是依法治國還是以儒治國，可以參看《漢書·刑法志》。透過它，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從上古直至西漢末期，中國古代的律法是如何逐漸由簡至繁、成為維繫政權執行的基本支柱。

但古代社會逐步走向法治，其實並不是某些人刻意為之，而是歷史的自然選擇，就像咱們中學課本講的那樣：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道家提倡的無為而治的極端境界：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也許僅存在於原始社會，但這並不是那時的人們淳樸無私，只是生產水平有限、交通能力不足造成的。

在物質極端匱乏的時代，人們頂多只能以小規模的部族為單位勉強生存；每個人竭盡全力，尚且難以對抗殘酷的大自然，至於違法犯罪、階級剝削，以及各部落之間的聯絡，既沒有條件、也沒有必要，那時的人類社會，自然是不需要什麼法規的。

在近似於傳說的三皇五帝時期，是以德治國的典範。但在實際上，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各部落的擴張、吞併、融合逐漸成為常態，所以才有堯舜流放共工、放逐歡、驅逐三苗、誅殺鯀等標誌性事件，也就是透過暴力手段促使人們歸順於自己的麾下。

至於以禮教治國的周朝，同樣離不開系統的律法，所有的軍制、稅賦、戶籍管理、分封體系，都在這一時期得到系統的建立、完備；所謂的禮教，是建立在等級分明、尊卑有序的基礎之上，任何僭越都會遭到嚴懲，這本質上就是法治。

春秋戰國時期，更是出現了誰推行法治、誰強大的規律。

“周道衰，法度墮，至齊桓公任用管仲，而國富民安”，齊桓公成為春秋首霸，靠的是管仲；而而管仲成功的撒手鐧，就是涉及到各個領域的改革。他被後世視為法家先驅，充分證明了法治的強大威力。

後來的晉文公，同樣依靠類似的做法獲得成功。

到了戰國階段，魏國李悝編制《法經》，實行新稅法；吳起以獎懲、紀律打造起魏武卒。在這些冰冷規章制度的驅使下，魏國一度稱雄戰國半個世紀。

接下來，吳起前往楚國主持變法，楚國強大；申不害變法，南韓在十幾年中免遭侵擾；而商鞅在秦國推行戰國時期最為徹底的法家變革，則造就了足以徹底終結貴族政治、開創大一統時代的秦帝國。

法治逐漸佔據社會管理的主角，是時代發展的客觀需求。不斷髮展的生產技術，為創造更多社會財富提供了可能，階級分化產生，剝削出現；交通條件的發達，為不同區域的交流、兼併提供了客觀條件。多種因素的作用下，社會組織的規模逐代快速增長；而要實現有效管理、調集資源與對手競爭，都需要日漸嚴密的法律制度來實現。

時代的車輪來到了秦朝。如何對遼闊的疆域實現直接管理，秦朝為後世提供了一個可行的樣板：變分封制為郡縣制、統一文字......一系列促進大一統的舉措，無疑是古代歷史的跨越性變革。而保證這些制度落實的，就是被後世詬病的嚴刑峻法。

而秦朝之所以二世而亡，原因並不在於法治本身。其一，統治者過於迷信法律的效力，甚至強化到凌駕於基本的人性之上；其二，個人的私慾主宰了法制，讓制度變成了個人的武器，法規失去了公正性。

所謂物極必反，秦朝的崩潰，導致狼煙遍地、兵禍橫行，基本的社會秩序蕩然無存，老百姓命如草芥、朝不保夕。在這種情況下，活下來成了最大的任務，秦朝設立的律法條文壓根沒人遵守。

因此，入關後的劉邦根據這一現實，釋出了一條簡單明瞭而又滿足人們最大需求的命令：“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這就是大名鼎鼎的“約法三章”，這也許是歷史上最粗暴直接的法律條文，但卻收到了奇效，飽受苛政壓迫的關中百姓對劉邦感恩戴德，成了他問鼎天下的堅實後盾。

漢朝正式建立後，劉邦的控制區域暴增，需要解決的問題也日趨繁雜，“約法三章”顯然跟不上現實的需求，於是相國蕭何便與時俱進，制訂了《漢律九章》。其中前六篇延續自秦律，往上溯源的話則起於戰國時期魏國李悝的《法經》；後三篇是適應新形勢新增的有關民事方面的規定。

接下來，孝惠帝、呂后、文帝、景帝四任統治者期間，漢朝的主要任務是休養生息、簡政養民，律法的變動極少；同時，基於鼓勵民間恢復生產力的考慮，歷任執政官員大多信奉黃老之道、拱手而治，出現了歷史上少見的“無為而治”階段。

然而，這並不代表法治的消失。經濟、民生方面的寬柔，並不耽誤踐行源自秦朝的嚴刑峻法。漢初法律仍舊嚴格，形形色色的肉刑讓人聞之色變，文帝時期有名的“緹縈救父”事件佐證了這一事實。

到了漢武帝即位後，數十年的文景之治，讓社會經濟得到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隨著國家及民間財富的暴增，社會關係日趨複雜；同時，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推行了涉及所有領域的改革，導致社會矛盾日益尖銳。

在這種大前提下，當初的法律體系已經不能滿足社會現實的需要，不能有效地管理和控制社會，甚至出現了“奸軌不勝”的局面。因此，漢武帝命令趙禹、張湯修訂法令。

最終，當時的漢朝律令增加到了三百五十九章，幾乎是漢初的40倍；其中，與死罪相關的條文多達四百零九條，具體罪名有一千八百八十二個之多......

一般而言，如果律法條文太過於繁雜，就會在具體律例的引用、解釋階段存在極大的操作空間。用今天的概念來說，就是自由量裁權過大，藉著法律之名徇私舞弊的情況日益嚴重。

我們要注意，以上情況，是漢武帝倡導“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後發生的。

一方面，那時的儒家六經與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家思想並不完全相同，充分摻雜道、法、陰陽等學派的思想；

另一方面，獨尊儒術，目的是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神化專制王權，借用傳統的宗法制，來緩解高度集中的政治與高度分散的小農經濟之間的矛盾，以倫理道德教化的方式來輔助處理社會問題。

因此，漢武帝時期的獨尊儒術、嚴刑峻法其實並不矛盾，它們是統治手段的兩個層面，前者是表、後者是裡，尊儒是為了緩衝刑罰的殘酷形象，給國家治理披上一層溫和的外衣。

當然了，這一時期的繁瑣法律條文、令人聞風色變的酷吏團體，也給西漢的政治帶來了不少弊病。漢宣帝在位期間，曾經設立了一個名為“廷平”的監督職位，但也只是治標而已；

隨後的漢元帝、漢成帝即位後，有感於積重難返的痼疾，先後下詔要求大幅修改律令，以安定百姓、穩定社會；但執行官員陽奉陰違、避重就輕，大多刪除一些無關痛癢、細枝末節加以應付；而在事實上卻越發惡化，漢成帝時期的死刑罪名已經達到了上千條，是漢武帝時期的兩倍之多。

綜上可見，即使在先後崇尚無為而治、獨尊儒術的西漢時期，封建大一統王朝的國家管理其實沒有任何爭議，只有簡單粗暴的一大核心思想：刑罰治國。劉邦“約法三章”，並非出於仁愛；文景無為而治，也並非源自信奉道家；漢武帝一邊獨尊儒術、一邊嚴刑峻法，當然不是精神分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王朝的律法也要適應具體的社會基礎，只能不斷地調整。當然了，在具體效果上，並非隨時令人滿意。

理解這個問題的關鍵，是全面認識儒家和法家的關係，一定不要完全對立起來。實際上，儒法同源。

從思想源流來說，儒家思想在前，法家在後，法家是脫胎於儒家，是在戰國中後期才開始活躍。

孔子去世後，他的學生子夏講學河西，就是魏國境內，名氣很大，教了三個最有名的學生，一個是魏文侯，一個是田子方，一個是李悝，李悝被稱作戰國變法之祖，對天下影響最大，他的變法思想從儒家純粹的思想模式轉為實用模式，核心是重視獎懲和軍功，具有濃烈的法家色彩。

李悝有一個學生，叫商鞅。商鞅把李悝的精華全學去了，並且他個性格刻薄少恩，雖然秦國受益極大，而商鞅卻遭車裂。這是法家第一個為變法而犧牲的大人物。所以，法家最早並不是一個學派，而是儒家分出來的關注解決現實問題，推崇變法的人。

再後來，子夏的再傳弟子中出了個大人物，即荀子，荀子給後世的形象是儒法通吃，亦通道家，是一個通儒。他又教出兩個學生，一個是韓非，一個是李斯，

韓非是真正意義上的法家，因為他形成了法家的理論體系。而李斯則是外法內儒，儒法兼通。焚書坑儒是李斯的主意，其實李斯坑的是阻止秦建立郡縣制的愚儒和一些江湖術士，而非是天下讀書人。因為儒生是那個時代讀書人的統稱。

劉邦立天下之後，他看到秦的問題，就是刻薄少恩，他廢了一部分秦制，又留了一部分來安天下。同時呢？他又讓博士叔孫通制禮，實際上是在政治層面，肯定了儒家的價值，文景時期儒家開始得志，大儒雲集。但是，由於竇太后迷於道家，景帝和武帝前期不敢大力推廣。

因此，在漢初便形成了，儒道法並存的局面，各家都有一席之地。竇太后去世後，漢武帝採取董仲舒意見，“罷黷百家，獨尊儒術”。但是，大家一定要記得，這個儒術，本質就是儒法結合，儒講道，法講術，當然，還雜糅了道家與陰陽家的東西。

講到這裡，大家應該明白了。秦講法家，但是，亦有儒家，漢講儒家，亦含法家。

治理天下，無非就是“以法安身，以儒安心”，別無他法。

無論是採取法家的思想治國，還是採取道家或儒家的思想治國，目的都是為了強國安邦。只是，政治手段從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的，它總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三皇治世，五帝分倫″，三皇五帝治理國家的辦法也不盡相同。夏、商、週三代也不是因循而治，都會根據時代的變化調整其統治策略的。

一、大秦為何崇尚法家？

由於秦人僻居西部，所以在經濟和文化上都比東方落後，唯一的優勢就是民風樸素而又彪悍。

最初，秦穆公用百里奚和蹇叔治國，使用的還不是法家那一套。

可是幾經波折，幾經內亂，秦國總是徘徊在忽而強盛，忽而衰落的怪圈出不來。

到了秦孝公上臺的時候，秦國已經非常虛弱了。

這時的秦國不僅被山東六國視為異類，更被魏國奪去了河西之地！

秦孝公決心洗雪恥辱，於是便從國外招攬人才。

衛華人商鞅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來到秦國的。

商鞅用帝道和王道遊說秦孝公，秦孝公認為迂腐不可用，因為他等不了那麼久！

商鞅改用霸道遊說，符合秦孝公的心意，於是就有了商鞅變法。

商鞅變法的特色是:改變了秦人的生產、生活方式，用獎勵耕織和軍功晉爵的辦法，激發了秦人的奮鬥精神！使之勇於公戰而怯於私鬥，不僅心甘情願地接受嚴刑峻法的統治，而且還爆發出了驚人的戰鬥力。

於是，足糧又足兵的秦國就走向了強大之路，直到秦始皇鯨吞六國一統天下。

但是，到了這個時候，偏重依賴法家思想治國的弊端顯現出來了！

六國畢竟不是秦國，他們接受不了秦國的嚴刑峻法。琴絃繃得太緊就會斷，統治策略缺乏彈性也會難以為繼。結果，始皇帝剛剛去世，天下就亂了。三年後，秦朝就亡了。

二、漢初為何崇尚道家？

漢初崇尚道家，正是汲取了“秦朝過剛而折″的慘痛教訓。

在天下瘡痍未復，百姓剛剛安定下來，社會經濟凋敝，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的情況下，漢初統治者不得不採取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使百姓得以休養生息。

其實，古代農耕社會的復原力是很強的。

只要官府不朝令夕改，不生事，少擾民，老百姓自然會一門心思努力發展生產的。

這也是曹參什麼也不幹，卻還受到了老百姓的好評的原因。

“無為而治”當然不是什麼也不幹，如果什麼也不幹，不就成了“無政府主義”了嘛！

無為而治的特點是“無為無不為”，抓住問題的要害和關鍵點，使社會在一個可控範圍內執行！

無為而治是西漢初年特殊時期的特殊產物，為促進漢初的社會發展和經濟恢復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經過漢初七十年的治理，到了漢景帝時代呈現出了糧食滿倉、銅錢滿庫的可喜局面。

儘管這樣的富裕不可能普及到每個人，但卻說明漢朝確實富強起來了。

而這正是漢景帝得以平定“七國之亂”的基礎。

三、漢武帝為何獨尊儒術？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終於到了漢武帝執政的時代了。

漢武帝是個有宏偉藍圖的人，他需要的不再是無為而治了，而是要有所作為！

有賴於漢初七十年的經營，為漢武帝實現夢想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但要想有為而治，光是有錢還不夠。

因為，說到底政治是一種統治人的藝術，而人的思想是很複雜的。所以，要想有為而治，就必須先得統一思想！

其實這事兒秦始皇也幹過，卻沒有成功。

於是，漢武帝就採納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意見，啟用了一批儒家子弟做官。

榜樣的作用是無窮的，正所謂"學而優則仕″，讀書人十年寒窗苦讀，不就為了求個一官半職光宗耀祖麼？

既然朝廷推崇儒家，那麼他們自然也會“傍大款″的了。

於是，從漢武帝時代起，儒家學說就成了以後2000餘年封建王朝的主流思想，成了捍衛封建統治的柱石！

一張一弛是文武之道。

秦國因“張″的過久而崩潰，漢初的"無為而治″又顯得過“馳″。

因此，到了漢武帝時代，就開始用儒家學說(實為"外儒內法″)治理國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