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大的可能是被統治階級利用或曲解變為傀儡，作為鞏固統治、管(yu)理(mei)國民的利器。漢武帝時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這時離夫子去世已過多年，對其思想的解讀是否準確？還是為了管(yu)理(mei)國民，統治階級對其思想另有曲解？有心人可以查一下(wen  ge )時期對待孔子的態度，以及當時發表的相關作品，如漫畫《孔老二罪惡的一生》，再對比一下現在滿世界建孔子學院的繁榮景象。只能說不同歷史時期，統治階級會對其觀點有不同的利用跟解讀。

百家爭鳴之前，是很好的時代。人心所向，大道嚮往。

因為政治上的失敗，許多人都在混亂之中以新的方式演繹出來，我們可以說是‘和而不同’。

當然每個人的價值都無法抹去，就像是發射訊號時我們需要一座又一座的訊號塔，而我們的大腦中可以存在無數腦電波。沒有那個時代的偉人的推動，或許任何一個時刻都可以失敗。而那個時代無論是誰，他的處境都不可能好到哪兒去。

從秦始皇時代的焚書坑儒到漢武帝時代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學說和學子已經成為了統治者治國的一種工具，再也不是一種對帝王思想的引導

治國環境的改變以及治國思想的改變，導致了再也無法出現 百家齊放的景象

自古到今天為止，從無人能夠解析此類問題，為什麼呢？

這裡面肯定非常重要的原因，令到後世朝代有什麼『事實』，區別於春秋戰國時代的特性？

其一，那就是因為『土壤』缺失之故，後世任何朝代都沒有，一個春秋戰國時代的特殊『土壤』，兩儀血緣關係統治下的『封建制度』，可以輪流坐莊做王者的局面也。

其二，百花齊放最根本的原因，還是由於『周易』的徹底誕生出來，用於朝政治理天下為公的格局。令到下野一方水土不服，而又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規避這個文化源頭的『周易』；反而負面情緒穩定下來後，終於覺醒朝政天下為公的治理，根本離不開文化內涵範疇的因素。

以上推理是有個不為人知道的大前提：前朝殷室的朝政治理天下，乃基本沒有什麼文化內涵水平的格局；甚至乎，後殷有種信仰不同之名，曾經極力反抗周易文化的統治。

這就是春秋戰國時代『百花齊放』的土壤基礎，後世朝代哪有如此這般的條件基礎？

換句話說，『百花齊放』等於逼出來的文化內涵也不為過。

這就是統一之前和統一之後的模式。不是說出不了，而是被統一大勢所淹沒。無所謂好壞，只要社會穩定了，人們生活安康了有時間去探索了。爭鳴自現。

春秋戰國，人效能得到充分發揮，在這不行我可以上那，總之流水則清。後來秦統一六國，中央集權。各種思潮得到抑制。死水則濁，後來的統治者都鎮壓不同政諫者，為我獨尊。有不同聲音，和自我見解的，只要和中央步調不同，只有死路一條。

宋明儒和道教發展就是全球文明運動的東方諸子百家。文藝復興之後到德國古典哲學就是全球文明運動的西方諸子百家。東西方這兩部分諸子百家合起來是全球文明運動的百家爭鳴。比春秋戰國時範圍大。所以，尋常人不知道，或看不到這兩者之間的近代性文明的一體性和本質關係。

文明在運動在發展，一樣的或多數人很容易辨認的百家爭鳴是不能簡單重複的。這就象一株大樹，第一次開花結果的燦爛與豐碩的新鮮感是不可重複的，但是，以後的開花結果實際上在原來的枝條上長新枝發新葉結新果。所以，中華在春秋戰國以後，實際上文化在不斷展開。如漢朝後期發展了道教，佛教傳入中國。這意味著東方中國和印度文化在文流，中華在吸收消化印度文化，而有資料也說印度也從中國傳入了道教修煉，學習了中國數學、造紙術等。魏晉南北朝中國開始出現玄學，這是中國文化內部道儒的交融。其間，道教也初步發展成熟。佛教在譯介傳播。而科技方面，有劉徽、祖沖之數學發展，地理有裴秀的製圖六體、酈道元的《水經注》，農學則從漢代《氾勝之書》發展到《齊民要術》成書，鍊鋼技術從漢代炒鋼發展出綦毋懷文灌鋼法。

到唐朝，道教外丹達發展頂峰，向內丹轉變，呂洞賓開一代宗風，對宋元明道教有重大影響。而佛教中國化也於唐朝基本完成，禪宗六祖慧能一花開五葉，影響深遠。唐朝科技方面，則有三元方程，曲轅犁，孫思邈《千金方》，雕版印刷。到唐末，儒家對道教、佛教的仙佛文化氛圍從文化上開始作出反應，韓愈、李翱倡儒家原道復性，這個文化思想的後繼展開就是宋明儒學，宋元明道教與宋明儒學，我們就要說這個七百年左右的文化發展是全球文明運動的東方百家爭鳴了。為什麼呢？我們看一下歷史大邏輯。

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在歷史上是什麼歷史次第下發生的？就是在夏商周這三個朝代序中____也是三時代序列中的最後一個朝代前期萌生時代基本文化因素，後期發生文化思想的大爆發。老子說三生萬物，或者說一個季節是三個月，第三個月向下一個季節過度了，所以第三朝代或第三個時代發生向下一個大時代過度的社會鉅變和文化爭鳴。

春秋戰國既是周朝的後期，也是夏商周三個朝代的結束，也是新時代的開始。所以，其間諸子百家爭鳴的文化也有時代承前啟後性質，百家爭鳴是周文化王官之學的裂變，也是應時代的發華。所以，春秋戰國在劃分時代上也可以與秦漢劃分在一起，構成分合一體，文化裂變、帝國統一一體。

那春秋戰國以後有幾個這樣的分合？到明末正好是三個。就是春秋戰國到秦漢，三國魏晉到隋唐，五代遼宋夏金到元明。這中間統一形態是一前一後、一短一長，前與短的秦、隋、元三朝是時代的過渡，後與長的漢、唐、明三朝是時代的文明正脈。我們可簡化對比，就是夏商周_漢唐明。就是周與宋明時代相對應。那麼，夏與秦漢尤其是漢對應，是新時代的體制形成。商與隋唐尤其是唐對應，是這個大時代體制的發展，又商文化崇拜鬼神比較嚴重，而唐文化雖然仍是用儒學科考，但時代比較崇仙佛，這種文化也可類。自然，周與宋元明尤其是明相對應。周產生文王、周公敬徳保民的人文思想，宋元明就產生“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思想，產生“敬天愛民”的思想，則宋元明就是產生儒家新人文主義的時代，為社會向下一個社會形態過渡而準備新文化。

那麼，宋元明時代道教、儒家等尤其儒家構成諸子百家嗎？可以說比春秋戰國時代豐富多彩著作宏豐，唯精粹未必可與春秋戰國比。春秋戰國據說當時有上百家學說，但是，後來總結也就是九流十家，為道家、儒家、墨家、法家、陰陽家、名家、縱橫家、農家、雜家、小說家，未知為何不列舉兵家、醫家。

宋明時代道教、儒家，尤其是儒家分出很多學派出來。

不過，我們在說儒家之前還是應該瞭解一下道家、道教。唐代道家經典受到皇家尊崇，道德經、莊子、列子、文子分別被尊為《道德真經》、《南華真經》、《沖虛真經》、《通玄真經》。道教內丹修煉也有了重要發展，出現成玄英、李荃、司馬承禎、杜光庭、呂洞賓等重要人物。

但是，道教繁榮，分派眾多的時代在宋元明，形成正一道、全真道南北大格局。正一派，又稱正一教，是元代以後上清派、靈寶派、天師派、淨明派等符籙道派之總稱。正一派道士，以崇拜神仙，畫符唸咒，降妖驅鬼，祈福禳災為主。正一派有四大宗壇：江西龍虎山萬法宗壇、樟樹閣皂山靈寶宗壇、南昌逍遙山淨明宗壇、江蘇茅山上清宗壇。

道教全真派以內丹修煉為主，宋元時發展出北派、南派、中派，明代又出現東派，清代則有西派。全真道創道者王重道有七大弟子：馬鈺（號丹陽），譚處端（號長真），劉處玄（號長生），丘處機（號長春），王處一（號玉陽），郝大通（號廣寧），孫不二（號清靜），在王重陽仙化後分別開創遇仙派、南無派、隨山派、龍門派、崙山派、華山派、清靜派等七大派。

有人認為宋元時代道教已是高峰，大概也是以王重陽和七大弟子為主要標誌的。但明朝道教還有重要發展，除東派在明代有發展外，還有就是大名鼎鼎的張三丰。有學者認為張三丰是丹道修煉的集大成者。張三丰主張“福自我求，命自我造”。張三丰所創的道脈分枝彼繁，有王屋山邋遢派、三豐自然派、三豐派、三豐正宗自然派、日新派、蓬萊派、檀塔派、隱仙派、武當丹派、猶龍派等至少十七支。清代大儒朱仕豐評價張三丰說:“古今練道者無數，而得天地之造化者，張三丰也。”

諸子百家是周朝王官之學在春秋戰國應時代開出新枝葉，就象樹木長新枝開新葉一樣。那麼，後代文化再長新枝開新葉當然在老枝上長，所以說，道教分出這麼多宗派出來，不就是春秋戰國到漢代的道家、道教發展到宋元明時代開出眾多新枝新葉而文化燦爛嗎？而宋元明道教分派眾多地域廣泛，也顯然比春秋戰國道家與方仙枝繁葉茂。當然，宋元明這個時代儒學是時代人文主義代表。但是，我們必須瞭解一下道家、道教的後世展開，因為它是中國文化的重要背景，又是對生命本真的重要探索，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大系，也是世界文化不可多得的可貴資源，尤其內丹。沒有道家、道教文化，人類對生命就缺乏重要的深層認知，對養生健康知識的瞭解也缺少深度。所以，說儒家宋元明開派之前要了解一下道家道教在這個時代的發展。

近代的重要特徵是文化的人文性。儒家當然是宋元明時代有人文精神的時代主導文化，是舊體中萌發新人文主義文化，為新時代奠基，推動社會向新時代轉變。從文化發展的特徵說，新儒家也極類似春秋戰國諸子文化。第一個特徵就是這個文化出現在第三時代，如上所述。第二個特徵就是春秋戰國諸子百家從王官之學應時代開出來，而新儒學從漢代以後的官學儒學中應時代開出來。第三個特徵就是雖為官學，但卻新生於民間士人，春秋戰國諸子百家都有民間士人自由講學開立學派的性質，而宋儒承唐末道統論和書院學脈，而於宋明時代建立地域性學統，從而形成儒家這一漢代以後文化主幹開出來的文化新枝，形成宋明儒家諸子爭鳴。對於宋明儒學也有前人論述過其重要性，如民國有學者胡適說宋代新儒學是中國的第二次文藝復興，還有學者如陳寅恪說:“中國自秦以後，迄於今日，其思想之演變歷程，至繁至久。要之，只為一大事因緣，即新儒學之產生，及其傳衍而已”。不過，對於新儒學的近代意義，應該是沒人充分論述的。而與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的時代序列可類性就沒有前人注意到了，好似也沒有人說宋明儒學統學派是全球文明運動的東方諸子爭鳴。這就是對宋元明時代文化與元明的文明擴散的全球意義注意不夠，理解不到位。

但實際上無論從展開的時間長度，還是學派分佈的廣闊，傳播的廣泛，以及對文明發展的影響，可以說宋明諸子與先秦諸子都是可以類比的。從時間長度說，先秦諸子從老子、孔子時代開始，到戰國基本結束了，三百多年，把漢初道家與儒家的競爭到尊儒也算上也只四百年左右吧。那麼，新儒學從陳摶到周敦頤為起始，到南宋為止已經有三百年左右了。可是，明代雖尊理學，新儒學卻並沒有結束，到明代中期又發展出心學高峰，之後又有實學。到明末實學已經是近七百年左右。如果把清代經學算上，那就更長了。不過，個人以為到明末清初實學思潮，整個新儒學真正的爭鳴算結束了，七百年！

宋明儒不僅展開時間長，學派分佈也更廣泛。從北宋宋初三先生和周敦頤濂學開始，到慶曆以後已經是“學統”四起，影響較大的區域性學統有，齊魯學統，孫復為代表；濂溪學統，周敦頤為代表，周是湖南人，並在湖南講學，又稱湖湘學統；蜀學學統，三蘇為代表；關中學統，張載為代表；洛學學統，二程為代表；浙學學統，胡瑗為代表，等等。到南宋，還有閩學學統，就是大名鼎鼎的朱熹為代表的學統；象山學統，就是陸九淵心學學統；浙江學統，金華學派經世致用，永嘉學派、永康學派，陳亮、葉適為代表，事功學派。應該還可以再加上王安石新學，司馬光朔學。

明代初理學成為主導，明朝中期陽明心學大成，影響之大，以至於又開出七個分派。他們是:江右學派，代表人物聶豹、徐階，係指明代中後期江西一帶的王門後學。 南中王門學派，廣佈於“南方”的王守仁門人的一派。代表人物有戚賢、朱得之等。 粵閩王門學派，代表人物有方獻夫、薛侃等。方獻夫，字叔實，號西樵，少年中進士，官為吏部主事，遷員外郎。拜王守仁為師，為王門嶺南弟子的第一人。 北方王門學派，是明代陽明心學“王門七派”之一，以洛陽王學為北方王門的主力軍。此派學者在學宗陽明的基礎上多有發明，為陽明心學北移做出了巨大貢獻，一時蔚為北方大宗。

楚中王門學派，湖南一方的王守仁門人學派。代表人物有蔣信、冀元亨。 浙中王門學派，代表人物有錢德洪、王畿。 泰州學派，創始人是中國明代學者王艮，屬於陽明學派的分支，被稱為“左派王學”。其學說的特點是簡單易行，易於啟發市井小民、販夫走卒，極具平民色彩，故流傳甚遠。 異端分子李贄，李贄（1527—1602）明代思想家、文學家、史學家，原姓林，名載贄。

心學之後實學興盛，實體達用，形上向形下發展，理論和天道性命向實用發展。實學從體方面論有實理實學、實心實用、實氣實學等，從用方面說有經世實學、實測實學、考據實學、啟蒙實學，等。學派有東林學派、顏李學派、梨洲學派，等。其中實測實學包含了匯通東西方科技的思想和實踐。它既包括中國傳統的古典科學，也包括從西歐輸入的西方近代科學；既包括天文、曆法、數學、音律，又包括地理、農業、水利、生物及各種技藝等多種學科。從事探索自然奧秘的各種科學研究，歸根到底，是為經世實學服務的，是經世致用的一種重要手段。經世實學、科技實學、啟蒙實學是儒家的外王，實際上把以中華文化為主的近代性文化的實用的學問初步展開了，為近代變革東西方匯通打下基礎。所以，到新文化運動時提出科學、民主口號實際上應上承明末實學。

在新儒學人文文化學風影響下，新儒諸子爭鳴的同時，也有其它學問得到發展。如邵雍先天學，以及與象數有關的其它門類。如兵學，宋代有武經總要，明朝有百戰奇略，有武備志，有紀效新書、練兵實紀，等。這兩類可與先秦陰陽家和兵家相比較。

更重要的是，宋明時代科技明顯比春秋戰國諸子時代發展得門類眾多，分科細緻。我們能想起來的先秦自然科學與技術大體是天文、數學、醫學，以及墨家《墨經》中的力學、光學、幾何等，先秦有農家，但農學著作最早是漢代的《汜勝之書》。

但宋明時代，不僅數學發展水平高，有大數學家秦九韶、李冶、楊輝、朱世傑、程大位、王文素等；醫學分科開派，有金元四大家；天文歷算有楊忠輔、郭守敬。農學發展更成熟，宋代有陳旉《農書》，明朝有《農政全書》。

而且，宋明時代出現了新科技現象和門類，如綜合性科技著作《夢溪筆談》，如新的研究科目，法醫《洗冤集錄》，如百工門類遠多於《考工記》的《天工開物》，如軍事著作出現專論兵器製造的論述和火器專著，如建築學專著《營造法式》，如出現園藝著作《園冶》，如聲律有朱載堉十二平均律，等。

且隨著元明文明擴張，大明陳誠、鄭和等出使範圍的擴大，開闊視野的新地理和域外見聞著述出現了；與海洋物產有關的科學著作出現了；與海洋軍事活動有關的著作也出現了。

戰國有雜家，有以道家、儒家為主的融合性思想。明末清初也有了王夫之這樣的綜合性大思想家。

春秋戰國有小說家，但並不是後代的小說，而是雜記民間古事的學派。宋代有了話本，到明代小說成為時代代表性文學樣式。

只是名家、縱橫家未在這個時代有新發展。但是，顯然新儒學開出的學派和科技形成的新貌使宋明時代的百家爭鳴是名副其實的，也是有新時代文化意義的。

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的文化，直接影響是秦漢帝國，長遠影響是以後兩千年政治和文明，也為中華文化奠基。雖然宋明文化的百家爭鳴與春秋戰國的文化奠基意義不可比。但對中華元明的帝國化擴張與東方文明擴散是有重要文化意義的，對東方日韓的影響是有重要意義的，對中華走向近代是有基礎性意義的，而元明的擴張與明清東方文化西傳對西方的近代發展也是有重要意義的。所以，宋明時代以新儒學開枝散葉為主的文化爭鳴是春秋戰國諸子百家後中國最重要的文化發展。

十幾個兄弟分家單獨過活，有意見後就互相咬，之後就出現百家爭鳴。最後出現一個老大把所有兄弟降伏，納入一個大家庭一個人說了算，這就是家長制，意見統一何來爭鳴？

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實則深奧，非專家不能說透。我作為一個普通打工者專業知識有限，恐不能做出準確答覆，只能簡單說兩句。

戰國時代，社會動盪不安，封國之間相互戰爭不斷，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食不果腹，朝不保夕，日子過得相當悽慘。有志之士為天下蒼生，憂心忡忡，紛紛對社會朝何方向發展，提出自己主張。一時間，各種思潮紛紛湧現，道家，儒家，墨家，兵家，名家，法家，百家爭鳴，真可謂百花齊放，此時也是我國曆史上思想最活躍的時期。當然，各諸侯國也是根據自己國情各取所需，各自都多少從中受益。此時所產生的各種思潮，對中華民族民族性格的形成奠定了堅實基礎，對後世歷代影響深遠，至今還廣為採納。

秦朝統一六國，建立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度，為統一思想，鞏固統治，決定對除法家以外的各家進行禁止，於是就有了“焚書坑儒”，此時天下之大，只有兵家獨大。

漢朝時，天下已定，民心思安，漢武帝對百家通盤考慮，決定採用董仲舒的獨尊儒術的策略，也是因為儒家的民本思想，和“入世“思想，最有利於統治。

自漢朝以後，以儒家思想為藍本的封建制度日趨完善，歷代只需要在此基礎上加以修補完善，就可確保政令暢通，政權穩定，當然不需另起爐灶了。

宋明以來，統治者在儒家學說基礎上更完善了理學制度，從此封建制度在中國最終定型，超越儒家以外的各種思潮包括西方的科技想要取代之，就更加絕無可能了！

一旦統治者以”全知全能的唯一救世主””全國所有人的教師”自居，強制全社會向他（她）看齊，這時，百家爭鳴的火焰必然熄滅。

一言以蔽之，因為皇權逐漸強大直至清朝，達到鼎盛。為什麼這樣就無法百家爭鳴了？因為儒家文化就是讓皇權一家獨大的，它講究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一個人都得按照相應的位置去活，不能越雷池，不能犯上。這樣國家才能強大，民族才能富強，而其他思想，比如像是法家，它強調的是制度，祖宗不足法，天命不足畏，那請問什麼才是有用的？天子犯法也沒有情面，這對於皇權來說就是威脅，肯定不能用。再比如說道家，無為而治，天下不需要統治，讓它自然而然地發展就好，就會國富民安、天下太平，這明顯也不利於皇權的統治嘛，肯定也得拿掉，在宋朝以前，的確每段時期都有過不同的思想，但當皇權獨大到極致的時候，從哪方面來說，也得只尊崇儒家思想了，主流位置就沒有其他“百家”的生存空間了

春秋戰國諸侯爭霸對搞學術的諸子百家來說，就像一件商品擁有很多個零碎的市場。一家學說就是一件商品，燕國銷售不出去，那就跑秦國試試，秦國不行那就再到齊國試試，接連有說幾個國家都沒有君王買賬，沒想到楚王腦子一熱，聽進去了，不僅接見了，還好吃好喝供養著，撥錢撥人讓你去實踐你的想法。

戰國諸雄的君王，從小就在殺伐戰亂中長大，自己不立志強國，就會被鄰國吞併或欺負。這些君王們都對求賢若渴。不僅要有武力支撐，還要有知識有文化有計謀，謀士對君王和諸侯倆說非常重要。於是，只要有點學問的，只要口才能說動君王諸侯的，都可能被招致麾下，即使發揮不了大的作用，但萬一緊急時刻用上了呢？

這種社會局勢，就讓靠嘴吃飯，靠腦子吃飯的人有了生存的空間。這群人有了生活保證，就可以專心構建各種各樣的理論和主張。哪天靈感突現，有了一個富民強國的主張，先先給供養自己的主公，主公能採納最好。主公不理解，那就只能錯失我這個人才。我也只能遊歷他國，尋找我的伯樂，一展我匡扶天下的宏圖大志。畢竟，中華大地上那麼多的國家，總有一個國家的君王諸侯會發現這顆閃閃發光的金子的。

於是，各種金子，銀子，銅板在春秋戰國時代的各個國家之前穿梭，閃光的金子真的就留了下來，還有更大一批不是金子的假冒偽劣，就被歷史淹埋。

後世為啥很難再出現百家爭鳴的狀況？因為已經不再像春秋戰國時代那樣一張白紙，無論強弱，總有一派學說會佔據優勢。於是，人們的思想就被侷限在一個學術裡了。

漢武大帝時期已經有意確立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立國思想，戰國以來的大一統的社會發展環境也不允許諸子百家思想遍地開花。秦始皇焚書坑方士，就是為了加強大一統趨勢，鉗制那些非議大一統政治制度的思想發展，不然社會思想混亂，國家政治就不穩定，可惜秦朝時間太短，沒來得及徹底實現就滅亡了，繼起的漢朝一直飽受內外戰亂困擾，不得已實行黃老之術，在國家足夠強大後，漢武大帝根據時勢加強思想控制，為君權神授找尋藉口，以獨尊儒家否定諸子，企圖達到控制社會文化的目的，其後歷代都秉承加強君權的初衷，極力倡導儒教，其他各家一直缺乏政治發展環境，久之也就淪為隱學，不見於時政！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就採取了"焚書坑儒"的打壓政策。為的是便於統一思想，有助於帝王的統治。從那以後帝王都搞愚民政策，讓百姓少讀書，少思想，一心臣服於統治階級，所以兩千多年來就出現不了百家爭鳴的局面。這唯一的好處就是維繫了大中華的統一。

百家爭鳴的時代，我們可以稱之為元典時代或者軸心時代（Axial Age ），這一時期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其所出現的宗教，哲學都有了很大的發展，並對後世影響深遠。百家爭鳴

百家爭鳴所出現的社會大背景是封建社會向傳統社會過渡的時代，政治經濟領域發生深刻變化，針對社會大變革湧現了持不通政治主張的思想派別。其中最著名的有儒、墨、道、法、名、兵、陰陽等家。孔子像老子像韓非子像

雖然各家學說各有側重，但都針對當時社會問題，應對當時社會變革，不得不多說一句如今中華文明相容幷包，其根源便來自於春秋，各家學說各有側重又相互學習，各自補充。

到了後世雖有亂世，思想依舊活躍，如魏晉南北朝的道教系統化，佛教和反佛鬥爭激烈，佛儒道三教開始出現合流，以及建安文學等，卻難以再現百家爭鳴的景象是一是因為傳統社會經過秦漢的沉澱已基本定型，沒有出現太大的社會轉型，二是社會過於混亂黑暗，佛道的盛行，思想方面更側重於消極避世，而不是尋求解決現實的政治主張。五代十國亦然，文化領域成就頗高，思想方面的建樹寥寥。

謝謝邀請。此問不太妥。首先所謂百家是一個統稱，並非真正的100家。根據漢書藝文志的記載，主要是九流十家。但是後期不同學術流派的爭鳴一直存在，並非所謂的不再出現。比如魏晉時期玄學之間的論辯;唐朝時期的三教論議。民國諸子之間的學術爭議，一直到今天的中西文化之爭。當然可以認為春秋時期的先秦諸子是後期論辯的源頭，但不能否定，從漢朝以來，中國歷史上諸多學術思想流派以及之間的融通與衝突一直存在。

簡單來說，百家爭鳴只會出現在社會大變革的轉型期內，因為舊制度已經疲軟，新制度還沒成型，所以才會有那麼多思想家去思考“中國應向何處去”這樣的問題。中國歷史上比較大的社會轉型，一是商周之變，二是周秦之變，三是清末至新中國成立。商周之變沒有太多歷史記載，周秦之變就是春秋戰國諸子百家，這是從奴隸分封制向集權帝制轉化的時期，幾百年的各種“試驗”，最終造就了秦帝國。清末也是如此，頑固派、洋務派、維新派、革命派此起彼伏

百家爭鳴的局面，需要深厚的文化基礎和政治共識。

春秋戰國時代，雖然周天子對諸侯國的控制能力極大的衰弱了，但中原文化的強大向心力卻愈發光明，不管諸子哪家，都是以中原文化為核心、載體來倡導自己的學說的。

這種對中原文化的信賴和熟練，是百家爭鳴的文化基礎。

同時，在周朝的政治制度不足以提供各諸侯國共同富裕/抵禦外侵的安全時，諸子百家的主張裡，也幾乎全部包含自強、自立的宗旨，無論是提供君侯麼稱霸還是提供百姓們更多在亂世裡富足的方法，最終都是要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這種基於共同文化自信上的共同追求，是之前說的政治共識。

這就提供了當時各種人才可以在各國之間無障礙的流動，使得百家學說可以興盛壯大，百家主張都能在各地有或多或少的實踐機會。

這一點和文藝復興後、工業革命前的歐洲很相似——各國發展水平有差異，但對基督教文化/文明的內容有高度的共識，對藉助先進技術和先進理論/模式發展有共同的追求。

最關鍵的，是人才可以在各國之間的自由的流動，沒有自己的學術被母國之外的國家重視就算叛國的文化負擔，也沒有某人的能力被外國利用就是背叛的社會觀念束縛。

所以，以現代哲學為開端的現代社會科學理論，在歐洲的繁盛，可以看作是類似東方百家爭鳴局面的再次出現，因為它們有共同的社會基礎、文化共識，和近乎同樣的實踐效果。

這種局面往往不會在同一地方再次出現。

因為隨著各地區之間經濟、文化競爭的加劇，限制人才流動是最容易做到的事，而且從文化上建立人才壟斷的籬笆（如才不為國用即為叛國）是阻止異端文化、與主旋律不融的意識能成熟、壯大的最好辦法。

一個地區只能有一種強大的主旋律（如獨尊儒術）文化，所有人從思想意識上都只願為國效力而不是為全人類貢獻，那麼文明就從人才意識上實現了資源壟斷。

當這樣做的地區多了，競爭就會在君王圈的掌控下輪迴，百家爭鳴的變異式創新就再難有產生、發展、完善的機會了，更不用說得到驗證的場合環境。

幻想中華文明再出現百家爭鳴那種局面是不現實的（清末民初是最接近的時段，但勝出的模式無論紅白都是西方的理論）。

只有尊重現實、同時認真理解能促進創新式思維模式產生、發展、成熟的條件，才能更好的面對和善用能讓中國夢加速來到的各種新思維、新理論。

統一就只有衰敗，沒有競爭就沒有進步。看看戰國時代，我們玩連橫合縱時候西方還沒開化呢，百家爭鳴而不是一家儒家獨大，光一個趙國就把匈奴打殘了，統一後沒有了競爭就沒有了發展，只是對外的屈辱史。大清就更垃圾了，好歹大明對外通商開啟國門，鄭和下西洋通商貿易，再看看大清幹了些什麼？怕國民智商提高，閉關鎖國，這樣就不會學西方先進思想搞工業革命了，大清自己也不想學西方先進蒸汽技術，結果呢？？大有個屁用，只會毀了華夏，看看西方2000年來一直多個國家，有競爭才有發展。當然了，我們偉大祖國除外，只有統一才能當世界第一，噓噓。

其實在春秋戰國時期我們就已經是言論自由的國家了！只是諸侯紛爭，形不成大一統國家，漢武帝雄才大略參透癥結，獨尊儒術，形成統一思想，雖說愚民，但也維持了幾千年封建王朝。儒家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