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和張居正的改革，是維護封建統治者的利益，他們都是朝廷官員，實際上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的改革並沒有改變社會現狀，反而讓封建統治集團更加集中化。

孔子的儒家思想和王陽明的心學所服務的不光是封建統治集團，還包括民間的人士。孔子的儒家思想影響了中國幾千年。而王守仁的心學，對於明朝後期的思想啟蒙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所以他們兩個對於社會現狀的改變，作用更大一些。

道、法、術、權是儒家思想對於社會貢獻的分類。儒家認為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都是道的級別--換商業模式的說法是，做標準、做品牌、做產品（比三不朽 感覺瞬間逼格大降啊）。商鞅、張居正變法在國家而言富國強兵，在文明而言，在怎麼變也只是法的範疇。“法”相對於“道”始終都是低端一些的。然後，科技屬於更低端的“術”……這麼一看，越是實用的越輕視，儒家的傳統觀念有些頭重腳輕了啊！

思想千年不朽，影響一代代人。

權力百年更替，盛極自然衰極。

二者的基礎不同。

教育的偉大在於，能讓多數人進步。

權力的運作，永遠是一部分人獲利。

故孔學歷代都能復興，只因有用於大眾。

權力則往往人亡政息，人去政空。

破壞容易建設難，無論在什麼時代、什麼領域皆是如此。

君不見，秦始皇阿房宮，耗費無數，卻被項羽毀於一旦；

君不見，圓明園富麗堂皇，被八國聯軍洗劫一空；

君不見，考古國寶金縷衣，被無知小兒衝入馬桶，就此消失；

…………

現實中肉眼可見的物質尚且如此，更何況於無法覺知、不可捉摸的人心？

儒家之種種學說，均建立於承認、認可、信任每個人內在本有的良知之上。

《三字經》：人之初，性本善。

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

孟子稱，此四端之心，人皆有之。

同樣在佛家，佛祖釋迦牟尼開悟後的第一句話即是：奇哉，奇哉，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只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

佛陀口中的"如來智慧德相"，即儒家之"性本善"，即孔子之"仁"，即王陽明之"良知"也！

儒家之理想，乃是使每個人都能夠明瞭良知、確認良知、擴充良知、發揮良知，從而讓每個人成為能夠自我管理、自我負責、自我學習、自我成長的君子。這就是《大學》說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明，在止於至善。

然則，正如佛陀所言，一切眾生，皆處於顛倒妄想而無法自拔。眾生妄心之扭轉，何其難也！

由此可見儒家之理想是如此的渺茫，幾乎沒有實現的希望。這也正是孔子及之後的儒家弟子們"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偉大之處！

而法家則完全相反。法家認為：人之初，性本惡。

法家完全否定了我們的良知之心。正因為人皆心惡，因此我們人類無法進行自我管理、自我約束、自我負責。因人皆性惡，所以需要制定出外在的法律、法規、法則，來規範每個人的一言一行，所有的一切都需要外在的法律來約束和負責。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一切以外在的武力、暴力、權力等來推動的文化、文明，在初期的效果一定非常明顯。但其興也忽，其亡也忽。這在歷史是被無數次證明的。

暴秦二代而亡；大元未到百年而滅；日寇雖強，佔我中華，然則中華兒女在我黨帶領下，抗戰八年，終於解放我大好河山！

推崇暴力者，必因暴力而亡；

認可良知者，必因良知而生！

接近深淵者，必因深淵而墮落；

信任聖賢者，必因聖賢而高尚！

這些聖人都是封建專制的統治者封的。只有人民封的聖人才應該是真正的聖人。亂世用法家打天下，用的是人才。統一用儒家治天下，用的是奴才。

非也，孔子一生顛沛流離，窮困潦倒，不得志。直到漢武帝時代才受人尊重。他的思想超越時代的，到今天仍有先進意義。

王明陽的思想仍是超前的。是孔子思想精深發展，主觀唯心主義，在今天有相當深遠的意義。孔子思想的發展是一脈相承，不斷髮展完善的。從心學，理學，到今天的心性學。

孔子王陽明不行，商鞅張居正行，正是空喊口號與實幹之間的區別。

空口否定別人很容易，自己實踐則困難重重。

孔子到各國尋師學禮，也最強調禮。結果怎樣呢？繁瑣複雜的禮，除了勞民傷財，留下華而不實的外表和習俗，對強國富民毫無作用。他根本不明白，社會生產力低下的時代，人民首要的問題是如何活下來，三跪九叩二十四拜能當飯吃嗎？

他連問題的本質都看不到，所推行的解決方法能有效嗎？

孔子克已復禮的興滅國就是恢復分封制，舉逸民就是起用亡國的舊貴族重掌權力，繼絕世就是繼續奴隸主的世襲地位長存。他的思想就是封建王朝的護官符，底層民眾的死對頭！什麼人才會尊他為“聖人”？

當年的秦國和如今的美國崛起之路何其相似，變舊法而非復周禮，重實際而非空演禮，才最終問鼎天下，這不得不讓人深思。

另外，孔子在世時並未成聖，是後世儒家越傳越拔高，硬是透過跪拜皇權造了個聖出來。

孔子王陽明屬於從思想領域影響人的思想，從而影響社會。思想影響人需要時間的驗證，所以影響社會比較慢，但思想經時間驗證可以對社會影響幾百乃至上千年。

商鞅張居正屬於改革現實派，手段比較激烈，對當世問題解決速度比較快，效果也是比較顯著的。

孔子王陽明變的是人心，商鞅張居正變的是現實。十年育樹百年育人，變革現實容易，改變人心難。

孔子的聖人地位，是後世人封贈的，不代表真理。不過，孔子依然是個總結文明的思想家，值得尊重。只是，轉輪法王改變世界是舒緩的、沁潤的。比如孔子整理的五經：給後世留下了上古的歷史、思想，功德無量。

但是，能改變世界的人，往往是撿到了時代變局的機遇、踩了狗屎運。比如姜子牙，如果不是恰逢改朝換代的大機遇，也就是個「老逐夫」，落魄終老。他是72歲才出山的。

1930年代，資本主義國家紛紛經濟危機大蕭條，德國日本憑藉世界工廠的家底，發動侵略戰爭，想把蕭條轉化為民族奴役。就算沒有希特勒，也會有嗨特勒，因為德國需要一個發動戰爭的領袖。

商鞅恰逢秦滅六國的大機遇，正如秦始皇也撿到了機遇大寶貝。要不然，司馬遷怎麼說，秦始皇「奮六世之餘烈」。秦朝經歷了6代人的經營，橫掃六合，只是恰巧落到了秦始皇的時間段。

就算是王陽明那樣的當世聖賢，也只能部分改變世界，並不能完全打造新世界。要不是網速革命，喬布斯的蘋果手機觸屏系統，可能也就淹沒在時代的洪流中啦。

孔子王陽明這種要求比較高的只能遇到明君才可以，但是本身的想法有問題，孔子的問題是回去，王陽明的問題是心大於客觀現實。回去是回不去了，而董仲舒看明白了，事實也證明，那些當年巧取豪奪的，最後也淹沒在歷史塵土中，被圖強的秦淘汰，所以董仲舒講利益，為新的君王正名。而王陽明的心大於現實，最後也沒有被認同，導致後面那幾個朝代貪汙腐敗達到歷史之最，多次被外族入侵。凡事可以功高而且載入史冊的，必須遇到明君，明君自然想要圖強，圖強自然重用能人，所以即便商鞅這種比較極端手段至極的人也有機會施展才華。不過現在已經不是明君的時代了，一個人說了不算了，一個國家至少是一群精英的事，百姓的想法越來越重要了，一個國家是否強大，也要看全民的平均素質。一個壞人很多的國家不適合民主，只能指望明君夢。

孔子，王陽明成聖更多的教化世人，那是理想化的境界，可以推崇，但推而廣之卻有著世俗的困難，因為人是管出來的，教化出來的只是人的表面而已。古往今來成聖者多在思想在民間；成材者多在廟堂，而廟堂之上就會有利益之爭，有立場之爭，所以多是譭譽參半。人無完人，之所以成聖因為民間信仰，多是道聽途說，多是說與想，而廟堂之上更多是做，想要有所成就，那就要敢想敢做，而且有能力做成，所以多的是行，而少與思。因而商鞅與張居正更具實用性。

個人認為，人活一世，德居先，以儒家為重，生活工作上，以道為謀，多看法之用。法順於道才能無往不利。

因為孔子王陽明講的道理，可以萬世不變，是管萬世的道理，不是管一時的道理。商鞅張居正講的道理只是一時的道理。，只是當時有用，不能流傳萬世。只不過是應急罷了。

先想想聖人的“聖”字怎麼寫，耳和口代表什麼，下面的王字是溝通天地人，所謂聖人就是告訴你如何溝通天地人的人。再說商鞅，也叫衛鞅，衛國人，他去魏國就是想了解李悝的治國之道，而李悝是子夏的學生，子夏是孔子的學生，現在明白了嗎？作為孔子的學生，子夏以文學著稱，但《論語》第一篇中子夏所言，就表明子夏的學識絕不僅限於文學。

商鞅滿腦子害人思想！奴才味十足！向皇權獻媚！迎合統治者需要！致百姓於水火之中！所以商鞅死的很慘！孔子的思想不合皇權的口味，孔子反對暴政！他說：嚴苛的政府勝過吃人的老虎！孔子有骨氣！諸侯不釆用孔子的思想學說，孔子就離開了昏君！另投他分！

何謂聖？自己封的？還是精神病推崇的？一種思想還是要看實踐結果的，實踐不下去了，它仍然存在。那就是這個民族整體出問題了。

唯我唯利是世人的本質，抓住這兩點自然可成事。而聖人務改造人心而不是滿足人之自我和慾望，所以一代兩代幾代人也難見成效，需較長的一個時間段。

小人以身殉利，士以身殉名，大夫以身殉家，聖人以身殉天下，此數子者名號不同事業各異，殉身傷性一也。孔子王陽明恐怕亦未脫一我字，誰又能夠？

孔，王只是思想家。不在其位。商，張有思想，又在其位。可以一展抱負。就是知道國家社會痛點（知，思想），商得秦孝公（知恥後勇）鼎力支援。張是萬曆年幼，太后和總管太監（掌皇帝大印）鼎力支援。

春秋禮崩樂壞的時代，孔子是以恢復周禮為理想，王陽明發展了儒學思想，是儒學繼理學之後最後一個高峰，但儒學其實更多的是用以修身的，構建社會倫理的，用來實際操作，往往缺失了操作的途徑、辦法。

從商鞅，到韓非子，因法家思想具有操作性，實效性，法家重視刑罰和賞信，所以一方面使人畏懼犯法的可怕後果，一方面人們熱衷得到獎賞，有上升的空間。這種實際的，眼看見的賞罰兩端，讓天下人專注於做具體實務，法家的治理實打實，重視耕戰，不玩虛頭巴腦，儘管冷酷無情，但在一定時間段，效果明顯。

孔子成為萬世師表，他的思想影響在兩千年來無與倫比 ，在道德人心的建設，華夏一統文化的維繫上，是任何另一種學說思想不能相提並論的。歷代統治者尊崇孔子思想，其實也找到了治國理政的道德高度，至於實際操作，大體上是內法外儒。

所謂聖，都不是自封的，是後代的認可。況且，這些聖者，很少可以把儒家思想用來安邦治國平天下，一是機會少，二是見效慢，最高的統治者皇帝和他的政敵們都等不及呢。

王陽明畫像

王陽明是罕見的立德、立功、立言幾乎完美的儒家人物，但他可以改變自己，無法改變社會。張居正有智謀，有才幹，也有手段，獨攬國事十餘年，國庫積累了不少白銀，也只能使明王朝苟延殘喘。因為，明代的政治設計是不能改革的，時勢順流而下，非人力可為。

儒法之爭，儒顯法隱。佛教傳入中國後，儒、釋、道成為所謂的三教，是中國人歷來的精神源頭。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法家似乎銷聲匿跡了，實際上，從漢武帝開始，儒在外，法在內，並行不悖。

張居正畫像

大治天下需聖人心，俗人機，狠人之鐵腕，家法之高舉，通天地，通三教九流之絲毫別見，善振臂，善文辭，善通透，善與鬼神交，心正則天下通！聖人修心不修術，浩然正氣不屑苟苟蠅營，俗人目光短淺，不知正道之光華福澤，唯吃盡苦頭，方知後悔，然，悔之晚矣，唯教導子子孫孫謹遵聖人教誨，如此，聖人之光輝照耀後世！

知道明瞭世間的本質，作出正確光明的導向，並不等於能救世命於危亡。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那麼儒家到底給了世間什麼？除去空洞抽象，剩下的只不過是如何做人，或者說定義了什麼是人，具有哪些品質的才算是人。如果明白了這個道理，就再不會問出你這個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