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五百年，晉商曾是中國最為顯赫的商幫之一，他們開設的票號鼎盛之時，壟斷了全國金融。

晉商在清代的輝煌還一度製造了一種奇特地圖炮。康熙南巡時就跟人感慨，說朕經過吳越州郡，察看他們的市場、商業區，多是山西來的商人，本地商人很少，這應該是因為山西人勤儉節約、積蓄致富；南方人貪圖奢靡，有一分錢就花一分錢。

今天，以晉商為題材的影視作品出過好幾部，走紅的也不止一部。有些奇怪的是，電視劇裡的晉商總是梳著辮子、穿著長袍，他們的影響力始終留在清朝。似乎一到20世紀，這幫顯赫一時的商人就消失不見了。

到底是什麼力量，讓晉商從無比輝煌迅速走向沒落？

被俄商搶走生意

1858年6月，距離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爆發已經過了一年半的光景。

第一支英法遠征軍載著英法美俄四國公使，從上海一路北上，在天津白河口攻陷大沽炮臺後登陸，進逼京津。咸豐皇帝只得慌忙出欽差大臣，趕往天津議和，於6月13日分別與俄、英、法、美簽訂《天津條約》。

沒有實際出兵的俄國，透過對清廷的外交訛詐獲得了豐厚的回報。根據《中俄天津條約》及三年後簽訂的《中俄陸路通商章程》，俄羅斯商人可以不受限制的進入大清通商，同時享受一系列關稅減免，從此開始大規模入主中俄貿易。

因俄商的大舉進入而遭受衝擊的，首當其衝便是晉商。

在被迫開放之前，清政府僅僅允許俄羅斯商隊每三年一次，每次不超過200人，進入北京貿易。因此俄羅斯人如果希望喝到中國的茶葉，只能由中國商人千里迢迢運往邊境，再轉手俄羅斯商人運往俄羅斯本土地區。

· 中俄恰克圖茶葉貿易路線。到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中俄貿易額已達到達到1240萬兩白銀

雪上加霜的是，為剿滅太平天國，從咸豐三年開始，清政府開始徵收厘金。

一開始，厘金還只是百分之一的商業稅，而且只是權宜之計。然而隨著清廷財政的不斷惡化，厘金不僅沒有隨著戰爭的結束而撤裁，反而越收越多，從最初的1%逐步提高到10%甚至20%，還大量增設釐卡，「舉凡一切貧富人民由出生到死亡日用所需之物，無一不在課徵之列」。

山西一省，從光緒元年（1875）到十九年（1893），每年厘金收入由9萬兩上升到22萬兩。對於山西商人最為重要的茶葉貿易，從湖北漢口至張家口一路要經過63個厘金分卡，販運茶葉算下來要比俄商多付10倍的厘金。

· 清代晚期財政收入，其中關稅和厘金已經佔據收入極大的比重

對於晉商來說，在茶葉貿易方面已經無法與俄商競爭，想要生存下來，就必須另尋他路。正是這一時期，最著名的山西票號迎來了快速增長時期。

讓餘秋雨老師「抱愧」讚歎的晉商金融業，其實只是山西商人被趕出了茶葉貿易之後，不得已而為之的「轉型升級」。

山西票號時代

最早的山西票號一般認為是創建於1823年的日升昌，然而山西票號真正的大規模擴張還需要等到太平天國時期。

在同治元年之前，全國範圍內約有15家山西票號，其餘地區尚無辦票號者。而僅同治元年一年，就有7家山西票號開張。從此一直到1880年代，山西票號一直壟斷著全國的金融業。

晚清山西票號業務的大規模興起，和清政府匯兌官款的新政策離不開關係。

長期以來，大清中央政府向地方收稅，均採用現銀裝鞘，委派押解的方式運往京師。各地方若私自改換運銀方式便會受到嚴厲處罰。然而隨著太平天國相繼佔領南京、蘇杭等江南地區，同時捻軍在安徽、山東一帶作亂，南方諸省押解銀兩至京師的通路斷絕。

不得已，清廷只得允許地方政府以票號匯兌的方式上繳錢糧。從廣東省開始，福建、浙江、湖南、湖北、四川、江西等省以及各海關，均逐步改用票號匯兌的方式解送官餉。

地方政府之所以熱衷於利用票號匯兌，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地方收入困難，財政虧空，要想按期上繳錢糧，就不得不向票號借墊。以閩粵地方政府及海關為例，票號墊款佔匯餉總數的40%左右，部分年份甚至佔100%。

山西票號就這樣在和官府的緊密合作下迎來了爆發式的成長，他們實際上成為了大清財政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匯兌官款業務給山西票號帶來了可觀的盈利，因為大部分官款的匯費都比商業匯費高許多倍。一般的商業匯兌匯費大約在0.7%左右，而官銀匯兌匯費一般都在4%以上，有些省份甚至高達8.5%。與官府做生意顯然比在市場上競爭賺錢的多。

不過，更高的匯費也並不是完全進入山西商人的口袋，很大一部分是留給官員的回扣。票號需要向官府繳納使費、紙筆費等各種雜費，票號實際到手的費用，往往只剩下一半，即使如此，這筆匯費已經遠高於正常的商業匯費。

另一方面，票號對各級官吏上下打點，貪汙公款也提供了方便。各級官吏往往是票號存款的大戶，將其搜刮所得存放在票號之中。

而官吏的打點行賄，也可以透過票號更為方便容易的運作。光緒朝轟動一時的雲南善後局軍需報銷行賄案，就是雲南糧道崔尊彝，挪用捐輸平銀，由票號從雲南匯往北京，向戶、工、兵部各書吏行賄。

雖然貪汙受賄是自古以來的傳統，票號的發展確實極大的降低了行賄受賄的成本，晚清諷刺小說如《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都將票號列為諷刺的物件。

· 以銀票行賄，已經成為大眾文化的基本印象

依附官府勢力發財，對山西商人來說並不陌生。

早在明代洪武時期，晉商便開始與官府大力合作。由於大明西線邊關防禦軍隊後勤供給困難，明太祖設立開中制，即由商人向大同、居庸關等邊關輸送糧食，以此換取販賣壟斷「官鹽」的權力。這種實質上的權力交易，成為了晉商發跡的第一桶金。

· 鹽引制度源於宋朝，目的在於以鹽業的壟斷經營特許權交換商人對邊關物質補給的支援

滿清入主之後，賜封了山西「八大商人」，以表彰晉商為後金政權提供的幫助。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山西商人在明末戰爭中的功績得到了清政府肯定，並在之後對準噶爾等一系列戰爭中，不斷為清廷效力，承擔為一線部隊補給軍糧的任務。

作為回報，他們獲得了深度參與官方壟斷的鹽鐵買賣的特許權，進行獨佔性的商業活動。

與官府共舞，在享受權力帶來的好處，也要付出相應的代價。當官府需要用錢時，商人們就需要「自覺」表達自己的愛國熱情。

在內憂外患的咸豐一朝，清廷大開捐輸一途，山西商人紛紛用銀兩「捐納」各種官銜。在咸豐二年（1852年）一年中全國捐輸白銀224萬兩，其中山西商人就捐輸了160萬兩，佔了大半。而在咸豐三年又連續發出五次諭令，以「山西較各省尚稱富裕」為由，要求山西商人繼續捐輸。咸豐六年山西又捐201萬兩。

在官府委派官吏逐門逐戶的「勸諭」下，晉商們「急公好義，踴躍輸將」，以至於許多大戶家道中落，甚至「赤貧如洗」。

· 向朝廷捐納一筆銀子後，可以獲得一份戶部執照作為證明

參與大清續命事業

在晚清，政府機構之所以還能維持運轉，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借債。除了向外國銀行以及洋商借債，另一個條道路便是向國內金融機構，也就是票號們借款。

光緒二十年（1894年），為籌集甲午戰爭經費，戶部欲效仿向西洋銀行借債的方式向國內商人借款，史稱息借商款，各地票號向戶部借因一百數十萬兩。

光緒二十四年，朝廷又打著「似乎四萬萬之眾，不難借一二萬萬之款」的主意，發行了名為「昭信股票」的公債。票號則被戶部昭信局指定為公債的承銷機構。

此後戶部不斷向票號借款，據報載，到宣統三年（1911年），清廷已欠各票號超過700萬兩。

· 昭信股票擬定發行一億兩白銀，實際上僅發行1000萬兩左右

到了1900年庚子事變，慈禧太后西狩山西，隨行有北京大量高官與王公貴族。嗅覺靈敏的山西商人自然不會放過這一能夠近距離巴結討好權力中心的機會。

例如大德通總經理高鈺，就提前從隨行大員、內閣學士桂月亭處得到慈禧的詳細行程，並得以提前安排慈禧一行的食宿招待，為西太后的西行籌集經費。對於其它倉皇逃跑缺衣少食的王公貴族，山西票號也盡力接濟，即使許多票號的賬本已在戰亂中遺失，他們對北京官員的提款要求也是有求必應。

· 大德通既是《喬家大院》中喬家開辦的票號，也是極少數倖存下來，一直活到1951年的票號之一

山西票號的努力沒有白費，不僅在太后西狩期間，清廷下令全國的京餉都匯往山西票號，之後的辛丑賠款本息，也規定由各省將攤派金額匯往票號，再由票號統一交付外國銀行。

因此，山西票號在庚子之亂中雖然有不少店鋪毀於戰火，但是無一家倒閉，反而到達了發展的最高峰。按照票號分號的數量計算，1880年代全國共有分號194個，到了清末最後十年，分號數量達到了475個。

然而巔峰的到來也伴隨著隱患。

1904年成立的戶部銀行（1908年改名大清銀行），是清末新政的產物之一。顯然，清政府已經意識到銀行業的巨大利潤，開始以國有銀行的身份進入市場。

對於票號而言，這是一個可怕的競爭對手，因為大清銀行不僅在市場上挑戰票號的地位，接過了本屬於晉商的匯兌京餉的事業，還更有額外的手段確保自身的優勢。

同樣是放款後債務人破產清算，大清銀行往往能憑藉特權優先確保自身貸款的回收，而票號只能分到剩餘資產。日升昌商人哀嘆道：

大清銀行固是朝廷之商務，商民亦系皇上之子民，所屬不同，求利無異，何分彼重此輕。既將欠大清銀行之款悉數清還，而欠商民之債何得每兩以一錢一分八釐了結也。似此重輕不均，實難忍受。

真正敲響山西票號業喪鐘的，是清政府的倒臺。

武昌起義後，清政府對票號的大筆欠款無法清償。1911年11月，經過袁世凱內閣同意，清廷還打算向各票號借款500萬兩。

然而各票號在兩次會議商討後，以清廷之前已向各票號借款700萬兩尚未歸還為由，拒絕了此項貸款。顯然，借給清政府的700萬壞賬是不可能要回來了。

隨著政治靠山的倒臺，票號的信譽也遭遇巨大危機，各地出現擠兌風潮，票號開始大規模倒閉。到1913年末，山西幫24家票號中已有5家倒閉，包括「天下第一票號」日升昌。至1921年，僅有4家倖存，隨後基本退出金融市場。

少數晉商透過中俄貿易在俄國購置資產，實現了資產轉移，然而也並不能躲開厄運。隨著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在俄晉商的貨幣變為廢紙，財產被全部充公，甚至性命不保。

蒙古一度是晉商最為興旺的地區，但這裡的晉商也沒能逃脫慘痛的宿命。在外蒙由俄國策動獨立後，俄華人對當地富裕的華商進行了系統性的洗劫。

據《大公報》記載：「車臣汗盟各旗所有之商號四五百家，強半被俄匪搶劫，各旗之商人已知確被搶害者三十餘人……萬源長四人、世泰榮鋪長被匪開膛，鋪夥被釘樹上而死。」晉商原先在蒙古掌控的商業領域也由俄國國企盡數奪走。

隨著兩次押寶的接連失敗，中國一代商業傳奇最終只得隨之衰敗。晉商這個詞再一次為人所熟知，就要等到「煤老闆」的崛起了。

晉商在清朝滅亡明朝的過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沒有晉商的財力，就沒有清軍的驍勇，清軍就不可能戰勝明朝奪取天下。說晉商是明朝的掘墓人是一點也不為過的。

努爾哈赤開息向晉商借款

通常意義的晉商指明清500年間的山西商人，經營鹽業、票號等商業。早在明末，一些山西商人即以張家口為基地，往返關內外，從事販貿活動，為滿族政權輸送物資，甚至傳遞文書情報。這些貿易活動，對後金政權在物資上給予了極大的支援，後金政權對山西商人也給予禮遇和重視

我們不能把晉商敗落的原因歸之於某一兩個人或者一輛大家族。就一二家鋪號自己的興衰而言，自身的原因可能至關重要；然而一種牽涉到山西無數商家的世紀性繁華的整體敗落，一定會有更深刻、更宏大的社會歷史原因。

餘秋雨先生認為，是上個世紀中葉以來連續不斷的激進主義的暴力衝撞，也就是戰爭，一次次阻斷了中國經濟自然演進的路程，最終摧毀了山西商人。一切可讓史料作證。

首先是太平天國運動。史料記載，太平軍到武昌後，“漢地驚慌至極，大小居民、鋪戶四外亂逃”，票號、銀號、當鋪“一律歇閉”，“蕩然無存”，多種商事，“兵燹以後無繼起者”。太平軍到蘇州後，“商賈流離”、“江路不通”、“城內店鋪亦歇，相繼逃散”。太平軍逼近天津時，賬局停歇，街市十三行中所有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皆已失業”，受其影響，北京也是“各行業閉歇，居民生活處於困境”。至於全國各地一般中小城鎮，兵伍所及，“一路蹂躪”，“死傷遍野”，經濟上更是“商賈裹足，釐源梗塞”。

後來又遇到了辛亥革命。這場革命最終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自有其歷史意義，但無可諱言的是，無窮無盡的社會動亂、軍閥混戰也從此開始，山西商家怎麼也挺立不住了。民軍與清軍的軍事對抗所造成的對城市經濟的破壞可以想象，各路盜賊趁亂搶劫、兵匪一家掃蕩街市更是沒完沒了，致使各大城市工商企業破產關閉的情景比太平天國時期還要嚴重。工商企業關門了，原先票號貸給他們的鉅額款項也收不回了，而存款的民眾卻在人心惶惶中爭相擠兌，票號頃刻之間垮得氣息奄奄。本來山西商家的業務遍及全國各地，辛亥革命後幾個省份一獨立，業務中斷，欠款不知向誰索要，許多商家的經理、夥計害怕別人討賬竟然紛紛相率逃跑，一批批票號、商號倒閉清理，與它們有聯絡的民眾怨聲如沸又束手無策。

晉商，是中國近代史上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個群體，這個群體的崛起要追溯到明朝。當時明代的邊防中心，設在長城一線，數量龐大的邊防軍團，自然需要大量的糧草供應。而當時政府的運輸效率低下，於是就鼓勵商人代為運輸。這就讓一大批來自山西的商人發了大財，累積下大量資本，形成了晉商。當時有這麼句話叫做“非數十萬不稱富”，可見晉商群體的富裕已經到了何等程度。明末後期，晉商又把事業重點轉向對外貿易，跟蒙古、後金做生意，也正是因為這種關係，晉商在後來的清朝，順利成章地成了朝廷御用商人。

但另一方面呢，晉商的崛起，也不光是依靠和政府的關係。最關鍵的還是他們在金融方面確實很有頭腦。在這些人裡，出現了晉商的代表雷履泰。

雷履泰當時就發現，有很多生意人，常會託人把銀子從山西帶到北京，他從中就看到了貨幣兌換的商機。於是與人合資，創辦了“日升昌”票號。這家票行經營兌換業務，不論款額大小、路途遠近，都可以按期兌付，贏得了“信用最佳”的好評。而且，雷履泰還發明出了一套密碼，用漢字代表數字，密碼組合也經常更換，嚴防洩露。一時間，這家票行的生意洶湧而至。後來，山西各地的商人紛紛學得了這一招。比如有“侯百萬”之稱的侯蔭昌，就把原來經營的綢緞莊改為了票號；還把“日升昌”的二掌櫃挖了過來，跟雷履泰競爭。總之啊，這些山西票號的出現，改變了中國傳統的貨幣流通方式，成為中國近代歷史上一次獨特的金融創新。

而到了清末，又有了喬氏勢力的崛起。在喬致庸的帶領下，喬氏家族成為了山西富甲一方的商戶。到清末，喬氏家族已經在全國各地擁有票號、錢莊、當鋪、糧店200多處，資產達到數千萬兩白銀，喬致庸本人也被稱為“亮財主”。

而且啊，這個喬致庸不僅會經商，還擁有許多超越一般商人的品質。比如太平天國運動的時候，南北商道一度被中斷。這個時候啊，喬致庸沒有光想著自己賺錢，而是把全部的精力都集中在疏通南北商道上。他說這是為了山西上萬人的生計。而最終，喬致庸也在逆境中突出重圍，一躍成為山西地區最大的絲茶商人。

除了金融方面的發明創造外，晉商也繼續保持著跟政府的密切關係。他們紛紛進入體制內，用金錢換取政治地位。除了捐錢當官，晉商在晚晴政局中更重要的角色，就是參與軍國大事。比如1864年左宗棠出兵新疆，山西和陝西的商人就為他提供了大量軍餉。再比如1900年，北京爆發“庚子國變”，慈禧太后攜光緒西逃到了山西，當晚就是被晉商收留的，還獻上了30萬兩白銀孝敬太后。這麼一來，朝廷在以後的日子裡，自然是大大地回報了晉商的恩情，各種壟斷政策，讓晉商的勢力和財富得到幾何級增長，各家票號都賺得盆滿缽滿。

但很快啊，清王朝就覆滅了，晉商也隨之迅速衰落。關於晉商的衰落啊，現代學者給出了許多解釋。有人認為，晉商的衰落，是因為他們在新時代來臨的時候，沒有大規模投資新式產業，票號的中心也沒有隨著時代的變化，及時轉移到上海。在培養後輩人才上，存在很大的失誤等等。也有研究者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各大票號，都沒能及時引進“有限責任公司”這種制度。這就讓票號無力償還債務的時候，股東必須得負無限責任，因此只能拍賣住宅，瞬間一無所有。但是也有人不同意這種看法。在這些研究者看來啊，中國商人，尤其是晉商，本來就是靠無限責任來獲得自己的信譽的。不承擔無限責任，也就沒法讓相信“欠債還錢，天經地義”的華人信服。實際上直到今天，不少債務人也是千方百計突破有限責任，想要讓欠債的股東承擔無限責任。

其實從經營規模來說，山西票號的自有資本並不大，票號之所以能夠被社會接受，憑藉的就是良好的信譽。而有限責任這種制度之所以能夠確立，憑藉的不是信譽，而是資本規模。清王朝的最後歲月可以說是晉商的“黃金時代”，然而舊式的經營之道，畢竟已經不適應新時代的變化，這大概就是晉商的興衰史給我們帶來的啟示吧。

晉商八大名商都在明末起家，靠走私鹽鐵資助滿蒙，賺的盆滿缽滿，明末戰場上失利，想要靠封鎖來疲敝滿洲，卻因為這些人的賣國行徑導致策略失敗。

做生意之餘，這些人還做打探情報的買賣，國難當頭，晉商走私糧食，鹽鐵，資助滿洲兵攻打明朝，為敵國提供軍械、戰馬、輜重。明朝滅亡後，清朝封其為皇商，在政策上給予極大優惠。

後來為什麼垮了？因為滿清滅亡了，晉商為什麼牛，那是皇商多，為什麼多，那是資敵賣國得來的，晉商大量的販賣戰略物資給滿清，滿清透過這些物資大量屠戮漢人，佔領漢人的天下後給了晉商很多優待政策，就有了八大皇商。

任何事物的發展都經過興盛和衰敗，晉商也不例外。晉商起於明初隨清朝的覆滅而亡。

明初晉商藉明朝統治者為北方邊鎮籌集軍餉而崛起，入清後又充當皇商而獲得商業特權，清末又因為清政府代墊和匯兌軍協餉等而執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終靠結托封建政府，為封建政府服務而興盛。但當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時，山西商人也必然禍及自身。

然，晉商自身問題才是衰敗的根本。例如以下幾點：

其一，不與時俱進，求新思變。晉商發展到一定程度，就妄自尊大，保守僵化，安於現狀，不思進取，沒能做到超越自我而尋求新的發展機遇、開拓新的經營領域，而是囿於傳統，固守舊的行業，從而失去了發展空間。隨著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舊有的商業模式已被打破，加快改革，適應潮流，是求得自身發展的途徑，以致四次失去票號改革機會，晉商終於失去昔日光輝。

其二，以末致富，以本守之。晉商資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屢見不鮮。入清後，晉商購置土地者很是普遍。富足了以後，不是繼續開拓新的領域，尋求更新的生活，而是蓋起了一個又一個的大院，幾十年、一百年不停地修建著，使自己和子孫世世代代紮根、廝守於這片黃土地上。在這一傳統觀念支配下，其商業資本是不利於向近代資本發展的。

其三，生活腐朽奢侈。在整個19世紀的中後期，山西商人將祖先幾代人積累下的財富除用於創辦票號業，為封建朝廷、權貴服務外，富商巨賈們都將大量金錢揮霍浪費掉了，家家過著帝王船的窮奢極侈的豪華生活，而竟沒有一家投資於近代企業。

晉商不是人為搞垮的，而是被地理位置逐步淘汰和弱化的。

晉地處大陸腹地，距離近幾百年崛起的以海洋為載體的海洋文明距離太過遙遠。

近代幾百年歷史崛起的幾個經濟發達體，以荷蘭－葡萄牙－西班牙－英國－美國－日本－美國，無一例外都是以海洋作為最重要的貿易載體，逐步發展繁榮起來的。

中國近代徽商、晉商的輝煌逐步被沿海浙商、蘇商、廣東商取代，這也是以海洋經濟文明取代內陸最為顯著的特徵。

成就晉商五百年絢爛和掐滅它的，都是統一種力量。

明清五百年，晉商曾是中國最為顯赫的商幫之一，他們開設的票號鼎盛之時，壟斷了全國金融。

晉商在清代的絢爛還一度製造了一種奇異地圖炮。康熙南巡時就跟人感傷，說朕經由吳越州郡，視察他們的市場、商業區，多是山西來的商人，內陸商人很少，這應該是因為山西人勤儉節約、蓄積致富；南方人妄想豪侈，有一分錢就花一分錢。

今天，以晉商為題材的影視作品出過好幾部，走紅的也不止一部。有些新穎的是，電視劇裡的晉商老是梳著辮子、穿戴長袍，他們的影響力始終留在清朝。似乎一到20世紀，這幫顯赫一時的商人就消散不見了。

事實是什麼力量，讓晉商從無比絢爛迅速走向沒落？

被俄商搶走生意

1858年6月，距離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爆發已經由了一年半的光景。

第一支英法遠征軍載著英法美俄四國公使，從上海一路北上，在天津白河口攻下大沽炮臺後上岸，進逼京津。咸豐皇帝只得慌張出欽差大臣，趕往天津議和，於6月13日拜別與俄、英、法、美簽署《天津合同》。

沒有實際出兵的俄國，經由對清廷的寒暄訛詐獲得了豐厚的回報。憑證《中俄天津合同》及三年後簽署的《中俄陸路互市章程》，俄羅斯商人可以不受限制的進入大清互市，同時享受一系列關稅減免，此後起頭大規模入主中俄貿易。

因俄商的大舉進入而承受衝擊的，首當其衝就是晉商。

此前，晉商耐久壟斷中俄茶葉貿易，從武夷山到恰克圖輸送茶葉貿易一貫是山西商人最首要的利潤起原，而他們對茶葉貿易路線的壟斷，很洪水平上恰是源於朝廷對外商的嚴峻限制。

在被迫開放之前，清政府僅僅許可俄羅斯商隊每三年一次，每次不跨越200人，進入北京貿易。是以俄羅斯人若是進展喝到中國的茶葉，只能由中國商人千里迢迢運往邊境，再轉手俄羅斯商人運往俄羅斯內陸盤區。

· 中俄恰克圖茶葉貿易路線。到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中俄貿易額已達達到到1240萬兩白銀

雪上加霜的是，為清剿寧靖天堂，從咸豐三年起頭，清政府起頭徵收厘金。

一路頭，厘金還只是百分之一的商業稅，而且只是權宜之計。然而跟著清廷財務的絡續惡化，厘金不單沒有跟著戰爭的結束而撤裁，反而越收越多，從最初的1%慢慢提高到10%甚至20%，還大量增設釐卡，「舉凡一切貧富人民由出生到消亡日用所需之物，無一不在課徵之列」。

山西一省，從光緒元年（1875）到十九年（1893），每年厘金收入由9萬兩上升到22萬兩。對於山西商人最為首要的茶葉貿易，從湖北漢口至張家口一路要經由63個厘金分卡，販運茶葉算下來要比俄商多付10倍的厘金。

· 清代晚期財務收入，箇中關稅和厘金已經佔有收入極大的比重

對於晉商來說，在茶葉貿易方面已經無法與俄商競爭，想要生存下來，就必需另尋他路。恰是這一時期，最有名的山西票號迎來了快速增進時期。

讓餘秋雨師長「抱愧」讚歎的晉商金融業，其實只是山西商人被趕出了茶葉貿易之後，不得已而為之的「轉型升級」。

山西票號時代

最早的山西票號一般認為是豎立於1823年的日升昌，然而山西票號真正的大規模擴張還需要等到寧靖天堂時期。

在同治元年之前，全國侷限內約有15家山西票號，其餘區域尚無辦票號者。而僅同治元年一年，就有7家山西票號開張。此後一貫到1880年月，山西票號一貫壟斷著全國的金融業。

晚清山西票號生意的大規模興起，和清政府匯兌官款的新政策離不開關係。

耐久以來，大清中央政府向處所收稅，均採用現銀裝鞘，委派押解的體式運往京師。遍地所若私自改換運銀體式便會受到嚴重責罰。然而跟著寧靖天堂接踵佔領南京、蘇杭等江南區域，同時捻軍在安徽、山東一帶作亂，南方諸省押解銀兩至京師的通路隔離。

不得已，清廷只得許可處所政府以票號匯兌的體式上繳錢糧。從廣東省起頭，福建、浙江、湖南、湖北、四川、江西等省以及各海關，均慢慢改用票號匯兌的體式解送官餉。

處所政府之所以熱衷於行使票號匯兌，很洪水平上是因為處所收入難題，財務虧空，要想按期上繳錢糧，就不得不向票號借墊。以閩粵處所政府及海關為例，票號墊款佔匯餉總數的40%擺佈，部門年份甚至佔100%。

山西票號就這樣在和官府的慎密合作下迎來了爆發式的成長，他們實際上成為了大清財務系統的首要組成部門。

匯兌官款生意給山西票號帶來了可觀的盈利，因為大部門官款的匯費都比商業匯費高好多倍。一般的商業匯兌匯費大約在0.7%擺佈，而官銀匯兌匯費一般都在4%以上，有些省份甚至高達8.5%。與官府經商顯然比在市場上競爭賺錢的多。

不過，更高的匯費也並不是完全進入山西商人的口袋，很大一部門是留給官員的背工。票號需要向官府繳納使費、紙筆費等各類雜費，票號實際到手的費用，往往只剩下一半，即使如斯，這筆匯費已經遠高於正常的商業匯費。

另一方面，票號對各級仕宦上下打點，貪汙公款也供給了隨意。各級仕宦往往是票號存款的大戶，將其搜刮所得存放在票號之中。

而仕宦的打點行賄，也可以經由票號更為隨意隨意的運作。光緒朝轟動一時的雲南善後局軍需報銷行賄案，就是雲南糧道崔尊彝，挪用捐輸平銀，由票號從雲南匯往北京，向戶、工、兵部各書吏行賄。

雖然貪汙受賄是自古以來的傳統，票號的成長切實極大的降低了行賄受賄的成本，晚清訕笑小說如《宦海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都將票號列為訕笑的物件。

· 以銀票行賄，已經成為民眾文化的根本印象

倚賴官府勢力發家，對山西商人來說並不生疏。

早在明代洪武時期，晉商便起頭與官府大力合作。因為大明西線邊關防禦戎行後勤供給難題，明太祖設立開中制，即由商人向大同、居庸關等邊關輸送糧食，以此換取發賣壟斷「官鹽」的權力。這種實質上的權力生意，成為了晉商起身的第一桶金。

· 鹽引軌制源於宋朝，目的在於以鹽業的壟斷經營特許權交流商人對邊關物質補給的撐持

滿清入主之後，賜封了山西「八大商人」，以讚譽晉商為後金政權供給的匡助。不管是有意照樣無意，山西商人在明末戰爭中的功勳獲得了清政府必然，並在之後對準噶爾等一系列戰爭中，絡續為清廷效力，承擔為一線戎行補給軍糧的義務。

作為回報，他們獲得了深度介入官方壟斷的鹽鐵生意的特許權，進行獨有性的商業活動。

與官府共舞，在享受權力帶來的長處，也要支出響應的價格。當官府需要用錢時，商人們就需要「自發」表達自己的愛國熱情。

在內憂外患的咸豐一朝，清廷大開捐輸一途，山西商人紛紛用銀兩「捐納」各類官銜。在咸豐二年（1852年）一年中全國捐輸白銀224萬兩，箇中山西商人就捐輸了160萬兩，佔了大半。而在咸豐三年又連續發出五次諭令，以「山西較各省尚稱優裕」為由，要求山西商人持續捐輸。咸豐六年山西又捐201萬兩。

在官府委派仕宦逐門逐戶的「勸諭」下，晉商們「激昂仗義，踴躍輸將」，以至於好多大戶家道中落，甚至「赤貧如洗」。

· 向朝廷捐納一筆銀子後，可以獲得一份戶部執照作為證實

介入大清續命事業

在晚清，政府機構之所以還能維持運轉，很洪水平上依靠於借債。除了向外國銀行以及洋商借債，另一個條道路就是向國內金融機構，也就是票號們借錢。

以左宗棠西征借錢為例，左宗棠西征時代，除了向洋人借債，另一首要借錢起原就是山西票號。左宗棠經由轉運局向各地票號共借錢880萬兩以上，支出利息約50萬兩。票號借錢與洋商借錢一路，成功匡助左宗棠完成了收復新疆的大業。

光緒二十年（1894年），為籌集甲午戰爭經費，戶部欲效仿向西洋銀行借債的體式向國內商人借錢，史稱息借商款，各地票號向戶部借因一百數十萬兩。

光緒二十四年，朝廷又打著「似乎四切切之眾，不難借一二切切之款」的主意，發行了名為「昭信股票」的公債。票號則被戶部昭信局指定為公債的承銷機構。

此後戶部絡續向票號借錢，據報載，到宣統三年（1911年），清廷已欠各票號跨越700萬兩。

· 昭信股票擬定發行一億兩白銀，實際上僅發行1000萬兩擺怖。

到了1900年庚子事變，慈禧太后西狩山西，隨行有北京大量高官與王公貴族。嗅覺活絡的山西商人自然不會放過這一能夠近距離趨承市歡權力中心的機會。

例如盛德通總司理高鈺，就提前從隨行大員、內閣學士桂月亭處獲得慈禧的具體行程，並得以提前放置慈禧一行的食宿招待，為西太后的西行籌集經費。對於此外倉皇逃跑缺衣少食的王公貴族，山西票號也全力拯救，即使好多票號的賬本已在戰亂中遺失，他們對北京官員的提款要求也是有求必應。

· 盛德通既是《喬家大院》中喬家開辦的票號，也是極少數倖存下來，一貫活到1951年的票號之一

山西票號的起勁沒有白費，不單在太后西狩時代，清廷號令全國的京餉都匯往山西票號，之後的辛丑賠款本息，也規定由各省將攤派金額匯往票號，再由票號統一交付外國銀行。

是以，山西票號在庚子之亂中雖然有不少商號毀於戰火，然則無一家倒閉，反而達到了成長的最高峰。按照票號分號的數量角力，1880年月全國共有分號194個，到了清末最後十年，分號數量達到了475個。

然而巔峰的到來也陪同著隱患。

1904年成立的戶部銀行（1908年改名大清銀行），是清末新政的產物之一。顯然，清政府已經意識到銀行業的偉大利潤，起頭以國有銀行的身份進入市場。

對於票號而言，這是一個可駭的競爭對手，因為大清銀行不單在市場上挑戰票號的地位，接過了本屬於晉商的匯兌京餉的事業，還更有額外的手段確保自身的優勢。

同樣是放款後債務人破產清理，大清銀行往往能憑藉特權優先確保自身貸款的收受，而票號只能分到剩餘資產。日升昌商人哀嘆道：

大清銀行固是朝廷之商務，商民亦系皇上之子民，所屬不合，求利無異，何分彼重此輕。既將欠大清銀行之款悉數清還，而欠商民之債何得每兩以一錢一分八釐了卻也。似此重輕不均，實難忍耐。

真正敲響山西票號業喪鐘的，是清政府的倒臺。

武昌起義後，清政府對票號的大筆欠款無法了債。1911年11月，經由袁世凱內閣贊成，清廷還籌算向各票號借錢500萬兩。

然而各票號在兩次會議參議後，以清廷之前已向各票號借錢700萬兩尚未了債為由，拒絕了此項貸款。顯然，借給清政府的700萬壞賬是弗成能要回來了。

跟著政治後臺的倒臺，票號的諾言也遭遇偉大危機，各地展現擠兌風潮，票號起頭大規模倒閉。到1913歲終，山西幫24家票號中已有5家倒閉，包括「世界第一票號」日升昌。至1921年，僅有4家倖存，隨後根本退出金融市場。

少數晉商經由中俄貿易在俄國購置資產，實現了資產轉移，然而也並不克躲開厄運。跟著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在俄晉商的泉幣變為廢紙，財富被悉數充公，甚至人命不保。

蒙古一度是晉商最為暢旺的區域，但這裡的晉商也沒能逃脫慘痛的宿命。在外蒙由俄國策動自力後，俄華人對內陸優裕的華商進行了系統性的洗劫。

據《大公報》記載：「車臣汗盟各旗所有之商號四五百家，強半被俄匪搶劫，各旗之商人已知確被搶害者三十餘人……萬源長四人、世泰榮鋪長被匪開膛，鋪夥被釘樹上而死。」晉商原先在蒙古掌控的商業領域也由俄國國企盡數奪走。

跟著兩次押寶的接連失敗，中國一代商業傳奇最終只得隨之衰敗。晉商這個詞再一次為人所熟知，就要等到「煤老闆」的崛起了

明清五百年，晉商曾是中國最為顯赫的商幫之一，他們開設的票號鼎盛之時，壟斷了全國金融。

晉商在清代的輝煌還一度製造了一種奇特地圖炮。康熙南巡時就跟人感慨，說朕經過吳越州郡，察看他們的市場、商業區，多是山西來的商人，本地商人很少，這應該是因為山西人勤儉節約、積蓄致富；南方人貪圖奢靡，有一分錢就花一分錢。

今天，以晉商為題材的影視作品出過好幾部，走紅的也不止一部。有些奇怪的是，電視劇裡的晉商總是梳著辮子、穿著長袍，他們的影響力始終留在清朝。似乎一到20世紀，這幫顯赫一時的商人就消失不見了。

到底是什麼力量，讓晉商從無比輝煌迅速走向沒落？

被俄商搶走生意

1858年6月，距離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爆發已經過了一年半的光景。

第一支英法遠征軍載著英法美俄四國公使，從上海一路北上，在天津白河口攻陷大沽炮臺後登陸，進逼京津。咸豐皇帝只得慌忙出欽差大臣，趕往天津議和，於6月13日分別與俄、英、法、美簽訂《天津條約》。

沒有實際出兵的俄國，透過對清廷的外交訛詐獲得了豐厚的回報。根據《中俄天津條約》及三年後簽訂的《中俄陸路通商章程》，俄羅斯商人可以不受限制的進入大清通商，同時享受一系列關稅減免，從此開始大規模入主中俄貿易。

因俄商的大舉進入而遭受衝擊的，首當其衝便是晉商。

在被迫開放之前，清政府僅僅允許俄羅斯商隊每三年一次，每次不超過200人，進入北京貿易。因此俄羅斯人如果希望喝到中國的茶葉，只能由中國商人千里迢迢運往邊境，再轉手俄羅斯商人運往俄羅斯本土地區。

· 中俄恰克圖茶葉貿易路線。到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中俄貿易額已達到達到1240萬兩白銀

雪上加霜的是，為剿滅太平天國，從咸豐三年開始，清政府開始徵收厘金。

一開始，厘金還只是百分之一的商業稅，而且只是權宜之計。然而隨著清廷財政的不斷惡化，厘金不僅沒有隨著戰爭的結束而撤裁，反而越收越多，從最初的1%逐步提高到10%甚至20%，還大量增設釐卡，「舉凡一切貧富人民由出生到死亡日用所需之物，無一不在課徵之列」。

山西一省，從光緒元年（1875）到十九年（1893），每年厘金收入由9萬兩上升到22萬兩。對於山西商人最為重要的茶葉貿易，從湖北漢口至張家口一路要經過63個厘金分卡，販運茶葉算下來要比俄商多付10倍的厘金。

· 清代晚期財政收入，其中關稅和厘金已經佔據收入極大的比重

對於晉商來說，在茶葉貿易方面已經無法與俄商競爭，想要生存下來，就必須另尋他路。正是這一時期，最著名的山西票號迎來了快速增長時期。

讓餘秋雨老師「抱愧」讚歎的晉商金融業，其實只是山西商人被趕出了茶葉貿易之後，不得已而為之的「轉型升級」。

山西票號時代

最早的山西票號一般認為是創建於1823年的日升昌，然而山西票號真正的大規模擴張還需要等到太平天國時期。

在同治元年之前，全國範圍內約有15家山西票號，其餘地區尚無辦票號者。而僅同治元年一年，就有7家山西票號開張。從此一直到1880年代，山西票號一直壟斷著全國的金融業。

晚清山西票號業務的大規模興起，和清政府匯兌官款的新政策離不開關係。

長期以來，大清中央政府向地方收稅，均採用現銀裝鞘，委派押解的方式運往京師。各地方若私自改換運銀方式便會受到嚴厲處罰。然而隨著太平天國相繼佔領南京、蘇杭等江南地區，同時捻軍在安徽、山東一帶作亂，南方諸省押解銀兩至京師的通路斷絕。

不得已，清廷只得允許地方政府以票號匯兌的方式上繳錢糧。從廣東省開始，福建、浙江、湖南、湖北、四川、江西等省以及各海關，均逐步改用票號匯兌的方式解送官餉。

地方政府之所以熱衷於利用票號匯兌，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地方收入困難，財政虧空，要想按期上繳錢糧，就不得不向票號借墊。以閩粵地方政府及海關為例，票號墊款佔匯餉總數的40%左右，部分年份甚至佔100%。

山西票號就這樣在和官府的緊密合作下迎來了爆發式的成長，他們實際上成為了大清財政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匯兌官款業務給山西票號帶來了可觀的盈利，因為大部分官款的匯費都比商業匯費高許多倍。一般的商業匯兌匯費大約在0.7%左右，而官銀匯兌匯費一般都在4%以上，有些省份甚至高達8.5%。與官府做生意顯然比在市場上競爭賺錢的多。

不過，更高的匯費也並不是完全進入山西商人的口袋，很大一部分是留給官員的回扣。票號需要向官府繳納使費、紙筆費等各種雜費，票號實際到手的費用，往往只剩下一半，即使如此，這筆匯費已經遠高於正常的商業匯費。

另一方面，票號對各級官吏上下打點，貪汙公款也提供了方便。各級官吏往往是票號存款的大戶，將其搜刮所得存放在票號之中。

而官吏的打點行賄，也可以透過票號更為方便容易的運作。光緒朝轟動一時的雲南善後局軍需報銷行賄案，就是雲南糧道崔尊彝，挪用捐輸平銀，由票號從雲南匯往北京，向戶、工、兵部各書吏行賄。

雖然貪汙受賄是自古以來的傳統，票號的發展確實極大的降低了行賄受賄的成本，晚清諷刺小說如《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都將票號列為諷刺的物件。

· 以銀票行賄，已經成為大眾文化的基本印象

依附官府勢力發財，對山西商人來說並不陌生。

早在明代洪武時期，晉商便開始與官府大力合作。由於大明西線邊關防禦軍隊後勤供給困難，明太祖設立開中制，即由商人向大同、居庸關等邊關輸送糧食，以此換取販賣壟斷「官鹽」的權力。這種實質上的權力交易，成為了晉商發跡的第一桶金。

· 鹽引制度源於宋朝，目的在於以鹽業的壟斷經營特許權交換商人對邊關物質補給的支援

滿清入主之後，賜封了山西「八大商人」，以表彰晉商為後金政權提供的幫助。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山西商人在明末戰爭中的功績得到了清政府肯定，並在之後對準噶爾等一系列戰爭中，不斷為清廷效力，承擔為一線部隊補給軍糧的任務。

作為回報，他們獲得了深度參與官方壟斷的鹽鐵買賣的特許權，進行獨佔性的商業活動。

與官府共舞，在享受權力帶來的好處，也要付出相應的代價。當官府需要用錢時，商人們就需要「自覺」表達自己的愛國熱情。

在內憂外患的咸豐一朝，清廷大開捐輸一途，山西商人紛紛用銀兩「捐納」各種官銜。在咸豐二年（1852年）一年中全國捐輸白銀224萬兩，其中山西商人就捐輸了160萬兩，佔了大半。而在咸豐三年又連續發出五次諭令，以「山西較各省尚稱富裕」為由，要求山西商人繼續捐輸。咸豐六年山西又捐201萬兩。

在官府委派官吏逐門逐戶的「勸諭」下，晉商們「急公好義，踴躍輸將」，以至於許多大戶家道中落，甚至「赤貧如洗」。

· 向朝廷捐納一筆銀子後，可以獲得一份戶部執照作為證明

參與大清續命事業

在晚清，政府機構之所以還能維持運轉，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借債。除了向外國銀行以及洋商借債，另一個條道路便是向國內金融機構，也就是票號們借款。

光緒二十年（1894年），為籌集甲午戰爭經費，戶部欲效仿向西洋銀行借債的方式向國內商人借款，史稱息借商款，各地票號向戶部借因一百數十萬兩。

光緒二十四年，朝廷又打著「似乎四萬萬之眾，不難借一二萬萬之款」的主意，發行了名為「昭信股票」的公債。票號則被戶部昭信局指定為公債的承銷機構。

此後戶部不斷向票號借款，據報載，到宣統三年（1911年），清廷已欠各票號超過700萬兩。

· 昭信股票擬定發行一億兩白銀，實際上僅發行1000萬兩左右

到了1900年庚子事變，慈禧太后西狩山西，隨行有北京大量高官與王公貴族。嗅覺靈敏的山西商人自然不會放過這一能夠近距離巴結討好權力中心的機會。

例如大德通總經理高鈺，就提前從隨行大員、內閣學士桂月亭處得到慈禧的詳細行程，並得以提前安排慈禧一行的食宿招待，為西太后的西行籌集經費。對於其它倉皇逃跑缺衣少食的王公貴族，山西票號也盡力接濟，即使許多票號的賬本已在戰亂中遺失，他們對北京官員的提款要求也是有求必應。

· 大德通既是《喬家大院》中喬家開辦的票號，也是極少數倖存下來，一直活到1951年的票號之一

山西票號的努力沒有白費，不僅在太后西狩期間，清廷下令全國的京餉都匯往山西票號，之後的辛丑賠款本息，也規定由各省將攤派金額匯往票號，再由票號統一交付外國銀行。

因此，山西票號在庚子之亂中雖然有不少店鋪毀於戰火，但是無一家倒閉，反而到達了發展的最高峰。按照票號分號的數量計算，1880年代全國共有分號194個，到了清末最後十年，分號數量達到了475個。

然而巔峰的到來也伴隨著隱患。

1904年成立的戶部銀行（1908年改名大清銀行），是清末新政的產物之一。顯然，清政府已經意識到銀行業的巨大利潤，開始以國有銀行的身份進入市場。

對於票號而言，這是一個可怕的競爭對手，因為大清銀行不僅在市場上挑戰票號的地位，接過了本屬於晉商的匯兌京餉的事業，還更有額外的手段確保自身的優勢。

同樣是放款後債務人破產清算，大清銀行往往能憑藉特權優先確保自身貸款的回收，而票號只能分到剩餘資產。日升昌商人哀嘆道：

大清銀行固是朝廷之商務，商民亦系皇上之子民，所屬不同，求利無異，何分彼重此輕。既將欠大清銀行之款悉數清還，而欠商民之債何得每兩以一錢一分八釐了結也。似此重輕不均，實難忍受。

真正敲響山西票號業喪鐘的，是清政府的倒臺。

武昌起義後，清政府對票號的大筆欠款無法清償。1911年11月，經過袁世凱內閣同意，清廷還打算向各票號借款500萬兩。

然而各票號在兩次會議商討後，以清廷之前已向各票號借款700萬兩尚未歸還為由，拒絕了此項貸款。顯然，借給清政府的700萬壞賬是不可能要回來了。

隨著政治靠山的倒臺，票號的信譽也遭遇巨大危機，各地出現擠兌風潮，票號開始大規模倒閉。到1913年末，山西幫24家票號中已有5家倒閉，包括「天下第一票號」日升昌。至1921年，僅有4家倖存，隨後基本退出金融市場。

少數晉商透過中俄貿易在俄國購置資產，實現了資產轉移，然而也並不能躲開厄運。隨著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在俄晉商的貨幣變為廢紙，財產被全部充公，甚至性命不保。

蒙古一度是晉商最為興旺的地區，但這裡的晉商也沒能逃脫慘痛的宿命。在外蒙由俄國策動獨立後，俄華人對當地富裕的華商進行了系統性的洗劫。

據《大公報》記載：「車臣汗盟各旗所有之商號四五百家，強半被俄匪搶劫，各旗之商人已知確被搶害者三十餘人……萬源長四人、世泰榮鋪長被匪開膛，鋪夥被釘樹上而死。」晉商原先在蒙古掌控的商業領域也由俄國國企盡數奪走。

隨著兩次押寶的接連失敗，中國一代商業傳奇最終只得隨之衰敗。晉商這個詞再一次為人所熟知，就要等到「煤老闆」的崛起了。

一,明清晉商是因清興而盛，因清忘而衰。

明初晉商藉明朝統治者為北方邊鎮籌集軍餉而崛起，入清後又充當皇商而獲得商業特權，清季又因為

清政府代墊和匯兌軍協餉等而執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終靠結托封建政府，為封建政

府服務而興盛。但當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時，山西商人也必然禍及自身。如志成信票號，庚子事變後，曾將

資本運往南省放貸，但辛亥革命中運往南省資金大多散失。而清廷提銀刻不容緩，結果賬面上有應收銀

400萬兩，有應付銀 200萬兩，但實際上已無法週轉，被迫倒閉。民國初年，債權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

遙、祁縣坐索欠款，財東因票號損失慘重，已無力償還，只能賣房賣地，甚至逃匿他鄉，有的還淪為乞

丐。

二,“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傳統觀念，束縛了晉商的發展。

晉商資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屢見不鮮。入清後，晉商購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謠稱：“山西人大

褥套，發財還家蓋房置地養老少”。此謂“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騎坐。

這句民謠反映了晉商外出經商致富後還家蓋房置地養老少的傳統觀念，在這一傳統觀念支配下，其商業資

本是不利於向近代資本發展的。

三,墨守陳規，思想保守。

隨著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舊有的商業模式已被打破，加快改革，適應潮流，是求得自身發展的途

徑。但是由於晉商中一些有勢力的財東和總經理思想頑固，墨守陳規，以致四次失去票號改革機會，晉商

終於失去昔日光輝。

四,近代企業的投資見效週期過長

20世紀初，晉商中一些有識之士以高度熱情投資民族資本近代工業，但由於當時保礦運動的影響，其

資本主要投入了投資額大、見效週期長、管理要求高、並受運輸條件制約的煤礦業，而不是投資少、週轉

快、利潤高的棉紡、麵粉、捲菸等輕紡工業，致使資金大量積壓，陷入困境。

晉商曾在中國歷史上灑下輝煌,他們的衰落儘管有著種種原因,外在的也好,內在的也罷,他們的衰落對後人來說無遺是一種深深的遺憾。

晉商在明朝一直受到優待，揚州商籍中有山西而沒有晉商的勁敵徽商，徽州人想要到揚州行商，需要依附別人的商籍才行。但晉商背叛了明朝廷的優待，明廷禁止賣刀劍火藥等武器給後金，但晉商大量走私，支援了後金的軍事崛起，甚至晉商會為後金提供情報。

蒙古語中對華人有個稱呼叫"胡扎“，就是從山西話的”夥計“發展而來的，意思是不可靠的人，奸詐的騙子等，就是因為晉商在貿易中往往使用矇騙手段。

但坑蒙拐騙走私叛國都不是死因。

同治元年中俄簽訂了陸路通商條約，俄華人在中國有特權，搶了晉商在北方的茶葉業務，晉商無法壟斷，就迅速敗亡了，6年以後，恰克圖的晉商從一百二十家暴減到只剩四家。

茶葉業務以後，上海等地開埠後，行商路線改變，東南沿海和武漢等地有了過手的油水，河運逐漸改為海運，陸路商業線路也變更了，晉商失去了壟斷的憑據。

茶葉商和倒爺們被拿下以後，鹽販子也不行了。過去晉商中賣鹽是暴利，銅錢價格經常上漲，白銀相應價格就跌，而朝廷收鹽稅是收白銀，所以晉商賣鹽時只收銅錢，交稅時卻交白銀，銅錢價格一路上漲，白銀價格一路下跌，中間的大量利潤，都被鹽販子吃了。銅錢上漲到清末時開始停止，白銀外流，白銀價格上漲，銅錢價格相對白銀開始下跌，這時候交稅要交白銀，買鹽卻要收銅錢，中間的虧本，全讓鹽販子貼補，吃的都給吐出來了。

清朝第一大票號日升昌在辛亥革命前夕，對各省亂象全不在意，還做著清廷千秋萬世的迷夢，辛亥革命爆發後，日升昌因戰爭和動亂等原因，損失三百萬兩白銀，生意逐漸難做，但日升昌東家李氏家族仍然保持奢侈風氣，吸菸片，出行幾十人，養寶馬，1914年因為東家李王典大量從票號提款，日升昌的一些經理人辭職，隨後發生管理失誤，北京分號被查封，1932年徹底歇業。

晉商對蒙古貿易的最大商號大盛魁，因外蒙古被俄國逐漸侵蝕，而面臨困境，1912年清民交替，1921年外蒙古宣告獨立，兩次動盪都讓大盛魁的許多債務收不回來，損失極為慘重，尤其外蒙獨立導致大盛魁在外蒙的許多債權都作廢了，1929年徹底倒閉。

晉商大多是放高利貸，和替政府民間處理匯款，賺取鉅額手續費為生，因此每年花費大量錢財用來賄賂官員，處理人脈關係，比如咸豐二年一年內，山西捐銀一百六十萬兩，咸豐六年捐銀201萬兩，慈禧西逃時也是晉商提供資金和處理匯款，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生存模式，無法進行自由競爭，固步自封，思想僵化，雖然有雄厚資金在手，卻根本沒有還手之力的被新興的商業模式擊敗了。

晉商崛起是靠口外，但隨著外蒙獨立並屠華，事實上晉商已失去蒙俄等傳統地盤。另一方面海洋文明的頭起和英國在印度等地種茶，治海江浙粵各大商團外商反攻內地，又把沒跟上形勢的晉商逐漸淘汰。

晉商是被時代搞垮的，成功具有慣性，而山西主要依靠官方的官員的支援進行金融服務，而且其人才也主要靠當地人，而且有很強的人身依附關係，但是隨著帝國的失敗，軍閥格局，各地信用無法建立，安全無法建立，統一的市場信用無法建立，各個軍閥都在尋找外國的支援，所以軍閥的槍桿子成了信用的基礎，而金融也隨著時代在發展，而當時的信用已經轉向了國家信用，也就是各個列強國家的信用，金銀重新成了硬通貨，雖然南京國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統一，但是隨著戰爭爆發，一切又歸於混亂，晉商由於是一個小圈子，因為沒有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必然被時代淘汰！

明清五百年，晉商曾是中國最為顯赫的商幫之一，他們開設的票號鼎盛之時，壟斷了全國金融。

晉商在清代的絢爛還一度製造了一種奇異地圖炮。康熙南巡時就跟人感傷，說朕經由吳越州郡，視察他們的市場、商業區，多是山西來的商人，內陸商人很少，這應該是因為山西人勤儉節約、蓄積致富；南方人妄想豪侈，有一分錢就花一分錢。

今天，以晉商為題材的影視作品出過好幾部，走紅的也不止一部。有些新穎的是，電視劇裡的晉商老是梳著辮子、穿戴長袍，他們的影響力始終留在清朝。似乎一到20世紀，這幫顯赫一時的商人就消散不見了。

事實是什麼力量，讓晉商從無比絢爛迅速走向沒落？

被俄商搶走生意

1858年6月，距離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爆發已經由了一年半的光景。

第一支英法遠征軍載著英法美俄四國公使，從上海一路北上，在天津白河口攻下大沽炮臺後上岸，進逼京津。咸豐皇帝只得慌張出欽差大臣，趕往天津議和，於6月13日拜別與俄、英、法、美簽署《天津合同》。

沒有實際出兵的俄國，經由對清廷的寒暄訛詐獲得了豐厚的回報。憑證《中俄天津合同》及三年後簽署的《中俄陸路互市章程》，俄羅斯商人可以不受限制的進入大清互市，同時享受一系列關稅減免，此後起頭大規模入主中俄貿易。

因俄商的大舉進入而承受衝擊的，首當其衝就是晉商。

此前，晉商耐久壟斷中俄茶葉貿易，從武夷山到恰克圖輸送茶葉貿易一貫是山西商人最首要的利潤起原，而他們對茶葉貿易路線的壟斷，很洪水平上恰是源於朝廷對外商的嚴峻限制。

在被迫開放之前，清政府僅僅許可俄羅斯商隊每三年一次，每次不跨越200人，進入北京貿易。是以俄羅斯人若是進展喝到中國的茶葉，只能由中國商人千里迢迢運往邊境，再轉手俄羅斯商人運往俄羅斯內陸盤區。

雪上加霜的是，為清剿寧靖天堂，從咸豐三年起頭，清政府起頭徵收厘金。

一路頭，厘金還只是百分之一的商業稅，而且只是權宜之計。然而跟著清廷財務的絡續惡化，厘金不單沒有跟著戰爭的結束而撤裁，反而越收越多，從最初的1%慢慢提高到10%甚至20%，還大量增設釐卡，「舉凡一切貧富人民由出生到消亡日用所需之物，無一不在課徵之列」。

山西一省，從光緒元年（1875）到十九年（1893），每年厘金收入由9萬兩上升到22萬兩。對於山西商人最為首要的茶葉貿易，從湖北漢口至張家口一路要經由63個厘金分卡，販運茶葉算下來要比俄商多付10倍的厘金。

對於晉商來說，在茶葉貿易方面已經無法與俄商競爭，想要生存下來，就必需另尋他路。恰是這一時期，最有名的山西票號迎來了快速增進時期。

讓餘秋雨師長「抱愧」讚歎的晉商金融業，其實只是山西商人被趕出了茶葉貿易之後，不得已而為之的「轉型升級」。

山西票號時代

最早的山西票號一般認為是豎立於1823年的日升昌，然而山西票號真正的大規模擴張還需要等到寧靖天堂時期。

在同治元年之前，全國侷限內約有15家山西票號，其餘區域尚無辦票號者。而僅同治元年一年，就有7家山西票號開張。此後一貫到1880年月，山西票號一貫壟斷著全國的金融業。

晚清山西票號生意的大規模興起，和清政府匯兌官款的新政策離不開關係。

耐久以來，大清中央政府向處所收稅，均採用現銀裝鞘，委派押解的體式運往京師。遍地所若私自改換運銀體式便會受到嚴重責罰。然而跟著寧靖天堂接踵佔領南京、蘇杭等江南區域，同時捻軍在安徽、山東一帶作亂，南方諸省押解銀兩至京師的通路隔離。

不得已，清廷只得許可處所政府以票號匯兌的體式上繳錢糧。從廣東省起頭，福建、浙江、湖南、湖北、四川、江西等省以及各海關，均慢慢改用票號匯兌的體式解送官餉。

處所政府之所以熱衷於行使票號匯兌，很洪水平上是因為處所收入難題，財務虧空，要想按期上繳錢糧，就不得不向票號借墊。以閩粵處所政府及海關為例，票號墊款佔匯餉總數的40%擺佈，部門年份甚至佔100%。

山西票號就這樣在和官府的慎密合作下迎來了爆發式的成長，他們實際上成為了大清財務系統的首要組成部門。

匯兌官款生意給山西票號帶來了可觀的盈利，因為大部門官款的匯費都比商業匯費高好多倍。一般的商業匯兌匯費大約在0.7%擺佈，而官銀匯兌匯費一般都在4%以上，有些省份甚至高達8.5%。與官府經商顯然比在市場上競爭賺錢的多。

不過，更高的匯費也並不是完全進入山西商人的口袋，很大一部門是留給官員的背工。票號需要向官府繳納使費、紙筆費等各類雜費，票號實際到手的費用，往往只剩下一半，即使如斯，這筆匯費已經遠高於正常的商業匯費。

另一方面，票號對各級仕宦上下打點，貪汙公款也供給了隨意。各級仕宦往往是票號存款的大戶，將其搜刮所得存放在票號之中。

而仕宦的打點行賄，也可以經由票號更為隨意隨意的運作。光緒朝轟動一時的雲南善後局軍需報銷行賄案，就是雲南糧道崔尊彝，挪用捐輸平銀，由票號從雲南匯往北京，向戶、工、兵部各書吏行賄。

雖然貪汙受賄是自古以來的傳統，票號的成長切實極大的降低了行賄受賄的成本，晚清訕笑小說如《宦海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都將票號列為訕笑的物件。

倚賴官府勢力發家，對山西商人來說並不生疏。

早在明代洪武時期，晉商便起頭與官府大力合作。因為大明西線邊關防禦戎行後勤供給難題，明太祖設立開中制，即由商人向大同、居庸關等邊關輸送糧食，以此換取發賣壟斷「官鹽」的權力。這種實質上的權力生意，成為了晉商起身的第一桶金。

滿清入主之後，賜封了山西「八大商人」，以讚譽晉商為後金政權供給的匡助。不管是有意照樣無意，山西商人在明末戰爭中的功勳獲得了清政府必然，並在之後對準噶爾等一系列戰爭中，絡續為清廷效力，承擔為一線戎行補給軍糧的義務。

作為回報，他們獲得了深度介入官方壟斷的鹽鐵生意的特許權，進行獨有性的商業活動。

與官府共舞，在享受權力帶來的長處，也要支出響應的價格。當官府需要用錢時，商人們就需要「自發」表達自己的愛國熱情。

在內憂外患的咸豐一朝，清廷大開捐輸一途，山西商人紛紛用銀兩「捐納」各類官銜。在咸豐二年（1852年）一年中全國捐輸白銀224萬兩，箇中山西商人就捐輸了160萬兩，佔了大半。而在咸豐三年又連續發出五次諭令，以「山西較各省尚稱優裕」為由，要求山西商人持續捐輸。咸豐六年山西又捐201萬兩。

在官府委派仕宦逐門逐戶的「勸諭」下，晉商們「激昂仗義，踴躍輸將」，以至於好多大戶家道中落，甚至「赤貧如洗」。

介入大清續命事業

在晚清，政府機構之所以還能維持運轉，很洪水平上依靠於借債。除了向外國銀行以及洋商借債，另一個條道路就是向國內金融機構，也就是票號們借錢。

以左宗棠西征借錢為例，左宗棠西征時代，除了向洋人借債，另一首要借錢起原就是山西票號。左宗棠經由轉運局向各地票號共借錢880萬兩以上，支出利息約50萬兩。票號借錢與洋商借錢一路，成功匡助左宗棠完成了收復新疆的大業。

光緒二十年（1894年），為籌集甲午戰爭經費，戶部欲效仿向西洋銀行借債的體式向國內商人借錢，史稱息借商款，各地票號向戶部借因一百數十萬兩。

光緒二十四年，朝廷又打著「似乎四切切之眾，不難借一二切切之款」的主意，發行了名為「昭信股票」的公債。票號則被戶部昭信局指定為公債的承銷機構。

此後戶部絡續向票號借錢，據報載，到宣統三年（1911年），清廷已欠各票號跨越700萬兩。

到了1900年庚子事變，慈禧太后西狩山西，隨行有北京大量高官與王公貴族。嗅覺活絡的山西商人自然不會放過這一能夠近距離趨承市歡權力中心的機會。

例如盛德通總司理高鈺，就提前從隨行大員、內閣學士桂月亭處獲得慈禧的具體行程，並得以提前放置慈禧一行的食宿招待，為西太后的西行籌集經費。對於此外倉皇逃跑缺衣少食的王公貴族，山西票號也全力拯救，即使好多票號的賬本已在戰亂中遺失，他們對北京官員的提款要求也是有求必應。

山西票號的起勁沒有白費，不單在太后西狩時代，清廷號令全國的京餉都匯往山西票號，之後的辛丑賠款本息，也規定由各省將攤派金額匯往票號，再由票號統一交付外國銀行。

是以，山西票號在庚子之亂中雖然有不少商號毀於戰火，然則無一家倒閉，反而達到了成長的最高峰。按照票號分號的數量角力，1880年月全國共有分號194個，到了清末最後十年，分號數量達到了475個。

然而巔峰的到來也陪同著隱患。

1904年成立的戶部銀行（1908年改名大清銀行），是清末新政的產物之一。顯然，清政府已經意識到銀行業的偉大利潤，起頭以國有銀行的身份進入市場。

對於票號而言，這是一個可駭的競爭對手，因為大清銀行不單在市場上挑戰票號的地位，接過了本屬於晉商的匯兌京餉的事業，還更有額外的手段確保自身的優勢。

同樣是放款後債務人破產清理，大清銀行往往能憑藉特權優先確保自身貸款的收受，而票號只能分到剩餘資產。日升昌商人哀嘆道：

大清銀行固是朝廷之商務，商民亦系皇上之子民，所屬不合，求利無異，何分彼重此輕。既將欠大清銀行之款悉數清還，而欠商民之債何得每兩以一錢一分八釐了卻也。似此重輕不均，實難忍耐。

真正敲響山西票號業喪鐘的，是清政府的倒臺。

武昌起義後，清政府對票號的大筆欠款無法了債。1911年11月，經由袁世凱內閣贊成，清廷還籌算向各票號借錢500萬兩。

然而各票號在兩次會議參議後，以清廷之前已向各票號借錢700萬兩尚未了債為由，拒絕了此項貸款。顯然，借給清政府的700萬壞賬是弗成能要回來了。

跟著政治後臺的倒臺，票號的諾言也遭遇偉大危機，各地展現擠兌風潮，票號起頭大規模倒閉。到1913歲終，山西幫24家票號中已有5家倒閉，包括「世界第一票號」日升昌。至1921年，僅有4家倖存，隨後根本退出金融市場。

少數晉商經由中俄貿易在俄國購置資產，實現了資產轉移，然而也並不克躲開厄運。跟著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在俄晉商的泉幣變為廢紙，財富被悉數充公，甚至人命不保。

蒙古一度是晉商最為暢旺的區域，但這裡的晉商也沒能逃脫慘痛的宿命。在外蒙由俄國策動自力後，俄華人對內陸優裕的華商進行了系統性的洗劫。

據《大公報》記載：「車臣汗盟各旗所有之商號四五百家，強半被俄匪搶劫，各旗之商人已知確被搶害者三十餘人……萬源長四人、世泰榮鋪長被匪開膛，鋪夥被釘樹上而死。」晉商原先在蒙古掌控的商業領域也由俄國國企盡數奪走。

跟著兩次押寶的接連失敗，中國一代商業傳奇最終只得隨之衰敗。晉商這個詞再一次為人所熟知，就要等到「煤老闆」的崛起了。

我山西人，離晉中喬家大院幾十公里，每次回家都得路過，晉商的衰落現在看來就是一個必然的過程，真正強大的都是自身強大，而不是別人的強大來保全自己，真正敲響早期晉商衰敗鐘聲的，是清當局的倒臺，晉商的代表是幾家大的票號，茶商，鹽商，而新時代的晉商也在慢慢崛起。

武昌起義後，清當局對票號的大筆欠款無法了債。1911年11月，經由袁世凱內閣贊成，清廷還籌算向各票號乞貸500萬兩。

然而各票號在兩次會議參議後，以清廷之前已向各票號乞貸700萬兩尚未清償為由，拒絕了此項貸款。顯然，借給清當局的700萬壞賬是弗成能要回來了。

跟著政治後臺的倒臺，票號的諾言也遭遇偉大危機，各地顯現擠兌風潮，票號起頭大規模倒閉。到1913歲終，山西幫24家票號中已有5家倒閉，包羅「世界第一票號」日升昌。至1921年，僅有4家倖存，隨後根基退出金融市場。

少數晉商經由中俄商業在俄國購置資產，實現了資產轉移，然而也並不克躲開厄運。跟著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在俄晉商的泉幣變為廢紙，產業被悉數沒收，甚至人命不保。

蒙古一度是晉商最為暢旺的區域，但這裡的晉商也沒能逃脫慘痛的宿命。在外蒙由俄國策動自力後，俄華人對本地富足的華商進行了系統性的洗劫。

據《大公報》記載：「車臣汗盟各旗所有之商號四五百家，強半被俄匪擄掠，各旗之商人已知確被搶害者三十餘人……萬源長四人、世泰榮鋪長被匪開膛，鋪夥被釘樹上而死。」晉商原先在蒙古掌控的貿易範疇也由俄國國企盡數奪走。

跟著兩次押寶的接連失敗，中國一代貿易傳奇最終只得隨之衰敗。晉商這個詞再一次為人所熟知。

知恥而後勇，希望新一代晉商努力拼搏，用新時代的眼光重新演繹晉商的輝煌。

被時世搞垮的，第一次知道晉商這個詞是讀網路小說知道這個詞。晉商走私生鐵 火藥 大炮 鹽 茶葉給關外的滿人。而且滿人叩關的時候還做內應殺了守關將士，引滿人入關。明朝的滅亡，晉商有一定功勞。

1、明清晉商是封建統治階級的附庸。明初晉商藉明朝統治者為北方邊鎮籌集軍餉而崛起，入清後又充當皇商而獲得商業特權，清代又因為清政府代墊和匯兌軍協餉等而執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終靠結托封建政府，為封建政府服務而興盛。但當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時，山西商人也必然禍及自身。如志成信票號，庚子事變後，曾將資本運往南省放貸，但辛亥革命中運往南省資金大多散失。而清廷提銀刻不容緩，結果賬面上有應收銀 400萬兩，有應付銀 200萬兩，但實際上已無法週轉，被迫倒閉。民國初年，債權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遙、祁縣坐索欠款，財東因票號損失慘重，已無力償還，只能賣房賣地，甚至逃匿他鄉，有的還淪為乞丐。

2、“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傳統觀念，束縛了晉商的發展。晉商資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屢見不鮮。入清後，晉商購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謠稱：“山西人大褥套，發財還家蓋房置地養老少”。此謂“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騎坐。這句民謠反映了晉商外出經商致富後還家蓋房置地養老少的傳統觀念，在這一傳統觀念支配下，其商業資本是不利於向近代資本發展的。

3、墨守成規，思想保守。如前所述，隨著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舊有的商業模式被打破，加快改革，適應潮流，是求得自身發展的途徑。但是，由於晉商中一些有勢力的財東和總經理思想頑固，墨守成規，以致四次失去票號改革機會。

4、近代企業的投資見效週期過長。20世紀初，晉商中一些有識之士以高度熱情投資民族資本近代工業，但由於當時保礦運動的影響，其資本主要投入了投資額大、見效週期長、管理要求高、並受運輸條件制約的煤礦業，而不是投資少、週轉快、利潤高的棉紡、麵粉、捲菸等輕紡工業，致使資金大量積壓，陷入困境。

明清五百年，晉商曾是中國最為顯赫的商幫之一，他們開設的票號鼎盛之時，壟斷了全國金融。

晉商在清代的輝煌還一度製造了一種奇特地圖炮。康熙南巡時就跟人感慨，說朕經過吳越州郡，察看他們的市場、商業區，多是山西來的商人，本地商人很少，這應該是因為山西人勤儉節約、積蓄致富；南方人貪圖奢靡，有一分錢就花一分錢。

今天，以晉商為題材的影視作品出過好幾部，走紅的也不止一部。有些奇怪的是，電視劇裡的晉商總是梳著辮子、穿著長袍，他們的影響力始終留在清朝。似乎一到20世紀，這幫顯赫一時的商人就消失不見了。

到底是什麼力量，讓晉商從無比輝煌迅速走向沒落？

被俄商搶走生意

1858年6月，距離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爆發已經過了一年半的光景。

第一支英法遠征軍載著英法美俄四國公使，從上海一路北上，在天津白河口攻陷大沽炮臺後登陸，進逼京津。咸豐皇帝只得慌忙出欽差大臣，趕往天津議和，於6月13日分別與俄、英、法、美簽訂《天津條約》。

沒有實際出兵的俄國，透過對清廷的外交訛詐獲得了豐厚的回報。根據《中俄天津條約》及三年後簽訂的《中俄陸路通商章程》，俄羅斯商人可以不受限制的進入大清通商，同時享受一系列關稅減免，從此開始大規模入主中俄貿易。

因俄商的大舉進入而遭受衝擊的，首當其衝便是晉商。

在被迫開放之前，清政府僅僅允許俄羅斯商隊每三年一次，每次不超過200人，進入北京貿易。因此俄羅斯人如果希望喝到中國的茶葉，只能由中國商人千里迢迢運往邊境，再轉手俄羅斯商人運往俄羅斯本土地區。

· 中俄恰克圖茶葉貿易路線。到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中俄貿易額已達到達到1240萬兩白銀

雪上加霜的是，為剿滅太平天國，從咸豐三年開始，清政府開始徵收厘金。

一開始，厘金還只是百分之一的商業稅，而且只是權宜之計。然而隨著清廷財政的不斷惡化，厘金不僅沒有隨著戰爭的結束而撤裁，反而越收越多，從最初的1%逐步提高到10%甚至20%，還大量增設釐卡，「舉凡一切貧富人民由出生到死亡日用所需之物，無一不在課徵之列」。

山西一省，從光緒元年（1875）到十九年（1893），每年厘金收入由9萬兩上升到22萬兩。對於山西商人最為重要的茶葉貿易，從湖北漢口至張家口一路要經過63個厘金分卡，販運茶葉算下來要比俄商多付10倍的厘金。

· 清代晚期財政收入，其中關稅和厘金已經佔據收入極大的比重

對於晉商來說，在茶葉貿易方面已經無法與俄商競爭，想要生存下來，就必須另尋他路。正是這一時期，最著名的山西票號迎來了快速增長時期。

讓餘秋雨老師「抱愧」讚歎的晉商金融業，其實只是山西商人被趕出了茶葉貿易之後，不得已而為之的「轉型升級」。

山西票號時代

最早的山西票號一般認為是創建於1823年的日升昌，然而山西票號真正的大規模擴張還需要等到太平天國時期。

在同治元年之前，全國範圍內約有15家山西票號，其餘地區尚無辦票號者。而僅同治元年一年，就有7家山西票號開張。從此一直到1880年代，山西票號一直壟斷著全國的金融業。

晚清山西票號業務的大規模興起，和清政府匯兌官款的新政策離不開關係。

長期以來，大清中央政府向地方收稅，均採用現銀裝鞘，委派押解的方式運往京師。各地方若私自改換運銀方式便會受到嚴厲處罰。然而隨著太平天國相繼佔領南京、蘇杭等江南地區，同時捻軍在安徽、山東一帶作亂，南方諸省押解銀兩至京師的通路斷絕。

不得已，清廷只得允許地方政府以票號匯兌的方式上繳錢糧。從廣東省開始，福建、浙江、湖南、湖北、四川、江西等省以及各海關，均逐步改用票號匯兌的方式解送官餉。

地方政府之所以熱衷於利用票號匯兌，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地方收入困難，財政虧空，要想按期上繳錢糧，就不得不向票號借墊。以閩粵地方政府及海關為例，票號墊款佔匯餉總數的40%左右，部分年份甚至佔100%。

山西票號就這樣在和官府的緊密合作下迎來了爆發式的成長，他們實際上成為了大清財政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匯兌官款業務給山西票號帶來了可觀的盈利，因為大部分官款的匯費都比商業匯費高許多倍。一般的商業匯兌匯費大約在0.7%左右，而官銀匯兌匯費一般都在4%以上，有些省份甚至高達8.5%。與官府做生意顯然比在市場上競爭賺錢的多。

不過，更高的匯費也並不是完全進入山西商人的口袋，很大一部分是留給官員的回扣。票號需要向官府繳納使費、紙筆費等各種雜費，票號實際到手的費用，往往只剩下一半，即使如此，這筆匯費已經遠高於正常的商業匯費。

另一方面，票號對各級官吏上下打點，貪汙公款也提供了方便。各級官吏往往是票號存款的大戶，將其搜刮所得存放在票號之中。

而官吏的打點行賄，也可以透過票號更為方便容易的運作。光緒朝轟動一時的雲南善後局軍需報銷行賄案，就是雲南糧道崔尊彝，挪用捐輸平銀，由票號從雲南匯往北京，向戶、工、兵部各書吏行賄。

雖然貪汙受賄是自古以來的傳統，票號的發展確實極大的降低了行賄受賄的成本，晚清諷刺小說如《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都將票號列為諷刺的物件。

· 以銀票行賄，已經成為大眾文化的基本印象

依附官府勢力發財，對山西商人來說並不陌生。

早在明代洪武時期，晉商便開始與官府大力合作。由於大明西線邊關防禦軍隊後勤供給困難，明太祖設立開中制，即由商人向大同、居庸關等邊關輸送糧食，以此換取販賣壟斷「官鹽」的權力。這種實質上的權力交易，成為了晉商發跡的第一桶金。

· 鹽引制度源於宋朝，目的在於以鹽業的壟斷經營特許權交換商人對邊關物質補給的支援

滿清入主之後，賜封了山西「八大商人」，以表彰晉商為後金政權提供的幫助。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山西商人在明末戰爭中的功績得到了清政府肯定，並在之後對準噶爾等一系列戰爭中，不斷為清廷效力，承擔為一線部隊補給軍糧的任務。

作為回報，他們獲得了深度參與官方壟斷的鹽鐵買賣的特許權，進行獨佔性的商業活動。

與官府共舞，在享受權力帶來的好處，也要付出相應的代價。當官府需要用錢時，商人們就需要「自覺」表達自己的愛國熱情。

在內憂外患的咸豐一朝，清廷大開捐輸一途，山西商人紛紛用銀兩「捐納」各種官銜。在咸豐二年（1852年）一年中全國捐輸白銀224萬兩，其中山西商人就捐輸了160萬兩，佔了大半。而在咸豐三年又連續發出五次諭令，以「山西較各省尚稱富裕」為由，要求山西商人繼續捐輸。咸豐六年山西又捐201萬兩。

在官府委派官吏逐門逐戶的「勸諭」下，晉商們「急公好義，踴躍輸將」，以至於許多大戶家道中落，甚至「赤貧如洗」。

· 向朝廷捐納一筆銀子後，可以獲得一份戶部執照作為證明

參與大清續命事業

在晚清，政府機構之所以還能維持運轉，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借債。除了向外國銀行以及洋商借債，另一個條道路便是向國內金融機構，也就是票號們借款。

光緒二十年（1894年），為籌集甲午戰爭經費，戶部欲效仿向西洋銀行借債的方式向國內商人借款，史稱息借商款，各地票號向戶部借因一百數十萬兩。

光緒二十四年，朝廷又打著「似乎四萬萬之眾，不難借一二萬萬之款」的主意，發行了名為「昭信股票」的公債。票號則被戶部昭信局指定為公債的承銷機構。

此後戶部不斷向票號借款，據報載，到宣統三年（1911年），清廷已欠各票號超過700萬兩。

· 昭信股票擬定發行一億兩白銀，實際上僅發行1000萬兩左右

到了1900年庚子事變，慈禧太后西狩山西，隨行有北京大量高官與王公貴族。嗅覺靈敏的山西商人自然不會放過這一能夠近距離巴結討好權力中心的機會。

例如大德通總經理高鈺，就提前從隨行大員、內閣學士桂月亭處得到慈禧的詳細行程，並得以提前安排慈禧一行的食宿招待，為西太后的西行籌集經費。對於其它倉皇逃跑缺衣少食的王公貴族，山西票號也盡力接濟，即使許多票號的賬本已在戰亂中遺失，他們對北京官員的提款要求也是有求必應。

· 大德通既是《喬家大院》中喬家開辦的票號，也是極少數倖存下來，一直活到1951年的票號之一

山西票號的努力沒有白費，不僅在太后西狩期間，清廷下令全國的京餉都匯往山西票號，之後的辛丑賠款本息，也規定由各省將攤派金額匯往票號，再由票號統一交付外國銀行。

因此，山西票號在庚子之亂中雖然有不少店鋪毀於戰火，但是無一家倒閉，反而到達了發展的最高峰。按照票號分號的數量計算，1880年代全國共有分號194個，到了清末最後十年，分號數量達到了475個。

然而巔峰的到來也伴隨著隱患。

1904年成立的戶部銀行（1908年改名大清銀行），是清末新政的產物之一。顯然，清政府已經意識到銀行業的巨大利潤，開始以國有銀行的身份進入市場。

對於票號而言，這是一個可怕的競爭對手，因為大清銀行不僅在市場上挑戰票號的地位，接過了本屬於晉商的匯兌京餉的事業，還更有額外的手段確保自身的優勢。

同樣是放款後債務人破產清算，大清銀行往往能憑藉特權優先確保自身貸款的回收，而票號只能分到剩餘資產。日升昌商人哀嘆道：

大清銀行固是朝廷之商務，商民亦系皇上之子民，所屬不同，求利無異，何分彼重此輕。既將欠大清銀行之款悉數清還，而欠商民之債何得每兩以一錢一分八釐了結也。似此重輕不均，實難忍受。

真正敲響山西票號業喪鐘的，是清政府的倒臺。

武昌起義後，清政府對票號的大筆欠款無法清償。1911年11月，經過袁世凱內閣同意，清廷還打算向各票號借款500萬兩。

然而各票號在兩次會議商討後，以清廷之前已向各票號借款700萬兩尚未歸還為由，拒絕了此項貸款。顯然，借給清政府的700萬壞賬是不可能要回來了。

隨著政治靠山的倒臺，票號的信譽也遭遇巨大危機，各地出現擠兌風潮，票號開始大規模倒閉。到1913年末，山西幫24家票號中已有5家倒閉，包括「天下第一票號」日升昌。至1921年，僅有4家倖存，隨後基本退出金融市場。

少數晉商透過中俄貿易在俄國購置資產，實現了資產轉移，然而也並不能躲開厄運。隨著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在俄晉商的貨幣變為廢紙，財產被全部充公，甚至性命不保。

蒙古一度是晉商最為興旺的地區，但這裡的晉商也沒能逃脫慘痛的宿命。在外蒙由俄國策動獨立後，俄華人對當地富裕的華商進行了系統性的洗劫。

據《大公報》記載：「車臣汗盟各旗所有之商號四五百家，強半被俄匪搶劫，各旗之商人已知確被搶害者三十餘人……萬源長四人、世泰榮鋪長被匪開膛，鋪夥被釘樹上而死。」晉商原先在蒙古掌控的商業領域也由俄國國企盡數奪走。

隨著兩次押寶的接連失敗，中國一代商業傳奇最終只得隨之衰敗。晉商這個詞再一次為人所熟知，就要等到「煤老闆」的崛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