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進行的是奴性統治，每個大臣在皇帝面前都要自稱奴才，在做人做事過程中更要做奴才。如是，清朝便不可能出現鐵骨錚錚的大臣，只能是一批失去靈魂的奴才了！

滿清是皇權到達極致的一個朝代。所謂金口玉言。一言九鼎說的就是清朝。明朝內閣可以否定皇帝的意思。而清朝軍機處完全是為皇帝意思處理問題的。連議罪銀這種事也做得出可以放在臺面上。可見到清朝時滿殿高官就是不折不扣的奴才。

1.朝代風氣不開明。要是諫言上面聽了，那還可以諫言諫言，要是沒人聽說了也白說，更有甚者再平白遭罪，更是得不償失。臣子們久而久之也形成習慣不諫言了。

2.特別是到後期，根本就沒機會諫言，上面已經極度閉塞言路了。

這樣的朝代，又偏鋒跨越式進步時期的西歐國家，才被打了個滿朝覆滅差點亡國。

清朝，從歷史上看，是個千古罪朝。

清朝政治不開明，清朝封建主義君主專制達到頂峰，還有誰敢諫？皇帝一人說的算，就算有大臣提建議，皇帝還是按自己的意思辦。

一個人拯救一個朝代或社會的神話，過去有，現在還有，為什麼要神化個人，不論外幫，只說中國，因為是中，為什麼除先人孔子之外，千百年出不了一個可以經的起推敲的，崇拜物件，不談過去，慢談將來，或可能文明不需要所謂世界觀的理論，只求真善美，亦或共生死的世界，沒有新的理論代替，舊的傳統不會退場，實踐是檢驗理論的唯一標準，推翻和追求這個幾百年來唯一留下來的社會思想準則，還需定力，所謂一人之功，就是神權神化神棍。

清朝不是沒有鐵骨諫臣，但意義和題主想的不太一樣。什麼是鐵骨諫臣，不同的時代表現也不大相同。

這區別之一就是清朝朝堂有大量的滿族勳貴，而漢臣處境並不好，地位偏低，而同樣的情況也出在了元朝和五胡亂華時期；

其二，滿族統治者對漢臣的打壓由來已久，從努爾哈赤時代就是如此，可以這麼說，朝廷裡的高官都是皇帝的包衣奴才，如有名的四大輔政大臣索尼、鰲拜、蘇克薩哈等，年輕的時候都是皇太極正黃旗裡的奴才而已，連他們都是奴才，陳廷敬等人又能翻起什麼浪，只能老老實實的做奴才或者臣屬。

其三，清朝是中國封建社會君主專制的頂峰，皇帝殺伐決斷，用誰不用誰，非常獨裁，即便有錚臣，也沒機會出名，因為皇帝就不怕你去死，你敢威脅皇帝，朝廷裡80%以上的大臣會大喊殺你全家，然後就抄家滅族，剩下的流放，最後還落一個欺君之罪，誰傻？錚臣也是看碟下菜的。

當然，還有別的一些非主要的因素，但總的來說，在清王朝的統治到達同治之前，漢臣的地位都不像歷朝歷代那樣高貴。

在這種情況下，清朝前期的廉吏、循吏、能吏于成龍的表現就更加可貴了。

首先，于成龍的事蹟，電視劇中雖在細節上進行了很多藝術加工，但總的脈絡是按照史實來說的。不管是偏遠的羅城縣知縣還是後來的兩江總督，每一任上，他都廉潔奉公，一心為民，而且政績斐然，是真正的循吏、能吏。

其次，他開始參加科舉的時期卻是崇禎年間，可是崇禎年間是個什麼光景，可以說是滿朝貪官、奸官、昏官，大家都在努力地送明王朝歸西，而我們年輕的於大人空有報國之志，卻考場屢屢被淘汰，即便後來中第，也無心為這樣的朝廷賣命。那時的崇禎已經失去了對全國的掌控，面對腐敗的朝政，他什麼也做不了，下層有志之士也無法上達天聽。

最後，至於說為什麼于成龍是錚臣，那麼可以肯定，既然能做廉官，那麼必定會是一個眼裡不揉沙子的錚臣，為什麼這樣說呢？就是因為于成龍看到科場舞弊，才用文字表達了不滿；因為在任上，雖然于成龍一直都是地方官，但他敢於對滿族勳貴的不法行為說不，也敢殺貪官立威。他經常有獨到的建議傳達天聽，而康熙皇帝基本都是照準的，並且其中非常好的奏摺還拿出來傳閱，讓天下人皆知。不僅如此，除了個別滿清貴族，于成龍碰上的大部分上官都是好官，都是支援他施政的有作為的官員，不是東林黨那樣滿嘴仁義，實則男盜女娼的偽君子。這也算是上天對於成龍不薄了。

再看看問題中的三位都是個什麼情況。

1、魏徵。魏徵本來是太子李建成的臣屬、幕僚，在歸屬李建成的日子裡，沒聽說他還是個諫臣，只是歸順李世民後，反而變成了一個諫臣，而且是朝廷唯一的一個“反面鏡子”。

為什麼呢？他自己說過，作為曾經李建成的臣屬，在新朝裡是肯定不會被信任的，而且隨時都有殺身之禍，為了一家老小的性命，他只能選擇做個諫臣，以此來避禍。這就說明了魏徵這麼做是逼不得已，是有目的性的。

2、包拯。包拯所在的時代是范仲淹“慶曆新政”之後，宋仁宗時期。

首先，宋仁宗能被諡以“仁”字，就說明這個皇帝對臣下的態度。其次，宋朝時，官員的俸祿是中國歷史上最高的，可以說只要能當官，工資就夠自己全家吃喝玩樂了。所以，那個時期的官員，只要你不想貪，你完全沒有任何後顧之憂，這和明朝是有本質差別的。最後，歷史上的包拯可不是一個不諳世事的鐵骨錚臣，反而非常聰明，既能做到剛正不阿，也能十分婉轉的對待皇帝和同僚，所以他的一些改革意見有些很容易就被施行了。這裡不多說，有興趣的可以看我的主頁文章，我有專文描寫包拯。https://www.toutiao.com/i6712396915243221507/點此連結閱讀歷史上真實的包拯。

3、海瑞。海瑞所在的時期是比較惡劣的，而這些人中真正的鐵骨諫臣只有海瑞一人。

嘉靖中晚期，嚴嵩父子惑亂朝綱，而依仗他們的同黨，則從朝廷延伸到了民間底層。這時朝中有抱負的正臣有很多都在蟄伏，等待時機搬到嚴嵩父子，但也有一些看不慣嚴嵩父子的鐵骨錚臣挺身而出，以身試險，而海瑞正是唯一活到最後，壽終正寢的一位。光聽海瑞的號——剛峰，就能感覺出來的他的性格，滿滿的剛直不阿，他的字典裡就沒有“軟”這個字，也可以看出這個人不算是一個太通情達理的人，所以才讓那些貪官豪強狠的咬牙切齒。

總結：不是誰都能做錚臣的，也不是哪個時期都會出現真正意義上的錚臣。

唐朝很血腥，但仍有魏徵這樣的人去雞蛋裡挑骨頭。

宋朝很柔和，也不乏包拯這樣的清官能吏。

所謂最黑暗的明朝，卻是量產“硬骨頭”的時代，一大批為“出名”的文臣，把威脅皇帝搏得清名當成了家常便飯，而實際上他們不過是貪了錢後再貪名的無恥小人和偽君子而已，這就更顯得海瑞彌足珍貴了。

和于成龍做一下對比，我不得不得出一個結論：“漢人真是太會欺負自己人了”。

首先清朝是滿人統治天下，歧視漢人，不及唐宋明歷代君王重視言官，其次清朝盛興文字獄令文人更加束縛，唐宋君王是與文人士大夫共治天下，清代都是奴才而已！

明朝盛產諫臣是因為明朝朱元璋有規定，御史有聞風奏報的權利，不用負任何責任。這就是體制問題，或者說是官僚制度。明朝的官僚制度從理論上來說是1元制的，從中央到地方几乎都是科舉出身的漢族士大夫擔任。這是一個獨立體系。明朝從宣宗起，因為感到舉出身的漢族士大夫，有著共同的價值觀，以及大家的認同感，使皇帝感到權威的威脅。

清代文字獄或稱清朝文字獄，是清代統治者加強思想、文化控制的措施之一。也是世界歷史為止罕見，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文化恐怖制度。

清代統治者為防止和鎮壓知識分子和漢人的反抗，從其作品中摘取字句，羅織罪名，構成冤獄。

文字獄自古就有但是除清朝外都並未對社會構成嚴重威脅。清代文字獄貫穿整個清代250年左右。頂峰時期自順治開始，中經康熙、雍正、乾隆四朝，歷時140餘年。少數民族掌權的清朝，對漢人控制極嚴。

文人學士在文字中稍露不滿，或皇帝疑惑文字中有譏訕清朝的內容，即興大獄，常常廣事株連。清代的文字獄保守估計200餘起。除了極少數事出有因外，絕大多數是捕風捉影，純屬冤殺。

清帝大施文字獄維護自己的統治，打擊異己分子，鎮壓對自己統治不利的的思想言論而製造的一些因言論而獲罪的案件。清朝的文字獄案件多樣，縱觀有清一代，尤以清初順治，乾隆時期最甚。文字獄嚴重禁錮了思想，堵塞了言路，阻礙了科學文化的發展，這是封建專制主義日趨腐朽、沒落在思想文化領域內的反映，清朝統治者透過文字獄，強化集權統治，造成了萬馬齊喑的局面。

乾隆時期，最有名的兩個典型案例，直接說明了御史或官員進諫權力的擺設性質。

一，曹錫寶事件。曹錫寶彈劾和珅家奴劉全，結果和珅早在乾隆見到奏章之前，就獲悉這一訊息，於是立即毀掉或轉移證據，最終乾隆抓住曹錫寶“所參不實”，認為曹錫寶真正目標是和珅，“或其意本欲參劾和珅，而又不敢明言，故以家人為由，隱約其詞，旁敲側擊，以為將來波及地步乎？”最後乾隆將曹錫寶改革職留任。

二，尹壯圖事件。1790年，尹壯圖回家探親之後回京，從雲南到北京，所見觸目驚心，於是上書乾隆“各督撫聲名狼藉，吏治廢弛......商民培養皆蹙額興嘆.....請旨簡派滿洲大臣同往各省察查望”，結果讓乾隆勃然大怒，最後乾隆讓尹壯圖與滿洲大臣“敲鑼打鼓、大張旗鼓”的去查，各地官員迅速安排應對辦法，於是朝廷判決“比挾詐欺公、妄生異議律，坐斬決”。後來，尹壯圖認罪“自承虛誑，奏請治罪”，乾隆將之貶官釋放。

顯然專職主義發展到清朝已是頂峰，帝王不需要諫官諫言以損害自己至高無上的地位！

不是缺少，是你不知道。

直言敢諫孫嘉淦，瞭解一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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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嘉淦，字錫公，又字懿齋，號靜軒，山西興縣人，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以敢言直諫而出名。

孫嘉淦幼年時期家境貧寒，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孫嘉淦考中進士，自此踏入仕途。初任翰林院庶吉士、檢討等小官，此後歷任國子監司業、順天府尹、工部侍郎、刑部侍郎、吏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書、吏部尚書、直隸總督、宗人府府丞、工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等職。

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孫嘉淦去世，享年七十一歲，諡號文定。

看過雍正王朝的，相信都對這個人印象深刻。

首先，從秦朝開始，封建王朝都有一個監察機構。作為監察性質的官職，負責監察朝廷官吏一直延續到清朝。清朝把明朝的十三道御史改為十四道御史，實際上只是一個華麗的擺設，甚至清朝皇帝不停的打擊監察系統。

其次，到乾隆年間，有兩個典型案例直接說明了御史的擺設性質。

第一個，就是曹錫寶事件。曹錫寶彈劾和珅家奴劉全，結果被和珅知道，早早的把證據毀掉，最終乾隆以曹錫寶所參不實，被革職。

第二個，尹壯圖事件，當時尹在回家探親路上見到當地治安混亂，被尹上報給乾隆，各地的官吏迅速安排應對的方法，於是乾隆發怒，最後尹被革職。

我們逐個分析問題中的三個例子：首先看唐朝，唐朝強大不僅僅在於強大的軍事，更包括開放的文化政策和對不同思想的包容性。唐朝人們骨子裡有一股文化的自信，周邊鄰國，不服就打，越是這樣別的國家越是畏懼，越是崇拜；基於此才能吸引無數小國來唐學習，向唐朝貢。唐朝的包容到了什麼程度呢？李白能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胡人安祿山能當上三鎮節度使；還誕生了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個女皇帝；對於這些來說，魏徵碰上從諫如流的唐太宗，似乎一切都變得很合理。宋朝開國皇帝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制定一系列政策說要和士大夫共治天下，政治架構也是由皇帝、宰執、臺諫三者構成，三者權利互相限制，又互相倚賴，政治結構相對穩定；況且宋朝是歷朝對文人最寬鬆的朝代，只要不犯“十大惡”，基本上保個性命不成問題。宋朝出一個敢於進諫的包拯好像一點都不過分，甚至感覺還有點少。海瑞只是的明朝“死諫文化”的一個縮影，明朝由太多像海瑞這樣的諫官了。明朝獨特的“進諫文化”：只要諫不死，就往死裡諫。諫官其實官位很小但是權利很大，他們為了青史留名，有時甚至不分對錯進諫，一以此來耍存在感。明朝滅亡也和這些諫官的無理取鬧免不了關係。為什麼清朝沒有那種錚骨諫臣呢？

這個問題不是和問元朝沒有諫臣一樣嘛！一個民族統治另外一個民族，不殺你都不錯了，你還指望出有名的諫臣。你見過漢人執政時候出現過什麼有名少數民族諫臣嗎？清朝也是中國最後一個朝代，君主專制達到巔峰，想讓你死真的是一句話的事，不像其他朝代有那麼多步驟的。

在中國古代歷史中，各朝各代都湧現出很多的忠君報國，剛正不阿之名臣。如唐朝的魏徵、明朝的海瑞等，在成就自己一身傲骨之名時，也襯托了皇帝的英明神武。

但在整個清王朝，這種名臣能得以善終，並流芳青史的幾乎沒有，這是什麼原因呢？

一、改制

清承明制，只是對明朝官制中突出的弊端稍加改革：

1.六部之官為復職，即漢滿官員各一人，司官掌印為滿人，具體辦事為漢人。相比較滿官比漢官地位略高。

2.各部職權小於明朝時期，如吏部、兵部一部分權力劃歸軍機處。但所有軍國大事，皇帝一言而決。

對於向皇帝進言的機構都察院，只是在雍正朝把六科給事中併入其內，但不在具有封駁的職能，言官們的權利越來越小，只剩清望之名。

二、奴性

滿清入關“留髮不留頭”的政策，使得絕大多數漢人放棄了尊嚴，尤其是有才學的文人，想要出仕為官，只能作為“奴才”被使用。

因為滿人文化傳統，所有的滿人都是皇帝的家奴，而這些家奴之下還有自己的奴才，一層一層延伸下去，想要站直了身，向主子進言成為不可能之事。

作為原本起勸諫帝王的言官嗎，沒有點傲骨和脾氣，怎麼能夠成為犯顏直諫的名臣呢？可惜有清一朝，能不卑不亢反駁皇帝意見的大臣們都沒落個好結局，誰還敢這樣做呢？

三、先驅的結局

清朝統治中國近270年，也出過不怕死的言官，比如順治朝的禮科給事中季開生。

季開生少年成名，文采斐然，有江南才子之稱。順治六年中進士，後任六科給事中（御史言官），在順治十二年，乾清宮建成順治帝命內監前往江南採買器物，以及秀女以充後宮。

季開生知曉此事，立即上奏順治皇帝，江南歷經開國劫難，元氣久未恢復，同時反清匪患未除，百姓無所安居，怎能經得起這番折騰。

順治帝收到奏摺大怒，稱絕無選秀女之事，隨後以“妄捏瀆奏，肆誣沽直”之罪，杖刑一百，流戍尚陽堡。

就這樣被譽為滿清第一諫臣的季開生，在幾年之後，死在了流放之地。

有了先驅的榜樣，滿朝文武誰還敢犯顏直諫？

結語

清朝計程車大夫階層，在奴性和高壓的政治環境下，已經失去了脊樑，一直跪著答話的奴才怎敢真正站起來頂撞主子呢？

于成龍按理說比包大人等等 牛逼多了 他拿可憐的薪水乾了太多有利於為國為民的事情了 只是他是為了滿清工作 有些事情都被小說平書說的

首先，歷朝歷代有名的諫臣都不多，比如說唐朝，魏徵當然是非常有名的諫臣，但是除魏徵外，你能再說出十個以上的諫臣，算你厲害！

明朝的諫臣，數量算比較多的，但是也必須看到，明朝的諫臣下場大多不太好。很多大臣因為直言進諫，或被關押，或被廷杖，特別是廷杖，堪稱明代皇權制度下的一顆毒瘤，遭受廷杖的大臣，非死即殘！

清朝，作為皇權高度集中的一個王朝，有名的諫臣確實不多，但是也不是完全沒有。比如我今天要講到的洪亮吉這個人，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位諫臣！

洪亮吉，嘉慶朝大臣。嘉慶時期的清朝，因乾隆晚年的好大喜功，和珅的貪婪，官吏的翫忽職守而風雨飄搖。

嘉慶一登基，就拿大貪官和珅開刀，沒收其家產，充實國庫。並且大刀闊斧地整頓吏治，先後剷除了一批貪官汙吏，但是嘉慶性情優柔寡斷，對弊政大多懲而不殺，戒而不絕。此時，大清國國庫空虛，內憂外患，衰敗的跡象十分明顯！

在此背景之下，嘉慶四年洪亮吉上書《乞假將歸留別成親王極言時政啟》，後世稱之為《千言書》！這篇《千言書》言辭激烈，直指時弊，對嘉慶自登基以來的一系列政策幾乎全盤否定！

洪亮吉也知道，這樣一則建言書送將上去，自己凶多吉少，已經開始對兒子交代後事，跟親朋好友一一道別！

果然，嘉慶皇帝閱完《千言書》後，龍顏大怒，將洪亮吉逮捕下獄，並定死罪！

不過，嘉慶皇帝畢竟還算性格比較寬厚的皇帝！不久，就改為將洪亮吉流放新疆伊犁。而在洪亮吉到達新疆伊犁後不久後，嘉慶帝感慨自洪亮吉事件後，朝中再也沒有敢於直言的大臣。於是又開恩將洪亮吉釋放回籍。洪亮吉從此在家中賦閒著書，直到去世！

洪亮吉，是清朝少有的鐵骨錚錚的諫臣！而洪亮吉的命運還算不錯，他遇到了性格較為寬厚的嘉慶皇帝，因此得以善終！如果他遇到的是一個暴君皇帝，那麼他即便有十個腦袋也不夠砍的！

怎麼會沒有，劉統勳大人，錚錚鐵骨，當數第一正直人！滿朝廷都得罪。什麼魏徵，包公，海瑞，在劉統勳前面，皆黯然失色也！

想一想唐朝的魏徵，宋朝的包拯，明朝的海瑞那一個不是歷史劇的焦點，他們有的不是主角，但也是必不可少的配角。通俗的講就是他們很高的出鏡率固化了大眾的認識，奠定了他們的地位，就是這樣一個道理，清朝的演繹重點是放在了宮庭劇的勾心鬥角上了，就是反映納諫的臣子，也多是迎合主子顯然忠良的無稽之談，很多熱度高的清朝歷史劇也是“純屬虛構”。

那麼正式回答一下問題，清朝是真沒有鐵骨諫臣嗎？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因為清查還是有鐵骨諫臣的。 《清史稿·季開生傳》史家稱“清朝第一諫臣”的季開生。 季開生，今靖江市季市鎮人，家世顯赫，少年成名，文才卓越，有“江南才子”之稱。順治六年中得進士，在朝期間，以直言著稱，同時也因此招來了殺身之禍。

公元1655年秋天，順治皇帝命內監前往揚州點選美女，以充後宮。一時間大江南北人心惶惶，爭相嫁女。作為言官的季開生深知其中利弊，於是便將此事形成書面材料，上奏給了順治皇帝。 這一年季開生只有29歲，但他早已熟悉官場的規則。 一年前，甘肅天水地震頻發，季開生上疏說道：“地道不靜，民不安也。民之不安，官失職也。官之失職，約有十端：一曰格詔旨，二曰輕民命，三曰縱屬官，四曰庇胥吏，五曰重耗克，六曰納餽遺，七曰廣株連，八曰閣詞訟，九曰失彈壓，十曰玩糾劾。” 這十條弊端，雖說言辭激烈，但因聯絡到天災，言語又切中時弊，道出了鞏固大清江山統治的關鍵，與順治帝的想法不謀而合，所以深受賞識，立即被予以採納。而季開生也因此博得了“直臣”的聲名。

這次在寫給順治帝的諫言裡，季開生沒有像以往那麼直接，措辭老練而謹慎。他先是馬屁一頓拍，讚美了順治帝“復講官，親諫臣”的舉動，說他可以媲美三皇五帝了，而後才開始委婉地說出自己對此事的見解。他認為清初的揚州，才剛歷經“十日屠城”的劫難，元氣久未恢復；同時又是江海交通要衝，飽受反清匪寇的襲擾，可謂兵連禍結，百姓無所安居，又怎能這番選美呢？ 可儘管季開生如此挖空心思周旋，依舊還是觸到了順治帝的逆鱗。他在對季開生的批覆中辯稱，決無“買女子之事”，隨後以“妄捏瀆奏，肆誣沽直，甚屬可惡”，將其杖刑一百，流戍尚陽堡。

季開生被革職流放的訊息一傳開，得到了廣泛的同情，半朝的官員都認為，他就是大清帝國的良心，數十人冒死寫詩為他送別，他“雖遠徙窮邊，聲望益著”、“直聲震天下”。 然而，僅僅四年之後，季開生就不幸死在了尚陽堡，年僅33歲。

說起金光悌，相信很多人都非常陌生。但若提起清朝大貪官和珅（1750-1799年），則無人不知，而主審和珅便是金光悌。

素有“清代包公”之譽的金光悌一生為官、治獄、斷案充滿傳奇色彩，是清朝少有清正廉明的官員之一。金光悌一生功績甚多，在清《二十四史》、《清史列傳》等文獻中均有記載。

金光悌（1747-1812年）清安徽英山金家鋪鎮人（今湖北）。字汝恭，號蘭畦。曾祖父天爵、祖父紹偉、父序珽皆為進士，堪稱書香門第。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中舉，三十四年（1769年）會試取內閣中書，四十五年（1780年）會試進士，歸中書班補宗人府主事，轉刑部員外郎、郎中、歷升光祿寺少卿、內閣侍讀學士。嘉慶七年(1802年)授山東按察使，晉布政使。十年(1805年)召授刑部侍郎，數奉使赴山東、直隸、天津、熱河勘獄，並得實以報。嘉慶帝曾有“金光悌決無犯贓事”予以褒獎。十一年(1806年)授江西巡撫。走馬上任後不久，上疏言江西積案繁多，擬請以巡撫為首，成立一個總局，專門清理所有懸案，遭反對未果。但金光悌還是透過明查暗訪，發現涉嫌貪腐案官員竟達50多位，面對來自各方面的誘惑、威脅，不為所動，最終“連劾五十餘官”。更不可思議的是屢被彈劾卻越被重用。十四年(1809年)擢刑部尚書。其主持刑部（清廷六部之一）達二十餘年，“執法公平，不枉無辜，不縱有罪”，深得嘉慶帝的器重。期間主審佞臣和珅貪汙案，和珅“託人深夜送金八千，意欲託情免罪，光悌嚴詞拒絕”，終使和珅伏法。嘉慶十七年（1812年）十二月十二日死於任上，死時竟是“家綦貧而甚介”。嘉慶帝“深堪珍惜”，降旨“依尚書例賞給卹典”，葬安徽（今屬湖北）英山縣金家鋪鎮金家衝村鳳翅垸。光悌死後，丁夫人“攜幼子南歸，僦居揚州門外，肖然如寒士”，令人唏噓不已。

咱大清為了把這群在明朝慣壞了的文人馴化成奴才可是廢了大力氣的，包括大屠殺，剃髮易服，哭廟案，文字獄等等，侮辱儒家大宗師，將經義最高解釋權迴歸皇帝，這麼幾套下來，文人們只能跪地山呼聖主明君了，同樣的下江南，乾隆就是聖主明君，正德就是遺臭萬年，正德下一次大臣們表現的就跟要亡國了似的 乾隆下了那麼多次有誰敢多逼逼一句來著。

文死諫、武死戰，這是中國古代官場最樸素的理念！

由此，誕生了一位又一位赫赫有名的文官諫臣，如：唐魏徵，宋包拯，明海瑞等，這三人在各自的時代裡獨領風騷，他們在皇帝的大力配合下，用自己耿直、不怕死的性格賺足了“君明臣賢”的佳話，也贏得了後人無限的敬仰！

我們不禁回過頭來，詫異的問一句，那在號稱舉朝都是明君的大清，為什麼沒有出現過如，魏徵、包拯、海瑞這樣的諫臣？

是大清的土壤不適合諫臣的生存？還是說那些諫臣是我們不曾得知的？真相到底如何？

汪郎告訴你，清朝是有諫臣的！

估計有人要問，既然有諫臣，那為什麼名不顯，聲不望呢？

別急，等我介紹幾位清代的諫臣後，再告訴大家為何我們很少聽到有關清代諫臣的事蹟。

順治朝諫臣：季開生

季開生，字天中，號冠月，清初江南省泰興縣季家市（今靖江市季市鎮）人，順治六年進士，被清廷選為翰林院庶吉士。

他的出名，源自順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的一道奏疏。

這一年的八月，因為地震的頻發，讓清朝統治者非常焦慮。畢竟此時的大清還沒有完成統一，南明的反清勢力，如李定國、鄭成功等人，依然是卡在清廷喉嚨上的一根刺。

為此，季開生提出了官員失職的十條弊端，直指清廷在吏治上所存在的嚴重問題。

“地道不靜，民不安也。民之不安，官失職也。官之失職，約有十端：一曰格詔旨，二曰輕民命，三曰縱屬官，四曰庇胥吏，五曰重耗剋，六曰納餽遺，七曰廣株連，八曰閣詞訟，九曰失彈壓，十曰玩糾劾。”---《清史稿》

正是這條奏疏，讓季開生一舉成名，被人譽為“大清開國第一名諫臣”。

然而好景不長，順治十二年秋，因為乾清宮的整修完成，清廷派遣內官奔赴江南採辦家居器皿，由此在民間傳出了朝廷要在揚州購買年輕女子，以充實後宮。

時任兵科給事中的季開生自然不能坐視不管，他向順治帝上了一道奏疏，儘管極具注意措詞：

“夫發銀買女、較之採選淑女自是不同。但恐奉使者不能仰體宸衷、藉端強買。小民無知，未免驚慌，必將有嫁娶非時、骨肉拆離之慘……”

但看到這份奏疏的順治帝大怒，認為季開生無中生有侮辱了他，於是下旨將季開生革職流放，送到東北尚陽堡吹風。

我們需要明白一件事情，不管順治有沒有下達在揚州買民間女子的旨令，但季開生的一片忠心是值得稱許的。然而，他還是受到了流放的懲罰，最後於順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死在了尚陽堡。

康熙朝御史：郭琇

郭琇，字瑞甫，號華野，山東即墨郭家巷（今青島即墨區）人，康熙十年進士。

他能成為康熙時期的著名諫臣，在於其上了三道奏疏，每一道奏疏直擊當時朝堂人心。

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正月二十二日，郭琇第一次以監察御史（諫臣）的身份向康熙上了一道《參河臣疏》，參了河道總督靳輔和戶部尚書佛倫，認為靳輔治河的方法不對，導致澇災氾濫，危害江南，以致靳輔被罷官，佛倫被降職。

同年二月，郭琇緊接著上了一道《特糾大臣疏》，把矛頭直接對準了康熙寵臣及權臣明珠，認為明珠欺上瞞下、結黨營私、排除異己，直接造成了“明珠黨”勢力的垮臺。

“明珠、國柱背公營私，閣中票擬皆出明珠指麾， 輕重任意。國柱承其風旨，即有舛錯，同官莫敢駁正。聖明時有詰責，漫無省改。”---《清史稿》

康熙二十八年，因為對彈劾嚐到甜頭的郭琇，再次舉起了手中的筆，將炮口瞄準了康熙另一寵臣高士奇及其黨羽。

這一年，郭琇上了一道《參近臣疏》，彈劾少詹事高士奇、左都御史王鴻緒等人結黨營私、徇情枉法等罪，再一次使得朝堂上的一股不正之風垮臺。

郭琇的這三道奏疏，一時間讓他名聲大作，使得康熙朝堂上的政氣煥然一新，故此，人送外號“郭三本”。

可惜的是，郭琇成名於三大奏疏，又因為三大奏疏招禍。

無論是明珠，還是高士奇，雖然他們的黨羽勢力被清理，可他們本身是康熙的寵臣，被郭琇彈劾後雖不被重用，但依舊官復原職，故此，一心要做直臣、孤臣的郭琇，遭到了二人餘黨的反撲，最後丟官歸鄉，於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三月初七在家鄉病逝。

《清史稿》對他的蓋棺定論是“直道難行，不其然哉”，做一個諫臣難，聖明如康熙，也是如此！

雍正、乾隆兩朝諫臣：孫嘉淦

孫嘉淦，字錫公，又字懿齋，號靜軒，山西興縣人，康熙五十二年進士，是雍正朝以及乾隆朝前十八年的著名諫臣。

他第一次納諫是雍正初登基時期，面對這位一心想要將大清從康熙末年的頹廢中拯救過來，並經歷了九子奪嫡的鐵血皇帝，他提出了“請親骨肉，停捐納，罷西兵”三大建議，而這恰恰是雍正初期為了穩固自己帝位，所採取的治國舉措。

這道奏疏自然讓雍正勃然大怒，但雍正在朱軾的勸說下，沒有追究孫嘉淦。

雍正十三年，乾隆繼位，孫嘉淦再次上奏疏，認為皇帝有“三習一弊”，期望乾隆能夠時刻謹記於心。

平心而論，剛坐上皇位的乾隆，正處於二十四歲的大好年華，意氣風發，故而，他沒有對孫嘉淦的這道奏疏生氣，反而讚賞有加，升他為刑部尚書，總理國子監。

此後，從乾隆元年到乾隆十八年，孫嘉淦在仕途上沒有和季開生、郭琇二人那樣，坎坷不平，期間雖也多次上疏，但很少涉及到皇帝本身的得失，只針對地方百姓及具體國事奏論。

如，乾隆三年十月，於直隸總督任上奏疏，放開民間釀酒；乾隆四年正月，在兼管直隸河務時，提出先治永定河的奏本；乾隆七年五月，在湖廣總督任上，對治理西南少數民族時，朝廷應該注意的問題提出了建議。

故此，孫嘉淦雖然被譽為“陳善閉邪，一朝推名疏”，但其顯名的只有雍正初年的《陳三事疏》，雍正十三年的《三習一弊疏》，其他奏疏只是作為一名地方官在治理地方期間，對民生安定、對社會穩定所作出的政務心得，已經沒有針對帝王得失的言語犀利。

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孫嘉淦病逝於吏部尚書的任上，算是一個好的結局。

汪郎說

季開生、郭琇、孫嘉淦，是清初諫臣的三大代表，他們各自印證了清朝治理天下的過程中所展現出來的時代烙印。

如果不是對歷史有特別興趣的朋友，有多少人能夠知道他們？

是他們不出名嗎？當然不是！最起碼，三個人在他們各自的時代裡，都是朝堂、民間都聞其名！那為什麼他們在現代文明社會里，卻遠不如唐魏徵，宋包拯，明海瑞這樣有名？

因為，大清不需要諫臣，需要的是聽話、做事的人！

都說清承明制，但實際上，還是有區別的，因為清代統治者實行滿漢分制，滿官六部置漢官六部之上，這種民族優勢長期存在。

當然，作為少數民族建立的大一統王朝，保持本民族特權是無可厚非的，但已經從奴隸制（努爾哈赤時代，後金處於奴隸制時期）轉化為封建制為主，奴隸制為輔（八旗包衣並沒有廢除，清朝長期帶著奴隸制的殘餘）的社會，清朝統治者或者說八旗貴族的思維並沒有完全轉變過來，在這樣情況下，時刻對帝王挑刺的諫臣、立志在朝中做直臣或孤臣的人，自然也就很不受待見了。

對於諫臣，皇帝是既愛又恨。

愛的是要統治億兆生靈，維護特權，必須時刻保持警惕，就需要有人提醒；恨的是自己作為皇帝，自命是明君治世，自負之下又怎麼肯接受別人像蒼蠅一樣在耳邊喋喋不休。

在這樣的心態下，清朝初期的皇帝（初了雍正外）做不出借諫臣的忠君逆耳之舉動，來成就自己明君聲望的演戲，沒有這種需要，自然也就沒有必要去宣傳諫臣的必要。

“皇上聖明”，舉朝文武都說皇帝聖明，你諫臣說朕不聖明，朕就不聖明瞭？不存在！

而嘉慶、道光以後，這種朝堂之上的頹廢之風已經成為習慣，更改不了了，多磕頭、少說話，事實上就是嘉慶、道光以來大清官場上的寫照。

而風氣有所變化，卻是在同治、光緒年間，但此時的大清已經陷入了自救中，洋務、清流各分兩派，納諫沒有了市場，自然也就出不了著名諫臣了。

所以，不是清朝沒有諫臣，而是清朝的諫臣隨著王朝的鞏固逐漸被統治者雪藏，沒有真正在民間留下廣為傳頌的佳話。

既然朝廷不宣傳，百姓又如何得知？不像唐魏徵，宋包拯，明海瑞，在市井民間的茶館、酒樓中，都是說書先生賣弄自己的最佳素材，自然也就天下皆知，代代相傳了。

在中國，大臣的權利是每況愈下的。隨著大臣權利的喪失，大臣的獨立性也逐漸消失。

唐宋時期，不僅是官僚階層，就是一般計程車大夫階層也有發表自己思想的權利，也正是因為如此，才造就了唐宋風骨。

但是宋朝以後，隨著元朝入主中原，中國的君權極大的擴張，士人階層的權利大範圍萎縮。

君權自始至終就像惡性腫瘤一樣，是世界上最具擴張性的事物之一，它不允許任何獨立的事物存在。

專制權力的獨佔性本質驅使它永遠努力衝破一切限制，掙聰所有束縛，深人社會每一個角落，毒化每一個細胞，直至最後整個社會在它的緊緊擁抱中窒息而死。

越往後，士人的人格追求就越是君權的障礙，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君主專制也達到頂峰。

元朝壓根就沒有士人這個概念，“臭老九”這個說法就是從元朝開始的。

然後到了明朝，明朝畢竟是漢人朝廷，雖然對官僚的獨立意識大力打擊，但是對於一般計程車人階層的獨立思想，君主多多少少還會顧及一下他們的臉面，要不然明朝的文人會社不會如此發達。

但是清朝思想觀念又回到了元朝的思想觀念，他們不僅大力打擊官僚的獨立意識，還赤裸裸的踐踏一般士人階層的尊嚴，對士人階層的獨立思想更是視為洪水猛獸。。

只不過對付士人階級的做法，清朝不像元朝那麼直接，也不像明朝那樣明目張膽的和士人對著幹，而是拉攏、分化、威脅、恐嚇和屠殺並用。

清代的建立，就與以前的王朝建立不同。

在入關以前，滿洲社會中帶有大量的奴隸制因素。

雍正皇帝說：“滿洲風俗，尊卑上下，秩然整肅，最嚴主僕名分。”

其他清代人也一再說：“主僕之分，滿洲尤嚴。”“我朝君臣之分極嚴，尤非前朝可比。”

傳統儒家君臣關係是完整的互動關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雙方各有各的尊嚴底線。然而入關之後的清代皇帝卻以滿洲“主奴名分”偷換了，或者說改造了數千年以來的君臣關係，使之變成了赤裸裸的主子和奴才關係。

他們要求，作為臣子，不但身體要屬於君主，他的心靈也應該屬於君主，不應該有任何自己的獨立意志、獨立需求，特別是個人尊嚴。

雍正皇帝就曾直截了當的說過大臣要無時無刻與皇帝統一思想，不許有自己的獨立意志，要根除朋黨之源，那麼全國上下必須統一思想。要統一思想，那麼一切是與非的標準都必須唯我是從。

為了消除士人的獨立思想，一方面拉攏那些無底線無原則的文人墨客，一方面大搞文字獄、冤獄。

對於清朝皇帝來說，他們需要的不是站立著的人，甚至也不要跪著的人，而是隻要會動的工具和奴才。

清朝晚期中國人民表現出來的愚昧無知，很大程度上也要歸結於清朝君權的無線擴張和對中國士人階層的大力打擊有關，因為中國士人的脊樑已經被打斷。

直到中國進入近代社會，經過魏源、徐繼畲、王韜、譚嗣同、梁啟超、章太炎、嚴復、鄒容、陳天華、孫中山、陳獨秀、魯迅等幾代思想家、啟蒙家的吶喊與奮鬥，中國人民才算真正的重新鑄就了新的脊樑，中國人才重新站起來了，屹立在東方。

滿清文武盡是奴才，還要什麼諫臣？恨不得把滿清皇帝的馬屁拍得震天響，拍出花來。

滿清的文字獄不就是為了拍清朝統治者的馬屁而存在麼？

就好比那什麼十全老人，詩作賽過李白的那位。滿清是極端集權專制者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