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是西漢文帝，景帝兩代40年左右的時間政治穩定、經濟生產得到顯著發展的“盛世”。

　　漢文帝劉恆是劉邦的第四子，母為薄姬。高帝十一年（前196年）受封為代王。公元前180年呂后死，諸呂作亂，丞相陳平、太尉周勃與朱虛侯劉章等宗室大臣共誅諸呂，迎立劉恆為帝，在位23年。

漢景帝劉啟是文帝太子，母為竇皇后。公元前157年即位，在位16年。

　　西漢王朝建立後，漢高祖、惠帝、呂后都著力於農業生產，穩定封建統治秩序，收到了顯著的成效。文景兩帝相繼即位後，又在這基礎上進一步採取了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措施，這便是歷史上所稱的“文景之治”。

漢文帝十分重視農業生產，他即位後多次下詔勸課農桑，按戶口比例設定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員，經常給予他們賞賜，以鼓勵農民發展生產。同時還注意減輕人民負擔，文帝前二年（前178年）和前十二年，曾兩次“除田租稅之半”，即租率減為三十稅一，前十三年還全部免去田租。

自後，三十稅一遂成為漢代定製。 文帝時，算賦也由每年120錢減至每人每年40錢，徭役則減至每3年服役一次。景帝二年（前155年），又把秦時17歲傅籍給公家徭役的制度改為20歲始傅，而著於漢律的傅籍年齡則為23歲。

此外，文帝還下詔“弛山澤之禁”，即開放原來歸國家所有的山林川澤，從而促進了農民的副業生產和與國計民生有重大關係的鹽鐵生產事業的發展。 文帝前十二年還廢除了過關用傳的制度，這有利於商品流通和各地區間的經濟聯絡。

對於農業生產的發展也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漢文帝對秦代以來的刑法也作了重大改革。①秦代大多數罪人，即被判處為隸臣妾以及比隸臣妾更重的罪人，都沒有刑期，終生服勞役。文帝詔令重新制定法律，根據犯罪情節輕重，規定服刑期限；罪人服刑期滿，免為庶人。

這些改革有著重要的意義，但後兩項在當時和以後並沒有認真執行。 文帝時許多官吏斷獄從輕，持政務在寬厚，不事苛求，因此獄事簡省，人民所受的壓迫比秦時有顯著的減輕。

　　文景兩代對周邊少數民族也不輕易動兵，盡力維持相安的關係。

呂后時，南越王趙佗自立為帝，役屬閩越、西甌、駱，又乘黃屋左纛，與漢王朝分庭抗禮。文帝即位後，為趙越佗修葺祖墳，尊寵趙氏昆弟，並派陸賈再度出使南越，賜書趙佗，於是趙佗去黃屋左纛，歸附漢王朝。 文帝后二年（前162年），又與匈奴定和親之約，此後匈奴雖背約屢犯邊境，但文帝只是詔令邊郡嚴加備守，並不興兵出擊，以免煩擾百姓。

文景之治之所以成為封建社會的盛世，與文帝個人勵精圖治是分不開的。他即位不久，就廢止誹謗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膽地提出不同的意見。秦代以來有所謂“秘祝”之官，凡有災祥就移過於臣下。 文帝前十三年下詔廢除並且宣告：百官的錯誤和罪過，皇帝要負責。

次年，他又禁止祠官為他祝福。文帝自奉也相當節儉，他在位23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之物都沒有增添。他屢次下詔禁止郡國貢獻奇珍異物。他所寵愛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不施文繡。文帝曾想建造一座露臺，聽說要花費百金，等於中人十家之產，於是作罷。

因為文帝提倡儉約，所以當時的國家財政開支有所節制和縮減，貴族官僚也不敢濫事蒐括，奢侈無度，從而減輕了人民的負擔，這是“休養生息”政策的重要內容之一。文景兩代採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的結果，使當時社會經濟獲得顯著的發展，封建統治秩序也日臻鞏固，西漢初年，大侯封國不過萬家，小的五六百戶；到了文景之世，流民還歸田園，戶口迅速繁息。

文景之治的主要成就

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于田畝，天下殷富

在薄稅勸農，與民休息的政策指導下，經過文景二帝41年的治理，迎來了西漢前期的太平盛世。

首先是農民負擔大大減輕。從漢高祖即位(公元前202年)到漢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前後共62年間，西漢王朝實行的是中國古代堪稱典範的輕徭薄賦政策，農民的負擔是最輕的。從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起，又連續免除全國田賦長達11年，在這期間，農民來自農業稅的負擔沒有了，這在封建社會是絕無僅有的。所以，西漢前期七十餘年農民負擔一直很輕是歷史上公認的。

其次是人民富足，社會安定。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外，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仁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這樣的安康和諧社會在中國歷史上是少有的。

再次，經濟發展，國家財政充實。由於經濟得到發展和繁榮，國家財政與建國初相比，出現了天壤之別。如文景時，“太倉有不食之粟，都內有朽貫之錢”。至漢武帝即位時，國家財政又上了新臺階。“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國家財政實力如此雄厚，也是在中國封建社會少見的。

由此可知，西漢以“文景之治”為標誌的太平盛世，是透過輕徭薄賦政策取得的。漢初“無為而治”的國策，也不是無所事事、放任自流的“無為”，而是積極“有為”的。那就是為農民建立平靜穩定的生產環境，努力把對農民生活生產活動的干擾降低到最小，努力保證農民的勞動得到穩定的報酬。在排除農民生產干擾方面，一是減輕政府對農民的賦役負擔，二是打擊豪強對農民的侵害；在保證農民收益上，一方面大幅度減免農業稅，一方面透過財稅政策穩定物價。太平盛世，國家的財政收入多、富人的收入高不是標誌，更重要的是看人民的富足程度，尤其要看農民的富足程度。

農民負擔大大減輕。

從漢高祖即位（公元前202年）到漢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前後共62年間，西漢王朝實行的是中國古代堪稱典範的輕徭薄賦政策，農民的負擔是最輕的。

從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起，又連續免除全國田賦長達11年，在這期間，農民來自農業稅的負擔沒有了，這在封建社會是絕無僅有的。所以，西漢前期七十餘年農民負擔一直很輕是歷史上公認的。

文景時期統治者在以政富民的基礎上，在社會倫理上，提倡孝道，注重養老和社會救災。今天，儘管中國已經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各種產業協調發展的時期，但是，“農業、農民、農村”問題依舊是中國的一個根本問題。華人口的絕大多數仍在農村，只有農村達到小康，才有全國的小康；只有實現農業的現代化，才能實現整個國民經濟的現代化；只有農村的穩定和諧，才有全國的穩定和諧。農村的發展將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整個社會的繁榮。當前應該大力富民，推進農村社會保障，加強農村地區的文化建設，降低農村孩子接受義務教育的費用，讓每個孩子都能讀得起書，從而為農村的長遠發展奠定紮實的人力資源基礎，促進農村和諧社會的建設。

華夏大地在經歷了楚漢相爭和呂后時期的政治混亂，終於迎來了一個穩定的時代。透過文帝、景帝數十年的努力而使滿目瘡痍的社會，重新煥發出生機，開創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盛世，它所取得的成就是斐然的。

一．推行“無為而治”。繼承了漢高祖的既定國策，修養生息。這一種表面看來消極保守的政策，其實正中要害。當時社會凋敝殘破，透過行政上不妄為，少有急切的舉措，避免苛政擾民，使社會生活在自然的狀況下得以安定，使得國家的發展平穩快速。讓西漢從“同色馬都湊不齊”，到“國庫銅錢腐爛都用不完。”

二．修改了秦末的酷刑。秦朝時期大多數犯罪的人，都沒有刑期，終生服勞役。漢文帝重新制定法律，根據罪責來定刑期。服刑期滿，也只是廢為庶人。又廢除了連坐制度，把肉刑改為笞刑。給與了老百姓一個較為寬鬆的壞境，促進了社會的公平穩定。

三．強化了君主在軍事方面的權力。收攏京師各軍的指揮權，派出親信統領。實行“賣爵令”及“黷罪之法”，大批徙民充實於邊地，成為一支兵農混一的墾戍隊伍，不但減輕了內地百姓的徭役，對於西漢邊疆的鞏固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四．強力“削藩”。文帝出於國家發展的需要對地方諸侯王沒有采取強硬手段，但也透過一些措施來抑制諸侯王的做大。景帝時，重用晁錯，強行削藩，雖然逼反了諸侯。但憑著強大的力量，還是平定了“七國之亂”，維護了國家的統一。

五．安撫匈奴。匈奴一直是西漢的心腹大患，文帝採取安撫與防禦為主的策略。一方面與匈奴和平貿易，另一方面加強邊疆的防衛。移民屯邊，派出有力干將防守邊疆重鎮。使得百姓有了可以修養的時間。

六．逐漸廢止秦朝的“文化禁令”。對於思想，漢文帝、漢景帝也不再嚴厲禁止其他學派的發展，提倡黃老的同時也讓包括儒家學說的其他各派存在、發展，這為以後漢武帝時期的文化盛世奠定了基礎。

總的來說，漢朝在王權統一時期，順應歷史發展，採取與時代相應的統治政策，符合當時社會的發展狀況，促進了政治的進步和經濟的繁榮，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

相比於開國皇帝劉邦，和名聲響徹的漢武帝，漢文帝劉恆和漢景帝劉啟並不為現代人所偏愛。雖然我們聽過“文景之治”，但是對“文景之治”的內容也並不熟悉。然而“文景之治”對於古人而言，是難得的治國模板，美名也是一直流傳。

那麼“文景之治”到底取得了什麼樣的成就？其實主要是漢文帝的功勞，漢景帝雖然比不上父親，但好在爹制定的政策都很好的遵守下去，為漢朝後來的強大奠定了基礎。

“文景之治”讓農業得到發展。漢文帝即位以後，採取了休養生息，“無為而治”的治國政策。他特別重視農業生產，認為耕農是國家的根本。為此，他建立“籍田”制度，親自耕作，將收穫的糧食供給宗廟祭祀時用，因此他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親自下田耕作的皇帝。他對稅收進行重大改革，降低稅收，免去田租，減輕徭役，讓更多的人能參加農業生產。經過幾年的努力，農業得到了極大發展，出現了“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的景象。到了漢景帝，他繼續生養休息，免除天下民眾的田租，下令老百姓出田租的一半，百姓的生活也是蒸蒸日上了。

“文景之治”讓工商業得到發展。為了彌補財政稅收在農業上的減少，漢文帝大力提倡發展工商業，下詔令開放山林川澤，允許私人開採礦山、開發漁業和鹽業，鼓勵農民開展副業生產，商人販運不受關卡津樑的檢查限制。由此就可以想像當時“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的場景。

“文景之治”讓刑罰得以減輕。為了讓百姓能夠盡情直言進諫，漢文帝廢除了誹謗罪，官吏不能因為老百姓有不滿的言辭，就以誹謗罪論處。除此之外，漢文帝還廢除了肉刑、連坐，犯罪的人不連累到妻子，不誅罰無罪的人。到了漢景帝把杖刑也改得更輕。刑罰的減輕讓百姓不再擔驚受怕，也能夠更好的投入生產生活。

“文景之治”讓國家得到穩固。南越王尉佗自立稱武帝，考慮到當時國力不足，漢文帝降低身份，允許“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避免了一場戰爭。匈奴傾入代郡，漢文帝與匈奴約定和親。漢景帝劉啟則削諸侯封地，平定七國之亂，鞏固了中央集權。國家得到穩定，經濟得到發展，百姓生活富足，漢文帝、漢景帝建立了“文景之治”，才有了後來的“漢武盛世”。

漢朝建立之間，是劉邦項羽的楚漢之爭，長達四年，

在之前，是反秦的農民戰爭，

秦國統制了14年，再往前又是春秋戰國的時期，戰爭連年。

所以到漢朝建立，實際上稍微好點的也就十來年，而這十來年面對的是秦國的各種稅務和徭役，老百姓真正修生養息的時間幾乎壓榨的沒有。

社會動盪不安，經濟遭到嚴重破壞，西漢建立初年，社會經濟非常貧困。生產力低下，老百姓無法正常安排生產，餓殍遍野，甚至有人吃人的現象，人口銳減，雖然在體制和軍事上西漢完成的大一統，但在民生和經濟上，還是非常匱乏的。

劉邦出巡安排的馬車都找不到四匹顏色統一的馬匹，宰相將軍們連馬車都沒得坐，只能坐牛車。

劉邦雖然做了皇帝，但面對的是一個經過戰爭後一窮二百的國家，持續這樣下去肯定會威脅政權，劉邦採用寬鬆政策治理天下，與民休養生息，讓士兵復員歸家，解放一部分生產力，豁免徭役，減輕百姓負擔，重農抑商，鼓勵農民多耕多種。恢復了破敗的社會經濟，穩定漢朝統治，是當時劉邦急需解決的問題。

劉邦死後，爆發了外戚亂政，呂氏禍亂朝綱。丞相陳平，太尉周勃與朱虛侯劉章等宗室大臣共誅殺呂氏外戚，並迎立劉恆為帝，史稱為漢文帝，才使朝政穩定下來。

劉恆死後，劉啟即位，史稱為漢景帝，劉邦、劉恆和劉啟，都面對過殘破不堪的國家，農民為什麼反秦，秦朝為什麼滅亡，三位皇帝心裡都清清楚楚，所以劉邦定下了與民休養生息的基調，劉恆和劉啟繼續保持了這種基調，並加以深入的推行，不但輕徭薄賦，減輕農民的徭役和勞役等負擔，還大力支援恢復農業生產，穩定漢朝統治秩序。

文景兩帝時期，提倡節儉，重視“以德化民”，社會比較

安定，經濟得到發展。歷來被視為封建社會的“盛世”，史稱“文景之治”。

這七十年間，文、景二帝仁慈恭儉，在政治上推行黃老的無為而治，以清靜不擾民為政策，使得國內富庶，國力強盛。

朝政上虛懷納諫，十分重視大臣們的意見，思想家賈誼和政治家晁錯提出的以農業為國本，重農輕商，讓農民擁有土地的觀點都得到推行。

除此之外，像修改刑罰，改革軍隊維護國家統一，安定國家邊疆等等一系列的政策推行，都體現了文景之治的成就！

中國古代史上的第一個盛世———文景之治

秦代賦斂過重, 引發了大規模農民起義。 新建立起來的漢代懲秦之弊, 實行 “休養生息”的國策, 從多方面努力減輕農民負擔, 增加農民收入。

公元前 179年到前 141年, 前後 41年, 是漢文帝和漢景帝統治時期。他們厲行輕徭薄賦、獎勵生產、與民休息的政策, 社會經濟持續增長, 形成人民富裕、國庫充盈的盛世局面, 史稱“文景之 治” 。其主要措施有:

1.透過減免賦稅減輕人民基本負擔。

漢初 賦稅主要有田租、算賦、力役及工商雜稅等。 其 中減免最多的是田租。文帝二年(前 178)和十 二年, 曾兩次“除田租稅之半” , 即租率減為三十 稅一, 此後還進一步免去全部田租達 13年。 自 後, 三十稅一遂成為漢代定製。 算賦也由每人每 年 120錢減至 40錢。 徭役則減至每 3年服役一 次。 景帝二年(前 155), 又把 17歲開始服徭役 的制度改為從 20歲開始。 到漢昭帝時又改為 23 歲, 成為漢代定製。

2.透過鼓勵生產、發展經濟, 擴大稅基, 增 加政府財政收入。

在農業方面, 多次下詔勸課農 桑, 按戶口比例設定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員, 經 常給予他們賞賜, 以鼓勵農民發展生產。並透過 各種稅收優惠政策鼓勵人民開荒。 在工商業方 面, 文帝 “弛山澤之禁”, 即開放原來歸國家所有 的山林川澤, 從而促進了農民的副業生產和與國 計民生有重大關係的鹽鐵生產事業的發展。 文 帝十二年又廢除了過關用傳制度, 促進商品流通和各地區間的經濟交往。 商品經濟的發展, 使工 商雜稅收入逐步超過了全國的田租收入, 也使政 府有財力減免田租。 漢景帝恢復與匈奴等周邊 民族通關市, 發展邊境貿易, 取得了巨大的貿易 順差。

3.在政府支出方面, 厲行節約。

漢文帝提 倡節儉。他在位期間, 宮室苑囿, 車騎服御, 都無 增加。他曾經想作一露臺, 預算報上來, 需要百 金, 他便放棄了這一想法。他說:“百金相當中產 人家十家的財產總和了, 我繼承先帝的宮室, 還 常覺得羞恥, 怎麼能花百金建露臺。”為了減免人 民稅負, 他還減少自己的開支, 裁減侍衛人馬。 漢景帝下詔不接受地方貢獻錦繡等奢侈物品。 並禁止地方官員購買黃金珠玉等奢侈品, 否則以 盜竊論罪。 在節省政府和皇室開支的同時, 努力 救助窮困人口。 文帝前元元年(前 179年), 詔令 對百姓鰥寡孤獨窮乏之人進行賑貸, 又下詔規定 各地存問老年人, 發給布帛酒肉等物, 地方官吏 還必須親自慰問送到。

4.透過“貴粟”政策, 穩定農民收入。

農業 的發展, 使糧價大大降低, 史載文帝時每石“粟至 十餘錢”。 為了保證農民的收入, 吸引農民重視 農業生產, 漢文帝君臣認為唯一途徑就是提高糧 食價格, 對能夠提供糧食者實行獎勵。他們採取 的策略是鼓勵有錢人家購買農民的糧食, 捐獻國 家。 對於能捐獻糧食並運送到邊境糧庫的, 國家 按照捐獻數額的不同賜予不同爵位, 還可以贖 罪。 這樣, 邊防要塞的糧食儲備迅速充足了, 接 下來又進一步充實各郡縣的儲備。 只要郡縣儲 備足夠一年所需, 該郡縣就可以免收農民田租。 在這樣政策的鼓勵下, 農民的收入保障了, 負擔 減輕了, 國家的儲備也充足了。

5.實行集權與分權相結合的管理體制, 逐 步加強中央集權。

漢初鑑於秦朝極端專制之弊, 在國體上實行了郡、國並行制。在最初既能減輕中央財政的負擔, 緩解漢初的財政困難, 也能調 動地方經濟, 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地方可以因地 制宜的實行一些惠民政策, 如齊國工商業發達, 又有漁鹽之利, 便不徵農業稅。吳國則有銅山、 海鹽能獲巨利, 故無賦稅。但是各封國擁有自己 的租稅, 自己徵派徭役, 還供養著一定數量的軍 隊, 逐漸形成尾大不掉之勢, 文景時有計劃的進 行了解決, 一度引發七國之亂, 但很快平息。 諸 侯王的權力也得到了限制, 只能衣食租稅。 中央 集權得到鞏固, 國家財權也得到統一。 景帝還設 置“大內” , 調整財政機構, 進一步加強對財政的 控制力度。

在薄稅勸農, 與民休息的政策指導下, 經過 文景二帝 41年的治理, 西漢社會經濟得到了很 大發展, 內力充盈。

據同時代的史學家司馬遷 觀察, 到漢武帝即位時, 已經是 “非遇水旱之 災, 民則人給家足。 都鄙廩庾皆滿, 而府庫餘貨 財。京師之錢累萬萬, 貫朽而無法計算。 太倉 之粟, 陳陳相因, 充溢露積於外, 至腐敗不可食。 眾庶街巷有馬, 阡陌之間, 馬聚成群” 。 財政充 盈, 民力綽裕。 漢武以此為憑藉, 終成西漢全盛 之勢。

文景之治給國家帶來富強, 給社會帶來安定, 使人民安居樂業。文景之治雖然過去2000多年了, 但重溫這段歷史, 我們從中會得到很多啟發。

1、文景之治的主要成就

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于田畝，天下殷富

在薄稅勸農，與民休息的政策指導下，經過文景二帝41年的治理，迎來了西漢前期的太平盛世。

首先是農民負擔大大減輕。從漢高祖即位(公元前202年)到漢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前後共62年間，西漢王朝實行的是中國古代堪稱典範的輕徭薄賦政策，農民的負擔是最輕的。從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起，又連續免除全國田賦長達11年，在這期間，農民來自農業稅的負擔沒有了，這在封建社會是絕無僅有的。所以，西漢前期七十餘年農民負擔一直很輕是歷史上公認的。

其次是人民富足，社會安定。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外，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仁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這樣的安康和諧社會在中國歷史上是少有的。

再次，經濟發展，國家財政充實。由於經濟得到發展和繁榮，國家財政與建國初相比，出現了天壤之別。如文景時，“太倉有不食之粟，都內有朽貫之錢”。至漢武帝即位時，國家財政又上了新臺階。“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國家財政實力如此雄厚，也是在中國封建社會少見的。

由此可知，西漢以“文景之治”為標誌的太平盛世，是透過輕徭薄賦政策取得的。漢初“無為而治”的國策，也不是無所事事、放任自流的“無為”，而是積極“有為”的。那就是為農民建立平靜穩定的生產環境，努力把對農民生活生產活動的干擾降低到最小，努力保證農民的勞動得到穩定的報酬。在排除農民生產干擾方面，一是減輕政府對農民的賦役負擔，二是打擊豪強對農民的侵害；在保證農民收益上，一方面大幅度減免農業稅，一方面透過財稅政策穩定物價。太平盛世，國家的財政收入多、富人的收入高不是標誌，更重要的是看人民的富足程度，尤其要看農民的富足程度。

2、內容

【減輕雜稅】

主要措施 1、實行輕徭薄賦，減輕人民負擔。

劉邦登基後，約法省禁，減輕田賦稅率，“什五而稅一”。漢惠帝時，下令“減田租，復十五稅一”。可知劉邦在位的12年間，後期因國家財政上的需要，稅率有所提高，但惠帝於漢高祖十二年即位後，馬上恢復了原來的稅率，使十五稅一保持下來，即使呂后當政時也未見改變。漢文帝時，進一步降低田租的稅率，按“三十稅一”徵稅。這是中國封建社會田賦稅率最低的時期，而且以後始終不變。

2、鼓勵生產、發展經濟，擴大稅基，增加政府財政收入。

在農業方面，多次下詔勸課農桑，按戶口比例設定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員，經常給予他們賞賜，以鼓勵農民發展生產，還透過各種稅收優惠政策鼓勵人民開荒。在工商業方面，文帝“弛山澤之禁”，即開放原來歸國家所有的山林川澤，從而促進了農副業生產和與國計民生有重大關係的鹽鐵生產事業的發展。文帝十二年又廢除了過關用傳制度，促進商品流通和各地區間的經濟交往。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工商雜稅收入逐步超過了全國的田租收入，也使政府有財力減免田租。漢景帝恢復與匈奴等周邊民族通關市，發展邊境貿易。在“異物內流，利不外洩”的原則下，取得了巨大的貿易順差。

3、厲行節約，禁止浪費。

漢文帝提倡節儉，他在位期間，宮室苑囿，車騎服御，都無增加。他曾經想做一個露臺，預算報上來，需要百金，他便放棄了這一想法。他說：“百金相當中產人家十家的財產總和了，我繼承先帝的宮室，還常覺得羞恥，怎麼能花百金建露臺。”為了減免人民稅負，他還減少自己的開支，裁減侍衛人馬。漢景帝下詔不接受地方貢獻的錦繡等奢侈物品，並禁止地方官員購買黃金珠玉，否則以盜竊論罪。

4、透過“貴粟”政策，提高農民收入。

農業的發展，使糧價大大降低，史載文帝時每石“粟至十餘錢”。為了保證農民的收入，吸引農民重視農業生產，漢文帝君臣認為惟一途徑就是提高糧食價格，對能夠提供糧食者實行獎勵。他們採取的策略是鼓勵有錢人家購買農民的糧食，捐獻給國家。對於能捐獻糧食並運送到邊境糧庫的，國家按照捐獻數額的不同賜予不同爵位，還可以贖罪。這樣，邊防要塞的糧食儲備迅速充足了，接下來又進一步充實各郡縣的儲備。只要郡縣儲備足夠一年所需，該郡縣就可以免收農民田租。在這樣政策的鼓勵下，農民的收入保障了，負擔減輕了，國家的儲備也充足了。

5、實行集權與分權相結合的管理體制，逐步加強中央集權。

漢初鑑於秦朝極端專制之弊，在國體上實行了郡國並行制。最初對減輕中央財政的負擔、緩解漢初的財政困難、促進地方經濟發展起著一定的作用。地方也能因地制宜的實行一些惠民政策，如齊國工商業發達，又有漁鹽之利，便不徵農業稅。吳國則有銅山、海鹽能獲巨利，故無賦稅。

【重視農業】

漢文帝十分重視農業生產，他即位後多次下詔勸課農桑，按戶口比例設定三老、孝 悌、力田若干員，經常給予他們賞賜，以鼓勵農民發展生產。同時還注意減輕人民負擔， 文帝前二年（前178年）和前十二年，曾兩次“除田租稅之半”，即租率減為三十稅一， 前十三年還全部免去田租。自後，三十稅一遂成為漢代定製。文帝時，算賦也由每年 120錢減至每人每年40錢，徭役則減至每3年服役一次。景帝二年（前155年），又把秦 時17歲傅籍給公家徭役的制度改為20歲始傅，而著於漢律的傅籍年齡則為23歲。此外， 文帝還下詔“弛山澤之禁”，即開放原來歸國家所有的山林川澤，從而促進了農民的副 業生產和與國計民生有重大關係的鹽鐵生產事業的發展。文帝前十二年還廢除了過關用 傳的制度，這有利於商品流通和各地區間的經濟聯絡。對於農業生產的發展也有一定的 促進作用。 漢文帝對秦代以來的刑法也作了重大改革。①秦代大多數罪人，即被判處為隸臣妾 以及比隸臣妾更重的罪人，都沒有刑期，終生服勞役。文帝詔令重新制定法律，根據犯 罪情節輕重，規定服刑期限；罪人服刑期滿，免為庶人。②秦代法律規定，罪人的父母、 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連坐，重的處死，輕的沒入為官奴婢，稱為“收孥相坐律 令”。文帝明令廢止。③秦代有黥、劓、刖、宮四種肉刑。漢文帝下詔廢除黥，劓、刖， 改用笞刑代替，景文帝又減輕了笞刑。這些改革有著重要的意義，但後兩項在當時和以 後並沒有認真執行。文帝時許多官吏斷獄從輕，持政務在寬厚，不事苛求，因此獄事簡 省，人民所受的壓迫比秦時有顯著的減輕。

【抑制豪強】

禁止豪強私自鑄錢；重農抑商；逐步分化諸侯

西漢前期“與民休息”的政策，對農民是雨露Sunny，但卻助長了豪強商賈的實力。因為豪強地主佔有的土地多，輕徭薄賦政策使他們獲利最多；“弛山澤之禁”，富商從中獲利最大。所以，在“與民休息”的同時，豪強鉅商一天天膨脹起來，社會上形成了擁有政治優勢的漢初軍功集團、桀驁不馴的巨族土霸和財力日益雄厚的商人三股勢力。這些豪富佔有大量財富，一方面使用成群奴婢，過著侈靡生活，消耗著大量的勞動成果，影響著農業生產；一方面瘋狂兼併土地，逼迫大量的自耕農破產流亡。當時國家的稅收是三十稅一，即收穫量的3.33%，地主向佃農收取的地租率是什五，即收穫量的50%，其差額就是地主的受益即46.67%。社會財富佔有的懸殊，是社會不安的最大隱患，這極容易造成社會秩序的動盪和階級矛盾的尖銳。

為了保護自耕農的權益，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保持社會的安定，文景二帝開始採取了一些抑制豪強的措施。文帝的重要策臣賈誼提出：移風易俗，反對豪強淫侈之風；禁止豪強私自鑄錢；重農抑商；逐步分化諸侯；加強儲備以防災荒等一系列建議。這些主張嚴重損害了權貴階層的利益，賈誼也成了他們的攻擊物件，指責賈誼“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最後，賈誼終於被陷害，流放到潮溼沼荒之地，死時年僅33歲。

漢景帝時的晁錯是比賈誼更務實的政治家，也更加勇敢。晁錯指出今天雖然法律“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他提出“損有餘補不足”的理財思路，以捐獻糧食授予爵位的方式，誘使富人去購買農民的糧食來實現重農國策。他勸景帝勇敢地接受權貴集團的挑戰，得到了景帝的重用，但也受到權貴們更多的攻擊。景帝在打擊豪強方面，採取了更加嚴厲的措施，特別是任用郅都、王溫舒、嚴延年、寧成等所謂的酷吏，痛誅不法豪強。史書上說“流血十餘里”，“餘皆股慄”，“豪強肋息，威震旁郡”。晁錯的父親從老家趕來勸阻兒子說：“你這樣做，劉氏安矣，而晁氏危。”晁錯父親受不了壓力而服毒自殺，晁錯也在後來的七國之亂中被殺害。賈誼和晁錯的主張先後被文帝和景帝接納並實行，作為“文景之治”的重要功臣一直被後世稱頌。

【休養生息】

文景兩代對周邊少數民族也不輕易動兵，盡力維持相安的關係。呂后時，南越王趙 佗自立為帝，役屬閩越、西甌、駱，又乘黃屋左纛，與漢王朝分庭抗禮。文帝即位後， 為趙越佗修葺祖墳，尊寵趙氏昆弟，並派陸賈再度出使南越，賜書趙佗，於是趙佗去黃 屋左纛，歸附漢王朝。文帝后二年（前162年），又與匈奴定和親之約，此後匈奴雖背 約屢犯邊境，但文帝只是詔令邊郡嚴加備守，並不興兵出擊，以免煩擾百姓。 文景之治之所以成為封建社會的盛世，與文帝個人勵精圖治是分不開的。他即位不 久，就廢止誹謗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膽地提出不同的意見。秦代以來有所謂“秘祝” 之官，凡有災祥就移過於臣下。文帝前十三年下詔廢除並且宣告：百官的錯誤和罪過， 皇帝要負責。次年，他又禁止祠官為他祝福。文帝自奉也相當節儉，他在位23年，宮室 苑囿，車騎服御之物都沒有增添。他屢次下詔禁止郡國貢獻奇珍異物。他所寵愛的慎夫 人衣不曳地，帷帳不施文繡。文帝曾想建造一座露臺，聽說要花費百金，等於中人十家 之產，於是作罷。因為文帝提倡儉約，所以當時的國家財政開支有所節制和縮減，貴族 官僚也不敢濫事蒐括，奢侈無度，從而減輕了人民的負擔，這是“休養生息”政策的重 要內容之一。文景兩代採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的結果，使當時社會經濟獲得顯著的發展， 封建統治秩序也日臻鞏固，西漢初年，大侯封國不過萬家，小的五六百戶；到了文景之 世，流民還歸田園，戶口迅速繁息。 列侯封國大者至三四萬戶，小的也戶口倍增，而且比過去富實得多。農業的發展使 糧價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十餘錢至數十錢。據《漢書?食貨志》記載，漢初至 武帝即位的70年間，由於國內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災，百姓總是人給家足，郡國 的倉廩堆滿了糧食。大倉裡的糧食由於陳陳相因，致腐爛而不可食，政府的糧倉有餘財， 京師的錢財有千百萬，連串錢的繩子都朽斷了。這是對文景之治十分形象的描述。

說到漢文帝和漢景帝兩位皇帝，我們首先想到的一個詞就是"文景之治"。

這兩位皇帝開創了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上的第一個公認的"盛世"：社會安定，法律清明，輕徭薄賦，與民生息。經過兩位皇帝接近四十年的努力，到景帝后期時，國家的糧倉豐滿起來了，府庫裡的大量銅錢多年不用，以至於穿錢的繩子爛了，散錢多得無法計算了。

但作為不朽盛世的開創者，漢文帝和漢景帝的帝王生涯，是充滿著艱辛和挑戰的，可以說，他們費盡心力，排除了千難萬阻，才走到了帝王事業的頂峰。

漢文帝漢景帝繼承的，是經歷過呂后專政，呂氏亂政之後的西漢江山，雖然漢高祖、漢惠帝和呂后為他們留下了已經相對比較充裕的經濟儲備，以及相對比較完備的政治制度，但經歷過漢惠帝、幾位少帝等服從於呂后的傀儡皇帝的統治，西漢政治生活中，威脅皇權的力量也在迅速壯大。

而漢文帝和漢景帝想有所作為，首先要做的就是消除這些力量的威脅，把實權牢牢的攥在手中。

一場西漢版的君主與皇族、臣屬勾心鬥角的紙牌屋的故事，正在上演。

先說漢文帝，漢文帝能夠登基，藉助的是平定諸呂之亂的幾位功臣的力量，而這幾位功臣，從漢文帝登基起，就成為掣肘漢文帝的擋路石。

周勃，在這位跟著劉邦打天下的老臣眼中，漢文帝之所以適合做皇帝，就因為他脾氣好，好控制，因此，在皇帝面前，這位老臣一向以匡正漢室，拯救漢朝的救星自居，在皇帝面前十分無禮。

而漢文帝對付他，用的是軟刀子，漢文帝對周勃十分尊敬，而且給了他當時漢朝權力最大最重要的官職：右丞相。周勃滿心歡喜的上班才發現，漢文帝給自己挖了一個大坑。

周勃是一個武夫，行軍打仗，搞搞軍事是可以的，但丞相，是要處理國家政務的，大字都不識幾個的周勃，一上任就楞住了。

不久以後，周勃一來發現自己著實不是做丞相的料，二來也感覺到了漢文帝是給自己下套，到時候乾的不好要被治罪，於是主動辭官回家了。

消除了功臣的威脅，漢文帝下一步要對付的就是強悍的諸侯王，確切說，就是自己的親弟弟淮南王劉長。

淮南王劉長是漢高祖最小的兒子，在漢文帝的時候，漢高祖其他的兒子都已經被呂后殺光或者病死了，只剩下了這哥倆，所以漢文帝對這個弟弟非常的好。

然而，這種好，其實是一種捧殺，就是先捧你，再殺你。

淮南王劉長在呂后時期就多行不法，到漢文帝在位更加跋扈囂張。

而漢文帝就這樣捧著他，慣著他，直到劉長覺得自己天下無敵了，開始玩陰謀準備造反，漢文帝立刻動手收拾了他。

這不是我不重視兄弟感情，是你自己找事的。就別怪哥哥了。

而在如何處置自己弟弟這件事上，漢文帝充分展現了自己的帝王心術。

他沒有殺死自己弟弟的身體，而是殺死了他的驕傲。

淮南王劉長這樣一個性格張揚、不會掩飾自己又特別驕狂的人，漢文帝沒有殺他，殺他會落得一個殺兄弟的罵名，他把劉長流放到天涯海角，徹底失去了自尊和自由的劉長，在路上絕食自殺了。

就這樣，翻雲覆雨之間，漢文帝除掉了一大強藩，還沒有給人落下任何欺負、殺害兄弟的口實。

漢文帝的高超帝王心術，也遺傳給了自己的兒子漢景帝。在對付野心勃勃的諸侯王方面，漢景帝的棋下的更加漂亮。

漢景帝時期，爆發了吳楚七國之亂，叛軍主力直逼當時的梁國。

一邊是強兇霸道的吳楚七國叛軍，一方是雖然是自己親兄弟，但同樣實力強悍的梁王劉武。漢景帝的母親竇太后非常喜歡劉武這個小兒子，曾經逼著漢景帝許諾千秋之後把皇位給他，這樣一個人，漢景帝是不喜歡的。

於是，他動了一些腦筋，讓梁王劉武把吳楚七國的主力堵在梁國，然後任憑劉武怎麼求救，漢景帝就是打哈哈。

這叫什麼呢？這叫驅狼鬥虎，最好的結果就是虎和狼一起死掉，再不濟，一個死掉，另一個元氣大傷，到時候也好收拾。漢景帝在一邊看戲，最後的結局是吳楚叛軍覆滅在梁國境內，而梁王劉武也損失極大，基本喪失了競爭帝位或者搶戲的實力。

對待功臣，漢景帝玩的手段也和漢文帝差不多，漢文帝玩了周勃，他兒子玩了周勃的兒子周亞夫。周亞夫是平定吳楚七國之亂的大功臣，而他和他老爹一樣，也是一個勇夫，沒太高的情商，在漢景帝面前比較跋扈。

於是，漢景帝就設了一個套，套路周亞夫。他請周亞夫吃飯，主菜是一塊超大的肉，但不給周亞夫刀。於是周亞夫這個直腸漢暴怒了，在皇帝面前大呼小叫。

漢景帝等的就是這個機會，於是周亞夫領了一個君前失儀的罪名，回家反省。在回家反省期間，周亞夫又因為兒子給自己準備陪葬器物的事情被人告發，最後在監獄裡絕食自殺了。

就這樣，漢景帝也在悄無聲息之間，消除了威脅皇位的隱患，把權力收回了自己手裡。

千百年來，人們對漢文帝、景帝父子治下的“盛世”很是推崇，稱頌那個時代社會安定、國富民強，不僅人口數量和財富激增，而且社會風氣積極向上，到處是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幾乎可以跟堯帝、舜帝時期的“大治之世”相媲美。後世史學家在描述“文景之治”時不吝讚美之詞，比如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便稱讚當時“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鮮能及之”。

如果只看史籍的正面描述，那麼“文景之治”的確是個令人憧憬的時代，其成就確實值得歌頌。但若是拋棄先入為主的觀點，透過對史料進行深入地分析，尤其是對當時人的議論來做詳細的解讀，我們完全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所謂的“文景之治”其實是一個貧富懸殊現象極為嚴重、百姓充其量只能填飽肚子的時代，如果非要稱它為“盛世”，那也不過是一個“飢餓的盛世”。

首先，文、景時代的貧富懸殊現象極其嚴重。西漢初年崇尚黃老學說，實行“無為之治”，這固然有利於百姓的休養生息，但與此同時，卻也助長了貴族、豪強和商賈等勢力的“野蠻成長”。憑藉著與官府間千絲萬縷的關係和極為雄厚的財力，這些人瘋狂地兼併土地，從而迫使大量的自耕農破產，或淪落為流民，或被迫成為他們的佃農。

兼併者集團在侵佔大量的土地後，一方面向佃農徵收多達50%的地租，一方面則按照國家頒佈的稅率，向朝廷繳納稅率極低的地租（三十稅一，即3.33%），從中賺取數量極為驚人的差價，迅速積累起龐大的財富。而接下來，他們又會繼續進行新一輪的土地兼併，如此迴圈往復，漸漸地便使得社會上出現“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現狀（見《漢紀·武帝紀四》）。

再者，文景之世的百姓生活極苦。雖然跟秦末漢初相比，“文景之治”下的百姓生活水平得以提高，但充其量也就是能吃飽肚子，不至於餓死而已。原因無他，各種名目的苛捐雜稅和徭役極多，令百姓窮於應對的同時，難以實質性提高生活質量。根據史料記載，漢代的賦稅約有二十種名目，主要的是“田稅”和“口賦”，此外還有各種名目的徭役。雖然田稅稅率極低，但口賦和徭役卻很沉重，而這也是造成漢朝百姓困苦的根源之一。

“文景之治”的百姓生活有多苦？可以在當時名臣晁錯、董仲舒的奏議中窺見一斑。作為景帝時期的御史大夫（副宰相），晁錯在《論貴粟疏》中不無沉痛地提到，當下一個五口之家的農戶，每年辛苦耕種一百畝土地，要應對官府的各種稅目和徭役，如果趕上風調雨順的好年景，尚能填飽肚子，但如果不幸遭遇災荒之年，則難免會忍飢挨餓，有甚者還要售賣兒女、田宅來完稅或應付徭役。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勤苦如此，尚覆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見《漢書·卷二十四上·食貨志上》。

與此同時，董仲舒在向漢武帝上書時，也曾議論到“文景之治”下百姓生活的現狀，稱他們穿的是破衣爛衫，吃的是豬狗食，如果不肯做豪強的佃農，往往會在生計無著的情況下淪為盜匪，這樣的人往往成千上萬，難以禁止（“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引文同上）。

雖然“文景之治”並非想象中那般好，但若把它跟秦末漢初或漢武帝時期作對比，卻也是一個十分了不起的成就。畢竟，“文景之治”下的百姓還能填飽肚子，生命權還能得以保障，但如果不幸生活在秦末或漢武帝時期，那麼百姓們極可能去做“炮灰”，若平安地過完一生，簡直跟中了“六合彩”一般幸運。不是嗎？

在以上的分享關於這個問題的解答都是個人的意見與建議，我希望我分享的這個問題的解答能夠幫助到大家。

文景之治的主要成就　　

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于田畝，天下殷富。在薄稅勸農，與民休息的政策指導下，經過文景二帝41年的治理，迎來了西漢前期的太平盛世。

1、農民負擔大大減輕。從漢高祖即位(公元前202年)到漢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前後共62年間，西漢王朝實行的是中國古代堪稱典範的輕徭薄賦政策，農民的負擔是最輕的。從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起，又連續免除全國田賦長達11年，在這期間，農民來自農業稅的負擔沒有了，這在封建社會是絕無僅有的。所以，西漢前期七十餘年農民負擔一直很輕是歷史上公認的。　　

2、人民富足，社會安定。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外，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仁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這樣的安康和諧社會在中國歷史上是少有的。　　

3、經濟發展，國家財政充實。由於經濟得到發展和繁榮，國家財政與建國初相比，出現了天壤之別。如文景時，“太倉有不食之粟，都內有朽貫之錢”。至漢武帝即位時，國家財政又上了新臺階。“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國家財政實力如此雄厚，也是在中國封建社會少見的。　　

由此可知，西漢以“文景之治”為標誌的太平盛世，是透過輕徭薄賦政策取得的。漢初“無為而治”的國策，也不是無所事事、放任自流的“無為”，而是積極“有為”的。那就是為農民建立平靜穩定的生產環境，努力把對農民生活生產活動的干擾降低到最小，努力保證農民的勞動得到穩定的報酬。在排除農民生產干擾方面，一是減輕政府對農民的賦役負擔，二是打擊豪強對農民的侵害；在保證農民收益上，一方面大幅度減免農業稅，一方面透過財稅政策穩定物價。太平盛世，國家的財政收入多、富人的收入高不是標誌，更重要的是看人民的富足程度，尤其要看農民的富足程度。

歷史評價：

《史記·平淮書》載:"漢興七十餘年間，國家無事。……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漢書・景帝紀》:"漢興，掃除繁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雲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漢書·刑法志》:"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寢息"。

《資治通鑑·卷十五》:"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鮮能及之"。

《舊唐書·憲宗紀上》:"文景醲化，百王莫先。"

文景之治是指西漢漢文帝、漢景帝統治時期出現的治世。

1.政治：漢帝國建立之初，利用民眾對秦王朝殘厲法制的不滿，順從民意，進行了政治改革。為與民休養生息，採取了無為而治的統治思想，這也是道家思想第一次登堂入室。

所謂“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澹然無治也而無不治也”，《原道》篇就闡述了這一思想原則。在行政實踐中推行這樣的原則，就像《淮南子·覽冥》中所說“除苛削之法，去煩苛之事”，以及《淮南子·齊俗》中所說“上無苛令，官無煩治”。無為政治看起來有消極保守的傾向，從另一種種角度看，卻透露出科學的客觀主義的精神。這種政策強調行政上不妄為，少有急切的舉措，避免苛政擾民，使社會生活在自然的狀況下得以安定。

2.經濟：經濟

與民休息

文景兩代採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的結果，使當時社會經濟獲得顯著的發展， 封建統治秩序也日臻鞏固，西漢初年，大侯封國不過萬家，小的五六百戶；到了文景之 世，流民還歸田園，戶口迅速繁息。列侯封國大者至三四萬戶，小的也戶口倍增，而且比過去富實得多。農業的發展使 糧價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十餘錢至數十錢。據《漢書·食貨志》記載，漢初至武帝即位的70年間，由於國內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災，百姓總是人給家足，郡國 的倉廩堆滿了糧食。大倉裡的糧食由於陳陳相因，致腐爛而不可食，政府的糧倉有餘財。

漢文帝

文景時期的“與民休息”政策使當時社會經濟獲得顯著的發展，統治秩序也日臻鞏固。西漢初年，大侯封國不過萬家，小的五六百戶；到了文景之世，流民還歸田園，戶口迅速繁息。列侯封國大者至三四萬戶，小的也戶口倍增，而且比過去富實得多。農業的發展使糧價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十餘錢至數十錢。據《漢書·食貨志》記載，漢初至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間，由於國內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災，百姓總是人給家足，郡國的倉廩堆滿了糧食。太倉裡的糧食由於陳陳相因，致腐爛而不可食，政府的庫房有餘財，京師的錢財有千百萬，連串錢的繩子都朽斷了。這是對文景之治十分形象的描述。

漢初休養生息政策的繼續和發展，使中國出現了第一個治世。文景時期實施較為開明的政治，以達到鞏固專政的目的，為漢武帝的大一統奠定了政治和物質條件。

減輕雜稅

漢高祖登基後，約法省禁，減輕田賦稅率，“什五而稅一”。漢惠帝時，下令“減田租，復十五稅一”。可知漢高祖在位的12年間，後期因國家財政上的需要，稅率有所提高，但惠帝於漢高祖十二年即位後，馬上恢復了原來的稅率，使十五稅一保持下來，即使呂后當政時也未見改變。漢文帝時，進一步降低田租的稅率，按“三十稅一”徵稅。這是中國封建社會田賦稅率最低的時期，而且以後始終不變。[16]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又下詔：“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17]將以往十五稅一的田租，又減輕了一半。

鼓勵生產

農業

文景二帝多次下詔勸課農桑，按戶口比例設定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員，經常給予他們賞賜，以鼓勵農民發展生產，還透過各種稅收優惠政策鼓勵人民開荒。

漢文帝十分重視農業生產，他即位後多次下詔勸課農桑，按戶口比例設定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員，經常給予他們賞賜，以鼓勵農民發展生產。同時還注意減輕人民負擔，漢文帝前二年（前178年）和前十二年，曾兩次“除田租稅之半”，即租率減為三十稅一，前十三年還全部免去田租。自後，三十稅一遂成為漢代定製。文帝時，算賦也由每年120錢減至每人每年40錢，徭役則減至每3年服役一次。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春正月，下詔說：“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狹，無所農桑系畜；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廣大地者聽之。”准許百姓從貧瘠地區遷往土地肥沃地區，以利發展農業。他還多次下詔申明以農為立國之本，強調重本抑末。他在詔文中說：“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同時要求郡縣官吏認真執行，對失職者加以嚴懲。“吏發民若取庸採黃金珠玉者，坐臧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12]漢景帝二年（前155年），又把秦時17歲傅籍給公家徭役的制度改為20歲始傅，而著於漢律的傅籍年齡則為23歲。

農業的發展，使糧價大大降低，史載文帝時每石“粟至十餘錢”。為了保證農民的收入，吸引農民重視農業生產，漢文帝君臣認為惟一途徑就是提高糧食價格，對能夠提供糧食者實行獎勵。他們採取的策略是鼓勵有錢人家購買農民的糧食，捐獻給國家。對於能捐獻糧食並運送到邊境糧庫的，國家按照捐獻數額的不同賜予不同爵位，還可以贖罪。這樣，邊防要塞的糧食儲備迅速充足了，接下來又進一步充實各郡縣的儲備。只要郡縣儲備足夠一年所需，該郡縣就可以免收農民田租。在這樣政策的鼓勵下，農民的收入保障了，負擔減輕了，國家的儲備也充足了。[18]

工商業

在工商業方面，漢文帝還下詔“弛山澤之禁”，即開放原來歸國家所有的山林川澤，從而促進了農民的副業生產和與國計民生有重大關係的鹽鐵生產事業的發展。文帝文帝十二年又廢除了過關用傳制度，促進商品流通和各地區間的經濟交往。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工商雜稅收入逐步超過了全國的田租收入，也使政府有財力減免田租。漢景帝恢復與匈奴等周邊民族通關市，發展邊境貿易。在“異物內流，利不外洩”的原則下，取得了巨大的貿易順差。

漢文帝前十二年還廢除了過關用傳的制度，這有利於商品流通和各地區間的經濟聯絡。對於農業生產的發展也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厲行節約

漢文帝提倡節儉，他在位期間，宮室苑囿，車騎服御，都無增加。他曾經想做一個露臺，預算報上來，需要百金，他便放棄了這一想法。他說：“百金相當中產人家十家的財產總和了，我繼承先帝的宮室，還常覺得羞恥，怎麼能花百金建露臺。”為了減免人民稅負，他還減少自己的開支，裁減侍衛人馬。漢景帝下詔不接受地方貢獻的錦繡等奢侈物品，並禁止地方官員購買黃金珠玉，否則以盜竊論罪。[18]

漢景帝

因為文帝提倡儉約，所以當時的國家財政開支有所節制和縮減，貴族官僚也不敢濫事蒐括，奢侈無度，從而減輕了人民的負擔，這是“休養生息”政策的重要內容之一。[12]

抑制豪強

漢廷禁止豪強私自鑄錢，採取重農抑商；逐步分化諸侯。

西漢前期“與民休息”的政策，對農民是雨露Sunny，但卻助長了豪強商賈的實力。因為豪強地主佔有的土地多，輕徭薄賦政策使他們獲利最多；“弛山澤之禁”，富商從中獲利最大。所以，在“與民休息”的同時，豪強鉅商一天天膨脹起來，社會上形成了擁有政治優勢的漢初軍功集團、桀驁不馴的巨族土霸和財力日益雄厚的商人三股勢力。這些豪富佔有大量財富，一方面使用成群奴婢，過著侈靡生活，消耗著大量的勞動成果，影響著農業生產；一方面瘋狂兼併土地，逼迫大量的自耕農破產流亡。當時國家的稅收是三十稅一，即收穫量的3.33%，地主向佃農收取的地租率是什五，即收穫量的50%，其差額就是地主的受益即46.67%。社會財富佔有的懸殊，是社會不安的最大隱患，這極容易造成社會秩序的動盪和階級矛盾的尖銳。[18]

為了保護自耕農的權益，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保持社會的安定，文景二帝開始採取了一些抑制豪強的措施。漢文帝的重要策臣賈誼提出：移風易俗，反對豪強淫侈之風；禁止豪強私自鑄錢；重農抑商；逐步分化諸侯；加強儲備以防災荒等一系列建議。這些主張嚴重損害了權貴階層的利益，賈誼也成了他們的攻擊物件，指責賈誼“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最後，賈誼終於被陷害，流放到潮溼沼荒之地，死時年僅33歲。

漢景帝時的晁錯是比賈誼更務實的政治家，也更加勇敢。晁錯指出今天雖然法律“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他提出“損有餘補不足”的理財思路，以捐獻糧食授予爵位的方式，誘使富人去購買農民的糧食來實現重農國策。他勸景帝勇敢地接受權貴集團的挑戰，得到了景帝的重用，但也受到權貴們更多的攻擊。景帝在打擊豪強方面，採取了更加嚴厲的措施，特別是任用郅都、王溫舒、嚴延年、寧成等所謂的酷吏，痛誅不法豪強。史書上說“流血十餘里”，“餘皆股慄”，“豪強肋息，威震旁郡”。晁錯的父親從老家趕來勸阻兒子說：“你這樣做，劉氏安矣，而晁氏危。”晁錯父親受不了壓力而服毒自殺，晁錯也在後來的七國之亂中被殺害。賈誼和晁錯的主張先後被文帝和景帝接納並實行，作為“文景之治”的重要功臣一直被後世稱頌。

3.文化：文化

漢景帝時期，由於社會經濟的恢復及發展已達到相當的程度，所以統治階級上自景帝，下至郡縣官都逐漸重視文教事業的發展。漢景帝末年任命文翁為蜀郡太守，文翁首創了郡國官學。

對於思想，漢景帝也不再嚴厲禁止其他學派的發展。當時的西漢初期，朝廷流行的黃老學派，即以黃帝和老子命名的學派，主張無為而治，輕徭薄賦。景帝在提倡黃老的同時也讓包括儒家學說的其他各派存在、發展，這為後來董仲舒學說的發展以及被漢武帝的重視採用提供了前提條件

說起漢朝，想必很多人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漢武帝劉徹，漢武帝劉徹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在他統治時期漢朝國力達到頂峰，國家強盛繁榮，百姓安居樂業。他南征北戰，開疆擴土，討伐匈奴，功績之卓越，是中國古代最傑出的君主之一。漢武帝與秦始皇，唐太宗，宋太祖，合稱為“秦皇漢武，唐宗宋祖”。

漢武帝畫像

漢武帝能夠開創如此偉大的帝業，一定是離不開強大國力作為支撐的，而強大的國力也是離不開前面的“文景之治”，正是由於前面的“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礎，繼而才有了後面漢武帝開疆擴土，討伐匈奴的基礎條件，要說漢朝的一步步強大，其實與文景二帝在位時期施行的一系列寬仁政策是分不開的。

漢文帝劉恆畫像

談到文景之治，就要說到漢朝前面的朝代，也就是秦朝，秦朝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中央集權專制國家，秦始皇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稱皇帝的人，他以一己之力，橫掃六國，統一了中國，可以說他的功績無人能比。但是由於秦始皇的窮兵黷武，常年征戰，又大修宮殿，搞得怨聲載道，民不聊生。而且秦朝當時的徭役是非常繁重的，老百姓無法承擔起如此繁重的徭役，才爆發了一系列農民起義，所以秦朝只經二世就滅亡了。

之後劉邦建立了漢朝，劉邦建立的漢朝基本沿襲了秦朝的法律，以及各項制度。但是此時此刻，老百姓最需要的是修養生息，於是到漢文帝劉恆，漢景帝劉啟的時候，兩位皇帝施行“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不僅如此，文景二帝還注重節儉，如有鋪張浪費的官員，一律下令懲處，所以在文景二帝時期，基本沒有貪汙腐敗的官員。這樣人民的負擔就大大減少了。

文景二帝還十分重視農業，曾經多次獎勵農耕勤勞的農民，同時勸解百官要關心農桑。每次到了春耕的時候，他們都親自下地農耕，以此來鼓勵農民勤勞耕作，給百姓帶頭做榜樣。

隨著文景二帝的“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百姓生活開始富裕了起來，人民安居樂業，社會穩定。社會進入到一個從未有過的穩定繁榮景象，這是中國封建帝國時代第一個盛世景象。

漢景帝劉啟畫像

可以說正是因為有了“文景之治”的出現，才有了後面漢武帝的大刀闊斧，開疆擴土，這在一定關係上是分不開的。所以說文景之治不僅是中國古代強盛發展的時代，同時也為漢武帝開疆擴土，討伐匈奴奠定了強大的基礎。

“文景之治”是中國封建歷史上的一個太平盛世，經歷了秦末混戰和漢初時動盪後，國家到了非常疲憊的狀態。在漢文帝與漢景帝的努力下，西漢社會的社會生產力水平達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百姓的生活質量也提高了很多。

1.在這個階段生生活的人所需繳納的賦稅是比較低的，基本上等同於現在個稅起徵點上調了。對於低收入人群來說，這就是天大的好事。保障了社會的安定。

2.鼓勵生產發展，提高國家的財政收入。特別是在漢景帝七國之亂以後，財政收入更加集中到了中央。此前吳國和楚國的在當時的漢朝來說是絕對的富裕地方。

3.皇帝帶頭借鑑，這就給所有王公貴族和老百姓帶了一個好頭，皇帝都這麼節儉，其他人好意思奢侈嗎？如果你過得比皇帝都奢侈，那麼麻煩快來了。

4.對外關係上，在與匈奴的關係上採用和親的政策，給邊境的人帶來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在古代只要是不打仗，給匈奴一點金銀財寶和東西遠遠要比打仗損失小得多，在古代打仗就是拼實力的。只要古代戰端一開，種地的基本上就不用幹活了。

漢文帝劉恆是高祖之子，即位時23歲，是漢初一位富於政治才能和治國方略、很有作為的皇帝。他在位23年間，繼續推行漢高祖與民休息的政策。為此，他採取了一些重要的措施，首先是進一步減輕賦稅和徭役，甚至曾連續12年全免田租，又把每年服徭役改為3年一次。其次是減輕刑罰，廢除肉刑如墨、劓等從奴隸制時代沿襲下來的嚴酷刑罰。

文帝提倡節儉，他在位期間“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因惜“百金，中人十家之產”而罷露臺之作，還令後宮“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文帝接受賈誼、陸賈的民本思想，愛護民眾，即位不久就下令由國家供養80歲以上的老人，每月都要發給他們米、肉和酒，對於90歲以上的老人，還要再發一些麻布、綢緞和絲棉，讓他們做衣服。

文帝死後，其子景帝劉啟即位，繼續執行與民休息的政策。他在位期間，曾頒佈重農詔書，認為“食者民之本，民者國之本”，衣食之物不是取之於“漁獵山伐”，而是完全來自於農業生產和經營，所以，“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增加農業生產，才能安定民生，國家經濟才有可能富足。

他還把田租再減輕為三十稅一，以鼓勵農業生產。景帝用晁錯之策，平定“七王之亂”，成功地削弱了藩屬權利，加強了中央集權，抑制了豪強地主的勢力，客觀上為民眾傾力從事農業生產創造了良好的環境。由於漢朝初期各朝皇帝都對強秦因暴政而民生凋零、終致國破家亡的教訓記憶猶新，所以，休養生息、養民富國作為立國興邦的基本國策被一直認真地貫徹下來。

而後來的局面也說明這一國策是成功的，輕徭薄賦、重視農桑、法紀嚴明，使秦末經濟破敗、民不聊生的社會在短短几十年間走向了安定繁榮。這個時期被後人稱為“文景之治”，其成就奠定了漢朝統治的基礎，為後來武帝時期的輝煌武功提供了經濟條件。

文景之治是指西漢第五位皇帝漢文帝劉恆、第六位皇帝漢景帝劉啟統治時期出現的治世現象。西漢初年，連年戰亂導致經濟凋敝，民生維艱，漢中央推崇“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黃老治國之術，旨在富國強民。

“文景之治”取得了什麼成就呢？

1.政策對路，減輕了人民的負擔。

漢文帝劉恆，於文帝2年 和12年 先後兩次“除田租稅之半”，向天下宣佈只收一半田租，到文帝13年，乾脆全部免除了田租以維護耕者利益；對周邊敵對國家採取溫和的政策（如對匈奴和親等），儘量不輕易動武，破壞了建設環境和損耗國力。

漢文帝自己很節儉，衣不曳地，車不新增，還下詔禁止郡、藩國敬貢奇珍異物。

這樣，國家的開支開始有所節制，文武百官也自知收斂浪費行為，土豪劣紳也不敢放縱自己驕奢淫逸，國家機器和社會資源得到了相對合理的利用，生產日漸得到恢復並且順利發展，從而有效地減輕了人民的負擔，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

2.緩和了階級矛盾，國力有所增強。

文景二帝多次勸解百官關心農桑，在政策上鼓勵農民進行生產，還專門設立機構，獎勵從事稼穡、努力耕作的農民，每年春耕的農忙季節，作為皇帝帶領朝臣親自下地耕作，給天下的百姓做出了榜樣。

文景時期，倡導統治階層以身作則來感化百姓，即“以德化民”，使百姓能專心致志地從事生產，進一步緩和了階級矛盾，人民生活水平在有所提升的基礎上慢慢地富裕起來了；到景帝后期時，社會比較安定，國家的糧倉也充裕起來了，史書記載，國庫裡的大量銅錢多年不動用，以至於穿錢的繩子都爛了，漢朝的物質基礎亦大大增強了。

3.是漢武帝劉徹以武力征服匈，建立大漢威名，開疆拓土的養精蓄銳期。

文景之治上華廈文明進入帝國模式後的第一個盛世，其間，國家的經濟文化水平得以大幅度提升，人口得以增長，戶籍也有所增加，堪稱是一個促進生產力飛速發展的偉大的時代，為後來西漢的第七位帝王漢武帝劉徹發揮文治武功，征伐匈奴奠定了物質基礎。

文景之治的主要成就

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于田畝，天下殷富

在薄稅勸農，與民休息的政策指導下，經過文景二帝41年的治理，迎來了西漢前期的太平盛世。

首先是農民負擔大大減輕。從漢高祖即位(公元前202年)到漢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前後共62年間，西漢王朝實行的是中國古代堪稱典範的輕徭薄賦政策，農民的負擔是最輕的。從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起，又連續免除全國田賦長達11年，在這期間，農民來自農業稅的負擔沒有了，這在封建社會是絕無僅有的。所以，西漢前期七十餘年農民負擔一直很輕是歷史上公認的。

其次是人民富足，社會安定。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外，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仁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這樣的安康和諧社會在中國歷史上是少有的。

再次，經濟發展，國家財政充實。由於經濟得到發展和繁榮，國家財政與建國初相比，出現了天壤之別。如文景時，“太倉有不食之粟，都內有朽貫之錢”。至漢武帝即位時，國家財政又上了新臺階。“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國家財政實力如此雄厚，也是在中國封建社會少見的。

由此可知，西漢以“文景之治”為標誌的太平盛世，是透過輕徭薄賦政策取得的。漢初“無為而治”的國策，也不是無所事事、放任自流的“無為”，而是積極“有為”的。那就是為農民建立平靜穩定的生產環境，努力把對農民生活生產活動的干擾降低到最小，努力保證農民的勞動得到穩定的報酬。在排除農民生產干擾方面，一是減輕政府對農民的賦役負擔，二是打擊豪強對農民的侵害；在保證農民收益上，一方面大幅度減免農業稅，一方面透過財稅政策穩定物價。太平盛世，國家的財政收入多、富人的收入高不是標誌，更重要的是看人民的富足程度，尤其要看農民的富足程度。

文景之治是中國歷史上高度推崇的一個歷史，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有名的盛世，現在我們一起來看看究竟這個 治 的體現。

我們先來看看“文景之治”究竟有哪些“治”的內容。

一是“輕徭”。“徭”就是徭役，也就是政府把老百姓徵集起來，修建大型工程。比如修水利工程，修道路交通，修邊防設施，修皇家宮殿等等。

在徵集老百姓的過程中，有一些是老百姓義務勞動，也有一些會發一定的補貼。不過這些並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就是要搞國家建設。

而“輕徭”，就是很少徵集老百姓幹這些事，當然也就是很少搞國家建設。

二是“薄賦”。“賦”就是稅收。“薄賦”就是減免稅收。漢文帝在位期間，有兩次“除田租稅之半”。漢文帝十三年的時候，還全年免田稅。

漢景帝雖然在收稅上略有增加，但大致也是照搬漢文帝的政策。

三是“減刑”。秦朝的時候有很多嚴酷的刑罰，漢文帝的時候，把很有嚴酷的刑罰都減輕了。而一些包括“黥、劓、刖、宮”這樣的肉刑，漢文帝都予以了取消。

四是“節用”。也就是從上到下講究節約。漢文帝非常講究節約，他在位期間，基本上沒有修過什麼房子。衣服也是穿了又穿，有時候甚至穿著草鞋上朝。

如果我們仔細看上面的四條措施，我們會發現，其實根本就不叫什麼措施。歸納起來就是一句話：不做事。或者用一個比較書面的語言，就叫做“無為而治”。

我們都有個概念，一個政府要把當地的經濟搞上去，那必須大幹苦幹。修橋補路，搞基礎設施建設，城鎮化推進等等。只有這樣搞，經濟才上得去。

但是，歷史上最有名的“文景之治”，秘訣竟然是“無為而治”，竟然是“不治”，這個怎麼還能稱作“治世”呢？

當然了，也不能完全說沒有提倡的東西。“文景之治”的時候，非常提倡一點，就是“德”。選拔官員的時候以“德”為先，官員要做道德修養的表率，同時在地方治理上要“以德化民”。

不過，“德”卻是屬於文化的範疇，是務虛的東西。這對促進經濟的發展，看起來似乎並沒有多大的幫助。

所以說，當孩子們在學習這個“文景之治”的時候，會覺得迷惑不解。歷史老師在講這段歷史的時候，也有些說不清，因為實在沒什麼“治”可講。

然而，恰恰是什麼也不做的“無為而治”，是中國古代社會非常重要的一種治理經驗。

西漢，中國歷史上的大一統王朝，享國共二百一十年，而“文景之治”是漢朝出現的第一個治世，從漢初至漢文帝，漢景帝即位七十年間，海內富庶，國力強盛，為漢武帝的統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文景之治”的出現是在國內經濟凋敝，百廢待興的情況下順勢而出；西漢初年，由於秦末農民戰爭和四年楚漢之爭，社會動盪不安，經濟遭到嚴重破壞，致使西漢初年社會經濟非常貧困。而漢高祖死後，漢廷經過一段時間的動盪，爆發了諸呂之亂，隨即漢文帝劉恆即位，他在即位之後，穩固帝位，勵精圖治，興修水利，勤儉樸素，實現了國家強盛安樂，百姓富裕小康，開啟“文景之治”的開端。

文景兩位帝王統治期間，採取了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措施，減輕農民的徭役和勞役等負擔，著力於恢復農業生產，穩定封建統治秩序；並且提倡節儉，重視“以德化民”，社會比較安定，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漢文帝鼓勵農耕，節約國家的開支，從而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到漢景帝后期，經過了多年的發展，百姓已經富裕起來，社會安定，糧倉豐滿，國庫充盈。在文景期間，兩位帝王對邊疆都不輕易出兵，維持和平，已免耗損國力；同時開放邊境，與匈奴互通有無，進一步促進了漢朝時期各個民族之間的融合。

文景之治是漢朝王權的統治下，統治階級順應歷史發展，採取與時代相應的統治政策，符合當時社會的發展狀況，因而促進了政治的進步和經濟的繁榮，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有名的空前盛世。它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文化飛速發展的一個偉大時代，同時養精蓄銳，為後來漢武帝出征匈奴，擴大國家版圖，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