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林黨人，最開始以無錫的東林書院為中心，講學傳道。他們試圖透過自己的影響力，以道德為信條，重建道德權威，並試圖建立一個以道德為標準的社會秩序體系。這就是所謂的道德主義者。然而，任何團體，一旦它有了政治上的追求，那麼驅動它的就不是原先的信仰和教條，而是自己團體的政治利益。隨著東林黨人的影響日益擴大，成為有勢力的團體和黨派，有了黨派的利益和追求，他們自己也很清楚的意識到：如果單單依靠所謂“道德”，根本就無法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

這樣一來結果只有兩個：一，利益在和“道德”的鬥爭中佔據上風；二，使所謂“道德”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借道德之名，謀黨派之利。這樣，東林黨人就成為明末黨派之爭的主流。萬曆初年張居正獨攬大權的時代，東林黨人已經開始上書攻擊他。此後東林黨和浙黨是朝廷鬥爭的兩個主要方面，你方唱罷我登場，只要一方當權，就盡排擠對方之能事。

先看看萬曆時期的商業是如何繁榮的：

　　“國家鹽課，淮居其半，而長蘆、解池、兩浙、川井、廣池、福海共居其半。長蘆以下雖增課，猶可支吾，而淮則窘壞實甚。淮課初額九十萬，而今增至一百五十萬。使以成、弘之政，隆、萬之商，值此增課之日，應之優然有餘也。商之有本者，大抵屬秦、晉與徽郡三方之人。萬曆盛時，資本在廣陵者不啻三千萬兩，每年子息可生九百萬兩。只以百萬輸帑，而以三百萬充無端妄費，公私具足，波及僧、道、丐、傭、橋樑、梵宇，尚餘五百萬。各商肥家潤身，使之不盡，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見其盛也。”

萬曆駕崩，然後到了天啟初年，東林君子們借三大案之機篡奪朝政後，就變成這樣：

“商之衰也，則自天啟初年。國則??禍日熾，家則敗子日生，地則慕??之棍徒日集，官則法守日隳，胥役則奸弊日出。為商者困機方動，而增課之令又日下，盜賊之侵又日熾，課不應手，則拘禁家屬而比之。至於今日，半成窶人債戶。括會資本，不尚五百萬，何由生羨而充國計為？嘗見條陳私鹽者．一防官船，再防漕舫。夫漕舫自二十年來，回空無計，則折板貨賣，典衣換米。旗軍有誰腰鏹餘一貫者，迤邐臨清道上，買鹽一二百斤，資本罄矣。官船家人夾帶，一引入倉，萬目共見，冠紳一懲而百戒焉，豈復有裂閒射利之人，不繩其僕者哉？”

　　明代的財政在萬曆之前以農業稅為主。而張居正改革重在稅收，重點從徵收收農業稅，轉移到徵收工商業的稅收。這自然大大觸動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團，在這個背景下，東林黨開始形成。 　　

　　張居正一死， 東林黨人就廢除這個稅收制度。想逃稅，沒那麼容易！萬曆皇帝心知繼續徵收微薄的農業稅，不但國庫不夠用，而且農民也無法忍受。萬曆仍想方設法從江南的資本家中收入稅收。由於管理外庫的的戶部不接受工商稅，只收農業稅，萬曆便把工商稅收到內庫。這就是所謂的萬曆貪財之迷。而實際上，萬曆三大徵所用的錢，正是內庫的工商稅。

　　當時中國各地區的發展及不平衡。江南工商發達，而幾乎不用交什麼稅。北方各省的農民則難以忍受高高的稅收，一遇到天災更是食不果腹。遼東戰事吃緊，國庫空虛。怎麼辦！？

　　正是這種背景下，魏忠-賢出現了。怎麼做的，當然是找東林黨人交稅。經過幾年時間，國庫開始又充足起來。各地開始出現魏忠-賢的生-祠。東林黨怎麼坐得住呢！

在《明：景山的晚風》中，作者說一九六幾年，曾經有一位偉大人物，呵呵,是誰就很明顯了，他這樣點評明史，說明初兩位皇帝，幾乎不識字，但是國家治理得很好；一到了明末，“知識分子”當政，國家就開始走下坡路。儘管這是特定歷史時期說的話，但是一針見血地指出東林黨人最大的弱點。不得勢的時候對當權者口誅筆伐，掌權的時候卻又擺下讀書人的面子，自恃清高，不懂得官場之道。可以很明顯地看到，和閹黨相比，東林黨裡面不乏能人力臣，清官廉吏。但他們卻無法在黨派的鬥爭當中佔半點上風。他們沒有堅定的核心，沒有統一的思想，沒有強硬的政治手腕。最終不是在黨派之爭中消耗殆盡，就是為魏忠賢殘忍迫害至死。

東林黨人的下場相當之慘。不僅大部分被驅逐出朝廷，而且魏忠賢還借“三案”之名，對他們展開誣陷和迫害。不單單自己遭來殺身之禍，而且還被誣陷貪汙鉅額贓款。既然是貪汙，那就要把貪汙的錢財交出來。可是東林黨絕大部分是清廉官吏，他們又如何拿得出來。儘管他們自己先行一步，但他們可知道，這捏造出來的罪名給他們的家人，族人帶來多大的苦難。

天啟的死是好機會。崇禎站在了東林黨一邊。東林黨欲殺魏忠-賢而後快，然而崇禎只免除了他的職務，令其守陵。魏忠-賢憂憤而死，崇禎厚葬之。

　　　東林黨又掌權了,當然，廢除工商稅是第一步。

至於遼東，怎麼少花錢怎麼搞。遼東缺餉，愈演愈烈。加上各層軍官的層層盤-剝，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氣及為低下。明軍的將領天天寫奏摺要錢，崇- 禎皇帝一籌莫展。東林黨則指責遼東軍官指揮不當，作戰不力，貪汙軍餉。節流往往流於道德說教；不開源怎麼行！當然，東林黨不會增收工商稅，負擔自然又落到農民身上。

　　終於李自成進了北京，崇禎自殺。吳三桂引清軍入關，悲劇開始。

東林黨人，最開始以無錫的東林書院為中心，講學傳道。他們試圖透過自己的影響力，以道德為信條，重建道德權威，並試圖建立一個以道德為標準的社會秩序體系。這就是所謂的道德主義者。然而，任何團體，一旦它有了政治上的追求，那麼驅動它的就不是原先的信仰和教條，而是自己團體的政治利益。隨著東林黨人的影響日益擴大，成為有勢力的團體和黨派，有了黨派的利益和追求，他們自己也很清楚的意識到：如果單單依靠所謂“道德”，根本就無法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

這樣一來結果只有兩個：一，利益在和“道德”的鬥爭中佔據上風；二，使所謂“道德”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借道德之名，謀黨派之利。這樣，東林黨人就成為明末黨派之爭的主流。萬曆初年張居正獨攬大權的時代，東林黨人已經開始上書攻擊他。此後東林黨和浙黨是朝廷鬥爭的兩個主要方面，你方唱罷我登場，只要一方當權，就盡排擠對方之能事。

先看看萬曆時期的商業是如何繁榮的：

　　“國家鹽課，淮居其半，而長蘆、解池、兩浙、川井、廣池、福海共居其半。長蘆以下雖增課，猶可支吾，而淮則窘壞實甚。淮課初額九十萬，而今增至一百五十萬。使以成、弘之政，隆、萬之商，值此增課之日，應之優然有餘也。商之有本者，大抵屬秦、晉與徽郡三方之人。萬曆盛時，資本在廣陵者不啻三千萬兩，每年子息可生九百萬兩。只以百萬輸帑，而以三百萬充無端妄費，公私具足，波及僧、道、丐、傭、橋樑、梵宇，尚餘五百萬。各商肥家潤身，使之不盡，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見其盛也。”

萬曆駕崩，然後到了天啟初年，東林君子們借三大案之機篡奪朝政後，就變成這樣：

“商之衰也，則自天啟初年。國則??禍日熾，家則敗子日生，地則慕??之棍徒日集，官則法守日隳，胥役則奸弊日出。為商者困機方動，而增課之令又日下，盜賊之侵又日熾，課不應手，則拘禁家屬而比之。至於今日，半成窶人債戶。括會資本，不尚五百萬，何由生羨而充國計為？嘗見條陳私鹽者．一防官船，再防漕舫。夫漕舫自二十年來，回空無計，則折板貨賣，典衣換米。旗軍有誰腰鏹餘一貫者，迤邐臨清道上，買鹽一二百斤，資本罄矣。官船家人夾帶，一引入倉，萬目共見，冠紳一懲而百戒焉，豈復有裂閒射利之人，不繩其僕者哉？”

　　明代的財政在萬曆之前以農業稅為主。而張居正改革重在稅收，重點從徵收收農業稅，轉移到徵收工商業的稅收。這自然大大觸動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團，在這個背景下，東林黨開始形成。 　　

　　張居正一死， 東林黨人就廢除這個稅收制度。想逃稅，沒那麼容易！萬曆皇帝心知繼續徵收微薄的農業稅，不但國庫不夠用，而且農民也無法忍受。萬曆仍想方設法從江南的資本家中收入稅收。由於管理外庫的的戶部不接受工商稅，只收農業稅，萬曆便把工商稅收到內庫。這就是所謂的萬曆貪財之迷。而實際上，萬曆三大徵所用的錢，正是內庫的工商稅。

　　當時中國各地區的發展及不平衡。江南工商發達，而幾乎不用交什麼稅。北方各省的農民則難以忍受高高的稅收，一遇到天災更是食不果腹。遼東戰事吃緊，國庫空虛。怎麼辦！？

　　正是這種背景下，魏忠-賢出現了。怎麼做的，當然是找東林黨人交稅。經過幾年時間，國庫開始又充足起來。各地開始出現魏忠-賢的生-祠。東林黨怎麼坐得住呢！

在《明：景山的晚風》中，作者說一九六幾年，曾經有一位偉大人物，呵呵,是誰就很明顯了，他這樣點評明史，說明初兩位皇帝，幾乎不識字，但是國家治理得很好；一到了明末，“知識分子”當政，國家就開始走下坡路。儘管這是特定歷史時期說的話，但是一針見血地指出東林黨人最大的弱點。不得勢的時候對當權者口誅筆伐，掌權的時候卻又擺下讀書人的面子，自恃清高，不懂得官場之道。可以很明顯地看到，和閹黨相比，東林黨裡面不乏能人力臣，清官廉吏。但他們卻無法在黨派的鬥爭當中佔半點上風。他們沒有堅定的核心，沒有統一的思想，沒有強硬的政治手腕。最終不是在黨派之爭中消耗殆盡，就是為魏忠賢殘忍迫害至死。

東林黨人的下場相當之慘。不僅大部分被驅逐出朝廷，而且魏忠賢還借“三案”之名，對他們展開誣陷和迫害。不單單自己遭來殺身之禍，而且還被誣陷貪汙鉅額贓款。既然是貪汙，那就要把貪汙的錢財交出來。可是東林黨絕大部分是清廉官吏，他們又如何拿得出來。儘管他們自己先行一步，但他們可知道，這捏造出來的罪名給他們的家人，族人帶來多大的苦難。

天啟的死是好機會。崇禎站在了東林黨一邊。東林黨欲殺魏忠-賢而後快，然而崇禎只免除了他的職務，令其守陵。魏忠-賢憂憤而死，崇禎厚葬之。

　　　東林黨又掌權了,當然，廢除工商稅是第一步。

至於遼東，怎麼少花錢怎麼搞。遼東缺餉，愈演愈烈。加上各層軍官的層層盤-剝，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氣及為低下。明軍的將領天天寫奏摺要錢，崇- 禎皇帝一籌莫展。東林黨則指責遼東軍官指揮不當，作戰不力，貪汙軍餉。節流往往流於道德說教；不開源怎麼行！當然，東林黨不會增收工商稅，負擔自然又落到農民身上。

　　終於李自成進了北京，崇禎自殺。吳三桂引清軍入關，悲劇開始了！

東林黨人，最開始以無錫的東林書院為中心，講學傳道。他們試圖透過自己的影響力，以道德為信條，重建道德權威，並試圖建立一個以道德為標準的社會秩序體系。這就是所謂的道德主義者。然而，任何團體，一旦它有了政治上的追求，那麼驅動它的就不是原先的信仰和教條，而是自己團體的政治利益。隨著東林黨人的影響日益擴大，成為有勢力的團體和黨派，有了黨派的利益和追求，他們自己也很清楚的意識到：如果單單依靠所謂“道德”，根本就無法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

這樣一來結果只有兩個：一，利益在和“道德”的鬥爭中佔據上風；二，使所謂“道德”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借道德之名，謀黨派之利。這樣，東林黨人就成為明末黨派之爭的主流。萬曆初年張居正獨攬大權的時代，東林黨人已經開始上書攻擊他。此後東林黨和浙黨是朝廷鬥爭的兩個主要方面，你方唱罷我登場，只要一方當權，就盡排擠對方之能事。

先看看萬曆時期的商業是如何繁榮的：

　　“國家鹽課，淮居其半，而長蘆、解池、兩浙、川井、廣池、福海共居其半。長蘆以下雖增課，猶可支吾，而淮則窘壞實甚。淮課初額九十萬，而今增至一百五十萬。使以成、弘之政，隆、萬之商，值此增課之日，應之優然有餘也。商之有本者，大抵屬秦、晉與徽郡三方之人。萬曆盛時，資本在廣陵者不啻三千萬兩，每年子息可生九百萬兩。只以百萬輸帑，而以三百萬充無端妄費，公私具足，波及僧、道、丐、傭、橋樑、梵宇，尚餘五百萬。各商肥家潤身，使之不盡，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見其盛也。”

萬曆駕崩，然後到了天啟初年，東林君子們借三大案之機篡奪朝政後，就變成這樣：

“商之衰也，則自天啟初年。國則??禍日熾，家則敗子日生，地則慕??之棍徒日集，官則法守日隳，胥役則奸弊日出。為商者困機方動，而增課之令又日下，盜賊之侵又日熾，課不應手，則拘禁家屬而比之。至於今日，半成窶人債戶。括會資本，不尚五百萬，何由生羨而充國計為？嘗見條陳私鹽者．一防官船，再防漕舫。夫漕舫自二十年來，回空無計，則折板貨賣，典衣換米。旗軍有誰腰鏹餘一貫者，迤邐臨清道上，買鹽一二百斤，資本罄矣。官船家人夾帶，一引入倉，萬目共見，冠紳一懲而百戒焉，豈復有裂閒射利之人，不繩其僕者哉？”

　　明代的財政在萬曆之前以農業稅為主。而張居正改革重在稅收，重點從徵收收農業稅，轉移到徵收工商業的稅收。這自然大大觸動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團，在這個背景下，東林黨開始形成。 　　

　　張居正一死， 東林黨人就廢除這個稅收制度。想逃稅，沒那麼容易！萬曆皇帝心知繼續徵收微薄的農業稅，不但國庫不夠用，而且農民也無法忍受。萬曆仍想方設法從江南的資本家中收入稅收。由於管理外庫的的戶部不接受工商稅，只收農業稅，萬曆便把工商稅收到內庫。這就是所謂的萬曆貪財之迷。而實際上，萬曆三大徵所用的錢，正是內庫的工商稅。

　　當時中國各地區的發展及不平衡。江南工商發達，而幾乎不用交什麼稅。北方各省的農民則難以忍受高高的稅收，一遇到天災更是食不果腹。遼東戰事吃緊，國庫空虛。怎麼辦！？

　　正是這種背景下，魏忠-賢出現了。怎麼做的，當然是找東林黨人交稅。經過幾年時間，國庫開始又充足起來。各地開始出現魏忠-賢的生-祠。東林黨怎麼坐得住呢！

在《明：景山的晚風》中，作者說一九六幾年，曾經有一位偉大人物，呵呵,是誰就很明顯了，他這樣點評明史，說明初兩位皇帝，幾乎不識字，但是國家治理得很好；一到了明末，“知識分子”當政，國家就開始走下坡路。儘管這是特定歷史時期說的話，但是一針見血地指出東林黨人最大的弱點。不得勢的時候對當權者口誅筆伐，掌權的時候卻又擺下讀書人的面子，自恃清高，不懂得官場之道。可以很明顯地看到，和閹黨相比，東林黨裡面不乏能人力臣，清官廉吏。但他們卻無法在黨派的鬥爭當中佔半點上風。他們沒有堅定的核心，沒有統一的思想，沒有強硬的政治手腕。最終不是在黨派之爭中消耗殆盡，就是為魏忠賢殘忍迫害至死。

東林黨人的下場相當之慘。不僅大部分被驅逐出朝廷，而且魏忠賢還借“三案”之名，對他們展開誣陷和迫害。不單單自己遭來殺身之禍，而且還被誣陷貪汙鉅額贓款。既然是貪汙，那就要把貪汙的錢財交出來。可是東林黨絕大部分是清廉官吏，他們又如何拿得出來。儘管他們自己先行一步，但他們可知道，這捏造出來的罪名給他們的家人，族人帶來多大的苦難。

天啟的死是好機會。崇禎站在了東林黨一邊。東林黨欲殺魏忠-賢而後快，然而崇禎只免除了他的職務，令其守陵。魏忠-賢憂憤而死，崇禎厚葬之。

　　　東林黨又掌權了,當然，廢除工商稅是第一步。

至於遼東，怎麼少花錢怎麼搞。遼東缺餉，愈演愈烈。加上各層軍官的層層盤-剝，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氣及為低下。明軍的將領天天寫奏摺要錢，崇- 禎皇帝一籌莫展。東林黨則指責遼東軍官指揮不當，作戰不力，貪汙軍餉。節流往往流於道德說教；不開源怎麼行！當然，東林黨不會增收工商稅，負擔自然又落到農民身上。

　　終於李自成進了北京，崇禎自殺。吳三桂引清軍入關，悲劇開始。

東林黨是一個社會毒瘤。個人覺得，東林黨和唐朝時期的世家門閥類似，都是國家的“壟斷”組織，對國家的健康發展都起到了最大的阻礙。東林黨是一個龐大的社會上層利益集團代表，他們掌握著國家的大部分社會財富，因為明代士大夫的獨特地位，他們在擁有社會財富的同時，反而不用納稅，為國家財政交一點錢，國家財政收入主要依靠剝削農民取得，這樣就加劇了社會矛盾的激化，碰上天災人禍，活不下去的農民就會鋌而走險，明朝末期農民起義層出不窮就是因為如此。

明朝末期，論綜合實力遠遠強於滿清，現在來看，不可能被滅亡，清朝皇太極以前從來沒有妄想統治中國，甚至在入關之前也是經過不斷試探就可以看出。農民起義，對於明朝的滅亡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全國的農民起義，牽制了明朝軍隊的大部分力量，大大削弱了明朝整體的國防實力，這樣就使北方防線大幅度削弱，為滿清的入關創造了條件。

明朝完善的科舉制度，雖然為下層人進階士大夫階層提供了一個機會，但是，這個機會對於貧窮的人們來說也是十分渺茫了，大部分還是被原士大夫階層霸佔，因為他們擁有良好的條件。能讀的起書，在那時就是一個奢侈，培養一個知識分子的代價不是每個家庭可以承擔的。由於這種宗族關係，當他們取得士大夫地位時，就形成了龐大的政治勢力。

東林黨人集團對軍事的干預。明朝的科舉制度，尤其是八股文，使得士大夫在社會的地位抬得過高，就形成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這樣，所謂的文人對於手工藝者，商人態度尤為鄙視，他們在享有這些下等人勞動成果同時，又鄙視這些人，大大就阻礙了社會的發展，使得明朝逐漸與外國的科技文化拉開距離，走的越來越遠，中國落後源於明朝，一點也不為過。明朝末年文官與武將的地位和宋朝時期極為類似，武將地位極低，在同品階，文官地位絕對高於武官，這樣武官所能發揮的作用大大的收到限制。文不知兵，反而對武官的權利加以限制，這樣就導致了明朝整體軍事實力的下降。

東林黨人，只會滿口文章，脫離實際，這就是“文人誤國”。長期的上層生活，使得東林黨人嚴重的與支援整個農民階層脫節，不知道民間的疾苦。講起大道理有一套，真的實際行動沒有，對整個國家的挽救政策一個都沒有，可笑的是，他們掌握著整個國家的權利，這樣明朝滅亡也是符合歷史潮流的。

明朝末期，不值東林黨一家“勢力”。文官專注於內鬥，這是中國獨特的文化。明朝末期，朝廷文官勢力還有楚黨，浙黨等政治派別，朋黨之起，就是亡國之始，內鬥內行，外鬥外行。東林黨與其他什麼黨的鬥爭一直延續到明朝徹底滅亡。

在封建社會，整個國家沒有明確的民族觀念。在這些東林黨眼中，只有自己，沒有國家。朝廷亡了，在換一家做，他們還是官，還掌握著整個國家的統治權力。這不是新鮮事，這種思想一直貫穿於整個封建社會時期。你看，那些投降清朝的人，大多都是東林黨人，閹黨一個都沒有。面對侵略者的刀槍，那些禮義廉恥都忘記了，氣節還不如一個普通的百姓，反而洋洋自得，唉，可恥啊！

明末的東林黨，可以說是整個國家的精英分子，可是就是這些人，罔顧民族大義，享有各種特權，反而成為整個國家的“蛀蟲”，明朝亡於東林黨也無可厚非。

筆者認為，東林黨沒有必要為明朝的滅亡而埋單，怎麼說呢，東林黨只是明史上的一個小黨派，並未對朝政起什麼大的作用，而且，在魏忠賢時己將其解散，受到重創，為明朝埋單的應是崇禎皇帝，1644年，闖王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滅亡，要不是明帝殺了不少忠臣，武將，何致於讓闖王輕易攻入北京，後明將吳三桂降清，闖王與之在山海關鏖戰，清軍突然殺出，清朝建立滿清，李自成兵敗，從始至終，與東林黨並無太大關係，歷史潮流不可擋也

一代雄王朱元璋開啟了大明王朝。燕雲十六州重歸華夏。但大明王朝王權父子相傳的弊端，必然無法從容應對明未天下亂局。客觀方面第一，天災小冰河時期，民以食為天。民無所養必生禍亂。二，流民四起，中央撫剿無力。三，女真崛起在白山黑山間，努爾哈赤以及其子孫皇太極多爾滾天都是一世之傑。 但明朝滅亡主要原因是崇禎帝。崇禎用人不當，誤殺功臣(袁崇煥)。崇禎:重用東林黨，但東林黨派系林立無法團結。主因是崇禎用人不當。一將無能累死三軍。一帝無能國無寧日。試想如果崇禎和朱元璋互換明朝一定會轉危為安。再度中興，但帝位可以父子相傳，但知人善任運籌帷幄能力卻無法相傳。恰在危難時刻又有李自成起於草莽，華夏大亂。女真興盛於東北。內憂外患交織在一起。明亡第一原因是父子相傳的皇權體系。明亡第二原因是崇禎，崇禎個人能力不夠無法應對時局，崇禎在太平盛世或可以成為中興之主，但亂世無力應對。明亡第三原因，對手太強努爾哈赤，皇太極，李自成，張獻忠，等。

應該負責。原因是：

1、開啟黨爭之禍。身為朝廷官員，處事不以國家利益為重，而以群黨利益優先，黨同伐異，朝廷成為謀私之所，到了南明都還繼續黨爭，生生搞死了明朝。

2、頑固拒開海、收(工商)稅。結果就是江浙富人萬萬千，朝廷就是沒錢，最後窮死了。

3、空談誤國。遇事一味空談，坐而論道，最終少部分一死報君王，大部投降，苦了萬千百姓。

明朝的滅亡，東林黨是有不可推卸的歷史罪責，但東林黨不該為明朝的滅亡而負全部責任。

東林黨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官僚政治集團。“東林黨”之“黨”，是朋黨而不是近代政黨。

東林黨立志革新朝政，並提出了某些帶有民主思想萌芽的口號。首先，要求改革朝政，主張政事歸於六部，公論付之言官，並且進一步提出開放地方政權，發展地方經濟；其次，他們抨擊了科舉制度的弊端，主張選賢與能，破格用人，以革新治；“第三，他們從利國益民的政治原則出發，大膽提出了天下之是非，自當聽之天下的主張；第四，他們又提出了約之於法"和惠商恤民的政治、經濟的變革主張。

但東林黨人缺乏政治遠見和治國才能，在好同惡異，黨同伐異方面，東林黨比起其地諸黨成員來，常常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明朝的滅亡，東林黨是有不可推卸的歷史罪責，但東林黨不該為明朝的滅亡而負全部責任。

東林黨是萬曆三十二年顧憲成聯合高攀龍等人發起東林大會，制訂了東林盟約。東林黨是明末年以江南士大夫為代表的依附於江浙財閥官僚勾結的政治集團。

東林黨成立之初就已經形成了當時與以成氣候的宦官集團的對立面。矛盾甚至日劇加深。

東林黨的根本存在是主要依附財閥，當時財閥主要發財手段就是官商勾結使人民徹底處於內耗之中到後期徹底民不聊生。

東林黨以清流自居，確實際上用道德禮法攻擊政敵為自己和財閥謀私，由於東林黨熱衷於黨政內耗使本就難抓稻草的明後期徹底滑入深淵。

那到底東林黨該不該為明朝滅亡而負責，應該說東林黨是比較重要的推手，讓本就快支離破碎的明後期政權徹底散架。

東林黨有沒有責任不好評斷，可以講一個小故事：明代末年培養了一支火器部隊，這支部隊要開赴前線，經過山東時因為沒有糧餉，飢寒交迫，一個士兵偷了一隻雞吃了，這隻雞屬於王象春——東林大佬；結果是這個士兵丟了腦袋，東林大佬還覺得不夠解氣，還要這支部隊領頭的腦袋；這幫人不得已只有造反。這幫士兵的頭兒叫孔有德。

不應該為明朝滅亡而負責，最該負責是皇帝，也就是萬曆皇帝、崇禎皇帝。

東林黨只是一些讀書計程車人，在野或者臨時執政。他們品德雖然不是白璧無瑕，但比魏忠賢等人有操守多了，知道很多事不能做，如楊漣、左光斗等人。而魏忠賢、客印月等人飛揚跋扈，並不是什麼好貨色，崇禎、萬曆也專治。

東林黨不過被一些網路的鍵盤歷史愛好者當作明朝滅亡的罪魁，都是讀《明朝那些事》造成的。

這個問題應該一分為二地看——當東林中人自己還沒把自己當成“東林黨人”的時候，他們還算得上是正義的；但是當他們也開始以報團取暖的時候，他們和閹黨其實也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了。

我們有的時候會有這樣一種刻板印象——東林黨人好，閹黨壞。為什麼東林黨好呢？因為他們是忠臣。為什麼閹黨壞呢？因為他們結黨營私，而且還和大太監勾結。

如果這麼想，那就會掉進撰寫史書的文人士大夫的陷阱——在他們的筆下，代表了士大夫利益尤其是江南士紳利益的東林黨，自然是好人；相反，那些齊、魯、楚、浙等地所結成的黨羽，不但與他們利益衝突，還跟宦官不清不楚，自然就是壞人了。

誠然，以王陽明心學為主要學術思想的東林書院，所培養出來的學子確實在理念和個人操守上都要比當時朝廷裡的那些濁流高上一層，如楊漣、左光斗等人也確實是公忠體國、寧死不屈。但是在他們死後、崇禎上臺，準備對大權在握的魏忠賢等人展開清算的時候，剩下來的人，就很難說還是不是有當年楊漣們的錚錚鐵骨了。

在崇禎正式開始處理閹黨以後，大批原本搖擺不定甚至倒向魏忠賢的官員抓緊時間撇清和閹黨的關係；而那些曾經被閹黨打壓過的人，不論有無東林背景，全都以東林人自居。在這樣的背景下，很多閹黨被打壓，但更多灰色地帶的人也被連帶清算。

閹黨殘餘當然要反擊，而崇禎也意識到讓東林黨一家獨大實在不靠譜。而這種帝王平衡之術所帶來的結果，就是朝堂之上的官員全部在逞口舌之快，和別人抬槓不是因為公事，而純粹是為了反對而反對。直到崇禎上吊、南明興起的時候，南明朝廷還是在不斷地內訌、鬥爭，直到被清朝徹底一鍋端為止。

我們不得不承認，閹黨裡的官員大多不是什麼好鳥；可是一味與他們搞鬥爭，將國家和民族命運棄之不管的東林黨，就是什麼益蟲了嗎？

明朝是中國封建社會極為專制的朝代，明朝的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上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從政治層面看，明朝屠殺功臣，興文字獄，運用特務手段搞恐怖政治，行嚴刑峻法，大搞專制集權，東林黨人就是這個特殊歷史時期的悲劇性產物。

東林黨形成於萬曆年間，是以顧憲成和高攀龍等為領袖的一個政治派別，其成員主要是一些在野的或下野計程車大夫。東林黨人是官僚階層中，飽讀儒家經典，以天下為己任的“士”。 東林黨領袖顧憲成說過：“官輩毅, 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邊林下，志不 在世道，君子無取焉。” 東林書院撰外的樣一副對聯，就是東林黨人內心的寫照：“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東林領袖黨人對國家前途非常關注。高攀龍提出須官吏在政治生涯中要高揚道德旗幟，從政者必須“兢業”，時時不忘“天理”。他們篤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學格言， 強調個人道德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認為“君子在朝，則天下必 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 。” 他們把道德注入政治領域，併為之奮鬥終生 。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不能根據這種政治道德，就把東林黨人視為一些道德救世論者。東林黨是晚明時期從統治階級中游離出來的一個政治改革派別，東林黨人的活動是一小部分知識 分子發起的政治自救運動。東林黨人在同封建統治集團邪惡勢力的較量中遭到徹底失敗，但他們的悲壯也給後人樹立起一座巍巍豐碑。

東林黨透過書院講學培植儒士群體意識，諷議朝政，針貶時弊，一方面企求重建封建統治的正常秩序，另一方面也試圖對社會作某些改造。 這種改造首先表現在要求對封建專制皇權 進行一定程度的制約，將其納入孔孟儒學理論的框架之中。萬曆年間的 “ 爭國本”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由東林黨人挑起的這場政治旋鬥爭，迫使明神宗屈從於封建社會的正統立儲原則 。

在“國本之爭”上，東林黨人取得了勝利後，東林黨人又反對神宗派遣礦監稅使到各地肆意掠奪民間財富。萬曆年間礦監稅使每年向宮廷內庫進奉白銀高達1 7 1萬兩，而他們實際 掠奪錢財總數當在千萬兩以上。礦監稅使對社會經濟的破壞，激起許多百姓的反抗。東林黨人 本著知識分子的良知，掀起公共輿論，試圖在政治上迫使 神宗作出讓步。在這場鬥爭中，有的東林黨人丟官去職，甚至琅當入獄。這場曠日持久的衝突，體現了東林黨人試圖對皇權加以某種程度的限制。顧憲成說：“蓋天下有道，非天下自為有道也；天下無道，非天下 自為無 道也。惟王帥之以無道，則無道矣。” 雖然東林黨人未能使神宗屈服，但明神宗臨終前也不得不承認自己的過失，在遺詔中規定“今後一切榷稅並新造織造燒造等項，悉皆停止”。

“黨”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是一個貶義詞 , 孔子說過，君子“矜而不 爭，群而不黨”，從東漢桓帝、 靈帝年間的黨錮之禍 ，到魏晉南北朝計程車族門閥， 再到唐代的牛李黨爭及宋朝的慶曆黨爭和元佑黨爭， 朋比為黨一直被人垢病。 東林黨人對“黨” 的認為不同以前，他們認為自己的“黨”，是“同道”、“同志”之意，顯示出東林黨人強烈的社會群體意識。在東林黨人看來，小人可以有黨，君子也可以有黨，他們對“黨”這一概念做了新的診釋。

自東林書院講學開始 ,由參與者共同的思想傾向和一致的政治主張，地域界線被打破，形成了“通乎天下” 的聯盟。這個聰明超出了以往文人結社的範疇，政治意圖十分明顯。當時的萬曆帝極為消極怠政，持續二十多年不上朝，政府機構處於癱瘓狀態 。在這種情況下，東林黨人形成專制皇權體制外的政治結盟，試圖以理學標準約束糾正皇帝和內閣，“諷議朝 政，裁量人物”，表現出極強的政治主體意識。

東林黨人的政治宗旨是反對君主獨裁。 他們主張削弱君權，“公天下以選舉”輔臣，具有一定的民主性。東林黨人思想主張有了“吾輩合併為公” 的相對獨立人格意識，行事不再以君主為最高權威，不再以是否對君主和國 家有利為判定是非的標準，而是以“通得天下” 為標準，體現出一種人文主義精神，帶有近代民主 、民權的色彩。

東林黨提出的救世主張在明末特殊的社會環境中，還是有一定歷史作用的。但從性質上看 ，東林黨的鬥爭是統治 階級內部某一政治集團發動 的階級自救運動，雖然這種鬥爭具有一定進步意義，但封建社會後期的地主階級已腐朽 ，東林黨人不可能醫治社會的弊病。無法消除甚至緩和專制制度對社會生產力的束縛。他們抗擊黑暗政治統治所表現出來的”知其不可 為而為之“的抗爭精神，卻是中華民族讀書人身上的正氣，值得後人景仰。

東林黨人在明熹宗朱由校繼位後曾掌握過一段時期的國政，但令人失望的是他們當政後一 無建樹 ，甚至還加速了明朝的滅亡。東林黨人的施政綱領仍然是孔孟程朱之學，他們拿不出任何實用之策，卻一味迷信政治教化，以道德家自居卻無法治救時弊。作為東林黨人指導思想和行動綱領的《東林會約》，把儒家經典奉為治國大綱，當作永恆不變的天理常道 。 東林黨人 的道德觀念頑固而拘泥，憂國憂民的高尚品德與凝固化了的道德觀集於東林黨人一 身，他們本身就是一個矛盾的統 一體。

明末社會面臨的不僅僅是政治間題，還有更深刻的社會經濟原因。東林黨人面對國庫空虛 、 小農與市民破產、邊垂危機的社會現實，書生氣十足 ，提不出一套具體有效的政治經濟措施，而是以道德代替一 切 。他們專注於君臣父子的日常倫理，無論是“爭國本” 還是“挺擊案”、“紅丸案”、“移宮案”，都無法實現對社會現實的改變。 更為嚴重的是，東林黨人當政後並不致力於國家建設，卻忙於扶植同黨， 佔據首輔 部院長官之位，打擊宿敵齊、楚、浙黨，黨同伐異，使得一批中立者倒向閹黨的懷抱。

東林黨內部也分成許多門戶，內江不休。 對黨爭有切膚之痛的東林黨人為什麼後亦醉心黨 同伐異呢? 這是與中國君主專制的政治結構分不開的。東林黨人雖深惡黨爭，卻又不得不進 行權力鬥爭，因為只有保住權力，才能保障東林黨人實施其“救國之道”。 隨著時間的推移 ，無何止的黨爭會讓東林黨人失去美好的初衷，很難持久地出汙泥而不染。 東林黨又並一個嚴密的政治團體，裡面魚龍混雜，更是無法做到統一。

正是東林黨人也陷入了黨爭，將其他派別推到了同一個戰壕裡面，逼著反對者不得不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機會，籠絡一切可以籠絡的力量，對東林黨進行瘋狂的反撲。 魏忠賢出現在政治舞臺上之後，這些人便圍繞在魏忠賢的周圍，成為打擊東林黨人的統一戰線。東林黨人不得不耗費幾乎全部的精力去對付，根本沒有時間和情力去思考如何拯救時弊。 東林黨人的悲劇表明，在封建社會末期的晚明，政治黑暗、吏治腐敗、黨爭劇烈，即便是東林黨這樣最初充滿救國救民理 想計程車大夫，最終也不得不屈服於君主專制的政治結構。

東林黨人有憂國憂民的一面，但他們普遍清高，並無籌邊制寇之略。他們自謂孤持任怨，“然未曾為朝廷振一法紀，徒以伎刻行，但可謂之聚惡，不可謂之任怨也”。

東林黨人多系江南計程車大夫，他們代表的是江南地主階級的政治經濟利益。 江南地主階級強烈要求自由地發展個人經濟，這種經濟蘊涵的新元素己開始衝擊頑固的封建經濟結構。明朝後期，江南地區農業和手工業進一步發展， 使得商品經濟也得到大幅發展，導致資本主義萌芽在江南破 土而出。 這種新的經濟結構引著江南封建經濟進一步轉化， 地主階級對 商品經濟表現出強烈的興趣 ，這些都斌予了東林黨人新的時代進步意義。但明末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的萌芽受到封建專制制度殘酷的阻擾和反撲，最終沒有形成氣候。

東林黨人身上集中了不可調和的矛盾。 他們是封建士大夫，他們所有的救時之舉， 都是想贏得最高統治者的支援，而不是想推翻封建專制制度。正如夏允彝所言：“東林操論，不失愛君”。東林黨人的言行代表了工商業者和市民的利益，但是他們最終不能跳出傳統文化和政治結構的束縛 ，不可能徹底地反映市民商人階層反對封建壓迫的經濟要求。也就是說，東林黨人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是背道而馳的。

東林黨人代表了當時江浙商人和地主豪強的利益，反對朝廷向工商業者收稅，並藉著崇禎帝清除魏忠賢勢力的時機，取消或降低了海外貿易稅、礦稅、鹽稅、茶葉稅等稅種的稅負，使得明末的財政收入來源更加單一，朝廷的稅收來源更加依賴於普通的農民，再加上當時各種天災不斷，造成了大量農民破產，形成大量流民，直接導致了明末的農民大起義。

東林黨人從不曾提出過救治國家的政綱，他們長於內爭，短於治國、治軍，但他們與齊、楚、浙黨以及閹黨還是有區別的。這些黨派害國，而東林黨最多僅僅是因為歷史侷限性而誤國罷了。東林黨的悲劇是時代的悲劇。從主觀上說，東林黨人投入到黨爭之中，目的是要挽救朝廷的政治危機，如果說這種黨爭無補於時政，那麼東林黨只是無心之失，不應受到過多的責備。

人間自有正義在，明王朝的滅亡，主要來自封建制度的腐敗和專制，這個鍋東林黨背不動的。

東林黨不乏忠義之士如楊漣，也有不少牆頭草。他們所代表的是明朝廣大的市民階層，五人墓碑記抗稅可以看出他們的利益取向。在皇權專制的時代他們沒有那麼大能耐，明朝滅亡的鍋他們背不動！ 梳理下明末的歷史，天災頻發的場面，破壞力確實強大，不但鬧得大批饑民造反，轟轟烈烈的農民戰爭席捲全國，內憂外患的明王朝，更陷進了雙線作戰的泥潭，終於在左支右拙裡悲情亡國。不怪大明不努力，就怪命太苦，攤上這糟心的災荒。事實上，這類令人不可思議的現象，卻恰恰帶出了一樁導致明朝滅亡的深層原因，亦是明朝數十年如一日作死的人禍：糧食危機！此時東南發達的商品經濟，雨後春筍般出現的新興城鎮，也給離開土地的農民們，提供了賺錢的好去處。於是就有了明朝人何良俊在《四友齋叢說》裡的生動記錄：“今一甲所存無四五戶，則空一里之人，奔走絡繹於道路。誰復有種田之人哉。”普通的村子，都見不到幾個種地的，全湧進城裡打工了。

就算農村還有種地的，可明朝火熱的手工業，更令農業生產跑了偏：絲綢瓷器等產業的生產越發擴大，以利瑪竇等傳教士估算，僅蘇州上海地區，紡織產業工人數量就有近八十萬。相關原材料價格暴漲，昔日魚米之鄉的江南，土地大多改種了經濟作物。即使是正常年景，江南等地的糧食，基本也是年年購買。

這樣的畸形景象，在正常年間，糧食還可以維持。但到了明末天災爆發，農民起義與清軍叩關等考驗接踵而來時，早已埋下的糧食隱患，就如火藥桶般接連爆炸。於是，就有了歷史上痛心的一幕：原本富庶繁榮的明王朝，卻在嚴重缺糧的困頓裡，蒙受了餓殍遍野的災難，走向了悲情的滅亡。漠視糧食安全的代價，工農業比例失調的後果，晚明的山河變色就已證明，那是何等刻骨銘心的嚴重。“糧食安全”，這個至今全球各國都無比警醒的話題，參考明末變局就可知，無論哪個年代，都有振聾發聵的意義。

明末清初出現了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幾個大思想家。黃宗羲有一本書廣為人知，就是《明夷待訪錄》，此書對中國專制制度反思頗多。而黃宗羲另一本《明儒學案》，因為部頭太大，一般人很少了解。

《明儒學案》的撰寫，其初衷多半也和《明夷待訪錄》類似。《明儒學案》全書62卷，分17個學案，記錄了明代210位學者。對主要學者的生平、觀點加以紹介、點評，並摘錄了重要學者的文集、語錄，從而匯成為一部重要的學術思想史，也是我國第一部完整的學術史著作。《明儒學案》雖然是學術思想史，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整個明代的歷史程序。

明朝滅亡東林黨到底該不該負責，且看東林後人黃宗羲是什麼看法

學案中所記的諸多儒者，在當時都是頗具影響的名家，可算得是社會的精英。其中有不少儒者隱居鄉里，著書立說，但也有相當多的儒者同時扮演著雙重身份——學者和官員。山林與官場的交織，治學與從政的結合，詮釋著儒家學者治國平天下的追求與夢想。

以王陽明為例，其事功與學問同樣出色。寧王朱宸濠叛亂，王陽明不及等待朝廷指示，驅兵直抵南昌，逼迫攻打南京的寧王不得不回身救應，因此被王陽明設伏生擒。這種又能治學又能帶兵的儒者歷史上屢見不鮮。後世的曾國藩也是如此。立功、立德、立言是很多儒者的追求，但對大多數人而言，能有一樣已經十分不易。但王陽明基本都做到了。當然，這裡面也有一些天時地利人和的因素，但與王陽明的個人膽識也密不可分。研究其學說，或許對於後世人而言，依然有足多可資借鑑之處。

再以徐階為例。徐階，嘉靖末期至隆慶朝初期任內閣首輔，相當於宰相之職，如果用今天的話來說相當於政治家。當今的政治家鮮有同時治學者，但在中國古代，官員與學者身份並存者大有人在。如果對此現象認真研究，一定也大有學問可做。《明儒學案》節選了徐階的部分語錄。如論立志，徐階雲：“為學只在立志，志一放倒，百事都做不成。”在論知行關係時，徐階雲：“知行只是一事，知運於行之中。知也者，以主其行者也；行也者，以實其知者也。”論道器關係時，認為：“道者器之主，器者道之。以人事言，朝廷之上，家庭之間，許多禮文是器，其尊尊親親之理是道。以草木言，許多枝葉花實是器，其生生之理是道。原不是兩物，故只說形而上下，不說在上在下也。”徐階與嚴嵩同時在朝十數年，最終鬥倒了嚴嵩。其後，其門生張居正終居首輔之位，執政時期銳意改革，終於扭轉了明朝的財政危機。可以說，明朝後來能再延續數十年，與張居正打下的基礎密不可分。讀明儒學案，一篇篇讀下來，可以看到當時儒者在當時環境下的思考和努力。

明朝滅亡東林黨到底該不該負責，且看東林後人黃宗羲是什麼看法

再以東林學案為例。東林黨在晚明時期的政治舞臺上可謂光芒耀眼，同時也飽受責難。有學者甚至認為，東林黨與閹黨一樣罪過重大。如果不是東林黨與閹黨互相鬥來鬥去，如果東林黨不是那麼意氣用事，如果東林黨能夠智慧一些，那麼，晚明政治格局不至於最終到不可收拾的程度。黃宗羲之父黃尊素即為東林七君子之一，後被下獄受酷刑而死。

黃宗羲評價東林黨時，說道：“今天下之言東林者，以其黨禍與國運終始，小人既資為口實，以為亡國由於東林，稱之為兩黨，即有知之者，亦言東林非不為君子，然不無過激，且依附者之不純為君子也，終是東漢黨錮中人物。嗟乎！此寱語也。東林講學者，不過數人耳，其為講院，亦不過一郡之內耳。昔緒山、二溪，鼓動流俗，江、浙南畿，所在設教，可謂之標榜矣。東林無是也。京師首善之會，主之為南、少壚，於東林無與。乃言國本者謂之東林，爭科場者謂之東林，攻逆奄者謂之東林，以至言奪情奸相討賊，凡一議之正，一人之不隨流俗者，無不謂之東林，若似乎東林標榜，遍於域中，延於數世，東林何不幸而有是也？東林何幸而有是也？然則東林豈真有名目哉？亦小人者加之名目而已矣。論者以東林為清議所宗，禍之招也。子言之，君子之道，闢則坊與，清議者天下之坊也。夫子議臧氏之竊位，議季氏之旅泰山，獨非清議乎？清議熄而後有美新之上言，媚奄之紅本，故小人之惡清議，猶黃河之礙砥柱也。”

明朝滅亡東林黨到底該不該負責，且看東林後人黃宗羲是什麼看法

黃宗羲的評價，對於東林士人頗多褒獎，同時也指出不應不辨清白把什麼人都歸為東林黨。他雖然不否認東林黨的一些意氣用事的地方，但對人們把什麼過錯都加之於東林黨身上顯然不認同。東林學案部分在整個《明儒學案》中佔據相當大分量，其所寫學者如顧憲成、高攀龍、錢一本、孫慎行、黃尊素等人皆在晚明政治舞臺上發揮重要影響。研究東林學案，實際相當於研究一部晚明史，對於瞭解晚明政治、社會的癥結所在，對於瞭解當時儒者所做的努力與嘗試，對於思索明亡的真正癥結所在都有很大幫助。

明朝的開國皇帝是朱元璋，一個生活在社會最低層的乞丐，他能做上皇帝這個位置，靠的是他對人性醜陋的充分理解，才做上皇帝的。

當過乞丐的朱元璋從不相信讀書人，帶兵的人，認為他們不可靠，只可共患難不可共享福，還不如底層人民，特別是大監來的更忠誠，因為太監沒有造反的野心。

所以，明朝皇帝是中國歷史上，對太監最好的朝代，將控制監視天下的責任，都交給大監去做，給“他們”無限大的權力，對文武百官，天下民眾有生殺的大權。

明朝太監也不辜負皇帝的信任，靠白色恐怖延續了二百多年，直到東林黨扶持的崇禎上臺後，才改變了朝政方略，開始對太監党進行清算。

很多人不瞭解明史，認為太監都是沒用的人，其實“他們”當中還是有些能人，比如鄧和，就很有經濟頭腦，在東南亞就留下很多華人，成了當地社會的精英鉅富。

大太監魏忠賢雖然很壞，可對明朝是赤膽忠誠的，他曾一直告誡手下的大小太監說，貪可以，但不是什麼都可以貪，特別是前線的軍糧，軍餉不能貪，因為如果前線將軍打敗仗了，造成明朝亡了，“他們”也會沒有退路，跟著明朝一起亡。

而明朝的文武大臣，天下的臣民就不一樣了，換了朝代，對他們只不過是換了個人統治而已，對他們的生活影響不大，對有些讀書人還更有好處，有成為朝庭中堅的機會。

清朝取代明朝，對儒家學子比明朝好，都重用儒家的學子，讓他們去治理國家，比明朝用太監治國來的更有成效。

東林黨的人之所以扶持祟禎上臺，就是想掌控朝堂，清除對他們執政有巨大危脅的太監黨，還有他們背後的支持者軍隊，因為太監不克扣軍餉，糧草，軍費。

所以才造成崇禎皇帝上臺後，軍隊裡的將軍都人人自危，生怕被東林黨人清洗，而東林黨人也沒讓他們失望，能打的不聽話的將軍基本被清除乾淨，連有帥才的袁祟渙也因巴結過魏忠賢，也被東林黨的人誣陷被凌遲而死。

一個王朝的覆滅，其原因是往往是深刻複雜的，既可以找到直接層面的原因，又蘊含著深層次、哲學意義上的原因。具體到明朝滅亡這件事上，個人認為東林黨人要負相當一部分責任。這個群體並不值得去美化。

我們先剖析一下明朝滅亡的原因，再來看一看東林黨人在這些因素中所扮演的角色，答案便不難得出。

明亡原因之一：困擾大明王朝的財政危機始終無法很好的解決，國家始終處於極度拮据的狀態，特別是在崇禎中後期財政急劇惡化，這是明朝滅亡的根本原因。農業稅由於朝廷對皇親國戚、官宦門第的免稅政策和愈演愈烈的土地兼併，難以繼續提升。而商業稅則由於東林黨人的強烈抵制，對國家的稅收貢獻低的不成比例。例如隆慶四年，朝廷財政收入3078萬兩，其中81%為農業稅，工商雜稅僅佔12%。

東林黨人大多出身於東南省份的工商界新興富裕群體，代表這一群體的利益，他們貌似一群憂國憂民的書生，實則有政治和經濟上的深層追求。萬曆年間，張居正變法失敗後，明朝財政日趨緊張。萬曆皇帝不得已開闢了礦稅等工商類稅種，所增之資用於“萬曆三大徵”和朝廷各種開銷，解決了國家的燃眉之急，財政危機有所緩和。而東林黨人枉顧國家大局，先是利用手中的筆給萬曆皇帝扣上貪財昏君的帽子，隨後透過紅丸案、移宮案把持朝政，並在萬曆死後廢除萬曆定製的稅制。大明財政又開始緊張。

天啟年間遼東戰事吃緊，朝廷軍費不足，魏忠賢掌權後再次推行稅制改革，思路是加強對工商業的徵稅力度（而並沒有給農民增加賦稅），因為工商業在當時非常富裕，稅收卻一直很輕。然而這種正確的做法卻因為觸動了東林黨人的利益而遭到強烈抵制。魏忠賢不得已派出太監督導東南工商業稅收。還記得中學的課文《五人墓碑記》嗎？依稀記得當時老師灌輸的思想是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逼迫東南人民繳重稅，人們奮起反抗魏忠賢暴政，五人甘願頂罪，以求開脫所有其他涉事人。事實真的如此嗎？恰恰相反，五人地位低下，只是東林黨人扔出的替罪羊，五人背後的東林黨勢力相當龐大且富有，而在國家陷入財政困難之時卻不願意照章納稅，甚至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帶頭暴力抗稅。這樣的一個群體難道也值得歌頌嗎？

崇禎皇帝繼位後，東林黨指揮嘉興貢生錢嘉徵上書彈劾魏忠賢，崇禎順勢將閹黨扳倒，東林黨人彈冠相慶。此後直到明亡，崇禎帝重用的都是東林黨人。而東林黨人把持政局後迅速減免了東南地區的工商稅，搬出“不與民爭利，藏富於民”這樣的冠冕堂皇的說辭，東南富商皆歡天喜地。事實上真的“藏富於民” 了嗎？沒有！藏富的只是東林黨人背後的富商巨賈！而封建社會的基石農民卻愈發悽慘。東林黨人迅速把原本應該由東南富商承擔的稅額轉嫁到了中原的農民身上，不僅如此，此後的遼餉、剿餉、練餉，全部都加在了農民這一弱勢群體身上。單這三餉前後共增賦1670萬兩白銀！這樣的政策不但導致大明朝財政危機迅速惡化，更逼迫許多原本老實的農民加入流民隊伍，形成導致明朝滅亡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明亡原因之二：國內流民四起，農民起義軍風起雲湧，帝國徹底失去了穩定的基石。流民最開始只是簡單的自然原因，如果大明能及救濟賑災是能夠控制住的，畢竟中國農民大都希望老老實實的過日子。但是由於前面提到的財政原因，並且與後金交戰耗資巨糜，朝廷實在拿不出錢來賑濟安置災民，對各處災民採取了置之不理的態度。災民只能四處流浪討活路。而讓情況進一步惡化的是，在東林黨人主導的朝廷不但不賑濟救助災民、扶持農業發展，反而向農民群體徵收更多的稅收來填補工商業減稅的窟窿，高額的稅收使原本能勉強維持生存的農民也紛紛破產，放棄種田。

這裡要糾正一個誤區：曾看過一個專家的分析，認為明末加徵農業稅總額雖然高，但全國土地總量很大，均攤到每畝地上其實並不多。我想專家肯定忽略了其中一個重要因素——隨著農業稅的持續增高，放棄耕種的農民和荒廢土地越來越多，實際能正常耕種納稅的土地是越來越少的！帝國實際上陷入到一個惡性迴圈：國家缺錢——加農業稅——農民破產，納稅耕田減少——國家更加缺錢——再加重農業稅——更多農民破產，更少的耕田……當農業稅繼續提高，能正常納稅的農戶和土地會持續減少，直到最後均攤到每畝地的稅額會達到驚人的數字，大批農徹底放棄耕種。實際情況一直再沿著這個方向由慢到快不斷加速發展，大明境內流民四起。而流民最終武裝起來，形成各路農民起義軍，最終要了大明朝的性命。

自古以來，農業農村農民曆來就是中國曆朝歷代的統治基礎，一直到物質極大豐富的今天黨和政府都始終將三農問題當做頭等大事來抓。對農民和農業災害的態度反映出崇禎執政的不成熟，但東林黨人主導把工商稅轉為農業稅並不切實際去加重的做法則是飲鴆止渴，迫使流民群體不斷擴大，徹底毀掉了帝國的基石！

明亡的原因之三：關外後金鐵騎步步緊逼，遼東戰場像一個無法癒合的傷口不停往外流血，耗盡了王朝的血氣。萬曆年間薩爾滸之戰的失敗使大明在遼東戰場開始陷入被動，繼而熊廷弼、王化貞、袁應泰相繼出現重大失誤，最終丟掉遼東。客觀的說遼東的丟失是大明全國性的茫然不知所措、戰略思想不明晰造成的，不能責怪東林黨人，但當時東林黨人在當時確實也沒做出什麼力挽狂瀾事蹟。算無功亦無過吧。

而之所以說遼東戰爭是大明王朝的出血口則完全是後來戰略戰術錯誤的原因。大明王朝築城推進的策略完全不對頭。後金除努爾哈赤時期短暫的吃過虧之外，隨後便找到了應對方法：一則，讓出一點土地放任明朝築城，待城築好之後再行攻擊破壞。後期只要是後金真想打，明朝築的城基本守不住。於是大明不停地築城，後金隔三差五去破壞掉，大明繼續築城繼續被破壞然後再接著築城。但明朝築城花費巨大而且沒有任何收益，後金攻城花費甚少，卻可以繳獲軍械物資人口、震懾明朝，收穫頗豐。二則，繞過寧錦防線和山海關，從喜峰口方向突入大明腹地劫掠，使大明傾全國之力建設的關寧防線無所作為。遼東戰場成為大明財政的無底洞，像一個永遠無法癒合的傷口，不停地被放血卻幾乎沒有半分收穫，徒耗盡了帝國的血氣。而同時也註定了袁崇煥個人的悲劇。

明亡原因之四：兩線作戰財力軍力枯竭的情況下，不和談、不遷都，大明進退失據，放棄了逃生的可能。面對國家財政枯竭、軍備匱乏、內外皆有強敵的困境，崇禎皇帝和他的文臣班底顯然沒有拿出政治智慧和手腕。不論是李自成還是皇太極都曾向大明表達過和談的想法。崇禎曾派時任兵部尚書陳新甲與後金談判，雙方甚至擬定了條款，然而滿朝文臣並不贊同甚至罵聲一片，崇禎帝無奈只能殺陳新甲。而問救國之策，大臣們卻無人能拿出切實可行的辦法。李自成在打進北京城之前，也曾明確向崇禎皇帝表達和談意願，請求崇禎皇帝許他在陝西稱王，撥付部分軍費，便可撤兵，甚至願意幫助朝廷剿滅其他農民軍並抗力後金。崇禎想徵得朝臣同意，首輔大臣魏德藻明知國家到存亡的最後時刻卻依舊一言不發。崇禎也曾想遷都南京以圖後效。然而卻被人以祖訓天子守國門的理由反對。

大明王朝終於迎來了最後的時刻，崇禎帝敲響景陽鍾召叢集臣，竟無一人前來，崇禎帝最終攜貼身太監吊死於景山。

明朝的滅亡，崇禎皇帝確實要負主要責任，崇禎帝一來政治經驗不成熟、執政能力較低，不知權力架構和執行，缺乏統治能力；二來識人用人不明，不瞭解人性心理，更不懂馭臣之道；三是生性敏感多疑，決策優柔寡斷，缺乏魄力。性格和能力上的這些缺陷是造成他本人和大明王朝悲劇的最重要原因。而後世之所以對崇禎多有褒獎和同情，則在於其簡樸、勤政、心懷天下，更在於其做到了“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的那份悲情。可以用四個字簡短評價崇禎——有德無才。

東林黨在明朝滅亡的過程中也要擔負相當一部分責任，畢竟崇禎執政後就打壓閹黨一直重用東林黨人，要說東林黨沒有責任是不可能的。而且在明末最致命的財政問題上，東林黨人更是難辭其咎。不僅如此，東林黨人在治國治軍治民各個方面均缺乏相應的建樹，其表現之差甚至遠不如魏忠賢時期的閹黨和嚴嵩時的嚴黨。

東林黨組建之初可能是一群有抱負、有理想、有政治主張的讀書人。然而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東林黨日益成為東南工商士紳的利益代言人。雖然其中仍不乏有單純正直善良的知識分子，但從整體上看東林黨已經由讀書人群體轉變成了官場利益網，轉變成一個流氓化了的文官團體。東林黨人曾推崇“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然而，聽其言還要觀其行，我們不能被一副對聯迷惑而美化東林黨人，畢竟，東林黨人已經用實際行動證明給了世人：相比解決國家面臨的實際問題，東林黨似乎更熱衷於內鬥、熱衷於不切實際的誇誇其談、熱衷於打著仁義道德的幌子謀求自己團體的私利。東林黨，並不比太監強很多。

明朝君主專制高度集中，“錦衣衛”等特務機構橫行，東林黨就是這一時代下的悲劇性產物。

東林黨形成於萬曆年間，是以顧憲成和高攀龍為代表的一個政治派別。不可否認在其歷史上有其積極的一面，在萬曆皇帝20多年不上朝期間，在“國本事件”、“反對礦監稅”等事件上，維持了朝局的穩定，緩和了一定的社會矛盾。

既然是稱為“黨派”，就不可避免存在黨爭，由於東林黨內部也分成了許多門戶，內耗使得他們的“救國主張”難以得到實施。

但由於當時的他們代表著大地主的利益，許多政策和措施不能有效地緩解當時的社會矛盾，不能阻止明朝逐漸走向沒落的步伐。

明朝滅亡，是當時社會發展的結局。東林黨起到了助推的作用。

東林黨人，最開始以無錫的東林書院為中心，講學傳道。他們試圖透過自己的影響力，以道德為信條，重建道德權威，並試圖建立一個以道德為標準的社會秩序體系。這就是所謂的道德主義者。然而，任何團體，一旦它有了政治上的追求，那麼驅動它的就不是原先的信仰和教條，而是自己團體的政治利益。隨著東林黨人的影響日益擴大，成為有勢力的團體和黨派，有了黨派的利益和追求，他們自己也很清楚的意識到：如果單單依靠所謂“道德”，根本就無法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

這樣一來結果只有兩個：一，利益在和“道德”的鬥爭中佔據上風；二，使所謂“道德”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借道德之名，謀黨派之利。這樣，東林黨人就成為明末黨派之爭的主流。萬曆初年張居正獨攬大權的時代，東林黨人已經開始上書攻擊他。此後東林黨和浙黨是朝廷鬥爭的兩個主要方面，你方唱罷我登場，只要一方當權，就盡排擠對方之能事。

先看看萬曆時期的商業是如何繁榮的：

“國家鹽課，淮居其半，而長蘆、解池、兩浙、川井、廣池、福海共居其半。長蘆以下雖增課，猶可支吾，而淮則窘壞實甚。淮課初額九十萬，而今增至一百五十萬。使以成、弘之政，隆、萬之商，值此增課之日，應之優然有餘也。商之有本者，大抵屬秦、晉與徽郡三方之人。萬曆盛時，資本在廣陵者不啻三千萬兩，每年子息可生九百萬兩。只以百萬輸帑，而以三百萬充無端妄費，公私具足，波及僧、道、丐、傭、橋樑、梵宇，尚餘五百萬。各商肥家潤身，使之不盡，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見其盛也。”

萬曆駕崩，然後到了天啟初年，東林君子們借三大案之機篡奪朝政後，就變成這樣：

“商之衰也，則自天啟初年。國則??禍日熾，家則敗子日生，地則慕??之棍徒日集，官則法守日隳，胥役則奸弊日出。為商者困機方動，而增課之令又日下，盜賊之侵又日熾，課不應手，則拘禁家屬而比之。至於今日，半成窶人債戶。括會資本，不尚五百萬，何由生羨而充國計為？嘗見條陳私鹽者．一防官船，再防漕舫。夫漕舫自二十年來，回空無計，則折板貨賣，典衣換米。旗軍有誰腰鏹餘一貫者，迤邐臨清道上，買鹽一二百斤，資本罄矣。官船家人夾帶，一引入倉，萬目共見，冠紳一懲而百戒焉，豈復有裂閒射利之人，不繩其僕者哉？”

明代的財政在萬曆之前以農業稅為主。而張居正改革重在稅收，重點從徵收收農業稅，轉移到徵收工商業的稅收。這自然大大觸動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團，在這個背景下，東林黨開始形成。

張居正一死， 東林黨人就廢除這個稅收制度。想逃稅，沒那麼容易！萬曆皇帝心知繼續徵收微薄的農業稅，不但國庫不夠用，而且農民也無法忍受。萬曆仍想方設法從江南的資本家中收入稅收。由於管理外庫的的戶部不接受工商稅，只收農業稅，萬曆便把工商稅收到內庫。這就是所謂的萬曆貪財之迷。而實際上，萬曆三大徵所用的錢，正是內庫的工商稅。

當時中國各地區的發展及不平衡。江南工商發達，而幾乎不用交什麼稅。北方各省的農民則難以忍受高高的稅收，一遇到天災更是食不果腹。遼東戰事吃緊，國庫空虛。怎麼辦！？

正是這種背景下，魏忠-賢出現了。怎麼做的，當然是找東林黨人交稅。經過幾年時間，國庫開始又充足起來。各地開始出現魏忠-賢的生-祠。東林黨怎麼坐得住呢！

在《明：景山的晚風》中，作者說一九六幾年，曾經有一位偉大人物，呵呵,是誰就很明顯了，他這樣點評明史，說明初兩位皇帝，幾乎不識字，但是國家治理得很好；一到了明末，“知識分子”當政，國家就開始走下坡路。儘管這是特定歷史時期說的話，但是一針見血地指出東林黨人最大的弱點。不得勢的時候對當權者口誅筆伐，掌權的時候卻又擺下讀書人的面子，自恃清高，不懂得官場之道。可以很明顯地看到，和閹黨相比，東林黨裡面不乏能人力臣，清官廉吏。但他們卻無法在黨派的鬥爭當中佔半點上風。他們沒有堅定的核心，沒有統一的思想，沒有強硬的政治手腕。最終不是在黨派之爭中消耗殆盡，就是為魏忠賢殘忍迫害至死。

東林黨人的下場相當之慘。不僅大部分被驅逐出朝廷，而且魏忠賢還借“三案”之名，對他們展開誣陷和迫害。不單單自己遭來殺身之禍，而且還被誣陷貪汙鉅額贓款。既然是貪汙，那就要把貪汙的錢財交出來。可是東林黨絕大部分是清廉官吏，他們又如何拿得出來。儘管他們自己先行一步，但他們可知道，這捏造出來的罪名給他們的家人，族人帶來多大的苦難。

天啟的死是好機會。崇禎站在了東林黨一邊。東林黨欲殺魏忠-賢而後快，然而崇禎只免除了他的職務，令其守陵。魏忠-賢憂憤而死，崇禎厚葬之。

　東林黨又掌權了,當然，廢除工商稅是第一步。

至於遼東，怎麼少花錢怎麼搞。遼東缺餉，愈演愈烈。加上各層軍官的層層盤-剝，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氣及為低下。明軍的將領天天寫奏摺要錢，崇- 禎皇帝一籌莫展。東林黨則指責遼東軍官指揮不當，作戰不力，貪汙軍餉。節流往往流於道德說教；不開源怎麼行！當然，東林黨不會增收工商稅，負擔自然又落到農民身上。

終於李自成進了北京，崇禎自殺。吳三桂引清軍入關，悲劇開始了。

雪崩時，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

但是權力主要依賴戰爭和強力來建立，當然權力應當擔負主要責任。

可是強權能夠建立，也是依賴於民眾的服從和配合，所以說沒有人是無辜的。

以前有一位法學院的教授上課時，說什麼樣的政府就會有什麼樣的人民，什麼樣的人民，就會有什麼樣的政府，所以完全無辜的人不存在。

集權是毒藥，經常有人說滿清無我三百年。

其實大謬。

我們的對手，不是不同的民族，專制是我們共同的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