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臨砥柱，

北望龍門；

茫茫禹跡，

浩浩長春。"

這是公元638年，唐太宗李世民來到黃河三門峽，有感大禹治水的偉績，即興述文並命大臣魏徵勒於黃河三門峽河道狹窄處的中流砥柱石之上的千古名篇。砥柱位於黃河三門峽的激流之中，冬季水淺之時，露出水面兩丈多。夏秋洪水季節，經駭浪不倒而驚險萬分。千百年來，無論狂風暴雨的侵襲，還是驚濤黃沙的衝擊，它一直力挽狂瀾，巍然屹立於黃河之中，如怒獅雄踞，剛強無畏，自古被喻為中華民族精神的象徵。相傳砥柱是大禹治水時留下的鎮河石柱，數千年來，它默默的見證了時光的流逝和大禹的傳說。3

那麼問題來了，大禹治水的傳說是否真有其事？

首先，我們從史料判斷傳說中“大禹治水”的那個年代到底究竟發生了什麼？

我們熟知的《山海經》是先秦（公元前21世紀-公元前221年）古籍，西漢學者劉歆研讀後在他著的《上山海經表》記載過這樣一段故事：遠古時期，一場毀滅性的洪水氾濫於整個華夏，人民的家園被毀，只能勉強在山洞裡蝸居，在大樹上建巢。鯀（最早有文獻記載的夏氏族成員）不擅長治水，所以堯帝讓大禹繼續治水。大禹治水成功，團結了華夏先民，促進了夏族農林畜牧業的發展，為夏朝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經濟基礎。

司馬遷在《史記 夏本紀》中也有描述：堯帝在位的時候，洪水滔天，浩浩蕩蕩，給人民造成極大危害。堯任用鯀治理洪水，九年時間過，洪水依舊。舜被舉用，代行天子的政務到四方巡視途中，看到鯀治理洪水乾得不成樣子,就把他流放到羽山，結果鯀就死在那裡。鯀的兒子禹接受了舜帝的命令,與益、后稷一起繼續他父親鯀治水的事業。禹聰敏機智，吃苦耐勞，總結父親的治水經驗，改鯀“圍堵障”為“疏順導滯”的方法，就是利用水自高向低流的自然趨勢，順地形把堵塞的川流疏通。發動那些被罰服勞役的罪人分治九州土地，把洪水引入疏通的河道、窪地或湖泊，然後合通四海，從而平息了水患，使百姓得以從高地遷回平川居住和從事農業生產。後來禹因此而成為夏朝的第一代君王，並被人們稱為“神禹”而傳頌與後世。

在大禹治水的過程中，留下了許多感人的事蹟。相傳他藉助自己發明的原始測量工具——準繩和規矩，走遍大河上下，用神斧劈三門，鑿五嶽。使河水暢通無阻。他治水居外13年，三過家門而不入，連自己剛出生的孩子都沒工夫去愛撫，不畏艱苦，身先士卒，腿上的汗毛都在勞動中被磨光了。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成功地治理黃河水患的治水英雄。

誠然，大禹治水作為一則廣為流傳的故事，一直處於傳說和史實之間的模糊地帶，且中國第一個國家夏朝的真實性也一直存在爭議，有關它的最早記載也是出現在約千年之後的周朝。但最新地質學術研究為中國傳說中的史前大洪水和夏朝的存在提供科學依據。

2016年8月5日，學術期刊《科學》曾發表文章，為大禹治水傳說中的大洪水提供了地質學證據。研究者們認為，距今約4000年左右，位於青海省民和縣官亭鎮喇家村喇家遺址附近因地震造成堰塞湖，完全堵塞了黃河長達6-9個月，最終因湖水漫溢而潰決。研究者認為該災難性決口的深度達110-135米，在很短的時間內釋放了110-160億立方米的湖水，形成了巨大的潰決洪水。當這場洪水到達黃河中下游平原時，很可能造成了天然堤的潰決，從而引發了多年的大範圍的洪水氾濫。這一史前巨大洪水的發現，為中國古代文獻所記錄的大洪水傳說提供了科學上的支援，表明這些傳說是基於真實的自然事件。這些發現同時還為大禹治水的歷史真實性提供了支援。

由此可見，大禹為華夏民族作出了突出貢獻，其業績、精神，在中華民族創造人類文明程序中譜寫了光輝的篇章。其精神為歷代傳頌、萬民景仰。這種克服自然，人定勝天的偉大精神，是大禹治水 的精髓，這是我們先祖在應對各種災害中所表現的敢於同自然災害作鬥爭的大無畏精神。綜上所述，大禹治水真實有據，他完成了一次偉大的歷史躍進，奠定了中華文明持續有力的發展。

　　

大禹治水(鯀禹治水)是古代的漢族神話傳說故事，著名的上古大洪水傳說。他是黃帝的後代，三皇五帝時期，黃河氾濫，鯀、禹父子二人受命於堯、舜二帝，任崇伯和夏伯，負責治水。

大禹率領民眾，與自然災害中的洪水斗爭，最終獲得了勝利。面對滔滔洪水，大禹從鯀治水的失敗中汲取教訓，改變了"堵"的辦法，對洪水進行疏導，體現出他具有帶領人民戰勝困難的聰明才智;大禹為了治理洪水，長年在外與民眾一起奮戰，置個人利益於不顧，"三過家門而不入"。大禹治水13年，耗盡心血與體力，終於完成了治水的大業。

禹會村遺址，禹會也稱禹墟，位於安徽省蚌埠市西郊塗山南麓的淮河東岸，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實地考察發展其是淮河流域目前發現最大的一處龍山文化遺址，總面積為50萬平方米。大禹生活的年代正是龍山文化時期。塗山既有大會諸侯遺址，又有娶女首領為妻的塗山氏國遺址，並留有禹王宮、啟母石(亦即望夫石)、(生啟之地的)臺桑、防風冢、禹墟等多處遺蹟，山上禹王宮有數千年曆史，歷代文人名宦如狄仁傑、柳宗元、吳文魁、蘇軾、蘇轍、宋濂、鄧石如等，均來此遊覽憑弔並留下大量詩文銘刻。

禹是治理洪水的最高領導人，但他為天下萬民興利除害，躬親勞苦，手執工具，與下民一起櫛風沐雨，同洪水搏鬥。

大禹治水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起重要作用。在治水過程中，大禹依靠艱苦奮鬥、因勢利導、科學治水、以人為本的理念，克服重重困難，終於取得了治水的成功。由此形成以公而忘私、民族至上、民為邦本、科學創新等為內涵的大禹治水精神。大禹治水精神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源頭和象徵。

現實證據

8月4日訊息，在中國“大禹治水”的故事家喻戶曉，一些學者認為這是上古的傳說。不過，一箇中美科研團隊４日在美國《科學》雜誌上宣佈，他們在黃河流域發現了古代一場超級大洪水的科學證據，這一洪水很可能就是“大禹治水”故事中提到的災難性大洪水。同時，這也為夏朝的歷史真實性以及起始年代提供了重要支援。

這項研究的負責人、現南京師範大學聘用人員吳慶龍對新華社記者說，儘管很多人認為大禹治水的故事有一定事實基礎，但此前一直沒有發現這場大洪水存在的科學證據。2007年，他參加黃河上游積石峽地質考察時偶然看到了一些特殊的碎屑，後確認為上古一場巨大潰決洪水的沉積物。由於這一洪水規模巨大，他們推測，這很可能就是中國大洪水傳說的源頭。

當時的情景也許是這樣的：一場強烈地震在積石峽引發了大規模滑坡，滑坡堵塞黃河6到9個月，形成了巨大的堰塞湖，水量持續增加導致堰塞湖潰決，多達110億至160億立方米的湖水在短時間內快速下洩，形成流量巨大的洪水。目前有記載的黃河最大一次洪水發生於1843年，最大流量約每秒3.6萬立方米，而這一潰決洪水的流量可能是1843年洪水的10倍左右，達到每秒30萬至50萬立方米。

參與研究的美國珀杜大學教授達里爾•格蘭傑在《科學》雜誌召開的電話記者會上解釋說：“換個角度看，這差不多與世界第一大河亞馬孫河曾發生的最大洪水相當，位居地球近1萬年內發生的最大洪水之列。”“這樣規模的洪水災害在中國（有確切記載的）歷史時期內沒有發生過，是一場非常罕見的巨大洪水，因此，我們推斷它應該就是與‘大禹治水’有關的那場大洪水，”吳慶龍說。

民國時期，“古史辯”派開創者顧頡剛有一句著名的話，古代越完整的歷史越可疑。為什麼？顧頡剛在研究古代歷史的時候發現，一件事，比如長平之戰吧，在秦代的歷史書裡面記載可能就幾個字或者幾句話，結果越往後面，記載越詳細，越往後面故事情節就越曲折，所以很多情節肯定是後人想象的。

民國時期，因為科學主義的進入，大家都講證據，必須有證據說話。什麼是證據，不僅僅是古書的記載了，還要有地下考古資料的佐證。可是，中國地下考古資料只挖到了商朝甲骨文，歷史書上說有夏朝，可是一件關於夏朝的考古資料都沒有。

因此，很多人就懷疑夏朝可能不存在，起碼不是史書裡面說的那樣。那麼，開創夏朝的大禹就肯定不存在，很可能是神話。而且，顧頡剛還提出了驚人的結論，大禹可能是一條蟲子，他的父親鯀則是一條魚。顧頡剛根據古代的《說文》裡面的文字“禹，蟲也”來斷定，我們在神話裡出現的是一條蟲子，除此之外，他還說：我以為禹或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物，……九鼎是夏鑄的，商滅了夏搬到商，周滅了商，搬到周。……他們追溯禹出於夏鼎，就以為禹是最古的人，應做夏的始祖了。

而且，大禹治水，是與水有關，而魚和蟲子也都需要水，這在邏輯上就把二者聯絡起來了。

現在來看，顧頡剛的說法也有些武斷，畢竟他所提的二者只是在某種形式上有聯絡，並不能發現他們之間有確定的證據。

從邏輯上講，考證“大禹治水”的真實性應首先明確夏朝是否真實存在。但是，夏朝是否存在，目前學術界尚無法拿出決定性的證據。大批學者根據文獻記載和陸續發現的考古資料，不斷對其存在的可能性做著推論，現今，主流學術界已基本認定夏朝是存在的。所以，出於考證的嚴謹性，關於“大禹治水”的真實性的探究應就其本身展開。因此，下文先以“二重證據法”對“大禹治水”進行初步考證。

一、文獻史料

文獻資料中與“大禹治水”有關的記載大體如下：

《詩經·商頌·長髮》：“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

《尚書·禹貢》：“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禹敷土， 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尚書·洪範》：“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堙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史記·夏本紀》：“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堯求能治水者……（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舜登用……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禹）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於是九州攸同，四隩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滌原，九澤既陂，四海會同……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於天下。天下於是太平治。”

《史記》之後的史料因距可能存在的夏朝時間過於久遠，其記載的真實性較低，故不予考慮。

文獻資料以最接近事情發生之時的價值最大。因夏代有無文字尚有爭論，商代甲骨文是目前中國已知最早的成熟文字，至於文獻中所能見到的對“大禹治水”的記載似乎最早見於《詩經》，其價值也最大。此外，《史記·夏本紀》中對“大禹治水”的描寫與《尚書·禹貢》中的描寫較為近似，不排除太史公著《史記》時參考了當時的《尚書》版本，且《尚書》的成書、整理、流傳過程極為複雜，也不排除現今所見最早的《尚書·禹貢》曾被後人加工從而存在部分失真的可能。

文獻資料的價值高低除了與距所記述的事件的時間長短有關外，還與文獻本身的加工程度有關。正如徐旭生先生所言：“綜合材料比未經系統化的材料價值低。”而先生認為的綜合材料包括上文所列的《尚書·禹貢》和《史記·夏本紀》；未經系統化的材料有上文所列的《詩經·商頌》。因此，從文獻的所成時間及加工程度兩方面考量，《詩經·商頌·長髮》所描寫的“大禹治水”事件的可信度較高。

此外，現藏於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的青銅器——遂公盨，其內底所鑄的銘文中有“天令（命）禹尃（敷）土，隓（隳）山濬（浚）川……”等字。

此器後經李學勤先生鑑定，認定其為西周中期遂國某代國君“遂公”所鑄的青銅禮器。此鑑定結果於主流學術界似無爭議。而青銅器的銘文在徐旭生先生看來同樣屬於“未經系統化的材料”，其價值較高。

二、實物資料

有關“大禹治水”事件的直接實物資料，似乎不太可能找到。不過，可從另一角度對其進行考慮，即在所推測的夏朝前期及其活動範圍內有沒有可能發生較大的洪水。如果找到發生洪水的物證，那麼至少可以證明“大禹治水”有其存在的事實基礎。實際上，這樣的物證是有的。

1992年—199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位於輝縣市東南孟莊鎮東側的遺址進行發掘，並發現了一座龍山文化時期城址。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城牆西段的發現：“城牆西牆的中北部有一大的缺口，已探出部分15米寬……從已發掘的T128看，原有的龍山城牆夯土已全部被洪水沖掉。且洪水在該探方內下切入生土達1.5米左右，由西向東伸去。沖溝內的淤土中包含有龍山文化各個時期的陶片，表明該沖溝是在龍山末期或二里頭時期之前形成的。在西城牆的這段缺口處，二里頭時期的人們清除了這裡的大部分淤土，然後用夾板築夯成二里頭時期的西城牆。”此外“南、北面城河的發掘表明外城河龍山晚期的淤土有2—3 米。這些淤土的形成應是持續一定時間的洪水或大量雨水造成的。”根據報告的描述及推論，此地龍山文化末期或二里頭時期之前確有發生持續性大洪水的證據。

孟莊龍山城址位於河南省，與推定的夏人活動範圍較吻合，而孟莊龍山文化晚期的年代約為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2100年，這也與推斷的夏王朝建立前期的時間較契合。

此外，根據王邨、王松梅對我國中原地區近五千年來降水量方面的研究：“堯、舜及夏朝晚期，約在公元前24—21世紀，有一個經常發生洪水的溼潤多雨期。夏朝晚期至商朝初期，大約在公元前20—19世紀有一個嚴重千旱少雨期，這與歷史文獻曾記載過在公元前19世紀尼羅河千涸引起的災難，在時間上是相符的。”

三、綜合分析

有關“大禹治水”的文獻記載最早見於西周中期，而根據河南孟莊龍山城址的部分遭洪水沖毀的痕跡可證實公元前2100年前後中原部分地區確有洪水發生，此外，根據歷史上中原地區降水量的研究，公元前2100年前後降水量達到極高的水平。因此，“大禹治水”這件事確有其發生的真實背景，換句話說“大禹治水”事件的真實性是較高的。

此外，關於“大禹治水”真實性的懷疑，有一種觀點值得注意，即認為以當時的生產力水平，不可能完成如此大規模的水利治理工程，即便是採用疏浚治水的方式。進而，有學者指出，既然治水方式對洪水的治理功效不大，那麼禹之父鯀的治水失敗就不應歸結為採用堵塞的方式，其失敗很可能是由於鯀不善於團結族人、不能搞好與其他部落的關係並且違背部落聯盟首領的命令有直接關係。不過，根據王邨、王松梅二人對中原地區歷史上降水量的研究，公元前21世紀中原降水量達到極高水平之後，緊接著的公元前20—19世紀存在一個嚴重乾旱少雨期。那麼，假設“大禹治水”是真實存在的，則可作如下推斷：禹之父鯀治水時期，中原連天大雨，洪水滔天，以當時的生產力水平，不可能對洪水有著有效地控制，況且洪水初來之時，採用堵塞的方式也應是最佳選擇。而當禹治水之時，正巧趕上降水量急劇下降、氣候由溼潤轉向乾旱的時期，洪水也因此消退，而對於消退的洪水，採用疏導的方式似乎更加適宜。

洪水說不是中國特有的，而是世界古文明共有的古老記憶，事實上在一萬多年前，地球大部分為冰川所覆蓋，原因極有可能是一個比較大的隕石墜落太平洋，大量水汽、塵埃衝擊到大氣中，地球進入冰河世紀。在一萬年前地球有可能遭受巖質小星星，或乾冰彗星撞擊，巖質隕石覆蓋冰面，光反射率降低，冰雪消融。二氧化碳氣體有溫室效應也可使氣溫升高，冰雪消融。於是有了洪水傳說。諾亞方舟是老外的自救。女媧補天是中國傳說。

夏商時代，無論是存在或許只是學術上確認。但是黃河永遠存在。黃河決堤氾濫在解放前以及至解放初期，黃河氾濫給人民生命財產造成極大破壞。大禹治水，主要是治理黃河之水患。因治理黃河三近家門而不入，成為千古稱頌的佳話。我相信大禹治水是確有其方寸。

治水與否，不重要。

重要的是:

1、禹:堯舜禹的禹。

2、古今水患頻繁，治者無數，可以讓禹為代表者。

3、古時文字，非百姓能掌握，口口相傳也在情理之中。

我覺得不存在，首先沒有任何出土文物佐證。其次按照傳說，治水是個非常複雜的，需要大量人力的工程，而大禹時代，中國是否真的有這麼一個強有力的，能保障治水人力的政權存在?即便夏朝，按照二里頭出土的記載，也不過是個村落文化。

傳說應該是真實的，之只不過傳說傳著傳著就被神話了！當然，祖先每個人都會尊敬，尊敬至極也就是神了。這也體現了中華民族百善孝為先的傳統思想。

禹，歷史上可能有一個人叫這個名字，但我們所知道的大禹治水的這些故事，很有可能是千百年來先民把治水的英雄事蹟，匯聚在了這個人身上。治水在早期中華文明中，是與生存密切相關的事。口耳相傳，在千百年中把治水故事匯聚到個人身上，也是後世所需要。英雄崇拜對於早期文明，是群體認同的一個重要方式。就如同《荷馬史詩》，它就是一群行吟詩人在數百年中逐漸傳唱匯聚而成。所以，大禹應該是一個數百年中動態形成的“歷史英雄”。說他是真實的，他不是某個人具有了所有傳說中大禹具有的所有品質和行為；說他是虛構的，他又是歷史匯萃的精華。

應該是真實的，那時的人類部落活動範圍很有限，都是依水而居，狩獵採摘生活，自然都在地勢低的地方，如果遇到的大洪水，以那時的技術，確實很難應對，他們只能遷移，或者祭祀神靈保佑。

大禹應該是那時的先驅，疏通河道，攔壩蓄水，解決了那時人們的困擾，所以才被先祖們所崇拜，

當然了，大禹治水應該面積不會太大，但是確實是解決了洪水的問題，這個是不容置疑的，先祖的智慧是一步一步開啟的，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在哪個時期，沒有金屬器具的情況下，治理水源是多麼的不容易，我們應該相信先祖的智慧。華夏五千年曆史都是一步步艱難的走過來的。每一個偉大的人物都是一個“質”的改變。

其實不難想象，以我們現在的技術，建造南水北調，三峽大壩，都是困難重重，何況先祖們呢，他們太偉大了，致敬先祖，驕傲炎黃。

大禹治水（鯀禹治水）是中國古代的神話傳說故事，著名的上古大洪水傳說。他是黃帝的後代，三皇五帝時期，黃河氾濫，鯀、禹父子二人受命於堯、舜二帝，任崇伯和夏伯，負責治水。

既然是神話傳說故事，肯定是後來人們流傳下來的故事，真實性可能和故事會相差很大。

古代，地廣人稀，都是靠天吃飯，河水來了往高處跑，絕對比往水邊靠是個辦法，洩洪後，水流的方向不是人為能控制的，和它自己決堤，造成的損害難差上下。

無法考據的歷史，我寧願相信那些傳說是真的，因為這人世間總得有個開始，有個承前啟後，有個源遠流長。那些個無法明證，一味懷疑的眼光是很毒辣！可是，我們該如何回答孩子的提問？為什麼不把美好傳遞給他？真假如何不重要，讓一個族群，團結一致的向最好的方向發展，才是歷史留給後人最好的禮物。即使是最美的謊言！

大禹治水的事，是不是真的？

可以從兩個方面考證。一是史書記載和神話傳說。二是地質變化推理判斷。

大禹或者叫夏禹，在正史中有確實記載。可見於《史記》卷二、本紀第二。也可在《史記》的年表中，查到禹的家族譜系，如圖。

《史記》的真實性，是不容置疑的。因為司馬遷在史記中說得很清楚：“古者右史記言，左史記事。”

黃帝時，朝廷就設定史官。倉頡就是黃帝的史官。有了史書，就會有專門放書的地方，就是圖書館或者博物館，周朝的館長叫守藏史，老子就是周守藏史。

司馬遷在史記中寫的前朝的歷史，就是根據歷代史官記下來的史記編撰的，連書名都沒有改，還是叫史記。

史書裡是不會寫什麼神仙鬼怪的，中國的二十五史，都沒有寫神仙鬼怪。這就說明史官絕不會記載傳言，只有真實發生過的事情，才能寫進史書。史家的筆法是要言不繁。絕不添油加醋，也不允許隨意評判。

由於正史是帝王的書典，不外借，又是要言不繁。轉述到下層民間的時候，往往會添油加醋，加一些趣味性的東西。於是就傳神了，成為神話。神話是具有文學性和趣味姓性的，人們喜聞樂見，爭相傳誦。可參見鍾毓龍的《中國上古神話演義》。

也就是說，神話是史記的民間版。特別是當文字記載很少，甚至沒有的時候，口耳相傳的歷史，就是神話。

大禹治水的事，史記裡也記載得非常清楚。這一場大洪水延續了幾十年，從帝堯的時候就有洪水。可放大附圖頁面文字，仔細檢視。

然而問題來了，是什麼水會延續那麼長的時間呢？中國地形是西北高，東南低，呈現三級階梯式。夏季雨水多，江河排水不及，於是要防洪抗洪。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頂多兩三個月，雨季一過，就不用擔心水患了。

古代的水，是不是來得很蹊蹺？是的！可是，有答案。

中國不是有《山海經》麼？山海經裡記得清清楚楚，有一個西海。歐亞大陸中間，原本有一塊凹地，凹地裡有水，這就是西海了。證據也有，地質學家在喜馬拉雅山脈，發現有大量海洋生物化石，在河西走廊發現有大型哺乳動物化石。這就證明河西走廊曾經是雨林地區，喜馬拉雅山脈曾經是海洋。

地球物理學的板塊說，又證明了印度板塊是往歐亞大陸中間插下去的。於是，西海就隆起來了。這個隆起的過程應該開始於數億年以前，隆起得很緩慢，而且，整個大陸的抬升，並沒有一下子改變西海盛得住水的大地形。直到四千多年以前的時候，西海的凹形海床終於破碎了。於是大量的水，就源源不斷地，從已經成為高原的大陸上，向四面八方漫溢開來。當海床最終成為山峰的時候，水就流完了。

這場洪水，中國有記錄，也有神話，就是大禹治水。西方神話也有，叫作若亞方舟。

按照這個思路，大禹不治水也沒有關係，水總是要流完的。但卻彰顯了中國人在大自然面前，非常主動的，不低頭，不服輸的勇敢態度。西方人倒是省事，只知道躲到船裡去逃命。

我們認識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當然要從多方面去考查。前人給我們留下了許多資訊，必須重視。還要參考其它方面的材料，作為證據。這才是我們應取的正確的、科學的、有效的學術研究的精神和方法。

應該是傳說，但也似乎有點真事，這個要歷史的看待這個問題。

說他傳說，也是從中華民族幾千年傳說文化推測出來的，當時一沒有宣傳部，二沒有平臺，所以傳說具有真實性。

大禹治水，考古學家考古，價值在於考古學家經費，不在於大禹有無，考的真些，符合統治者需要，多給經費，考古學家文章就多些，大禹治水也有了真人真事的，但考古不如傳說真的多，因為專家的嘴有時沒的可能有，有的可能沒有。

幾千年的中國文化，傳說是一個智慧民族故事，我們的祖先，在與自然界鬥爭過程中，洪水給人帶來的傷害是痛苦的，然統治者又無視這些痛苦，於是當時的人就幻想有個賢君出來，這和人受到欺辱，不公平時，幻想包公一樣，包公真的那麼好嗎？，其實大多人不認識包公，然為什麼又把包公美化了呢？，原因是受欺壓的人的寄託而已。大禹也應該是吧！

但有一個點肯定，這傳說不是當時留下來的，是大禹幾百年後的傳說，統治者無論對錯，當代是不能亂說的，儘管當時沒有禁言平臺，但狗是有人就有的，楊二郎早就先於人的。

大禹治水，這個事件離我們太過遙遠，至於有多遠，遠到沒有文字記載，先輩們也只是口頭傳述下來，所以很難確定當時的情況。

但是這麼多年流傳下來，說他是假的，卻也說不過去，因為無論有沒有這個事情，在大家的心中都已經認定了這個事情的真實性，並且大禹治水的典故也一直是我們所學習的教材。

如：愛護百姓，中國自古以來就流傳著一句哲言‘君者州也，民者水也，水可載舟亦可覆州’。

無論為君，為官亦或是為民，群眾永遠是基礎，只有群眾基礎打好了，事情才能夠辦的好，這一點是我們所有人都需要學習的。

還有大禹的工作精神，同樣值得我們去學習，怎麼說呢，就大禹治水這一段，大禹三過家門而不入，難道他就不想家，答案是肯定的，誰會不想家呢，那他為什麼不回家？因為他還有工作沒有做完，他還要治水，所以他不能回家。

從這一點上，就能夠看出大禹是一個公私分明，對工作極其負責的人，哪怕只是回家轉一圈的這種小事，在工作沒有完成之前也絕不去做，這點最值得我們反思和學習。

如今社會好人很多，但依然有部分人行者假公濟私的事情，這種行為是可恥的，所以我們更需要大禹這樣的榜樣，給我們指引道路，告誡及督促我們做好自己。

也正是這些美好品德使大禹的故事一代代流傳至今。

至於大禹治水的故事是不是真的？我可以肯定的回答，他是真的，無論當時是不是有這麼些事，但幾千年下來，他教育了無數的人，同樣也教育了我們，在我們的內心，他就是真的，比純金還真，而大禹的故事還會繼續流傳下去，教育我們的下一代，下下一代……永垂不朽。

中國古代歷史被稱為神話的歷史，原因是這部分歷史沒有文字記載和遺蹟，只能透過神話傳說來考證。大禹治水就是其中的一段歷史。如何才能確定這段神話傳說中有哪些內容是歷史事實呢？

有很多典籍都記載了禹，塗山氏和治水。代表性的有《山海經》《尚書》《史記》等。根據考證山海經和尚書的做成年代

和地區完全不同，而且排除了兩個地區存在交流的可能，從而斷定兩部典籍相互獨立，透過兩部典籍中相一致的記載就可認定兩個地方的人都跟同一個叫禹的人有過接觸，禹是存在的真實人物。當然僅憑兩部典籍來斷定是不夠充分的，實際上史學家用這樣的思路考證了很多典籍，才斷定大禹治水是真實的歷史事件。

一

遭遇洪災，對中國古代先民而言應該是一個大機率事件，無論他身處於中國的哪一個區域。這種情況的發生與中國古代先民的居住選址有直接的關係。

根據《史記·周本紀》記載，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王畿之內的三川地區也就是涇水、渭水和北洛水流域發生地震，當時目睹這一災難的伯陽甫說了這樣一番話：

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徳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

——《史記·周本紀》

中國古代都城的選址講究憑山藉川，依地利而建。

山脈形成相對封閉的空間，成為軍事防禦的屏障。而川流一方面打通了走向外部的孔道，另一方面又提供了農業生產必須的水利資源。西周的都城鎬京坐落於關中平原上，就是這個原因。

從軍事防禦上看，關中南界秦嶺，北阻高原，西有龍山延綿，東攬華、崤之固，號稱“山河四塞”。

而群山拱衛中的這塊區域則因為有了涇河、渭河與北洛河形成的沖積平原，成為農業生產的天然沃土。因此周都鎬京，秦都咸陽，漢、唐都長安，都坐落於這個地標上。

非但關中，它西南方向的成都也同樣是在這種選址思路下形成的古都：龍門山與龍泉山東西拱衛，成都夾山而立，易守難攻。

同時岷江及其支流又為川西平原的農耕提供了豐富的水利資源，這才有了歷史上美名傳揚的“天府之國”。

伯陽甫說得很清楚，對以農業立國的政權而言，土地的農業產出是立國的經濟基石，而農業生產的豐欠則與川河水利的使用關係密切。

所以伊水與洛河的枯竭足以導致夏朝的覆滅，而黃河的乾涸則直接葬送了殷商的國祚。

既然以農業為生的先民們必須傍水而居，那麼這些川流無可避免地會帶來洪水氾濫的自然災害。

所以先民治水的意圖是興修水利，發展農業。《史記》當中記載的大禹治水應該是這個意思。

《史記·夏本紀》中說，大禹治水的時候，帝舜為他安排了兩位助手：益和后稷。益職司虞人，掌管山林川澤。后稷則是教民稼穡的農業官員。

當大禹治水成功之後，益隨即“予眾庶稻，可種卑溼”；繼而後稷“予眾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

從這個記載看，益和后稷兩位賢臣著手農業生產的時間和大禹治水銜接得很緊密，傳說中的這個細節透露出的正是當時農業生產和治理水患之間的因果關係。

或許有人會提出質疑：

如果大禹治水就是一個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的尋常故事，為什麼傳說中的洪水規模會顯得這麼誇張呢？

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很簡單：

傳說中對洪水的描寫表現的不是歷史的真實而是先民們的主觀感受。

對於從事脆弱的原始農業生產的先民們而言，尋常水患對農業生產的破壞遠大於今天。更兼農業豐欠事關國運興衰，水災對先民們的心理衝擊之巨大是我們今天難以體會的。

無法復原這種心理狀態的朋友不妨去看一看1989年楊國立導演的《魯冰花》。

電影中那個嗜畫如命的天才少年古阿明在畫茶蟲的時候為什麼把它畫得跟蛇一樣大？

二

在梳理了史前洪水的來歷之後，我們還需要解決另外兩個問題：

其一，縱觀《五帝本紀》的歷史敘述，為什麼傳說中的黃帝、顓頊和帝嚳時代不見洪水氾濫之事，而到了堯、舜時期，洪水卻似乎毫無徵兆地自天而降？

如果將《五帝本紀》看作一個完整的歷史敘述，我們會發現，從黃帝開始，原始中國就已經進入了農耕時代。

但是對於如何發展農業生產這個執政的核心問題，從黃帝到帝堯，傳說中的早期天子們的關注焦點都不在興修水利而在觀測氣候、制定曆法上。

所以《五帝本紀》中才有了黃帝“迎日推筴”、帝堯“敬授民時”的記載。

這說明中國古代農業技術最早是從制定曆法、順應氣候這一點上逐漸發展起來的。

當制定和使用曆法的經驗積累到一定程度之後，水利的薄弱便成為了制約農業生產進一步發展的最大瓶頸。因此治水的必要性就被凸顯出來了。

正是因為這個關注點被突出，所以才有了關於史前洪水的傳說，而並非洪水只發生在特定的堯舜時代，之前的時代就不存在。

大禹治水這個傳說出現的時間點表明的是制定曆法與興修水利在中國古代農業技術發展上的前後相繼關係。

第二， 為什麼《史記》中記載，帝堯時代的鯀治水九年無成能，到了帝舜時代，大禹治水卻取得了成功？這一成一敗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歷史上傳說大禹治水的成功是因為他採用了疏導的方法而鯀錯誤地選擇了圍堵洪水。

選擇哪一種方法更有利於控制水患，發展水利？這是一個非常具體而專業的技術問題，限於學力，我無法從這個角度給出科學分析。

但是，無論是築堤圍堵還是通川疏浚，這樣的工程用我們今天的話說都屬於大型基礎設施建設。

在國家層面組織實施的大型基礎設施建設工程，它的成敗絕不完全取決於採用哪種技術，甚至可以說，這樣的微觀因素都還不是影響工程成敗的關鍵。

影響工程成敗的首要因素應該是國家在宏觀層面是否具有強有力的組織能力，對人、財、物的調配是否具有高效率。

如果從這個角度去分析《史記·五帝本紀》中的治水記載，我們就會發現，鯀的失敗和禹的成功反映出，他們所得到的行政支援是不一樣的。

作為上古之君的帝堯，孔子曾經這樣評價他的執政特點：

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論語·泰伯》

上天對人類繁衍生息的助力是潤物無聲，有質而無形的。所以我們雖然意識到上天的對人類有恩惠，卻很難確指它究竟體現在哪些地方。孔子說，堯的執政就是以天為榜樣的。

如果用中國傳統政治的術語來表述，帝堯執政的特點是“無為而治”。

如果用今天通行的政治術語來表述，因為政治體制的發展相當初級，所以帝堯領導的是一個弱勢政府，行政效率低下。

之所以把“無為而治”這個褒義詞與“弱勢政府”這個貶義詞聯絡在一起，是因為它們極有可能是同一事實的不同表述。

在《史記·秦本紀》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秦穆公問由余）“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

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滛。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簒弒，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

秦穆公的困惑是：中原諸侯國在嚴密的政治制度管理下尚且不時生亂，為什麼缺乏政治制度建設的少數民族政權卻表現得更加穩定？

由余的回答歸結起來就是四個字：“無為而治”。

但這個“無為而治”並不真的意味著當時少數民族政權的組織形式較之中原諸侯國更高階，相反，它一定是處於更矇昧的狀態。

最直接的證據是：當秦穆公向戎王贈送女樂以便腐蝕他的時候，戎王對秦穆公射來的糖衣砲彈根本沒有任何抵抗能力。

因此，由余的“無為而治”說，與其說是他對戎狄政治的褒獎，不如說是這個生長在戎狄的晉國後裔對中原政治的觀察和批判。

孔子說“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應該與此異曲同工。

堯領導的是一個弱勢政府。

這個弱勢政府之所以能夠完成觀測氣象、制定曆法的工作，是因為人類對氣象只能順應，不能改造，因而也就無需大規模的政府行動。

由此，堯成了孔子口中的“法天而治”的聖君，其實也就是無力做出大有為的事情。

這個弱點在治水的必要性被凸顯出來之後就被放大了。

因為治理水患、興修水利必須有所作為，而帝堯領導的弱勢政府達不到這一要求。因此鯀治水九年，功用無成，最後他還得站出來背鍋。

鯀的兒子禹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較之帝堯，帝舜的執政風格更加強勢，而且行政體制也更為完備。

堯舜時代執政風格的轉變從鯀的身上就可以看得出來。

在帝堯執政時，鯀治水九年沒有成功，但是也沒有遭遇任何問責。而帝舜上臺之後立馬就處置了他，導致大禹在此後十三年的治水實踐中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三過家門而不敢入。

政府的強勢作風可能是大禹最終能夠成功治水的原因之一。

另外，根據《尚書·堯典》和《史記·五帝本紀》中的記載，當帝舜執政之後，對大禹等二十二位大臣的工作職責做出了詳細的區分與規定。

這些記載容或參入了後人想象的成分，但傳說中體現出來的基本事實是，較之帝堯時代，帝舜時代的行政分工更加明確，政府的組織形式更加嚴密，而這將為大禹治水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支援。

因此，大禹治水的成功，既是他對自己的成全，也是時代對他的成全。

治水的成功對上古時代的先民而言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從流傳下來的治水傳說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個共同特點：成功治水的大禹與鱉靈最後都被推上了王位。

這意味著在那樣一個時代，誰能在治水這一關鍵的農業發展環節中取得成績，夯實國家的經濟基礎，誰也就擁有了號令部落民眾的資本。

王位，便是對上古時代的“水利專家”們最好的褒獎了。

應該是真的，

大禹治水 是中國古代的神話傳說故事，著名的上古大洪水傳說。他是黃帝的後代，三皇五帝時期，黃河氾濫，鯀、禹父子二人受命於堯、舜二帝，任崇伯和夏伯，負責治水。

古時候沒有文字，大禹治水的故事是祖先一代代口述傳下來的。禹因治水有功，受到百姓愛戴，舜晚年把黃帝禪讓給禹，禹傳位給部落一位賢德之人，但是，禹死後，他的兒子啟篡奪了黃帝位，建立了我國曆史上第一個朝代夏，從此禪讓制被廢除，世襲制開始。

結合現在的地理跡象，可以發現一些蛛絲馬跡，很多盆地，平原，皆有大水存在過的痕跡，真是的可能性比較大，但是應該沒有那麼神乎，可能是神化了人物

大禹治水的故事很多，黃河流域有，長江流域也有，其它河流也有。

史前文化是多元化的，神化了的大禹治水告訴我們一個事實，在人類文明程序中，有一段洪水時期。大禹治水劃九州，這一個大一統公天下，大禹治水為公。

怎麼治水，變堵為疏。一個是治水方式，也引申為治民方式。疏通順勢。

一個是治水精神，自力更生，艱苦奮鬥。

一個是公私之論，人性，天性。三過家門而不入，一心為公之作風。

眾多的治水故事，確立了國家公僕的準則，公天下模式，治理社會的方法。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

從客觀現實上講，在古代生產力狀況下，大規模水利工程幹不了。

為什麼有這個故事？這就是中國的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