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是肯定的。

九品中正制在選拔人才的方法設計上是有優點的，對人才向中央集中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制度中忽視了對推薦人的約束，對從不同階層選拔人才沒有切實可行的方法。

九品中正制前期對門閥士族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使得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士族壟斷把持選官制度,中央集權受到世家大族的嚴重挑戰,九品中正是中央政府向士族的妥協產物,它們的矛盾不可調和。

曹魏九品中正制的推行，主要靠設定“中正”這一官職。朝廷在州設大中正(或稱“中正”)，在郡設中正(或稱“小中正”)。在魏晉時對中正官的授予權掌握在中央的司徒府，充當司徒的人大多來自於門閥士族，所以司徒在地方州、郡所設定的中正官也大多都來自於門閥士族。而且，在九品中正制度下，各地中正官對本地計程車人根據其家世、道德、才能進行評議，定出品第，再將名單交到司徒府稽核，最後由司徒府將稽核後的名單送到吏部，吏部根據這份名單來選拔官吏。這樣，這些門閥士族就牢牢地掌握了國家大小官員的選舉權。

隨著九品中正制的發展，門閥士族逐漸地掌握了官員的選舉權，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了門閥士族的政治特權與經濟實力。於是，門閥制度在西晉時期正式形成。門閥制度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封建國家透過法

律的形式對門閥士族的政治經濟特權和優越的社會地位予以確認的制度。其最根本的特徵就是，“在法律上按門第、家庭系統的社會等級世襲特權”。 門閥制度的確立，為此後門閥士族的發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為了確保士族門閥階層的世襲特權地位，按照九品中正制的有關規定，凡取得中正所定品級，尤其是上品高階者，一般即可獲得成為“士人”的“士名”，同時也就獲得擔任相應官品職務的預備資格;而獲得“士名”、成為“士人”、躋身“上流”、定為士族者，還擁有一種特別戶籍，即“士籍”。所謂“士籍”，即在國家控制管理的編民戶籍上加註其士族“籍狀”。這樣，就將士人與其他普通人區別開來，為門閥士族的發展提供了優越的條件。

東晉時期，隨著皇權垂拱、門閥當政現象的出現與發展，門閥政治形成。在這種形勢下，門閥士族的勢力繼續發展壯大，又反過來促進了九品中正制的發展，同時也限制了九品中正制的改善和最佳化。直至東晉後期，隨著門閥士族的腐朽，中正制也同時走向了衰亡。

因為那時候想入仕途得看門第家世。所以有才能的人得不到重用，重用的都是士族的人。晉朝用九品制度是因為他本身就是篡位奪權，不得不讓士族大家的承認。

門閥政治是指中國東晉時期出現計程車族與皇權的共治的歷史現象，是一種在特定條件下出現的皇權政治的變態。

東晉百年的門閥政治中，曾經居於權力中心計程車族只有幾家。其中潁川庾氏受桓溫誅戮；龍亢桓氏在桓玄敗後死絕；太原王氏世稱華胄，它的兩支也都在政爭中覆滅。只有琅邪王氏和陳郡謝氏，在長時間的複雜衝突中，沒有受到集中的毀滅性的打擊。所以王、謝家族人物就成為替新朝奉璽緩的工具而受到特別的重視，家族發展得以延綿久長，至於南朝之末。

後代所稱五朝門第，遂以王、謝為其代表。這種情況是由東晉的政局造成的，而不是說魏晉以來的門閥士族中，本來就以王、謝的門第最高。

門閥士族，是對魏晉南北朝時期地主階級中有特殊身份和地位的一個階層專稱。東漢世家地主是其前身，以莊園經濟為基礎，累世經學，時代高官，“門生故吏遍天下”。門閥制度形成的標誌是九品中正制的實行。

九品中正制也叫九品官人法，是盛行於魏晉南北朝時期主要的選官制度。

九品中正值的影響深遠，首先是能為統治集團甄選到品德優秀的人才。九品中正制之前選拔人才的途徑主要是察舉制，這種制度由世族操控，推舉出來的人才往往隸屬於某個利益集團，當官的目的在於培植勢力，並不在乎被推舉之人是否德才兼備。而九品中正制就不同了，它祛除了察舉制的弊端，考察人才的品德，設定具體評價標準來確定品級。

其次是有利於統治集團維護統治秩序。在推行九品中正制之前，各州郡長官有權利建立自己的統治小集團，他們將中央的權力分解，根據各自利益來選擇官員。中央沒有權利去評判由州郡舉薦的官員，只能聽之任之。實施九品中正制，可以將選拔官員的權力收歸中央，選擇統治階級需要的人才。

最後是開闢了下層學子進入上層建築的通道。中正官根據品德、品行、家世來評判一個人的能力，也就是評價這個人的綜合實力。家世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學子的視野和見解，在他進入到統治集團內部以後可以迅速找到與自己利益貼合的團體，不會因為不穩定的因素而背叛朝廷。道德和才能決定了這個人的修為和素質，可以提高統治階級的整體水平。

九品中正制實施之後，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統治階級和世族大夫之間的矛盾，有利於上下齊心，共同維護王朝的安定和團結，對後世的影響十分深遠。

九品中正制的優點九品中正制的優點在於設定了比較科學的選拔人才的體系，系統化的體系應用在實際操作當中方便中央自上而下的管理。同時，九品中正制也有效安撫了世族的不滿情緒，維護了統治階級利益的統一性。特別是在曹丕剛剛建立魏朝初期，穩固了人心，維護了朝廷上下團結一心的穩定局面，是順應時代潮流的重大舉措。

魏晉南北朝時期，那個年代的思想還未完全開化，上流社會講究門第講究出身。這是因為社會資源全部都掌握在統治階級手中。比如教育資源，不是所有人都有資格進入到學堂上學，只有世族子弟有接受教育的權利。他們憑藉出身高貴，可以去全國各地遊歷，增長見識。世族子弟接受教育的深度和廣度要遠遠優於其他階層的人。所以從這個層面上來說，九品中正制能夠確保統治階級內部的純潔性，保證選拔人才的水平。

在初期剛開始實行的時候，九品中正制度促進了時代的進步。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各種各樣的問題便暴露出來。九品中正制走了以前選官制度的老路，後期的九品中正制度開始發生變化，被一些名門望族位和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控制。他們跟以前一樣，壟斷了朝廷選拔人才的通道，將好的職位全部留給與自己有血緣關係的人或者是親近的人。九品中正制度一步步走向腐敗，這就使得社會下層沒有身份背景的寒門書生跟以前一樣，沒有辦法參與政治，切斷了他們的政治之路，使得他們世世代代生活在社會底層，永無出頭之日。

其實九品中正制是曹丕為了繼承曹操的王爵和地位向世家大族和門閥所做出的妥協。因為曹丕支援九品中正制，所以那些門閥和世家大族才會站出來支援曹丕。

說起曹魏政權，就不得不先說曹操。曹操原本是東漢的官。在兩漢時期，官員選拔最主要的是靠察舉制。曹操本身就是舉孝廉出身的。所以他非常瞭解察舉制的利與弊。

在東漢末年的時候。舉孝廉和舉茂才的名額幾乎都被權貴和世家所掌控著。曹操如果不是因為他的父親曹嵩，恐怕也得不到舉孝廉的名額。

所以曹操得了大權之後，曾經三次頒佈了唯才是舉令。這些政令讓那些地方豪強和寒門士子擁有了進入朝堂的資格。再加上曹操本人就是太監收養的，所以他一直得不到名士和清流的支援。曹操的舉措等於支援了那些寒門士子，相對的就打壓了那些世家大族。

但是實際上為了維護曹魏政權的統治，曹魏從根本上也是離不開這些世家大族的支援的。所以曹丕在和曹植爭奪世子之位的時候,就想辦法去拉攏這些世家大族。

曹丕繼位之後，朝廷開始推行九品中正制。門閥和世家又重新開始掌握政權。曹丕是一個很有能力的君主，再加上曹操的餘威。所以曹丕在世的時候，九品中正制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官員選拔制度。

只可惜曹丕早逝，在他死後，繼任的曹氏皇帝再也不負先輩威望。九品中正制反而成為他們無法翻身的枷鎖

九品中正制，又稱九品官人法，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重要的選官制度。存在了約400年。興起於曹魏，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選拔官吏無標準的問題，後來導致門閥政治的出現，被隋朝文帝廢除。

漢朝時期為了適應國家統治的需要，建立了一整套選拔官吏的制度，名為「察舉制」。察舉是自下而上推選人才的制度，也叫「選舉」。

察舉制主要是依靠中央的三公九卿、郡守、列侯以及地方上的高階官員, 從平民或低階官吏當中按照一定的標準選拔在道德、品行、才能方面符合當時統治階級需要的人才入朝為官。

到了東漢末年，由於帝王昏庸，政治黑暗，農民起義接連爆發，導致群雄割據。東漢名存實亡。

曹操為了招攬人才，發出《求賢令》提出“唯才是舉”，這種棄德唯才不問出身的做法，從而得到了寒門學子的大量支援。一定程度上打擊了豪門貴族，穩定了政局，也為立下曹魏奠定人才基礎。

曹丕繼位後，沒有他老爹曹操的魄力，為了緩和了曹氏與士族的關係，取得了他們的支援，為稱帝奠定基礎，於是採納陳群的意見，確立九品中正制。

他推行九品中正制後，用人權從地方收歸了中央，但也導致魏國的統治實權逐步被士族壟斷。

《三國志·魏志·陳群傳》：“文帝在東宮，深敬器焉，（中略）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為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

九品中正制主要是

設定中正，這是九品中正制的關鍵環節。所謂中正，就是掌管對某一地區人物進行品評的負責人，也就是中正官。主要職責就是對自己本地的人才進行品評，中正官也是有等級之分的。每個州設立大中正官，而郡則設立小中正官。九品，指大、小中正產生後，由中央分發一種人才調查表，在該表中將人才分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根據家世（出生背景）、行狀（個人品行才能）來確定品級。魏國初期，最初中正官是由下級官員推薦出來，比如說州的大中正官是有各郡長推薦出來，這麼一來權力就落在了基層，士人品定之權掌握在政府的中正手裡，中正採擇輿論，按人才優劣評定品第高低，多少改變了東漢末年名士品評人倫、操縱選舉的局面。司馬懿掌權後，由於本身就是世族的代表，開始大力提拔世族官員，來穩固自己的權利。朝政從此由世族門閥佔據主導。

所以到了晉朝建立以後，大中正官的選拔，則是由三公中的司徒選拔，而小中正官則是由司徒選拔出來的大中正官進行推薦。

晉以後完全以家世來定品級。出身寒門者行狀評語再高也只能定在下品；出身豪門者行狀不佳亦能位列上品。於是就形成了當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 九品中正制反而成為鞏固士族力量的工具。

到了隋代，隨著對世族門閥的打擊，此制終被廢除，代之而起的是以考試選士的科舉制度。

察舉制到九品中正制的轉變

在秦朝的時候施行的是商鞅變法中的軍功爵錄製，這種制度是對世卿世祿的一種進步，取消了宗室貴族所享有的特權，同時秦國也借用這種制度完成了大一統王朝的建立。但是在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內部就導致不太需要建立軍功，所以這種選官制度就需要變革。漢朝建立之後，由於國家幅員遼闊需要大量的官員，開創性的提出察舉制度。其中主要包括察孝廉和舉賢良，由中央和各地主管官員將發現的人才進行舉薦，然後進行考察擇優錄用，授予官職，這也是九品中正制度的前身。

察舉制度（九品中正制度）的優點

協調統治階級內部的權利分配，讓平民開始有參政的機會。一定程度上為中央和地方行政選拔了優秀的管理，使得中下層地主階級知識分子有為國家建設的機會，維持吏治清明。舉賢良開始形成了尊重知識，人才的大環境。有利於教育的進步，促進教育的發展有。利於形成良好的學習氛圍。察孝廉樹立道德標杆，倡導人們注重品德修養，促進社會文明進步。

但是隨著國家的腐敗，導致大量的人開始鑽制度的空子，地方官員開始依靠自己的察舉權力控制當地的官職，有才能的人如果沒有靠山就很難被舉薦任用。其中行跡惡劣的官員就開始弄虛作假，假公濟私。

“群僚舉士者，或以頑魯應茂材，以桀逆應至孝，以貪饕應廉吏，以狡猾應直言，以輕薄應敦厚，以空虛應有道，以殘酷應寬博，以怯弱應武猛，以頑愚應治據。名家不相副，求貢不相稱，富者乘其財力，貴者隨其勢要，以錢多為賢，以剛強為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聽所以數亂荒也。” ——《潛伏論.考績》

漢末的時候甚至出現：“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的情況。正是由於察舉制的侷限性導致在東漢末年形成了諸多門閥士族，這就與中小地主階級以及知識分子的矛盾激化，此時的曹魏政權的掌權人曹丕決定採取九品中正制度，利用九品中正制度來緩和矛盾，同時設定了選舉標準，降低的官員任用的主觀性。

九品中正制度只是權利妥協的成果，最後演化為維護和鞏固門閥統治的重要工具

九品中正制度是察舉制的改良版和權利妥協的結果，東漢末年曹操一手締造了魏國的雛形，很大程度上歸功於曹操的任用賢才的時候不拘一格，這就導致曹丕向父親學習接受陳群的建議，建立九品中正制度。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春，曹操死，曹丕繼為魏王，他基本上遵循曹操關於選舉的主張，並建立了九品官人之法，也就是九品中正制。” ——《中國史綱要》

曹丕這樣做的目的其實就是為了爭取世家大族的支援，讓自己的皇位坐穩。在九品中正制度中評定人物的時候按照世家，道德，才能這三個標準，這樣的目的就是給世家大族以特權，同時為寒門弟子爭取低品的官職，所以這是權利的妥協。同時九品中正制度還將原來地方的舉薦權收歸中央，按照統一的標準進行評定，這樣的話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制度更加的完善。

在這種權力的妥協中也直接註定了曹魏的命數，九品中正制度也標誌著原來做官的人仍然能後做官，而且每一層之間都不再流動，這也直接導致後期出現的：“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奇怪現象。我們可以很清晰的看到這和曹操的唯才是舉是完全不一樣的，可以說曹丕學到了皮毛，九品中正制度也成為了門閥士族的保護傘。

九品中正制度的成熟，門閥士族掌控政權

司馬懿掌權之後也同樣處理不了門閥士族的壓力，於是在為後世掃清道路的想法之下，也不得不向士族低頭討好。在原來九品中正制度的基礎之上加設州級中正，在當時州級中正的人大多來源於世家大族，九品中正制度真正的開始淪為門閥士族謀取利益的工具，九品中正制度成熟，成為晉朝士族的門閥政治。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辭，中宗引之彌苦。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暉，臣下何以瞻仰？ ——世說新語.寵禮

門閥士族的崛起直接導致皇權的弱化，在東晉的時候最為明顯。當時的東晉五大門閥勢力包括：琅琊王氏，陳郡謝氏，龍亢桓氏，潁川庾氏，太原王氏。其中琅琊王氏最為著名，當時的人稱：“王與馬，共天下”，而這一切最大的根源就是制度，九品中正制度，可以說門閥士族是九品中正制度的必然產物，也是察舉制度的歷史遺留問題。

總結：

九品中正制度確實導致了東晉士族門閥政治，但是這一切在漢朝察舉制的時候就埋下伏筆，歷史的進步就是在錯誤中不斷的改善。九品中正制度是對察舉制度的改善，同時也為之後的科舉制度提供了借鑑。門閥士族也在隋唐時期一步步被科舉制度所弱化，所以說門閥勢力只是制度的表象，背後的選官制度才是核心，九品中正制度成就了東晉的門閥政治。

科舉完善的唐朝，一名詩人感嘆道：“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像琅琊王氏和陳郡謝氏這樣的大家族終究會隨著九品中正制度的廢棄而頹敗。

門閥政治是社會發展的必然和必由之路，曹丕頒佈的九品中正制是東晉士族門閥政治的體現和推動。

九品中正制前面有察舉制、後面是科舉制！

這表明了該制度的歷史性、合理性、時代行、以及國家制度的變遷。

任何一個歷史時期的制度，都要符合當時的社會整體狀況，否則無法長久施行，便被淘汰了。

我們把這幾種政治制度分析對比一下。

察舉制利於中央朝廷在全社會遴選人才，全社會的人才流動比較充分。

九品中正制利於世家大族的利益，但是不利於中央朝廷對全社會的調動，不利於普通人進入社會上層。

科舉制利於中央朝廷對全社會的人員調動，普通人進入社會上層有了更寬廣的道路，整個社會人才流動比較充分，為中國社會使用的最久。

我們要看到事物的相對性。

歷史上的這些政治制度都有其價值，也有問題，能為後世所繼承和使用的、有價值的地方，更重要。

題主好，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的政治保障。這個制度成為世家大族培植私家勢力，維護政治特權的工具，但是我個人認為不光是九品中正制度導致門閥政治，還有其他因素。

士族門閥政治是皇權政治的變態、有暫時性與過渡性，這是秦漢以來專制皇權結構的一大變局。當軸士族控制皇權，操縱政柄，在一定時期內其統治居然比較穩定，朝廷政變極少出現。但是從秦漢以來傳統的政治體制說來，國家權力結構的這種變化，畢竟是不正常的，不能長久維持。

嚴格意義的門閥政治只存在於江左的東晉時期，前此的孫吳不是，後此的南朝也不是；至於北方，並沒有出現過門閥政治。門閥士族存在並起著不同程度政治作用的歷史時期，並不都是門閥政治時期。

東晉政局由穩定到動亂，由動亂回覆新的穩定。每一次這樣的變動，居位計程車族就被新的門戶代替。在皇權不振、士族專兵情況沒有改變的條件下，這種迴圈往復的歷史過程將一直進行下去。

大體說來，士族名士之忘身物外者易獲盛名，而處高位以保障士族利益的，卻不是這些人而是那些不廢事功特別是善於經營武力的名士。東晉以來，門閥士族中不斷有這種人物出現，門閥政治的延續實際上是靠這類人支撐。一旦到門閥士族中不再產生這種人物，門閥政治就會出現危機。

門閥士族之所以會和政治掛鉤，是因為曹魏時期實行的官僚選拔制度決定的，這個選拔制度叫做“九品中正制”。

我們很多人都以為從古到今，官員的選拔都是透過考試來進行的，例如古代的科舉制度和現在的公務員考試。但是在魏晉時期卻沒有這樣的好事兒，如果你不是門閥士族裡的一員，你根本不可能進入官員體系。換句話說，只有那些大家族成員、也就是門閥士族成員才可以進入朝廷，和皇族一起治理國家。簡單來說，這種門閥士族成員和皇室家族共同治理國家的現象，就是所謂的門閥政治。

中外的許多學者都認為門閥政治現象橫跨了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並且把這個政治現象出現的原因簡單地解釋為政治聯姻，也就是指門閥士族是憑著和皇室家族聯姻才擁有了政治權力，比如東晉的王氏家族，曾經先後把自己的八個女兒嫁給皇帝當老婆，從而增強自己家族的影響力。但是，這裡卻提出了一個新的觀點，透過梳理東晉的歷史，發現真正的門閥政治現象並不存在於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而只存在於東晉的一百年。另外，門閥政治也並不是很多人簡單以為的政治聯姻，而是一種皇權的變態，在整個中國歷史上是有著非常特殊的性質的。

因為自從秦漢兩朝大一統開始，皇權政治就成了中國古代社會的基本政治制度，哪怕是在漢朝出現過太監干涉政治的現象，那也只是皇權發展到一定程度的變種而已，皇帝的權力並沒有被瓜分。而西晉時期計程車族還只是依附於皇帝，所以只有東晉的這一百年，才存在門閥士族和皇帝平起平坐、甚至是超越皇權的格局。

從這個角度來看，在兩千年的皇權歷史過程中，我們所熟悉的皇帝專制是一種常態，而東晉的門閥政治算是個例外，那就是皇權和士族共同治理天下。這種例外可以稱之為皇權的變態，也是為了強調門閥政治的特殊性。門閥政治的形成受到經濟、軍事和文化等諸多複雜因素的影響。這裡透過對這些複雜因素的考證分析，對門閥政治的起因、經過和衰敗做出詳細介紹，讓人們對門閥政治有了全新的瞭解。

下面，我們就從三個方面，來看看東晉時期的門閥政治究竟是怎麼回事。第一個重點問題是：東晉建國時的背景具有什麼樣的特點；第二個重點問題是：東晉門閥政治形成的主要原因；第三個重點問題是：東晉門閥政治是如何維持下去的，維持住這種政治平衡的關鍵因素是什麼。

我們先來看看東晉建國時的背景具有什麼樣的特點。

首先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長江以北和長江以南當時的情況相差懸殊。三國後期，司馬懿掌握了魏國的軍政大權，司馬懿的孫子司馬炎在公元266年建立晉國，並且很快滅掉了東吳，結束了三國鼎立的局面。結果晉國建立沒多久，司馬炎一死，國家瞬間陷入了一場混戰。各地的藩王為了爭奪王位，他們不惜手足相殘，這也就是所謂的“八王之亂”。

為了增強自己的實力，藩王們開始與關外的少數民族合作，把一場漢人內部的權力爭奪戰，慢慢地演變成了民族戰爭，也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五胡亂華”。戰爭在長江以北打得是不可開交，然而戰火卻並沒有波及到南方，以前被孫權掌控的江東地區躲過一劫，成為了戰略大後方，專門為前方運送糧草。所以啊，當北方人民陷入一片火海的時候，南方的一些大家族卻發展得蒸蒸日上，不愁吃不愁穿。

從軍事的角度來看呢？因為戰爭是發生在北方，所以南方地區並沒有多少軍隊。還有，再加上南方地區計程車族們沉迷於玄學，不僅不願意參軍，甚至有點鄙視軍人。這樣一來，等到八王之亂的後期，北方的漢族被少數民族打敗了以後，南方地區計程車族們就需要北方的軍事力量來保護自己，從北方流亡過來的軍隊就成了南方的主力軍。歷史學家們把這些流亡到南方的北方人稱之為流民，而這些流民的統帥，被稱之為流民帥。

從文化的角度來看，當時的南方流行玄學，而北方過來的家族為了得到廣大南方人民和大家族的認可，也慢慢接受了玄學的影響，使儒學包含在了玄學之中。這也就導致南方的玄學進一步得到發展，甚至成為影響一個人社會地位的重要因素。比如一個人如果既沒有軍事力量，又沒有貴族背景，卻精通於玄學，那麼他很有可能會得到重用。而不管當時一個人的軍事力量有多麼強大、曾經立過多少戰功，只要他不懂玄學，就會受到上流社會的鄙視。我們後面談到的東晉時期的大家族成員們，基本上也都在玄學上有一定的造詣，比如王氏家族的王導、謝氏家族的謝安。

那麼，所謂的玄學是什麼呢？其實啊，玄學是道教的一個分支，是一種以《老子》為核心的哲學思潮，提倡說話的時候要講究玄妙，做事的時候要遠離具體事物。我們都知道以嵇康、阮籍為代表的竹林七賢，他們躲在竹林裡談天論地，不參與政治。這些人就是典型的玄學家。雖然玄學在東晉是備受推崇，但是事實上，它只是一種個人修行的手段，到了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時候，還是要靠儒學的思想。

以上就是我們為大家分享的第一部分內容，我們來總結一下東晉門閥政治形成時的背景：八王之亂後，西晉滅亡，原本是戰略大後方的江東地區失去了保護屏障。北方人需要到南方落腳，而南方人又需要北方的流民來保護自己，同時因為玄學和儒學的文化差異，雙方又都瞧不上彼此。正是在這種充滿內部矛盾的背景下，東晉建立了。

那麼東晉建立以後，東晉的門閥政治又是怎樣形成的呢？東晉門閥政治形成的原因可以分為兩點，第一是皇權不振，第二是士族持兵。

首先我們來說說什麼是皇權不振。當北方戰亂的時候，在山東的南部有一個地方叫琅邪，也就是在現在山東省青島市附近，這個地方有一個王氏大家族。王氏家族呢，在戰亂的時候隨著當時的皇室正統司馬家族向南搬遷到了建康城。建康城位於長江以南的下游地區，也就是現代的南京市。到了建康城以後，本來當時司馬家族的司馬睿是為了給晉朝管理大後方，結果西晉滅亡，司馬睿才在建康城建立了東晉。

我們前面說過，當時的南方並沒有多少軍隊，而南方的大家族們又看不起北方人。那麼，在沒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又沒有地方影響力的情況下，司馬睿他到底是怎麼建國的呢？靠的就是和司馬家族一起來到建康城的王氏家族裡的王導。雖然司馬睿沒錢沒勢，但是王導卻是要人力有人力，要財力有財力。當時的北方已經被胡人攻陷，南方雖然不能說是岌岌可危，但也非常害怕胡人入侵。在這種情況下，南方的大家族們需要有人來號令江東，像三國時期的孫權一樣保護他們的身家性命。王導雖然有錢有勢，但是要想成為一名統治者還不夠資格。於是，他看上了有著皇室血統的司馬睿，在王導的幫助下，司馬睿才得以建國，成為南方名義上的領主。

其實說到這裡，我們就能發現門閥政治初期的一個明顯特徵了，皇帝和大家族之間都相互需要。司馬睿需要王導的勢力，而王導則需要司馬睿的皇族正統身份，他們兩家離開了誰，都會不成氣候。這種互相依靠的平衡就導致了後面的皇權不振。

皇權不振這個局面為什麼在整個東晉一直都沒有得到改變呢？因為在東晉建國初期，皇帝其實根本就沒有控制王氏家族的實力，而當時與皇權平衡的王氏家族需要穩定局勢，也沒有謀朝篡位的心思。這也就給了其他家族進入朝廷的機會。也就是說，當時不是隻有王氏家族才有能力掌握政治權力，為了獲得多方支援、籠絡人心，朝廷必須要讓其他那些同樣有實力或者有地方影響力的家族加入進來，分享一部分政治權力。等到東晉這個國家站穩腳跟以後，王氏家族再想要謀朝篡位的時候，各家族之間已經在政治上形成了相互抗衡的局面，所以王氏家族並沒有篡位成功。

東晉門閥與皇權之間的平衡難道就真的這麼牢不可破麼，這時候，我們就要談到了東晉門閥政治形成的第二個原因：士族專兵，也就是士族掌握了一定的兵權。

門閥政治的建立初期，雖然各個家族之間、皇帝和家族之間都維持著一種政治平衡，但是這種平衡是非常不穩定的，一旦有一方的勢力過大，馬上就會威脅到這種平衡。例如在門閥政治開始建立的這個階段，皇帝和大家族雙方都曾經有過吃掉對方的想法，也都做出了嘗試，但是都以失敗告終。根據對《晉書》的研究發現，東晉門閥政治的初期，王氏家族在長江上游地區屯了許多士兵，想要壯大自己的軍事力量，透過上游地區的有利戰略條件，威懾下游的國都建康。而皇權的司馬睿也曾出兵來抑制王氏家族的發展，結果反而被王氏家族所消滅，後來王氏家族的王敦又有了謀反的心思，帶領軍隊向著國都建康發起了進攻，想要推翻東晉，結果被另一個掌兵的大家族所消滅。

那麼是誰維持了這樣的平衡局面呢？就是我們剛才說到滅王敦的這個掌兵家族，叫做郗氏家族。很少有歷史學家注意到這個家族，歷史學家都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王、謝、庾、桓這幾個大家族上面，但是郗氏家族雖然沒有其他幾個大家族那麼高調，卻對穩定當時的政治局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我們前面提到過，東晉當時的軍事力量主要以北方過來的流民為主，流民的首領被稱之為流民帥。郗氏家族的郗鑑就是當時的一個流民帥。可是啊，雖然郗鑑擁有一定的軍事力量，卻因為玄學造詣比較低，導致他的社會地位也比較低。當時的很多士族為了得到上流社會的認可，都會加入到玄學的陣營裡。然而郗鑑卻不願意走這條路，他在長江南邊的京口地區養了一大批軍隊，因為京口地區離東晉的國都建康距離很近，所以郗鑑的軍隊對朝廷起到了很大的威懾作用。那些喜歡附庸風雅的大家族，就算不願意和郗鑑來往，但是看在郗鑑強大的軍事力量上，也不得不承認郗鑑的政治地位。

在我們前面也說過，王氏家族裡面的王敦曾經向國都建康發起過進攻，想要謀朝篡位，當時的東晉朝廷之所以能抵擋住這波衝擊，主要就是依靠了郗鑑在京口的軍事力量。郗鑑這次在危機關頭的力挽狂瀾，可以說是間接挽救了門閥政治局面，讓皇帝和家族之間的天平沒有徹底地傾斜。

而在這之後，因為王氏家族的這次謀反，東晉皇帝對王氏家族充滿了戒備心，開始重用庾氏家族，疏遠王氏家族。王氏家族只好和打敗了王敦謀反的郗鑑勾搭在一起，借用郗鑑的軍事力量，和庾氏家族相抗衡。這種互相抗衡局面的出現，標誌著門閥政治進入新的階段。

到這裡，我們就為大家分析了東晉門閥政治形成的主要原因。在東晉形成的初期，透過司馬睿聯合琅邪王氏家族共同建立國家的經過來看，門閥政治的特點是：皇帝和大家族之間相互需要。大家族們需要在少數民族的威脅下獲得安全保障，而皇帝需要財力和人力，這造成了東晉政治場上皇權不振。而且因為士族掌兵的緣故，掌握兵權的門閥士族成為了平衡皇權與其他門閥士族的籌碼。門閥政治格局形成的初期是非常不穩定的，這一點從琅邪王氏家族的謀反中就可以看出來。

那麼，它又是如何維持下去的呢？

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這裡先提兩種矛盾：一種是民族矛盾，指的是少數民族的入侵，因為關係到國家存亡，所以屬於主要矛盾；另一種是國家內部的權力鬥爭矛盾，指的是皇帝和大家族之間、大家族和大家族之間的次要矛盾。在這兩種矛盾的影響下，產生一種獨特的現象，也就是不允許某一方勢力做大。為什麼說這種現象很獨特呢？因為在中國的其他朝代，權力往往集中在皇帝的身上，皇帝幾乎可以為所欲為，但是在東晉時期，皇帝的勢力卻被門閥士族們打壓，有時候根本就是個傀儡而已。比如桓氏家族為了顯示自己的實力強大，就任性地廢黜了當時的皇帝，皇帝卻一點辦法都沒有。

另外，因為當一個大家族勢力過大的時候，就會有謀朝篡位的想法，所以其他家族就會聯合起來共同打壓它，從而維持國家穩定。桓氏家族的經歷就證明了這一點。

桓氏家族是東晉時期大家族中的一員，它的領軍人物是桓溫。根據考證，桓氏家族在東漢時期是個大家族，但是到了曹魏時期已經衰落，找不到相關記載。所以到了東晉這會兒，桓溫剛開始的時候不過是個“芝麻”小官。雖然職位不高，但是又因為他的父親在消滅王敦的時候立過戰功，所以當時的朝廷想要拉攏他。就是在這種拉攏當中，桓溫的實力才得到了飛速上升，後來成為了可以和朝廷抗衡的新的大家族。

桓溫是一個既有野心，做事又非常謹慎的人，當他想要達到一個目的的時候，通常會採取迂迴的手段。比如，他有推翻朝廷的野心，卻不會直接地向朝廷發起進攻。而是利用自己的政治權力，向朝廷施加壓力，逼著朝廷出兵北伐。在北伐的過程中，桓溫不僅達到了削弱朝廷軍事力量的目的，而且趁機擴張了自己的地盤，可以說是一箭雙鵰。

雖然桓溫的勢力很強，但是桓氏家族的力量卻很單薄。怎麼理解這句話呢？東晉時期的其他大家族，一般都是兄弟眾多，像前面提到的琅邪王氏家族，他的家族勢力就比較強大，在朝廷內外的重要位置上都安插著自己的家族成員。家族成員之間相互照應，一方有難，另一方馬上支援，哪怕家族中有一兩個成員栽跟頭，整個家族也不至於垮臺。就像王氏家族的王敦被消滅了，王氏家族卻仍然勢力強大。可桓溫卻是個孤家寡人，在朝廷裡面連個信得過的人都沒有。這導致他雖然想要進駐朝廷，卻又不敢離開自己在上游的軍隊。

桓溫其實差一點就實現了改朝換代的目標。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呀，他當時的實力已經遠遠地高於皇帝和其他幾大家族了，他甚至直接廢了當時的皇帝，按照自己的意願又立了一個形同虛設的新的皇帝，朝廷裡的一切事務也都由桓溫來決定。按照我們的理解，桓溫的勢力已經這麼強大，應該很容易就能改朝換代，但是當他要求簡文帝把皇位禪讓給他的時候，其他幾大家族卻聯合起來，硬是把這件事拖到了桓溫病死，讓這件事不了了之。

透過桓氏家族的經歷，我們會發現，東晉門閥時期是不允許其中一個大家族做大的，一旦有哪個家族做大，其他家族就會聯合起朝廷一起和他對抗，把這個做大的家族打下馬；而幫助朝廷把對方打下馬的這個家族，又會趁這個機會做大，成為新的被討伐的目標。就像桓氏家族一樣，憑藉著打壓王敦而受到朝廷重用，做大後又成為朝廷和其他家族的打壓物件。

可以說，不允許其中一方勢力做大，既是東晉門閥政治的特徵，也是東晉能夠維持一個多世紀的原因。在東晉的歷史上，主要出現過五個大家族，他們分別是琅邪王氏家族、謝氏家族、庾氏家族、桓氏家族和太原王氏家族。除了最後出現的太原王氏家族之外，其他四個大家族的經歷都遵循了“不允許其中一方勢力做大”的特徵，每當有一個大家族做大，就會成為眾矢之的。而到了最後的太原王氏家族上場的時候，因為社會底層的人民開始起義造反，門閥士族和皇帝都被起義軍推翻，門閥政治格局也就不復存在了。

導言：

曹魏的九品中正制確實是造成了晉朝（東、西兩朝）門閥政治，但曹魏集團的九品中正制只是一個歷史的推動的產物，並非是曹魏集團所獨創的。

九品中正制的前生——漢朝的“察舉制”

東周時期及之前的王朝，施行的是“世卿世祿制”，直到西周春秋時代，西周王室旁落，各諸侯國為了本土利益，開啟了改革舊制，破格啟用了各種階層的有才之人，富國強兵。正因為這種由上而下的大變革，促進了春秋戰國時期各種學術的“百家爭鳴”時代。

秦國法家變法，一統六國，還完成打破舊有制度就早早亡國，連綿十多年的戰亂，導致了豪強結堡自保、寒門子弟為了生存投附豪強的烏堡之內的狀況。

因此到了西漢時期，已經出現了門閥的雛形，漢高祖劉邦為了適應國家統治的需要，首下求賢詔，要求郡國推薦具有治國才能的賢士大夫，開“察舉制”先河。惠帝、呂后詔舉“孝弟力田”，“察舉制”逐漸形成定例。

雖然這種“察舉制”具有科舉考試的雛形，可這時刻書籍由於是竹簡為主，所產生的費用是寒門子弟無法承擔的，因此漢代時期，為了確保“察舉制”的有效推進，漢代並沒有將權利收歸中樞所有，而是將“察舉”的權利交付給郡國的長官所管控。

西漢時期，由於勳貴集團還未牽涉到世家大族、儒家門閥之內，開始時“察舉制”還能有效完成向中樞供給優質人才，可隨著時間的推進，勳貴集團逐漸形成了世家大族，寒門子弟轉向投附，又讓這些世家大族逐漸成為了儒學世家，成為了壟斷人才的小型集團。

到了東漢時期，漢光武帝劉秀即位，在誅殺王莽之時，劉秀並沒有透過戰爭形態摧毀這些世家豪強，而是選擇了一種合作了形態（當然不服者已經消失在屠城之中）。因此東漢時期，“察舉制”逐漸變質。

通俗點說：東漢時期中樞只向地區派遣最高級別的行政、軍事長官，這些郡國長官擁有自主的招募權利，在他管轄的區域內，對世家、豪門、寒門進行考察，最終徵辟這些子弟為官。即：總公司給予子公司自主招募權，同時子公司又能向總公司舉薦人才的渠道。

州郡長官擁有自闢屬吏的權力，這就導致了一種現象出現，州郡長官與屬吏之間的關係就逐漸形成了一層君臣關係，最終中樞內部的所派遣到地方的州郡長官，成為了各方勢力爭奪人才的畢竟之道，同時地方屬吏又反過來哺乳了中樞世代侯爵家族。

慢慢地漢代皇權就會被架空，因此東漢時期，皇室不得不提拔外戚、宦官作為制衡官僚集團的必要手段【這是沒辦法的，畢竟讀書人和懂武藝的都是官僚的家臣了，皇家只能相信親家和身邊的宦官】。

東漢後期漢桓帝、漢靈帝時期，發現外戚也逐漸形成新的世家大族，為了避免王莽外戚的再次出現，因此啟用宦官集團的建議，由皇家、宦官為主，設立了新的學校，用以培養新的忠於君主的渠道，可很快，作為掌控輿論的“清流”世家大族們，開始不斷在民間抨擊這種不符合“祖制”的現象，同時也是這個時期，開始出現了一種“月旦評”的輿論導向工具。

由於黃巾軍起義，漢靈帝集團害怕世家大族轉向張角集團，同時宦官集團的也有參與黃巾軍的跡象，因此此役官僚集團獲勝，為了徹底架空皇室，在漢靈帝剛死不久，一場官僚與外戚之間的戰爭在京城內爆發了……隨後就是東漢末年的諸侯混戰時代。

曹操時代的“察舉制”及“求賢令”

曹操是宦官集團與官僚集團的結合體，其祖父是大宦官曹騰，曹騰將曹操父子及曹氏家族、夏侯家族（曹操父親來自於夏侯家）開始培養向世家門閥轉向。

曹操募兵反董卓時，深感到自身的“缺陷”，因此連續三次頒佈了“求賢令”，越過世家門閥，破格從寒門、小門閥、小的儒學世家招募更多的輔助人才。

可“察舉制”已經深入人心，且書籍、印刷術等等的時代制約，導致了曹操集團在隨後的三國混戰時期，也不得不運用了“察舉制”，即州郡長官擁有自闢屬吏的權力。

一個新的集團，一箇舊的制度——新瓶換舊藥！

曹操在世時，戰爭摧毀了許多世家大族【如對戰袁紹時，屠了鄴城；又或者其他諸侯也屠了其他的世家大族】，但很快曹魏、蜀漢、東吳，三國同樣快速進入到了一個新勳貴替代舊門閥的局面。

曹丕時代的九品官人法

九品官人法又稱九品中正制。史書說，九品官人法其實是曹操晚年時，陳群向曹操提出的意見，並獲得了曹操的認可，但很快曹操就病逝了。曹丕“獲得”漢獻帝的禪讓後，命陳群制定的具有法律意義的制度。

九品官人法的本意就是將州郡長官擁有自闢屬吏的權力，再次擴大，同時又能避免州郡長官與屬吏之間的君臣關係。

讓州郡長官選拔人才舉薦給中樞。即各州郡分別推選大中正一人，到中樞任職。同時大中正又分為小中正，選拔出來後，由中樞給予這些大、小中正一份表格，要求大小中正在表格中填寫所在區域內的人才，而這份表格將人才分為九等份：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這項制度，其本身就擁有那個時代的明顯印記，即擁有了漢代鄉舉裡選的遺意，又保留了“察舉制”，同時有給予寒門子弟晉升的機會。

但很快曹魏集團被司馬氏所取代，司馬氏本身就是透過籠絡朝廷中的既得利益者，才避免再次陷入內戰的。因此九品中正制在司馬氏的西晉時代，被世家門閥玩壞了。

九品中正制，雖然依舊給予寒門子弟晉升的機遇，可只能歸為下三品，上三品成為世家豪族子弟所有，中三品則是投附世家豪族的子弟所佔據。

因為九品中正制，首要考察的就是家世……就將寒門子弟第一時間排除在外了。出身寒門者行狀評語再高也只能定在下品；出身豪門者行狀不佳亦能位列上品。於是就形成了當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

“察舉制”影響之下的中土千年歷史

“察舉制”直到隋唐舉行科舉考試之後，才逐漸消失在中土的歷史舞臺，因此九品中正制，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已然成為朝廷中樞獲取人才的首要制度。

直至世家豪族在南北朝百年的混戰中，逐漸被打破，大量人才流落民間之後，同時科技的進步，才讓隋唐時期，民間儲備了大量的人才之後，透過科舉考試，才將門閥集團清除出中土歷史。【真正讓門閥徹底，是宋、明兩朝，不斷強力廢除宗族關係，透過軟實力、強硬手段等，將宗族關係拆分】。

可以說九品中正制確實是促進了士族門閥政治的發展。

那麼什麼是九品中正制呢？

九品中正制，又稱九品官人法，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重要的選官制度，是曹操採納尚書令陳群的意見，後來各參與方基本遵從這種不成文規定。曹丕於黃初元年（220年）命陳群制定的具有法律意義的制度。此制至西晉漸趨完備，南北朝時又有所變化。從曹魏始至隋唐科舉的確立，這期間約存在了四百年之久。

九品中正制確立於曹魏時期，在兩晉時期發展到頂峰，到了隋唐時期科舉制度確立後，九品中正制隨之衰亡。門閥制度淵源於東漢，正式形成於西晉，到東晉時發展到鼎盛期。到南北朝，門閥地主逐漸轉向衰落。到了隋唐以後，由於中央執行了一系列打擊門閥地主的政策，從而使整個門閥地主趨於崩潰。

那麼，九品中正制和士族門閥政治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呢？

九品中正制在前期對門閥士族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九品中正制的推行，主要靠設定“中正”這一官職。在魏晉時對中正官的授予權掌握在中央的司徒府，充當司徒的人大多來自於門閥士族，所以司徒在地方州、郡所設定的中正官也大多都來自於門閥士族。而且，在九品中正制度下，各地中正官對本地計程車人根據其家世、道德、才能進行評議，定出品第，再將名單交到司徒府稽核，最後由司徒府將稽核後的名單送到吏部，吏部根據這份名單來選拔官吏。這樣，這些門閥士族就牢牢地掌握了國家大小官員的選舉權。

隨著九品中正制的發展，門閥士族逐漸地掌握了官員的選舉權，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了門閥士族的政治特權與經濟實力。門閥制度在西晉時期正式形成。門閥制度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封建國家透過法律的形式對門閥士族的政治經濟特權和優越的社會地位予以確認的制度。其最根本的特徵就是，“在法律上按門第、家庭系統的社會等級世襲特權”。 門閥制度的確立，為此後門閥士族的發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東晉時期，隨著皇權垂拱、門閥當政現象的出現與發展，門閥政治形成。在這種形勢下，門閥士族的勢力繼續發展壯大，又促進了九品中正制的發展。

九品中正制的實行與發展，極大地推動了門閥士族的發展壯大；反過來，門閥士族的發展壯大，又將九品中正制的發展推向高潮，九品中正制在兩晉時期發展到頂峰。

不是這個關係。

東漢官員選拔制度

西漢是第一個平民王朝，那就必須找到一個有效的文官選拔辦法。所以西漢初期就有官學選才，推薦，恩蔭制度，後面陸續搞出了察舉徵辟制。

察：州級主官向中央推薦轄區人才，需要宰相三公考核後任用。號稱秀才，東漢避諱劉秀改茂才。秀才，才之秀者，初授官重。

舉：郡國主官向中央舉薦孝廉，一般到中央擔任600石郎官，是官員正途。

徵：皇帝需要特殊門類人才，公開向天下能人招聘，到首都參加三公主持的考試。

闢：600石以上官員有資格招募規定數目的低階屬員。開府官員有資格任命屬員。

察舉制的弊端

西漢中後期世家逐步強勢崛起，到東漢後期形成龐大階層。因為佔據基層優勢，所以越來越強，以宗族為紐帶，教育子弟，包攬詞訟，大斗進小鬥出，高利貸魚肉鄉里。

發生災荒就囤積居奇，收購土地人口，形成更龐大的勢力。

世家進而壟斷對文字與書籍的佔有，從而基本獨佔仕途，形成士、官、地主、工商、高利貸的豪門集團。

進，世家可以爭奪天下，鉗制鄉議，引導輿論，影響國家大政。

退，世家可以拒堡自守，割據一方。

世家陪葬的鄔堡模型：

具體表現為袁楊荀這樣的中央公卿，或者江東四大家族、徐州陳曹趙、荊州蒯蔡這樣的州郡世家，或者孫堅張飛李典這樣的縣鄉土豪階層。

而郭嘉這樣的小地主階層只能是寒門，更是鳳毛麟角：

顯然，州郡官員能夠選拔的秀才孝廉只會是各大中世家出身，或者互相交換。比如劉備被陶謙表為豫州牧，察了袁紹長子袁譚為茂才，成為其座師。

急切代漢的曹丕，因為沒有統一天下的功勞，就只能用陳群的九品官人法來交換世家支援自己代漢。

曹操雖然唯才是舉，但是我們知道，寒門地主子弟大多連字都不認識，怎麼做官？

所以，曹操政權後期已經被北方世家滲透得一乾二淨。

陳群：

九品官人法規定，各郡設定中正，由本郡的中央大員擔任，負責評價本郡士子。中央政權再統一考核授予職務。

評價按士子的才德分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合計就是九品。

顯然，九品官人法有其歷史進步性，因為經歷多年戰亂，人口遷徙多，郡守根本無法對本郡籍貫人士給予察舉。

司馬懿為了逐步代魏，對九品官人法進行改革，設定州大中正官，各州大小中正對本郡中正官推薦計程車子進行集體評價，然後直接可授予八九品職務。真別以為官低，縣令也不過才八品呢。

自此九品中正制徹底成為豪門互相妥協與政治交換的手段，形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門閥制度得以確立。

二者的差距是：九品官人法是出仕資格，九品中正制有授官權。

公元220年（魏黃初元年）初，吏部尚書陳群創定九品中正制並頒行。

九品中正制是一種選官制度，具體做法是：選擇有鑑識人才能力的官員任各州郡的中正官，由中正官來負責考察本州郡士人的德行與才能，寫成評語，稱“狀”。再依據士人出生的門第高下，定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等九等品級。吏部根據狀與品來選官，史稱這一做法為九品官人法。這一選官法是漢末興起的世家大族利益在政治領域內的反映，同時，這樣做又反過來強化了門閥政治，形成“公門有公，卿門有卿”的世代相傳等級森嚴的門閥制度。

九品中正制的變味，實際上是寒門政治對士族門閥政治鬥爭的失敗

不是九品中正制導致了士族門閥政治，而是士族門閥政治破壞了九品中正制的本意。九品中正制本來是要把人才的選舉收歸中央管轄，減少世家大族對人才選舉的控制。而在後期的執行過程中，九品中正制中負責選拔人才的“中正”官員的設立這一環逐漸被士族控制。本質上從察舉制到九品中正制，再到士族門閥控制九品中正制，實際上是士族門閥政治和寒門政治的鬥爭結果。

宦官和士族的衝突來歷，曹操出身宦官家族，司馬懿出身世家大族

以曹操為代表的曹魏統治階級可以說是寒門代表，曹操出身於宦官家庭，與士族門閥屬於對立階級。熟悉東漢歷史的人應該知道東漢時期的兩次“黨錮之禍”，士族在和宦官集團的鬥爭中屢屢失敗，導致很多士族被歸為“黨人”，他們被禁錮起來永遠不能做官。尤其是靈帝繼位以後，士人的精神領袖之一的陳蕃和大將軍竇武密謀誅殺宦官集團，結果竇武將事情洩露，導致陳蕃和竇武反被宦官集團反殺。此後導致了更大規模的黨錮。而曹操就出身於宦官集團，出身於士族的司馬懿就曾經多次拒絕為曹操做官。

從司馬懿開始把持魏國的朝政，九品中正制就開始被士族控制

九品中正制的雛形形成於曹操時期，制度正式形成於曹丕時期，制度規定每個郡設立大中正一人，鄉里各自有小中正，中正將本地的人才分為九品，加上評語報送中央，由中央根據品級任命官員。當曹叡死後，司馬懿控制了魏國的朝政。司馬懿設定了州中正一職，州中正事實上就由士族集團擔任了，郡中正又由州中正指派，因此士族完全控制了選舉。司馬家族在魏國的統治需要得到士族門閥的支援，以及司馬家族得以取代曹魏都是建立在獲得士族的支援的基礎上。曹操曾經設法打壓士族集團的奢靡風氣，但是隨著司馬家族代表計程車族集團得勢，士族對政治的控制也就由開始抬頭。

西晉基本上形成了門閥政治，九品中正制只成為了門閥政治的裝飾

由士族集團支援得到皇位的晉武帝司馬炎對於士族的利益非常看重，司馬炎甚至明確表示士族子弟應該優先獲得好的品評。於是西晉的人物品評逐漸開始變成只看家世了。司馬炎本人對於士族非常寬容，即便士族犯法他都可以赦免。西晉時期奢靡成風，司馬炎本人在統一了全國之後本身就很奢侈。司馬炎時期著名的王愷於石崇比富事件就重複說明了這一點，士族通別人比的不是道德品質，不是做官能力，而是誰更有錢。因為對於他們來說做官太容易了，出生在豪門就意味著“高品”。

因為九品中正制不能滿足公平選拔人才的目的，所以隋文帝楊堅實行了科舉制度，科舉制度可以利用客觀的評判標準來從民間選拔人才。

東晉士族門閥的形成，的確和曹魏首推的九品中正制有一定的關係，但不是主要原因，只能算是次要原因。最有力的證明，就是曹魏和西晉也是施行九品中正制，但並沒有形成門閥政治。

實際上門閥政治的形成，有兩個條件：一是皇權不振，二是士族專兵。同時滿足這兩個條件的，只有東晉。這和東晉第一任皇帝晉元帝司馬睿直接關係，他自身實力不足，完全依賴門閥政治，他才在江東建立了東晉王朝。這必然導致士族門閥對東晉最高權力的控制，執政權和兵權都掌握在士族門閥手裡，故而東晉一朝才會有皇權不振和士族專兵的局面，這才形成了東晉門閥政治。

九品中正制的起源，曹丕和士族之間的利益交換

曹丕代漢自立後，時任吏部尚書的陳群，向曹丕上書了自己創制的九品中正制。曹丕批准後，九品中正制頒佈全國。九品中正制的出臺，標誌著門閥制度正式登上歷史舞臺，注意是門閥制度，而不是門閥政治。

延康元年，吏部尚書陳群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鑑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通典》

九品中正制可以看作是曹魏政權和士族之間的一場利益交換。即士族支援曹丕稱帝，並擁護曹魏政權，而曹魏政權則給予士族廣闊的發展空間，保障士族仕途暢達。

可以看出，九品中正制涉無論是曹魏政權還是士族，都是非常有利的。對曹魏而言，有了士族的支援，可以讓政權更穩健；對士族而言，壟斷仕途，可以讓士族維持門閥不墜。

九品中正制推行以後，士族迅速崛起，士族以家族為基本組織，在政壇扮演重要角色，發揮重要作用。魏晉時期的名臣和重臣，幾乎都是士族出身。如陳群、陳泰、荀攸、司馬師、司馬昭、王衍、王導、王敦、庾亮、桓溫、謝安等，這些人全部都是士族出身。

當然，從曹魏的發展脈絡來看，九品中正制很可能會反噬曹魏。如最終士族出身的司馬氏，取代了曹魏，篡晉自立。這顯然是曹丕意想不到的。

不過司馬氏能篡魏立晉，雖然和九品中正制有一定的關係，但是主要原因還是曹魏宗室孱弱，以至於司馬氏篡權時，曹魏宗室無力反抗。

司馬氏篡魏立晉後，仍然要取得士族的支援，所以九品中正制在西晉得以保留，甚至得到了某種程度的加強。在西晉，士族出身的高階官員是絕對主流，當時甚至有“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之說。

儘管西晉計程車族比曹魏又升了一個臺階，但並不是政權的主導力量。因為西晉的皇族宗室力量非常強大，足以壓制士族門閥。皇族宗室才是西晉政權的核心，士族只能是重要參與者。在這樣的情況，自然無法形成門閥政治。

九品中正制的內容和發展

九品中正制的主要內容，就是把人才的等級分為三級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同時在中央和地方（州和郡）設立中正，由中正來確定人才的等級。只有等級為上級（上上、上中、上下）的人才，才有資格進入仕途。

中正是九品中正制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人才由中正推薦選拔產生。中正分為大中正和小中正。朝廷的中正為大中正，地方上的為小中正。同時規定小中正的工作，地方官府不得干預。小中正只對大中正負責。小中正也由大中正任命產生。

朝廷的大中正，一般由朝廷官員兼任，如司徒、吏部尚書等官員會兼任大中正。大中正負責對小中正推薦的人才進行稽核。但是在很多時候，稽核往往會流於形式。所以一般情況下只要小中正往上推的人，大中正在沒有特殊情況下都不會拒絕。畢竟小中正對人才最熟悉，也最瞭解。大中正長期在中樞，很難下基層去了解某個人才。

一州闊遠，略不相識，訪不得知，會復轉訪本郡先達，此為訪中正實決於郡人"。"百郡立中正，九州置都士，州閭與郡縣希疏，如馬齒不相識面，何緣別義理。-《通典》

人才透過大中正的稽核之後，會報朝廷核定，根據品級授予相應的官職。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漢朝施行的察舉制，在三國鼎立的亂世中已經無法繼續推行，需要有新的人才選拔制度。而九品中正制的誕生，較好地解決了亂世中人才選拔的難題，而且很大程度上安定了士人之心。

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宋書》

九品中正制的核心，當然是選拔有用的人才，會從家世、才學、品行3個方面考察人才。九品中正制設立的目的，當然是希望以才學選人，而非家世。如西晉後期的重臣張華，官至宰相，位列三公，是當時名重一時的名臣。張華就不是士族出身，而是典型的庶族。在“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西晉，庶族出身的張華能以才學入仕，並走上宰相和三公的高位，足以證明九品中正制並非片面強調家世。

按照九品中正制的規定，中正需要從家世、才學、品行3個方面考察人才，但是到了後期，家世成了最重要的考量，誰家世高，誰就會評為上品。家世越高的人，官位越高。這也意味著九品中正制逐漸成為士族壟斷仕途的工具。

庶族出身的人再怎麼努力，很難被評為上品，自然很難有機會出任尚書令、中書令、侍中、錄尚書事、大司馬這類位高權重的官職，基本上一輩子只能當個縣令一類的基層官員。

只要是士族出身的人，就算沒有任何才學，也依然可以都可穩做高官，不用擔心自己的才學無法勝任當前的工作。

隨著歷史的發展，九品中正制已經變了樣，無法選拔到真正有用的人才。能當上一品和二品高官的，基本上都是士族。即便九品中正制挖掘出了張華這樣這樣出身庶族的精英人才，但畢竟像張華這樣的例子是少數。絕大多數庶族都無法像那樣張華，走上高位。

到了以門閥政治為顯著標籤的東晉時，九品中正制仍然是最主要的人才選拔制度。在東晉，門閥政治是保證九品中正制繼續施行的根本，九品中正制能保證東晉士族繼續對壟斷仕途，但不能對門閥政治起決定作用。真正能維持門閥政治的，是士族門閥自身。如果士族門閥喪失了對最高權力的控制，門閥政治必然崩潰，九品中正制自然瓦解。

東晉門閥政治形成的主要原因，司馬睿沒有在江東運作皇權的能力，只能依靠士族門閥

如前所述，閥政治的形成，有兩個條件：一是皇權不振，二是士族專兵。東晉皇權不振和士族專兵的情況，長期存在。這和司馬睿有非常大的關係，他沒什麼實力和威望，在江東立足，完全依賴士族門閥。

東晉皇權不振是學界共識，而東晉的皇權不振，是從東晉建元之初就存在的。東晉建立後，皇權虛弱的現象一直延續到晉孝武帝重振皇權之時。皇權不振的根源出現在東晉第一任皇帝-司馬睿身上。

司馬睿和西晉皇室的血緣關係遠，他是晉宣王司馬懿的曾孫、晉文王司馬昭的侄孫、晉武帝司馬炎的堂侄，理論上沒有繼承西晉法統的可能。西晉皇室最正統的世系是“晉文王司馬昭-晉武帝司馬炎-晉惠帝司馬衷”，八王之亂爆發後，晉惠帝司馬衷唯一的兒子司馬燏被司馬衷的皇后賈南風害死，那麼能繼承西晉法統的，首選是晉武帝司馬炎的子嗣，次選是晉文王司馬昭的子嗣。然而歷史就是這麼弔詭，司馬炎和司馬昭的子嗣，要麼早夭，要麼死於內亂，要麼不知所蹤。那麼只能從晉宣王司馬懿的子嗣中尋找繼承人，這實際上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卻讓司馬睿撿了便宜。

司馬睿的祖父司馬伷和司馬昭是同父異母的兄弟，也屬於司馬懿的子嗣，但司馬伷只是庶子，並無繼承司馬懿政治遺產的資格。陰錯陽差之下，司馬伷的孫子司馬睿卻被推到了歷史舞臺的中央。只是，以司馬睿和西晉正統這麼疏遠的血統，他要想名正言順地繼承西晉的法統，要麼依靠自身實力，要麼藉助他人之力。而司馬睿本身實力嚴重不足，他奉命出鎮江東時，毫無政治根基，也無軍事實力，在江東險無立足之地。司馬睿要想依靠自身實力稱帝困難重重，那麼他只能依仗其他勢力即士族的勢力。依靠著北方世家大族琅琊王氏聯合南北方士族的擁戴，司馬睿這才登上帝位，建立東晉王朝。沒有士族的支援，司馬睿幾乎沒有稱帝的可能，這也是東晉皇權不振的主要原因。

再談士族專兵。東晉計程車族專兵，體現在士族對兵權的絕對控制上。東晉主要的軍事力量，一直掌握在士族門閥手裡，而皇帝和朝廷對軍隊幾乎沒有控制權。軍隊為士族門閥服務，成為士族壓制皇權的重要力量。東晉計程車族專兵現象，是從琅琊王氏開始的，琅琊王氏之後的潁川庾氏、龍亢桓氏和陳郡謝氏也都是如此，士族保持著對軍隊的強有力控制。

琅琊王氏專兵的情況，起源於司馬睿為琅琊王時對琅琊王氏的倚重。司馬睿要想鞏固其在琅琊國的統治，需要取得琅琊國裡的世家大族的合作和支援，而當時琅琊國首屈一指的世家大族，就是琅琊王氏。所以司馬睿很快向琅琊王氏丟擲橄欖枝，而琅琊王氏也積極響應，雙方一拍即合。在司馬睿身邊，就形成了以琅琊王氏為核心的勢力圈，王導、王敦兄弟倆則成為了司馬睿的最大倚靠。衣冠南渡後，司馬睿對王導和王敦的依靠更加明顯，他在政治上依靠王導，軍事上依靠王敦。東晉建立後，王導官拜侍中、假節、錄尚書事，是名重一時的宰相。王敦官拜荊州刺史、大將軍，掌握著東晉上游的軍事力量。由此開啟了“士族與皇權共天下”的門閥政治格局。此後，東晉的兵權就一直被士族牢牢掌控。

司馬睿無論是血統，還是實力，都不足以支撐他在江東運作皇權。如果不依靠士族門閥，司馬睿在江東可謂是沒有立足之地。只有依靠士族門閥的支援，才能增加司馬睿的政治實力和軍事實力，助力司馬睿登上帝位。

結語

九品中正制把士族門閥推上了歷史舞臺，形成了門閥制度。這是東晉門閥政治的起源，但東晉門閥政治的形成，根本原因在於晉元帝自身實力不足，完全依依賴士族門閥，導致東晉建立後，執政權和兵權都被士族門閥所掌控，故而出現了皇權不振和士族專兵的形象，而皇權不振和士族專兵這兩個條件，一旦形成自然會催生門閥政治。東晉的門閥政治形成後，又繼續強化九品中正制，以保證士族對仕途的壟斷，實現對權力的控制。

所以東晉的門閥政治和九品中正制的關係，應該是門閥政治決定九品中正制，而不是九品中正制決定門閥政治。

曹丕實行九品中正制，實際上就表明了曹丕向世家門閥妥協了。這是發展的退步，也使得曹操一生的努力付諸東流。

秦朝時期在選官用人方面實行的是世官制。所謂的世官制就是指世代為官，官吏都具有世襲官職的特權。但要注意一點，世官並不等於世職，並不侷限於某家族世代擔任某一固定官職。就其主體而言，世族是世官的基礎，只要一個世家大族不倒，其成員就隨時可能有出任重要官職。所以兩漢時期，其選官用人制度並沒有執行世官制，而是選擇執行了舉察制。舉察制的主要特徵是由地方長官在轄區內隨時考察、選取人才並推薦給上級或中央，經過試用考核再任命官職。雖然同樣難以避免世家大族佔據官場主要地位，但起碼也留給了寒門一線生機。

但到了東漢末年時期，舉察制實際上已經名存實亡，此時的舉察制淪為了世家大族的政治工具。他們左右了當時的鄉閭輿論，使察舉滋生了種種腐敗的現象，與要求參與政治的中小地主及其知識分子產生了尖銳的矛盾，在如何選官的問題上鬥爭激烈。所有東漢末年，實際上整個政壇之上就已經成為了世家大族的舞臺，寒門永無出頭之日。

亂世漸起群雄逐鹿之後，曹操因為其家族勢力一般，並沒有像袁紹那樣家大業大，四世三公，門生故久無數。所以曹操可用之才很有限。因為大多數世家大族之人都投靠了袁紹和袁術兄弟。再加上曹操身為閹宦之後，這就導致很多世家大族從心理上很排斥曹操。所以曹操在亂世爭霸之時實際上是招攬不到什麼人才的。所以曹操另闢蹊徑，索性世家大族出身的人願意追隨我我就禮遇你，你不願追隨我我就啟用寒門士子。大家都知道曹操愛才是出了名的。但又有誰知道，曹操如此愛才也是被逼無奈。他不像袁紹一樣人才蜂擁而至。所以他能啟用寒門，四處招攬人才。這也是為什麼曹操釋出求賢令的原因。

曹操啟用寒門除了因為競爭不過袁紹之外，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那就是曹操不願淪為世家大族的“傀儡”。曹操並不願受制於人。所以這也是他重用寒門的原因之一。但曹操的心血和努力，伴隨著曹丕實行九品中正制而付諸東流。嚴格的來講曹丕是一個十分優秀的人才，但他沒有曹操的魄力和能力。所以為了盡收天下人才，也為了緩和與世家大族的關係。曹丕毅然決然的採納了陳群的建議，正式開始實行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嚴格來講有利也有弊。利處就是曹丕緩和了中央和世家大族的惡劣關係，促成魏晉實現全國的統一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弊端就是使得世家大族再次掌控了官場，成為了官場的主角。寒門士子再無出頭之日，九品中正制選出來的官員十之八九都是世家大族成員。這就使得魏晉包括之後數百年時間裡。世家大族再次掌握了王朝的政治導向。從這方面來說，曹丕實行九品中正制是十分失敗的舉動。

一、東晉計程車族門閥制度

在談九品中正制同門閥制度的關係之前，首先對門閥制度做個簡單介紹，從而發現貫穿其中的主脈絡。在古代，主要是從南北朝溯至先秦時期，達官顯貴、士族大戶的大門外矗立著兩根柱子，“在左曰閥，在右曰閱”，以序家族功績，這裡的關鍵詞並不是那兩根柱子，而是創造柱子上面所記載的功績的那些家族。

在晉時期，有名的大戶有琅琊王氏，別人或許可以不知道，但是大書法家王羲之就是這個家族成員；譙郡桓氏、潁川庾氏、陳郡謝氏，如果讀者對庾亮、桓溫、王敦等人不大瞭解的話，那麼陳郡謝氏的謝安大家應該會知道吧，在他的指揮下，創造了歷史上有名的以少勝多的戰役——淝水之戰。晉朝皇帝雖然位居這麼多的世家大族之上，但是他們的日子也並不好過，要時刻面臨著他們的造反、逼宮、暗害等等，所以晉朝皇帝能夠坐在龍椅上，一方面是靠著幾家大戶因並存而存在的鬥爭，另一方面則需要靠這些人的道德情操了，比如像謝氏，還算對晉朝比較忠厚的，而桓氏和王氏就顯得不那麼友好了。有人認為，造成這種禮樂崩壞、綱常混亂局面的原因是九品中正制，那麼究竟是不是呢？

二、九品中正制

真實的歷史是拒斥虛無主義的，一切發生的事實在歷史的時間軸上總是連貫的，誠然，九品中正制誕生成熟於魏晉時期，在時間上它和門閥制度就是前後腳的聯絡。我們拋開諸多學者對九品中正制的爭論，對其進行概略性的介紹。

九品中正制，又稱九品官人法，中國封建社會三大選官制度之一，是兩漢察舉制度的一種延續和發展。各州郡分別推選大中正一人，而大中正必須是在中央任職官員且德高望重者，進而大中正再推選出小中正。所謂中正，就是品評人才的官職名稱。大、小中正產生後，由中央分發人才調查表，該表將人才分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此表由各地大小中正以自己所知將各地流亡人士無論是否出仕皆登記其上，表內詳細登記年齡、籍貫等內容，區分品第，並附評語，而後中正將考評表交由司徒府複核批准，而後由吏部依此進行官吏的升遷與罷黜。品評主要有三個內容：家世、行狀、定品。這些內容可以顧名思義，就不在這裡一一贅述，只是需要讀者注意的是家世，在這裡是個關鍵。一個人的鄉品升降後，官品及居官之清濁也往往隨之變動。通常，中正評議人物照例3年進行一次，遇有特殊情況，也可以對被評人隨時進行升品或降品。在歷史界，對九品中正制有這樣的一種評價——上承兩漢察舉制，下啟隋唐之科舉，卻沒有說對緊隨其後的門閥制有所提及，這種看法，筆者是贊同的，筆者認為門閥制其實是九品中正制發展的畸化產物，同時也是九品中正制本身存在的問題所導致的。

三、九品中正制究竟做了什麼？

對於古代的統治者的分析，我們一定要從公、私兩個方面分析，如果我們直接看九品中正制，這是對官員的一種選拔制度，是國家對人才的一種遴選方式，因為國家的治理建設離不開對人才的使用。但我們要注意，無論是奴隸制還是封建制，對於當時的最高統治者來說，他們的共同觀念是“家天下”，這也是說所謂“公”的本質是私。

分封制的國家制度，導致了對中央權力的分流，同樣在諸侯國中也存在這樣的問題，如論語中“八佾舞於庭”的現象，勢力較大的貴族大夫是有充分勢力僭越的，到了秦漢時期，世襲制的官員逐漸被郡縣制度的設立、中央集權的客觀要求所破壞，但這需一個過程，也就有了察舉制、九品中正制等等這些選拔人才的制度誕生。我們要看到所謂人才制度的本質是什麼，是對階層固化的一種破壞，因為皇權才是最高的權力，階層固化一方面是造成社會的矛盾加劇，而另一方在統治階層中則會導致皇權的動搖。所以，所謂人才選拔，對於皇帝來說，就是為了防止達官顯貴做大，進而威脅到皇權，例如歷史上的降級襲爵。

所謂九品中正制，其目的也是一樣的，但為什麼會導致門閥制度的產生呢？其實門閥制度歷來就有，只是形式不同而已，以前的大夫、後來的高管、爵位等等。曹操出生宦官，地位很低，而他治下的魏（這樣表述其實不夠那麼嚴謹），存在諸多大士族，如袁紹家族、陳登家族等等，這對他的統領其實是有很大掣肘的，據說，陳登手握精兵數萬，連曹操都不敢輕易指揮，這種尾大不掉的現象其實很為常見，例如蜀國內部的各個利益集團對劉備這個外來統治集團的排斥。

從曹操開始到曹丕，他們其實做的都是一件事，表面是推動九品中正制的完善，實際是對他們所倚重計程車族既愛又恨，希望透過這種人才選拔制度而消解士族力量。但是有兩個問題不得不引起重視，一是歷史發展的侷限性導致他們的改革只能是有限的，改革的基礎只能建立在以舉薦為前提的考核選拔制度——察舉制——之上，並且考核內容當中有一項是要看家世，這對那些握有選拔權力的人來說，拉幫結派又有了便利條件，再加上如果改革過於劇烈，會導致士族聯合起來反抗他們的統治，得不償失；另外一個方面是士族本身的發展還沒到“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的階段，直到南北朝之後，士族自身發展極端腐化，為富不仁，再加上統治者以及那些受盡壓迫的苦難百姓的推波助瀾，科舉制應運而生，才從本質上對士族進行了釜底抽薪。

導言

門閥政治的基礎是士族集團的形成，而士族集團形成於東漢，並且於東漢後期作為第三種政治力量登上了歷史舞臺。三國時曹操一生致力於對士族豪強實行抑制和打擊，但迫於漢末以來士族力量崛起的客觀形勢，又不得不同時進行拉攏。而正是曹魏對士族集團的拉攏與妥協，九品中正製得以創立，為士族門閥制度的確立鋪平了道路。

一、士族集團是怎麼來的？

說起士族階層的形成，就不得不提及兩漢時人才選拔制度——察舉徵辟制。

漢時，中央和地方官僚根據考察，將品行高尚、人才出眾的人推薦給朝廷授予官職，或直接徵辟為自己的僚屬。有權力的官員可以藉此培養自己的勢力，推薦人與被薦人之間在政治上就形成了主從關係，在情感上猶如父子關係，後者對前者存在著明顯的依附關係。久而久之，官員們透過不斷地推薦士人，就形成了許許多多的以推薦人為核心的集團。

到了東漢時，察舉制的基礎——鄉閭評議逐漸被地方上的一些名門大族所操縱，選什麼樣的人為官也被他們所控制。以這些大族為核心所組成政治集團，逐步演變為以領導這一家族為中心計程車族集團，這也就為士族階層的出現創造了條件。

我們知道，東漢的鬥爭主線，一直活躍著兩大政治集團，一個是代表上層豪強勢力的外戚集團，另外一個是下層豪強勢力的宦官集團。兩大集團相互鬥爭，輪流執政，維繫著東漢帝國內部的政治均衡。

到了東漢後期，這種均衡被打破了，士族勢力發展了起來，長期以來逐漸形成的一些衣冠望族，尤其是那些門生故吏遍天下的名門世家，也不甘寂寞走上了政治舞臺，成為了東漢的第三種政治勢力。

一開始，士族集團依附於外戚集團生存，但當外戚梁冀在與宦官集團鬥爭失敗後，士族集團便作為一種主要的政治力量，取代走向衰落的外戚集團。黨錮之禍，就是士族集團與宦官集團的一次慘烈的交鋒。

逮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名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 ————《後漢書·黨錮列傳》

東漢在宦官集團殺掉最後一個外戚代表大將軍何進後，自身也被當時的頭等士族袁紹趁亂帶兵入京，徹底而剷除之。自此，外戚集團和宦官集團同歸於盡，東漢也隨之覆滅。取而代之的是一袁紹、司馬氏等為代表的計程車族集團與曹氏為代表的庶族集團之間的鬥爭。

二、九品中正制的創設是曹魏統治集團向士族勢力妥協的結果

出身於宦官家庭的曹操，是庶族階層的代表，與士族集團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利害衝突，所以，他終其一生都在對士族集團採取抑制和打擊的政策。比如，孔子二十世孫孔融、南陽名士許攸、關係大族四世三公家庭出身的楊修，都死於他手中。

建安十年，在消滅士族勢力的代表袁紹集團後，曹操頒佈了《破朋黨令》，旨在杜絕士人結交之風，鉗制士人輿論，以動搖士族的社會基礎。垂暮之年時，又連下三令，明確提出選拔人才，要唯才是舉，徹底否定了漢時選官必須遵循的兩條原則，即儒家的道德規範和傳統門第觀念。

然而 ，東漢以來形成計程車族集團，具有廣泛的社會影響和深厚的社會基礎，儘管曹操盡一生之力對其進行抑制與打擊，但想要徹底剷除是完全不可能的。想法，迫於形勢，為鞏固自己的地位，擴大自己的勢力，曹操還不得不在打擊一部分士族的同時，拉攏與任用另一部分暫時願意與自己合作計程車族。實際上，在曹操身邊，就聚集著一個以荀彧為首的勢力龐大計程車族集團。

正是由於士族力量的強大，曹氏若想公然取漢室而代之，就不得不對士族妥協，作出讓步。延康元年（220），曹丕終於接受陳群的建議，同意實行九品中正制，意在給士族以政治上的特權，來換取士族對自己登上皇帝寶座的同意和支援。

三、九品中正製為士族門閥制度的確立鋪平了道路

九品中正制又被稱作九品官人法，其主要內容是：

有朝廷任命的大、小中正官到所負責的地區去主持人物評定，並按一定標準將人物分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個品級，上報禮部，然後由吏部依照人物品級授予相應職務。

值得注意的是，一個人的品級並不是固定的，可視其表現進行調整：

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義虧缺，則降下之，則自方退六，自六退七矣！

可見九品中正制不僅僅是一種官員選拔制度，還是一種官員考核制度。

實質上，九品中正制仍是東漢時期察舉制的延續和發展，士族集團透過九品中正制的實行，重新控制了官員的選舉權，並將其進一步擴大化、官方化。從而保證了自己在政治上的特權，為士族門閥制度的確立鋪平了道路。

1、首先負責品第的大小中正由士族出身的人充任。

魏氏革命，州郡縣俱置大小中正，各以本處人，仁諸府公卿及臺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為之，區別所管人物，定為九等。 ————《通典·選舉二》

中正有大小之分，郡中正為小中正，州中正為大中正，大中正亦稱州都。中正的任務是品第人物，為朝廷的授官提供根據。而且，除皇帝特批的之外，所有官職的授予，皆必須透過中正的品定，其職責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從上面所記載的中正人選所具備的三個條件來看，皆符合士族的狀況，實際情況也是這樣。

“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為之，以定門胄，品藻人物。” ————《新唐書·柳衝傳》

2、在品第人物中，人物的出身家世被作為主要的，後來發展為唯一的定品標準，導致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狀況。

中正在品第人物之後，需將其品第結果上報朝廷，這種報告通常包括三方面內容，即薄伐、狀、品。

陳群為吏部尚書，制九格登用，皆由於中正。考之薄世，然後授任。 ————《太平御覽》卷二一四引《晉陽秋》

所謂“薄世”就是這個人家世的紀錄，可以理解為家譜之類的東西。由此可見，九品中正制問世伊始，家世門第便成為考察、品第人物的主要標準之一，發展到後來，沒成為品第人物的唯一標準。豪門士族嫡子所關心的並非自己的德才，而是自己的血統。為防止有人假造譜牒，混淆士庶，在但是譜牒之學竟然成為了一時流行行當。

“狀”即位中正所寫的評語，是其對所評人物給出的一個整體評估，通常包括德才兩個方面。“品”則是中正綜合了“薄世”和“狀”之後，給所品第者定的一種等級。這種等級雖然分為九等，但實際上最高者為二品，即通常所說的上品，三品以下即位卑品。

結語

總之，一方面負責品第的大小中正由士族出身的人充任，另一方面被品第的人的家世作為主要的或唯一的定品標準，九品中正制因而成為士族壟斷官員選舉與考核的政治工具，導致滿朝文武，“非其子孫，則其曾玄。”從而控制了軍政大權，保證了經濟特徵，為士族門閥制度的確立鋪平了道路。

小鹿來回答：

首先，給出問題的答案：東晉年間的門閥政治，雖然以九品中正製為基石；但曹丕年間設立的這種選官方式，卻並非是造成門閥政治的主要因素。

事實上，兩漢時期的察舉制，東漢末年的動盪局勢，江東豪族的盤踞，以及司馬氏的上位都是造成東晉門閥政治的主要因素。

魏晉名士，大多出身於豪族世家

01、察舉徵辟制的流弊

東晉年間，門閥世族不但掌控了朝政大權，更享受突出的經濟地位。“王與馬，共天下”不僅是一句俚語，更是當時社會的真實寫照。

在此情形之下，擁有政治、人脈、經濟、軍事實力的門閥世族，如何沒有底氣與皇室抗衡？這種現象，其實早有出現，東晉年間的門閥世家，其實便是由東漢時期的豪族演變而來的。

兩漢時期，朝廷選拔人才，以察舉製為主，徵辟製為輔。

所謂察舉制，便是州郡長官每年遴選地方上的人才，並向中央舉薦。依據不同科目，應舉者的才能、孝道、名氣都是朝廷考核的主要依據。

郭嘉、陳群、鍾繇等人皆曾受荀彧舉薦

由此可見，應舉者能否被朝廷察舉，很大一部分原因，取決於州郡長官的主觀意願。由於兩漢推行孝道，大力提倡養老，導致士子的家庭觀念很重。

正因如此，自東漢時期以來，許多豪族子弟在擔任地方長官之後，便會舉薦家族子弟入朝為官。久而久之，豪族集團便逐漸積累了一定的政治資源。

又因為地緣文化，同一地區出來的家族，會透過聯姻來加深彼此之間的往來，從而逐漸形成了一張張龐大的家族網路。

地方上的豪族，本就享有一定的經濟優勢，在得到政治上的援助後，他們在鄉郡之間的名望，也愈發響亮。

可隨著地方豪族的崛起，不少自耕農家中的土地被其侵吞。無奈之下，這些流民為尋求生路，不得不遷徙到其他地方，或是直接加入到豪族中為賓客。

察舉制最常見的方式便是舉孝廉出身，如袁紹、孔融、曹操

由於豪族在政治、軍事、經濟上都頗有影響力，導致各地的軍閥、梟雄乃至當時的統治者，都不得不與之合作。而這，便是東晉門閥政治的萌芽與開端。

02、九品中正制的妥協

縱觀三國，曹操率先看出了豪族集團的壟斷地位。

當時身居高位的名士清流，大多都出身於豪族，他們注重賢明忽略才幹，對社會發展產生了一定的阻礙。於是曹操執政後，開始打壓士族，並三次頒佈“唯才是舉”的詔令。

曹操在世時，還經常誅戮名士，希望打擊這種朋黨之風。此舉雖然起到了一定成效，使得曹魏政權人才濟濟；但也得罪了豪強士族。

曹丕即位之後，各地皆有叛亂，豪強更是蠢蠢欲動。在此情形之下，他聽從陳群的意見，推行九品中正制。據《宋書·恩幸傳》記載：

“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為成法。”

顯然，曹丕在堅持其父“唯才是舉”的前提下，對豪強士族進行了一定妥協。

曹丕（左）與陳群（右）

正因如此，九品中正制便不單單隻以人才優劣為基礎，應舉者的家世，也同樣成為中正官評級的一個重要標準。

對於九品中正制，西晉史學家衛瓘曾感慨：

“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且為一時選用之本耳。”

顯然，在他看來，九品中正制不過是一種暫時性的選官方式。或許曹丕想的是，待曹氏一統天下後，各地流民得到安置，倒是再繼續“唯才是舉”也不遲。

只是他沒有想到，代表士族集團的司馬氏，卻取代了曹氏。

03、司馬氏代表了門閥

縱觀魏蜀吳三國，曹劉孫都不是強大的豪族世家。

譙縣曹氏算是半個豪強世家，但因為曹操的打壓政策，導致豪強士族對於曹氏的統治地位一直心懷不滿。故而曹氏父子在位時，北方的豪族世家一直蠢蠢欲動。

到了曹魏後期，與中原士族交好的司馬氏逐漸取得豪強士族的支援。而司馬昭接替了父親司馬懿的位子後，更是加快了代魏的步伐。

《三國演義》司馬昭劇照

為了使得司馬氏一族的上位更有說服力，司馬昭還發動伐蜀之戰。不曾想到，鄧艾與鍾會爭功，導致後者發生叛亂。

但司馬昭在處理這件事時，明知鄧艾冤屈，卻依舊將其子盡誅；而真正謀反的鐘會，其所在家族並沒有收到株連。

究其原因，司馬昭要依靠鍾氏、陳氏、荀氏等門閥士族進行代魏之舉。儘管鄧艾在軍中頗有名望，但苦於自身地位不高，又並非士族出身，便這麼被其拋棄了。

從這個例子中不難看出，司馬氏代表了中原豪強的意志，這才得以取代曹魏，並統一天下。所以從西晉年間開始，門閥士族便已經是朝中最為顯赫的力量了。

出身士族的中正官，可利用九品中正制提攜後輩子弟

而“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便是當時最真實的社會寫照。

04、江東豪族根深蒂固

上述可見，東晉年間的門閥政治，有著長達數百年的歷史淵源，這才是他們能掌控朝政大權的主要原因。

可除此之外，東晉年間的門閥政治，還與地緣文化有關。

眾所周知，西晉滅亡之後，司馬氏逃亡到江南，並重新建立東晉政權。而江南一帶的豪族，其前身卻是東吳舊族。巧合的是，自孫權執掌江東以來，當地豪族也多進入仕途，與之共同分權。

吳大帝孫權劇照

淮泗集團中有個元老將領，叫做朱治，當時任吳郡太守。在孫權授意之下，他經常藉助自己的長官身份，察舉了很多世家子弟入朝為官。據《三國志·朱治傳》記載：

“然公族子弟及吳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數，治率數年一遣詣王府，所遣數百人，每歲時獻御，權答報過厚。”

經過百年積累，江東豪族在地方上掌控著不少政治、人脈與軍事資源。因此當司馬氏南下建立東晉之後，這些豪族又再度得到賞拔。

江東豪族的坐大，也使得東晉門閥政治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參考文獻：《三國志》、《晉書》、《後漢書》、《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