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運河開挖、暢通與衰落，在一定程度上凸顯了中國社會特殊的執行與發展軌跡。因此大運河既是一條河，更代表了一種制度、一個知識體系和一種生活方式。運河及其流經的線性區域所孕育的文化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形塑中國文化的基因之一。運河的“運”字本意為運輸，但在社會體系之中，藉助水的流轉，“運河”成為漕糧運輸、文化傳播、市場構建和社會平衡的載體;在文化體系中，運河之運又與傳統社會的國祚、文脈緊密相連。在這個意義上，進行大運河內涵、價值的追問，探索大運河文化帶建設路徑，或應首先從其脈絡源頭與歷史程序的文化意義談起。

“大運河”名稱的歷史變化

在歷史脈絡中，“運河”名稱的由來與變化，是不同歷史節點所勾連的歷史程序的反映。從典籍記載來看，早期運河多稱溝或渠，如邗溝、靈渠等，天然河道則稱水，如黃河就被稱為“河水”。儘管運河歷史悠久，濫觴於靈渠、邗溝，甚或更早，但運河名稱的產生以及“專稱”的確定卻是中古以後的事情。漢代“漕渠”名稱出現，特指漢武帝時在關中開鑿的西起長安、東通黃河的水利工程。《說文》解釋曰：“漕，水轉谷也。”即透過水路轉運糧食。至隋唐時期，具有漕運功能的人工河多被稱為漕渠，又因該時期“河”字已不再是黃河的專稱，所以“漕河”一詞也出現了，用來指稱漕運河流。如唐杜佑《通典》記：“天寶二年，左常侍兼陝州刺史韋堅開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華陰入渭，引永豐倉及三門倉米以給京師，名曰‘廣運潭’。”宋代“漕河”名稱廣泛使用，但同時“運河”一詞開始出現，《四庫全書》所列宋代文獻中有94種使用了“運河”的名稱。“大運河”的概念也首次在南宋江南運河段出現，據南宋《淳祐臨安志》載：“下塘河，南自天宗水門接鹽橋運河，餘杭水門，二水合於北郭稅務司前，……一由東北上塘過東倉新橋入大運河，至長安閘入秀州，曰運河，一由西北過德勝橋上北城堰過江漲橋、喻家橋、北新橋以北入安吉州界，曰下塘河。”這裡所說的大運河指的是江南運河。可見，這一時期，運河已然成為一個特有名詞，指稱某段人工河，但前須加地名指代。值得注意的是，從文獻所記錄的名稱分佈來看，“運河”一詞多出現在江淮和江南區域，包括龜山運河、揚楚運河、浙西運河等。

元明清時期“運河”開始指稱南北貫通的京杭大運河，元代已有“運河二千餘里，漕公私物貨，為利甚大”的說法，但使用並不廣泛，相反“運糧河”一詞在北方區域多用來指稱漕運河流。明代正史文獻雖亦稱運河，但《明史》仍稱運河為“漕河”：“明成祖肇建北京，轉漕東南，水陸兼輓，仍元人之舊，參用海運。逮會通河開，海陸並罷。南極江口，北盡大通橋，運道三千餘里。……總名曰漕河。”明代其他專書、地方誌等也多用漕河之名，如《漕河圖志》《萬曆兗州府志•漕河》等。事實上，《明史•河渠志》《清史稿•河渠志》中，都列“運河”專篇，指北至北京、南至杭州的運河，但兩者又有不同，前者列運河篇，但稱“漕河”，且將運河每一段河道都加上漕字，使之有“白漕、衛漕、閘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之別”;後者則直接稱運河：“運河自京師歷直沽、山東，下達揚子江口，南北二千餘里，又自京口抵杭州，首尾八百餘里，通謂之運河。”雍正四年官方正式設定北運河的管理機構後，多使用通惠河、北運河、南運河和江南運河等說法。近世以來，民間則往往將其稱為“京杭運河”或“大運河”，2014年運河“申遺”過程中，又將隋唐、浙東兩段運河與京杭運河合稱為中國“大運河”。

清代水利學家傅澤洪在《行水金鑑》中說：“運道有跡可循，而通變則本乎時勢。”運河名稱的變化反映了運道及其背後時勢發展變化的趨勢，從渠、溝到漕渠、漕河，再到運河、運糧河、大運河，大運河名稱經歷了由區域到跨區域、由專稱到統稱再到專稱、由“漕”到“運”或“漕”“運”兼稱的不同階段。首先，漕運是運河的基本功能，以“漕”為核心的漕河或漕渠的名稱無疑都突出了這種功能，同時，“運河”一詞也並未脫離漕運的主旨，而是以“運”字突出了“漕”的狀態。其次，漕河、運河等名稱都經歷了從地方專稱到南北通途或地方河流專稱的變化過程，這個過程不僅是中國社會發展的過程，而且也是運河附屬功能逐漸增加和社會交流日漸頻繁的過程。“運河”一詞在宋代出現似非偶然，比之隋唐時期，運河在保留漕運功能的同時，貿易交流的職能進一步加強，正如陸游所言，運河“假手隋氏而為吾宋之利”，這種“利”一方面是漕糧運輸的便利，更主要的是商業運輸以及對外貿易之利，尤其是南宋時期，浙東運河、浙西運河是其經濟命脈，浙東運河還主要承擔了對外貿易的功能。最後，運河名稱的變化不僅體現了歷時性變化的過程，而且區域差異亦可見一斑。宋代以運河命名的河流多集中於江南地區，遼金元時期，運糧河的名稱則多出現在北方，這或許正是不同的文化及其實踐在語言上的反映。

咸豐五年(1855年)，黃河在河南銅瓦廂決口北徙後改由山東入海，致使山東境內河道廢棄，南北航運中斷。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河運漕糧停止，運河的漕運功能結束。不過，在經濟崛起和文化保護與傳承的背景之下，大運河作為中華文明象徵載體的整體性與延續性價值凸顯，在歷史上有著重要意義的三段運河及其影響下的區域被視為一個具有實際和文化象徵功能的整體性的運河帶。所謂“運河帶”，是指因大運河流經而形成的空間上的帶狀區域;而“大運河文化帶”，則是指置於運河帶狀區域之上、在歷史程序中積累的，由民眾創造、遵循、延續的制度、技術和社會文化的總和。與其他區域文化相比，它因存在嚴重的區域差異，而缺乏實際意義上的歸屬感和認同感，但由於運河具有強烈的歷史、地域的整合、溝通功能，因此，“文化帶”又是一個符號意義上的線性共同體。

大運河文化的內涵

觀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凝結在物質之中又遊離於物質之外的能夠被傳承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文學藝術、價值觀念乃至信仰等。運河文化的內涵也是如此，但同時又有區別於其他文化的特殊內涵，人工開挖是其區別於其他河道的水利屬性;國家制度是其作為文化的一種戰略高度;連線南北是其社會屬性。從這三種屬性中，可以看出運河文化的內涵包括了技術文化、制度文化、社會文化三大類。

首先是技術層面的運河文化，即運河的文物特性。相對於長江、黃河等河流，運河人工開挖的特點決定了其首先反映了人與自然的關係，辯證地看，這關係中既蘊含著人定勝天的積極態度，也有相地而流、本乎時勢的理性，是人類適應自然和改造自然這一永恆矛盾的權衡。當這兩種思想共同反映在運河河道開挖、疏通、改變及維護的層面上，就形成一種技術層面的文化，可以分為水運工程、引水工程、蓄水系統、整治系統、防災系統等。其中節制工程、穿越工程、跨江河工程、閘壩工程等專門性工程是工程技術的核心。這些完備且頗具技術含量的工程濃縮了歷代官員、水利專家以及大量百姓的心血與智慧，使得中國古代的運河技術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其次，漕運制度，即漕運及運河治理所反映的制度文化。康有為曾說：“漕運之制，為中國大制。”(《康有為政論集》)這一“大制”，跨越多個朝代，形成了穩定的運河制度文化。運河所蘊含的制度文化包含兩個層面，一是行政管理文化。運河河道和漕運管理都屬於國家行政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機構組織、法律規制、人事安排等一系列河漕制度，是各朝各代執政者政治管理經驗的總結與提煉，其完備性、周密性和成熟性以及整合的意義，亦反映了傳統制度文化建設與發展的特質。二是戰略文化。從歷史長時段來看，運河線路的延長以及從人字形到南北貫通的一字型的改變，不僅從空間上拉近了中國南北的距離，更從國家戰略格局上促進了傳統經濟格局和政治地緣格局的改變，解決了集權政治的穩定性、區域地方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等問題，保證了國家統一和安全。

最後，社會文化，大運河區域的社會文化是由運河及其所流經區域民眾所創造、遵循、延續的文化，它是在運河開鑿和通航過程中，長期積澱形成的全部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和，是一個以時空輻射為演變特徵的跨區域、綜合性的文化系統。與其他文化相比，運河社會文化有著顯著的“運河”特徵和開放、溝通、區域的特性。事實上，運河社會文化是一個寬泛的範疇，因劃分標準不同，而形成了多種文化型別，因此其內涵似難以界定。但總體來看，關於運河社會文化的認識和理解，一方面應強調“運河性”文化的拼盤或多學科組合，如它涉及商貿文化、建築文化、曲藝文化、飲食文化、信仰文化和民俗風情等多種門類;另一方面，還應看到運河歷史文化是一個整體，從“人”的視角出發，運河文化並非所有的事實和現象，而是人們的行為，以及影響人的行為要素的整體聯絡的因素。所以，運河社會文化是運河區域民眾所創造的文化本身與文化形成過程的結合。

大運河文化的價值與功能

大運河在古代王朝的時間序列和區域、跨區域的空間裡實現了功能的價值性延續，對其進行意義追尋，既是文化遺產層面、知識系統層面、民族精神等層面的傳承與發展的需求，也是文化傳播及戰略佈局的需求。運河的價值與功能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作為文化載體的運河。大運河具有物化和符號化的不同意義，承載了“水利—物質”“國家—社會”“精神—行為”三個層面的內容。運河載體，既指實際的運河河道及其附屬工程、建築，也是指人們觀念中的大運河，即作為“事物”的大運河在人們觀念中所構建起來並清晰存在的形象。大運河載體功能的發揮是指其對文化的聚合、傳播、催生的作用。運河的流動性和開放性，使得人口流動速度加快，精英文化的價值觀念較快地滲入大眾生活中，區域間文化的融合性極強，各種文化相互吸收、融合、涵化，發生內容和形式上的變化，並透過相互接觸、交流進而相互分拆、合併，在共性認識的基礎上建立具有連續性和一致性的新文化。運河載體功能的發揮，就是不同文化相互吸收、交融、調和而趨於一體化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作為載體的“運河帶”不是一個單純的地域概念，而是一個與運河相關的包含經濟、政治、思想、意識等層面互動作用的統合體。

2.作為文化聯結紐帶的運河。大運河帶是標籤性的“線性共同體”，同時又具有明顯的區域、跨區域特性，該區域包括了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浙江、河南、安徽等行政區域，也跨越了江南、江北自然區域，以及燕趙、齊魯、中原、江南等不同文化圈。它連線南北，並進而透過其他東西之河道及交通樞紐相互聯結，形成了經濟、文化傳播的網路。在這個意義上，運河與其他自然河流一起，共同構建了中國地域的線性框架性格局。同時，大運河分別在寧波和洛陽與絲綢之路交匯，是海上絲綢之路和絲綢之路的連線線，將草原、沙漠、絲綢之路聯絡成一個環狀，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文化交流和商品貿易通道。所以，運河文化本身的歷時演變與附著其上的文化脈絡編織了一個巨大的文化網路，溝通古今且連線世界。

3.作為生活方式的運河。“運河”是一種文化符號，更是一種生活方式。大運河開挖、通航所形成的生存環境和生活條件，已經成為一個巨大的生活磁場，不僅漕運群體、商人組織、河工人群等因運河形成了獨特的生活方式，而且也造就了運河流經區域社會人群特殊的生存、生活方式，並由此形成了人們不一樣的風俗觀念。生活方式不會隨運河斷流而快速消逝，也不會在時代變遷中永遠固守，真實而生動地存續於生活場景和基本生活情態中的運河，是最有價值和活力的，它們在日常生活的勞作、交往、消費、娛樂、禮儀等層面得到傳承。因此，大運河文化的傳承與保護，旨在喚醒、傳承集體記憶，讓作為遺產的“物”化運河與作為主體的“人”的邊界逐步消失，在斷流河道，透過物化的運河遺產構建持續的文化傳承;在依舊暢通的河段，讓運河所浸潤的、人們已經過慣了的生活安靜延續。

大運河開挖、暢通與衰落，在一定程度上凸顯了中國社會特殊的執行與發展軌跡。因此大運河既是一條河，更代表了一種制度、一個知識體系和一種生活方式。運河及其流經的線性區域所孕育的文化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形塑中國文化的基因之一。運河的“運”字本意為運輸，但在社會體系之中，藉助水的流轉，“運河”成為漕糧運輸、文化傳播、市場構建和社會平衡的載體；在文化體系中，運河之運又與傳統社會的國祚、文脈緊密相連。在這個意義上，進行大運河內涵、價值的追問，探索大運河文化帶建設路徑，或應首先從其脈絡源頭與歷史程序的文化意義談起。

“大運河”名稱的歷史變化

　　在歷史脈絡中，“運河”名稱的由來與變化，是不同歷史節點所勾連的歷史程序的反映。從典籍記載來看，早期運河多稱溝或渠，如邗溝、靈渠等，天然河道則稱水，如黃河就被稱為“河水”。儘管運河歷史悠久，濫觴於靈渠、邗溝，甚或更早，但運河名稱的產生以及“專稱”的確定卻是中古以後的事情。漢代“漕渠”名稱出現，特指漢武帝時在關中開鑿的西起長安、東通黃河的水利工程。《說文》解釋曰：“漕，水轉谷也。”即透過水路轉運糧食。至隋唐時期，具有漕運功能的人工河多被稱為漕渠，又因該時期“河”字已不再是黃河的專稱，所以“漕河”一詞也出現了，用來指稱漕運河流。如唐杜佑《通典》記：“天寶二年，左常侍兼陝州刺史韋堅開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華陰入渭，引永豐倉及三門倉米以給京師，名曰‘廣運潭’。”宋代“漕河”名稱廣泛使用，但同時“運河”一詞開始出現，《四庫全書》所列宋代文獻中有94種使用了“運河”的名稱。“大運河”的概念也首次在南宋江南運河段出現，據南宋《淳祐臨安志》載：“下塘河，南自天宗水門接鹽橋運河，餘杭水門，二水合於北郭稅務司前，……一由東北上塘過東倉新橋入大運河，至長安閘入秀州，曰運河，一由西北過德勝橋上北城堰過江漲橋、喻家橋、北新橋以北入安吉州界，曰下塘河。”這裡所說的大運河指的是江南運河。可見，這一時期，運河已然成為一個特有名詞，指稱某段人工河，但前須加地名指代。值得注意的是，從文獻所記錄的名稱分佈來看，“運河”一詞多出現在江淮和江南區域，包括龜山運河、揚楚運河、浙西運河等。

　　元明清時期“運河”開始指稱南北貫通的京杭大運河，元代已有“運河二千餘里，漕公私物貨，為利甚大”的說法，但使用並不廣泛，相反“運糧河”一詞在北方區域多用來指稱漕運河流。明代正史文獻雖亦稱運河，但《明史》仍稱運河為“漕河”：“明成祖肇建北京，轉漕東南，水陸兼輓，仍元人之舊，參用海運。逮會通河開，海陸並罷。南極江口，北盡大通橋，運道三千餘里。……總名曰漕河。”明代其他專書、地方誌等也多用漕河之名，如《漕河圖志》《萬曆兗州府志·漕河》等。事實上，《明史·河渠志》《清史稿·河渠志》中，都列“運河”專篇，指北至北京、南至杭州的運河，但兩者又有不同，前者列運河篇，但稱“漕河”，且將運河每一段河道都加上漕字，使之有“白漕、衛漕、閘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之別”；後者則直接稱運河：“運河自京師歷直沽、山東，下達揚子江口，南北二千餘里，又自京口抵杭州，首尾八百餘里，通謂之運河。”雍正四年官方正式設定北運河的管理機構後，多使用通惠河、北運河、南運河和江南運河等說法。近世以來，民間則往往將其稱為“京杭運河”或“大運河”，2014年運河“申遺”過程中，又將隋唐、浙東兩段運河與京杭運河合稱為中國“大運河”。

　　清代水利學家傅澤洪在《行水金鑑》中說：“運道有跡可循，而通變則本乎時勢。”運河名稱的變化反映了運道及其背後時勢發展變化的趨勢，從渠、溝到漕渠、漕河，再到運河、運糧河、大運河，大運河名稱經歷了由區域到跨區域、由專稱到統稱再到專稱、由“漕”到“運”或“漕”“運”兼稱的不同階段。首先，漕運是運河的基本功能，以“漕”為核心的漕河或漕渠的名稱無疑都突出了這種功能，同時，“運河”一詞也並未脫離漕運的主旨，而是以“運”字突出了“漕”的狀態。其次，漕河、運河等名稱都經歷了從地方專稱到南北通途或地方河流專稱的變化過程，這個過程不僅是中國社會發展的過程，而且也是運河附屬功能逐漸增加和社會交流日漸頻繁的過程。“運河”一詞在宋代出現似非偶然，比之隋唐時期，運河在保留漕運功能的同時，貿易交流的職能進一步加強，正如陸游所言，運河“假手隋氏而為吾宋之利”，這種“利”一方面是漕糧運輸的便利，更主要的是商業運輸以及對外貿易之利，尤其是南宋時期，浙東運河、浙西運河是其經濟命脈，浙東運河還主要承擔了對外貿易的功能。最後，運河名稱的變化不僅體現了歷時性變化的過程，而且區域差異亦可見一斑。宋代以運河命名的河流多集中於江南地區，遼金元時期，運糧河的名稱則多出現在北方，這或許正是不同的文化及其實踐在語言上的反映。

　　咸豐五年（1855年），黃河在河南銅瓦廂決口北徙後改由山東入海，致使山東境內河道廢棄，南北航運中斷。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河運漕糧停止，運河的漕運功能結束。不過，在經濟崛起和文化保護與傳承的背景之下，大運河作為中華文明象徵載體的整體性與延續性價值凸顯，在歷史上有著重要意義的三段運河及其影響下的區域被視為一個具有實際和文化象徵功能的整體性的運河帶。所謂“運河帶”，是指因大運河流經而形成的空間上的帶狀區域；而“大運河文化帶”，則是指置於運河帶狀區域之上、在歷史程序中積累的，由民眾創造、遵循、延續的制度、技術和社會文化的總和。與其他區域文化相比，它因存在嚴重的區域差異，而缺乏實際意義上的歸屬感和認同感，但由於運河具有強烈的歷史、地域的整合、溝通功能，因此，“文化帶”又是一個符號意義上的線性共同體。

大運河文化的內涵

　　觀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凝結在物質之中又遊離於物質之外的能夠被傳承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文學藝術、價值觀念乃至信仰等。運河文化的內涵也是如此，但同時又有區別於其他文化的特殊內涵，人工開挖是其區別於其他河道的水利屬性；國家制度是其作為文化的一種戰略高度；連線南北是其社會屬性。從這三種屬性中，可以看出運河文化的內涵包括了技術文化、制度文化、社會文化三大類。

　　首先是技術層面的運河文化，即運河的文物特性。相對於長江、黃河等河流，運河人工開挖的特點決定了其首先反映了人與自然的關係，辯證地看，這關係中既蘊含著人定勝天的積極態度，也有相地而流、本乎時勢的理性，是人類適應自然和改造自然這一永恆矛盾的權衡。當這兩種思想共同反映在運河河道開挖、疏通、改變及維護的層面上，就形成一種技術層面的文化，可以分為水運工程、引水工程、蓄水系統、整治系統、防災系統等。其中節制工程、穿越工程、跨江河工程、閘壩工程等專門性工程是工程技術的核心。這些完備且頗具技術含量的工程濃縮了歷代官員、水利專家以及大量百姓的心血與智慧，使得中國古代的運河技術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其次，漕運制度，即漕運及運河治理所反映的制度文化。康有為曾說：“漕運之制，為中國大制。”（《康有為政論集》）這一“大制”，跨越多個朝代，形成了穩定的運河制度文化。運河所蘊含的制度文化包含兩個層面，一是行政管理文化。運河河道和漕運管理都屬於國家行政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機構組織、法律規制、人事安排等一系列河漕制度，是各朝各代執政者政治管理經驗的總結與提煉，其完備性、周密性和成熟性以及整合的意義，亦反映了傳統制度文化建設與發展的特質。二是戰略文化。從歷史長時段來看，運河線路的延長以及從人字形到南北貫通的一字型的改變，不僅從空間上拉近了中國南北的距離，更從國家戰略格局上促進了傳統經濟格局和政治地緣格局的改變，解決了集權政治的穩定性、區域地方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等問題，保證了國家統一和安全。

　　最後，社會文化，大運河區域的社會文化是由運河及其所流經區域民眾所創造、遵循、延續的文化，它是在運河開鑿和通航過程中，長期積澱形成的全部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和，是一個以時空輻射為演變特徵的跨區域、綜合性的文化系統。與其他文化相比，運河社會文化有著顯著的“運河”特徵和開放、溝通、區域的特性。事實上，運河社會文化是一個寬泛的範疇，因劃分標準不同，而形成了多種文化型別，因此其內涵似難以界定。但總體來看，關於運河社會文化的認識和理解，一方面應強調“運河性”文化的拼盤或多學科組合，如它涉及商貿文化、建築文化、曲藝文化、飲食文化、信仰文化和民俗風情等多種門類；另一方面，還應看到運河歷史文化是一個整體，從“人”的視角出發，運河文化並非所有的事實和現象，而是人們的行為，以及影響人的行為要素的整體聯絡的因素。所以，運河社會文化是運河區域民眾所創造的文化本身與文化形成過程的結合。

大運河文化的價值與功能

　　大運河在古代王朝的時間序列和區域、跨區域的空間裡實現了功能的價值性延續，對其進行意義追尋，既是文化遺產層面、知識系統層面、民族精神等層面的傳承與發展的需求，也是文化傳播及戰略佈局的需求。運河的價值與功能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作為文化載體的運河。大運河具有物化和符號化的不同意義，承載了“水利—物質”“國家—社會”“精神—行為”三個層面的內容。運河載體，既指實際的運河河道及其附屬工程、建築，也是指人們觀念中的大運河，即作為“事物”的大運河在人們觀念中所構建起來並清晰存在的形象。大運河載體功能的發揮是指其對文化的聚合、傳播、催生的作用。運河的流動性和開放性，使得人口流動速度加快，精英文化的價值觀念較快地滲入大眾生活中，區域間文化的融合性極強，各種文化相互吸收、融合、涵化，發生內容和形式上的變化，並透過相互接觸、交流進而相互分拆、合併，在共性認識的基礎上建立具有連續性和一致性的新文化。運河載體功能的發揮，就是不同文化相互吸收、交融、調和而趨於一體化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作為載體的“運河帶”不是一個單純的地域概念，而是一個與運河相關的包含經濟、政治、思想、意識等層面互動作用的統合體。

　　2.作為文化聯結紐帶的運河。大運河帶是標籤性的“線性共同體”，同時又具有明顯的區域、跨區域特性，該區域包括了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浙江、河南、安徽等行政區域，也跨越了江南、江北自然區域，以及燕趙、齊魯、中原、江南等不同文化圈。它連線南北，並進而透過其他東西之河道及交通樞紐相互聯結，形成了經濟、文化傳播的網路。在這個意義上，運河與其他自然河流一起，共同構建了中國地域的線性框架性格局。同時，大運河分別在寧波和洛陽與絲綢之路交匯，是海上絲綢之路和絲綢之路的連線線，將草原、沙漠、絲綢之路聯絡成一個環狀，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文化交流和商品貿易通道。所以，運河文化本身的歷時演變與附著其上的文化脈絡編織了一個巨大的文化網路，溝通古今且連線世界。

　　3.作為生活方式的運河。“運河”是一種文化符號，更是一種生活方式。大運河開挖、通航所形成的生存環境和生活條件，已經成為一個巨大的生活磁場，不僅漕運群體、商人組織、河工人群等因運河形成了獨特的生活方式，而且也造就了運河流經區域社會人群特殊的生存、生活方式，並由此形成了人們不一樣的風俗觀念。生活方式不會隨運河斷流而快速消逝，也不會在時代變遷中永遠固守，真實而生動地存續於生活場景和基本生活情態中的運河，是最有價值和活力的，它們在日常生活的勞作、交往、消費、娛樂、禮儀等層面得到傳承。因此，大運河文化的傳承與保護，旨在喚醒、傳承集體記憶，讓作為遺產的“物”化運河與作為主體的“人”的邊界逐步消失，在斷流河道，透過物化的運河遺產構建持續的文化傳承；在依舊暢通的河段，讓運河所浸潤的、人們已經過慣了的生活安靜延續。

大運河的文化內涵和價值區別於其它文的特殊內涵，人工開挖是區別於其它河道的水利屬性，國家制度是其作為文化的一種戰略屬性，而連線南北是其社會屬性，從以上三種屬性中我們可以看出，大運河文化的內涵包括了技術文化，制度文化，社會文化，三大類。

其價值是不可估量的，首先它連線了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河南，安微，等行政區域，也跨越了江南，江北，自然區域，以及燕趙，齊魯，中原，江南，等不同的文化圈，形成了經濟文化傳播的網路，同時大運河分別在寧波和洛陰與絲綢之路交匯，是海上絲綢之路與絲綢之路的連線線，將草原，沙漠，絲綢之路系成一個環狀，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文化交流和商品貿易通道，所以運河文化的本身的歷時演變與附著其上的文化脈絡編織了一個巨大的文化網路，溝通古今，連線世界。

大運河文化又稱“京杭大運河文化”，但不同於“運河文化”。因為運河文化，可泛指世界範圍內的人工運河文化。大運河文化，是一種社會現象，是大運河自開鑿以來長期創造形成的產物；又是一種歷史現象，是運河流域社會歷史的積澱物。囊括了中國若干個朝代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國家，又創造出大運河流域多民族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生活方式、文學藝術、行為規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非國家因素。一言以蔽之：大運河文化，是黃河流域文化為核心，與海河、淮河、長江、錢塘江共同融合出的獨特的江河文化，並緊密與中原文化相承。京杭大運河是“中國第二條黃金水道（張友茂說）”， 由人工河道、部分河流、湖泊共同組成運河文化區域---分七塊：燕趙通惠文化區、北運河文化區、南運河文化區、齊魯運河文化、中運河文化區、裡運河文化區、江南運河文化區(秦始皇在嘉興境內開鑿的一條重要河道，奠定以後江南運河走向。據《越絕書》記載，秦始皇從嘉興“治陵水道，到錢塘越地，通浙江”。大運河文化，屬於獨一無二的“活”的文化遺產，跳出“點”的概念，以層絡劃分之---包括大運河物質文化和大運河非物質文化（文學、地理學、水利學、藝術學、歷史學、制度學、政治學，民俗學、民族學、衣食住行、生活方式、行為規範等等）。物質文化是指在開鑿大運河過程之中創造的種種物質文明，是一種可見的顯性文化；大運河非物質文化，屬於不可見的隱性文化。大運河文化，蘊藏著豐富的古代資訊，對研究古代中國社會、地理、歷史、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技、外交、民族等等領域，是一部《大運河百科全書》；對研究各個民族的生活方式、行為習慣、文化態度、審美價值等傳統文化概念，是一部“運河博物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最新版《行動指南》把大運河文化特點歸結“它代表了人類的遷徙和流動，代表了多維度的商品、思想、知識和價值的互惠和持續不斷的交流，並代表了因此產生的文化在時間和空間上的交流與相互滋養。”。總之，大運河文化，是大運河遺址文化蓄藏著的活化石文化。大運河文化內部結構包括下列幾個層次：物態文化層、制度文化層、行為文化層、心態文化層

2500多年來，大運河在維護國家統一、繁榮社會經濟、推動民族融合、促進文化交流、興盛沿線城市等方面發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然而，殆至近代，隨著現代交通的發達和漕運的停止，大運河的航運功能逐漸衰退，昔日的輝煌與榮光，也無聲湮沒在歷史塵埃裡。

航運功能衰退了的大運河，其當代價值在哪裡？事實上，自春秋時期邗溝開通以來，日夜流淌不息的大運河生動記錄著國脈與文脈的世代賡續，傳承著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與文明。進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新時期，續寫大運河宏偉歷史詩篇，傳承與弘揚大運河文化，具有極大的時代價值和現實意義。

建設大運河文化帶，是增強民族自信心與自豪感、提升華人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戰略選擇。大運河是古代華人民創造的世界奇蹟，反映出中華民族高度的智慧、決心和勇氣，展現了東方文明在水利技術和漕運管理方面的傑出成就。透過文化帶建設，喚醒民族集體記憶，有利於讓華人深入瞭解大運河的偉大歷史，推動大運河如長城、故宮一樣，成為“對內凝聚價值、對外展示形象”的中華文化圖騰，成為宣傳中國形象、展示中華文明、彰顯文化自信的亮麗名片。

大運河的價值與功能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作為文化載體的運河。大運河具有物化和符號化的不同意義，承載了“水利—物質”“國家—社會”“精神—行為”三個層面的內容。運河載體，既指實際的運河河道及其附屬工程、建築，也是指人們觀念中的大運河，即作為“事物”的大運河在人們觀念中所構建起來並清晰存在的形象。大運河載體功能的發揮是指其對文化的聚合、傳播、催生的作用。運河的流動性和開放性，使得人口流動速度加快，精英文化的價值觀念較快地滲入大眾生活中，區域間文化的融合性極強，各種文化相互吸收、融合、涵化，發生內容和形式上的變化，並透過相互接觸、交流進而相互分拆、合併，在共性認識的基礎上建立具有連續性和一致性的新文化。運河載體功能的發揮，就是不同文化相互吸收、交融、調和而趨於一體化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作為載體的“運河帶”不是一個單純的地域概念，而是一個與運河相關的包含經濟、政治、思想、意識等層面互動作用的統合體。

2.作為文化聯結紐帶的運河。大運河帶是標籤性的“線性共同體”，同時又具有明顯的區域、跨區域特性，該區域包括了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浙江、河南、安徽等行政區域，也跨越了江南、江北自然區域，以及燕趙、齊魯、中原、江南等不同文化圈。它連線南北，並進而透過其他東西之河道及交通樞紐相互聯結，形成了經濟、文化傳播的網路。在這個意義上，運河與其他自然河流一起，共同構建了中國地域的線性框架性格局。同時，大運河分別在寧波和洛陽與絲綢之路交匯，是海上絲綢之路和絲綢之路的連線線，將草原、沙漠、絲綢之路聯絡成一個環狀，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文化交流和商品貿易通道。所以，運河文化本身的歷時演變與附著其上的文化脈絡編織了一個巨大的文化網路，溝通古今且連線世界。

3.作為生活方式的運河。“運河”是一種文化符號，更是一種生活方式。大運河開挖、通航所形成的生存環境和生活條件，已經成為一個巨大的生活磁場，不僅漕運群體、商人組織、河工人群等因運河形成了獨特的生活方式，而且也造就了運河流經區域社會人群特殊的生存、生活方式，並由此形成了人們不一樣的風俗觀念。生活方式不會隨運河斷流而快速消逝，也不會在時代變遷中永遠固守，真實而生動地存續於生活場景和基本生活情態中的運河，是最有價值和活力的，它們在日常生活的勞作、交往、消費、娛樂、禮儀等層面得到傳承。因此，大運河文化的傳承與保護，旨在喚醒、傳承集體記憶，讓作為遺產的“物”化運河與作為主體的“人”的邊界逐步消失，在斷流河道，透過物化的運河遺產構建持續的文化傳承；在依舊暢通的河段，讓運河所浸潤的、人們已經過慣了的生活安靜延續。

大運河的內涵是是凝結在物質之中又遊離於物質之外的能夠被傳承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文學藝術、價值觀念乃至信仰等。大運河的價值是作為文化載體的運河，是作為文化聯結紐帶的運河，是作為生活方式的運河。

首先是技術層面的運河文化，即運河的文物特性。相對於長江、黃河等河流，運河人工開挖的特點決定了其首先反映了人與自然的關係，辯證地看，這關係中既蘊含著人定勝天的積極態度，也有相地而流、本乎時勢的理性，是人類適應自然和改造自然這一永恆矛盾的權衡。大運河具有物化和符號化的不同意義，承載了“水利—物質”“國家—社會”“精神—行為”三個層面的內容。

其次，漕運制度，即漕運及運河治理所反映的制度文化。大運河帶是標籤性的“線性共同體”，同時又具有明顯的區域、跨區域特性，該區域包括了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浙江、河南、安徽等行政區域，也跨越了江南、江北自然區域，以及燕趙、齊魯、中原、江南等不同文化圈。

　觀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凝結在物質之中又遊離於物質之外的能夠被傳承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文學藝術、價值觀念乃至信仰等。運河文化的內涵也是如此，但同時又有區別於其他文化的特殊內涵，人工開挖是其區別於其他河道的水利屬性；國家制度是其作為文化的一種戰略高度；連線南北是其社會屬性。從這三種屬性中，可以看出運河文化的內涵包括了技術文化、制度文化、社會文化三大類。

首先是技術層面的運河文化，即運河的文物特性。相對於長江、黃河等河流，運河人工開挖的特點決定了其首先反映了人與自然的關係，辯證地看，這關係中既蘊含著人定勝天的積極態度，也有相地而流、本乎時勢的理性，是人類適應自然和改造自然這一永恆矛盾的權衡。當這兩種思想共同反映在運河河道開挖、疏通、改變及維護的層面上，就形成一種技術層面的文化，可以分為水運工程、引水工程、蓄水系統、整治系統、防災系統等。其中節制工程、穿越工程、跨江河工程、閘壩工程等專門性工程是工程技術的核心。這些完備且頗具技術含量的工程濃縮了歷代官員、水利專家以及大量百姓的心血與智慧，使得中國古代的運河技術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再者，漕運制度，即漕運及運河治理所反映的制度文化。康有為曾說：“漕運之制，為中國大制。”（《康有為政論集》）這一“大制”，跨越多個朝代，形成了穩定的運河制度文化。運河所蘊含的制度文化包含兩個層面，一是行政管理文化。運河河道和漕運管理都屬於國家行政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機構組織、法律規制、人事安排等一系列河漕制度，是各朝各代執政者政治管理經驗的總結與提煉，其完備性、周密性和成熟性以及整合的意義，亦反映了傳統制度文化建設與發展的特質。二是戰略文化。從歷史長時段來看，運河線路的延長以及從人字形到南北貫通的一字型的改變，不僅從空間上拉近了中國南北的距離，更從國家戰略格局上促進了傳統經濟格局和政治地緣格局的改變，解決了集權政治的穩定性、區域地方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等問題，保證了國家統一和安全。

最後，社會文化，大運河區域的社會文化是由運河及其所流經區域民眾所創造、遵循、延續的文化，它是在運河開鑿和通航過程中，長期積澱形成的全部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和，是一個以時空輻射為演變特徵的跨區域、綜合性的文化系統。與其他文化相比，運河社會文化有著顯著的“運河”特徵和開放、溝通、區域的特性。事實上，運河社會文化是一個寬泛的範疇，因劃分標準不同，而形成了多種文化型別，因此其內涵似難以界定。但總體來看，關於運河社會文化的認識和理解，一方面應強調“運河性”文化的拼盤或多學科組合，如它涉及商貿文化、建築文化、曲藝文化、飲食文化、信仰文化和民俗風情等多種門類；另一方面，還應看到運河歷史文化是一個整體，從“人”的視角出發，運河文化並非所有的事實和現象，而是人們的行為，以及影響人的行為要素的整體聯絡的因素。所以，運河社會文化是運河區域民眾所創造的文化本身與文化形成過程的結合。

所謂運河文化是指世界範圍內的人工運河文化。大運河文化，是一種社會現象，是大運河自開鑿以來長期創造形成的產物；又是一種歷史現象，是運河流域社會歷史的積澱物。

中國的大運河（京杭大運河）與萬里長城一樣，被列為世界最宏偉的四大古代工程之一，這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和一大批水利專家利用自然與改造自然的偉大創造。中國大運河是世界上開鑿時間最早、流程最長的一條人工運河。

我們的大運河最早開鑿於春秋時期，經過隋朝的南北大運河，元朝的京杭大運河，和明清時期不停的疏通管理，形成了今天運河的格局。

可以說運河千年以來深深的影響了華人。

首先雖然秦漢已經統一了中國，華人血液裡面流淌著大一統的血液。但是在南北運河開鑿前，各王朝對江南的管理是不足的。而運河開鑿成功後，中原王朝可以更好的控制管理江南，也讓江南和中央一條心。

其次在沒有運河之前，江南的財富根本不能大量給中央政府使用，一到中原和關中出現問題，中央政府就要餓肚子甚至垮臺。運河的開通，是的江南的糧食，絲綢，錢銀等等源源不斷為中央輸血。無論蘇常熟，還是蘇杭熟，或者湖廣熟，都可以保證天下足。大唐因為運河才能在藩鎮割據中保證中央的財力，而明清更是靠著運河保證統治的安穩。

第三運河養育了流域的各地人民。無論灌溉還是航運，運河都是沿岸百姓的母親河。揚州因為運河盛極一時，杭州因為運河成為東南第一州，淮安因為運河成為交通樞紐等等。鹽幫，漕丁，河工都靠著運河繁衍生息，今天杭州富義倉的遺址就是漕運發達的證明。哪怕到了現在，運河也是南水北調的東線通道，養育著更多的地方和人民。

可以說，大運河對華人不僅僅是一條河。更是國家統一的象徵，是經濟富庶的表現，更是資源調配的手段。大運河也將這樣繼續養育華人一代一代的繁衍，發展下去。

隋運河以洛陽為中心，北起涿郡，南到餘杭，全長兩千多公里，分為永濟渠、通濟渠、山陽瀆（邗溝）、江南河四段。接五大水系黃河，長江，海河，淮河，錢塘江，是世界上最雄偉的工程之一。運河長度，世界首屈一指，河道水深、寬度、通航能力--是最大的。運河開通，“商旅往返，船乘不絕”。唐皮日休曰：“北通涿郡之漁商，南運江都之轉輸，其為利也博哉！”（《皮子文藪·汴河銘》）。《汴河懷古》（皮日休）雲：“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大運河如同長城，飲譽世界，體現了中國古代勞動人民的聰明才智和創造力。

運河通航以後，不僅成為南北政治、經濟、文化聯絡的紐帶，也成為溝通亞洲內陸“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樞紐。運河的通航還促進了沿岸地區城鎮和工商業發展，它還宛如一條綵帶，沿岸城鎮猶如綵帶上鑲嵌的一顆顆明珠。此後，歷代王朝對運河不斷疏浚和改造，使它持續發揮著貫通南北動脈的作用。 運河的開通，促進了城市發展，江都、餘杭、涿郡等迅速繁榮；維護了國家統一，促進了中央集權穩定。

大運河的南北大貫通 運河區域的社會經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興盛與繁榮 促進了南北文化和中外文化的大交流 加強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發源地齊魯地區與中原地區、江南地區的文化交融 對中國歷史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2014年6月22日，卡達首都多哈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中國大運河剛剛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中國第46項世界遺產和第32項世界文化遺產。大運河流經中國八省市33城市，大運河及其支流長度達到3000公里，是世界上由國家修建的最廣闊的、最古老的內河水道系統。

隋運河以洛陽為中心,北起涿郡,南到餘杭,全長兩千多公里,分為永濟渠、通濟渠、山陽瀆（邗溝）、江南河四段.接五大水系黃河,長江,海河,淮河,錢塘江,是世界上最雄偉的工程之一.運河長度,世界首屈一指,河道水深、寬度、通航能力--是最大的.運河開通,“商旅往返,船乘不絕”.唐皮日休曰：“北通涿郡之漁商,南運江都之轉輸,其為利也博哉!”（《皮子文藪·汴河銘》）.《汴河懷古》（皮日休）雲：“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大運河如同長城,飲譽世界,體現了中國古代勞動人民的聰明才智和創造力.

運河通航以後,不僅成為南北政治、經濟、文化聯絡的紐帶,也成為溝通亞洲內陸“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樞紐.運河的通航還促進了沿岸地區城鎮和工商業發展,它還宛如一條綵帶,沿岸城鎮猶如綵帶上鑲嵌的一顆顆明珠.此後,歷代王朝對運河不斷疏浚和改造,使它持續發揮著貫通南北動脈的作用. 運河的開通,促進了城市發展,江都、餘杭、涿郡等迅速繁榮；維護了國家統一,促進了中央集權穩定.

京杭大運河。是國家的大工程。途經8個省，33個市。全長3000公里。是人工開鑿的大運河。水運的發達富裕兩岸的人們。

大運河開挖、暢通與衰落，在一定程度上凸顯了中國社會特殊的執行與發展軌跡。因此大運河既是一條河，更代表了一種制度、一個知識體系和一種生活方式。運河及其流經的線性區域所孕育的文化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形塑中國文化的基因之一。運河的“運”字本意為運輸，但在社會體系之中，藉助水的流轉，“運河”成為漕糧運輸、文化傳播、市場構建和社會平衡的載體；在文化體系中，運河之運又與傳統社會的國祚、文脈緊密相連。在這個意義上，進行大運河內涵、價值的追問，探索大運河文化帶建設路徑，或應首先從其脈絡源頭與歷史程序的文化意義談起。

“大運河”名稱的歷史變化

在歷史脈絡中，“運河”名稱的由來與變化，是不同歷史節點所勾連的歷史程序的反映。從典籍記載來看，早期運河多稱溝或渠，如邗溝、靈渠等，天然河道則稱水，如黃河就被稱為“河水”。儘管運河歷史悠久，濫觴於靈渠、邗溝，甚或更早，但運河名稱的產生以及“專稱”的確定卻是中古以後的事情。漢代“漕渠”名稱出現，特指漢武帝時在關中開鑿的西起長安、東通黃河的水利工程。《說文》解釋曰：“漕，水轉谷也。”即透過水路轉運糧食。至隋唐時期，具有漕運功能的人工河多被稱為漕渠，又因該時期“河”字已不再是黃河的專稱，所以“漕河”一詞也出現了，用來指稱漕運河流。如唐杜佑《通典》記：“天寶二年，左常侍兼陝州刺史韋堅開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華陰入渭，引永豐倉及三門倉米以給京師，名曰"廣運潭"。”宋代“漕河”名稱廣泛使用，但同時“運河”一詞開始出現，《四庫全書》所列宋代文獻中有94種使用了“運河”的名稱。“大運河”的概念也首次在南宋江南運河段出現，據南宋《淳祐臨安志》載：“下塘河，南自天宗水門接鹽橋運河，餘杭水門，二水合於北郭稅務司前，一由東北上塘過東倉新橋入大運河，至長安閘入秀州，曰運河，一由西北過德勝橋上北城堰過江漲橋、喻家橋、北新橋以北入安吉州界，曰下塘河。”這裡所說的大運河指的是江南運河。可見，這一時期，運河已然成為一個特有名詞，指稱某段人工河，但前須加地名指代。值得注意的是，從文獻所記錄的名稱分佈來看，“運河”一詞多出現在江淮和江南區域，包括龜山運河、揚楚運河、浙西運河等。

元明清時期“運河”開始指稱南北貫通的京杭大運河，元代已有“運河二千餘里，漕公私物貨，為利甚大”的說法，但使用並不廣泛，相反“運糧河”一詞在北方區域多用來指稱漕運河流。明代正史文獻雖亦稱運河，但《明史》仍稱運河為“漕河”：“明成祖肇建北京，轉漕東南，水陸兼輓，仍元人之舊，參用海運。逮會通河開，海陸並罷。南極江口，北盡大通橋，運道三千餘里。總名曰漕河。”明代其他專書、地方誌等也多用漕河之名，如《漕河圖志》《萬曆兗州府志·漕河》等。事實上，《明史·河渠志》《清史稿·河渠志》中，都列“運河”專篇，指北至北京、南至杭州的運河，但兩者又有不同，前者列運河篇，但稱“漕河”，且將運河每一段河道都加上漕字，使之有“白漕、衛漕、閘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之別”；後者則直接稱運河：“運河自京師歷直沽、山東，下達揚子江口，南北二千餘里，又自京口抵杭州，首尾八百餘里，通謂之運河。”雍正四年官方正式設定北運河的管理機構後，多使用通惠河、北運河、南運河和江南運河等說法。近世以來，民間則往往將其稱為“京杭運河”或“大運河”，2014年運河“申遺”過程中，又將隋唐、浙東兩段運河與京杭運河合稱為中國“大運河”。

清代水利學家傅澤洪在《行水金鑑》中說：“運道有跡可循，而通變則本乎時勢。”運河名稱的變化反映了運道及其背後時勢發展變化的趨勢，從渠、溝到漕渠、漕河，再到運河、運糧河、大運河，大運河名稱經歷了由區域到跨區域、由專稱到統稱再到專稱、由“漕”到“運”或“漕”“運”兼稱的不同階段。首先，漕運是運河的基本功能，以“漕”為核心的漕河或漕渠的名稱無疑都突出了這種功能，同時，“運河”一詞也並未脫離漕運的主旨，而是以“運”字突出了“漕”的狀態。其次，漕河、運河等名稱都經歷了從地方專稱到南北通途或地方河流專稱的變化過程，這個過程不僅是中國社會發展的過程，而且也是運河附屬功能逐漸增加和社會交流日漸頻繁的過程。“運河”一詞在宋代出現似非偶然，比之隋唐時期，運河在保留漕運功能的同時，貿易交流的職能進一步加強，正如陸游所言，運河“假手隋氏而為吾宋之利”，這種“利”一方面是漕糧運輸的便利，更主要的是商業運輸以及對外貿易之利，尤其是南宋時期，浙東運河、浙西運河是其經濟命脈，浙東運河還主要承擔了對外貿易的功能。最後，運河名稱的變化不僅體現了歷時性變化的過程，而且區域差異亦可見一斑。宋代以運河命名的河流多集中於江南地區，遼金元時期，運糧河的名稱則多出現在北方，這或許正是不同的文化及其實踐在語言上的反映。

咸豐五年（1855年），黃河在河南銅瓦廂決口北徙後改由山東入海，致使山東境內河道廢棄，南北航運中斷。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河運漕糧停止，運河的漕運功能結束。不過，在經濟崛起和文化保護與傳承的背景之下，大運河作為中華文明象徵載體的整體性與延續性價值凸顯，在歷史上有著重要意義的三段運河及其影響下的區域被視為一個具有實際和文化象徵功能的整體性的運河帶。所謂“運河帶”，是指因大運河流經而形成的空間上的帶狀區域；而“大運河文化帶”，則是指置於運河帶狀區域之上、在歷史程序中積累的，由民眾創造、遵循、延續的制度、技術和社會文化的總和。與其他區域文化相比，它因存在嚴重的區域差異，而缺乏實際意義上的歸屬感和認同感，但由於運河具有強烈的歷史、地域的整合、溝通功能，因此，“文化帶”又是一個符號意義上的線性共同體。

大運河文化的內涵

觀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凝結在物質之中又遊離於物質之外的能夠被傳承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文學藝術、價值觀念乃至信仰等。運河文化的內涵也是如此，但同時又有區別於其他文化的特殊內涵，人工開挖是其區別於其他河道的水利屬性；國家制度是其作為文化的一種戰略高度；連線南北是其社會屬性。從這三種屬性中，可以看出運河文化的內涵包括了技術文化、制度文化、社會文化三大類。

首先是技術層面的運河文化，即運河的文物特性。相對於長江、黃河等河流，運河人工開挖的特點決定了其首先反映了人與自然的關係，辯證地看，這關係中既蘊含著人定勝天的積極態度，也有相地而流、本乎時勢的理性，是人類適應自然和改造自然這一永恆矛盾的權衡。當這兩種思想共同反映在運河河道開挖、疏通、改變及維護的層面上，就形成一種技術層面的文化，可以分為水運工程、引水工程、蓄水系統、整治系統、防災系統等。其中節制工程、穿越工程、跨江河工程、閘壩工程等專門性工程是工程技術的核心。這些完備且頗具技術含量的工程濃縮了歷代官員、水利專家以及大量百姓的心血與智慧，使得中國古代的運河技術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其次，漕運制度，即漕運及運河治理所反映的制度文化。康有為曾說：“漕運之制，為中國大制。”（《康有為政論集》）這一“大制”，跨越多個朝代，形成了穩定的運河制度文化。運河所蘊含的制度文化包含兩個層面，一是行政管理文化。運河河道和漕運管理都屬於國家行政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機構組織、法律規制、人事安排等一系列河漕制度，是各朝各代執政者政治管理經驗的總結與提煉，其完備性、周密性和成熟性以及整合的意義，亦反映了傳統制度文化建設與發展的特質。二是戰略文化。從歷史長時段來看，運河線路的延長以及從人字形到南北貫通的一字型的改變，不僅從空間上拉近了中國南北的距離，更從國家戰略格局上促進了傳統經濟格局和政治地緣格局的改變，解決了集權政治的穩定性、區域地方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等問題，保證了國家統一和安全。

最後，社會文化，大運河區域的社會文化是由運河及其所流經區域民眾所創造、遵循、延續的文化，它是在運河開鑿和通航過程中，長期積澱形成的全部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和，是一個以時空輻射為演變特徵的跨區域、綜合性的文化系統。與其他文化相比，運河社會文化有著顯著的“運河”特徵和開放、溝通、區域的特性。事實上，運河社會文化是一個寬泛的範疇，因劃分標準不同，而形成了多種文化型別，因此其內涵似難以界定。但總體來看，關於運河社會文化的認識和理解，一方面應強調“運河性”文化的拼盤或多學科組合，如它涉及商貿文化、建築文化、曲藝文化、飲食文化、信仰文化和民俗風情等多種門類；另一方面，還應看到運河歷史文化是一個整體，從“人”的視角出發，運河文化並非所有的事實和現象，而是人們的行為，以及影響人的行為要素的整體聯絡的因素。所以，運河社會文化是運河區域民眾所創造的文化本身與文化形成過程的結合。

大運河文化的價值與功能

大運河在古代王朝的時間序列和區域、跨區域的空間裡實現了功能的價值性延續，對其進行意義追尋，既是文化遺產層面、知識系統層面、民族精神等層面的傳承與發展的需求，也是文化傳播及戰略佈局的需求。運河的價值與功能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作為文化載體的運河。大運河具有物化和符號化的不同意義，承載了“水利—物質”“國家—社會”“精神—行為”三個層面的內容。運河載體，既指實際的運河河道及其附屬工程、建築，也是指人們觀念中的大運河，即作為“事物”的大運河在人們觀念中所構建起來並清晰存在的形象。大運河載體功能的發揮是指其對文化的聚合、傳播、催生的作用。運河的流動性和開放性，使得人口流動速度加快，精英文化的價值觀念較快地滲入大眾生活中，區域間文化的融合性極強，各種文化相互吸收、融合、涵化，發生內容和形式上的變化，並透過相互接觸、交流進而相互分拆、合併，在共性認識的基礎上建立具有連續性和一致性的新文化。運河載體功能的發揮，就是不同文化相互吸收、交融、調和而趨於一體化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作為載體的“運河帶”不是一個單純的地域概念，而是一個與運河相關的包含經濟、政治、思想、意識等層面互動作用的統合體。

2.作為文化聯結紐帶的運河。大運河帶是標籤性的“線性共同體”，同時又具有明顯的區域、跨區域特性，該區域包括了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浙江、河南、安徽等行政區域，也跨越了江南、江北自然區域，以及燕趙、齊魯、中原、江南等不同文化圈。它連線南北，並進而透過其他東西之河道及交通樞紐相互聯結，形成了經濟、文化傳播的網路。在這個意義上，運河與其他自然河流一起，共同構建了中國地域的線性框架性格局。同時，大運河分別在寧波和洛陽與絲綢之路交匯，是海上絲綢之路和絲綢之路的連線線，將草原、沙漠、絲綢之路聯絡成一個環狀，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文化交流和商品貿易通道。所以，運河文化本身的歷時演變與附著其上的文化脈絡編織了一個巨大的文化網路，溝通古今且連線世界。

3.作為生活方式的運河。“運河”是一種文化符號，更是一種生活方式。大運河開挖、通航所形成的生存環境和生活條件，已經成為一個巨大的生活磁場，不僅漕運群體、商人組織、河工人群等因運河形成了獨特的生活方式，而且也造就了運河流經區域社會人群特殊的生存、生活方式，並由此形成了人們不一樣的風俗觀念。生活方式不會隨運河斷流而快速消逝，也不會在時代變遷中永遠固守，真實而生動地存續於生活場景和基本生活情態中的運河，是最有價值和活力的，它們在日常生活的勞作、交往、消費、娛樂、禮儀等層面得到傳承。因此，大運河文化的傳承與保護，旨在喚醒、傳承集體記憶，讓作為遺產的“物”化運河與作為主體的“人”的邊界逐步消失，在斷流河道，透過物化的運河遺產構建持續的文化傳承；在依舊暢通的河段，讓運河所浸潤的、人們已經過慣了的生活安靜延續。

中國大運河，是京杭運河、隋唐運河、浙東運河的總稱，2014年6月22號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宣佈,中國大運河專案成功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成為中國第46個世界遺產專案。大運河文化，是大運河自開鑿以來，沿大運河流域多民族文化、習俗長期交流融合形成的帶有大運河流域特點的傳統習俗、生活方式、文學藝術、行為規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大運河文化內涵，主要包括大運河區域的社會文化與習俗，其次包括漕運制度及運河開挖與管理。作為文化交流融合紐帶的大運河，具有流動性和開放性的特點，它跨越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浙江、河南、安徽等行政區域，溝通燕趙、齊魯、中原、江南等不同文化圈，起到了文化的聚合、傳播、催生的作用，並逐步形成一種新的具有大運河流域特色的兼收幷蓄、包容多樣、獨具魅力的運河文化系統，是中國優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大運河開挖、暢通與衰落，在一定程度上凸顯了中國社會特殊的執行與發展軌跡。因此大運河既是一條河，更代表了一種制度、一個知識體系和一種生活方式。運河及其流經的線性區域所孕育的文化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形塑中國文化的基因之一。運河的“運”字本意為運輸，但在社會體系之中，藉助水的流轉，“運河”成為漕糧運輸、文化傳播、市場構建和社會平衡的載體;在文化體系中，運河之運又與傳統社會的國祚、文脈緊密相連。在這個意義上，進行大運河內涵、價值的追問，探索大運河文化帶建設路徑，或應首先從其脈絡源頭與歷史程序的文化意義談起。

“大運河”名稱的歷史變化

在歷史脈絡中，“運河”名稱的由來與變化，是不同歷史節點所勾連的歷史程序的反映。從典籍記載來看，早期運河多稱溝或渠，如邗溝、靈渠等，天然河道則稱水，如黃河就被稱為“河水”。儘管運河歷史悠久，濫觴於靈渠、邗溝，甚或更早，但運河名稱的產生以及“專稱”的確定卻是中古以後的事情。漢代“漕渠”名稱出現，特指漢武帝時在關中開鑿的西起長安、東通黃河的水利工程。《說文》解釋曰：“漕，水轉谷也。”即透過水路轉運糧食。至隋唐時期，具有漕運功能的人工河多被稱為漕渠，又因該時期“河”字已不再是黃河的專稱，所以“漕河”一詞也出現了，用來指稱漕運河流。如唐杜佑《通典》記：“天寶二年，左常侍兼陝州刺史韋堅開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華陰入渭，引永豐倉及三門倉米以給京師，名曰‘廣運潭’。”宋代“漕河”名稱廣泛使用，但同時“運河”一詞開始出現，《四庫全書》所列宋代文獻中有94種使用了“運河”的名稱。“大運河”的概念也首次在南宋江南運河段出現，據南宋《淳祐臨安志》載：“下塘河，南自天宗水門接鹽橋運河，餘杭水門，二水合於北郭稅務司前，……一由東北上塘過東倉新橋入大運河，至長安閘入秀州，曰運河，一由西北過德勝橋上北城堰過江漲橋、喻家橋、北新橋以北入安吉州界，曰下塘河。”這裡所說的大運河指的是江南運河。可見，這一時期，運河已然成為一個特有名詞，指稱某段人工河，但前須加地名指代。值得注意的是，從文獻所記錄的名稱分佈來看，“運河”一詞多出現在江淮和江南區域，包括龜山運河、揚楚運河、浙西運河等。

元明清時期“運河”開始指稱南北貫通的京杭大運河，元代已有“運河二千餘里，漕公私物貨，為利甚大”的說法，但使用並不廣泛，相反“運糧河”一詞在北方區域多用來指稱漕運河流。明代正史文獻雖亦稱運河，但《明史》仍稱運河為“漕河”：“明成祖肇建北京，轉漕東南，水陸兼輓，仍元人之舊，參用海運。逮會通河開，海陸並罷。南極江口，北盡大通橋，運道三千餘里。……總名曰漕河。”明代其他專書、地方誌等也多用漕河之名，如《漕河圖志》《萬曆兗州府志•漕河》等。事實上，《明史•河渠志》《清史稿•河渠志》中，都列“運河”專篇，指北至北京、南至杭州的運河，但兩者又有不同，前者列運河篇，但稱“漕河”，且將運河每一段河道都加上漕字，使之有“白漕、衛漕、閘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之別”;後者則直接稱運河：“運河自京師歷直沽、山東，下達揚子江口，南北二千餘里，又自京口抵杭州，首尾八百餘里，通謂之運河。”雍正四年官方正式設定北運河的管理機構後，多使用通惠河、北運河、南運河和江南運河等說法。近世以來，民間則往往將其稱為“京杭運河”或“大運河”，2014年運河“申遺”過程中，又將隋唐、浙東兩段運河與京杭運河合稱為中國“大運河”。

清代水利學家傅澤洪在《行水金鑑》中說：“運道有跡可循，而通變則本乎時勢。”運河名稱的變化反映了運道及其背後時勢發展變化的趨勢，從渠、溝到漕渠、漕河，再到運河、運糧河、大運河，大運河名稱經歷了由區域到跨區域、由專稱到統稱再到專稱、由“漕”到“運”或“漕”“運”兼稱的不同階段。首先，漕運是運河的基本功能，以“漕”為核心的漕河或漕渠的名稱無疑都突出了這種功能，同時，“運河”一詞也並未脫離漕運的主旨，而是以“運”字突出了“漕”的狀態。其次，漕河、運河等名稱都經歷了從地方專稱到南北通途或地方河流專稱的變化過程，這個過程不僅是中國社會發展的過程，而且也是運河附屬功能逐漸增加和社會交流日漸頻繁的過程。“運河”一詞在宋代出現似非偶然，比之隋唐時期，運河在保留漕運功能的同時，貿易交流的職能進一步加強，正如陸游所言，運河“假手隋氏而為吾宋之利”，這種“利”一方面是漕糧運輸的便利，更主要的是商業運輸以及對外貿易之利，尤其是南宋時期，浙東運河、浙西運河是其經濟命脈，浙東運河還主要承擔了對外貿易的功能。最後，運河名稱的變化不僅體現了歷時性變化的過程，而且區域差異亦可見一斑。宋代以運河命名的河流多集中於江南地區，遼金元時期，運糧河的名稱則多出現在北方，這或許正是不同的文化及其實踐在語言上的反映。

咸豐五年(1855年)，黃河在河南銅瓦廂決口北徙後改由山東入海，致使山東境內河道廢棄，南北航運中斷。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河運漕糧停止，運河的漕運功能結束。不過，在經濟崛起和文化保護與傳承的背景之下，大運河作為中華文明象徵載體的整體性與延續性價值凸顯，在歷史上有著重要意義的三段運河及其影響下的區域被視為一個具有實際和文化象徵功能的整體性的運河帶。所謂“運河帶”，是指因大運河流經而形成的空間上的帶狀區域;而“大運河文化帶”，則是指置於運河帶狀區域之上、在歷史程序中積累的，由民眾創造、遵循、延續的制度、技術和社會文化的總和。與其他區域文化相比，它因存在嚴重的區域差異，而缺乏實際意義上的歸屬感和認同感，但由於運河具有強烈的歷史、地域的整合、溝通功能，因此，“文化帶”又是一個符號意義上的線性共同體。

大運河文化的內涵

觀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凝結在物質之中又遊離於物質之外的能夠被傳承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文學藝術、價值觀念乃至信仰等。運河文化的內涵也是如此，但同時又有區別於其他文化的特殊內涵，人工開挖是其區別於其他河道的水利屬性;國家制度是其作為文化的一種戰略高度;連線南北是其社會屬性。從這三種屬性中，可以看出運河文化的內涵包括了技術文化、制度文化、社會文化三大類。

首先是技術層面的運河文化，即運河的文物特性。相對於長江、黃河等河流，運河人工開挖的特點決定了其首先反映了人與自然的關係，辯證地看，這關係中既蘊含著人定勝天的積極態度，也有相地而流、本乎時勢的理性，是人類適應自然和改造自然這一永恆矛盾的權衡。當這兩種思想共同反映在運河河道開挖、疏通、改變及維護的層面上，就形成一種技術層面的文化，可以分為水運工程、引水工程、蓄水系統、整治系統、防災系統等。其中節制工程、穿越工程、跨江河工程、閘壩工程等專門性工程是工程技術的核心。這些完備且頗具技術含量的工程濃縮了歷代官員、水利專家以及大量百姓的心血與智慧，使得中國古代的運河技術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其次，漕運制度，即漕運及運河治理所反映的制度文化。康有為曾說：“漕運之制，為中國大制。”(《康有為政論集》)這一“大制”，跨越多個朝代，形成了穩定的運河制度文化。運河所蘊含的制度文化包含兩個層面，一是行政管理文化。運河河道和漕運管理都屬於國家行政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機構組織、法律規制、人事安排等一系列河漕制度，是各朝各代執政者政治管理經驗的總結與提煉，其完備性、周密性和成熟性以及整合的意義，亦反映了傳統制度文化建設與發展的特質。二是戰略文化。從歷史長時段來看，運河線路的延長以及從人字形到南北貫通的一字型的改變，不僅從空間上拉近了中國南北的距離，更從國家戰略格局上促進了傳統經濟格局和政治地緣格局的改變，解決了集權政治的穩定性、區域地方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等問題，保證了國家統一和安全。

最後，社會文化，大運河區域的社會文化是由運河及其所流經區域民眾所創造、遵循、延續的文化，它是在運河開鑿和通航過程中，長期積澱形成的全部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和，是一個以時空輻射為演變特徵的跨區域、綜合性的文化系統。與其他文化相比，運河社會文化有著顯著的“運河”特徵和開放、溝通、區域的特性。事實上，運河社會文化是一個寬泛的範疇，因劃分標準不同，而形成了多種文化型別，因此其內涵似難以界定。但總體來看，關於運河社會文化的認識和理解，一方面應強調“運河性”文化的拼盤或多學科組合，如它涉及商貿文化、建築文化、曲藝文化、飲食文化、信仰文化和民俗風情等多種門類;另一方面，還應看到運河歷史文化是一個整體，從“人”的視角出發，運河文化並非所有的事實和現象，而是人們的行為，以及影響人的行為要素的整體聯絡的因素。所以，運河社會文化是運河區域民眾所創造的文化本身與文化形成過程的結合。

大運河文化的價值與功能

大運河在古代王朝的時間序列和區域、跨區域的空間裡實現了功能的價值性延續，對其進行意義追尋，既是文化遺產層面、知識系統層面、民族精神等層面的傳承與發展的需求，也是文化傳播及戰略佈局的需求。運河的價值與功能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作為文化載體的運河。大運河具有物化和符號化的不同意義，承載了“水利—物質”“國家—社會”“精神—行為”三個層面的內容。運河載體，既指實際的運河河道及其附屬工程、建築，也是指人們觀念中的大運河，即作為“事物”的大運河在人們觀念中所構建起來並清晰存在的形象。大運河載體功能的發揮是指其對文化的聚合、傳播、催生的作用。運河的流動性和開放性，使得人口流動速度加快，精英文化的價值觀念較快地滲入大眾生活中，區域間文化的融合性極強，各種文化相互吸收、融合、涵化，發生內容和形式上的變化，並透過相互接觸、交流進而相互分拆、合併，在共性認識的基礎上建立具有連續性和一致性的新文化。運河載體功能的發揮，就是不同文化相互吸收、交融、調和而趨於一體化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作為載體的“運河帶”不是一個單純的地域概念，而是一個與運河相關的包含經濟、政治、思想、意識等層面互動作用的統合體。

2.作為文化聯結紐帶的運河。大運河帶是標籤性的“線性共同體”，同時又具有明顯的區域、跨區域特性，該區域包括了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浙江、河南、安徽等行政區域，也跨越了江南、江北自然區域，以及燕趙、齊魯、中原、江南等不同文化圈。它連線南北，並進而透過其他東西之河道及交通樞紐相互聯結，形成了經濟、文化傳播的網路。在這個意義上，運河與其他自然河流一起，共同構建了中國地域的線性框架性格局。同時，大運河分別在寧波和洛陽與絲綢之路交匯，是海上絲綢之路和絲綢之路的連線線，將草原、沙漠、絲綢之路聯絡成一個環狀，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文化交流和商品貿易通道。所以，運河文化本身的歷時演變與附著其上的文化脈絡編織了一個巨大的文化網路，溝通古今且連線世界。

3.作為生活方式的運河。“運河”是一種文化符號，更是一種生活方式。大運河開挖、通航所形成的生存環境和生活條件，已經成為一個巨大的生活磁場，不僅漕運群體、商人組織、河工人群等因運河形成了獨特的生活方式，而且也造就了運河流經區域社會人群特殊的生存、生活方式，並由此形成了人們不一樣的風俗觀念。生活方式不會隨運河斷流而快速消逝，也不會在時代變遷中永遠固守，真實而生動地存續於生活場景和基本生活情態中的運河，是最有價值和活力的，它們在日常生活的勞作、交往、消費、娛樂、禮儀等層面得到傳承。因此，大運河文化的傳承與保護，旨在喚醒、傳承集體記憶，讓作為遺產的“物”化運河與作為主體的“人”的邊界逐步消失，在斷流河道，透過物化的運河遺產構建持續的文化傳承;在依舊暢通的河段，讓運河所浸潤的、人們已經過慣了的生活安靜延續。

大運河由京杭大運河、隋唐大運河、浙東運河三部分構成，在空間上，縱貫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聯結了五大水系。作為一條人工開鑿的長河，全長近3200公里，開鑿至今已有2500多年，是中國古代創造的一項偉大工程，是世界上距離最長、規模最大的運河，其中一部分至今仍在沿線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產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2014年6月，中國大運河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標誌中國大運河正式成為世界文化遺產。

大運河記錄了中國歷史文化寫不盡的厚重、壯美和輝煌，見證了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和中華民族的勤勞智慧。當前正在打造的大運河文化帶有著很重要的歷史和現實，加強保護傳承利用，堅定文化自信，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弘揚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更好構築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將為新時代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提供重要支撐。

大運河時空跨度長，地域面積廣，遺產類別多，文化價值高，歷史與現實相互交融，蘊含著深厚的精神內涵，承載著豐富的時代價值。當前應該加強大運河所承載的豐厚優秀傳統文化的保護、挖掘和闡釋，傳承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核心，推動大運河文化與時代元素相結合，煥發出新的生機活力，將為新時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提供強大動力。

大運河自古以來就是全國各民族各地區交融互動的關鍵紐帶，也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鑑的前沿地帶，對國內外文明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是中華民族留給世界的寶貴遺產。打造大運河文化帶，強化大運河精神內涵，挖掘和弘揚時代價值，深化國際交流互鑑，再現大運河包容開放天然屬性，將為新時代講好中國故事，更好展現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提供重要平臺。大運河是貫通南北的文化長廊，也是聯絡不同區域的重要經濟動脈和生態廊道，擁有極為豐富的文化、生態、航運資源。

打造大運河文化帶，緊密結合國家重大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實施，統籌大運河相關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推進文化旅遊和相關產業融合發展，以文化為引領促進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當地社會和諧繁榮，將為新時代區域創新融合協調發展提供示範樣板。近年國家對“保護好、傳承好、利用好”大運河文化遺產非常重視。2019年2月專門印發《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規劃綱要》。按照高質量發展要求，從國家戰略層面對大運河文化帶建設進行頂層設計，把大運河文化帶建設提升為國家戰略。

大運河文化的內涵與價值

光明日報

2018-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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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運河 新華社發

大運河開挖、暢通與衰落，在一定程度上凸顯了中國社會特殊的執行與發展軌跡。因此大運河既是一條河，更代表了一種制度、一個知識體系和一種生活方式。運河及其流經的線性區域所孕育的文化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形塑中國文化的基因之一。運河的“運”字本意為運輸，但在社會體系之中，藉助水的流轉，“運河”成為漕糧運輸、文化傳播、市場構建和社會平衡的載體；在文化體系中，運河之運又與傳統社會的國祚、文脈緊密相連。在這個意義上，進行大運河內涵、價值的追問，探索大運河文化帶建設路徑，或應首先從其脈絡源頭與歷史程序的文化意義談起。

“大運河”名稱的歷史變化

在歷史脈絡中，“運河”名稱的由來與變化，是不同歷史節點所勾連的歷史程序的反映。從典籍記載來看，早期運河多稱溝或渠，如邗溝、靈渠等，天然河道則稱水，如黃河就被稱為“河水”。儘管運河歷史悠久，濫觴於靈渠、邗溝，甚或更早，但運河名稱的產生以及“專稱”的確定卻是中古以後的事情。漢代“漕渠”名稱出現，特指漢武帝時在關中開鑿的西起長安、東通黃河的水利工程。《說文》解釋曰：“漕，水轉谷也。”即透過水路轉運糧食。至隋唐時期，具有漕運功能的人工河多被稱為漕渠，又因該時期“河”字已不再是黃河的專稱，所以“漕河”一詞也出現了，用來指稱漕運河流。如唐杜佑《通典》記：“天寶二年，左常侍兼陝州刺史韋堅開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華陰入渭，引永豐倉及三門倉米以給京師，名曰"廣運潭"。”宋代“漕河”名稱廣泛使用，但同時“運河”一詞開始出現，《四庫全書》所列宋代文獻中有94種使用了“運河”的名稱。“大運河”的概念也首次在南宋江南運河段出現，據南宋《淳祐臨安志》載：“下塘河，南自天宗水門接鹽橋運河，餘杭水門，二水合於北郭稅務司前，……一由東北上塘過東倉新橋入大運河，至長安閘入秀州，曰運河，一由西北過德勝橋上北城堰過江漲橋、喻家橋、北新橋以北入安吉州界，曰下塘河。”這裡所說的大運河指的是江南運河。可見，這一時期，運河已然成為一個特有名詞，指稱某段人工河，但前須加地名指代。值得注意的是，從文獻所記錄的名稱分佈來看，“運河”一詞多出現在江淮和江南區域，包括龜山運河、揚楚運河、浙西運河等。

元明清時期“運河”開始指稱南北貫通的京杭大運河，元代已有“運河二千餘里，漕公私物貨，為利甚大”的說法，但使用並不廣泛，相反“運糧河”一詞在北方區域多用來指稱漕運河流。明代正史文獻雖亦稱運河，但《明史》仍稱運河為“漕河”：“明成祖肇建北京，轉漕東南，水陸兼輓，仍元人之舊，參用海運。逮會通河開，海陸並罷。南極江口，北盡大通橋，運道三千餘里。……總名曰漕河。”明代其他專書、地方誌等也多用漕河之名，如《漕河圖志》《萬曆兗州府志·漕河》等。事實上，《明史·河渠志》《清史稿·河渠志》中，都列“運河”專篇，指北至北京、南至杭州的運河，但兩者又有不同，前者列運河篇，但稱“漕河”，且將運河每一段河道都加上漕字，使之有“白漕、衛漕、閘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之別”；後者則直接稱運河：“運河自京師歷直沽、山東，下達揚子江口，南北二千餘里，又自京口抵杭州，首尾八百餘里，通謂之運河。”雍正四年官方正式設定北運河的管理機構後，多使用通惠河、北運河、南運河和江南運河等說法。近世以來，民間則往往將其稱為“京杭運河”或“大運河”，2014年運河“申遺”過程中，又將隋唐、浙東兩段運河與京杭運河合稱為中國“大運河”。

清代水利學家傅澤洪在《行水金鑑》中說：“運道有跡可循，而通變則本乎時勢。”運河名稱的變化反映了運道及其背後時勢發展變化的趨勢，從渠、溝到漕渠、漕河，再到運河、運糧河、大運河，大運河名稱經歷了由區域到跨區域、由專稱到統稱再到專稱、由“漕”到“運”或“漕”“運”兼稱的不同階段。首先，漕運是運河的基本功能，以“漕”為核心的漕河或漕渠的名稱無疑都突出了這種功能，同時，“運河”一詞也並未脫離漕運的主旨，而是以“運”字突出了“漕”的狀態。其次，漕河、運河等名稱都經歷了從地方專稱到南北通途或地方河流專稱的變化過程，這個過程不僅是中國社會發展的過程，而且也是運河附屬功能逐漸增加和社會交流日漸頻繁的過程。“運河”一詞在宋代出現似非偶然，比之隋唐時期，運河在保留漕運功能的同時，貿易交流的職能進一步加強，正如陸游所言，運河“假手隋氏而為吾宋之利”，這種“利”一方面是漕糧運輸的便利，更主要的是商業運輸以及對外貿易之利，尤其是南宋時期，浙東運河、浙西運河是其經濟命脈，浙東運河還主要承擔了對外貿易的功能。最後，運河名稱的變化不僅體現了歷時性變化的過程，而且區域差異亦可見一斑。宋代以運河命名的河流多集中於江南地區，遼金元時期，運糧河的名稱則多出現在北方，這或許正是不同的文化及其實踐在語言上的反映。

咸豐五年（1855年），黃河在河南銅瓦廂決口北徙後改由山東入海，致使山東境內河道廢棄，南北航運中斷。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河運漕糧停止，運河的漕運功能結束。不過，在經濟崛起和文化保護與傳承的背景之下，大運河作為中華文明象徵載體的整體性與延續性價值凸顯，在歷史上有著重要意義的三段運河及其影響下的區域被視為一個具有實際和文化象徵功能的整體性的運河帶。所謂“運河帶”，是指因大運河流經而形成的空間上的帶狀區域；而“大運河文化帶”，則是指置於運河帶狀區域之上、在歷史程序中積累的，由民眾創造、遵循、延續的制度、技術和社會文化的總和。與其他區域文化相比，它因存在嚴重的區域差異，而缺乏實際意義上的歸屬感和認同感，但由於運河具有強烈的歷史、地域的整合、溝通功能，因此，“文化帶”又是一個符號意義上的線性共同體。

大運河文化的內涵

觀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凝結在物質之中又遊離於物質之外的能夠被傳承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文學藝術、價值觀念乃至信仰等。運河文化的內涵也是如此，但同時又有區別於其他文化的特殊內涵，人工開挖是其區別於其他河道的水利屬性；國家制度是其作為文化的一種戰略高度；連線南北是其社會屬性。從這三種屬性中，可以看出運河文化的內涵包括了技術文化、制度文化、社會文化三大類。

首先是技術層面的運河文化，即運河的文物特性。相對於長江、黃河等河流，運河人工開挖的特點決定了其首先反映了人與自然的關係，辯證地看，這關係中既蘊含著人定勝天的積極態度，也有相地而流、本乎時勢的理性，是人類適應自然和改造自然這一永恆矛盾的權衡。當這兩種思想共同反映在運河河道開挖、疏通、改變及維護的層面上，就形成一種技術層面的文化，可以分為水運工程、引水工程、蓄水系統、整治系統、防災系統等。其中節制工程、穿越工程、跨江河工程、閘壩工程等專門性工程是工程技術的核心。這些完備且頗具技術含量的工程濃縮了歷代官員、水利專家以及大量百姓的心血與智慧，使得中國古代的運河技術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其次，漕運制度，即漕運及運河治理所反映的制度文化。康有為曾說：“漕運之制，為中國大制。”（《康有為政論集》）這一“大制”，跨越多個朝代，形成了穩定的運河制度文化。運河所蘊含的制度文化包含兩個層面，一是行政管理文化。運河河道和漕運管理都屬於國家行政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機構組織、法律規制、人事安排等一系列河漕制度，是各朝各代執政者政治管理經驗的總結與提煉，其完備性、周密性和成熟性以及整合的意義，亦反映了傳統制度文化建設與發展的特質。二是戰略文化。從歷史長時段來看，運河線路的延長以及從人字形到南北貫通的一字型的改變，不僅從空間上拉近了中國南北的距離，更從國家戰略格局上促進了傳統經濟格局和政治地緣格局的改變，解決了集權政治的穩定性、區域地方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等問題，保證了國家統一和安全。

最後，社會文化，大運河區域的社會文化是由運河及其所流經區域民眾所創造、遵循、延續的文化，它是在運河開鑿和通航過程中，長期積澱形成的全部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和，是一個以時空輻射為演變特徵的跨區域、綜合性的文化系統。與其他文化相比，運河社會文化有著顯著的“運河”特徵和開放、溝通、區域的特性。事實上，運河社會文化是一個寬泛的範疇，因劃分標準不同，而形成了多種文化型別，因此其內涵似難以界定。但總體來看，關於運河社會文化的認識和理解，一方面應強調“運河性”文化的拼盤或多學科組合，如它涉及商貿文化、建築文化、曲藝文化、飲食文化、信仰文化和民俗風情等多種門類；另一方面，還應看到運河歷史文化是一個整體，從“人”的視角出發，運河文化並非所有的事實和現象，而是人們的行為，以及影響人的行為要素的整體聯絡的因素。所以，運河社會文化是運河區域民眾所創造的文化本身與文化形成過程的結合。

大運河文化的價值與功能

大運河在古代王朝的時間序列和區域、跨區域的空間裡實現了功能的價值性延續，對其進行意義追尋，既是文化遺產層面、知識系統層面、民族精神等層面的傳承與發展的需求，也是文化傳播及戰略佈局的需求。運河的價值與功能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作為文化載體的運河。大運河具有物化和符號化的不同意義，承載了“水利—物質”“國家—社會”“精神—行為”三個層面的內容。運河載體，既指實際的運河河道及其附屬工程、建築，也是指人們觀念中的大運河，即作為“事物”的大運河在人們觀念中所構建起來並清晰存在的形象。大運河載體功能的發揮是指其對文化的聚合、傳播、催生的作用。運河的流動性和開放性，使得人口流動速度加快，精英文化的價值觀念較快地滲入大眾生活中，區域間文化的融合性極強，各種文化相互吸收、融合、涵化，發生內容和形式上的變化，並透過相互接觸、交流進而相互分拆、合併，在共性認識的基礎上建立具有連續性和一致性的新文化。運河載體功能的發揮，就是不同文化相互吸收、交融、調和而趨於一體化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作為載體的“運河帶”不是一個單純的地域概念，而是一個與運河相關的包含經濟、政治、思想、意識等層面互動作用的統合體。

2.作為文化聯結紐帶的運河。大運河帶是標籤性的“線性共同體”，同時又具有明顯的區域、跨區域特性，該區域包括了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浙江、河南、安徽等行政區域，也跨越了江南、江北自然區域，以及燕趙、齊魯、中原、江南等不同文化圈。它連線南北，並進而透過其他東西之河道及交通樞紐相互聯結，形成了經濟、文化傳播的網路。在這個意義上，運河與其他自然河流一起，共同構建了中國地域的線性框架性格局。同時，大運河分別在寧波和洛陽與絲綢之路交匯，是海上絲綢之路和絲綢之路的連線線，將草原、沙漠、絲綢之路聯絡成一個環狀，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文化交流和商品貿易通道。所以，運河文化本身的歷時演變與附著其上的文化脈絡編織了一個巨大的文化網路，溝通古今且連線世界。

3.作為生活方式的運河。“運河”是一種文化符號，更是一種生活方式。大運河開挖、通航所形成的生存環境和生活條件，已經成為一個巨大的生活磁場，不僅漕運群體、商人組織、河工人群等因運河形成了獨特的生活方式，而且也造就了運河流經區域社會人群特殊的生存、生活方式，並由此形成了人們不一樣的風俗觀念。生活方式不會隨運河斷流而快速消逝，也不會在時代變遷中永遠固守，真實而生動地存續於生活場景和基本生活情態中的運河，是最有價值和活力的，它們在日常生活的勞作、交往、消費、娛樂、禮儀等層面得到傳承。因此，大運河文化的傳承與保護，旨在喚醒、傳承集體記憶，讓作為遺產的“物”化運河與作為主體的“人”的邊界逐步消失，在斷流河道，透過物化的運河遺產構建持續的文化傳承；在依舊暢通的河段，讓運河所浸潤的、人們已經過慣了的生活安靜延續。

世界十大知名運河中，唯一冠以“大”而稱之的，只有中國的京杭大運河。而一個“大”字，並不是單純的距離最長，工程最大，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即是文化之大。

在2014年6月22日的3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大運河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與萬里長城齊名的中國特有文化符號，一牆一河，皆為中華民族古人的智慧、勤勞象徵，沉澱了豐富的文化內涵與價值。

在此，我們姑且不述大運河的開鑿歷史、沿岸景觀……所涵蓋的文化元素，只緊緊抓住大運河三字中間的一個“運”字，來表達對大運河文化內涵和價值的認知，因為它是真正的核心體現。

首先“運”是經濟價值的支撐點。自春秋時期原始古運河的開鑿至後來漕運的發達，無不關聯著古人對其運輸作用的期盼與依賴。戰爭也好，貿易也罷，在沒有高鐵，沒有高速公路，沒有航空運輸的年代，水運是高速與高效（載物量大）結合的最理想工具。

其次“運”是社會價值的綜合體現。大運河溝通中國五大重要水系（長江、黃河、淮河、海河、錢塘江），形成了發達的交通網、灌溉網，為千百年來中國東部的發達提供了重要的前提，也為國家治理髮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第三，“運”是文化沉澱的集中聚焦。大運河兩端的北京、杭州，都是古都名城，自不用說，其它沿線的諸多歷史古地重鎮，都與運河文化休慼相關，迄今也因經濟、社會的發達而常被聚焦。無論從北段天津衛至南段蘇州、湖州，還是聊城、揚州、宿州、淮安等等城市，你都可以隨手撈出一把歷史故事。時至今天，我們杭州在新年伊始之際，還把徒步運河兩岸作為一項文化活動，名曰“走運”，寄託了對未來美好的憧憬。

以上簡單闡述了對大運河文化內涵和價值的感知，正如大詩人李白贊運河所云：“古功利生人，天地同朽滅”，作為先人智慧的結晶與壯美景觀的交叉點，我們不僅應傳承、傳播這一中華民族的驕傲，更應努力維護好其物質與文化的精華所在。

內涵：觀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凝結在物質之中又遊離於物質之外的能夠被傳承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文學藝術、價值觀念乃至信仰等。運河文化的內涵也是如此，但同時又有區別於其他文化的特殊內涵，人工開挖是其區別於其他河道的水利屬性；國家制度是其作為文化的一種戰略高度；連線南北是其社會屬性。從這三種屬性中，可以看出運河文化的內涵包括了技術文化、制度文化、社會文化三大類。價值：大運河在古代王朝的時間序列和區域、跨區域的空間裡實現了功能的價值性延續，對其進行意義追尋，既是文化遺產層面、知識系統層面、民族精神等層面的傳承與發展的需求，也是文化傳播及戰略佈局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