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說，漢朝打得匈奴打了30年也沒有滅掉匈奴！唐朝能滅是因為當時草原上起碼有20個不同勢力存在，突厥只不過是其中最大的一支而已。唐太宗被突厥打得賠款無數。之後一直忍著到臣服於突厥的部落比如薛延陀起兵打突厥打得慘的要死，再加上突厥雪災，吉利可汗又是一個無能之主才讓唐朝撿了便宜，而且，唐朝只維護了幾十年時間。漢唐都是拉一群周邊的勢力打一個，進而分化。

明初時，蒙古戰鬥力也是很強的，但當時漢人戰鬥力更強，所以感覺上，好像明初蒙人很弱。但你要徹底解決蒙古是不可能的，相比之下，明朝軍力還沒有漢唐的強盛，就算朱元璋和朱棣有心滅掉蒙古，現實也告訴他們，這是不可能的！其實，朱元璋一直都想讓蒙古人投降，曾派軍把北元打成游擊隊，但人家想的是復興元朝死不降明朝也沒辦法，最後連元順帝的太子都給放回去了，可是這傢伙回去之後繼續騷擾明朝！朱元璋為了讓蒙古人投降，從來不公開侮辱蒙古人，在發給全國的檔案上從來不罵元朝，就是想讓蒙古人投降！在朱棣時期蒙古就已經臣服了，不過降了之後力量一強大就又反叛，叛一次朱棣打一次，總體上算是全部了臣服了，只不過時間比唐朝短，只有清朝還算是解決這一問題了。土木堡之變後，雖說損失的50萬不算動了大明根本，因為正規軍損失也就那幾萬京城守備部隊，全國的軍隊其實主力都在，而且那時候明軍實力不算太差，保留了一些朱棣時期的一些勇猛，不然明朝早亡了！不過，在此之後，皇帝失去掌握軍隊的權利，想要北伐，也調不動部隊，體系內部文官集團，也沒有北伐的心思，再加上荒涼之地，沒有北伐的必要。

明朝雖然在明成祖時代遷都北京，但終明一代，本質上還是一個 “南人政權” 、南人士大夫集團班底。

他始終缺乏整合內亞和外亞的能力和手段，也理解不了內亞世界的文化與思維方式。

所以，當明朝強大時，可以用軍事力量對北方遊牧勢力進行打擊與驅逐，但一旦明朝衰弱，北方的遊牧勢力就會捲土重來，不斷的騷擾明朝邊疆地帶，防不勝防，不勝其煩。

任何一個有戰略遠見的帝國，其拓邊行為都不會只是單純的經濟利益計算，多一畝地、多產一斤糧食。而是國家戰略安全、經濟貿易、民族宗教問題等多方面的綜合考量。

漢朝鼎盛時期為什麼拼了命的開拓西域？傾其國力遠征蒙古高原？

唐朝滅東、西突厥，設安北都護府、安西都護府、北庭都護府，難道只是為了耕種土地？

清朝為什麼歷經康、雍、乾三代鍥而不捨的消滅準噶爾汗國，又與俄國簽訂尼布楚、恰克圖條約，在蒙古和新疆設烏里雅蘇臺將軍、伊犁將軍？

晚清大廈將傾時，東南都已經打成爛攤子了，為何仍借款西征，新疆建省？

“ 西北無虞，東南自固 ” 這個道理對於中國曆朝歷代統治者都是一個最基本的常識！（這裡的 “西北” 指的是廣義的內亞世界，別槓！）

能不能 “打贏” 是一回事！

“打贏” 後，能不能 “整合” 又是另外一回事！

而 “如何整合” ，顯然需要更高的政治智慧與戰略眼光！

顯然以明朝的能力做不到！

因為蒙古草原無法種地

蒙古草原無法種地，明朝的軍隊就算攻入蒙古草原，早晚還是要退回來。

而對於蒙古來說，打不打得過明朝是兩回事，只要能跑得過明朝就行了。茫茫草原，在沒有什麼間諜衛星一類的，你要找人，不外乎大海撈針。

明朝人又不能搶了草原去種地，總會要走的。

對於漢族政權來說，無法耕種的土地，其實沒有太多控制的必要。你就算在草原中修建幾個要塞，駐紮重兵，一來離控制整個草原還有很大差距，二來需要大量的糧食等支援，得不償失。

為什麼北方少數民族，從匈奴、突厥到蒙古，城頭變換大王旗，漢人的對手換了一個又一個，但漢人從來沒有真正控制草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草原不適合種地。

因為在明帝國眼裡，東北和蒙古自古都是荒蠻之地，不值得設定行政區域進行管理，所以它只是威懾和適當打擊，不打算佔領。如果明王朝有現代人的眼光，那強力控制蒙古和東北並移民都是完全能做到的。這說到底還是統治者眼光和戰略取捨問題，就像早年沙俄把不毛之地阿拉斯加賤賣給美國一樣，這都是可以理解的。至於滿清，本來就是野蠻原始人，世代以遊獵這種低產出的生產方式過活，在他們眼裡，蒙古草原能大規模放牧簡直是塊膏腴寶地，蒙古妹子雖醜但比不洗澡的女真女性強百倍，對女真男人有極大誘惑力。所以為了女人，為了牧場，滿清對蒙古垂涎三尺，志在必得。

大明王朝能把蒙元皇室追到貝爾湖，能打遍這個草原，但卻無法統治草原。其原因就是明朝能夠像草原輸出武力，但無法向草原輸出秩序。

傳統的草原霸主，一旦進入中原就會迅速漢化。

原因就是文明的等級不同，高階文明必然要碾壓低階文明。

農業文明是高階文明，遊牧文明是低階文明，所以進入中原的草原霸主雖然實現了武力的征服，卻迅速在文明上臣服。

但是，幽雲十六州實現了逆轉。

草原民族契丹建立了大遼，它當然是草原霸主，但是卻佔據了幽雲十六州這塊農業文明的土地。

但是，這塊土地又不足以支撐它實施漢化。因為漢化就要放棄草原，而大遼的主體卻是草原，所以不能放棄。

於是，大遼就發展出了南北兩院的治理模式，就是在北地草原繼續稱可汗，在幽雲十六州開始稱皇帝。

北宋這個傳統的中原王朝，遇到了史無前例的強大對手大遼。這個強大的對手，既有遊牧騎兵的力量又有幽雲十六州的財富。

所以，契丹的大遼就給蒙古的大元做出了表率，大元皇帝對中原、大元可汗對草原。於是，蒙元王朝就建立了一種中原和草原的二元統治模式。

大元對中原農牧文明的管理是一種粗放形態，甚至還帶有一種草原的思維。

原因就是蒙元出自草原，而且始終沒有放棄草原，所以不可能徹底漢化。既然不能徹底漢化，大元就無法對中原文明實現精細管理。

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

朱元璋認為蒙元之失在於寬，所以收平中國之後，就得猛治天下。

執政失之於寬，所以元朝滅亡。那麼，大元為什麼沒有猛治天下呢？原因就是蒙古人做不到。他們對中原的官僚體系和治理模式，不能理解也不感興趣。

蒙古人做不到，朱元璋卻能做到，因為他本就是漢人，而朝堂之上也盡是一群漢族士大夫。所以，明朝能夠理解中原，也能夠治理中原，而且能夠非常精細地治理中原。

但是，朱元璋這夥人卻理解不了草原，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朱元璋理解不了草原，朱元璋手下的將軍和大臣也理解不了草原。

所以，他們即便能夠打下草原，卻無法治理草原。用比較思辨的話說，就是明朝能向草原輸出武力，卻不能向草原輸出秩序。

大明皇帝只能認命知府縣令，大明朝堂只能規劃省府州縣，而面對草原卻不知道怎麼規劃州府、怎麼派遣命官。

還有就是傳統的儒家思想逐漸向著保守的方向發展，於是對於廣袤的草原已經失去了好奇心，能羈縻便羈縻、能朝貢便朝貢，根本不想花費太多的心神去做輸出秩序的工作。

數學家想要到股市上去賺錢，搞什麼降維打擊。但是，到最後往往跟普通的散戶沒啥區別。

擁有更復雜的知識卻無法應付簡單法則構建的世界。因為真實世界比你看起來的要複雜。

所以，你需要一種刮骨療毒和壯士斷腕的精神去重塑自己，才能適應一個新的世界。

但是，固步自封、自以為是而又缺乏想象力的中原文明，卻始終不願降低身段，去思考草原和適應草原。於是，更復雜的中原文明，就始終無法向草原輸出秩序。

而草原呢？

無論是匈奴、鮮卑、突厥，還是蒙古，甚至女真滿清，他們都是帶著一種崇拜和敬仰進入中原的。

所以，進入中原的第一課就是漢化，要對自己實施徹底重塑，高階文明徵服了低階文明，但也是低階文明的人在向高階文明進化。

但是，漢化而沉迷，到最後，也會徹底丟棄草原。

比如，進入中原的北魏，竟然修起來了長城。他們已經同草原斷絕了聯絡，所以，以前只能統治草原，而現在只能統治中原。

但是，蒙元和大清這兩個不修長城的朝代（唐朝也不修長城），就逐漸學會了如何把中原和草原融合在一起、實施二元治理。這是一種低維征服高維。

支配歷史前進的是力量和人心，所以強者定章程、所以人心所向。但是，能夠把力量和人心凝聚在一起的，卻是人的想象力。

高維的中原文明，鄙視著草原的低維，執迷於自己的高維，所以失去了對未來無限可能的想象力。

而低維的草原文明，致敬於中原的高維，抱著無限的好奇心，所以發展出了無限可能的想象力。

所以，蒙元能做到的，而大明卻做不到。

明朝的光榮來自於遊牧民族，明朝的恥辱同樣來自於遊牧民族。

縱觀大明王朝，二百多年都解決不了蒙古問題反而一次次被羞辱，踐踏。不得不令人深思，而明朝的很多恥辱本來在前期就可以避免。▲宣德八年明朝疆域

自徐大直搗元大都始，明朝便開始了對大蒙古帝國的羞辱，不論是藍玉率軍遠征北元，還是成祖朱棣五次北伐，這些光榮都是建立在蒙古帝國恥辱上的。

但光榮不會永存，土木堡之變前夕，瓦剌也先率軍越河套侵大同，一心建功立業的朱祁鎮躍躍欲試，總於在王振的慫恿下御駕親征，結果五十萬大軍土崩瓦解，自身淪為階下囚，也先更是逼迫天子扣門，幸得于謙率領二線軍民死守京師力挽狂瀾，扶大廈於將傾。關於土木堡之變明朝美名其曰“天子北狩”。庚戌之變，韃靼俺答侵擾內地，在京師附近燒殺搶掠，最後逼迫明朝開放邊關貿易，明朝美名其曰“俺答封貢”。▲萬曆十年明朝疆域

明朝滅亡前夕，後金到清政權的建立階段，八旗五次入關，更甚者攻入山東擒殺德王。一路截獲物資人口無數，前來勤王的明軍躲在城裡任由清軍大搖大擺的在蘆（盧）溝橋渡河十餘天，無一人敢阻截。至於“永曆南狩”到不算恥辱，因為那時候清軍入主天下已成定局，任誰也無力迴天。所以說明朝的光榮來自於遊牧民族，恥辱也是來自於遊牧民族。

關於明朝為什麼不能徹底控制蒙古，這個問題如果深究必然又是一長篇大論之文，實在是乏味。其實舉一個例子便能說的明明白白。

列如長城，常言道：“明修長城清修廟”。下面我們就解析明朝為何修長城？如果用一句話概括便是抵禦遊牧民族入侵。那這條堂而皇之的萬里長城真的抵禦住遊牧民族了嗎？不見得吧！上文中明朝的那些恥辱便是最好的證明！首先要肯定的是長城確實發揮了作用，但這條作用是十分有限的。明英宗朱祁鎮時期的長城的防禦力尚且不如明成祖朱棣時期的一塊磚發揮的防禦力。所以能不能抵禦住遊牧民族南下入侵和長城關係不大，而是和國力有關。長城的作用不過是相當於高速公路上的一條減速帶罷了。但明朝大修長城是有很多弊端的，最直觀的便是壓榨民力，耗費國力。仔細深思就會發現，長城不僅沒有抵禦住遊牧民族南下，反而把明朝北部的的領土框架很大意義上限制在了長城以南。這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忍讓三分思想讓明朝很多年間依賴於長城，止步於長城。

明朝有沒有天子守國門？算不算天子守國門？這種觀點一直被爭論不休。但不管哪種觀點都有一個不能否認明朝在思想上很大程度在“天子守國門”。靖難之役時朱棣藉助過朵顏騎兵的力量，靖難成功後朱棣十分不情願的兌現了當年的承諾。於是，朵顏三衛大寧地區落入遊牧民族之手，京師直接暴露在虎口之下。韃靼阿魯臺入侵明境時三衛還聯合阿魯臺，即使被朱棣奇襲損失慘重後也未曾屈服於明朝。關於明朝天子守國門最著名的段子便是“我朝國勢之尊，超邁前古，其馭北虜西番南島西洋諸夷，無漢之和親，無唐之結盟，無宋之納歲薄幣，亦無兄弟敵國之禮”最後又被加了一句“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這段文字一說出自《皇明祖訓》，一說出自明成祖第二次御駕親征回師頒佈的詔書，更有出自網文的嫌疑，不知到底還有多少出處。▲明思宗朱由檢明朝後世之君知不知道這句震耳欲聾的話我們不清楚，但後世之君的思想很像“天子守國門”。因為他們忘記了明初的開疆擴土時的輝煌，安逸於現狀，或被自己的平庸的才能、揮霍無度的藩王、日漸衰弱的國力給限制的只能“天子守國門”。

當外來威脅強大到一定地步便開始妥協，甚至主動放棄。明英宗的前車之鑑成為了他們心裡的陰影，並牢記於心。但他們牢記的不是土木堡之恥，而是不想重蹈覆轍留一個千古汙點。這一點很多明朝帝王甚至不如那個在《明實錄》裡被罵的體無完膚的明武宗朱厚照。

綜上所述，縱觀大明帝國二百七十六年都無法徹底控制蒙古，甚至被反虐。原因不在於已經被瓦解、甚至自己分裂的蒙古帝國有多強大，而在於明朝多數帝王自身的思想。

原因非常簡單，國家戰略的改變，影響了國家的政局，明朝初年，藍玉摧毀了北元政權， 使明朝政府在其乾三朝成為東亞，是亞洲最強大政權唯一的宗祖國，所有邊緣國家都接受它的冊封，所有國家向其納貢，接受其的指令。所以明朝沒有向邊緣地區派出自己的官員，因為沒有必要，這也和傳統的儒家觀念有關，明朝政府在級初期統治最強的時機，沒有抓住時期鞏固，受其影響地區的力量，在宣德以後，明朝國力下降，所以邊遠地區逐步脫離中央的控制，這實際上和明朝初期的戰略有關係，和統治者的道德理念，思維結構有關係，這和蒙古高原是不是遊牧部落，種不種糧食沒有關係，主要是明朝初期的統治者覺得蒙古部落，忽必烈一系，的嫡系王族被滅掉以後聽話就行，沒必要派官員，只要懷柔即可，錯過了控制蒙古的好時機，

首先必須指出朱棣遷都就是為了蒙古以及北方遊牧民族，這是有遠見也是正確的，當時國家經濟中心已經轉移到南方，北方完全依靠南方“輸血”。但國家政治中心和軍事中心必須放在北方，如果定都南京，到最後很有可能黃河以北全部被蒙古或者女真完全佔領。而就蒙國而言，始終是明朝的心腹之患。朱棣五次親征就是為了徹底解決蒙古問題，但卻沒有成功。在這一點是啊，明朝做的遠遠不如滿清。

宋元以後中國的經濟重心早就轉移到南方，加上宋金元以來北方戰亂，北方尤其是邊境地區的人口密度相比漢唐宋本來就是大幅下滑的。所以明初立國以後，朱元璋戍立九邊，多位宗室分封在九邊為國家藩屏的原因、但這也造成了要消耗比漢唐和北宋更大的代價來戍邊，可惜土木堡之變以後，明朝由積極進攻的戰略轉變為戰略守勢。而所謂俺答封貢事件根本不能作為明朝控制蒙古標誌。這只是名義上的。對比滿清對蒙古的把控，明朝實在是差的太多。北元（蒙古）始終遊離於明朝中央控制之外。

還有就是明朝要想控制蒙古代價太高，打得下來但守不住。再就是明朝覺得將蒙古納為直轄領土得不償失代價太大，不如令蒙古各部誠服就行。還有就是蒙古地區不宜農耕。佔據沒有實際利益，但誠服是建立在明朝中央政府經濟據軍事強大的基礎這上，一旦中央政府衰落立即就會反叛。嘉靖以後蒙古數次犯邊來看，明朝的蒙古政策並不成功，以德服人的基礎必須建立在強大的軍事實力基礎上，而嘉靖以後明朝顯然不具備了。

但任何一個強大的王朝（比如漢唐）一個戰略遠見的封建帝國，其對邊疆和和遊牧民族政策不能建立在經濟利益成本計算上，成大事者不計小費。漢朝鼎盛時期不斷地開拓西域，唐朝直到玄宗時期滅突厥，設安北都、安西、北庭都護府，難道這些地方可以耕種？明朝顯然沒有考慮到這些，而漢唐卻會從戰略安全、民族宗教來綜合考量。漢唐都和親並不能說漢唐軟弱，恰恰的自信的表現。明朝不和親從某一方面來說，恰恰是“軟弱”的體現。能打贏很簡單，而關鍵在於如何整合與融入，顯然需要更高的政治智慧與戰略眼光。這顯然是明朝的短板。明朝後期顯然是放棄了蒙古的控制和治理，只要蒙古不犯邊就行。

而滿清在這一點做得到很好，在強大的武力的基礎上施以“懷柔”。從康熙四十七年開始熱河行宮開始使用。滿清皇帝每年都要到承德與各蒙古王公會面加強聯絡，敘談國事家事，滿清的格格基本上都嫁給蒙古王公，滿蒙一體不是虛的。明朝在蒙古策略任何方面都不如滿清做的好。但也必須承認，以明朝的技術條件，根本就無法支撐一支徹底的消滅和控制蒙古能力。只能說明朝的策略不成功失敗了。明朝也最終亡於遊牧民族。

中國曆來大一統封建王朝都是農耕文明很難控制遊牧民族，除了元本身是遊牧民族，而清是半遊牧半漁獵，而且本身也吸收歷朝歷代的經驗，才徹底收服遊牧民族。

蒙古從秦漢開始中原王朝就一直沒能控制征服，一直到了清朝才短暫征服控制了兩百多年進去民國蒙古獨立一直到現在！

明朝一打過去，草原部落就逃到了草原北部（差不多現在的俄羅斯的西伯利亞附近）。那裡環境惡劣，就算是現在俄羅斯也沒能力去開發，那裡住的人很少，不太適合生存。

西伯利亞到北京的距離非常長，明朝軍隊大量的糧食運過去，成本非常高（十包糧食運過去，可能只剩兩三包，運輸時間非常長，人員也需要吃飯，中途還會損耗），而且在草原上沒有什麼阻擋，很容易被部落搶奪。

人家總是跟你打游擊，跟你躲貓貓，你一拳打過去，他又跑了，所以只能建長城。

而到了清朝的時候，蒙古北部已經建立了俄羅斯，相當於遏制住了他們逃亡北部，一旦大軍過去，他們只能面對或投降。

草原部落的地盤也受到了限制,意味著草原部落的規模也受到限制。(也就是不能像以前一樣擁有大量的馬匹,軍隊)

也就是草原部落受到了壓制，很難發展起來。就像現在的蒙古國，受到中俄的保護。

現在的蒙古國

在中國歷史上，明朝和清朝都曾擊潰過蒙古，但是誰也做不到徹底的控制蒙古，明朝只是名義上的統治了漠南蒙古，而清朝的情況要稍微好些，建立起了有效的統治。

關於明朝沒能實際統治蒙古這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影響的，並不是說只要皇帝有足夠的能力就可以做到的。

先來看看，明朝控制漠南蒙古也是因為多次重創了蒙古。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徐達的大軍攻佔了元大都，在之後的十餘年裡，朱元璋多次下令出兵蒙古。

戰果最大的就是在天元十年（1388年），藍玉率領十五萬的軍隊，突襲了北元的汗帳，使得蒙古歸降。在之後的長達八十年裡明朝朱元璋、朱棣，朱瞻基等幾位皇帝對於蒙古都是施行非常高壓的政策，僅僅是這樣也只能是做到對蒙古名義上的統治，離實際統治還差的遠。

首先，蒙古族是一個馬背上的民族，是逐水草而居的，在廣袤的大草原上要藏一個部落還是非常容易的，所以對於蒙古民族的特性是不能被禁錮的。而明朝是典型的封建君主王朝，統治的核心在於人口和土地，沒有土地束縛的蒙古人已經遠遠超過了明朝的統治基礎。其次，明朝對於蒙古的間接統治就是修長城、戍九邊。

許多人認為九邊重鎮是防禦軍事措施，當然也有這麼一個意思在裡面，其實他真正的目的在於控制蒙古。

在明朝前期長達八十多年的時間裡對於蒙古都是非常高壓的政策，一旦反抗那就是大軍盡出，大肆屠殺一番，直到重新歸附。但是真正使得蒙古人長期依附明朝的還是九邊的商業體系。

草原上物資匱乏，而且還是靠天吃飯的年代，一旦天公不作美，對於一個部落的打擊都是空前，部落的興衰往往就在一次天災中決定，而明朝的邊鎮貿易體系，極大的補充了蒙古人民的需要，所以在武力的壓迫和物質的豐富雙管齊下，使得明朝前期對於蒙古的控制還是非常有效的，但是一旦隨著明朝的衰弱，蒙古人就開始不服控制，逐漸犯邊。

綜上，明朝的統治在於土地和人口，而對於不存在土地束縛的蒙古部落來說，明朝對他們的影響力幾乎是微乎其微的，所以也就幾乎不可能做到對蒙古的徹底統治了。

為何明朝終其一世都無法徹底控制蒙古？

用一句現下比較流行的網路語言叫“實力不允許”。明朝之所以無法讓蒙古臣服，究其原因有很多，但最為主要的原因是蒙古在明朝時期發展迅速，實力強大，乃至到明滅的時候，蒙古勢力依然活躍，所以對於這支北方遊牧民族，大明曆代皇帝一直視他們為“心病”。從三個維度來加以分析。

自宋代以來，北方蒙古勢力就迅速崛起了，1279年崖山之戰以後，南宋滅亡，蒙古佔領中國全境，建立元朝，這也是在我國曆史上首次由少數民族建立的完全政權。

後來，隨著大明王朝的建立，結束了蒙古98年的統治局面，雖然元朝殘餘勢力退回嶺北，但蒙古一度出現“中興”局面，明太祖朱元璋有心蕩平元朝殘餘，但卻心有餘而力不足，即便朱元璋在1370年至1396年期間，發動了8次北伐，卻始終無法讓蒙古臣服，蒙古的邊患危機始終讓大明噩夢縈繞。

隨著北元殘餘退回草原，元朝往後再也沒有機會東山再起，大明有暫時的穩定，尤其是朱棣遷都北京以後，親自鎮守北方門戶，防止蒙古再度入侵騷擾。

忽必烈政權被逐漸瓦解以後，蒙古草原上的各部落開始逐漸分化、各自為陣，不再為忽必烈馬首是瞻。

公元1400年，阿蘇特部和衛拉特部向大明臣服後，與乞兒吉斯部爭奪草原控制權，一段時間內他們上演了各種形式的“馬上奪權”之戰。後來，朱棣親率大軍聯手衛拉特部擊潰北元不願臣服的本雅失裡勢力。隨著大明的扶持，衛拉特部的野心隨著實力不斷大增，在1449年他們挑起了土木堡之變，明英宗被俘。這場戰爭雖然不像“靖康之變”那麼悽慘，但明朝的精銳部隊損失殆盡，元氣大傷。

土木堡之變，讓大明從戰略進攻轉入戰略防禦，因為他們已經沒有實力和精力，再去遠途奔襲攻打草原。

或許是大明的藉口，草原地廣人稀，不便開發，也不便管理，加上遠途作戰，後援力量補給不力，所以種種理由，讓明朝已經無心再戰，嶺北廣袤的草原，已經變得可望而不可及。

在我國古代封建社會，邊患危機一直伴隨著歷史在不斷的演進與發展，不同民族之間你爭我奪，他們為了得到戰略物資、生活輜重，不惜血灑牧草、戰死戍邊。大明朝對邊患的心結，始終無力、鞭長莫及，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聯手一方攻打另一方，再進行逐步的分化。可是權宜之計又怎能維持久遠並讓人家心悅誠服、安然來降呢。畢其功於一役，國家之間、民族之間，想要保持民族獨立和領土完整，必須依靠強大的綜合實力來說話，否則只能是徒勞。

大明可以了，明朝和蒙古硬剛了二百多年，一度統治中原大地的蒙古到嘉靖年間連鐵鍋都要靠搶。到最後和皇太極決戰的林丹汗軍隊裡還有用骨箭的。皇太極打敗林丹汗後連哄帶騙裹挾蒙古北下，清朝建立後說的是聯蒙治漢，但是精明的滿人用減丁政策和喇嘛教把清初的一千五百萬蒙古人銳減到民末清初的六十多萬。中國境內蒙古人衰落可以說是由明朝的漢人二百多年放血起，以滿人的軟刀子終結

明朝終其一朝都沒能夠控制蒙古，最重要的原因便是：明朝真的很菜。菜，是原罪。

明太祖朱元璋將元順帝趕回漠北之時，新興的明朝對蒙古掌握著絕對的優勢。當時的北方蒙古諸部貌合神離，凝聚力大大下降；蒙古騎兵在經歷了中原九十年的紙醉金迷生活後，戰鬥力嚴重削弱 。朱元璋順勢進行了北伐，取得了不少的戰果。如果仔細回顧朱元璋的一系列軍事行動，絕對不會產生“明朝不屑於掌控蒙古”這種錯覺。傅友德，馮國勝，燕王朱棣，涼國公藍玉先後被派遣北伐，擺出一副將蒙古往死裡打的架勢。的確，當時對於明朝而言，形勢一片大好。

到了“世界性大帝”朱棣統治時期，局勢發生轉變。。一方面朱老四好大喜功，在對北方和西南同時用兵之時，還大規模舉行航海活動，導致財力枯竭。朱棣本人親自參與的五次北征蒙古，除前兩次之外，可謂是毫無收穫，不僅如此，反而造成了資源的浪費和民力軍力財力的疲敝。朱棣第五次北征之後，明朝徹底轉變了對蒙古的方針，從戰略進攻轉為消極防禦。朱瞻基為了恢復被朱棣搞得一塌糊塗的社會經濟，不得已全面收縮勢力，進而失去了和蒙古掰手腕的力量。

可以說，明朝沒能拿下蒙古，朱棣是第一責任人。

當然，這都是現象，對於任何問題的考察，都必須透過現象看本質。明朝在軍事上實行衛所制和軍戶制，軍戶世世代代居住於衛所，子子孫孫皆為軍戶，受衛所將官管理。戰時由皇帝調動，和平時期從事農業生產。這種“半農半兵”的軍事制度，本身就是一種倒退。隨著時間的推移，此制度的弊端日益顯現：衛所將官奴役軍戶，侵吞衛所田地，變成軍事地主，軍戶淪為軍事農奴；軍戶不堪其擾，大量逃竄，成為流民，給社會治安帶來巨大危害；留在衛所的軍戶長期缺乏訓練，戰鬥力低下。

明朝的軍事制度，使得本國的軍事力量迅速衰退，而蒙古軍隊回到草原後，又恢復了其戰鬥力，此消彼長，明朝更是奈何不了蒙古。

當然，明朝國內糟糕的經濟狀況，巨大的財政開支以及由此帶來的一系列社會矛盾，令明朝政府自顧不暇，哪裡有時間去針對蒙古？

所以，明朝之所以沒有能夠控制蒙古，並不是所謂的“不屑於”，而是自己根本沒有實力去控制。

明朝國都為什麼從南京遷到北京，就是為了防止蒙古人襲擾邊境，但最終還是沒能守好邊境。其原因有二，一朱元派藍玉兒收復漠北，就應該長期駐軍，對少數民族採取優撫政策。朱元璋為了自己的江山將藍玉兒召回到明朝後遭到剿殺，才導致無良將保邊境，致使後來的瓦剌的土木堡之變。這就是殺忠臣良將的後果！二是君主一代不如一代，昏庸無能，官商勾結，宦官當政禍國殃民。

朝廷每換一皇，就要給新晉的親王圈田佔地，必然會引起被無辜剝奪土地所有權的原主所反抗，於是忙於鎮壓三千多起各種規模的農民起義，連小小的倭寇也無暇顧及，對蒙古，只能退讓，以行賞代替納貢，要麼放任其劫掠京郊。

我的理解如下：明朝終其一世是農耕文明與草原文明綜合實力上的平衡期。原因如下：一是軍事實力的相平衡。元退出中原但軍事實力沒有過大的損失，基本實力得以保持，雖然明朝前期徐達、藍玉多次征伐，但最根本的元氣未傷，且草原民族也有一定的自我恢復能力。雖蒙古後期分為瓦剌和韃靼，但軍事實力與明的平衡這一現狀沒有轉變，直接導致雙方互有小勝，但始終無法吃了對方。二是明朝對草原的慾望不強或者根本沒有慾望，導致經濟基礎的相對平衡。其實明蒙的對抗更多在於對蒙古人的壓制，而不是對草原的控制。大家知道，蒙古高原的苦寒、貧瘠不適合耕作，作為以農業為基礎的古代中國對草原是沒有興趣的，只要能打擊、防範蒙古人就可以了，所有有了明長城的建設，結果是以遊牧為主的草原經濟得以儲存，雖然總量與明無法比擬，但因人口基數和生存方式的不同，在某種程度上也與明能夠相對平衡了。三是兩種文化的相平衡。草原崇武，中原崇文這是大多數朝代的基本氛圍。明朝雖然沒有特別崇文，但其侵略性不強，相反蒙古雖然侵略性強，但當時的實力擺在那裡，打不過明朝也不至於被滅，所以形成了一種微妙的文化平衡關係。

前言

洪武大帝和永樂大帝對北方遊牧民族的攻襲，是極其有遠見及正確性的。尤其是洪武大帝朱元璋，是古代戰爭史上為數不多敢在冬季時期發動對草原民族的戰爭。正是因為明朝前兩位皇帝的北伐，才致使草原北元政權覆滅，蒙古諸部形如散沙，再也難聚集形成一個統一的、威脅到中原的強權政權，為後世政權奠定了大一統、大融合的堅實基礎。

明朝終其一世都無法徹底控制蒙古，有如軍事、政治、人文、氣候、經濟等等全方面的因素在內。此文從經濟和人文上面做分析。

早在洪武早期，為了能防止歷史重現（北宋攻伐幽州失敗），朱元璋連續八次全方位地對北元發動北伐，一舉摧毀了儲存統一的北元朝廷，使得蒙古迅速退化（曾回答了為什麼蒙古退化的軍事因素，這裡就不多再言語，有興趣可以點選連結https://www.wukong.com/user/）。並讓北元迅速分裂成為瓦剌、韃靼、兀良哈、遼東女真。

為了防止蒙古再次崛起，朱元璋並沒有侷限於長城作為邊境，在摧毀掉北元時期所築造的建築之後的明軍，選擇了在長城外，即蒙古腹地各險要位置設立了衛所：如開平衛、山海衛、興和衛，一共設立了61個衛、3個千戶，想一舉佔據草原，完成統一舊元疆域的宏偉目標。

但是這種設衛的想法過於超前，在經濟和人文上難於獲得全面的支援。明朝之前，黃河以北的區域事實上已經脫離了漢族統治上百年甚至是幾百年，如幽雲十六州、銀夏（西夏）區域，金國舊地等。尤其是金國與元朝統治時期，北方已經出現胡化現象。

因此朱元璋在建國之後，迅速頒佈了與漢家封建禮儀相結合的禮教律法（這是中土最全面的施行官方與禮教結合），甚至是制定的禮教中嚴格規範到人們的衣食住行。

同時又施行了大移民政策，將黃河以北區域的豪族、宗族遷移到南方區域（主要是山東、燕雲、山西、陝西區域）安置，再由政權派遣、安置屯衛於北方。

這種調整人文文化的政策，又致使了經濟上難於支援於草原區域內設立衛所；而分裂的蒙古諸部雖然內鬥紛爭不斷，可對於在門前的明軍衛所也是攻伐不止。這樣又致使了草原衛所的經濟、糧食上無法完成自我補給，更多依賴於內地糧食運輸；同時運輸隊又成為蒙古諸部的攻擊物件。

因此到了朱棣時期，開始將草原衛所內遷，但也沒有完全放棄，甚至朱棣還命令二兒子朱高煦率兵赴開平操備:"邊報虜欲寇邊，方春兵民不得耕種，朕所深慮。命爾將兵駐開平，虜至即相機剿除，否則按兵待之，庶邊境之人得以盡力屯田。”

真正內遷草原衛所到長城內部的，是朱棣的孫子朱瞻基（明宣宗）。主要因素依舊是經濟上無法支援如此龐大的外圍防禦系統，通俗點說法就是明軍的屯田、移民構建城池體系在蒙古諸部的游擊戰中被迫內縮。

儒家學說提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但其也有一個致命的理論，對“蠻荒之地”的鄙視。正是這種士大夫刻在骨子裡的即高傲又鄙視的心態，致使了明朝的皇帝雖然承認了元朝的正朔，卻又不願意繼承元朝皇帝的全部頭銜——蒙古諸王之大汗。

這種不認同感是雙向的，蒙古諸部也否定明朝，因此蒙古諸部雖一邊接受明朝皇帝的分封，卻又一邊自立大汗。且明朝上下對北方蠻夷蒙古的排斥，又使得漢蒙之間的對立性日漸加深，甚至到崇禎時期，以東林丹為首的明內閣都認為援助蒙古對抗滿洲女真是一種叛國資敵的行為。

根據氣候物理學研究發現，在11世紀末時，全球的冰川逐漸南移，雖然中間有百年的溫和期，可寒極期的爆發剛好就處在明朝建國之後，即明英宗時期。

根據明朝記載，景泰四年（土木堡之變後的明代宗），山東和江西普降五十年罕見大雪，四月戶部上報，長江下游“凍死人民無數”，僅僅長江南岸的常熟縣城就凍死了1800多人，甚至在景泰五年冬季時，長江三角洲積雪深大三、四尺（一米多），太湖冰凍，所有船隻停航；大運河漕運在整個冬季被迫停運。

這種極寒天氣，在隨後的60多年裡，反反覆覆，時而隔年寒暖交替，時而三年大寒再回暖一年。這種反覆的寒暖交替天氣，又導致了一種極端災害的出現——旱、蝗災。

中原腹地還有山脈阻隔住部分寒冷，作為一覽無極的草原來說，就更為艱難。根據明憲宗成化三年宣大府的記載，蝗蟲從關外襲來。

可能有人會說，若是此時的明朝學習唐太宗接納草原民族的投附，有可能會再次出現“盛唐”的局面。

但不能忽略掉人文、政治這個因素，唐太宗時期是北方漢化鮮卑及其他族群所構成的政權，那時候的儒家思想還沒有形成“華夷之辯”的延伸。且多次的胡人亂華，已經讓當時的文人對長城外的族群抱著一種警惕的心態。

另外一個因素是極寒期的到來，又致使了草原族群不斷向南移動的情況，即蒙古諸部在極寒天氣之下，是以一種集中人力、物力，傾巢出動的姿態南下尋求生存的姿態。

這樣就導致了明朝無法以經濟作為後盾，蠶食、吞併南下的蒙古諸部。

只能依託長城進行防禦，同時開啟邊市，分化蒙古諸部（一桃殺三士）形式來維持局面。

若是以神的視角來看待明朝與蒙古之間的關係時，會有一種遺憾，若是在明朝中期時，趁蒙古衰弱之時，以軍事為後盾，以經濟、屯田為基礎，以文化去同化蒙古諸部，完全是可以的。

但我們不能去忽略一件事，那就是晚晴時期的民間移民屯田，加上上世紀50-70年代時，也曾經在草原上大力發展農業經濟，結果造成了土地沙漠化，最終整個華北陷入沙塵暴之中的事實。

正因為明朝的不斷分化之下，蒙古諸部才沒有形成一個相對統一的政權，為後世的大一統奠定了基礎。

坦率來說不光明朝終其一朝無法控制蒙古，更是將近三百年被蒙古壓迫，其實中國歷史幾千年歷朝歷代都始終受到北方少民邊患的威脅。確實是直到清朝才徹底解決了蒙古問題。才是真正的沒有邊患，四方臣服，屬國眾多，聲威遠布。

當然一切的強權統治都是以強大武力為基礎，大清後金努爾哈赤時期既憑藉強大武力打擊征討蒙古各部落。

努爾哈赤更是霸氣非常的定下：“順者以德服，逆者以兵臨”的戰略方針。

蒙古各部落攝於滿洲人強大的絕對武力，莫不惶恐臣服。實事求是的說自從努爾哈赤以微弱兵力古勒山之戰大破可以說當時東亞最強戰鬥力的九部聯軍之後，建州女真的赫赫武功就開始在蒙古人口中流傳。

之後得益於大清成功的領導階層，種種成功的戰略民族政策，後又滿蒙聯姻，恩威並施，終於徹底解決了蒙古問題。

而明朝為什麼沒能徹底解決蒙古問題？並且終明一朝無奈讓蒙古人始終對明保持劫掠？歸根結底就是沒有能徹底消滅腐蝕蒙古人的武力基礎力量。

眾所周知一個朝代開國時期必是其軍力巔峰時期，而明朝則不然，元末天下亂戰，各地義軍蜂起，而朱元璋的基本策略就是“廣積糧，緩稱王”基本含義就是等全國各地漢人起義軍跟蒙古人互拼消耗差不多的時候，朱元璋勢力才出現摘取勝利果實，所以盡其所能也只不過是把蒙古人趕出去了關外。

就連明朝巔峰永樂時期，朱棣北伐五次御駕親征耗費了大量國力都沒能解決蒙古問題！

朱棣北伐或者說五次御駕親征與他從小的出生環境造就的性格人生經歷有很大關係，朱棣從小廝混于軍中，耳濡目染就是戰爭陰謀殺戮，縱觀朱棣的一生是血與火的一生，是陰謀殺戮的一生。而他也確實特別喜歡征戰殺伐，稱他為戰爭狂人也不為過。

明朝自明太祖朱元璋時期就多次派大將北伐，希望徹底解決蒙古問題。而最終也是隻能將元朝殘餘勢力趕到山海關以外，蒙古高原，史稱北元。後來分為韃靼和瓦剌兩大部分。

韃靼位於蒙古高原東部，也稱東部蒙古、中央蒙古。韃靼部又分為察哈爾、土默特、科爾沁（含永謝布部）、鄂爾多斯、阿速（奧塞梯人）等部。韃靼人自稱蒙古正統，1388年北元后主脫古斯帖木兒被阿里不哥後裔也速迭爾殺害後，去大元國號稱蒙古（一說1402年，鬼力赤殺死坤帖木兒，自立為大汗，後去國號）明朝稱其為韃靼。衛拉特人稱其為達延（意為“大元”）。

這個韃靼與歐洲人所稱的“韃靼”無關。

瓦剌（讀音wala）是西部蒙古族，元朝時稱斡亦剌惕、明朝稱瓦剌、清朝稱衛拉特、漠西蒙古等，意即居大漠（戈壁沙漠）以西。

歷史上蒙古民族是由兩個基本部分組成的。古代兩分為“草原百姓”和“林中百姓”（斡亦剌惕、不裡牙惕）。

“瓦剌”的意思是“森林之民”或“鄰近者”。瓦剌分為四大部：綽羅斯（準噶爾）、和碩特、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另有輝特等小部。最初居住在八河地區（今葉尼塞河的八條支流地區）。人數眾多，統治若干部落，各有自己的名稱。元時開始南下，定居於阿爾泰山麓至色楞格河下游的廣闊草原的西北部，並改狩獵經濟為畜牧經濟，兼營部分農業。

蒙元時期，斡亦刺貴族與成吉思汗系建立世代通婚關係，男尚公主，女適皇胄，權勢顯赫。14世紀時，隨著元朝皇室衰微，瓦剌遂乘機擴大實力，積極參與各派系紛爭。

後期為爭奪蒙古汗位，瓦剌與韃靼部頻繁爭戰，勢力此消彼長。

洪武年間朱元璋對北元多次打擊，蒙古勢力已基本退出了漠南。朱棣即位後，為了徹底解決元朝的殘餘勢力，從公元1410年(永樂八年)開始，五次（有的書算六次）親率大軍對蒙古勢力進行討伐。

第一次北伐在永樂八年，他親自帶領2萬騎兵帶20天的乾糧在沒有地圖的情況下冒險突襲位於現在俄羅斯境內鄂嫩河邊的韃靼大寨。隨後又在飛雲山擊破五萬蒙古鐵騎，迫使韃靼大汗嚮明軍稱臣納貢，表示屈服。公元1413年(永樂十一年)，永樂帝封韃靼大汗阿魯臺為和寧王。隨後明軍一直深入到擒狐山（此山今天未能明確位置），並在巨石上刻字為碑刻字為碑：“翰海為鐔，天山為鍔。一掃風塵，永清沙漠”。

一般都是將上述兩次算一次。

第二次北伐在公元1414年(永樂十二年)，永樂帝統兵北征西部蒙古，與瓦剌戰於忽蘭忽失溫（今蒙古國烏蘭巴托東），瓦剌敗嚮明朝內附稱臣。其首領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分受明封為順寧王、賢義王、安樂王。

第三次北伐在1422年（永樂二十年）三月，永樂帝率大軍從北京出發，親征蒙古阿魯臺所部。明軍經開平向東北方向進軍，於闊欒海北道發現阿魯臺部大批輜重，發兵焚燒，收其牲畜班師。回師途中，以兀良哈附逆阿魯臺，順帶將其擊敗。

第四次北伐在公元1423年(永樂二十一年)七月，永樂帝再次親征阿魯臺。但途中聽聞阿魯臺為瓦剌所敗，大軍遂駐師不進。十月，於上莊堡接受也先土幹投降，封忠勇王，賜名金忠。十一月，班師回朝。

第五次北伐在公元1424年(永樂二十二年)正月，韃靼進犯邊關，永樂帝不顧年紀已老，對韃靼進行了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北伐。最後病死在第五次親征得勝回朝途中。

五次北伐深入漠北，勞師遠征，後勤補給比較困難，只宜速決，不利持久作戰。明軍在北伐前均作了比較充分的兵力和物資準備，如事先徵集重兵，在兵力對比上形成絕對優勢。在糧餉上，製造武鋼車，提前作好進退的全域性準備。

朱棣在邊關守邊多年，深諳兵略，善於利用敵人內部矛盾，使其互相牽制，以利各個擊破。且知人善任，他創立中軍、左右掖、左右哨五軍營制以及專門使用火器的部隊---神機營；還設定傳令紀功官和督陣官。

阿魯臺也深知與明軍相比力量眾寡懸殊。因而韃靼利用遊牧軍隊長於騎馳的特點，採取機動避戰的軍事策略，與明軍周旋，不輕易與明軍決戰。避免了在戰場上遭受明軍重大打擊。

韃靼在永樂帝的多次打擊下衰落，瓦剌趁機活躍在蒙古高原上。到也先時，其勢力所及，西起中亞，東接朝鮮，北連西伯利亞南端，南臨明邊，致使“漠北東西萬里，無敢與之抗者”。

朱棣五次親征最大意義莫過於沉重打擊了盤據在漠北的北元殘餘勢力韃靼、瓦剌及兀良哈，有效地解決了明朝前期的北方問題，尤其是韃靼，在明軍打擊下逐漸走向衰落。五次北伐使明朝成了少數蒙古部落名義上的宗主國。暫時遏制了蒙古貴族勢力對明帝國邊境的侵擾破壞，保障了邊境的安寧，進一步鞏固了明朝作為中央政權的統治地位。

同時多次用兵也使明朝國力受到很大透支。朱棣也成為了歷史上第一個親自率領大軍深入漠北討伐胡人的漢族皇帝。

其他御駕親征的皇帝一般多為開國或大有作為的帝王。如漢高祖劉邦，隋煬帝楊廣，唐太宗李世民，後唐莊宗李存勖，後周世宗柴榮，宋太宗趙匡義，宋真宗趙桓，元世祖忽必烈，明英宗朱祁鎮，清聖祖康熙。其他還有前秦苻堅，北魏太武帝拓跋燾，蜀漢昭烈帝劉備，東吳大帝孫權，曹魏文帝曹丕等也都搞過御駕親征。

御駕親征有的是被形勢嚴峻，刻不容緩。不得已上場，如清聖祖。有的是純粹不學無術，荒誕不經，如明英宗。土木堡五十萬大軍損失殆盡，並被瓦剌擒獲，大失明帝國臉面。

客觀公正的說朱棣北伐遠遠沒有達到他預期希望得到的效果，並且戰績有大有小，始終沒能徹底解決蒙古問題。

終明一朝蒙古人始終對明保持劫掠。但明朝在永樂時期確實達到了明朝的巔峰，領土600多萬將近700萬但有大部分都是羈糜，這是明朝領土最大的時期，永樂之後一直保持300萬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