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痛恨貪汙，為此制定了許多規章制度，還以嚴刑峻法懲治貪腐。然而，朱元璋死後，貪腐之風卻成為了明朝的難以割除大毒瘤。難道是因為朱元璋不願給收手下多發工資？古裝反貪劇《洪武大案》

明朝官員俸祿微薄眾所周知，《明史》評價：“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規定“正一品月俸八十七石，從一品之正三品，遞減十三石至三十五石，從三品二十六石，正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十六石，從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從六品八石，正七品至從九品遞減五斗，至五石而止，此後為永制。”經明史學者計算，明朝普通的五口農戶家庭全年消費摺合成糧食大約50石左右，按這個標準計算從九品官員一年俸米70石也夠維持一個五口之家的生活所需。

大明寶鈔明代一品官員實際月份變化圖明代中後期，社會上商品經濟繁榮，奢靡之風漸開。官員將自己微薄的俸祿與社會狀況一相比較，心中難免憤憤不平，便開始利用手中職權徇私舞弊，貪汙受賄。貪腐成風之後，縱有清官獨立其中，也會遭到官員群體嘲笑和排斥，造成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而難以扭轉官場的頹靡之勢。

由此可見，透過“薄俸“政策來禁止官員利用權力貪汙並非一種十分可行的手段。減少貪腐的關鍵並非在於俸祿的高低，只要能夠維持正常生活水平，多數人都不願以身試法。但是如果收入過低，而社會社會崇尚奢靡，這種貧富之差難免使得人心浮動，哪怕用嚴刑峻法加以懲治，也會有人願意鋌而走險，以層出不窮的手段行利己之舉。

參考文獻：《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84陳寶良《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萬琪《明朝文官俸祿探析》，蘇州，蘇州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

所謂薄俸反貪，就是大棒（無胡蘿蔔） 反貪。一般人都是胡蘿蔔+大棒，朱元璋比較猛，就只用大棒。但不管前者還是後者，其實都是反不了貪的，或者說，沒有長期效果。其實大家都說了，要靠法制。一方面是一些用了幾千年的老招，如監察巡視、選拔考核，另一方面，還要靠群眾監督。

貪汙腐敗只靠殺戮是不可以的，明朝建立者在立國後對官員們幻想他們都是君子，所以用“低薪養廉”的垃圾政策來對待。結果呢？有明二百七十六年的官員都被文盲與半文盲皇帝培養成了偽君子

封建王朝的貪腐是制度和思想原因。你不解決這個問題，就靠著一腔熱血去打去殺有什麼用。你不把根給他斷了是不行的。總結下來朱元璋反腐最終失敗的原因有五點。

主要原因是朱元璋大體延續了前元（從宋朝開始）的三省六部制。大傢伙都知道這個制度好就好在管理方便，壞就壞在這個制度“專制性”要強於之前的“三公九卿制”和“九品中正制”。“專制”處理好了就是穩定繁榮，處理不好就特麼是獨裁，獨裁必然帶來腐敗。而處理的好不好不是某一個人說了算的。我們現在沒有發展成獨裁國家也靠很多人共同的努力（差點失敗）。你看看人家朝鮮和古巴。

根本原因是監察機構沒有往民間滲透，當然主要是當時百姓思想覺悟過於低。當年朱元璋下旨平民百姓發現貪官可以直接押到皇宮……結果我就不想說了。朱元璋為了加強管理設立了三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揮使司”，但本質上還是中央集權。當然這個是歷史原因，是朱元璋做不了主的。

客觀原因是老朱開的工資實在是太低了，滿足不了官員的日常開支，甚至都不夠地方官員給衙役師爺開工資的。一個讀書人你叫他事事躬親那明顯強人所難，再說了人家十年寒窗考上進士，最後生活質量還不如個小生意人，導致一些“正常”的官員（海瑞算不正常）只能吃灰色收入，甚至黑色收入。

第四是老朱殺貪官目的不純，這我就不在贅述了。老朱為了子孫基業混賬事兒乾的不少。

最後一點，我覺得是最最最重要的，明朝盛行程朱“理學”，而且發展到了極致。“理學”以一種近乎不可能實現的標準來要求讀書人。讀書人明明做不到，還不敢表現出來，慢慢他就會變得虛偽。因為要表現出自己做到了，而不得不要求別人也這麼做，慢慢讀書人就會變得無恥。滿朝官員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二十跟了王陽明，還有一個叫海瑞的怪物）都是虛偽無恥之徒。有明一朝還不一貪到底！

朱元璋懲治腐敗措施之嚴厲在歷代皇帝中都可謂是前所未有，這與他出身貧苦家庭，飽經磨難有關係。他認為元朝的衰亡是因為：“自昔昏主,恣意奢欲,使百姓睏乏,至於亂亡。因此重刑治理官場腐敗貪汙”。由此還誕生了一個詞語“皮場廟”，在官府衙門附近設一場所，裡面則陳列剝皮楦草後的貪官皮囊，用以警示各級官吏。

朱元璋查治腐敗主要是透過洪武十五年（1832年）建立的都察院來執行的。都察院既有紀檢的職能，也有組織、公安、司法的職能，級別和六部尚書衙門一致，都是正二品衙門。對於地方的各級衙署，朱元璋設立了御史巡按地方的制度，六部則設立六科給事中來監督。各級監督官員可直接奏陳天子，權力很大。這樣，無論是六部官員還是封疆大吏都可以在朱元璋的掌握之中。

但是，這套監察機制本身就是有缺憾存在的。洪武一朝，諸多開國功臣輕者子孫被奪爵，重者或被胡惟庸案、藍玉案株連罪死，貪汙情況並不嚴重。但是，到了明朝的中後期，權力的高度集中下，它缺陷則日益暴露。朱元璋在胡惟庸案中收納了相權，加強了中央集權。而後又大興廷杖之風，意圖樹立君主在臣子中的威望和控制力，國家軍政大權繫於君主一人之手，而無人能保證君主一定不會昏庸。

清官並不等於能吏，朱元璋的後世子孫也並不像他本人一樣對貪汙腐敗深惡痛絕。嘉靖時期的許多官員在彈劾嚴嵩嚴世藩父子的過程中被下獄定罪，錦衣衛東西廠則是羅織罪名，隨意抓捕大臣。貪汙官吏後能否得到懲治，不在於御史都察院的工作是否到位，而在於帝心。一些御史清流彈劾後，得不到皇帝的支援，往往會被手握大權的重臣排擠，長此以往，無人敢言。因此，朱元璋時期的反腐是攔住了官吏的貪汙受賄的，但是這套監察機制本身的問題，阻礙了它在後世發揮作用，朝廷官員仍然會貪汙受賄。

參考文獻：

周航《朱元璋懲治腐敗的歷史考察》

趙剛《朱元璋的反腐敗和明朝的監察制度》

曾唯一《朱元璋的集權與明中後期的政治腐敗》

出身底層的朱元璋，親眼見證了元朝因腐敗而導致的天下大亂，因而對反腐高度重視。

朱元璋在位期間，反腐的力度之強，對貪官的懲罰之重，可謂空前。

比如凡是貪汙受賄超過六十兩銀子的官員，先行砍頭，再剝皮實草。為了方便剝皮，每個府縣州衛衙門附近，必修一座土地廟作為剝皮場所，人稱皮場廟。這些因貪汙受賄被處死的傢伙，他們的人皮被完整地、藝術地剝下來，裡面塞入稻草，做成人的模樣，放在繼任者辦公室的椅子背後。

――朱元璋的居心不言而喻，前車之覆近在咫尺，就是再貪慾攻心的官員，只要扭頭看一眼自己的前任，那伸出去接銀子的手恐怕也還要顫抖著縮回來。

朱元璋的反腐，最終依然歸於失敗，在他死後，儘管沒有哪個繼承者敢把朱元璋立下的規矩廢除，卻心照不宣地將這規矩視為一紙空文。究其原因，竊以為有幾個：

其一，朱元璋欽定的官員收入非常微薄。舉例來說，比如正五品文官的薪水，摺合成銀子，一年大約五十兩，一個月只有四兩多，以明朝中後期的購買能力，這些廳級官員的月收入只夠在中等城市辦一桌中下等的酒席。如果要做清官，清貧至極的海瑞就是榜樣：死後連下葬的費用都沒有。所以，不足以養家餬口的收入必然導致官員鋌而走險。

其二，朱元璋的反腐不是制度性的，而是出自於皇帝本人的威權，這就註定了一點，如要將反腐持續，那麼後來的續任者也必須像他本人那樣強勢且勤懇。然而，真要按照朱元璋的要求，他的續任者們就會失去做皇帝的樂趣：他們壓根兒不願像朱元璋那樣，當個以治理國家為樂事的工作狂。此外，既然皇帝也沒法遵守朱元璋定下的遊戲規則，那麼皇帝也就沒有能力或者說沒有精力去要求官員們還要像朱元璋設計的那樣清廉，或者用朱元璋時代那樣嚴酷的法律去懲處貪汙受賄。

有啥奇怪的，中國歷史上政權不停更迭，從來沒出現過一種穩定製度，只有皇權和獨裁，都是靠自我監督和懲罰反腐，幾千年來就沒有有效過！歷朝歷代權利有人監督嗎？執政者甚至為了拉攏和管理下級官員而鼓勵和慫恿其貪汙受賄。最終結果導致反腐機構成為統治者手裡的刀，為了政治目的而殺人的工具！所以朱元璋所謂的殺15萬人反腐，有多少是真腐敗，有多少是利用腐敗名義排除異己打擊權貴，需要商榷吧！

專制獨裁社會本身是社會的最大矛盾體，不讓維護它的打手貪點腐錢，誰會死心去維護這個終歸要暴發危險的矛盾體？可見專制獨裁製度下的官員本身是一個危險職業，不讓他貪圖享受點誰會幹引火燒身的傻事呢？

明朝是我國曆史上貪官最多的朝代！思想家顧炎武說貪官這麼多是因為朝廷給的俸祿不足以養活其家人。很多官員為了維持生活不得不貪！

他成功了，誰說他失敗了。他在位時政治很清明瞭。世界上沒有絕對的事，你不可能要他反腐的標準是沒有一個人貪腐，不可能。如果以反腐要沒有一人貪腐為成功。這樣衡量，那我們抓不完的殺人犯，小偷，販毒的，等等，意思只要有一人在作案我們公安就是失敗的噢？所以，不是反腐失敗，而是總有不要命的滾蛋人。

假如權力是所有資源的擁有者和支配者，為了使用資源，也是為了利益，就算權力被關在籠子裡，總會有另外的權力把籠子開啟。甚至，只須一把假鎖匙。靠權力制約權力，繞不過三十年風水輪流轉。只有還政於民，讓百姓能參與政權，制約政權，保證政權不偏離為大眾服務，才可能長久。

一個相對清廉的政府，必須要讓官員做到不敢貪腐和不能貪腐。不敢貪腐的內涵有兩層，其一，被查出後結局很悲慘;其二，有嚴密的監督，很大機率被查處。不能貪腐，就要求形成科學有效的議事機制和決策機制，脫離一言堂，消滅絕對的權力，才能讓私慾不能肆意妄為。

朱元璋執政不可謂不勤勞，但他只是一個人或者就那麼幾個人在奮鬥。沒有形成一套機制，就算扒皮抽筋的懲罰，也只是抓了部分倒黴蛋罷了。

制度！制度才是指導人們行為的基礎。一個家天下的制度，想著大家給你白玩命是不可能的。一個家天下的制度，想要根除腐敗也是不可能的。凡把制度設定成只利於少數人、只有少數人有無上的權利，腐敗就是這樣制度的伴生品，除非自殺而不可能根除。唯有一個大多數人說了算的制度，才可能從根本上杜絕腐敗。因為腐敗只能是少數人腐敗大多數人，而大家腐敗大家是不可能的。

朱元璋反腐是卓有成效的，明朝最後腐敗糜爛不堪，主要原因是明朝後來的帝君沒有執行他的政策。

明清兩朝都是因腐敗而亡國，其他歷史上被滅亡的國家都不是這個原因，幾乎全部都是諸侯或者軍閥軍事割據強大到超過了朝廷力量。那麼古代華夏族國家官員腐敗嗎？歷史典籍記載在武則天之前的朝代，官員腐敗確實比較少，最多也是很小的區域性，很難發展到大地區大面積。古代官員基本都是廉潔的。為何明清兩朝如此惡劣？古代官員沒有接受賄賂嗎？也不是，典籍記載性賄賂十分普遍，送個美女給官員很常見，但財物賄賂確實少，性賄賂行為橫貫中華歷史所有朝代，奇怪的是所有朝代皇帝均視而不見。

明清兩朝的官員都是來自科舉制的，他們寒窗苦讀十數年甚至數十年，他們的學識不是古代掌握單一治國理論的官員可以比擬的，他們個個都是學識淵博、堪稱歷史專家和中華文明的傳承者，孔子、老子、墨子等諸子百家文化理論都能隨手拿捏，但腐敗卻在他們之中蔓延，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明清兩朝學識淵博的官員集體走向腐敗？

古代的官員來自推舉制，是一個舉薦人制度，朝廷透過保薦舉薦人獲得體制外的優秀人士進入朝廷任職，以及舉薦提拔朝廷下級官員，舉薦人有連帶責任。這個制度在隋朝被打破，科舉制誕生，體制外的優秀人才可以透過科舉進入朝廷任職。但推舉制在歷史上並沒有結束，事實上它一直存在。科舉制雖然選拔了大量官員，但都是官僚體制的底層任職，而官員內部的選拔從來都是推舉制，從古到今沒有改變。

古代周朝後期中華科技領先世界2000年，唐朝領先世界一千多年，南宋領先700年，明朝中後期已經和世界科技同步了，清朝後期則科技落後世界兩三百年。從中華科技發展看，宋朝開始科技發展基本就停止了，遠古中華科技為何能如此高速發展？而後代明清科技則原地踏步？

社會發展科技發展都需要合理的社會管理，政府管理水平是關乎民族命運的根本，從唐朝科技看，華夏民族就已經發展減速了。明朝開始科舉制是唯一進入官場的合法渠道。我們看到在中華文明發展減速過程中，正是科舉制蓬勃發展的時期。科舉制是導致科技發展減速停止的原因？顯然這個結論顯然是錯誤的，因為關乎國家命運的核心官員全部都是推舉制產生的，這和古代沒有根本區別。那麼結論是科舉制肯定不是中華科技止步和官場腐敗的主要原因，中華科技止步和腐敗另有原因，那麼是什麼呢？文化？還是其他原因？值得我們思考。

明朝懲治腐敗的制度手段多而且殘酷，最終沒能阻擋腐敗的擴張，清朝高薪養廉也同樣無法阻擋腐敗的步伐，兩朝最終和人民決裂，毀滅是必然。

如果說官員的腐敗和科技發展不是官員升遷體制的問題，那麼一定是社會結構出現的問題，社會結構變化了，社會需要需求變化了，社會發展的動力就變化了，變化的社會產生了朝廷官員的變化。進入官場的官員目的不同了，明清兩朝官員他們本身就是為了名譽和財富而來，其實任何的反腐敗制度措施和電腦的反病毒軟體沒有本質的不同，總是有新的病毒能夠破壞計算機，但是官場是官員生存的地方，他們怎麼可能制定與時俱進的反腐敗制度，斷送自己的財富？因此社會改變是腐敗動力的核心，社會有哪些變化？明清兩朝官員為財富而來，所以腐敗。那麼古代官場清廉，官員又為何而來？人幼小無知的時候總是搶奪其他孩子的玩具，人類生來就是貪婪的，官員貪婪是本性，不貪汙而自願成為皇帝的家奴則十分可疑，古代清廉的官員他們進入官場到底目的何在？他們進入官場到底想幹什麼？

古代的社會結構是諸侯和世家並存，國家稅負很低，主要是徭役較重，戰爭及水利建設的徭役特別重。國家治理官員都是由諸侯和世家子弟擔任，他們制定國策方向就是有利於他們家族的發展的方向，因此他們為官目的就是家族的利益高於國家利益，國策傾向於諸侯和世家的發展，諸侯是戰爭家族，但世家卻是經濟科技家族，科技創新進步，需要鉅額財富的投入，而且還未必能成功，所以新產品價格高昂基本屬於奢侈品，它需要社會有大量財富所有者來消費，隨著產品生產技術的進步，成本才能徹底降下來，普通國民才能買得起。周朝科技發展迅速就是因為有這個社會階層存在。諸侯透過自治政策掠奪地方財富，世家透過科技製造業和服務業從諸侯和其他世家賺回財富，本身諸侯小朝廷的管理官員也是依附諸侯的世家子弟。社會形成這樣一種發展模式：權利掠奪財富，財富吸引聚集智慧，智慧制定法律保護權利，智慧創造科技積累財富，貧窮愚昧人口慘遭淘汰，華夏族遠古文明數千年就是人口慘烈淘汰的歷史。因此古代華夏族確實非常優秀，他們傲視其他民族，是東方的唯一強大霸主，友好和禮儀是其外表，智慧和狡詐才是其核心，擁有強大的武力，其他民族根本得罪不起，只能頂禮膜拜。在這種諸侯世家的分封體制下，兼併戰爭非常頻繁，諸侯生存根本就在於軍隊的強大，諸侯掠奪的財富全部用於強軍，世家生產武器軍備，沒有戰爭軍備大量銷售世家就很難獲得大量財富，眾多的軍備製造世家為諸侯降低武器購置費用是至關重要的，不論是諸侯弟子還是世家弟子都參與戰爭，選擇殺傷力最大的武器減少弟子的傷亡是諸侯和世家的唯一選擇，因此推動武器製造業高速發展，諸侯之間的戰爭不一定是諸侯自己願意，事實上多數戰爭背後的核心推動者正是武器製造世家和軍隊本身，軍隊也會製造被攻擊的謊言策動戰爭，沒有戰爭軍隊就喪失存在的必要和諸侯團體裡的重要地位。

秦始皇消滅所有諸侯，徹底消滅了諸侯的戰爭人才，目的在於減少反叛鎮壓的難度，他焚燬了所有戰爭兵書典籍和武器製造技術典籍，和兵書相同，皇家保留原件，所有民間兵器入庫，世家同樣也損失巨大，大量掌握核心製造技術的人才被殺消失。秦朝的戰爭兵書庫和兵器製造技術庫被楚霸王項羽徹底銷燬，項羽根本就沒有搞清楚那些是什麼東西，憤怒計程車兵燒燬了所有建築，當然也連同這些典籍，斷送中華文明和科技數百上千年的積累，從夏朝開始的萬邦之國殘酷血腥兼併到秦朝單一諸侯國兩千年的血腥戰爭積累成千上萬的戰爭記錄、戰爭理論毀於一旦。秦始皇將人口大量從諸侯世家裡釋放出來，國家對國民直接徵稅，減少了徵收環節，大幅增加了國家財富。釋放人口稅負低於在世家當佃戶和技術工人的稅負，所以廣大人民歡迎秦始皇。秦始皇財力超過其他六國，實現常年對外戰爭，領土瘋狂擴張。由於諸侯和世家的消失，社會實際上已經均平富了。因此科技創新昂貴產品的消費者消失了。步入緩慢發展是其必然，好在秦朝迅速滅亡，否則華夏族滅亡就不是在宋朝，很可能要早個起碼五六百年。

經過漢朝分封體制，殘餘諸侯世家家族成員整合社會資源，數百年發展，世家重新強大起來，世家豪強是科技進步不可缺失的消費階層，他們為社會進步提供了強大動力，社會重新邁進科技高速發展軌道，由於此時已經沒有掠奪地方財富的諸侯了，社會高階消費能力人群沒法和周朝時期相比。

元朝過後，華夏族主要高層已經被徹底滅亡，低層和底層民眾也大多數被消滅，他們帶著中華科技的核心製造技術一同進入墳墓。雖然漢人重新執政，但社會產品製造卻已經遭到嚴重摧毀，漢人地位提升，很多人開始從事製造業，據說都是祖傳技術，但蒙古人統治九十年，經過多代人口，其傳承還能留下多少技術？社會垃圾產品大量出現，國家當然不能放任劣質產品的大流通，政府開始整治經濟秩序，加強產品流通環節管理是必須的手段。奸商遭到嚴懲，由於流通環節管理嚴格，優秀產品銷路受限，因此製造業發展緩慢。流通環節的稅收是古代華夏族國家財政的主要來源，流通環節的稅收就是現代社會的流轉稅，這個稅收來自古代華夏族文明，目前整個歐亞大陸基本都收流轉稅，可見華夏族文明的影響，但美國是個異類，他們不收流轉稅，他們稅收主體是國民個體，並非企業，認為企業是納稅人獲得財富的平臺，流轉稅造成企業負擔，他們只收企業利得稅。美國不在乎企業賺多少錢，他們在乎的是企業僱傭更多的納稅人。

明朝初商業經濟乏力，商業稅收入少，國家財力不足，土地稅重新進入國家視野。這個稅種古代華夏族根本看不起，容易引起國家和國民的矛盾，而且還需要增加大量國家公務人員，增加國家負擔，比如唐朝就乾脆把土地按官職大小分給朝廷官員，讓他們自己管理，國家甩負擔，而且一旦天災還減免土地稅。但明朝財源不足，不得不重視土地稅，皇帝也很焦急，如何提高國家財力，提高國家治理能力，因此要求官員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提高科舉制考核標準，學習必須學習更多的知識。明清兩朝都是如此，五書四經、二十四史，學子要學習的內容堆積如山，可憐啊！這麼多的學習內容！誰告訴你我們高初中生學習負擔重，明清兩朝的學子比我們慘多了。科舉考試有很大的運氣成分。一個熟悉科舉考試的老師是透過科舉考試的唯一有效的辦法。學習永遠都有學不完的內容，基本都是人到老，學到老，學無止境。“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是經典的總結。國家對治理投入大量人力研究，將古代社會的治理方式收集整理，期待形成可靠的國家治理模式，增強國家財政，人民富足。這些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春秋戰國諸子百家文化及後代的文化合編起來，形成了巨大的大一統理論，由於漢人剛剛從元朝血腥殘酷暴虐的治理下站起來，漢族反對殘暴血腥統治的呼聲高昂，而且最近的南宋是儒學統治國家，因此反對血腥統治和宣傳全民教育的儒學成為這個大一統治國理論的名稱。這也是我們今天說儒學是中華文明的積累、博大精深的根源，儒學不是古代華夏族的儒學，它就是一個大雜燴。

蒙古軍徹底消滅了南宋商業經濟文明，而朱元璋的軍隊也同樣屠殺了元朝的官員家族，搶奪財富，導致明朝建立時已沒有強大的經濟團體，社會上本身就缺失經濟人才，朱元璋這個開創白話文的半文盲皇帝帶的軍隊也同樣沒有多少文化，野蠻和血腥是這支軍隊的特點，這些將領巧取豪奪不僅無法治國，而且有害國家治理，朱元璋是十分痛恨腐敗、重視民生的帝王，他一生都在為他的理想奮鬥，這些將帥成為他的眼中釘，危害他的國家建設。因此，朱元璋最後採用毒酒將其一網打盡，全部消滅，這也開啟了皇權誠信的危機，只能共苦不能同甘，朱元璋雖然自己沒文化，但啟用了大量社會殘存的華夏文化人士，但是元朝九十年的統治，這些文化殘存人士雖然理論一堆，但毫無治理經濟的經歷，社會上南宋製造業被多數摧毀，產品質量問題嚴重，社會當然不能放任質量缺陷大的產品氾濫流通，因此只能對商業實行強制管理，明確商家責任，全面恢復社會生產，加強質量管理，同時對華夏族國家治理學問收集整理和廣泛研究，補齊官員在治國理論上的缺失，因此儒學成為中華歷史國家治理的匯集點，所有學說全部匯聚到儒學，成為中華文明的百科全書。但是產品製造已經滅絕技術的恢復提升需要時間，不是十年二十年可以解決的，它根本就是重新創造，國家治理文化的恢復速度遠遠快於製造業技術恢復發展速度。經濟沒有搞上來，而維護國家穩定的理論得到迅速發展並超過以往任何朝代，而如何搞好經濟發展直到明朝滅亡也沒有整理出有效政策，限制垃圾產品商業流通這個建國初期的短期措施變成長期國策，並形成了管理文化，因此整個明朝都沒有產生也無法產生強大的商業文化和製造業科技，也當然沒有製造業富貴階層，社會也因此缺失優質高價的創新產品的消費群體，製造業也都是小作坊，而且難得少有的優質產品確定為官窯，平民無權也沒有財力享受這些產品，生產商獲利小，無力開發新產品，科技進步極其緩慢。而南宋逃亡海外的華夏高層殘餘帶領核心人才迅速傳播華夏文明，雖然他們也非常保守自己的核心技術，但確實加速了全球經濟的發展，減少了中華文明和世界的差距。

明朝的國家治理理論研究從國家穩定國土疆域治理上看，是非常成功的，中華古代沒有一個王朝能夠保持建國後150年內不分裂不產生封建割據政權，但明朝做到了，直到明朝滅亡都沒有產生過割據政權，這個匯聚所有中華文化的治國理論確實有防止地方獨立產生割據政權或勢力的能力，清朝延續明朝治國理論，清朝的國土也從來沒有產生古代國君頭疼的不受控制的割據勢力。這是這個大雜燴儒學的功勞。

清朝傳承明朝的國家治理，由於明朝經濟治理本身缺陷，加之清朝建國初期屠殺漢人財富人口，這些人口反抗意識太強了，不願放棄自己的土地和財富，導致明朝經濟沒有得到徹底恢復的科技技術再次遭遇噩夢，清朝國家財政當然更加困難，因此加大對土地稅負和商業流通環節的徵稅，導致商業流通更加難於實現，整個清朝人民活在水火之中，普通平民難於溫飽，因此清朝的農民起義層出不窮。為防止漢人推翻其政權，搞出文字獄等各種手段禁錮人民思考，大量駐軍全國各地，嚴防農民起義，這加大了國家的經濟負擔，經濟發展幾乎完全不可能。同時加強人口籍貫管理，推廣所謂孝道，在父母未亡時不得遠離，將人口徹底固化在原地，防止流民引發動亂，這個政策導致先進技術更加難於傳播，科技融合發展成為不可能。儒學當然也在這個環境下扭曲發展，清朝皇帝都是博學人士，透過科舉制提拔漢人，滿族沒有經濟人才，漢人多少要好的多，不提拔漢人，估計國家財政將更加困難，也必將無力負擔龐大的軍隊和滿族貴族的消費。但是這些寒門學子根本就對經濟完全無知，整個國民經濟比明朝更加惡劣。明清兩朝都對華夏族古文明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期待社會能夠像古代華夏族那樣富足，但是所有學說研究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為社會沒有華夏族的經濟氛圍和科技成果，完全無法準確理解古代治理學說的正確意義和意境。皇權雖然急迫想發展經濟，全力支援和推廣整合而成的華夏文明——儒學，但並沒有帶來社會富足，社會根本就沒有懂經濟的人才。整合而成的國家治理學說成為官員的文字遊戲，冠冕堂皇，金玉其表，敗絮其中。明朝和清朝都走在錯誤的國家治理道路上，不斷重複犯錯和改正，國家道路越走越窄，最終走向殖民地。

中華歷史上的國家治理學問只有一個半文化是完全為皇權服務的文化，一個就是法家文化，它宣傳皇權的集權極權統治制度，消滅所有威脅皇權統治的可疑勢力，確保皇權不被削弱，全力整合國家資源，致力於國家強權的文化，重點發展對外戰爭。法家文化是皇權專屬文化，也是適合常年戰爭擴張的文化，在這個文化的統治時期，從秦朝到唐朝高宗時期都是華夏族瘋狂擴張時期。它是皇權喜愛的文化，所以一直佔據皇朝朝廷的重要地位，這個文化還有一個重大特點：重農輕商，不重視製造業。社會管理採用嚴刑峻法治理，動輒連坐屠殺，甚至株連九族。法家文化自創造出起就受到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的抨擊，包括早期的儒學。另外半個就是儒家文化，它因武則天的罪惡而進入朝廷，儒學是宣傳全民教育和仁慈管理的文化，大量寒門人士崛起，由於寒門沒有社會經濟治理經歷，導致對國家治理理論知其然，不知所以然，國家治理需要磨合學習，因而常犯錯誤。世家子弟的國家治理是有利於家族利益的治理，世家弟子在成年後，都會得到家族的培養，將他們放到商業、農莊、製造業、流通業的管理領導崗位上鍛鍊幾年，優秀的提拔到更高層的家族管理崗位，沒有治理能力的則被淘汰，每個弟子都擁有管轄範圍之內的財富支配使用權，所以個個仗義疏財，花天酒地，廣交好友。華夏族內鬥劇烈，每個家族都需要外援，才能在殘酷的社會吞併鬥爭中生存下來，減少不必要的摩擦損失。經過世家家族多次十多年的考察，優秀的弟子將被推選進朝廷，家族期待弟子能夠影響政府政策措施的制定，確保家族從中獲得利益，同時佔據政治要職確保在政治上不犯錯誤，得到政府的保護。在進入朝廷任職期間，家族配備相關奴籍經濟管理專家，配備護衛隊，和大量生活僕從人員，根據在家族表現和地位，這些弟子少也有二十人團隊多則達百人團隊精心照顧。這些家族精心挑選的人才個個都是交際專家，禮儀禮貌幾乎無可挑剔，本身就經過經濟治理的考驗，在經濟治理中本身就老到，而且還有家族配備的精明的專家輔助，在朝廷管理崗位上幾乎很難犯錯誤，而且家族財富不斷大量支援，完全沒有經濟負擔，從來不缺錢財，根本不需要貪汙腐敗。寒門學子在朝廷裡身單力孤，根本不是對手，他們只有向皇帝宣誓絕對忠誠，才能勉強對付，但他們能夠見到皇帝嗎？怎麼能夠讓皇帝對他們放心？科舉制發明後很長時間寒門都是在生活在朝廷底層，武則天時代才是個轉折。寒門弟子沒有背後家族支援，也不會制定專門的政策保護髮展某個行業，不像世家弟子，皇帝覺得世家弟子就是掏空國家財富的能手。當時的管理制度相互監督，寒門希望獲得財富，能夠享受世家官場弟子的豪華生活，因為大量有清廉官員的存在，貪汙比較難，即便寒門也缺少貪汙的渠道，正確的說法是社會沒有這個需要，世家同盟會彼此支援，鬥爭在世家同盟之間展開，同盟相互之間是不可能支援的，賄賂根本不可能起作用。

儒家文化蓬勃發展時期正好是華夏族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變時期，大量寒門弟子血脈相對低下，執政經驗少，能力不足，很難得到提拔。因此對皇權文明搖頭擺尾，渴求皇權支援，是唯一上位的方式。本身就是血脈低等的家族，千百年時間裡對上位血脈委曲求全，他們不介意對皇家曲膝跪拜，將奴隸對奴隸主的忠誠當做座右銘，皇權對其認可並推廣，寒門透過科舉制成為皇權真正的利益代言人，在皇權強力支援下，最後寒門崛起搞垮世家的製造業豪強，國策治理向遏制製造業發展的方向轉變，削弱世家勢力，防止世家優秀弟子掌握朝廷權利。寒門士子財力單薄痛恨世家弟子的奢靡，他們要斬斷世家家族對弟子的財源供給，遏制世家弟子家族發展是唯一有效的措施。所以現在中華最終沒有超過四百年曆史的企業。同是皇權的代言人，法家和儒家雖然一個是平等觀念一個是等級觀念，但他們密切地融合了，儒學明清兩朝融合了中華文明歷史中的所有國家治理學說，這些學說原來本身就是彼此排斥，但他們融合在一起，可以說儒學博大精深，系統龐雜。在國家治理時措施顛三倒四都有理論支援。儒學最成功的是仁慈，最失敗的也是仁慈。仁慈改變了奴隸社會的殘酷，將中華文明帶領走向現代人權社會，在明朝的時代裡，儒學是全球當時最先進的人文治理文化，儒學對中華文明歷史程序總體是有益的，利多於弊，應該值得肯定。由於儒學有階級思想，它依託皇權文明發展，和皇權是利益共同體，但又有別於皇權，事實上明朝已經發展成為皇權和官僚階層兩個團體，相互制約，明朝的儒學發展已經變相發展成為類似歐洲的君主立憲制，皇帝甚至可以多年不上朝。準確的說更像是當今日本的天皇制，首相向天皇宣誓效忠，但天皇對國家管理卻很困難，難於插手。日本的這個國家管理制度和明朝滅亡時逃難的明朝大儒有關，他解決了日本數百年的幕府戰亂，建設了日本合理的國家統治體制。

明朝形成皇帝和官僚集團相互制約機制是朱元璋建國初理論導致的，朱元璋反對鋪張浪費，限制皇權過度消耗國力，這當然和建國初國家財政嚴重不足有關。明朝的國家財政分為內庭和外庭財政兩塊，內庭按比例分配，因此皇帝手中財力有限，外庭財政後來被儒家文化改稱為國家財政，國家財政不能用於皇室家族的開支，皇室代代人口增加卻無法享受富貴，他們意見非常大，對官僚腐敗監督也確實進行了好幾代，畢竟錢就這麼多，官僚拿多了，皇家就少了，皇家對官僚的監督自然就是他們最貼心的太監宦官，因此鬥爭非常激烈。這導致鄭和下西洋結束，這本身是皇權考慮不周，鄭和船隊數萬士兵和船舶維護等維持的開支每年600萬白銀走的是國家財政，而下西洋船隊收益則全部歸為內庭收入，鄭和下西洋根本就是官倒，不可能虧損的，元朝當年就是靠這個官方貿易獲取大量的財富。官僚集團和皇權的鬥爭將這個皇權財富來源徹底斬斷，皇權無法支撐龐大的宦官隊伍，明朝的官僚集團當然安全了，並且官僚集團徹底修改宦官的相關記錄，將其定義為危害國家安全治理的惡勢力，皇權在鬥爭中徹底失敗，從此腐敗開始蔓延，皇權毫無辦法。當然宦官在反腐中也未必都是維護皇權的，當然夾雜他們的個人恩怨，他們走上太監這個人生悲劇，有太多的社會原因，他們不僅僅痛恨某個社會勢力，甚至痛恨自己的家族。有無數事例充分證明了他們根本就是打擊報復和復仇，這些宦官在數以萬計的身體殘缺太監群體中脫穎而出，在暴力沒有關愛的環境中成長為血腥殘暴沒有人性的極端人物，他們復仇的惡毒也讓其家人反感，最終幾乎沒有家人願意接受他們入葬家族墓地，全部被社會拋棄。但宦官反腐和情報收集確實對反腐敗治理非常有效，宦官幾乎無處不在，朝廷命官腐敗肯定是找死。雖然這段歷史被描繪成黑暗的時代，但由於宦官針對的多數為豪門大戶，他們徹底改變了中華歷史數千年來豪強對平民的欺男霸女、肆意侵佔的歷史，平民的人權大幅提高，對中華文明民權走向和平、平等有重大作用，雖然社會不恥他們。當然他們對經濟發展有嚴重的破壞，很多製造業被摧毀，但是蒼蠅不叮無縫的蛋，正是由於豪強對平民的掠奪和恃強凌弱的惡習導致了家族的滅亡。後來明朝的民權極度強大，不僅敢於和豪強打官司，也敢和官府打官司，這個明朝這個時代是中華數千年文明中唯一民權強大的時代，明朝的治理產生了獨有的詞彙，比如“刁民”、“上訪”、“奸商”等等。明朝是中華歷史上唯一一個政府不敢庇護豪強的時代，政府甚至連自己都保不了，也是歷史上唯一一個不敢對平民社會巧取豪奪的時代，但也不是藏富於民的時代，因為商業不發達，製造業無法發展壯大，社會民眾財富本身也並不多。明朝後期腐敗迅速蔓延，瘋狂發展，但官員的腐敗和對平民的巧取豪奪無關，是國家建設工程的腐敗，但大量消耗了國家資源，天災時沒有財力救援災民，由於民權的強大，人民認為天災時應有的權利和利益沒有得到，迅速導致民怨沸騰，引發農民起義，導致明朝滅亡，也可以說明朝的毀滅正是由於民權的強大，腐敗是根源，但民權過於強大可能才是更加深層次的原因。

儒學成也仁慈，敗也仁慈。對官員只殺惡首其他流放的仁慈導致腐敗團體無法清除，打蛇不死，必有後患，因此官場開始走向腐敗不堪、官官相護的文化。同時儒家法家融合，法家的重農抑商、不重視製造業的錯誤思維被儒家文化錯誤執行數百年，以致中華文明原地踏步，科技發展毫無進取。

儒家文化太過龐雜，有精華，同時也有大量糟粕，它融合了春秋戰國的陰陽論學說，所有體系理論均有大量歷史記載確認理論的合理性，對於同一個事情不同人不同觀察角度，得出不同的結論，採取不同的措施，這些措施很可能就是對立的，這讓人感覺儒學缺乏是非感。因此儒學裡很多東西很難分辨是否糟粕，目前大家普遍認可的糟粕主要有重農抑商輕視製造、重文輕武的兩大問題。

儒學已經是中華文明的集大成，在中華文明古代的國家的科技迅猛發展時期文化治理錄入其中，後代皇朝科技發展停頓的國家治理也在其中。完全推翻不合適。事實上真正危害中華文明的不是儒學，而是法家文化，而現在儒學已經和法家文化融合一體，儒學需要剔除糟粕，儒學核心——古代的輕徭薄賦、反對戰爭、反對血腥、重視全民教育仍然是當今時代全球廣泛的共識，是當今社會發展的主流。事實上儒學覆蓋區——中日韓均是當今社會高速發展的社會，儒學核心理論本身沒有太大的社會治理問題。

朱元璋反什麼腐，家天下，一個人說了算的國家，看上的女人隨便上，看上寶物隨便拿，看不上的人隨便殺，沒有任何約束力，沒有任何公平正義的年代，自己比誰都貪，比誰都壞，比誰都腐，談何反腐，只能說是自己吃肉不讓別人喝湯的混球而已……

人性是貪婪的，不知足的，而且總是心存僥倖心理，雖然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反腐力度很大，可謂前所未有，可依然阻止不了貪官汙吏們的前赴後繼。

人在吃不飽飯的時候，心裡最大的願望就是能每天都吃飽飯就行了，可是當真的每天都能吃飽飯的時候，又開始想了，這每天口袋裡乾癟癟的，啥時能口袋裡不缺錢花，那該多好啊，後來還真的實現了，可當手上有花不完的錢的時候，又開始有了新的想法了，如果能弄個官噹噹就好了，還別說，後來透過政府統考招聘，還真的被錄用了，當了官之後，慾望又開始增長了，原來當皇帝才是人間最美好的，於是又開始費盡心思去謀求皇位了，後來透過一路廝殺還真的當了皇帝，現在人間的追求已經到頂了，那麼接下來該做什麼呢？慾望的膨脹是不會停止的，又開始了長生不老的想法了。

這就是人性的慾望，本就是無底洞，無窮無盡的。

朱元璋為保皇權，他的反腐與他所製造的文字獄一樣，是針對危及他皇權的人設，是誅殺功臣的政治手段，不是為反腐而反腐。

我是真君，我來詳細回答。

朱元璋因出身原因，深知底層百姓的貧苦，因而上位之後實行“以猛治國”，在全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反貪官”運動，甚至不惜“扒皮充草”以儆效尤，然而即使用此雷霆手段，朱元璋仍然沒能遏制明朝的貪腐現象，這又是為何呢？

丨朱元璋大力懲治貪官，卻仍然未能剎住貪腐之風

出身底層的朱元璋，早年深受貪官汙吏之苦，對於壓榨、盤剝百姓的貪腐官員可以說恨之入骨，因而稱帝之後對於官員貪腐現象極為憎惡，從而採取各種手段大力整治貪腐。

朱元璋對貪汙可以說是零容忍，從地方縣、府到中央六部、中書省，只要發現貪汙，不管涉及到誰，堅決一查到底，哪怕是開國功臣、皇親國戚，也絕不心慈手軟，明初“四大案”之一的郭桓案便是典型，駙馬都尉歐陽倫也因貪汙被處死。

而且，朱元璋還鼓勵百姓們民告官，甚至在外地百姓入京告狀時，不僅要求地方官員不得阻攔，甚至還幫助解決路費問題，而對於阻攔百姓告狀，或者應該受理而不受理的，朱元璋還會嚴厲懲處。此外，朱元璋在午門外特設“鳴冤鼓”，民間百姓若有冤情在地方討不回公道，可上京擊鼓直接告御狀。同時，朱元璋還允許百姓直接扭送不法官吏。

而一旦發生貪汙事件，朱元璋往往是從重懲處，只要被查實，最輕也得發配邊疆充軍，而貪汙銀子六十兩以上者一律梟首示眾，甚至不惜採取“扒皮充草”、挑筋、斷指、斷手、削膝蓋等酷刑，力求達到震懾作用。

此外，朱元璋還大力開展廉政教育工作，不僅制定了蘊含有大量貪腐案例的《大誥》和《醒貪簡要錄》讓官員學習，而且在各級衙門設定了專門的剝皮場和專挑貪官人頭的長杆，從而對各級官員形成警示作用。

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先後處決貪汙官吏多達十餘萬人，然而即使朱元璋如此雷厲風行，卻仍然無法徹底根除貪腐現象，以至於他晚年只能發出“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屍未移而人為繼踵，治癒重而犯愈多”的哀嘆。

丨明朝貪汙現象為何無法根治，制度缺陷或許才是根本

對於明朝的貪腐現象，明末抗清英雄陳邦彥曾這樣說，“嘉、隆以前，士大夫敦尚名節”，也就是說嘉靖、隆慶以前官員們尚且重視名節，而到了嘉靖、隆慶以後，官員們則“以官爵為性命，以鑽刺為風俗，以賄賂為交際，以囑託為當然”的地步，可見明朝中後期貪腐現象之嚴重。

那麼，明朝的貪汙現象為何無法根治呢？我認為主要是由於以下幾點原因造成的：

1、官員俸祿實在太低。在朱元璋看來，官員既然獲取了權力，那麼就應該一心一意為百姓服務，而不應該想著賺錢，因此對於官員的俸祿嚴格限制。朱元璋根據官員日常用度計算的俸祿，雖說足夠官員生活，但他卻忘記了官員除了養家餬口之外，還需要承擔來往應酬、僱傭吏員等其他支出。從而導致官員俸祿已經到了低於正常用度的地步，例如正二品的海瑞，竟然因為母親生日時買了兩斤肉而成為新聞，死後更是隻留下了8兩銀子和一些破舊衣衫，而明朝官員死後拿不出喪葬費用的現象更是多見於史料。朱元璋在位期間雖然也曾三次對官員俸祿進行調整，進而使得官員的俸祿得到了一定程度增長，但明朝官員的俸祿仍然是歷朝歷代中最低的，而更要命的是朱元璋還將俸祿標準鐫刻於石碑、形成定製。於是，官員們即使不為了富貴，為了正常生活，也不得不進行貪腐。

2、監督機制喪失作用。朱元璋為了嚴厲打擊貪腐，不僅設立了科道官員（六科給事中與都察院十三道監察御史）用來監督中央和地方各級官員，而且還曾短暫起用了著名的情報機構“錦衣衛”，按理來說監察系統已經相當完備，但令他沒有想到的是，這兩大系統竟然最後全都喪失了作用。然而，從明中期開始，隨著黨爭的日益嚴重，宦官集團和文官集團之間的矛盾愈發突出，這種局面下，錦衣衛依附於東廠，科道則依附於內閣，進而成為了黨爭之中相互攻訐對方的工具。為了打擊政敵，他們早已喪失公允之心，反而大肆濫用監察、彈劾權力，如此情況之下，自然就使得整個監察系統喪失了原本作用，也就無法再遏制貪腐現象。

3、官場風氣無比糟糕。正如前文所說，嘉靖、隆慶之前的官場風氣尚可，而當嘉靖上臺之後，明朝官場風氣風雲突變，“今天下自大吏至於百僚，商較有無，公然形之齒頰”，官員們不僅對肥缺曲子弱音，而且“宦成之日，或垂囊而返，則群相姍笑，以為無能”，明朝此時的官場形成了，誰貪的多證明有能力，笑話清廉官員無能。如此官場，就算有較為清廉的官員，也根本無法生存下去，比如吏科給事中魏大中，誰給他送禮他就舉報誰，結果再也沒有人敢登門，結果後來被魏忠賢逮捕下獄，最終慘死獄中。

4、人治之下貪腐難免。古代皇權社會，一直奉行的就是人治思想，例如孔子便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篇》），孟子也說：“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孟子.離婁上》）。所謂人治，所依靠的便是執政者個人的賢明，然而“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面對誘惑不是每個人都能如聖人一般抵住誘惑。因此，人治之下貪腐現象根本無法避免，例如張居正，作為明朝著名的能臣幹吏，也仍然難以拒絕賄賂，時任南京刑部尚書的殷正茂便曾送給張居正兩個金盤子，盤子中有高達三尺高的珊瑚。

如上所述，明朝之所以會在中後期出現嚴重貪腐，主要還是由於制度上的缺陷所造成的，人治之下的權力高度集中，又缺乏有效的監督手段，自然就導致了貪腐的出現，而貪腐一旦形成風氣，便很難再製止了。

人的貪婪僥倖的心理，是禁不住腐敗的根本原因，總以為自己做得隱秘，別人不可能知道自己貪汙，也不可能會查到自己頭上，明朝的腐敗形成了一個圈子 ，你也貪，他也貪，大家覺得都沒事 ，不貪白不貪 ，一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貪官多如牛毛，清官卻是很少，權利失去了制約監督，很容易出問題，明朝的貪官，明知道貪汙是死罪，可也敢冒險一試 ，暴露出了，人為財，鳥為食亡的本性，明朝的刑法不完善，給貪汙腐敗留下了生存的空間 ，隨著人類的進步，法制的越來越完善，能有效的，震懾貪官，想貪不敢貪，伸手必被捉，貪官一旦被捉，所有的富貴榮華，也只不過是黃粱一夢。

殺貪官也好，殺功臣也好，都是朱元璋的個人行為。而從根本上治理貪腐，必須依靠法律和制度，必須發動群眾，依靠群眾監督，要讓貪官汙吏亡於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