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東林黨可以說是明朝那時候的一群憤青，歷史上的解釋是:

1.他是江南士大夫為主的官僚階級政治集團。由明朝吏部郎中顧憲成創立，直到明朝滅亡，共經歷近40年時間。

2.公元1604年（萬曆三十二年），顧憲成等人修復宋代楊時講學的東林書院，與高攀龍、錢一本等講學其中。

3.東林講學之際，正值明末社會矛盾日趨激化之時。東林人士諷議朝政、評論官吏，他們要求廉正奉公，振興吏治，開放言路，革除朝野積弊，反對權貴貪縱枉法。這些針砭時政的主張得到當時社會的廣泛同情與支援，同時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勢力的激烈反對。兩者之間因政見分歧發展演變形成明末激烈的黨爭局面。反對派將東林書院講學及與之有關係或支援同情講學的朝野人士籠統稱之為“東林黨”。

明朝後期，政治極端黑暗，朝政被一批極端腐朽的宦官和大官僚把持著。這就引起了許多中下層的正直官吏和知識分子的不滿。

公元1594年，吏部郎中顧憲成被革職還鄉。顧憲成回到無錫老家後，就來到當地的東林書院講學。在那裡，他遇到了高攀龍、安希範、錢一本等志同道合的學者。他們屬於不得志計程車大夫階層，經歷大多相似。這些有學之士聚集在一起，不但切磋學藝，鑽研學問，還時常議論朝政，對當權者加以抨擊。他們提出“利國”、“益民”的政治主張，要求改革朝政，任用賢能，澄清吏治，反對獨裁專制。他們還反對橫徵暴斂，反對當時的太監到各地去主持開礦、徵收賦稅，呼籲減輕民眾的負擔。

東林學院聲勢越來越大，而且得到了一些大臣的支援，因此又有不少士大夫聞風趨附，加入到這個團體當中。從而形成了一個政治組織——東林黨。

明熹宗時，大宦官魏忠賢專權。他勾結一部分官吏，實行殘暴、黑暗的統治，使得天下臣民苦不堪言。東林黨人拍案而起，指斥魏忠賢及其黨羽為“閹黨”，多次向朝廷上書，揭發閹黨的罪惡。東林黨人楊漣曾上書彈劾魏忠賢有二十四大罪，左光斗彈劾魏忠賢有三十二大罪。可是，因為有皇帝的寵信和包庇，魏忠賢反而唆使其黨羽製作了《東林點將錄》、《同志錄》等檔案，對東林黨人按名斥逐、捕殺。楊漣、左光斗、黃尊素、高攀龍等大批東林黨人都慘遭殺害。公元1627年8月，熹宗病死，崇禎皇帝朱由檢繼位。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安定民心，崇禎下令將魏忠賢逮捕法辦。魏忠賢自知惡貫滿盈，畏罪自殺了。東林黨人受迫害的狀況才告停止。

但是東林黨都是君子嗎？都是治國能臣嗎？結果來看並不是，明朝亡國了。

後人對東林黨的評價就是長於攻訐短於治國，東林黨勢力極大，導致明朝中後期形成許多黨派與之抗衡，比如晉黨，楚黨，浙黨等。為了一己私利可以不顧一切。比如被崇禎弄死的魏忠賢，他被天啟提拔的原因就是向東林黨的老巢東南收稅，之前東林黨為了保護自己的權益，向當時已經顆粒無收的西北加稅，天啟讓魏忠賢降低西北稅收，增加東南的稅收，這觸及到了東林黨的利益，所以和魏忠賢勢成水火，天啟一死就被崇禎弄死了，結果西北稅收增加，已經沒有活路的西北人在李自成的帶領下揭竿而起。東林黨人道貌岸然的很多，比如說錢謙益，聽說清軍入關，他的妻子柳如是要和他一起跳河殉國，結果來到河邊，錢謙益把手伸進水裡，說，不能跳，水太冷了。最後向清軍跪地投降還有大學士魏藻德，李自成進北京後他還有一群大臣向李自成投降，李自成問他，崇禎那麼器重你，你為什麼沒同崇禎一起殉國？魏藻德說，我正準備為新王朝效力，為什麼要去死呢？李自成手下大將劉宗敏說，這人不可信，崇禎那麼器重他，短短几年就讓他升為大學士，他都能背叛崇禎，如果我們勢弱了，他也會毫不猶豫的背叛我們。於是李自成把他抓了起來嚴刑拷打他，最後頭骨被打裂身亡。

東林黨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官僚階級政治集團。由明朝吏部郎中顧憲成創立，直到明朝滅亡，共經歷近40年時間。

公元1604年(萬曆三十二年)，顧憲成等人修復宋代楊時講學的東林書院，與高攀龍、錢一本等講學其中。

東林講學之際，正值明末社會矛盾日趨激化之時。東林人士借諷議朝政、評論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為富商巨賈爭利之實。他們雖然提出了廉正奉公，振興吏治，開放言路，革除朝野積弊等進步口號，然而實質上卻淪為了大地主，大商人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對徵款賑災行為極力阻撓。東林黨人在當時遭到宦官魏忠賢及其依附勢力的激烈反對。兩者之間因政見分歧發展演變形成明末激烈的黨爭局面。反對派將東林書院講學及與之有關係或支援同情講學的朝野人士籠統稱之為"東林黨"。(有時他們自己也會稱為東林黨人，但這個"黨"表示"同志""戰友"。而在反對派口中是貶義的"結黨營私")

東林黨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官僚政治集團。“東林黨”之“黨”，是朋黨而不是近代政黨。 公元1604年（萬曆三十二年），顧憲成等人修復宋代楊時講學的東林書院，與高攀龍、錢一本等講學其中。東林講學之際，正值明末社會矛盾日趨激化之時。東林人士借諷議朝政、評論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為富商巨賈爭利之實。他們雖然提出了廉正奉公，振興吏治，開放言路，革除朝野積弊等進步口號，然而實質上卻淪為了大地主，大商人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對明末饑荒災民的悲慘現實視而不見，對徵款賑災行為極力阻撓。東林人士在當時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勢力的激烈反對。兩者之間因政見分歧發展演變形成明末激烈的黨爭局面。反對派將東林書院講學及與之有關係或支援同情講學的朝野人士籠統稱之為“東林黨”。

東林黨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官僚階級政治集團。由明朝吏部郎中顧憲成創立，直到明朝滅亡，共經歷近40年時間。

東林學派的興起，標榜氣節，崇尚實學，對於扭轉士風起了積極的作用。他們在講學中經常觸及社會現實問題，議論如何改變政治腐敗、民不聊生的狀況。高攀龍曾經指出：“此時民不聊生，大亂即將來臨。”顧憲成也感到，危機四伏的政治形勢已如同“抱柴於烈火之上”；他因而認為，在朝廷做官的不考慮朝政，在地方做官的不留心民生，隱退鄉里的不關心世道，都是不足取的。他們把讀書、講學同關心國事緊緊地聯絡在一起。

東林書院既講學又議政，吸引著許多有志之士，包括一些因批評朝政而被貶斥的官吏。他們不顧道路遠近，紛來沓至，人數之多，竟使東林書院的學舍都容不下。一部分在朝任職的正直官員，也同東林講學者遙相應合。東林書院實際上成了一個輿論中心，這裡的人們逐漸由一個學術團體形成為一個政治派別，從而被他們的反對者稱為“東林黨”。那時所謂的“黨”，不同於近代的政黨，既沒有固定的章程，也沒有嚴格的組織形式，而是指政治見解大致相同、在政治活動中經常結合在一起的一批人。

東林黨人在明朝末年的政治活動，經歷了神宗萬曆、熹宗天啟和思宗崇禎三朝，長達半個世紀。由於沒有固定的章程和嚴密的組織，他們的政治態度和主張，往往是透過個人的活動表現出來的。概括起來，大致是：強烈要求改變宦官專權亂政的局面，主張“政事歸於六部，公論付之言官”，使天下“欣欣望治”；竭力反對皇帝派遣礦監、稅使到各地進行瘋狂掠奪、橫徵暴斂，主張既重視農業，也重視工商業，要求惠商恤民、減輕賦稅、墾荒屯田、興修水利；反對屢見不鮮的科舉舞弊行為，主張取士不分等級貴賤，按照個人才智，予以破格錄用；加強在遼東的軍事力量，積極防禦滿洲貴族的進攻。

東林黨人號稱"清流”，影響著天下的輿論。上述皇位繼承權之爭和京察之爭，都是統治階級內部的權力之爭。但是，這並不能掩沒東林黨人在這些鬥爭中力圖革新朝政、反對統治集團中最反動腐朽勢力的進步作用。

由於東林黨人威脅到其他非東林黨人的利益，許多非東林黨的官員為自保也紛紛以地域為單位，以高官為領袖，結成幫派，一時朝中宣黨、浙黨、楚黨、齊黨林立，他們聯合起來打擊東林黨人。鬥爭由原來的閣部之爭和門戶之爭逐漸演變為黨派鬥爭，規模進一步升級，性質更加嚴重，影響也更加惡劣，明代政爭急劇惡化，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新時代。

東林黨人代表了當時江浙商人和地主豪強的利益，反對朝廷向工商業者收稅，並藉著崇禎帝清除魏忠賢勢力的時機，取消或降低了海外貿易稅、礦稅、鹽稅、茶葉稅等稅種的稅負，使得明末的財政收入來源更加單一，朝廷的稅收來源更加依賴於普通的農民，再加上當時各種天災不斷，造成了大量農民破產，形成大量流民，直接導致了明末的農民大起義。

東林黨作為士人政治群體，是富於理想，能堅持原則又頗有犧牲精神的”，他們“繼承了儒家傳統政治思想中最有價值的內容”。

東林黨和東林黨人的基本政治主張，概括來說就是，改變宦官亂政的現象，政治歸於六部，公論交給言官；極力反對皇帝派礦監和稅使，結果礦監、鹽使橫徵暴斂；主張工農商平衡發展，減輕徭役賦稅，開荒屯田、興修水利；嚴肅科舉制度，選人用人不拘一格、不分貴賤；加強遼東地區的軍事力量，防止滿洲蠻夷侵略。這些政治主張在相當程度，具有前瞻性和針對性，確實有振聾發聵的現實效果，如果能夠實施，很有可能一掃明朝積弊，明朝得到中興。

為了爭權，明末的東林黨人，黨同伐異，利用輿論攻勢，讓自己人進入內閣，併成為首輔，還把手伸張前線。排擠能打仗的將領，而把自己人安插進入，對後金作戰時，名將熊廷弼在取得優勢的情況下，生生給換成了對打仗一竅不通的袁應泰，結果前線失利，等到不得不換回熊廷弼時，又搞了個東林黨人王化貞，來監視、掣肘主將，結果前線又失敗了，後金迅速成長，成了明朝的心腹大患。

為了奪利，不顧前方戰事吃緊，經費緊張，堅決要求皇帝停止徵收商稅，而最大的獲利者，就是明末代表了江浙地區大地主、大工商業者利益的東林黨人。由於國家缺錢，不能收商業稅，只好在農業稅上做文章，最後明朝幾乎到了一畝地收成七八兩銀子，收稅要收將近十兩銀子，人民實在是生活不下去了，只能揭竿而起。

東林黨人，有了權，又有了錢，是不是該實現當初的愛國承諾了？這個時候的東林黨，和魏忠賢之流，並沒有什麼二質，甚至不如。朝廷停止了商業稅，又和後金打仗，再加上普通百姓的稅收不上來，國庫裡能跑馬，皇帝都得穿打補丁的衣服了，請東林黨為主的朝臣們捐款，按說這麼有錢了，應該為國為民了吧，可是全朝廷一共捐了二十萬兩，然後這群東林黨人還哭天搶地，好像被抄家了一樣。所以說，這個時候的東林黨除了黨爭和奪權，已經沒有了愛國忠君。

等到明朝被滅了，以錢謙益為代表的很多東林黨人又出來了，開始大搞"反清復明"，像這樣首鼠兩端、前後矛盾，難怪古語講"負心多是讀書人""百無一用是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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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林黨

東林黨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官僚政治集團。“東林黨”之“黨”，是朋黨而不是近代政黨。 公元1604年（萬曆三十二年），顧憲成等人修復宋代楊時講學的東林書院，與高攀龍、錢一本等講學其中。東林講學之際，正值明末社會矛盾日趨激化之時。東林人士借諷議朝政、評論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為富商巨賈爭利之實。他們雖然提出了廉正奉公，振興吏治，開放言路，革除朝野積弊等進步口號，然而實質上卻淪為了大地主，大商人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對明末饑荒災民的悲慘現實視而不見，對徵款賑災行為極力阻撓。東林人士在當時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勢力的激烈反對。兩者之間因政見分歧發展演變形成明末激烈的黨爭局面。反對派將東林書院講學及與之有關係或支援同情講學的朝野人士籠統稱之為“東林黨”。

什麼是東林黨：東林黨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官僚階級政治集團，說的更直接一點兒，其實就是一個文官集團。由明朝吏部郎中顧憲成創立，直到明朝滅亡，共經歷近40年時間。

起點事件：公元1604年，顧憲成因對朝廷的決策有所非議而觸怒了明神宗被革職，顧憲成回到了家鄉，決定從事講學，同時利用講學宣揚他的政治主張。恰好在無錫有一所宋朝學者楊時曾經講過學的東林書院，他在地方官員等資助下，修復了這家書院。1604年十月，顧憲成會同顧允成、高攀龍、安希範、劉元珍、錢一本、薛敷教、葉茂才（時稱東林八君子）等人，發起東林大會，制定了《東林會約》，規定每年舉行大會一、二次，每月小會一次。

組織發展：東林書院既講學又議政，吸引著許多有志之士，包括一些因批評朝政而被貶斥的官吏。他們不顧道路遠近，紛來沓至，人數之多，竟使東林書院的學舍都容不下。一部分在朝任職的正直官員，也同東林講學者遙相應合。東林書院實際上成了一個輿論中心，這裡的人們逐漸由一個學術團體形成為一個政治派別，從而被他們的反對者稱為“東林黨”。

那時所謂的“黨”，不同於近代的政黨，既沒有固定的章程，也沒有嚴格的組織形式，而是指政治見解大致相同、在政治活動中經常結合在一起的一批人。

政治主張：東林人士諷議朝政、評論官吏，他們要求廉正奉公，振興吏治，開放言路，革除朝野積弊，反對權貴貪縱枉法標榜氣節，崇尚實學，對於扭轉士風起了積極的作用。政治上要求改變宦官專權亂政的局面，主張“政事歸於六部，公論付之言官”，使天下“欣欣望治”；竭力反對皇帝派遣礦監、稅使到各地進行瘋狂掠奪、橫徵暴斂，主張既重視農業，也重視工商業，要求惠商恤民、減輕賦稅、墾荒屯田、興修水利；反對屢見不鮮的科舉舞弊行為，主張取士不分等級貴賤，按照個人才智，予以破格錄用；加強在遼東的軍事力量，積極防禦滿洲貴族的進攻。

東林黨是南方士族利益的代表，說點負面吧，在打壓魏忠賢勢力後，缺少了司禮監權利的監督，大力斂財，朝廷收不上稅，皇帝募集軍費，代表整個東林黨的朝庭官員一個字——窮。

明北京失守，皇帝自殺，李自成拿著鞭子敲出出大把的錢。

這些事蹟，我覺得讀書人是墨水多，想的長遠，私心重，但是缺少權利的監督，底線都沒有了，儒家思想薰陶出的這些官可能真是官場呆麻木了，養成這樣一種風習吧，倒不如小時候接受儒家教育長大後有家有國遠離官場，踐行實際中的儒家思想吧。

東林黨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官僚政治集團。“東林黨”之“黨”，是朋黨而不是近代政黨。

公元1604年（萬曆三十二年），顧憲成等人修復宋代楊時講學的東林書院，與高攀龍、錢一本等講學其中。東林講學之際，正值明末社會矛盾日趨激化之時。東林人士借諷議朝政、評論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為富商巨賈爭利之實。他們雖然提出了廉正奉公，振興吏治，開放言路，革除朝野積弊等進步口號，然而實質上卻淪為了大地主，大商人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對明末饑荒災民的悲慘現實視而不見，對徵款賑災行為極力阻撓。東林人士在當時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勢力的激烈反對。兩者之間因政見分歧發展演變形成明末激烈的黨爭局面。反對派將東林書院講學及與之有關係或支援同情講學的朝野人士籠統稱之為“東林黨”。

按照一般的說法，東林黨是明末以江南士大夫為代表的官僚集團。平時喜歡評論國事，以清流自居。在儒家話語下，東林黨是正人君子，而且因為與閹黨作鬥爭，在文人之間深孚眾望。雖然東林黨崇尚實學，評議政治，但仍舊陷入明末黨爭之中，乃至與當權派衝突不斷，雖然引起轟動，但也沒有拿得出手的改革方案，不過徒具虛名，對政治沒有產生太大影響。

從萬曆時期到崇禎時期，甚至南明政權時期，東林黨都始終活躍在明朝政壇之上。不僅如此，作為抵抗魏忠賢一黨的主力，東林黨一直都被冠以“清流”之名。無論是正史還是民間傳說，東林黨一直都以正面形象出現。可是，這個群體過於執著黨同伐異，這個目標在他們眼裡甚至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而且東林黨中大部分人就是出生地方豪紳，代表的是大地主階級的利益，他們根本不可能從國家層面去思考問題。

客觀公正地說，東林黨最先創立時的目標是好的，在顧憲成等人還在時也一度做出過一些積極之舉。但他們對其它黨派的極度排斥，和對地主豪紳的支援註定了他們根本完不成救國的重擔，只能在不斷的黨爭中淪為一頭沒有理智的“政治怪獸”。

東林黨是明末江南士大夫為主的政治集團，由顧憲成創立的。

他們政治口號是廉政奉公，肅清吏治，開放言路等等主張政事歸六部，公論付言官。

實際上東林黨雖號稱清流可實際上黨同伐異，對其他政黨（齊 楚 浙）黨是極其兇殘的。這也造成了一家獨大的 東臨盛世情況，東林黨給我這個觀點是一幫有缺少政治遠見的人。

明朝之所以滅亡有一條重要原因國家沒錢就是這幫東林黨和江南世家打成一片導致商業稅收不上來。讓我聯想起明末孫傳庭說過的話為什麼李自成可以失敗那麼多次還可以捲土重來因為老百姓需要活下去，而我孫傳庭只要失敗一次就會死無葬身之地。為什麼會這樣就是國家已經沒有錢財去賑災。

最可笑的是當李自成攻入北京後查抄東林黨資產竟然高達三千萬兩白銀之巨，李自成還自嘲的說如果朝廷用這些錢賑災我們還起什麼義呀？

東林黨最早由萬曆年間的吏部郎中顧憲成創立。顧憲成因為反對萬曆皇帝廢長立幼而被罷黜，不得已回鄉教學。

回到家鄉後，召集鄉黨好友，重開東林學院，以講學為名大肆諷議朝政。這種行為吸引了一大批在政治上不得志的文人，很快東林學院因為聚集了很多為人變得名聲在外。

　　很快就有一大批官員上門拜訪，這批官員的目的也很簡單，就是加入東林黨，藉著東林黨對輿論的影響力來幫助自己升官。

　　正好，東林黨人也有著極強的政治野心，兩者一拍即合，立刻形成了政治同盟。東林黨擁有朝堂勢力後表現出了更強的攻擊性，而他們日常的諷議朝政也慢慢轉變為了針砭人物，透過貶低或者抬高時下人物來達到攻擊政敵的目的。

　　這種行為自然引起了朝中官員的不滿，當時朝中除了東林黨以外還有楚黨、浙黨等政治團體，他們對新興的東林黨表現出了巨大的牴觸，兩者之間逐漸勢同水火。

　　因為東林黨聚集了大量的文人，所以對於當時的社會輿論擁有近乎壓倒性的掌控能力。這一點在澄清朝政方面沒有多大用處，但用來進行人身攻擊卻無往不利。

　　很快，明白自己優勢的東林黨開始大肆攻擊其他黨派。在東林黨輿論武器的打擊下，各黨紛紛不敵。自著名的“宮廷三案”過後，其餘黨派陸續衰弱。

　　而藉著輿論攻擊的武器勢如破竹的東林黨卻漸漸沉迷於黨爭，有時為了爭一時長短，甚至能把黑的說成白的，導致大量能臣含冤受屈，更加加速了明朝的滅亡。

　　東林黨中大部分人就是出生地方豪紳，代表的是大地主階級的利益，他們根本不可能從國家層面去思考問題，自然也就不可能拯救明朝。

　　然而，正是這種人情交往之中，東林黨開始瞭解大商人、大地主階級的利益需求，鑑於“吃人嘴短，拿人手短”的道理，東林黨的言論也開始明顯傾向於地主階級，資產階級。

　　總所周知，最終覆滅明朝的是李自成率領的農民起義軍。而在此之前，大明的北方農民起義也是絡繹不絕，如李自成、張獻忠等人多次被鎮壓，之後又多次起義。從這一點來看，當時的農民階層絕對是失去了僅有的活路才會如此鋌而走險。

“東林”這個名字首次出現，是在萬曆三十二年(1604)。但事實上，東林核心人物顧憲成，高攀龍等人在此之前便已名聞遐邇。一般都把東林之始定在萬曆二十一年，但也有人認為，東林之始可追溯到萬曆初年張居正的奪情之爭。

東林黨成員，一般均出身於江南中小地主家庭，其骨幹分子大多為罷官廢吏，秀才處士。他們之中有的人後又再度為朝廷啟用，但大都宦途坎坷，任期短暫。

　　由於東林黨人多系江南地區計程車大夫，他們必然要反映江南各階層的政治經濟利益。萬曆末年，江南商品經濟已較為發達，江南地區地主與商品經濟聯絡極為緊密。東林黨人多系中小地主，商人亦為數不少，顧憲成，高攀龍即為商人家庭出身。東林黨的政治主張——反對礦監稅使，提倡“官民兩利”等，一是因為他們“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極高的道德責任感，二來也是他們的階級屬性使然。

　　東林黨最基本的宗旨是道德濟世，主要是透過書院講學，培植儒士群體意識，以此諷議朝政，針貶時弊，參與國事，一方面企求重提學術思想上的道德傳統，重樹道德倫理上的嚴格標準和絕對權威，另一方面針對現實問題，試圖對社會作某些改造。

　　東林黨人認為，當時最大的現實問題就是道德論理問題，而且東林人士認為要拯救危局、解決危機，最根本的手段, 就是復興道德，並以宗教般的熱情去以道德濟世。正因這一共同的價值認同和相似的的學術淵源，東林黨人自發地聚集在一起，形成這一強大的團體。

　　東林黨的活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書院建立之前，顧憲成等一批後來成為東林骨幹的年輕官員，在建儲、稅監、會推閣臣、京察等問題的論爭中，嶄露頭角，取得一定的個人資本和社會名聲，此為第一階段;萬曆三十二年，東林書院建立，顧、高等人以書院為大本營，研習道德學問之餘，往往“裁量人物，出位論政”，最典型的就是推舉李三才入閣之事，天啟初年，東林黨人復職並主持了許多重要職位，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同時力圖清算前案，這是第二階段;“東林”與“非東林”兩大派系的對立與黨爭愈演愈烈，由於得到熹宗的支援和信任，魏忠賢的閹黨在這場鬥爭中取得勝利，大批東林人士慘遭迫害，這是第三階段。

東林黨是晚明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政治集團，無論對當時還是後世都曾產生過深遠影響。許多年來，學界一直把它視為明史研究中的重要課題而備加關注，有關撰述也絡繹不絕。而對於東林黨是黨非黨的問題一直存在頗多爭議，有論者認為東林黨是朋黨，有論者認為是政黨，也有論者認為東林黨因為在民間，故不能算黨。對於東林黨是黨，這個“黨”是什麼“黨”，又存在很多不同的觀點。而東林黨非黨論的提出也引來了頗多爭議，以下我對各種觀點做一個簡要綜述。

“東林黨”是黨非黨這個問題歷來有很大的爭議，而黨又有朋黨和政黨之分，“政黨”必須具備政綱章程、組織機構等一整套嚴密的構成要件，它是近代社會的產物。而“朋黨”只是因親誼、地緣關係或共同的利益、政見等結成的政治派別和集團。最先將“東林”與“黨”聯絡起來的是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御史徐兆魁參劾顧憲成的疏文。天啟五年十二月，魏忠賢矯旨頒示天下的《東林黨人榜》給“東林黨”這種提法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而在清代所修的《明史》中直接稱用“東林黨”一名，則使這個出自一方當事人的羅織的名目變成了世之“公論”，270年來相沿成習。

多數論者的回答都是肯定東林黨是黨的。但肯定東林黨是黨中對於這個“黨”是個什麼性質又存在著不同的看法。

有部分論者認為東林黨是“朋黨”。美國牟復禮等編《劍橋中國明代史》(中國社會科學1992年2月版第575—578頁)一書說：“東林黨不是這個用語的現代意義的政治黨派。翻譯為‘黨派"的‘黨"字有貶義，在意義上更接近於諸如‘派系"、‘宗派"或‘幫夥"一類的詞。成員的身份沒有固定的標準，任何知名人物僅僅由於他們政治上的同感及他的社會聯絡，就能取得成員資格”。 “東林黨人保持一種組織相對鬆散的文職官僚等級制度的傾向。”張安奇《晚明激烈“黨爭”中的“東林黨”》(《好學集》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5月版第545頁)說：“本來，在封建社會時，所謂的‘黨"，就並非是近代和現代意義的黨。只是一些志同道合的人鬆散地聚集在一起，所謂的同氣相求而已。其立場觀點和態度的不同乃至品行的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派別。”

東林黨就是這種“派別”。顧蓉、葛金芳《霧橫帷牆：古代宦官群體的文化考察》(陝西人民教育1992年1月版第158頁)說：“所謂‘東林黨"原是明末宦官集團強加在反對宦官干政，希望澄清吏治的一批官僚、士人頭上的一項罪名。這些官僚、士人雖有濃厚的宗派習氣，卻既無組織，又無綱領，嚴格說來，最多隻是官僚同氣相求、同聲相應的鬆散聯盟而已。”張顯清、林金樹《明代政治史》(廣西師範大學2003年12月版第797頁)說：“晚明的黨爭，實際是不同的政治派別或政治利益集團之爭，其‘黨"只是派別或集團的稱謂，並非後世意義上的‘政黨"。這些所謂的黨，無論是東林黨、浙黨、閹黨等，都不具有組織意義。”

以上引文雖然竭力迴避“黨”字，而使用了諸如“群體”、“派系”、“宗派”、“幫夥”、“派別”、“聯盟”、“集團”、“團體”之類的詞語，但在此處它們的含義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都認為東林黨是一個朋黨，而不是政黨，唯一的爭議點僅在於它是“結構鬆散”、“無組織意義”的朋黨，還是“有組織、有領導”的朋黨。

不過，確也有人認為東林黨不是“朋黨”而是“政黨”。

李書增、岑青、孫玉傑、任金鑑《中國明代哲學》(河南人民2002年1月版第1304—1305頁)寫道：東林學派中“大多數人在政治鬥爭中相互支援，學術上相互切磋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以反對權奸、實現符合理想道德規範的政治局面為共同目標，以講學清議為鬥爭手段，以書院為組織形式這樣一個政治學術團體。這種團體，可以說已經具備了近代政黨的雛形”。李聖華《晚明詩歌研究》(人民文學2002年10月版第284頁)也寫道：“東林講學，以明道自任，士人聞風響應，似乎與結黨無關，但東林的存在不止於講學，還表現出積極干預政治的姿態，顧憲成等在政壇上和衷共濟，儘管不以結黨自居，可是在激烈的政治紛爭中，其一系列活動遠超出書院講學的範圍，構成一個實體的政黨。”

張憲博在《從依附到參與的政治文化嬗變》一文中說：“東林黨具有比較廣泛的社會基礎，是代表一定階層和一定數量民眾利益的政治集團。它的政治參與活動及對國家和社會政治生活所產生的影響，表明它已越出傳統‘朋黨’的範疇，傳遞出向近代政黨轉化的資訊”(《東林書院重修400週年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38頁)。餘添在《明末封建專制體制下以東林黨為典型的“黨” 質探究》(《哲學史學研究》2010年9月號中旬刊)中說“明末以東林黨為典型代表的政黨雛形的出現預示著一種具有近代民主色彩的反傳統思想的提出。”

如上所見，同意東林是黨的學者在總體上可分為“朋黨”說與“準政黨”說兩派。但無論哪一派，在東林黨具有政治性質這一點上認識則是比較一致的。分歧主要在於它有無“組織”；是地域性的，還是“全國性”的；其成員身份是“士大夫”,還是“官僚”；代表了“中等階級”、“中小地主工商者的利益”,還是“一定階層和一定數量民眾利益”等方面。

“東林非黨”論幾乎是與“東林是黨”論同時出現的。當徐兆魁疏剛一上奏，光祿寺寺丞吳炯就有《據實辯誣》一揭為東林作無黨辯解。工部虞衡司主事沈正宗、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洪文衡等繼之。東林後人黃宗羲也不承認東林是黨。稍後的毛奇齡更在信中直書“東林非黨也”，當時正值新朝的政治敏感期，應和者寥寥。所以多年之後，這個政治話題進入學術視野時，已經只剩下一種聲音，那就是東林是黨。在這樣的情況下，重新提出“東林非黨”論，所引起的反響是可以想見的。

最先重提舊話的是牛建強。其《明後期政界之紛爭——兼論東林學派政爭之非直接介入》說：“東林人士未必是黨，而是異己者強行給扣上的一項厭惡的帽子”。樊樹志在2001年連發兩文：《東林非黨論》(《復旦學報》社科版第1期)和《東林書院實態分析：“東林黨”論質疑》(《中國社會科學》第2期)，直接切入這個困擾著史學界的難題。他在該章中寫道：“晚明史上的所謂黨，無一例外多是朋黨的黨，而非政黨的黨。所謂朋黨，是指官僚結成的派系(或稱派閥)，因而所謂黨爭，自然是指官僚派系之間的鬥爭，它與民間人士無關。東林書院的創辦者顧憲成，高攀龍等人雖然以前曾是官僚，但早已被革職下野，此時在書院中以講學為己任，朝廷中的黨爭與他們有何干系，東林書院何黨之有，”作者是以東林書院為基準來辯稱東林非黨的。此論一出，又引起了學術界的頗多爭議。

有贊同的人，如金奮飛的《讀書·靜坐·會友——明末東林書院日常生活暨講學教育活動述略》一文根據“《東林書院志》及諸多其他史料記載”，為樊樹志之言提供例證。該文說：“樊樹志《東林書院實態分析——“東林黨”質疑論》一文強調‘東林黨’這一稱謂有其不合理性。因為就《東林書院志》及諸多其他史料記載，東林書院是講學而非議政之地，書院中人也並不承認自己結黨”(《東林書院重修400週年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117頁)。

也有許多學者持不同看法。葛荃《立命與忠誠——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說：“東林諸子努力闡明學與政的關係，並不是要以學干政，或以政代學。在他們設計的講學規則中，並不主張與言政事，而是堅持以學為學的純學術性，或者說是‘此學’的純粹性”(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25頁)。他雖然先於樊樹志提出了東林諸子講學“不與言政事”，但並沒有因此而得出“東林非黨”的結論。恰恰相反。他認為：“晚明東林人士有著明確的結黨意識”，“顧憲成從不諱言‘吾黨’”，顧憲成“十分看重領袖與其本黨的關係，以為事關政治上的進退升黜”。張秉國《“東林非黨論”質疑的質疑》說：“東林書院人士並沒有結黨的意識”。“筆者認為，顧憲成、高攀龍晚年以講學為主，但說他們罷官後不關心世事，恐怕也不合實情”。“無論是在朝議政還是在野講學，東林人士都以儒家的修身治國為己任，這種思想上的一貫性使他們不可能與現實政治絕緣”。因此，“‘東林黨’本質上並未擺脫歷代黨爭的性質”(《聊城大學學報》社科版，2006年第5期)。他也不認同“東林非黨”論。

也有學者提出質疑，李慶《“東林非黨論”質疑》說：“首先，筆者很難說‘綜觀’過顧憲成、高攀龍、錢一本等人所有文集，但是，卻發現有一些他們自稱‘黨’，自稱‘東林’的文字”。他提出質疑“從政治的角度看，東林書院的人士，他們不僅有相當的聯絡，而且非常深地介入到當時的政治糾葛之中”。“他們自身不僅有自覺的團體意識，而且實際上有相對共同的政治理念，還有密切的共同政治活動”。似此，“怎麼能簡單地說‘東林非黨’呢，”張憲博則重點針對東林書院是否“議論政治”一條加以辯駁。可以說，對於東林黨非黨的說法有很多人提出質疑和不同看法。

東林黨是黨，抑或非黨，這是一個涉及面廣而又錯綜複雜的論題。到目前為止，對這一論題的探討爭論很多。當然，如果僅僅埋頭於史料的發掘與梳理，是遠遠不夠的。它最缺乏的無疑是理論的支撐。這種理論，除史學外還需吸納政治學、社會學等一些相關學科的概念、方法和原理。有了這種理論，不僅史料本身所蘊含的資訊易於被正確解讀，而且也能為論題的研究提供令人信服的依據。

參考資料：

《哲學史學研究》2010年9月號中旬刊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 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幅對聯出自東林書院，是學校課本中我們所熟知的。1604年由顧憲成發起，會同顧允成、高攀龍等人成立東林書院，發起東林大會。逐漸由一個學術團體形成一個政治派別，影響力越來越大，被他們的反對者稱為東林黨。

東林黨反對宦官專政，重視農業、小工商業，反對徵收礦稅等，代表了江浙一帶大多數人的利益。在崇禎年間，隨著魏忠賢閹黨的清除，東林黨在朝廷內佔了主要地位，但也與其它黨派形成了黨爭。東林黨人士自稱“清流”，不懂政治與軍事也非議大臣，造成朝內混亂，從崇禎在位所採取的政治、軍事措施看，東林黨人士大多沒真才實學，一味為黨派利益，爭論不休，造成很多執政失誤，明朝滅亡也與黨爭有關係。

東林黨成立在明末政治最黑暗的時代，提出一系列革新的思想主張，在當時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東林黨以較正直的中下層官吏為主，因為反對皇帝、太監和內閣的弊政，逐漸走到一起，形成的政治集團。

他們都是中小地主，但有些人家裡也兼營點小商業，總體上來說家產不多。如東林領袖顧憲成的家產不過三百畝地，還要跟兄弟均分；高攀龍家產不過一兩百兩銀子；李三才的父親不過是個小布商；魏大中家產不過七十畝地，還破產了，後來才贖回來；周順昌只有半頃惡田。

這樣的家產狀況頂多只能說是中產階級，還有更窮的，鄒元標家裡就很窮（食貧）；顧大章家連奶媽都請不起；繆昌期家裡破產，連參加科舉的盤纏都是朋友資助的；楊漣考上進士前要自己種地，差點累死在地頭上。

也有官宦子弟，但也基本上是中小官吏，如趙南星、葉向高，但他們的上一輩多是同知（五品）、知縣（七品）一級的中小官員，而且是清官，家產也十分有限。

除李三才等極少數人外，東林人士基本都是清官，死時家產也不會比繼承的祖業多多少。

所以東林人士代表的是中產階級和貧民的利益，並沒有代表江南大商人的利益，相反東林人士的對立面倒多是大商人出身

東林黨就是一幫共同愛好批評朝廷的刺兒頭知識分子 ，江蘇有個學校叫東林書院，朝廷退休的老幹部都喜歡來講課，順便批評一下朝廷，然後吸引了一堆對朝廷有意見的知識分子，組團給差評，其中有不少人是官員，這幫人被稱為東林黨，因為他們這麼刺兒，得罪了不少官員，於是那些人聯合起來，找了一個靠山，魏忠賢，順便一說，為什麼會是魏忠賢這個太監來和東林黨對抗，那是因為明熹宗的人生理想是當木匠，他的人生最痛苦的是，身體是國家的，靈魂是宜家的 ，他壓根都不鳥朝政，真的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做好傢俱，那國家大事怎麼辦，俗話說皇上不急，太監急，魏忠賢就成了那個太監，於是就變成了黨爭 ，魏忠賢畢竟是皇上的紅人，一手遮天，東林黨人很快遭到了排擠和迫害，最後幾乎都被趕出了朝廷

大明東林黨，這個中國歷史上一組特殊的人群，在大明晚期沉浮間，勇敢直諫，卻在歷史的長河中又顯得那樣杯水車薪。

說起東林黨人，具體而言就要分為前東林黨人和後東林黨人。前東林黨人，除了奠基人顧憲成，東林六君子之一的楊漣也是一位很值得說的人物。楊漣，字文孺，號大洪。他青年時，就十分欽佩顧憲成等人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對他們的政治主張也十分贊同。於是他千里迢迢趕到無錫，與眾東林黨人探討理學，修身養性，哀大明國運，共商治國之道。說起楊漣的一生離不開“爭國本”“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據陳鼎《東林列傳》卷三《楊漣傳》記載：楊漣嘔心瀝血從維護皇權，維護正統的立場出發，堅持反對鄭貴妃、李選侍干政，公開抨擊危害皇太子、皇帝的行為，主張嚴厲追查三案的當事人及其幕後主使者。

但隨著光宗駕崩，熹宗繼位，閹黨崛起，楊漣的命運也發生了轉變。楊漣上書魏忠賢的二十四條罪狀，在朝野上下引起巨大轟動，一時間雲集響應。但魏忠賢與客氏勾結，先是阻斷了東林黨人上奏的渠道，而後因熹宗不識字，買通讀奏摺的宦官，使楊漣罷官。魏忠賢不肯罷休，將楊漣下獄，對其進行慘無人道的折磨，最終送上刑場。上刑場前留有血書，至今看來都使人敬重。《明史紀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賢亂政》中這樣評價楊漣“為人磊落負奇節”。正如《明朝那些事》中總結：忠心報國，力戰“閹逆”。

我們再看看後東林黨代表人物錢謙益。他在天啟時代任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相當於準帝師，在閹黨時代受到迫害比較輕。崇禎時，他任禮部侍郎。此時他脫下舊服換新袍，沒有了氣節，眼看著以楊漣為首的東林六君子在牢中悲慘死去。他開始反思：認識到權利就是公理，人生要及時行樂。再次復出的他無所事事，不是與溫體仁爭首輔之位，就是以匹嫡之禮迎娶秦淮名妓柳如是，說著“買回世上千金笑,送盡平生百歲憂”之語，最後自願削髮，投降於清，做了清朝的臣子。

楊漣和錢謙益的一生其實就是眾多前後東林黨人的縮影，他們的人生起伏和心理變化也體現著東林黨的沉浮。從中我們不難看出，在前期是一個信仰集團，到了後東林黨變成了利益集團。其所作所為與歷朝歷代的黨爭沒有任何區別。

然在楊漣時期，東林人意識到大明政治黑暗與內外交困，但是作為封建士大夫的他們為國家所做的，就是維護儲君，防止後宮干政。排斥閹黨這方面，沒有涉及更深刻的政治改革，沒有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國方案。其清流的人生觀，在面對閹黨時卻成了最大的缺點，提出了“籠絡群閹”的錯誤政策，姑息養奸。面對強大的閹黨，他們不屑於權謀手段更沒有用武力做後盾，在閹黨步步緊逼下，一味息事寧人，妥協退讓，錯失良機。至於後東林黨人，失去了信仰，更難以有正確的舉措。最終東林黨人淪為平常人，甚至於貪官汙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