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身份相等、地位相當的人，一方縱使實力較弱也很難從內心去屈從臣服於另一方，他寧可屈從於一個與自己素無瓜葛的人也不願屈從一個原本與自己長期共事、身份相當的人，這是一般人的正常心理。晚清曾、左相鬥的情況也是如此，不完全是演戲給清廷看，在剿滅太平軍後，曾國藩手下幕僚很多人勸之更進一步，取清而代之，曾國藩不敢有所動。首先，曾國藩本身沒有軍事指揮才能，在軍事上完全依靠其弟曾國荃，將來取得天下，誰坐皇帝?面對皇位的誘惑，即便有一方誠心相讓，也很難就保善終，歷來為皇位父子相奪、兄弟相殘的事例枚不勝舉。其次，左宗棠、李鴻章都有自身的獨立力量，在滿清這頂帽子下，大家還好共事，一旦沒了滿清這頂帽子，很難說左宗棠、李鴻章就願意投效到曾國藩這頂帽子下，去供曾國藩驅使、為其火中取栗。

需要明確的是，我們的歷史對慈禧醜化太多了，其實慈禧的能力非常強，尤其是政治鬥爭這方面，絕對是一代梟雄。而曾國藩的政治經驗其實非常幼稚，就是憑著一股笨功夫取得成功，如果讓他跟慈禧PK，最後會死得很慘。

在中國華僑出版社出版的《光榮與陷阱：縱橫太平天國》一書裡說：“太平天國起事後，以疾風暴雨之勢打得清王朝搖搖欲墜，腐朽的八旗、綠營在戰鬥中往往一觸即潰，不經一戰。正是在這種形勢下，曾國藩編練的地主武裝——湘軍才應運而生，並發展壯大，成為清政府可以依靠的惟一軍隊，曾國藩也就成為當時的中國最有實力的人物，於是各種各樣的目光也盯在了曾國藩的身上，不少人視其為即將誕生的新主。按說，以曾國藩當時的權力、地位及其號召力，完全有條件‘黃袍加身’的，慫恿他當皇帝的部將和政客也大有人在，然而曾國藩卻都沒有答應，而是死心塌地做了一名大清朝的忠臣。”

在曾國藩（1811—1872，湖南雙峰人）的勸進者行列當中，第一位且又始終如一的當屬王闓運（1833—1916，湖南湘潭人）。王雖是經學大師，但更注重經世致用；尤其是實現其所謂“帝王之學”，用縱橫之術來輔佐識時務之人成就帝王之業。太平軍入湘後，曾奉清廷之命幫辦湖南團練，組織湘軍與起義軍為敵。王曾多次上書言事，得到曾重視；後因身系獨子，未能從軍，但從此與湘軍將帥保持了密切的聯絡。太平天國存在期間，他曾3次至曾駐地探視，並參與謀劃。據王晚年弟子楊度後來追述，當時王氏“擊劍學縱橫，遊說諸侯成割據。東南帶甲為連衡，曾、胡卻顧鹹相謝”，而王只好“笑起披衣下”。說的是王曾遊說曾國藩、胡林翼與太平軍“連衡”反清，割據一方。其進言當在咸豐五年（1855）冬王到武昌曾氏軍營探望之時。但曾只把王看作是狂放不羈的文士，雖詩歌唱酬，優禮甚至，而於其意見卻很少採納。所以王對曾，也始終只以後輩和朋友自居，未嘗甘為僚屬。

第一輪勸進高潮是在1860年安慶戰役之後。曾國藩剛進駐安慶英王府，就接到北京送來的緊急公文，說咸豐已於 7月17日在熱河行宮駕崩，6歲獨子載淳即位，以肅順等8人為贊襄政務大臣。這一訊息給曾及其湘軍上層人物以極大震動。在這軍事上的重要時期，朝廷卻發生這麼大變故，以後形勢將如何發展、湘軍集團應如何應對，無疑是事關前途命運的關鍵問題。曾分析了顧命大臣的份量與前景，他看到其中核心人物無疑是肅順。肅是滿人中極為精明幹練的人才，一向主張重用漢人，自己被授為兩江總督就因為他的舉薦。表面上看，肅掌權對漢官有利。但是，曾根據歷史經驗又認為，皇帝幼齡，總要設顧命大臣；等到皇帝成年，又會以顧命大臣為親政障礙，必然發生權力爭鬥，因為顧命大臣無不自恃功高而攬權；尤其肅順鋒芒畢露，剛愎自用，下場一定不會好。想到此，曾不由得隱憂重重。

因安慶被克，曾國藩進駐英王府，皇帝又死去，湘軍大將及與湘軍有關係的政客、官僚不斷往來安慶，議論激變的形勢。不少人都有意在這清廷幼主即位、人心未定之際，請曾取而代之。他們欲盛筵相賀克復安慶，曾卻以皇帝剛殯天而未許，只准各賀一聯。其幕僚李元度（1821—1887，湖南平江人）第一個撰成，其聯為“王侯無種，帝王有真”。曾見後立即將其撕毀，並斥責了李。在《曾國藩日記》中，也有多處戒勉李審慎的記載，雖不明記，但大體便是此事。李被斥，其他將領所擬也沒有一聯符合曾意；其後“曾門四子”之一張裕釗來到安慶，以一聯呈曾，其聯是“天子預開麟閣待；相公新破蔡州還”。曾一見此聯，擊節讚賞，即命傳示諸將佐。但有人認為“麟”字對“蔡”字不工整，曾勃然大怒說：“你們只知道拉我上草案樹（湖南人俗稱荊棘），以取功名、圖富貴，而不讀書求實用。麟對蔡，以靈對靈，還要如何工整？”蔡者為大龜，與麟同屬四靈，對仗當然工整。當年孫權寫信勸曹操取代漢帝，曹一眼便看出其叵測居心，說：“這傢伙是想把我置於火爐之上烤。”曾說湘軍諸將只知拉他上草案樹，話中含意正與曹語相似，可知湘軍諸將確有意勸進。

不久胡林翼（1812－1861，湖南益陽人）來到安慶。胡是湘軍中第二號人物，也是曾國藩知心好友，他們談起話來就更推心置腹，毫無顧忌。胡對時局和八位顧命大臣的認識與曾是一致的，但胡訊息靈通，對宮中秘密比曾知道得要多些。他告訴曾八大臣與小皇帝生母那拉氏之間的尖銳矛盾，指出可能會發生那拉氏聯合恭親王對抗顧命大臣的大沖突。如果宮裡鬧起來，鹿死誰手難以預料，反正亂子是一定要出的。曾聽得心驚肉跳，瞪著三角眼，不知何如。胡瞟了曾一眼，慢慢從懷中抽出一個信套，一面遞給曾，一面說：“來安慶前，左宗棠（1812—1885，湖南湘陰人）來了一封信，說他遊神鼎山新得一聯，讓我交你指正。”曾接過信套，從中抽出一紙，上面果然是左的親筆，只見寫著：“神所憑依，將在德矣；鼎之輕重，似可問焉。”曾讀此聯，不覺脫口稱讚：“好一副對仗工整的佳聯，聯語字頭，又恰好嵌著神鼎，妙極。”但當曾抬起頭來，看到胡那意味深長的微笑時，心中猛然一動，頓時悟出聯中的暗藏機鋒，不由得默然良久。胡見他不說話，也不便再問，遂又掏出一個信封遞上去，說：“我也有一副拙聯，不妨一起請教。”曾開啟，只見此聯是：“用霹靂手段；顯菩薩心腸。”曾略一品味，亦忍不住大聲讚賞，連稱“極妙”。胡驚問：“妙在哪裡？”曾回答：“九弟（曾國荃）攻破安慶城，殺了一些長毛，心裡老是後悔；你這一聯有如良藥，定可除九弟心病。”胡眼中的光彩黯淡了一些，搖了搖頭欲言又止。兩天後胡要回武昌，曾與他送別，拿出左的聯語說：“季高的聯語，我給他改了一字。”胡開啟一看，聯語中的“似”字已改成“未”字，變成“神所憑依，將在德矣；鼎之輕重，未可問焉。”胡看了放聲大笑道：“滌生，你這一字之改，把季高的整個意思弄顛倒了。”曾正色答道：“天地有位、陰陽有序，本來就不是可以亂來的；季高要將地比天，這就顛倒了，所以應顛倒過來。”胡知道，這話也是說給自己聽的。他送的那聯“用霹靂手段，顯菩薩心腸”，同樣也是要讓曾在這變亂之年，以非常手段奪取地位，弭亂安民。但曾拘泥之心太重，不肯做這非常之事，看來他的話等於白說。胡於是提筆在曾修改的簽字旁大批8個字：“一似一未，我何詞費。”遂與曾相視一笑，拱手而別。

其實在湘軍諸將及胡、左、李之前，曾國藩的門生與摯友、水師大將彭玉麟（1816—1890，湖南衡陽人）已經勸進過一次了。彭與曾的關係非比一般，曾是他“一二知己者”。彭用情專注、持身謹嚴的品格，尤令曾欣賞。然而，就是這位他最欣賞的人，正是湘軍集團中最早勸其自立的。安慶克復後，彭被任命署理安徽巡撫，他派人往迎曾東下，在曾所乘的座船猶未登岸之時，彭便派一名心腹手下將一封口嚴密的信送上船來。曾拿著信來到後艙，但展開信後，只見信上並無上下稱謂，只有彭親筆所寫的12個字：“東南半壁無主，老師豈有意乎？”這時後艙裡只有曾的親信倪人皚，他也看到了這“大逆不道”的12個字，同時見曾面色立變，並急不擇言地說：“不成話！不成話！雪琴他還如此試我，可惡可惡。”接著曾便將信紙搓成一團嚥到肚裡。

此時，向以霸才自居的王闓運也來到安慶，第二次向曾國藩行其“縱橫術”。王5年前勸曾自立不成，遂去北京應試，雖未能金榜題名，卻得到權臣肅順的賞識，在其家教讀，用為心腹，甚受尊重。前時營救左宗棠，靠的就是王和肅的關係。王時常代肅擬寫奏摺，以致連咸豐帝也知道肅府中有位才華橫溢的“王舉人”。王自視甚高，不願做官，但自為肅看重後，結交內外官員、士人，此時已是名滿天下。一見曾，王便出語驚人：“國家大亂在即，我為大人謀一良策。”曾雖喜王的文章，但對他這種危言聳聽的態度很是反感。王見曾不置可否，接下去說：“皇太后要行垂簾聽政，大人想已知道。”他不待曾回答，繼續說：“縱觀史冊，女子臨朝，國必大亂。”王的幾句話便打動了曾，此人是肅順之“西席”，絕非道聽途說。於是，曾認真聽他講了慈禧太后與恭親王聯合，要推倒顧命八大臣，實行垂簾聽政的宮廷內幕。王站在肅的一邊，認為肅力矯弊政，重用漢人，是個難得的英才；但慈禧母以子貴，內結權臣，外援重兵，八大臣很難成為她的對手。最後王為曾指出兩條路：一是擁湘軍之重兵，入覲北京，申明垂簾違背祖制，而行顧命之制；或者乾脆在東南舉起義旗，為萬民作主。以湘軍之眾和曾氏的威望，天下必然響應……王眉飛色舞，喋喋而談；曾卻正襟危坐，以食指蘸杯中茶汁，在桌子上點點劃劃。不多時曾起立更衣，王便站起竊視桌上，只見上面竟是一連串的“狂妄、狂妄、狂妄……”王搖頭苦笑，遂不辭而去。

曾國藩終生服膺理學，一向以忠君愛國的衛道士自居。勸他做那犯上作亂、青史不容的“逆臣”，無疑違背了他一生賴以立身的信仰和原則，他是無論如何難以接受的。而且，越是隨著湘軍勝利在即、大功將成之日的到來，曾越是日夜不安、憂心忡忡。他熟讀史書，自然知道“功高震主”、“兔死狗烹”的前車之鑑。他也明白清廷始終對自己心存疑忌。金陵（南京）克復之後，自己與朝廷的關係將如何處置，這是一個讓曾寢食不安的問題。遠在曾國藩與曾貞幹率部東下之時，他就反覆告誡他們，實則也是自我告誡，一定要在鼎盛之時，杜絕驕橫自滿情緒，隨時準備急流勇退。他在給曾國荃的家書中，引證歷史上霍光等人因恃功自滿而遭不測的例子，教育諸弟要謹慎自勉，自惕自慨，不貪財不貪功，每日勞心自省，及時回頭看看，及時後退，方有可退之路。在給李鴻章、郭嵩燾等人的信中，他也表示了要功成身退的想法。

同治三年六月十八日（1864年7月21日）深夜，曾國藩終於接到曾國荃攻克天京的捷報。據說，那種既怕又喜的心理壓力，使他的手顫抖得打不開信來；而看信之後，那種且驚且懼的心情，又使他暈了過去。然而，那些驕悍的湘軍將領們卻沒有主帥這般思慮深遠，他們正沉浸在勝利的巨大喜悅中，等待著朝廷的厚封重賞。果然不出曾所料，當清廷的頒賞諭旨傳達到硝煙尚在瀰漫的南京城時，湘軍將領們全都傻了眼，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為大家都知道，咸豐臨死前曾留下遺言說，克復南京者為王。但此時朝廷卻只給曾封了個一等侯；給苦戰兩年、攻克天京的曾國荃封了個一等伯；李臣典、蕭孚泗分別封子爵和男爵；朱洪章、劉連捷、張詩曰、彭毓橘等加封騎都尉或輕車都尉。不知何故，同是封賞卻分兩道上諭，在另一道上諭裡，對僧格林沁、官文、李鴻章、楊嶽斌、彭玉麟、駱秉章、鮑超、都興阿、左宗棠、沈葆楨、富明阿等分別給以表彰和封賞，賞賜並不比曾國荃等低，如李鴻章就被加封伯爵。

曾國荃對自己的封賞很不滿意，牢騷話剛一出口，又一道上諭發到，直接點了他的名，指責他指揮失當，致使太平天國幼主等1000多人從城中逃出，並指責曾國藩奏報幼天王積薪自焚情況失實，責令他懲罰防守缺口不力人員；還說洪秀全佔據南京十餘年，外間傳聞金銀如海、百貨充盈，勒令曾查清報部，以備撥用。上諭中隱含殺機之處是：“曾國藩以儒臣從戎，歷年最久，戰功最多，自能慎終如始，永保勳名，惟所部諸將，自曾國荃以下，均應由該大臣隨時申儆，勿使驟勝而驕，庶可長承恩眷。”這兩道上諭在湘軍將領中激起了軒然大波。這些年來，湘軍將士挽狂瀾於既倒，遭受了說不盡的苦，同“長毛”拼過無數次血仗，死了萬千兄弟，最後不僅封賜不厚，反而弄出了一身不是。朝廷勒令他們查清南京城裡的金銀，逼著他們報部撥用。南京城確有不少金銀，但城破以後，早被湘軍數萬官兵搶走，分散到各自的腰包，多數已運回老家；而且他們這些將領正是最大的暴發戶，能讓他們把吞下的財物再吐出來嗎？一時間，湘軍將帥群情洶洶，思謀對策。

當曾國藩在南京城破、太平天國覆亡後，進入殘破不堪的城裡，全城餘燼尚未熄滅，頹垣敗瓦，滿目悽愴，不忍卒睹。有一天晚上，大約11點鐘左右，曾正要進入臥室休息，忽然湘軍的高階將領約有30餘人齊集大廳請見大帥。中軍向曾報告。曾即問：“九帥有沒有來？”九帥是曾之老九胞弟曾國荃（1824—1890，湖南湘鄉人）。中軍回答說未見九帥。曾即傳令召曾國荃至，然後才整裝步入大廳。眾將肅立，曾神情肅穆，令大家就坐，也不問眾將來意。眾將見主帥表情如此，也不敢出聲。如此相對片刻，曾乃命巡弁取紙筆，巡弁進以簿書紙，曾命換大紅箋，後就案揮筆，寫了一副對聯，寫完後把筆一擲，一語不發，從容退入後室。眾將不知所措，屏息良久，國荃乃趨至書案前，見曾寫了14個大字：“倚天照海花無數，流水高山心自知。”國荃讀聯語時，起初好像很激動，接著有點凜然，最後則是惶然。而圍在他身後觀讀聯語的眾將，有點頭的，有搖頭的，有嘆氣的，有熱淚盈眶的，也表情各異。最後國荃用黯然的聲調宣佈說：“大家不要再講什麼了，這件事今後千萬不可再提，有任何枝節，我曾九一人擔當好了。”

這段筆記顯示，南京城破後的湘軍，確曾有過擁立曾國藩做皇帝的一幕。可是在專制王朝，這種非常之舉是成則為王、敗則誅滅九族的，所以在筆記上看不見“擁立”字樣，而將領們也不敢說出口。曾國藩明知眾將的來意，也不說破，只用14字聯語作答，彼此之間都不點破。

此時還有一個重要的歷史人物——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1823—1864，廣西藤縣人）也曾勸說過曾國藩自立。1864年7月19日南京陷落，李秀成被俘。他在湘軍的囚籠中寫了數萬言的自供狀，提出“收齊章程”，向曾乞降，並勸曾自立，還說自己願為先鋒進攻北京。嚇得曾修改了《李秀成自述》的後半部分，並不顧清廷將李押赴京城的命令，匆忙處死了他。

曾國藩之所以拒當皇帝，除去其頭腦中根深蒂固的儒家忠君思想的支配外，對現實的深刻認識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曾以他對清朝200多年曆史的瞭解，以他個人數十年的政治經驗，深知清政府對於洋人的欺凌、吏治的腐敗、民生的凋敝都軟弱無能；但對漢官的防範控制卻老謀深算，有的是辦法。眼下湘軍兵力在江南數省雖佔著優勢，但官文據長江上游，富明阿、馮子材分守揚州、鎮江，僧格林沁屯兵鄂皖之間，分明是清政府對湘軍早有防範。浙江的左宗棠、江西的沈葆楨早就與自己離心離德，被清政府拉了過去，成為湘軍背後的兩把利芒。湘軍號稱30萬，他能調動的只有10餘萬。這10餘萬人中，曾國荃、彭玉麟、鮑超等部是忠於他的。李鴻章雖然是由他一手扶植起來的，但真正到了關鍵時刻，李不一定會像彭那樣對自己死心塌地，很可能會站到朝廷那邊去。即使對自己的親信湘軍，曾此時也有一層隱憂。當年自己手創湘軍兵制，以有血性的書生統帶樸實少心竅的山民，的確使初起的湘軍虎虎有生氣，終於以少勝多，削平大難。然而他早已看到，經過長期征戰，湘軍已不復當年的朝氣，軍紀腐敗超過綠營，每到一地，他們燒殺淫掠有如盜匪，早已引起社會輿論的強烈攻擊。當初如果自己接受部下的勸進，打著驅除滿清、興復漢家天下的義旗，或許還會博得天下人響應；而如今靠湘軍這支名聲早已敗壞的軍隊為自己爭奪皇位，天下人誰會跟從？即使黃袍加身，恐怕也會重演趙匡胤與趙光義的故事。曾老九倔強狠毒，野心勃勃，要勝過當年的趙光義多倍。他能把黃袍加在自己身上，也就會隨時來奪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說不定結果落罵名的是我，得實惠的是他曾老九。

曾國藩轉念又想，南京剛破，清政府就要給曾氏兄弟顏色看，其實也不足為怪。清廷享祚200多年，有幾個像他這般手握重兵的漢人？這樣炙手可熱、功高震主怎能令皇帝放心？假若自己悍然自立，那正說明皇太后和皇上料事準了。如今雖受了點窩囊氣，但那畢竟是清廷的警告。若以朝廷的旨意而行，那自己就不會失去“功臣”之名，侯爵之位。

曾國藩思之再三，認為眼下最要緊的是讓朝廷對自己放心，而朝廷對自己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手中這10來萬軍隊。當時就有人言：“三千里長江上下，無一船不掛曾字旗。”這是清朝開國以來從沒有過的事情，怎能令太后、皇上放心呢？湘軍本來就不是國家的經制之軍，不過是為平“長毛”而臨時招募的應急之師，現在“長毛”已平，理應裁撤了。他回想起這些天見到的湘軍官兵趁火打劫的種種表現，感到這支軍隊也真該解散了，否則不知今後會給自己惹多大的亂子，添多大的麻煩。

想到這裡，曾國藩決定採取措施，自削兵權、利權、稍殺羽翼，以釋清廷之疑。

首先奏請裁軍。當時曾國藩的湘軍嫡系7萬多人，而鮑超、周寬世2萬餘人已赴援江西，由沈葆楨指揮；手中僅餘曾國荃統領的5萬餘，這正是清廷不放心的軍隊。8月先裁25000人，留1萬人守江寧，15000人為城外遊擊之師。到同治四年（1865）初，守城部隊僅餘2000人，城外軍也所剩無幾，到清政府命曾北上鎮壓捻軍時，曾可調動的大支武裝就僅剩下劉松山統領的老湘營了。

湘軍裁撤，軍餉也就不需再留。此年8月底，曾國藩首先奏請停解廣東厘金，這是一筆可觀的、也是湘軍軍餉中最可靠的開支來源。自1862年8月開始徵收，二年間共解銀120萬兩。曾請求停解，正說明他的誠意。清政府接到曾的奏請後，立即批准，諭旨還要曾留其三成作餉，曾也拒絕接受，以示“遠利權”的決心。接著，他又奏請停解江西半釐，即前不久同沈葆楨爭奪的那部分厘金，清廷也予以批准。隨後，曾又奏請停收湖南的“東征厘金”。由於曾國藩主動申請停解軍餉供應，多少平息了輿論對湘軍和曾氏的攻擊，清政府也不再追問南京的金銀了。

最後，曾國藩還奏曾國荃開缺回籍。國荃雖讀過幾天書，但學識淺薄，急功好利，老饕之名滿天下，不僅清廷對他最不放心，湘軍諸將也多與他不合。攻破南京後，他放縱部下淫掠，時人皆謂江寧財貨盡入其手，直搞得輿論沸騰，千夫所指。曾無奈，只好以病情嚴重為由，陳請國荃開缺回籍調理，以避開輿論的鋒芒，解除清政府的這塊心病。此舉正合清廷之意，於是立即批准。這本是曾的韜晦之計，暫時退避正是為了永久地保住其既得利益。但不學無術的國荃不解其意，在曾移住江寧那天，當著滿堂賓客大發怨言，把曾弄得十分狼狽。國荃帶著滿腹委屈和怨憤返回湖南老家，由於怨氣仍未平消，終致大病一場。翌年初清政府令國荃病勢大減即進京陛見，當年8月又簡授其為山西巡撫，他都託病辭謝不肯從命；直到同治五年（1866）調其為湖北巡撫才前往赴任。

曾國藩所做的這幾件事，無論是停解部分厘金，裁撤部分湘軍，抑或為曾國荃陳請開缺回籍，都是圍繞著“兵權”二字進行的，無非是像他以前對國荃所說的那樣，“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減去幾成”，以“善其末路”。但也僅僅是“推讓少許”而已，並非要完全放棄業已到手的權力，尤其是賴以起家的兵權。曾帶兵多年，深知兵權的重要。他之所以由在籍侍郎一躍而成為清王朝舉足輕重的封疆大吏，其關鍵就是自己手中掌握著一支軍隊。否則，即使他位至督撫，在清廷眼裡仍不過是一無足輕重的文臣。因而，他的裁軍僅限於江寧和皖南各軍，然成大吉、鮑超、江忠義、席寶田的部隊和老湘營仍有數萬之眾。這些軍隊名義上不歸他掌握，但統領皆其舊部，其影響力還是在的。曾對李鴻章的淮軍尤寄厚望，認為只要淮軍能承湘軍之續，李能紹己之業，使湘淮兩軍、曾李兩家聯為一氣，便可“中外之患不足慮”，任何人都無法動搖自己的地位。這也是曾當年大力培植李鴻章及淮軍的苦心所在。

最後一個勸曾國藩稱帝的大概還是王闓運。那是在曾平定太平天國、自剪羽翼、裁撤湘軍近1年後。捻軍起義又在豫、皖、魯中地區發動起來。清廷再次派兵鎮壓不下，便重新起用曾北上“剿捻”。正當曾準備北上時，王又來到他的軍營。王此時已是名滿天下的學者，曾見他到來極為高興，但因為前兩次“勸進”的經歷，曾自然有所警惕。但王這次好像換了一個人似的，只是與曾討論學問。他對曾說：“公之文章，從韓愈以追西漢，逆而難；若自諸葛亮、魏武帝曹操以入東漢，則順而易。”曾起初聽得津津有味，頻頻點頭。的確，學習辭章若從唐朝韓愈上溯西漢，逆而難；但如果自曹操入東漢，就較容易，也順理成章，但到後來，曾還是聽出王的弦外之音。原來還是讓自己做曹操。但他這次倒也平靜，故作不知。王自知他的帝王之術再無實現的機會，頗為沮喪，只得悻悻而歸。這就是王闓運的不明智了。當年曾國藩兵強馬壯的時候尚拒當皇帝，如今他已自剪羽翼、精力衰退，即使他想當皇帝，也沒有這個力量和時間了。

長篇歷史小說《曾國藩》的作者唐浩明也認為，從客觀原因分析，假如曾國藩真的造反了，不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軍權大握、功高震主的曾國藩，最終依靠深長的謀略完成了政治上的“退卻”，消除了清政府的疑忌，鞏固了地位，度過了難關。能夠做到這一點，決非易事。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像他這樣恰如其分地完成轉變的事例是不多的，而身敗名裂、兔死狗烹者卻史不絕書。由此可見曾歷史經驗之豐富、政治嗅覺之靈敏，老謀深算、處事果斷。

跟林則徐比就是個軟骨頭 ，曾國藩大漢奸走狗洋奴和李鴻章前期瘋狂屠殺百姓，一開始求洋人出兵殺太平軍，而後自己屠殺百姓。被洋人抓住把柄導致後來洋人說什麼全世界都支援，出賣國家利益跪求洋人出兵。林則徐則不然 在國家民族利益前將在外軍令爾有所不從，骨氣血性錚錚 林則徐雖被革職被害 但留名千史。現在一些漢奸走狗蟎蟲到處洗白吹捧曾國藩大漢奸走狗洋奴和李鴻章走狗洋奴。曾和李洋人和慈禧的哈巴狗一條。慈禧老妖婆寧讓外幫 不與漢人。量中華所有物力 結他國歡喜。國賊！現在一些走狗漢奸蟎蟲腦殘到處吹捧，呵，，，想洗白翻案。

其實原因很簡單。就是覺得羽翼未豐滿，在全國還沒有到一呼百應的影響力的，他的聰明之處就在於，自己清楚在朝廷的威望還不夠能做到呼風喚雨的地步，他不想成為眾矢之的。

曾國藩自始沒有稱帝的權力慾，這個變態狂唯一的嗜好是剃頭，幫清妖韃子剃漢人的頭，人稱曾剃頭。它的那些做人做事為政的所謂大學問，只是它用來從事剃頭專業裝飾門面、立牌坊的道具。

屈辱的滿清，1689年俄羅斯大敗康熙，尼布楚條約簽訂，割讓貝加爾湖以北以東大片土地，近1000萬平方公里確定歸俄羅斯。1727年俄羅斯大敗雍正，不連斯奇條約、 恰克圖條約，雍正割讓貝加爾湖西南十幾萬平方公里土地、東北到北冰洋大片土地確定歸俄羅斯。1768年緬甸一萬入侵，乾隆四次大敗，最後被迫簽訂屈辱條約，割地賠款，沉炮焚舟，被迫開放通商，釋放俘虜，承認緬甸對所轄土司控制權。1842年鴉片戰爭英國大敗滿清，滿清割讓香港主權。1858年俄國大敗滿清，滿清割讓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大片土地。1860年英國大敗滿清，滿清割讓九龍地區。 1860年俄國又敗滿清，滿清割讓烏蘇里江以東93萬平方英里土地。1874年日本，讓琉球成為日本附屬。1885年法國大敗滿清，佔領越南。1886年英國大敗滿清，納緬甸為附屬國。1895年日本甲午大敗滿清，納朝鮮為附屬國，滿清割讓臺灣島，澎湖列島，膠東半島。1840年後，滿清被迫與各國簽訂不平等條約、契約、和約約共1175件。中華成為東亞病夫，最恥辱的時期。

評論曾國藩，不論用現在的觀點。作為鎮壓屠殺太平天國的劊子手，致使腐朽的清王朝又延續了幾百年，中國一弱再弱，受盡外強欺凌，割地賠款，喪權辱國，老百姓過著非人的生活。這些是誰的過錯？不要以成王敗寇的觀點去評論曾國藩。評論一個人是否英雄還是要看這個人的所做所為，是否有利於國家，人民，以及對後世的影響。

實代背景不同，差距太遠。趙匡胤能成，曾未必能成。趙匡胤雖然當了皇帝，地盤並不大，整個國家的統一還是靠他打下來。曾國藩當皇帝，全國還會出現許許多多的皇帝，這是肯定的。他要能統一全國才是真正的皇帝。

任何時代都是時勢造英雄。曾國藩生活的時代，中華全面沉淪，再加上太平天國戰爭，民生凋敝，國家已經是風雨飄搖。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在傳統儒學教育中浸淫既久，忠孝節義這些思想會牢牢的束縛住每一個真正的讀書人，尤其對曾國藩這種理學大師而言，這種思想更是根深蒂固。

另一個方面，當時也不具備他取而代之的條件。清廷一邊利用漢族地主武裝對付太平軍，另一方面也進行了嚴密的防範。在軍費，人員編制等等方面，都進行了很多的限制措施。當時清朝的僧格林沁的精銳兵團仍然存在，如果造反不一定能成功，在軍事上沒有必然的把握。

第三個方面就是他手下的人，比如左宗棠、李鴻章，都是桀驁不馴的人，如果曾國藩黃袍加身，他們不一定擁護。甚至會給他們起一個帶頭作用，形成一個群雄爭霸的情況。

第四個方面，就是經過長期的戰爭，從國家的層面上講，士大夫階層和老百姓希望早點恢復平靜。

第五方面，曾國藩手下的很多高階將領也都是土財主型，除了想利用萬骨枯換來富貴，並沒有任何大的政治理想，這一點從湘軍的屠城和劫掠就能看出來。

他只是一個奴才，而且他也清醒的知道自己只能是做奴才的料，所以他非常清楚奴才只能做奴才的事，他做了一輩子的奴才，已經做的非常得心應手了，而且還給後世留下了如何做好奴才的傳記，所以，他習慣了做奴才，他根本沒有想過當主人。他的眼裡只有主子根本沒有民族。

1時代不同，趙匡胤所處的是一個亂世，五代十國，皇帝換來換去，所以很多地方軍閥都有一種想法，皇帝輪流做，明天到我家，所以即使改朝換代，老百姓也習以為常，而曾國藩所處的時代是清政府已經統國200多年，人民思想已經穩定，喜歡受制於清政府

2趙匡胤之前已經擔任禁軍首領，統領後周的國家精銳部隊，然後又經過謀劃統治全國兵馬，加上皇帝年幼，又剛剛繼位，所以一切都是水到渠成，而曾所率領的只是自己操練的一支湘軍，雖然很強，但是對抗整個清政府還是很難說的，又面對一個成了精的老佛爺，曾國藩怎麼還敢有反心呢

3生長環境不一樣，趙匡胤自幼生長在軍人家庭，經過多年的摸爬滾打從死人隊裡爬出來才有後來的禁軍統領，所以這樣的經歷在膽氣方面也是曾國藩所不具備的，曾國藩一生謹小慎微，從家書裡就可以看出，一生讀聖賢書，以忠君報國為使命，這樣得人自幼就認為君臣有別，從不敢有過非分之想，又談何起義呢？

4軍事能力方面趙匡胤也足以秒殺曾國藩，趙匡胤所處的時代是一個亂世，兵變前也是戰功赫赫，有非常強軍事能力，尤其對南唐的戰役，以一個人的力量打下南唐14個州，坐上皇帝后，面臨著國家分裂，同時存在的有近10個國家，但這些國家最終都被趙匡胤收復了，而曾國藩所面對的只是農民起義軍，所說這夥起義軍也鬧騰大了，但比起趙匡胤所面對的多個國家相比，還是有很大差距的。

曾國藩為什麼要學趙匡胤黃袍加身，曾國藩也沒有那麼大的權力，可能最近受宣傳的影響吧，好像對曾國藩是十分的推崇，都覺得清朝如果沒有曾國藩就要滅亡一樣。曾國藩的確是清朝中興之臣，他平定了太平天國運動。當然，從農民起義的角度來看的話他就是個劊子手。

趙匡胤那個時候是控制了整個朝廷，曾進入清朝的權力中樞，但是沒有進入權力核心，慈禧那個老婆娘依舊可以折騰曾國藩，後來他利用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案成功的把湘軍勢力打壓了。而且湘軍內部也不合，跟李鴻章，左宗棠他們也並不是十分和諧。

曾經有人說曾國藩攻下南京之後應該自立，但是如果曾國藩一旦自立的話，太平軍天國的餘部，清朝還有外國列強絞殺下他是沒有機會的。最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曾國藩他一直想當的是忠臣，從來沒有叛逆之心。他是理學大家，你讓一個理學大家去造反，是不是有點太搞笑了，那是對牛彈琴。對他們來說只有忠而沒有自立的想法。

曾國藩之所以不學趙匡胤黃袍加身不是他不想而是因為局勢不允許，自身條件也比不上趙匡胤當時的條件。

趙匡胤黃袍加身的時代是五代十國，短短數十年間國家更替不斷，很多國家都只有十來年的國運，那個時候無論是文臣還是擁有兵權的武將對於君王的忠誠度都不高，百姓就更加不在乎誰是皇帝，只要該給的好處給他就可以換來支援。而曾國藩當時所處的年代，清朝已經得國二百多年，在觀念上，當時上到達官貴族，下到平民百姓都在骨子裡面都已經承認了清朝子民這個稱呼，所以如果曾國藩學趙匡胤，那麼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造反。

趙匡胤當時在軍中說一不二，後周最強的禁軍掌握在他手裡，而後周的其他著名將領如曹彬，潘美，石守信、高懷德等人是他的老部下就是他的結拜兄弟，在這一點上曾國藩是沒辦法比擬的，如果曾國藩造反，至少當時的左宗棠和李鴻章是不會附和的，甚至還可能率軍前來平叛。

還有就是趙匡胤當時前前後後就花了幾天時間就取代了後周建立了宋朝，而當時的曾國藩才剛剛打下南京，如果這個時候曾國藩黃袍加身，因為距離的原因，雖然會使清政府手忙腳亂，但是還是能及時調兵遣將抵禦!

最關鍵的一點，透過太平天國的事件，曾國藩已經安全看出來清政府的尿性，如果自己真的造反，那麼按照清政府的一貫作風，說不定又會以犧牲國家利益，簽訂一系列的賣國條約來換取西方列國的支援，這一點清政府完全做得出來，因為在太平天國這件事情上面已經做過了！這樣到了最後無論結果如何，都是西方列國得利。

所以曾國藩無論如何也不敢學趙匡胤黃袍加身

基本沒機會，而且勝算很低，身敗名裂遺臭萬年不值得這樣做。 1.平定太平天國，威權達到頂峰。

平定太平天國之時，曾國藩已經是身兼兩江總督、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數職，手握江蘇、浙江、安徽、江西四個膏腴之省的軍權，封疆大吏中的第一人了。他的門生故吏也遍佈天下，全國八名總督，有三名都出身湘軍，十五名巡撫中有七個都曾是他的弟子或者和他關係密切，此時的影響力非同小可。到了這個地步再往上恐怕就是皇位了，但是仔細想想又是危機四伏。

歷來朝廷對於權臣都是有防備的，對曾國藩也不例外。曾國藩要面對的是部下和朝廷的猜疑，還要面對官場的敵人，尤其是慈禧太后這個從一個妃子到大清最有權勢的女人其權術絕不會比曾國藩低，為了對付湘軍，為了防範曾國藩，早就開始佈局了。

一.破格提拔了一個只有舉人身份的左宗棠為閩浙總督，(兩人初為好友後來鬧翻，左宗棠罵了曾國藩半輩子)那自號“今亮”目高於頂的左宗棠看不起曾國藩認為比他強（後來證明確實也不弱），創立了楚軍這是一支力量。

二.還有李鴻章也創辦了淮軍，雖然他敬仰自己的老師，不過相比之下他更喜歡權利，如果老師造反，他還是會忠於朝廷與老師為敵。而且此時淮軍有七萬人，基本裝備新式武器。

三.在湘軍攻破天京城的前後，朝廷已派欽差大臣官文率領20萬大軍扼守武昌，控制長江上游。又派富明阿等鎮守鎮江、揚州，堵住長江下游。又派蒙王僧格林沁(來自成吉思汗的黃金家族，打不過英法聯軍還能打不過你

相信大家對曾國藩這個人不陌生吧，也看過有關於他的書籍或電視吧，曾國藩是湘軍的創始人，透過組建湘軍，掌握了地方大權，而且控制著整個統治集團，就軍事實力而言，他比清政府已經超出了很多，他有實力稱帝，但是為什麼沒有稱帝呢？

我想第一點就是籌軍費就是個大問題，曾國藩一旦造反，必然要從南打到北，軍費就是頭等問題了，特別是近代，打仗需要消耗大量的錢財，那個打打太平天國還行，有清政府撥軍費，如果造反還靠破城殺搶的話，如何得民心？

還有就是曾國藩本人立志要做儒家聖賢，曾國藩雖然沒有明言，但是他心中一直都是要立志做儒家聖賢的。滿腦子的忠君愛國，深受晚清理學大師唐鑑的影響，曾國藩也是儒家信徒，當時創立湘軍的時候，就佈告天下，是為了保衛地主階級的利益，保衛清朝，所以才得到天下的響應，如果造反，則名不正言不順的，有違儒家的常理，而且他個人追求就是做箇中興名臣，封侯拜將，光宗耀祖，也根本就沒有稱帝之心。

最後曾國藩對世界大局勢看的清楚，當時清朝已經搖搖欲墜了，列強也虎視眈眈的，如果真的稱帝的話，勢必會引起社會動盪，各地又要出行割據的局面，天下一統的局面就要被打破，而且還有應付列強，費力不討好，況且如果失敗，必定會遺臭萬年的。

曾國藩是個很聰明的人，就算在他與清廷對抗的過程中，真的能夠黃袍加身，那麼清政府的這個爛攤子也不是僅憑他一人可以收拾的好的，更何況那個時代，清政府內外交困。他是一個名臣，但絕不會落下一個明君的名聲。

曾國藩是晚清中興名臣，他的威望在漢人中是很有份量的，曾經幾次，皇帝的位置離他僅一步之遙，但他不敢也不會黃袍加身。他有一句座右銘很經典：“穩紮穩打競大功，持盈保泰成大仁“，他是一個性格很小心謹慎的人，這從他平叛太平天國運動中就可見，而且一生奉行程朱理學，為臣盡心盡力，為人也盡求完美，這樣性格的人，他是斷斷不會反抗他的主子的。

清朝前期，政治中心是很排斥漢人的，鴉片戰爭以前，清王朝的八旗子弟兵和綠營早就腐敗墮落的不堪一擊，戰爭一起，清王朝的兵力已經弱的不能在弱了，這時候漢人才能夠重新被寵幸。曾國藩於是被任命挑起了平叛的大任，在這段時間中，曾國藩創立了中國近代第一個軍閥集團。但是清政府也是在背地裡防著他，這些曾國藩都是心知肚明。咸豐皇帝死後，曾有人暗示過曾國藩可以據江南之地取滿人而代之，就連石達開也曾點醒過他。

清朝此時已經是爛到了骨子裡，長期的戰爭只會加速清廷的滅亡，這個創世的偉業他遠遠不如培養出來一批正人來做的好，他要做的已經動搖了清廷的根本，取得了清廷牢牢控制兩百多年的兵權，時代的腳步走到哪裡他比任何人都明白，而且那個時間曾國藩年事已高，身體狀況也不好，起事只准成功不準失敗，保全家族比什麼都重要，這樣的情況下，他又如何敢去黃袍加身呢？

湘軍做大之後，清廷已經對他不滿，因為功高震主。不久他就主動的解除了兵權，解散了湘軍以換取清廷對他的猜疑，他培養出來的李鴻章、左宗棠等人在他死後，依然在清廷中央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正是這麼一批人給中國人帶來了新的視野。

黃袍加身的結果不過是另一個封建王朝而已，在那個國內動亂，外地環伺的情況下，起事除了增添戰亂，根本改變不了什麼。與其這樣，留名千古不失為曾國藩更佳的選擇。

人貴自知，更要識時務，這一點對“一日三省”的曾國藩來說，自然是明白的透透的。要做一個皇帝，曾國藩不僅自認不合格，甚至連想都不敢想。所以才有了這樣一幕——別人勸他稱帝，說了半天，他始終不發一言，只用手指蘸了茶水，在桌子上寫下兩個字：荒謬！

儘管曾國藩是千年難得一見的偉人，但他亦自知愚鈍，資質較差。

有個故事說，小偷去他家偷東西，曾國藩在背一篇文章，搞了半夜，躲在屋裡的小偷都背會了，曾國藩還沒有背下來。

曾國藩指揮打仗也不行，因為打了幾次敗仗，幾次差點沒有自殺成功，幸虧手下勸阻及時，才沒有死掉。曾的厲害之處，在於他會用人。

從學習力來說，曾國藩勝在他肯下笨功夫。他在教育兒子學習書法時，就要求日書百字，十年功成，就是自己經驗的傳授。

從執行力來說，他身上最寶貴的是有一股常人沒有的韌勁。有一次科舉考試失敗後，他從北京回湖南繞道安徽等地考察，花光碟纏，到父親的一個朋友家借錢，因下大雨渾身溼透，正襟危坐地等了主人兩個小時，而地上的水漬只有兩個腳印，從而打動了借錢給他的主人。

他的一生就是在恪守做聖賢人的原則：不貪不腐，不驕不躁，不淫不色。他說，心至苦，事至盛也。這句話，也足見他是一位慾望極低的人。

曾國藩的偉大之處也是他的侷限之處，就在於他對中國儒家傳統文化的擁護和對帝王的絕對臣服。

當年為打擊太平天國運動，用的就是捍衛孔孟之道的名義。他一度以為，幹掉太平天國的農民軍，就能出現“同治中興”，結果令他大為失望。但即便如此，曾國藩還是對清王朝是忠心不二的。

在清朝挽救無望，曾國藩如日中天的情況下，眾多下屬，幕僚，甚至是太平天國的翼王石達、忠王李秀成，都曾經建議他稱帝。他都回絕了。

因為他太清楚自己是什麼料了，更何況，列強的虎視眈眈，全國各地的兵力已經有點軍閥割據的雛形了，如果他一動，國家勢必立刻陷入動盪之中。這一點，是一心只做聖賢的曾國藩，不願意看到的局面。做聖賢的曾國藩，更加不願做吳三桂的。

今時不同往日，趙匡胤時代恰逢亂世，在他之前李嗣源、郭威都是黃袍加身，有一定社會基礎。宋以後程朱理學興起，各王朝更替都是外族入侵或農民起義。大將推翻前朝取而代之的，各個社會階層的人心理很難接受，且這個人一定會遺臭萬年。

曾國藩是王守仁之後中國最重要的理學家，這樣的人理想是做聖賢，而不是想做皇帝。要知道曾國藩剛做官時也是一個迂夫子，看誰都不順眼，今天彈劾這個明天彈劾那個，要求別人向他看齊。後來雖然有所收斂，那也是為了心中理想，一直秉承著儒家內聖外王的思想。這一心要做聖人的人讓他造反，心理關是過不去的。

太平天國從金田起義到滅亡，已經打了十幾年，整個江南的富庶之地一片廢墟，民心思靜，老百姓不想再打仗了。這個時候要黃袍加身，民心向背可想而知。加上江南之地急待重建，經濟上也無法支援長期作戰。

政治上北京城內恭親王輔政後，整頓吏治，大清正經歷“同治中興”不是後周的孤兒寡母。加上僧格林沁的蒙古八旗為首的騎兵部隊不是軟柿子，北方大地更適合騎兵作戰。同時原先自己的手下左、李等人已獨立帶兵，脫離了掌控漸成氣候。一旦你這裡為黃袍加身，和朝廷鷸蚌相爭，誰知道他們會不會在背後給你個漁翁得利。

所以當時的天時地利人和並不在曾國藩這邊，不造反是明智之舉。

看看袁世凱反清，幾個手下是什麼態度不就清楚了？除了反對者，就是盤算著自己以後取而代之的。清皇室是上位幾百年沒法主動下來，其它人匆匆忙忙上臺，分分鐘就發現得到的只是個洋大人守土官長的坑，不是真正的偉人，根本出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