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匡胤重文抑武的國策，在早期看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畢竟唐朝末年一直是爭戰不休，混亂不堪。從黃巢起義，乃至五代十國，老百姓沒有過上一天好日子。說到底，是武人執政的弊病。

我們常說，矯枉必先過正。趙匡胤建立北宋之後的一系列舉措可以說是比較正確的。宋朝也因此登上了文治的巔峰。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宋朝內部出現了各種新的矛盾。士大夫階層的權利得到了空前的高漲，同時他們的地位和利益也得到了非常有效的保證。於是貧富的差距正在逐步的越拉越大，普通百姓的生活也變得不理想。

不能寄希望於每一個讀書人都像范仲淹那樣：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這是不現實的。

宋朝中後期最大的問題是習慣了安逸的生活，失去了進取心和改革的勇氣。王安石的變法雖然有很多失誤，但失敗的核心是動了權勢階層的乳酪。因此就算有宋神宗的大力支援，也還是得到了失敗的結局。

我們常說，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

宋朝的文人太膨脹，以為自己能寫詩就能打仗，卻總是被無情的現實扇耳光。而宋朝也在這一記記耳光中越來越膽怯，越來越頹唐，直至滅亡。

這要整體來看，對內利大於弊，對外，弊大於利，特別是對後世的影響頗大！

宋朝“重文輕武”的利弊：

利：限制了武人乃至整個官僚體系的權力，在軍事上分禁軍、廂軍強幹弱枝中央朝廷保持絕對的軍力優勢；設立樞密院、三衙，樞密院管軍籍、文書、名單，三衙管著軍隊的訓練統領，而調兵權在皇帝的兵符；地方官制上司法、行政、財政、軍事分開司法有推官判官提刑、行政有縣令知府、財政有三司，分權細緻明確想造反忒難，腐敗程度淺。導致兩宋在內部上一直都很穩定。

弊：官員太多、兵員太多（宋朝怕造反哪裡鬧災荒就招兵、不安定分子地痞流氓也一併招募為兵，青壯年、流氓都當了兵就造不了反了）；分權太細做事效率就下去了；文人知兵導致一系列被人圍點打援還拼命幫人招呼援兵的、中了計謀大罵對手不道義的二逼將軍、也有仗沒打軍功頂天的往上報的將軍。。。成為對外戰爭屢屢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

宋朝自陳橋兵變建立政權定都開封，經靖康之亂後遷都杭州建立南宋，至懷宗趙昺投海自盡共歷18位帝王，統治319年，是中國歷史上商品經濟、文化教育、科學創新高度繁榮的時代。

但宋太祖趙匡胤重文抑武的國策，的確是矯枉過正了。這樣的結果，最終導致整個宋朝最後被定為“弱宋”！

趙匡胤建立宋朝後，他總結了唐朝時期藩鎮制度的危害，因而抑制武將，增強了文官的政治地位，並且立下了規矩：不殺文人；文官節制武將。在這兩條規矩之下，到了宋朝後期，就出現了奸臣陷害忠良的事情。

趙匡胤抑武重文之後，整個宋朝的風氣就隨之一變：習文之風日盛，尚武之風日衰。整個宋朝大多都是熟讀四書五經之人，習武之人極少，雖有上百萬的兵力，但幾乎無戰力。軍事發展停滯不前，且軍事力量低下，異族打過來，只能賠款割地求和。

因此，趙匡胤重文抑武的國策的確是矯枉過正了，不然的話，以宋朝強大的經濟力量，如果崇文尚武，國祚再延長几百年都沒問題。

宋王朝建立前的五代十國，軍閥橫行，武力篡權十分盛行，包括趙匡胤自己就是靠陳橋兵變上臺。趙匡胤建立宋朝後，對武將及其勢力十分忌憚，所以才有了杯酒釋兵權，實行重文抑武政策。

這個政策利弊都非常明顯，利是軍閥難以形成，朝局穩定；弊是將不知兵，兵不識將，軍隊戰鬥力低下。

至於是否矯枉過正，我看未必。一是這個政策終止了亂世，所以才有了兩宋社會生產、經濟人口大發展，才又有了輝煌的兩宋文明。至於宋朝軍隊戰鬥力低下是不爭的事實，也是宋王朝生不逢時，當時北方遊牧民族也都是處在最輝煌的頂峰。契丹橫跨中亞到日本海，國力強大，遼國也只是和北宋對峙不相上下。女真滅了北宋，再也無力南下，南宋在與金國的相爭中，漸漸也不落下風。南宋最後滅於元，要知道在那個時代，蒙古騎兵是整個歐亞大陸的霸主，綜合實力、軍隊戰鬥力超一流，宋朝真是生不逢時。

另外宋朝（南北宋）歷時319年，根據中國的封建王朝的興衰規律，也是到了改朝換代的時候了。

所以說趙匡胤重文抑武政策對宋朝有影響，但不是決定性的。

宋朝之前的五代十國因為武將當權，混戰百年，出現了太多的兵變和殺戮，為了權利兄弟、父子相殘，君臣互毆，是中國歷史上很黑暗的一段，在這種背景下，趙匡胤為了自身利益只能用猛藥，削弱武將地位，換取他趙氏王朝的長治久安。宋太祖用實踐告訴後人重文輕武的利弊，下面我們一下來研究。

一、重文輕武的利。結束了中原大地長期混戰的局面，政權穩定，人口復甦，經濟繁榮，文化昌盛，宋太祖對文人的禮遇，更讓天下文人感動地一塌糊塗，整個兩宋時期，文人士大夫從沒有放棄過朝廷，也造就了好多愛國詩人，“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醉裡挑燈看劍，夢裡吹角連營”的辛棄疾，“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的陸游，從這些詩句中我們能看出兩宋時期的文人氣節，心向朝廷，憂國憂民的那種熱忱。

二、重文輕武的弊，軍事人才地位比較低，善領兵打仗的將軍不多，總的武力值從碾壓過鄰國，還經常被鄰國欺負，為了和平，拿錢去買和平，重文輕武雖然把經濟搞上去了，但對外不夠硬氣，軍隊的作戰能力不高，兩宋時期的科技很發達，武裝力量很強，但面對外敵還是不能取勝，主要原因就是重文輕武，導致整體的軍事人才匱乏，兵不知將，江不識兵，能打好仗才怪。

宋太祖當上皇帝后，有感於武夫亂國的情況，擔心武夫專政，大權旁落，從建國之初便確定了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揚文抑武的政策。據陸游《避暑漫抄》載，962年，宋太祖特意安排人刻了一塊“誓碑”，立於祖廟寢殿夾室，用銷金黃幔將它遮蓋起來，規定每次新皇登基，都安排一個不識字的宦官引領新皇進去，焚香跪拜，宣誓就職。碑文三條：一、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二、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三、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這就是宋朝重文抑武政策的來源之一。

宋朝不但讓文人治國，而且讓文人帶兵。這種政策在一定的時期有效地抑制了武夫篡位的危險，使宋朝不至於重蹈五代兵變頻繁、政權更換頻繁的覆轍。但凡事有一利則有一弊，在外敵如西夏、遼國、金國步步進逼、國土不斷喪失的情況下，仍壓制武將、鬆弛武備，這就是荒唐了。宋朝最後滅亡在女真和蒙古的鐵蹄和武力之下，就是不能與時俱進帶來的最嚴重後果，這一政策弊端最後使國家走向了滅亡。

那麼，北宋重文輕武對中華民族的發展是有利還是有弊？利的方面，宋朝將文化發展到了中華民族登峰造極之地，帶來了文化的極度繁榮。不利的方面，它也帶來了外族的入侵，國家民族的滅亡。

太祖趙匡胤雖兩度釋兵權，主要是針對時弊，鞏固統治。他也是知兵之人，當時天下未靖，他不會矯枉過正，損壞軍力。他在位期間文武並重，制度的建設才剛剛開始。重文抑武的國策形成始於宋太宗趙光義。趙光義對武人的壓制的確有些矯枉過正。造成的弊端就是對外戰爭能力下降，自宋太宗在太祖的餘蔭之下，滅掉北漢一統中原後對外戰爭基本都以失敗收場，往往需要用金錢買和平。他的好處就是國內統治穩定，文治鼎盛，用陳寅恪先生的話來形容就是“華夏民族之文化，造極於趙宋之世”。

趙匡胤建立宋朝，是利用了何種制度缺陷，他在建國以後，就要去彌補這種缺陷，防後人效法。是禁軍中的兄弟把他推上皇位，那就要對這些兄弟特別注意。他做了皇帝后，這批兄弟依次升遷，仍然在禁軍供職，只是中間插進去一個新人，就是皇帝的兄弟趙光義。這隻能達成一種暫時的穩定狀態，在有控制力的壯年皇帝在位的情況下，它才能存在。石守信、王審琦之流於宋太祖，正如宋太祖之於周世宗，老留在禁軍中，養大了勢力，萬一自己“不虞”，留下一個周恭帝那樣的小孩兒皇帝，他們保不準也會學一招“黃袍加身”。所以當務之急，是要在禁軍高層換血。但他並未用屠戮功臣等比較直接、血腥的方法。

建隆二年（961），即建國之後第二年，他召集禁軍舊部聚飲於宮中。有了三分酒意，他開始傾訴：“當皇帝未必有多少樂趣，每夜睡不安枕啊！”

群下知機問道：“天下已定，何人敢有異心？陛下何必憂慮？”

“我相信你們沒有異心。不過，一旦有人硬把黃袍套在你身上，你想不幹，恐怕也不成。”

“這個倒是沒想到。請陛下哀憐，指一條明路！”

“人生彈指即過。不若多積金帛田宅，留與子孫；歌兒舞女，頤養天年。君臣之間，無所猜忌。這不是最理想的狀態嗎？”

眾人謝恩：“皇上能作此想，足令枯骨生肉，枯木逢春！”

旋即各自找了理由，辭去了禁軍中的職位，外放去做節度使。

這個“杯酒釋兵權”之典故，說的是從龍諸將“釋”了禁軍中的兵權。禁軍高階軍官，睡於皇帝的臥榻之旁，時時威脅皇權，安置好他們，是最為緊迫、最為關鍵之事。藉著舊友“心甘情願”安度晚年的機會，宋太祖重新整頓了禁軍，改革了統兵制度，把禁軍中的重要位置安排給新進人物，立即強化了對禁軍的控制。

那麼放出去做節度使，是不是威脅小一些？確乎如此。五代後期，藩鎮勢力已弱，不再具有顛覆性的力量。不過，乘亂興兵的能力還是有的，有時仍會有很大的破壞力，一種很令人不安的前景是，若不能短期之內彈壓，則會影響其他藩鎮的動向。後漢時陝西三鎮連兵，當時的樞密使郭威左支右絀、焦頭爛額，動用常規兵力之外又大肆招募新軍——趙匡胤就是在當時從軍的——才得以平定。所以，藩鎮仍是一種重要的不穩定因素。宋朝建立的第一年（建隆元年，960），潞州（今山西長治）節度使李筠、淮南節度使（駐揚州，今江蘇揚州市）李重進籌劃反叛，李筠且引北漢為援，當時宋太祖極擔心南北夾攻，用計使兩邊一先一後而發，且親征潞州，終於有驚無險地渡過難關。若藩鎮和其他多種不利條件結合在一起，比如契丹、北漢、南唐等，那麼危機可以發展到什麼程度，還是很難逆料的。

所以對藩鎮的控制和削弱，不能鬆懈。太祖的處理手法不算新穎。最常見的是命各節度使換任，或稱“徙鎮”。節度使總要在本鎮有若干年的經營，才好完全掌控本鎮的資源，有作亂的資本。可是一“徙鎮”，多年的苦心經營頓時化為泡影。然而皇帝令節度使易地任職，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不想聽命，就只好在條件不那麼成熟的時候立即反叛，以致功敗垂成。從建隆元年開始，各節度使被密集徙鎮，這就大大增加節度使作亂的難度。有時徵其入朝以考驗其忠誠度。一旦入朝，很可能就被長期留在京師，甚至免了實職，領乾薪、“奉朝請”了。開寶二年（969），太祖又重用“杯酒釋兵權”的故智，一次“准許”五名來朝的節度使“辭職”。

太祖朝對於藩鎮的頻繁調整，使藩鎮的勢力愈加消退，建隆元年潞州和淮南發生的帶有恢復舊朝性質的反叛，成為最後的藩鎮叛事，中唐延續下來的藩鎮割據、稱兵之慣習，至此告終。接下來的十餘年，宋太祖憑著過人的手段，消弭了藩鎮起兵的可能性，終結了一個時代。

但不得不說，太祖依靠的，更多的是他的個人能力和魅力，他做事、用人，抓大放小，不拘一格，嗣君若無他的眼界、膽魄和胸襟，就無法像他那麼揮灑自如。後世君主能守得住這個天下，就要更多依靠制度。而制度的建設，他在位時才剛剛啟動，大部分內容，還有待太宗甚至真宗、仁宗去完成。

宋朝初建時，所繼承的後周疆域只不過擁有黃河中下游地區，在它周圍還盤踞著許多大大小小的割據政權。在北方，有勢力雄厚的遼國，有盤踞太原的北漢；在南方，有南唐、吳越、後蜀、荊南、湖南、漳州等封建割據勢力。宋太祖有統一天下的雄心大志，但究竟應當從何入手？當時有人提議，相對南方諸國，北漢軍力更強，應當先打下來，解決心腹之患。但太祖說，侵擾邊境是北族之性，應先平定南方，留著北漢與宋一起分擔契丹擾邊。若宋先攻滅北漢，邊境線太長，那麼宋在北面就要疲於奔命，又何來精力去平定南方？於是太祖採取“先南後北、先易後難”的戰略原則。乾德元年（963），平湖北、荊南；三年，滅後蜀。開寶四年（971），滅南漢；八年，滅南唐。開寶九年他辭世之時，餘下的割據政權，僅吳越、漳泉、北漢，再加上幽雲諸州，留待太宗去解決。

宋太祖開寶九年（976年）十月十九日夜，趙匡胤召其弟趙光義飲酒，共宿宮中；隔日清晨，趙匡胤暴死，享年五十歲。宋太宗趙光義即位。

太祖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去掉了南方最強的割據政權，南方僅剩吳越錢俶、漳泉陳洪進。太平興國三年（978年），在宋朝的政治壓力下，陳洪進、錢俶相繼向宋廷納土歸降。太平興國四年（979年）正月，趙光義先派大將潘美等揮師北上，圍攻北漢都城太原，趙光義於二月率軍親征，宋軍擊退遼國援兵，滅亡北漢，終於結束了自唐末黃巢之亂以來近九十年藩鎮割據混戰的局面，再次形式上一統全國。太宗朝正是制度建設最重要時期。他大體完成了地方兵權上收中央的過程，又為皇帝掌控中央之兵權奠定了基礎。

宋太祖駕崩之前，大宋收復北漢的軍隊已經在戰場了，正是因為太祖的暴斃，宋太宗才將這次軍事行動終止；如果宋太祖不死，收復北漢也是為時不遠、順理成章的事。所以，從根本上講，北漢的收復，並不意味著宋太宗的武功超越了他的兄長。正是因為宋太宗清楚這一點，所以，在北漢收復之後，馬不停蹄，立即進伐幽州，企圖收復燕雲地區，從而在根本上實現對宋太祖的超越。

太平興國四年（979）、雍熙三年（986），宋太宗先後兩次大規模的北征，先後有高梁河、瓦橋關、岐溝關、陳家谷、君子館等多次大敗，喪師三十餘萬。從後周世宗開始養精蓄銳培養起來的精兵強將，幾乎損失殆盡。如果說宋代在軍事上真的存在所謂的“積弱”局面，那首先應該歸咎於宋太宗。

在西北寧夏，由於宋太宗對党項李氏兄弟心存幻想、缺乏一個一以貫之的策略，導致李繼捧降而復叛，李繼遷屢敗屢起，勢力愈來愈大，終成西北大患。

在西南太平興國五年（980年），宋朝知邕州太常博士侯仁寶上奏趙光義，請求趁交趾丁朝內亂之機南下討伐，恢復漢唐故疆，統一交趾。於是，趙光義任命侯仁寶為交州陸路水路轉運使；任命蘭陵團練使孫全興、漆作使郝守俊、鞍轡庫使陳欽祚、左監門將軍崔亮為兵馬都部署；寧州刺史劉澄、軍器庫副使賈湜、供奉官閣門祗候王僎為兵馬都部署，伺機進攻丁朝。但在太平興國六年（981年），白藤江之戰中先勝後敗，統一交趾的計劃最終成為泡影，交趾得以保持獨立地位。

從宋太宗方面而言，造成對遼、党項、交趾等戰爭失敗的原因主要有三點：

正如毛澤東對《宋史·太宗本紀》中“帝沉謀英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的評點：“但無能。”在軍事方面，宋太宗比起他的兄長太祖差遠了。不懂軍事，這不要緊，畢竟大宋王朝熟稔軍事的人很多。不懂卻自以為很懂，這就很要命了。對宋太宗在與契丹人的戰爭中屢戰屢敗，毛澤東批註說：“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敵手。爾後屢敗，契丹均以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辦法，宋人終不省。”不是宋人不省，是宋太宗不省。宋太宗在軍事上自以為是、自以為能的心態終於導致了太宗朝軍事上的節節失利。

宋太祖朝，對邊防將領非常尊崇，並授予他們“回圖貿易”的特權，因此邊將有足夠的財力加強邊防裝置，買通間諜，打探訊息，重賞士卒，士卒無不盡力而戰。宋太宗上臺之後，取消了邊將的這種特權，對邊防將領又心存疑忌，“將從中御”，派遣監軍，干預軍事。宋太宗的這種做法，自以為很高明，事實上也的確加強了集權，但是，毫無疑問，極大地挫傷了邊將的積極性，邊將動輒得咎，戰戰兢兢，自保不及，誰敢違反聖上旨令、出奇制勝？

或許說，在將從中御、將權不專的情況下，勝負成敗責任的歸屬很難判斷。宋太宗更是將戰敗歸咎於將帥不遵成算，不據方略。但太平興國四年的滿城之捷，端拱元年的定州之勝，都是主將冒著違抗聖旨的大罪，隨機應變才得來的。

說到底，宋太宗在軍事上的重大過失，源於他超越心理，源於他即位的沉重包袱，源於他的不自信，源於他的猜忌。要擺脫嫌疑，要實現超越，難免急功近利。這種心態直接影響了他對軍事大局的客觀分析，直接影響了他戰敗之後的不反省。對邊將控御沒有足夠的自信，猜忌心理的存在，直接影響了邊將的主觀能動性，根本不敢對瞬息萬變的軍事行動做出及時反應。由此，戰爭屢敗，邊防不穩，加重了宋太宗的統治危機，這種危機又會影響到他對軍事的準確判斷，這是一種惡性迴圈。

宋太宗的一生，是努力擺脫兄長太祖陰影卻又無法擺脫的一生。他在軍事上的急於建功，不僅僅是國家統一的意圖，更有藉此證明自己的赫赫武功的深層心理。等這一切被遼國的鐵騎徹底踏碎以後，他開始了以戰略防備為主的轉移，將主要精力放在國內，努力營造他的盛世。

文治方面

第一，開科取士。

宋太宗登上帝位兩個來月，就舉行了第一次科舉考試，這次考試總共錄取了500人左右，這預示著宋太宗朝科舉考試的井噴。這種規模在以後的科舉中沒有絲毫的收斂。據統計，從太平興國二年（977）至淳化三年（992）16年間，太宗共舉行科舉考試八次，共錄取6692人。

例如，太宗朝首次開科的狀元呂蒙正，十二年後的端拱元年（988）出任宰相，並於淳化四年（993）第二次出任宰相。呂蒙正同年進士張齊賢，在七年之後出任同籤樞密院事，到淳化二年（991）出任宰相。太平興國三年（978）進士趙昌言，在十年後的雍熙四年（987）已官至樞密副使。太平興國五年（980）進士寇準，在十二年後的淳化二年（991）已官至樞密副使，同榜進士李至出任參知政事，同榜進士蘇易簡到淳化四年（993）出任參知政事。。

太宗朝的擴大科舉考試，至少在兩個層面對大宋王朝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宋代的科舉考試，其誘人之處在於及第後國家就會給你安排一份待遇豐厚的工作。太宗朝的及第人數如此之多，可以說宋太宗透過科舉考試這條途徑，為大宋王朝的行政階層換了一次血，文職人員成為大宋政權中最有實力的階層。文人統治基本代替了五代以來的武人統治，由此確立了兩宋三百年文官政治的基礎。最能說明這個問題的是大宋負責軍事的樞密機構，科舉出身的文人在這樣的機構中竟然掌握了話語權。

由國家科舉考試為導向，進而影響整個社會對文化的重視程度，其影響的廣度與深度都是難以想象的。在科舉的導向下，當時的社會形成了這樣的風氣：作為家長，如果孩子不讀書；作為兄長，如果弟弟不讀書；作為妻子，如果丈夫不讀書，那就會為此深為自責，在人前都抬不起頭來（為父兄者，以其子與弟不為文為咎；為母妻者，以其子與夫不學為辱。《容齋四筆》卷五）。據說出自宋真宗趙恆的那首《勸學詩》：“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有女顏如玉”、“書中有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勤向窗前讀六經”，反映的就是這種社會導向。全社會讀書的風氣在宋代詩歌中多有反映。如大宋建隆元年（960）出生的魏野有一首名為《晨興》的詩歌，其中有這樣兩句：“燒葉爐中無宿火，讀書窗下有殘燈”（《東觀集》卷四），寫的就是一個讀書人熬夜苦讀的場景。

第二，文化建設。

宋太宗朝的文化建設可謂成果甚多，最值得提起者當為館閣的重建。館指三館，三館指昭文館、集賢院、史館，是國家藏書、修史的重要文化機構。宋代的三館始建於五代後梁貞明年間（915—921），宋太宗即位的時候，已歷經半個世紀。半個世紀中，代表國家文化的這幾間小破屋一直默默無聞，三館是當時對待文化的一個縮影。太平興國二年，宋太宗下令選擇新址，重建三館。由於宋太宗親自規劃、過問，三館一年時間即竣工，賜名“崇文院”。於是，將舊址的全部圖書八萬卷移入，以類相從，用青陵帕包裹，置於雕木架上（《職官分紀》卷十五《集賢院》）。

閣指秘閣，端拱元年（988）五月，宋太宗下詔就崇文院中堂建造秘閣，淳化三年（992），又下詔增修，八月完成。三館、秘閣，合稱館閣，或稱四館。這是大宋朝廷最重要的文化機構。在當時的所有建築中，這是建設得最好的，體現了宋太宗對文化的重視。

第三，圖書整理。

一是搜求圖書。

太祖時期，每吞併一個割據政權，就下令將其書籍運抵京都開封，置於三館。太宗即位以後，更是下詔搜求圖書，廣開獻書之路。獻書三百卷以上者，據其個人意願、才能與實際情況，或賜官，或賞錢，由此大大豐富了國家的藏書（自是，四方之書往往間出矣。《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十五）。

二是校訂圖書。

在搜訪圖書的同時，宋太宗還組織專業學者，加強對圖書的校訂，提高藏書的質量。

宋太宗留意字學，太平興國二年（977），詔太子中舍陳鄂等校訂《玉篇》、《切韻》。《玉篇》是南朝時期編纂的一部字書，《切韻》是隋朝編纂的一部韻書。太平興國七年，又令著作郎王著刪訂字書。還令徐鉉等人詳校《說文》，於雍熙三年校畢，這是《說文》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個本子。

端拱元年（988），宋太宗令孔維等分校唐孔穎達《五經正義》。至道二年（996），太宗又令國子監李至等人校訂《周禮》、《儀禮》、《公羊傳》、《穀梁傳》、《孝經》、《論語》、《爾雅》等七經舊疏。淳化五年（994），太宗還下令選官分校《史記》、《漢書》、《後漢書》等史書。

三是編纂圖書。

宋代的四部大書：《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冊府元龜》，前三部都是宋太宗下令編纂完成的，《冊府元龜》雖成於真宗時，但太宗朝已有編纂之意。另外，比較著名的如編纂醫書《太平聖惠方》，編纂書法《淳化閣帖》等。

四是刊刻圖書。

經過編纂及校訂的圖書，自然要刊刻，以實現更大範圍的傳播，如上面提到的這些書籍，編纂或校訂完成後，宋太宗就下令模印頒行。

宋太宗的搜求、編纂、校刻圖書，對圖書文獻的儲存與傳承、對宋代文化的興盛都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宋太宗的著眼點並非僅在於此，他曾不止一次地講：圖書是教化之本、治亂之源，千古治亂之道，並在其中（夫教化之本，治亂之源，苟無書籍，何以取法？《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十五。千古治亂之道，並在其中矣。《麟臺故事》卷一）。可見，太宗的圖書事業，也有很強的實用目的，是為了治理天下、實現文治服務的。

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有時很難三言兩語就能夠徹底說清楚，也很難簡單地用是非對錯來判斷。不過，可以肯定的是，無論從哪一個方面看，宋太宗朝都稱得上一個重要的轉折時期。宋太宗朝的很多國策，不僅是對五代以來風習的重大改變，而且對宋代甚或宋代以後的歷史都產生了相當深遠的影響，它有理由、有資格成為一個重要的歷史拐點。這正是：

超越

一杯酒世事難料

三傳約幾人知曉

費苦心覬望大寶

文治隆超越前朝

最得意，太原城上飄降旗

不曾想，高梁河畔嘗敗績

一心要一統江山垂青史

也難說身後罵名千夫指

超越，是你一生永遠的夢想

燕雲，是你心中撫不平的傷

滄海桑田古戰場

誰記得

鐵馬嘶風邊城霜

只留下

一尊鐵塔幾座荒冢

坐看秋月與春風

宋朝的建立，終結了中華大地自唐朝之後，混亂了將近80年的各自為政的局面，使中華大地再次的統一，宋朝的建立對中原文明的繼承與發展，起到了十分巨大的作用。

然而宋朝的建立者趙匡胤，是在竊取了後周柴榮打下的江山基礎之上，才建立的宋朝，趙匡胤本人本就是後周的殿前都點檢，相當於三軍總司令，透過在陳橋發動兵敗，順利的登上皇位，也就是說宋朝的建立和前面五代政權的更迭沒有本質的區別，都是武將透過奪權政變得來的。

正是因為趙匡胤建立宋朝的這個原因，以及前面認識到數箇中原政權更迭的變故，趙匡胤上任以後，立即就制定了“重文輕武”的國策，打壓武人的地位，抬高文人的地位。尤其是在軍隊裡面，還不定期的更換部隊的將領，這樣每當宋朝需要對外戰爭時，經常是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可想而知，這種將兵關係的疏淺，宋朝的軍隊戰鬥力會有多弱了。

宋朝自趙匡胤開始，歷任皇帝還會派一名文管監軍，來到前線，監督指揮一線將領的作戰，相當於皇帝的遙控指揮，目的是進一步的加強皇權對軍隊的指揮權，這樣一來，一線將官就更沒有多大的戰場決策權了。

而戰爭的關鍵就是“因地制宜，實施決策”，講究的是隨機應變，因時而動，這就要求一線指揮官必須要有很大的機動決策權，現在將領的這個權利也受到限制，那麼宋朝本就羸弱的戰鬥力更是雪上加霜了。

在宋朝建國後到宋朝滅亡前的對外戰爭中，基本上都是勝少敗多，而且勝都是小勝，敗都是慘敗，戰績可謂相當拿不出手，對遼的高粱河之戰，白河溝之戰，對西夏的三川口之戰，對金的戰爭等等都是慘敗。

然而凡事都是有利有弊，宋朝的這一重文輕武的國策，雖然讓宋朝對外戰事不怎麼樣，但是卻對宋朝內部皇權的穩固起到了很大的穩定作用，宋朝再也沒有像五代那樣，出現被武將奪權改朝換代，另一方面由於宋朝大大抬高文臣的地位，使得宋朝的文化經濟領域得到空前的發展，文化方面宋朝湧現出了一大批傑出的文壇大家，蘇軾，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等等，另外在經濟領域，宋朝的人均GDP是當時世界一流的，宋朝的國都開封東京是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大都市，清明上河圖就是最直觀的表現。

我們看一下趙匡胤重文抑武國策的背景是什麼？是唐中期之後，武人藩鎮割據成為天下動盪的主要根源，也是當時的主要社會矛盾。

唐代節度使之所以能夠割據一方主要取決於唐代的兩項國策的變更：

1.募兵制取代府兵制，世代武人利益集團形成的基礎產生了；

2.由於世家大族的土地兼併，中央的租庸調製的收稅難度越來越大，且轉運成本也越來越高，藩鎮節度就地取得稅收權補充軍費得到中央的默許。唐末五代之後，世家大族幾乎被屠戮殆盡，倖存計程車族地主只能依靠武人利益集團尋求庇護，導致武人利益集團的實力卻越來越強。

要想削弱武人利益集團，也就是要向這兩個武人利益集團的根基下手：

第一點就要分化已經合流計程車族地主和武人利益集團，抬高士族地主的政治地位，使其不再成為武人利益集團的附庸，而扶植其獨立成為一個新的社會利益階層，並作為國策將其與宋朝的國家捆綁，穩定宋朝的統治。

其實，一開始趙匡胤還是在注意平衡文武集團，可以趙光義燭影斧聲之後繼位，其長期呆在政務系統，在軍隊幾乎沒有影響力。所以，憑藉文人集團加強自己的統治成為其唯一選擇，徹底站到文人集團一邊，打破了這個平衡。

而且利益階層本身也不是完全被動的，他們也在與國家政策博弈。文人集團正是利用國家政策和統治者個人傾向，不斷渲染武人利益集團對於國家和統治者的威脅，促成宋朝長期保持一個重文抑武的所謂國策，這一點在中後期實際上已經不完全受統治者的控制了。

至於利弊要分兩部分理解：

第一，宋朝最終形成的重文抑武的國策，對於宋朝統治者來說是利大於弊的，這一國策將文人集團與宋朝的統治者利益捆綁，並透過科舉制度不斷將社會精英輸送到文人集團，對保證宋朝的統治極為有利。

第二，宋朝最終形成的重文抑武的國策，對於民族國家前途來說是弊大於利的，社會精英的絕大部分流向文人集團。長此以往缺少社會精英的注入，極大限制了民族國家軍事力量的發展，導致了北宋後期積弱的困境。禁軍數量龐大，但是有戰鬥力的部分缺寥寥無幾，最終導致靖康之恥的悲慘命運。

至於趙匡胤的重文輕武

1.五代十國太過混亂

中原有梁唐晉漢週五個朝代，南方還有斷斷續續的十個勢力，武將用兵十分常見，奪權也是家常便飯。趙匡胤好不容易得了天下，自然不可能再讓這樣的事情重演。

2.中央集權的加強是歷史的趨勢

從秦朝以來凡是有為的君主都試圖獨掌大權，從漢武帝設內朝，魏晉時期三省六部逐漸形成，到李世民多設宰相，哪方面的全力突出，威脅到了君主的權利，君主都會加以限制，只不過五代十國時期到了軍事上而已。

如果單單論說趙匡胤的政策的話，我認為是利大於弊的。

試想一下如果中原各地還像五代十國那樣不斷的混戰，那麼很可能會向西晉的八王之亂一樣將國力耗盡，那時候可不就只有不能夠收復幽雲十六州那麼簡單了，或許會很早便被北方民族所滅。

當然凡事都有利弊

將統兵權，掉兵權，握兵權一分為三，實行更戍法，頻繁調動防區，將不知兵，兵不人帥。對於軍隊戰鬥力的影響也是硬傷。

綜上，我認為重文輕武的政策是有必要實施的，但就趙匡胤一朝而言，重文輕武是利大於弊的。

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本是前朝將軍，後透過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建立了大宋。

趙匡胤登基後不久，就透過杯酒釋兵權，解除了曾經跟隨他以石守信為代表的將軍們的兵權。因為他是透過兵變得來的天下，所以擔心軍人們又透過同樣的方法奪了他的天下。

之後又透過文官掌病，武將領兵，等一系列政策，進一步削弱將軍們的軍權。

這種政策有利有弊：

利

大大削弱了將軍們的軍權，疏遠了將與士兵之間的關係，防止了武將兵變的可能；

重文輕武的政策，創造了宋朝燦爛的文化和商業的繁榮；

弊

讓大宋王朝從此走向重文輕武之路，軍事實力越來越弱，以至於四方外患侵入，沒有強大的軍事實力

將帥之間不能很好的配合，導致宋朝自始至終飽受外患困擾。

總結：

再繁華的經濟，沒有強大的軍事實力作支撐，終究會成為別人的嫁衣。

重文抑武是宋太祖趙匡胤定下的基本國策，即所謂：“重文教，輕武事”，是宋朝“祖宗家法”之一。今天回看歷史，我們會發現這種政策有些矯枉過正了。

趙匡胤重文抑武的主要原因是基於唐末五代以來武人當道、屢屢以下犯上，趙匡胤自己也是以禁軍大將身份武力奪權，乃至黃袍加身的典型例子。趙匡胤當上皇帝之後，為了維護自己統治，採取了種種辦法維護自己趙宋王朝的統治，重文抑武就是其中方式之一。

從整體上看，我認為宋代重文抑武政策利大於弊。

有利的方面：徹底改變了五代以來中原地區割據混戰的局面，整個中原以及南方地區維持了一個統一的局面，宋代基本上也沒有出現地方武將割據的情況，人民生活較為安定，相對而言比在五代時生活好了不少，這是歷史巨大的進步。讓我們今天的人穿越回去，恐怕大多數人願意去宋代，而不願去唐末五代吧？

不利的方面：五代末宋代初，剛好是北方遊牧民族契丹逐漸強盛的時期，後來又出了個西夏。從更大範圍看，當時也是“三國爭霸”的大爭之世。在這種情況下，重文抑武政策弊端逐漸暴露出來，宋朝軍隊將不知兵、兵不知將，武將地位又低，軍隊受文人指揮，這種種原因導致軍隊戰鬥力十分弱。這才有了後面的北宋“靖康之恥”、南宋“崖山之後無中國”局面出現。

但總的來說，宋代重文抑武還是利大於弊，兩宋加在一起有320年左右，比唐、明、清等主要朝代都要長，可見這種制度並不是一無是處，當然各個朝代滅亡原因不盡相同，也是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裡就不一一贅述了。

一個政策的制定，都是從當下的現實出發，隨著時間的推進，事物的演變，逐漸會偏離原先的初衷。政策乃至延伸出來的法律，都是如此。一句話，沒有萬世之法。

中國人傳統的歷史觀，向來是注重國家層面，也就是從統治者角度來講。從這個角度來講，宋初制定重文抑武政策是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的。

宋隨唐制，而重文抑武國策的由來，也可以說是從唐朝中期就註定。

唐朝節度使制度，在唐初發揮了安定邊境，穩定民族的作用。安史之亂之後，節度使制定逐漸變成了一種割據制度。從朱溫殺皇帝，建立後梁開始，短短60年，經歷了5個朝代。每個朝代更替，不論前因，後果都是武人造反，作亂。稍有不同之處，就是從地方性的武人割據，變成了中央禁軍部隊叛亂。這中間包括了宋朝的陳橋兵變。

基於這樣的現實，以及傳統，趙匡胤在建立宋朝之後，透過進軍制度改革，杯酒釋兵權等一系列作用，以及太宗，真宗等朝不斷的努力，終於形成了重文抑武的政策。並逐步推行起來。

從防止兵變，改朝換代的角度來講，重文抑武的確起到了很大作用，可以說是成功的。有宋一朝，惟有一例可以稱之為兵變的苗劉兵變。

苗劉兵變，是南宋高宗南渡之後，畏敵避戰之下，由苗傅和劉正彥發動，誅殺宋高宗趙構寵幸的權臣及宦官以清君側，並逼迫趙構將皇位禪讓給三歲的皇太子趙旉的兵變。

其根本目的也不是推翻宋朝。

此可以稱之為宋朝重文抑武政策的利。

重文抑武政策的弊端，從當世，後世來講，危害實多。

從後世來看，後晉石敬瑭割燕雲十六州，後世無不以此為恥，努力收復中國屏障。一直到後周時期，柴榮收復關南地區。隨後的北宋實行先南後北，先易後難的政策，從太祖延續到太宗，太宗北伐打敗，隨後真宗澶淵之盟，無不透著屈辱。

北部未平，河套地區黨項崛起，攻城掠地，裂土成王，建立夏朝，史稱西夏。

北遼滅亡之後，女真人建立的金國取代遼國，更加驕橫。靖康恥，猶未洗。直至蒙古滅宋，這種戰略上一直被動，軍事上幾乎每每失勢的狀況，一直延續到宋亡。

而由於重文抑武政策引起軍事上的種種失勢，也造成宋朝先天的不足，在抗禦外晦的態度上，彷彿人格缺陷。天生的軟骨病。

這種屈辱，使得宋朝在歷史上，被稱為弱宋的原因。

如果摒棄抑武造成的後果，只說重文上的成果，幾乎可以說是成功的。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殺士等一系列政策上，社會發展到可以說中國封建社會的最高峰。城市的發展，新儒學的誕生，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的發展，完善的國家社會職能。

在重文抑武具體做法的背後，是多少武將的艱辛。韓琦殺狄青一名手下，用一句話回覆狄青，西華門外唱名者方為好男兒，看出武將地位如何卑微。

作為趙老闆20多年的河南老鄉，回答這個問題，對於我來說，責無旁貸。

趙老闆，趙匡胤，字元朗，小明香兒，趙九重，河南洛陽人，五代至北宋初年，軍事家，武術家，宋朝開國皇帝。

趙老闆，起初是一個手握兵權的武將，最後憑藉著兵力才篡位當了皇帝。

趙老闆，最怕的就是有一個和自己一樣的人物，把自己打敗，所以剛開始壓制了武官，但是並沒有開始重視文官。

有的時候一個關鍵性的歷史人物，一個關鍵性的歷史抉擇，充滿了意外和偶然。

趙老闆，剛開始的公司名字叫做“建隆”，有一天趙老闆覺得這個名字，一點也不高階大氣上檔次。就找來秘書，讓秘書取一個低調奢華，有內涵，高階大氣上檔次的名字。

當時的秘書是開國功臣趙普，趙普也找了自己的秘書，找到了一個名字——“乾德”。

趙老闆覺得這個名字高階大氣上檔次，用了一段時間，發現了這個名字前蜀王后主王衍用過，勃然大怒，最後感嘆：看來還是要重視文官吶。

剛開始重文輕武，國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經濟繁榮，文化昌盛，國家安定，農業發展，中國南方得到大開發，人民生活質量較高，統治階級政策開明溫和。

重文沒有錯，但是輕武萬萬不可。

當然也存在著另一種說法，宋朝並沒有重文輕武，而是因為唐朝後期，五代十國太多的武將，對國家的踐踏，還有對文明的破壞，社會帶來了極大的恐懼。所以縱觀歷史，相互比較之下，宋朝對文人好太多。

據說宋朝，當時對軍費投入大概有財政收入的50%，有人算過這筆錢，大概是唐朝初年軍費的10倍。在這麼多軍費的刺激下，軍隊戰鬥力極其不堪，人民群眾非常鄙視，發出“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這樣的呼號。

所以另一種說法是，重文輕武，與其說是宋朝的國策，不如說是因為當時的武將，無能的表現造成的。

現在看起來應該說利大於弊。

第一，趙匡胤，趙老闆給我們帶來了很多的詩人詞人，比如楊萬里，陸游，晏殊，王安石，還有辛棄疾。

第二，宋朝的壽命僅次於漢朝，是中國兩個超過300年王朝的，其中一個。

第三，經濟資料，宋朝經濟是明朝初年的30倍，是唐朝的5倍。

第四，宋朝的農業發展非常迅猛，據說直到800年後，康熙乾隆盛世大量種植美洲高產作物，才追得上宋朝。

如果趙老闆趙匡胤能回頭看看自己的業績，可以大笑，笑出聲，開心的笑，發自內心的笑，開懷大笑，可以含笑九泉了。

作為趙老闆，趙匡胤的河南老鄉，我要為他豎起大拇指，並且對他說一句河南話：“你真中！中！真牛！”

宋太祖趙匡胤經歷過五代十國那個軍閥割據的時期，而且他自己也是宋州歸德節度使，所以他深知軍人權力過大帶來的後果，如果站在他的立場上來說，沒有矯枉過正。

【鑑春秋】，歷史是一面鏡子，鑑古知今，學史明智。

但是，從我們現在的認知看來，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隨著宋朝的發展以及北方遊牧民族的崛起，重文抑武帶來的就是宋朝幾百年都被北方遊牧民族吊打的局面。

1.徹底解決了國內軍人干政的弊端。

我們縱觀中國歷史，其實各朝各代，除了極個別之外，改朝換代的戰爭一般都是由內部的軍人將領發起的。比如，王莽篡漢是官至大司馬。東漢末年，西涼刺史董卓，還有袁紹、曹操等也是。隋文帝楊堅、唐高祖李淵、宋太祖趙匡胤等等，都是手握兵權之人。也都是各王朝的開拓者。

這些人曾經都是前朝的手握重兵的高階將領，在王朝的後期抓住了時機，開創了自己的新朝。

宋太祖深知歷史中蘊含的哲理，也害怕自己陳橋兵變，被手下部將“黃袍加身”而來的大宋王朝，某一天也被某個將領“黃袍加身”，所以才來了個“杯酒釋兵權”，解除了眾多手握重兵的開國將領軍權。其實，這還算不錯了，沒有大開殺戒。

其實，我國近代以來，軍閥割據依然存在，軍人干政是國家動亂的重要原因。比如，袁世凱去世後，北洋政府就是一個軍政府，根本就是軍人說了算，政府文官就是透明的存在。

直到現在“dang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才徹底解決這個幾千年來的難題，毛爺爺真乃世紀偉人，一點不為過。

2.促使了國家經濟的發展。

我們都知道，重工業和輕工業的發展是存在比例的，比如近代的蘇聯，就是大力發展重工業，而忽略了輕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發展平衡，導致最後經濟崩潰。

宋朝在抑制武力發展的同時，大力發展經濟、文化和教育。

歷史學家漆俠先生曾經指出：在兩宋統治的兩三百年間，經濟、文化的發展，居於世界最前列，是當時最為先進、最為文明的國家。

宋朝時期農民進行農業生產基本上普遍使用犁、耬、耙、鋤、鐮等鐵製農具。極大的提高了農業生產的效率。而是，還大力修建水利，引江河湖的水進行灌溉，種植水稻，大獲豐收。農民的身份地位獲得提高，不再依賴於某一個地主。

從宋朝初期，各種手工業作坊的規模和內部分工的細密程度，都超越了前代。生產技術發展顯著，產品的種類、數量、質量大為增加和改進。比如，制瓷業的發展，宋朝的瓷器是世界有名的，景德鎮，官窯、鈞窯、汝窯、定窯和哥窯等北宋五大名窯。而且紙業、印刷業（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術）、火藥等的發展也相當發達。

由於商品交換的迅速發展，北宋時期出現了我國曆史上最早的紙幣～“交子”。紙幣的出現，進一步擴充套件了貿易。而且，宋朝的商業貿易，遠通海外，誕生了歷史上著名的“海上陶瓷之路”。

宋朝的文學，經過唐詩的發展延續，形成了一種與唐詩齊名的文學體裁～宋詞。而且出現了很多大文學家，比如，三蘇、辛棄疾、李清照等等。

在繪畫上，也出現了聞名世界的“清明上河圖”和“千里江山圖”等。

不利的一面當然就是宋朝的軍隊在兩百多年間基本失去了戰爭的主動權。

1.宋遼之戰

從宋朝建國以來，就圍繞五代時期石敬瑭送給遼太宗的燕雲十六州開展策略，經過幾代人的攻取征伐，最後仍然是北宋失敗，被迫與大遼簽訂了“檀淵之盟”。

2.宋夏之戰

李元昊建立西夏以後，多次入侵大宋邊境，來謀求宋朝的承認，大宋並不承認它，於是開始了長達半個世紀的戰爭。雙方有勝有負。

3.宋金之戰

公元1115年女真族的完顏阿骨打建立金國，後來，宋金聯合滅掉大遼。之後，金國開始南下進攻宋朝。終其金國一朝，都是金對大宋的進攻，大宋都是防禦。期間發生了中原王朝歷史最慘之一的“靖康之恥”。這也是宋朝重文抑武的最嚴重的後果。

4.宋蒙之戰

鐵木真統一蒙古各部落後，建立蒙古帝國，與大宋聯合，一起滅掉了大金。後來蒙古開始進攻大宋，面對蒙古鐵騎，文弱的宋朝只有被迫防禦。崖山海戰之後，宋朝滅亡，元朝建立。

宋朝重文抑武的後果就是宋朝兩百多年間，對周邊政權的戰爭中敗多勝少，最終滅國與蒙古鐵騎。

綜上所述，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施行“重文抑武”的國策，初期穩定了國家政權免遭軍閥割據的動亂。同時，由於大力發展經濟文化等，使得宋朝成為當時最富裕的國家。

但是由於抑制軍事力量的發展，使得宋朝在之後的對外戰爭中，基本上沒有大勝的戰績，終其一朝，都是在割地賠款、被動防禦之中度過，直到“崖山海戰”之後，南宋滅亡與蒙元。帶來了“崖山之後無中國，明亡之後無華夏”前半句的歷史悲嘆。

可見，國家富而不強是沒有用的，照樣捱打，比如重視全面發展，才能使國家民族立於不敗之地。

宋太祖重文輕武，主要是唐末以來，武將長期藩鎮割據，社會動盪不安，嚴重威脅皇權的統治，宋太祖趙匡胤重文輕武，武將的地位極大的下降了，地方上，文官的數量又非常多，形成的冗官的現象，雖然解決了武將割據，專權跋扈的問題，加強了皇權。宋朝雖然是中國經濟發現繁榮的時代，但是因為長期的重文輕武，宋朝的軍事實力戰鬥機比較差，對遼金西夏戰爭常常失敗，還簽訂了屈辱條約，每年納貢。

重文抑武的國策，其實是趙匡胤對自己運用武力黃袍加身取得皇位的一種鞏固措施；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武力代表一切的權利，連趙匡胤自己都是透過武力被部下半推半就之下登上皇位，且不論這一切究竟是不是他自己的陰謀。 今天你們把我推上皇位了，保不準你們哪天看我這個老大哥不爽，就推另一個人上來了！所以成為皇帝后，趙匡胤其實是坐立不安的，整天疑神疑鬼，這也就是趙匡胤一直推行重文抑武國策的根本原因。

至於是不是矯枉過正，我認為這只是趙匡胤維護自己皇權的一種手段，再說重文抑武，單純就是因為趙匡胤覺得文士怎麼搞都不會比武將的危害大，“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嘛！加上他的皇位來路不正，也算是拉攏一下這些筆桿子們。

重文抑武的好處是湧現了很多有氣節的文人，以及一大批優秀的政治家，鞏固了政權，對北宋及以後的文化發展起了推進作用，也讓北宋延續了167年，基本結束了五代十國分裂的局面。壞處，文人終究不能代替武將征戰，經不起腐敗的誘惑，北宋後期在宋徽宗趙佶和宋欽宗趙恆的統治下，被元朝所滅，北宋就此結束。

一個王朝的建立，不是一個人的功績。王朝制度的創設，也不是皇帝一個人完成的。除了元代對漢族知識分子的隔離，造成元朝制度的獨特性，也導致了帝國的短暫。其他任何朝代的制度，都是君臣們共同設計的。

話說回來，宋朝“重文抑武”、“強幹弱枝”、“軍將分離”的國策，雖然看似源自太祖本人對兵變的恐懼，但從本質上來說，是眾人對歷代先朝制度的反思與改革。

在這種制度的規範下，宋朝無可爭議的在文化、經濟和社會安定等諸多方面超越前朝，成為新的高峰。

但歷史確實是愛開玩笑的。前朝面對的遠遠落後於中原的少數民族，這時已經透過自身的改革、吸納，逐漸縮小了差距，不管從經濟體系還是軍事戰法上。宋朝的制度設計，卻並沒有為這個改變做出充分的準備。因此出現了被動挨打，苟且偏安的局面，並最終在風雨飄搖中走向了終點。

利與弊不能一言蔽之，在歷史大局中，在天下大勢裡，沒有任何人可以做出完全的舉措。說宋朝的制度設計矯枉過正，未免過於苛責。

如元朝以後的明朝，明朝以後的清朝，都是在總結前朝的基礎上做出了充分且明智的調整，但總有意想不到的歷史波折，總有不可避免的歷史輪迴。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確實不是人所能夠改變的。

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你看看他們這幾個朝代分別存在了多少年。重文輕武是最符合當時的現狀，說通俗一點，當時手握軍權的人有幾個不是懷著“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思想。更何況趙匡胤本身得位也不是很正，他也害怕啊。這樣做了之後優點很多，缺點也多。首先可以保證國祚長久，其次可以保證國家的平穩持續發展，再者使文化得到再一次的繁榮發展（宋詞就挺美）。缺點就是武力值太低，沒有了那種開疆拓土的氣魄，或者說缺少了那種能力。要記住一定不要站在現在的眼光去看待歷史，要知道他這個大方針可是讓宋朝活了300多年（兩宋之和），即使以現在的眼光來看，在封建王朝中也是個長壽的，更別提和他之前的短命朝代比較了！

重文抑武，重文字身是利大於弊的，比如說御史臺可以很好的起到對百官的監察作用，而文化方面，因為重視文人，使得各種學術思想以及文學藝術空前發展，直到現在宋代美學都依然是閒情雅緻的代名詞。

抑武，和趙匡胤本身的經歷密不可分，五代十國的戰亂，大多數都是中央集權勢弱，手握兵權的將領推翻了當朝皇帝，改換了自己的江山，而在戰亂中“黃袍加身”的趙匡胤對這一點更有深切的體會。

所以他一稱帝馬上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鞏固中央集權，削弱和分散軍權，主要有三大舉措：

杯酒釋兵權

解除禁軍將領兵權，並調往外地充當節度使，繼而削弱節度使實權，使其徒有虛名。

改革樞密院

樞密院專職掌管軍事，不再掌朝政，進一步分割了宰相的權利；同時，有調兵權但無權領兵，軍隊統帥卻不能調兵，兩者相互牽制。

更戍法

軍隊分駐京師與外郡，定期內外輪換，但將領不隨之調動，使"兵無常帥，帥無常師"。此舉對防止將領專權鞏固中央集權有利，卻削弱了軍隊戰力，也是導致後期在面對周邊強國時處於下風的一大根源。

總得來說，歷史無法假設，是否矯枉過正也無法評說。如果說趙匡胤沒有采取這些措施加強中央集權，很可能在外敵入侵之前，已經成了五代十國的延續，從內部瓦解了。所以說，重文抑武確實是加強中央集權的有效手段，但客觀上導致軍隊戰鬥力下滑，善於領兵作戰的將領儲備不足，這是一種基於當時的情勢以及當權者立場所做的決定，很難說利大還是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