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質疑中醫存在的聲音來自清末大儒俞樾，1878年他的妻子病逝後，憤於所延請的中醫無法妙手回春，於是批閱醫書，提筆撰就《廢醫論》，嚴厲又沉痛地呼籲“夫醫之可廢，何也？曰：醫無所以治病也”，以文字聲討中醫的療效和存續價值，譏諷其“今之醫巫亦一也，吾未見醫之勝於巫也”，並認為中藥虛妄，“醫之所以治病者藥也，藥則不可恃，脈虛、藥虛，斯醫亦虛矣”，甚至歪曲事實攻訐道“其藥之而愈者，乃其不藥而癒者也。其不藥不愈者，則藥之亦不愈，豈獨不愈而已，輕病以重，重病以死”，硬生生將所有中藥形容成催命毒藥。

俞樾的門生章太炎則在1910年寫下《醫術平議》，指出俞樾“雖言廢醫，其譏近世醫師專持寸口以求病因，不知三部九候，足以救時俗之違經，復岐黃之舊貫，斯起醫，非廢醫也”。他替俞樾緩頰稱其本意是為了振興中醫的真正精髓，並非要全然廢除，但批判中醫的聲音已逐漸成氣候。雖然清末尚有身兼進士與郎中身分的唐宗海，開創“中西醫匯通派”，寫出援引西方醫學理論補足中醫學理的《中西匯通醫書五種》揚名於世，然而在西方科學的強勢競爭下，中醫已成為激進者眼中象徵落後文明的標靶。比起經史子集等受士人青睞的“國學”，被視為末流、實則關乎億萬民生的傳統醫學反倒先一步被抨擊，不能不說是種矛盾與諷刺。

儘管俞樾晚年又因自身疾苦轉求中藥延命，自嘆道“不能堅執廢醫論，反自營求卻疾方”，但俞樾僅改變對中藥的看法，又寫就《醫藥說》一文，改口稱“餘固不信醫也，然餘不信醫而信藥，於是又有醫藥之說”。這種“廢醫存藥”的論點對近代中國影響頗大，併成為中西醫論爭的主要矛盾，甚至不少中醫都自覺或不自覺地認同部分說詞。因此可以說，俞樾的筆鋒點燃攻擊中醫的炮火，其轉變又主導了中醫藥部分有益還是通盤無益的論辯思路。

民國之後，質疑傳統文化的聲浪不絕如縷，中醫的地位更是江河日下。

1912年至1913年間，民國北洋政府打算模仿日本，全面推行西式教育，因此著手擬訂“壬午癸丑學制”。但教育部在1912年11月頒佈《醫學專門學校規程》、《藥學專門學校規程》時，裡面竟毫無任何一句論及中醫，等同刻意廢除中醫教育。該法令一出，頓時引起全中國的中醫譁然，是為醫學史上轟動的“教育系統漏列中醫案”。

1913年10月，19個省市的中醫團體派遣代表共組“醫藥救亡請願團”奔赴北京。負責擘畫請願的上海神州醫藥總會成員餘伯陶在代表們赴京前，期勉他們道：“這次赴京請願，是我國醫藥界幾千年從來沒有過的事情，是挽救我國醫藥的一次重大的創舉。它對今後醫藥前途關係很大，希望代表們以堅定的毅力，百折不饒的精神去達到儲存中醫藥的目的”。

但沒想到教育總長汪大燮的態度十分惡劣，寫有“呈為懇請提倡中醫中藥，准予另設中學醫藥專門學校，以重民命而順輿情事……速舉中醫中藥切實整頓即可，逐如淘汰則不可”的請願書遭其拒收，對於請願書裡提議的設立中醫藥書籍編輯社、設立藥品化驗所、編輯醫學報刊、創設中醫補習學校等措施更是充耳不聞。深受日本明治維新廢止“漢醫” 的刺激，汪大燮直截了當地告知代表“餘決意今後廢去中醫，不用中藥，所謂立案一節，難以照準”，鐵了心硬是不肯讓中醫延續下去。

汪大燮的迴應激起更大的反彈聲浪，各地中醫紛紛撰文痛斥或發起抗議，北洋政府教育部這才發覺大事不妙，趕緊回覆請願書，但語句仍充滿推諉：“中國醫藥上自神農皇帝，下至民國，名醫輩出，力起沉痾，活人無數，若年溝通中西醫學，以科學方法研究整理，則我國醫界必有可觀……唯現在世界大同，科學日精，凡講授專門科學，須以最新學說為衡……此項規程，系由臨時教育會議公決……本部對於醫學，只期學術完備，求合於世界進化之大勢……並非於中醫、西醫有所歧視也”。顯然，教育部想把漏列中醫的責任卸得越多越好，並暗示中醫不符合“最新學說”與“進化之大勢”的科學標準，其意仍是想廢止中醫教育。

1914年1月民國政府也正式答覆，宣稱“前此部定醫學課程，專取西法，良以歧行不至，疑事無功，先其所急，致難兼採，初非有廢棄中醫之意也。……除釐定中醫學校科程一節暫從緩議外，其餘各節應準分別籌辦”，同時開始允准民間設立中醫學校。表面上中醫似乎免於被消滅的危機，但實際上國務院的表態仍不脫教育部的思維，且一邊允許民間設校傳授中醫，一邊又拒絕制定正式的中醫課綱規範和准許中醫註冊登記，形同讓中醫資格與地位處於灰色地帶。中醫界因此不屈不撓地繼續抗爭，1925年要求教育部得列入中醫課程，疾呼：“教育部學校課程，有西醫而無中醫，致令辦此項學校者，無矩矱可遵，入此項學校者，無學位可望，是不啻以法律限制學術，為自滅文化之政策”。

結果中醫界的呼聲遭西醫強烈抵制和斥責，倡導“廢醫存藥”最力、抱持進化論眼光認定中醫終將絕滅的西醫餘巖，揶揄道“假若中醫教育列入大學或專科制時，將來怎樣可以使高中學生學那些‘五運六氣’、‘湯頭歌訣’……在中學講的是科學，入了大學反倒退步”，諷刺中醫的陰陽五行經脈理論全屬謬論。待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教育部於1928年召開第一屆全國教育會議，“神州醫藥總會”再度呈請列入中醫為大學學系，結果仍石沉大海。不過這點挫折還不算什麼，更糟糕的還在後頭。

1929年2月衛生部召開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行政會議，出席者幾乎都是留學歐美日本的西醫或不懂醫事的官員，包括餘巖在內，沒有半個中醫參與。結果餘在會議上竟提案要求“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南京特別市衛生局長兼中央衛生委員會委員胡定安也幫腔道：“先父是一箇中醫，設使今日先父尚在，鄙人也要反對到底”。最後衛生委員會竟透過《規定舊醫登記案原則》，決議取締宣傳中醫的雜誌報刊、禁止成立舊醫學校、禁止舊醫診治法定傳染病等等。但最致命的則是所有中醫得在一年內登記領照，國民政府卻又規定中醫訓練期限為五年，這無非是斷了所有尚未結業的中醫學生的懸壺濟世之路，落日條款一出，待現有的老中醫逐一凋零後，中醫便將自然消亡。

如此狠毒的法案通過後，立刻炸出全中國中醫界憤怒的聲響，281名中醫代表雲集上海召開“全國醫藥團體代表大會”，打出“提倡中醫以防文化侵略”、“反對廢除中醫”等口號。“神州醫藥總會”成立者之一包識生痛斥道“中醫是國醫，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瑰寶，怎麼能夠唾之為封建迷信，怎麼能夠唾之為是舊醫呢？擁護中醫藥就是保持我們的國粹，取締中醫藥就是致病民的死命。你中央大員不需要，但是，老百姓需要！中華民族的子孫後代需要。我們要誓死保護中醫藥！”

各地商鋪、報館、藥業工會、甚至南洋華僑也都紛紛給予支援。最後在龐大的民意壓力下，國民政府才不得不宣示取消該議案，但衛生部竟聲稱“查中醫一案，本部力主提倡……並無廢止中醫中藥之說”，彷佛忘了透過廢止中醫案的主管機構究竟是誰。

不過，有廢止中醫之心的國民政府，又緊接著在1929年4月由教育部公告“查現有之中醫學校，其講授與實驗，既不以科學為基礎，學習者之資格與程度，亦未經定有標準，自未便沿用學制系統內之名稱，應一律改稱中醫傳習所”。這種說詞聽起來冠冕堂皇，但國民政府一面拒絕明訂中醫課程和學系，一面又指責民間中醫學校不夠科學化，故要予以降格，這豈不是逼民為賊？因此又惹起中醫不滿，蔣介石遂下令撤銷。但教育部和衛生部竟又呈文給行政院，主張既然不能叫傳習所，便改作“稱為中醫學社，俾成為學術團體……非擯棄中醫於學校系統以外，實欲中醫有自由發展之機會，不受教育規程之限制”。如此荒謬的論據，行政院居然採納並通令推行，致使中醫地位跌得更深更重。

雖然中醫界後來改變戰術，改要求國民政府設立國醫館、再附設國醫學校，藉此令中醫教育得以不輟。接著再推動立法院制定《國醫條例》，期許替中醫爭得與西醫平等的法律地位，畢竟西醫早已有《西醫條例》保障權益。結果立法院餘1933年更名為《中醫條例》後準允透過，但力主廢中醫的行政院長汪精衛竟悍然拒絕頒行，遲至1936年才在各方壓力下公佈。這不僅顯盡國民政府打壓中醫的醜惡，更揭露國民政府罔顧民意、知法卻不守法的面目。

抗戰結束後，本以為將隨著社會重建迎來新生的中醫界，居然又開始遭受壓制，教育部開始取締各地中醫學校，又利用《醫師法》限縮中醫權利。直到新中國成立後，中醫的處境才略有好轉。

最早質疑中醫存在的聲音來自清末大儒俞樾，1878年他的妻子病逝後，憤於所延請的中醫無法妙手回春，於是批閱醫書，提筆撰就《廢醫論》，嚴厲又沉痛地呼籲“夫醫之可廢，何也？曰：醫無所以治病也”，以文字聲討中醫的療效和存續價值，譏諷其“今之醫巫亦一也，吾未見醫之勝於巫也”，並認為中藥虛妄，“醫之所以治病者藥也，藥則不可恃，脈虛、藥虛，斯醫亦虛矣”，甚至歪曲事實攻訐道“其藥之而愈者，乃其不藥而癒者也。其不藥不愈者，則藥之亦不愈，豈獨不愈而已，輕病以重，重病以死”，硬生生將所有中藥形容成催命毒藥。

俞樾的門生章太炎則在1910年寫下《醫術平議》，指出俞樾“雖言廢醫，其譏近世醫師專持寸口以求病因，不知三部九候，足以救時俗之違經，復岐黃之舊貫，斯起醫，非廢醫也”。他替俞樾緩頰稱其本意是為了振興中醫的真正精髓，並非要全然廢除，但批判中醫的聲音已逐漸成氣候。雖然清末尚有身兼進士與郎中身分的唐宗海，開創“中西醫匯通派”，寫出援引西方醫學理論補足中醫學理的《中西匯通醫書五種》揚名於世，然而在西方科學的強勢競爭下，中醫已成為激進者眼中象徵落後文明的標靶。比起經史子集等受士人青睞的“國學”，被視為末流、實則關乎億萬民生的傳統醫學反倒先一步被抨擊，不能不說是種矛盾與諷刺。

儘管俞樾晚年又因自身疾苦轉求中藥延命，自嘆道“不能堅執廢醫論，反自營求卻疾方”，但俞樾僅改變對中藥的看法，又寫就《醫藥說》一文，改口稱“餘固不信醫也，然餘不信醫而信藥，於是又有醫藥之說”。這種“廢醫存藥”的論點對近代中國影響頗大，併成為中西醫論爭的主要矛盾，甚至不少中醫都自覺或不自覺地認同部分說詞。因此可以說，俞樾的筆鋒點燃攻擊中醫的炮火，其轉變又主導了中醫藥部分有益還是通盤無益的論辯思路。

民國之後，質疑傳統文化的聲浪不絕如縷，中醫的地位更是江河日下。

1912年至1913年間，民國北洋政府打算模仿日本，全面推行西式教育，因此著手擬訂“壬午癸丑學制”。但教育部在1912年11月頒佈《醫學專門學校規程》、《藥學專門學校規程》時，裡面竟毫無任何一句論及中醫，等同刻意廢除中醫教育。該法令一出，頓時引起全中國的中醫譁然，是為醫學史上轟動的“教育系統漏列中醫案”。

1913年10月，19個省市的中醫團體派遣代表共組“醫藥救亡請願團”奔赴北京。負責擘畫請願的上海神州醫藥總會成員餘伯陶在代表們赴京前，期勉他們道：“這次赴京請願，是我國醫藥界幾千年從來沒有過的事情，是挽救我國醫藥的一次重大的創舉。它對今後醫藥前途關係很大，希望代表們以堅定的毅力，百折不饒的精神去達到儲存中醫藥的目的”。

但沒想到教育總長汪大燮的態度十分惡劣，寫有“呈為懇請提倡中醫中藥，准予另設中學醫藥專門學校，以重民命而順輿情事……速舉中醫中藥切實整頓即可，逐如淘汰則不可”的請願書遭其拒收，對於請願書裡提議的設立中醫藥書籍編輯社、設立藥品化驗所、編輯醫學報刊、創設中醫補習學校等措施更是充耳不聞。深受日本明治維新廢止“漢醫” 的刺激，汪大燮直截了當地告知代表“餘決意今後廢去中醫，不用中藥，所謂立案一節，難以照準”，鐵了心硬是不肯讓中醫延續下去。

汪大燮的迴應激起更大的反彈聲浪，各地中醫紛紛撰文痛斥或發起抗議，北洋政府教育部這才發覺大事不妙，趕緊回覆請願書，但語句仍充滿推諉：“中國醫藥上自神農皇帝，下至民國，名醫輩出，力起沉痾，活人無數，若年溝通中西醫學，以科學方法研究整理，則我國醫界必有可觀……唯現在世界大同，科學日精，凡講授專門科學，須以最新學說為衡……此項規程，系由臨時教育會議公決……本部對於醫學，只期學術完備，求合於世界進化之大勢……並非於中醫、西醫有所歧視也”。顯然，教育部想把漏列中醫的責任卸得越多越好，並暗示中醫不符合“最新學說”與“進化之大勢”的科學標準，其意仍是想廢止中醫教育。

1914年1月民國政府也正式答覆，宣稱“前此部定醫學課程，專取西法，良以歧行不至，疑事無功，先其所急，致難兼採，初非有廢棄中醫之意也。……除釐定中醫學校科程一節暫從緩議外，其餘各節應準分別籌辦”，同時開始允准民間設立中醫學校。表面上中醫似乎免於被消滅的危機，但實際上國務院的表態仍不脫教育部的思維，且一邊允許民間設校傳授中醫，一邊又拒絕制定正式的中醫課綱規範和准許中醫註冊登記，形同讓中醫資格與地位處於灰色地帶。中醫界因此不屈不撓地繼續抗爭，1925年要求教育部得列入中醫課程，疾呼：“教育部學校課程，有西醫而無中醫，致令辦此項學校者，無矩矱可遵，入此項學校者，無學位可望，是不啻以法律限制學術，為自滅文化之政策”。

結果中醫界的呼聲遭西醫強烈抵制和斥責，倡導“廢醫存藥”最力、抱持進化論眼光認定中醫終將絕滅的西醫餘巖，揶揄道“假若中醫教育列入大學或專科制時，將來怎樣可以使高中學生學那些‘五運六氣’、‘湯頭歌訣’……在中學講的是科學，入了大學反倒退步”，諷刺中醫的陰陽五行經脈理論全屬謬論。待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教育部於1928年召開第一屆全國教育會議，“神州醫藥總會”再度呈請列入中醫為大學學系，結果仍石沉大海。不過這點挫折還不算什麼，更糟糕的還在後頭。

1929年2月衛生部召開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行政會議，出席者幾乎都是留學歐美日本的西醫或不懂醫事的官員，包括餘巖在內，沒有半個中醫參與。結果餘在會議上竟提案要求“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南京特別市衛生局長兼中央衛生委員會委員胡定安也幫腔道：“先父是一箇中醫，設使今日先父尚在，鄙人也要反對到底”。最後衛生委員會竟透過《規定舊醫登記案原則》，決議取締宣傳中醫的雜誌報刊、禁止成立舊醫學校、禁止舊醫診治法定傳染病等等。但最致命的則是所有中醫得在一年內登記領照，國民政府卻又規定中醫訓練期限為五年，這無非是斷了所有尚未結業的中醫學生的懸壺濟世之路，落日條款一出，待現有的老中醫逐一凋零後，中醫便將自然消亡。

如此狠毒的法案通過後，立刻炸出全中國中醫界憤怒的聲響，281名中醫代表雲集上海召開“全國醫藥團體代表大會”，打出“提倡中醫以防文化侵略”、“反對廢除中醫”等口號。“神州醫藥總會”成立者之一包識生痛斥道“中醫是國醫，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瑰寶，怎麼能夠唾之為封建迷信，怎麼能夠唾之為是舊醫呢？擁護中醫藥就是保持我們的國粹，取締中醫藥就是致病民的死命。你中央大員不需要，但是，老百姓需要！中華民族的子孫後代需要。我們要誓死保護中醫藥！”

各地商鋪、報館、藥業工會、甚至南洋華僑也都紛紛給予支援。最後在龐大的民意壓力下，國民政府才不得不宣示取消該議案，但衛生部竟聲稱“查中醫一案，本部力主提倡……並無廢止中醫中藥之說”，彷佛忘了透過廢止中醫案的主管機構究竟是誰。

不過，有廢止中醫之心的國民政府，又緊接著在1929年4月由教育部公告“查現有之中醫學校，其講授與實驗，既不以科學為基礎，學習者之資格與程度，亦未經定有標準，自未便沿用學制系統內之名稱，應一律改稱中醫傳習所”。這種說詞聽起來冠冕堂皇，但國民政府一面拒絕明訂中醫課程和學系，一面又指責民間中醫學校不夠科學化，故要予以降格，這豈不是逼民為賊？因此又惹起中醫不滿，蔣介石遂下令撤銷。但教育部和衛生部竟又呈文給行政院，主張既然不能叫傳習所，便改作“稱為中醫學社，俾成為學術團體……非擯棄中醫於學校系統以外，實欲中醫有自由發展之機會，不受教育規程之限制”。如此荒謬的論據，行政院居然採納並通令推行，致使中醫地位跌得更深更重。

雖然中醫界後來改變戰術，改要求國民政府設立國醫館、再附設國醫學校，藉此令中醫教育得以不輟。接著再推動立法院制定《國醫條例》，期許替中醫爭得與西醫平等的法律地位，畢竟西醫早已有《西醫條例》保障權益。結果立法院餘1933年更名為《中醫條例》後準允透過，但力主廢中醫的行政院長汪精衛竟悍然拒絕頒行，遲至1936年才在各方壓力下公佈。這不僅顯盡國民政府打壓中醫的醜惡，更揭露國民政府罔顧民意、知法卻不守法的面目。

抗戰結束後，本以為將隨著社會重建迎來新生的中醫界，居然又開始遭受壓制，教育部開始取締各地中醫學校，又利用《醫師法》限縮中醫權利。直到新中國成立後，中醫的處境才略有好轉。

因為以汪精衛和褚民誼為首的國民黨等人對中醫素有惡感，認為中醫只講陰陽五行，不重人體解剖，在科學上毫無根據。

1929年2月27日，褚民誼主持中央衛生會議。會上醫師公會會長餘雲岫提出“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稱“舊醫一日不除，民眾思想一日不變，新醫事業一日不能向上”。

由於中醫已有著根深蒂固的影響，難以一下子禁絕，會上通過了“規定舊醫登記案原則”，規定有現之中醫，由衛生部實行登記，除了年滿50歲而且行醫20年以上者，其他人都必須接受補充教育，不準診治傳染病，還禁止登報介紹中醫及開設中醫學校等等。

1879年，清末國學泰斗俞樾先生在其《廢醫論》中首次明確建議廢除中醫。俞樾先生認為中醫的所有理論均建立在陰陽五行之上，輔以一些肺腑經絡的學說，這是一件非常荒謬且愚昧的事情。

不過相較於其他學者，俞樾和嚴復已算是較為理性派，比如俞樾先生晚年的著作《醫學說》則認為“醫可廢，而藥不可廢”，雖然他有著別人所沒有的理性思維，但是“藥不可廢”依舊錶明瞭那個時代以及一名國學研究者，而不是醫學研究者的侷限性。在那個西醫尚且存在著很多荒謬之處的年代裡，當時的科學技術不可能從分子層面去分解中藥材，而得出諸多中藥才是身體健康最大的殺手。

梁啟超就曾激烈的抨擊中醫為：“學術界之恥辱，莫此為甚矣！”陳獨秀更是在《新青年》報上撰文，“不解人身之構造，不事藥性之分析，惟知附會五行生剋寒熱陰陽之說，其術殆與矢人同科。”在陳獨秀看來“殺人以中醫與弓，有以異乎？”

到了1912年，北洋政府頒佈《壬子癸丑學制》，並將中醫排除在正規教育系統之外。教育總長汪大燮公開表示：“吾國醫毫無科學概要根據、餘決意今後廢去中醫，不用中藥。所請立案一節，難以照準。”而後北伐成功，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中央衛生會議做出“以四十年為期，逐步廢除中醫”的決定，這便是第三次廢除“中醫”。直到1954年劉少奇在衛生部司局長座談會中提議恢復中醫，這才讓大陸的中醫有了現在的發展。

在醫學史上我國曾三次廢除過中醫。

　　1879年，清末國學泰斗俞樾先生在其《廢醫論》中首次明確建議廢除中醫。俞樾先生認為中醫的所有理論均建立在陰陽五行之上，輔以一些肺腑經絡的學說，這是一件非常荒謬且愚昧的事情。

　　當你連基本理論都是錯誤的時候，還怎麼能去說建立其上的學科是正確的？

　　不過相較於其他學者，俞樾和嚴復已算是較為理性派，比如俞樾先生晚年的著作《醫學說》則認為“醫可廢，而藥不可廢”，雖然他有著別人所沒有的理性思維，但是“藥不可廢”依舊錶明瞭那個時代以及一名國學研究者，而不是醫學研究者的侷限性。在那個西醫尚且存在著很多荒謬之處的年代裡，當時的科學技術不可能從分子層面去分解中藥材，而得出諸多中藥才是身體健康最大的殺手。

　　梁啟超就曾激烈的抨擊中醫為：“學術界之恥辱，莫此為甚矣！”陳獨秀更是在《新青年》報上撰文，“不解人身之構造，不事藥性之分析，惟知附會五行生剋寒熱陰陽之說，其術殆與矢人同科。”在陳獨秀看來“殺人以中醫與弓，有以異乎？”

　　到了1912年，北洋政府頒佈《壬子癸丑學制》，並將中醫排除在正規教育系統之外。教育總長汪大燮公開表示：“吾國醫毫無科學概要根據、餘決意今後廢去中醫，不用中藥。所請立案一節，難以照準。”而後北伐成功，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中央衛生會議做出“以四十年為期，逐步廢除中醫”的決定，這便是第三次廢除“中醫”。直到1954年劉少奇在衛生部司局長座談會中提議恢復中醫，這才讓大陸的中醫有了現在的發展。

　　這個時候，作為一名“中醫粉”較為理性的人也許會是這樣的思考“陰陽五行本來就是一種玄學說法，那麼建立其上的理論醫學究竟是不是如文中所言，我們可以用著質疑的心去論證；”而較為感性的人則堅持以上的一切說法都是荒謬，因為他相信老祖宗的易經，相信這個大自然一切科學所無法解釋的層面定當存在著如中醫說講的虛、暖、寒、火。

　　不可置否，中醫比這世界上任何一門醫學存在的時間都久，甚至可以說它“支撐著”這個偉大的民族一路走到了當代文明的面前。在漫長的醫療史上，它所治癒的案例更加是數不甚數。這就是中醫的市場，這也是大多數國人對中醫有著深厚感情的原因。

　　就我自身而言，我也吃過中醫，有被治癒的案例，即使知道中醫更是一種“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醫療方式，但是至少從文化層面上而言，一個千年巨人的倒塌，依舊令人惋惜。

　　所以，很多人其實並不知道反對中醫到底是在反對什麼？就是因為你們所說的崇洋媚外？還是覺得月比國內圓的思想？

　　即使這個世界常常險惡環生，但是我仍然相信有更多善良的人。西醫同樣有著令人啼笑皆非的荒唐醫療史，但是不同於中醫，他在逐步的向科學靠近，逐步的用臨床案例和動物實驗為人們做出儘量精準的解讀。反觀中醫，依舊還是一帖藥一抓，沒有任何說明，也不敢給出任何說明。

　　其實到了這個時候，我們便不能把西醫稱為西醫了。它屬於近代醫學，一種建立於科學體制上的醫療方式，它同樣有著我國醫療科研工作者的心血，是經過全世界醫學家的奉獻所凝聚的一種治療方式。而有些以中草藥為主藥的科研藥物，它能給出具體的各項實驗資料，便屬於近代科學。它最早源自西方，如今卻屬於全世界。

　　而反對中醫也並不是針對於整個中醫，他所針對的是以中醫為代表的不科學，不負責的醫療方式，類似的還有巫醫，那種畫張符叫你喝下去治病的醫療。

　　歸根結底，“我們為什麼反對中醫”，這種思想其實更加相當於一種“恨鐵不成鋼”的心態。

　　這裡再要提及一點的便是，日本在明治維新時廢除了漢方醫學（中醫），而例如拒絕中醫的美國、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依舊將針灸和按摩納入了自己國家的醫療體系。發達國家的一些醫療協會經過醫學案例證明針灸治療和按摩的效果比傳統治療要好，但是僅僅相當於安慰治療。

　　他們之所以加入了這兩項“中醫”，卻拒絕了“國藥”，最主要的原因是大量實驗證明針灸和普通按摩其實並沒有多大的副作用，而不是像“國藥”那樣幾乎“是藥八分毒（如果毒死人算十分的話）”，二是雖然你花了大把的錢僅僅得到的是一個安慰治療的效果，可以說一點價效比都沒有，但是僅僅是如此，他們依舊願意將其納入自己的醫療體系。

　　這表明當今世界對於醫療的要求其實非常非常低，它不會管醫療是不是如同商品一樣具有“價效比”這個資料，只要你有效果，哪怕非常的微不足道，然後並沒有耽誤病情，越醫越過分的事發生，大家便都可以接受。

　　所以當我們“恨鐵不成鋼”的時候，希望所有人都可以意識到這件事情，而不是盲目的做“鍵盤俠”，中醫想要繼續在這個世界生存下去，必須摒棄原先的理論，做到真正的以人為本，而不是以賺錢為本。我們反對的是以中醫為代表的舊式醫學，我們支援的是近代醫學。

“廢止中醫案”是指在1929年（民國18年）2月，國民政府衛生部召開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會上餘雲岫、褚民誼等人先後提出了四項相關議案，其中包括廢止中醫之辦法，以達到中醫自然消亡之目的。考慮到餘巖提案過於激進，中央衛生會議最後透過《規定舊醫登記案原則》。

為防止被廢止，中醫界採取了組織社團、抗議請願等多種措施進行抗辯，終於使此案未被施行。在此過程中，中醫界也進行了許多推廣普及中醫知識、爭奪生存空間的努力，為儲存和發展中醫做出了一定貢獻。但中醫界的圖存抗爭卻使得中醫在不自覺的過程中，走入了西醫界預設的話語系統，並由此開始了科學化的道路。

最早質疑中醫存在的聲音來自清末大儒俞樾，1878年他的妻子病逝後，憤於所延請的中醫無法妙手回春，於是批閱醫書，提筆撰就《廢醫論》，嚴厲又沉痛地呼籲“夫醫之可廢，何也？曰：醫無所以治病也”，以文字聲討中醫的療效和存續價值，譏諷其“今之醫巫亦一也，吾未見醫之勝於巫也”，並認為中藥虛妄，“醫之所以治病者藥也，藥則不可恃，脈虛、藥虛，斯醫亦虛矣”，甚至歪曲事實攻訐道“其藥之而愈者，乃其不藥而癒者也。其不藥不愈者，則藥之亦不愈，豈獨不愈而已，輕病以重，重病以死”，硬生生將所有中藥形容成催命毒藥。

俞樾的門生章太炎則在1910年寫下《醫術平議》，指出俞樾“雖言廢醫，其譏近世醫師專持寸口以求病因，不知三部九候，足以救時俗之違經，復岐黃之舊貫，斯起醫，非廢醫也”。他替俞樾緩頰稱其本意是為了振興中醫的真正精髓，並非要全然廢除，但批判中醫的聲音已逐漸成氣候。雖然清末尚有身兼進士與郎中身分的唐宗海，開創“中西醫匯通派”，寫出援引西方醫學理論補足中醫學理的《中西匯通醫書五種》揚名於世，然而在西方科學的強勢競爭下，中醫已成為激進者眼中象徵落後文明的標靶。比起經史子集等受士人青睞的“國學”，被視為末流、實則關乎億萬民生的傳統醫學反倒先一步被抨擊，不能不說是種矛盾與諷刺。

儘管俞樾晚年又因自身疾苦轉求中藥延命，自嘆道“不能堅執廢醫論，反自營求卻疾方”，但俞樾僅改變對中藥的看法，又寫就《醫藥說》一文，改口稱“餘固不信醫也，然餘不信醫而信藥，於是又有醫藥之說”。這種“廢醫存藥”的論點對近代中國影響頗大，併成為中西醫論爭的主要矛盾，甚至不少中醫都自覺或不自覺地認同部分說詞。因此可以說，俞樾的筆鋒點燃攻擊中醫的炮火，其轉變又主導了中醫藥部分有益還是通盤無益的論辯思路。

民國之後，質疑傳統文化的聲浪不絕如縷，中醫的地位更是江河日下。

1912年至1913年間，民國北洋政府打算模仿日本，全面推行西式教育，因此著手擬訂“壬午癸丑學制”。但教育部在1912年11月頒佈《醫學專門學校規程》、《藥學專門學校規程》時，裡面竟毫無任何一句論及中醫，等同刻意廢除中醫教育。該法令一出，頓時引起全中國的中醫譁然，是為醫學史上轟動的“教育系統漏列中醫案”。

1913年10月，19個省市的中醫團體派遣代表共組“醫藥救亡請願團”奔赴北京。負責擘畫請願的上海神州醫藥總會成員餘伯陶在代表們赴京前，期勉他們道：“這次赴京請願，是我國醫藥界幾千年從來沒有過的事情，是挽救我國醫藥的一次重大的創舉。它對今後醫藥前途關係很大，希望代表們以堅定的毅力，百折不饒的精神去達到儲存中醫藥的目的”。

但沒想到教育總長汪大燮的態度十分惡劣，寫有“呈為懇請提倡中醫中藥，准予另設中學醫藥專門學校，以重民命而順輿情事……速舉中醫中藥切實整頓即可，逐如淘汰則不可”的請願書遭其拒收，對於請願書裡提議的設立中醫藥書籍編輯社、設立藥品化驗所、編輯醫學報刊、創設中醫補習學校等措施更是充耳不聞。深受日本明治維新廢止“漢醫” 的刺激，汪大燮直截了當地告知代表“餘決意今後廢去中醫，不用中藥，所謂立案一節，難以照準”，鐵了心硬是不肯讓中醫延續下去。

汪大燮的迴應激起更大的反彈聲浪，各地中醫紛紛撰文痛斥或發起抗議，北洋政府教育部這才發覺大事不妙，趕緊回覆請願書，但語句仍充滿推諉：“中國醫藥上自神農皇帝，下至民國，名醫輩出，力起沉痾，活人無數，若年溝通中西醫學，以科學方法研究整理，則我國醫界必有可觀……唯現在世界大同，科學日精，凡講授專門科學，須以最新學說為衡……此項規程，系由臨時教育會議公決……本部對於醫學，只期學術完備，求合於世界進化之大勢……並非於中醫、西醫有所歧視也”。顯然，教育部想把漏列中醫的責任卸得越多越好，並暗示中醫不符合“最新學說”與“進化之大勢”的科學標準，其意仍是想廢止中醫教育。

1914年1月民國政府也正式答覆，宣稱“前此部定醫學課程，專取西法，良以歧行不至，疑事無功，先其所急，致難兼採，初非有廢棄中醫之意也。……除釐定中醫學校科程一節暫從緩議外，其餘各節應準分別籌辦”，同時開始允准民間設立中醫學校。表面上中醫似乎免於被消滅的危機，但實際上國務院的表態仍不脫教育部的思維，且一邊允許民間設校傳授中醫，一邊又拒絕制定正式的中醫課綱規範和准許中醫註冊登記，形同讓中醫資格與地位處於灰色地帶。中醫界因此不屈不撓地繼續抗爭，1925年要求教育部得列入中醫課程，疾呼：“教育部學校課程，有西醫而無中醫，致令辦此項學校者，無矩矱可遵，入此項學校者，無學位可望，是不啻以法律限制學術，為自滅文化之政策”。

結果中醫界的呼聲遭西醫強烈抵制和斥責，倡導“廢醫存藥”最力、抱持進化論眼光認定中醫終將絕滅的西醫餘巖，揶揄道“假若中醫教育列入大學或專科制時，將來怎樣可以使高中學生學那些‘五運六氣’、‘湯頭歌訣’……在中學講的是科學，入了大學反倒退步”，諷刺中醫的陰陽五行經脈理論全屬謬論。待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教育部於1928年召開第一屆全國教育會議，“神州醫藥總會”再度呈請列入中醫為大學學系，結果仍石沉大海。不過這點挫折還不算什麼，更糟糕的還在後頭。

1929年2月衛生部召開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行政會議，出席者幾乎都是留學歐美日本的西醫或不懂醫事的官員，包括餘巖在內，沒有半個中醫參與。結果餘在會議上竟提案要求“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南京特別市衛生局長兼中央衛生委員會委員胡定安也幫腔道：“先父是一箇中醫，設使今日先父尚在，鄙人也要反對到底”。最後衛生委員會竟透過《規定舊醫登記案原則》，決議取締宣傳中醫的雜誌報刊、禁止成立舊醫學校、禁止舊醫診治法定傳染病等等。但最致命的則是所有中醫得在一年內登記領照，國民政府卻又規定中醫訓練期限為五年，這無非是斷了所有尚未結業的中醫學生的懸壺濟世之路，落日條款一出，待現有的老中醫逐一凋零後，中醫便將自然消亡。

如此狠毒的法案通過後，立刻炸出全中國中醫界憤怒的聲響，281名中醫代表雲集上海召開“全國醫藥團體代表大會”，打出“提倡中醫以防文化侵略”、“反對廢除中醫”等口號。“神州醫藥總會”成立者之一包識生痛斥道“中醫是國醫，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瑰寶，怎麼能夠唾之為封建迷信，怎麼能夠唾之為是舊醫呢？擁護中醫藥就是保持我們的國粹，取締中醫藥就是致病民的死命。你中央大員不需要，但是，老百姓需要！中華民族的子孫後代需要。我們要誓死保護中醫藥！”

各地商鋪、報館、藥業工會、甚至南洋華僑也都紛紛給予支援。最後在龐大的民意壓力下，國民政府才不得不宣示取消該議案，但衛生部竟聲稱“查中醫一案，本部力主提倡……並無廢止中醫中藥之說”，彷佛忘了透過廢止中醫案的主管機構究竟是誰。

不過，有廢止中醫之心的國民政府，又緊接著在1929年4月由教育部公告“查現有之中醫學校，其講授與實驗，既不以科學為基礎，學習者之資格與程度，亦未經定有標準，自未便沿用學制系統內之名稱，應一律改稱中醫傳習所”。這種說詞聽起來冠冕堂皇，但國民政府一面拒絕明訂中醫課程和學系，一面又指責民間中醫學校不夠科學化，故要予以降格，這豈不是逼民為賊？因此又惹起中醫不滿，蔣介石遂下令撤銷。但教育部和衛生部竟又呈文給行政院，主張既然不能叫傳習所，便改作“稱為中醫學社，俾成為學術團體……非擯棄中醫於學校系統以外，實欲中醫有自由發展之機會，不受教育規程之限制”。如此荒謬的論據，行政院居然採納並通令推行，致使中醫地位跌得更深更重。

雖然中醫界後來改變戰術，改要求國民政府設立國醫館、再附設國醫學校，藉此令中醫教育得以不輟。接著再推動立法院制定《國醫條例》，期許替中醫爭得與西醫平等的法律地位，畢竟西醫早已有《西醫條例》保障權益。結果立法院餘1933年更名為《中醫條例》後準允透過，但力主廢中醫的行政院長汪精衛竟悍然拒絕頒行，遲至1936年才在各方壓力下公佈。這不僅顯盡國民政府打壓中醫的醜惡，更揭露國民政府罔顧民意、知法卻不守法的面目。

民國時期，社會形成了一股“全盤否認中國文化”的浪潮。

這股浪潮從知識分子到政府，到民間。

禁過春節。

批判孔子，批判儒家，全盤否決。

甚至有所謂的“有識之士”要取消漢語，全面學習英語！

當然，中醫作為中國古文化的一類也受到了全盤否認！

只是，我們不能說這些都是錯的！

時代的侷限性而已！

在民國時期，由於清末的落後，被西方殖民，而且民國建國後還是落後捱打不多。

在很多“有識之士”看來，西方的都是好的。古中國留下的都是糟粕！

幸好，雖然有各種挫折，但我們的傳承文化自有其韌性！

中醫更是以其強大的生命力以及對疾病的治癒率傳下來，並且越來越好！

受西方文化的影響，清朝統治者被西方的堅船利炮開啟國門以後一直到民國。一些國人的自負心理蕩然無存，於是掀起了一股崇洋媚外的風潮，認為外國的月亮也比中國的圓。自然也會認為西醫比中醫強。

因為以汪精衛和褚民誼為首的國民黨等人對中醫素有惡感，認為中醫只講陰陽五行，不重人體解剖，在科學上毫無根據。

1929年2月27日，褚民誼主持中央衛生會議。會上醫師公會會長餘雲岫提出“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稱“舊醫一日不除，民眾思想一日不變，新醫事業一日不能向上”。

由於中醫已有著根深蒂固的影響，難以一下子禁絕，會上通過了“規定舊醫登記案原則”，規定有現之中醫，由衛生部實行登記，除了年滿50歲而且行醫20年以上者，其他人都必須接受補充教育，不準診治傳染病，還禁止登報介紹中醫及開設中醫學校等等。

擴充套件資料

一、國民黨廢止中醫案經過：

1928年（民國17年），在全國教育會議上，汪企張首次提出廢止中醫案，未獲透過。

1929年（民國18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國民政府衛生部召開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會議由西醫出身之衛生部次長劉瑞恆主持，參加者有中央執行委員褚民誼、中華民國醫藥學會上海分會會長餘雲岫、上海中央大學醫學院院長顏福慶、南京衛生局長鬍定安等14人，均為西醫界代表，且多主張廢止中醫。

中央衛生會議最後通過了廢止中醫案——《規定舊醫登記案原則》。該議案規定了廢止中醫之三條原則：“甲：舊醫登記限至民國十九年為止；乙：禁止舊醫學校；丙：其餘如取締新聞雜誌等非科學醫之宣傳品及登報介紹舊醫等事由，衛生部盡力相機進行。”

這一提案除了“一個‘醫學外行’次長和一兩個參事抱懷疑態度外，其餘是滿場一致透過”。隨後，該提案寫入2月25日的會議記錄。

二、國民黨廢止中醫案：

透過與廢止中醫勢力論戰，中醫藥界更加認清了中醫藥的科學價值和存在的不足，為了謀求自身之生存，不得不開始對中醫理論進行革新和改良，不得不接受中醫科學化主張，自覺地進行中醫科學化嘗試，加強了理論研究及實踐探索，促進了中醫藥學術交流與發展。

同時也促使人們對中醫藥有比較明確的認識和公允的評價，獲得社會各階層人士的普遍理解和支援。而中醫界謀自身科學化的同時，西醫界也注重研究中醫藥，以發明中醫新理，提高中國近代醫學的水準。20世紀30年代之“科學中醫化”運動，不僅僅是中醫界單方面努力之結果，也與西醫界之推動密切相關。

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數千年來中醫在治療和預防國人的疾病，延續中華民族的生存及發展等方面功不可沒。然而，晚清以降，西醫以及以解剖學、病理學、臨床醫學等為代表的西方醫學強勢進入中國，中西醫之間的巨大差異清晰地展現在國人面前。

初來乍到時西醫自然處於劣勢，但很快便發展成為西醫強中醫弱的一邊倒，最後又演變成中醫（最後被定名為舊醫）是否是科學的爭論。

有爭論，哪怕有點意氣用事都不可怕，因為真誠的討論是會促進中醫當然也包括西醫的發展。但問題是這一爭論從一開始就不侷限於學術範圍，背後始終暗含著巨大的利益爭奪。更有甚者，還有一些人試圖動用公權力來武斷地給爭論下個結論，希望以此將中醫趕出市場。

1929年2月，南京國民政府衛生部召開了成立後的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會議，決定中國衛生事業發展的一些核心問題，與會成員共14人，除個別醫事領域的行政官員之外，均為當時國內醫界名流，如褚民誼、顏福慶、武連德等。

議案規定了廢止中醫之三條原則：“甲：舊醫登記限至民國十九年為止；乙：禁止舊醫學校；丙：其餘如取締新聞雜誌等非科學舊醫之宣傳品及登報介紹舊醫等事由，衛生部盡力相機進行。”

主要是中醫無法總結出一個完整的方子，因為病人的情況千差萬別，大多是靠經驗，靠調養，沒有標準化。

而汪精衛等為首的國民黨對中醫素有惡感，認為中醫只講陰陽五行，不重視人體解剖，科學上毫無根據。他們主張學習日本、學習西方的人，自然會有廢中醫興西醫的做法。

那是西方文化入侵的陰謀，全面抵制我國民族傳統文化，是西方帝國奴役殖民化我國的手段。民國初期，我國已經是西方半殖民國。我國愚昧上當受騙，還以為是西方的恩賜。還有另一個原因，如英國輸入大量鴉片，毒害國民，奪走大量金銀綢緞。西醫進入我國，廢除中醫中藥。全面佔據醫療行業，佔據醫藥市場，掠走財富，又控制我國人民生命，兩全齊美，何樂而不為。從那時起，至使我國中醫學失去傳承。也是現代中西之爭的根源。

又如青蒿素是我國發明的專利，是中國人發明，卻又要被西方，中醫黑稱為西藥。前不久世衛取締我國醫藥大學，否認中醫，中藥也是同出一目的。

題主好，不僅在民國時期，在醫學史之上一共有三次禁止。第一次是因為俞樾的妻子因病去世之後，他對自己請來的中醫不能讓她妻子藥到病除而生氣，所以第一次提出禁止中醫藥，寫了《棄藥論》。最後兩個禁令是因為已經有學生從美國和日本留學歸來，把西醫文化帶進中國。在目前的環境之下，個別江湖郎中治病的死亡率與外國人西醫的生存率進行了比較，很多人選擇了西醫。所以有禁止的理由和土壤。那我告訴你哪三條禁令。

1879，清末俞樾先生第一次提出廢除它。俞樾認為，中醫學的一切理論都是以陰陽五行為基礎，輔以一些重要的臟腑經絡學說，這是一件非常荒謬和愚蠢的事情。俞樾的倡議立即得到了晚清眾多學者的響應。例如，著名學者嚴復認為，“其立案依據是捏造，而不是實際測量”。也就是說，當時的學者對中醫的質疑基本上是從對中國古代“玄學、巫術”或“迷信”的質疑入手的。梁啟超狠狠地批評中醫：“學術界的恥辱，無足輕重！”

1912年，北洋政府第二次頒佈了《仁濟貴州教育制度》，將中醫藥排除在正規教育制度以外。”我們國家的醫學沒有科學依據，我決心今後廢除中醫藥，”

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衛生會議第三次作出“逐步廢除中醫40年”的決定，這是第三次。

但其實縱觀全域性，反對中醫並不是針對整個中醫。而是針對以中醫學為代表的不科學、不負責任的醫學方法。就像當時巫師的醫生畫了一張符紙燒完，讓你喝下去治療。反對應該是反對的這些。

“我們為什麼反對中醫”，這種思想其實更加相當於一種“恨鐵不成鋼”的心態。

這裡再要提及一點的便是，日本在明治維新時廢除了漢方醫學（中醫），而例如拒絕中醫的美國、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依舊將針灸和按摩納入了自己國家的醫療體系。發達國家的一些醫療協會經過醫學案例證明針灸治療和按摩的效果比傳統治療要好，但是僅僅相當於安慰治療。

他們之所以加入了這兩項“中醫”，卻拒絕了“國藥”，最主要的原因是大量實驗證明針灸和普通按摩其實並沒有多大的副作用，而不是像“國藥”那樣幾乎“是藥八分毒（如果毒死人算十分的話）”，二是雖然你花了大把的錢僅僅得到的是一個安慰治療的效果，可以說一點價效比都沒有，但是僅僅是如此，他們依舊願意將其納入自己的醫療體系。

這表明當今世界對於醫療的要求其實非常非常低，它不會管醫療是不是如同商品一樣具有“價效比”這個資料，只要你有效果，哪怕非常的微不足道，然後並沒有耽誤病情，越醫越過分的事發生，大家便都可以接受。

所以當我們“恨鐵不成鋼”的時候，希望所有人都可以意識到這件事情，而不是盲目的做“鍵盤俠”，中醫想要繼續在這個世界生存下去，必須摒棄原先的理論，做到真正的以人為本，而不是以賺錢為本。我們反對的是以中醫為代表的舊式醫學，我們支援的是近代醫學。

因為民國是中國人從封建社會轉變民主社會的過度階段，那時人們崇尚西洋化，以為老祖宗留下的都是封建思想蠱惑人心的壞東西

網上攻擊魯迅的文章全系多年以來的陳詞濫調、複製貼上，傳謠病定期發作。蔣粉傳一句謠，我們要花多少精力來闢謠，國家要花多少財力和物力來闢謠呀。流毒天下，防不勝防，沒有辦法，實在懶得理反魯蔣粉這些定期發作的病夫。

順便說一下，讓我們來看看反魯迅者是如此偷換概念、混淆視聽，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

反魯者言之鑿鑿，說魯迅主張廢除漢字，廢除中醫。這是對的，那時民國的愛國進步的文化人大多主張廢除漢字，搞拼音化，包括年輕的胡適和蔣公(現在看起來覺 得可笑，其實歷史地看這是很嚴肅的愛國舉動)。進步科學家多是主張廢除中醫的。民國時明令是禁止中醫的，甚至全國根本沒有中醫院、更沒有中醫學校（只有少數民間中醫學校殘存，可忽略不計）。不只是 魯迅一人廢中醫，是整個民國的精英要廢中醫。中醫只敢在民間使用，幾乎到了存亡續絕的地步。要攻擊魯迅廢中醫請攻擊民國。但奇怪的是：反魯者都是國粉和蔣 粉，都是胡適的Fans. 廢漢字、廢中醫恰恰是中華民國曾經做的蠢事。

在民國那個積弱時代，能夠提出廢除漢字和中醫恰恰證明他們憂國憂民，要救亡圖存。正是因為他們的努力，才重新改造了國民性，使民族重新復興。漢字、漢醫免 於淘汰。雖然他們的集體行為現在看起來很可笑很幼稚，那主要是因為現在人都是居高臨下地站在現代既有文明的高度而不是歷史的角度去看歷史。

所有定期發作，攻擊魯迅的病夫請最好讀魯迅原作（不要假裝深入全面地研究過），看北大教授孔慶東的《正說魯迅》。我實在沒有精力來應付車輪戰似的造謠傳謠帖。你們誹謗魯迅的所有不實之詞和邏輯謬誤都在此書中被權威剝皮。恕不免費教育，讓你們笨死算了。

中華民國全面廢止了中醫。是毛主席讓祖國醫學重新復興。廣泛地建立了各類中醫院和中醫學校。搞中西醫結合。利用中醫優勢，結合西醫，在全國農材建立了醫療衛生保障體系。

對中醫歧視、摧殘最酷的莫過於國民黨政府。

1929年2月，國民政府召開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議，通過了西醫餘雲岫等提出的“廢止舊醫(中醫)以掃除醫藥衛生之障礙案”，另擬“請明令廢止舊醫學校案”呈教育部，並規定了6項消滅中醫的具體辦法：

1、施行舊醫登記，給予執照方能營業，登記限期為一年。

2、限五年為期訓練舊醫，訓練終結後，給以證書。無此項證書者停止營業。

3、自1929年為止，舊醫滿50歲以上、在國內營業20年以上者，得免受補充教育，給特種營業執照，但不準診治法定傳染病及發給死亡診斷書等。此項特種營業執照有效期為15年，期滿即不能使用。

4、禁止登報介紹舊醫。

5、檢查新聞雜誌，禁止非科學醫學宣傳。

6、禁止成立舊醫學校。

抗戰後，民國政府變本加厲，對抗戰中僅存的中醫橫加摧殘。

民國政府除了不準中醫辦醫院、設學校、登廣告外，還設立了審查國醫資格委員會，審查限於經政府考試領有證書者、或中醫學校肄業三年領有畢業 證書者、或由政府發給行醫執照者，方可向中央國醫館申請登記，否則不準行醫。

　　民國政府為了消滅中醫學校，更是不擇手段。1946年2月，教育部命令上海市教育局取締我國最早創辦、最具影響的上海中醫學院和新中國醫學院。兩校堅 決抵制政府的無理取締，經多次交涉無效，終於轉為公開鬥爭。8月，校長丁濟萬的護校宣言在《新聞報》上刊出，並組織請願團向教育部請願，終無結果。9月， 教育部再次命令將上述兩校及上海中國醫學院同時取締。此訊一出，全國震動，在三校負責人的呼籲下，成立全國中醫藥請願團向行政院請願。國民黨政府竟然毫不 理會，在全國沒有一處中醫學校立案的情況下，卻以該中醫校未經立案為由強令關閉，使這三個在近代中醫教育史上最有影響的學校終於沒有維持到解放。1947 年11月，上海不準中醫學校畢業生參加特種中醫考試，再次打擊中醫教育。廣東省在民國年間先後開辦20多所中醫院校，到1947年僅剩1所廣東省中醫藥專 門學校。

到全國解放前夕，全國沒有一所公立中醫院校，更談不上學術研究，中醫書籍出版尤其困難。中藥生產聽其自生自滅，質量低劣，稅多捐重，藥店紛紛倒閉。

民國時期，學日趕歐成了時尚，甚至寫進國歌。廢除傳統的激進做法，被視作先進的代稱。文字、文化、立法、軍事等制度、以日、歐為模板，中醫也未能倖免。

拿西醫的標準評判中醫，就像一對夫妻沒有自己的孩子而說孩子咱樣哺育教育使他成長一樣可笑而無聊！為何？女人都沒有親身體驗十月懷胎的不易和生產時的疼。男人也沒有能體驗到孩子出生了而做父親的自豪！

那個時候什麼都是洋的好，現在我們的東西老外也會像絲綢之路一樣走紅，他們開始崇拜古老中國的東西和中國的中醫和文化。

我們國家的中醫博大精深，國外的人把它認為是巫術，在民國時期，老百姓用不起西藥，中醫就成了普通老百姓的救命藥，西方國家為了，推廣他們的西藥，逼迫政府禁止中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