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只適用於那個國家是人民所有，人民當家做主的國家，如果不是，那這個國家就是統治者牟取個人利益的工具

既然國家的利益高於一切，那麼，愛因斯坦就是叛國，對於二戰德國利益來說，死了的愛因斯坦絕對比美籍愛因斯坦利益更大。既然國家的利益高於一切，沒有猶太人的德國似乎同樣很強大，同樣符合國家利益，把弱智殘障人道毀滅似乎也挺符合國家利益。如果你認為國家的利益高於一切，退休後就可以去死了，最好死遠點，別給國家添麻煩。國家是應該保護合法公民利益的，而不是與民爭利。

不要現代國家的概念去套用2千多年前的行為！春秋無義戰！當時的吳國楚國並不是現代意義的獨立國家！充其量就是現在的省！上面還有中央政權周天子！吳子胥不是叛國，只是跳槽，此地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就像今天中超球員一樣！那裡重用他就去那裡！去了還要體現自己的價值！

國家利益高於一切是一個偽命題，如果國家（政權）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則國民應該與該政權生死與共，如果該政權倒行逆施，殘害百姓，如秦朝，則百姓不僅不用維護它的利益，而且還應該推翻它。

伍子胥時代，處於春秋戰國時期，國家觀念非常淡薄，一國人在它國出力比比皆是，甚至對付其本國，不能用現代人的理念來要求古人。而且，伍子胥所作所為皆有其因，因此，伍子胥沒有大錯。

國家利益高於一切，這是官方桌面上的語言，其桌下背後有幾人能真正把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的？看看哪些大大大的貪官們，幾人之下，十幾億人之上，位不謂不高，權不謂不重，然而他們的所作所為，令國人齒寒，況平頭百姓乎？

個體利益高於家庭利益 家庭利益高於國家利益

這是人性決定的 任何鼓吹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的不是腦子壞掉了就是心術不正的統治階級 希望別人為其賣命好讓其繼續獨裁控制其它人群謀其私利 只有把個人利益家庭利益和國家利益統一了的人 才有資格指責別人不愛國

楚平王原本不壞。有可能成為賢德之君。卻寵信奸臣費無極。

楚平王命費無極為太子建選擇太子妃。費無極覆命時，稱太子妃傾國傾城。建議楚王納為嬪妃。

楚平王稱，這是兒子的媳婦。自己不能亂倫。而費無極則說，還沒過門，不算太子妃。肯定不算亂倫。

楚王還是覺得不妥。後來，費無極把準太子妃帶到平王身邊。楚平王一見鍾情。便納其為嬪妃。

費無極知道，將來太子建即位後9。自己必然死無葬身之地。便誣告太子建謀反。起初楚王不信。在費無極的挑唆之下。楚平王下令誅殺太子建。

伍子胥的父親伍奢是太子太傅。伍奢命伍子胥帶太子建出奔。自己和長子被楚平王逮捕，之後被誅殺。

孔子曰：以德報德，以直報怨。

孔子又曰：殺父之仇，弗與共戴天。

孔子還主張，無道之君，必須誅殺。在孔子作的《春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孔子書弒君者之名，臣之罪。不書弒君這之名，君之過。

依據儒家的觀點，伍子胥若能誅殺楚平王。一則替父報仇。二則誅殺無道之君。

但伍子胥被流亡在外，猶如喪家之犬。沒有能力誅殺楚王。怎麼辦？

當時與楚國為敵，且比較強大的。當屬吳國。伍子胥幫助吳王攻陷楚國郢都。但此時楚平王已死。伍子胥為報仇，掘楚平王墳。鞭屍三百。

依據中國兩千多年來的主流價值觀——殺父之仇，弗與共戴天。沒有人指責伍子胥引吳滅楚的行為是叛國。但死者為大。吳軍攻陷楚國郢都。若此時楚平王還在世。伍子胥殺之可矣！但楚王已死。你再掘墳鞭屍。確實有些過分和不妥。

我更願意相信。伍子胥並未真正掘墳鞭屍。僅僅是鞭打楚王墳墓，以象徵鞭屍。

若伍子胥真的鞭墳墓，以代鞭屍。才真正做到了孔子所言的以直報怨。

此事的罪魁禍首，是色慾！

謝邀!我認為，伍子胥他是楚國的臣民，可楚國的大王沒有主意，頭腦簡單，胡亂信任，枉殺無辜，大王把伍子胥的父兄都殺了，伍子胥還呆在自己的國家幹什麼?找機會報仇雪恨才算一名真正的好漢，否則，心中時常懷有仇恨而報不了那才叫枉為一生，在本國生活也過不好，不是被大王殺掉就是抑鬱至死，再說春秋戰國那時一個國家相當於現在一個省分好幾個國家，又沒有去西方國家或是海外，伍子胥一家遇難了，總不能在家等死吧，換上誰也得走，伍子胥的行為不算叛國!

伍子胥及其父親都是楚國朝中命官，特別是伍子胥本人是個知名的戰略家！只是因為楚國王朝更迭受到了政治鬥爭的牽連，父、兄均被楚平王所害！伍子胥也被朝庭追殺才被迫千辛萬苦地逃至吳國，後輔佐吳王，且成就了吳國的霸業而滅了楚國！並把楚平王羋棄疾的屍體從墳墓裡掘出抽打三百鞭！這就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鞭屍事件，楚平王為其淫亂及昏庸無道付出了恥辱的代價！……，因此，兩千多年前的伍子胥引吳滅楚事件，不是伍子胥背叛了楚國，而是楚國拋棄了伍子胥，同時，伍子胥移民吳國成為吳國臣民，效忠於吳王之朝庭當屬愛國忠義之士！另外，伍子胥鞭屍雖然有洩私憤之嫌疑，但是，此行為恰恰也是對腐朽無道政權的另類批判！有警示後人之效應啊！

當今世界上，仍然還有類似楚平王羋棄疾這樣的“獨裁者”，其國內也存在類似伍子胥這樣的“反對派”，若是被某個不懷好意的超級大國盯上併為自己所利用，是很容易產生新世紀的“伍子胥引吳滅楚”事件的哦！

我認為作為一個普通百姓，就目前國際形勢來說，普通百姓的利益和國家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很多無良政客磚家，卻叫囂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實際說白了，它們所謂的國家利益就是他們這一個小圈子的利益而已。

國家高於一切看對誰來說了，不然就成為別人罪惡的幫兇！有些內心邪惡陰暗之徒，就會利用國家名義幹自己的罪惡勾當，很多不明的人還奮不顧身成為其幫兇！

這個問題很高階，想起當年困難時期，吃飽肚子最重要，如果手裡有所謂的文物，一定拿來換饃饃吃。這讓我理解了為什麼中國人會大拆大建，視舊物如垃圾。所以我也理解了那位道士為什麼把敦煌文物賣給外國人。所以，國家利益怎麼來理解很重要。對個人，任何時期，生存是第一位的，輕視每個個人的生存權，然後輕視每個人的做為人的尊嚴，談國家是耍流氓。

國家利益高於一切?

據我所知，商紂王到今天，王朝更替幾十次了。如果真的是國家利益高於一切，這又如何解釋?如果國家滅亡只是因為實力不如外國而被外國滅掉也就罷了，問題是國家更替絕大多數都是內部自己破掉的。

所以，國家利益高一切的觀點的層次很低，把次要因素當主要因素拔高，居心不良。遠不如天賦人權，民主 民生 民權更像神授。

要說國家利益，先要說說春秋時期的“國家”是什麼。

我們從廣義與狹義兩方面來說。

廣義上說，吳與楚都是屬於大中國的一部分。今天我們講周代，一般會理解為周是一個以周王室為中央、眾多諸侯拱衛的王國，我們勉強給它個名字，叫“大周王國”吧。從這點看，伍子胥不論跑到吳國還是楚國，都是大周王國的臣民。

當然，到了春秋晚期，周天子已經混得很狼狽，中央的口號形同放屁，根本管不了諸侯國。但是，就如同民國的軍閥混戰一樣，你有皖系，有奉系，有直系，有桂系，很多很多，但是大家都歸屬於中國人。這個道理，古今是一樣的。

我們今天講春秋戰國，大家都很認同一點，這是中國內部的混戰，或者是大周王國的內戰，這點應該是沒有太大疑問的。

再從狹義上說，伍子胥本是楚國人，後來逃到吳國，幫吳國人來滅楚國。怎麼理解伍子胥的“國家觀”呢？

歷史學者有一種看法，我覺得講得挺好。先秦時代的國家，即狹義上的諸侯國，可以分作兩類：一個叫鄉國，就是你出生成長的那個國家；一個叫君國，就是你為君王打工的那個國家。就以伍子胥為例，他生於楚國，跑到吳國打工，那麼他算楚人還是吳人呢？

如果放在今天，事情很好解決，看你的國藉。你生於中國，去了美國，如果國藉還是中國，就是中國人；如果國籍入了美國，就算美國人。那麼，伍子胥的爭議，就在於他沒有這麼一張國籍證明。

我們以君國的角度去看，伍子胥到了吳國，效忠於吳王，吳國已成為他的國家。楚國作為吳國的對手與敵人，伍子胥伐楚，並沒有什麼不對。其實在春秋戰國時代，這種例子非常多，比如戰國時代的秦國，包括張儀、范雎等都是從魏國過去的，反過來又攻打魏國。你能怪他們嗎？他們要為魏國效力，結果被自己的鄉國給拋棄了。

比起張儀、范雎，伍子胥顯然更有理由。他不僅是被楚國拋棄，而是被楚國迫害，父兄慘死，自己也差點沒命。

沒有楚平王的迫害，就沒有伍子胥的叛楚。這是有因果關係的。當時奸臣費無極誣陷太子謀反，伍子胥的老爹伍奢是太子的老師，被逮捕下獄。當時伍奢有兩個兒子，一個名伍尚，是楚國棠縣的地方官；另一個名伍員，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伍子胥。

費無極給楚平王獻策：“伍氏兄弟都很有才，不如以赦免其父的名義，把他們誘騙回郢都，不然的話，將來必為楚國之患。”楚平王便派人前去召回伍尚與伍子胥，稱他們若是自首，可赦免老爹的死罪。

這明擺著就是一個巨大的陷阱。伍子胥不願意自投羅網，哥哥伍尚則抱有一絲僥倖的希望。最後兄弟倆分道揚鑣，伍子胥出逃，伍尚自首。結果不出伍子胥所料，父親與哥哥都被楚平王殺害了。因此，伍子胥與楚平王有殺父之仇，有殺兄之仇。

把吳與楚都理解為大中國的地方政權，那麼伍子胥的做法，談不上叛國了。以君國的角度說，伍子胥也談不上叛國。孔子說“君君臣臣”，君主要盡君主之職，臣子才能盡臣子之責，這個關係是對等的。楚平王濫殺無辜，伍子胥作為臣子就沒有義務為他效力了。《春秋公羊傳》說：“九世猶可復仇乎？雖百世可也。”那麼，伍子胥的復仇，也是符合春秋大義的。

從基因角度講，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這是幾千萬年進化證明的結果。

因此:個人利益高於一切，其次是關聯基因，家庭（近親）利益高於族人利益，族人利益高於國家利益。

那為什麼有時候，有人會為國家或家族奉獻自己生命呢？

這涉及組織榮譽，當基因認為集體利益高於個人時，就會選擇犧牲自己而獲得更大利益。

1 從輝煌到落幕

自從申公巫臣出使吳國，以中原先進的射法、御法和車戰陣法教授吳國之後，吳國的水陸軍力都獲得了顯著增強，並不斷向楚國發動戰爭。

到吳王闔盧即位的時候，吳國漸次吞併了大別山以東的多數戰略要地，將楚國逼入了戰略守勢。

正是在這個時候，從楚國叛逃而來的伍子胥向吳王闔盧提出了一個對後來吳楚戰爭走向產生決定性影響的“三師肆楚”計劃。

這個計劃具體地說，就是派出多支小股軍隊從不同的方向騷擾楚國。

表面上要藉助多方向、多波次的騷擾疲敝楚軍，更深刻的目的則是隱藏己方的戰略意圖，使楚國在吳國會不會大舉攻楚、會從哪個方向大舉攻楚的問題上產生戰略誤判。

我們今天回望吳楚戰爭的歷史，倘若大舉攻楚，吳國的進攻線路無外乎兩條：

最直接選擇的是沿著長江溯流而上。

這條線路距離雖然短，但因為春秋時代長江兩岸開發有限，通航狀況不好，加之吳國地處下游，仰攻楚國，在地利上將處於劣勢。

吳國攻楚的另一條線路看起來似乎更為迂遠。

那就是繞過大別山，沿淮水西進，從隨棗走廊的北端往南對楚國實施灌頂攻擊。

和溯江而上比起來，這條進軍線路的距離明顯更長，而且吳軍要透過淮水和隨棗走廊，必須得到途中兩個諸侯小國即蔡國和唐國的配合。

但它的好處也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戰役發起的突然性大大增強，楚國將很可能因此陷入猝不及防的被動境地。

在伍子胥的“三師肆楚”計劃實施六年以後，吳國終於等來了對楚國實施致命一擊的機會。

公元前506年秋天，楚國攻蔡。力不能支的蔡國向吳國發出了求援訊號。加之此前楚國令尹子常因索賄而扣留唐國國君唐成公，蔡、唐兩國與吳國結成了同盟。

攻楚的道路已經為吳軍敞開了。

在唐、蔡兩國的引導下，吳軍沿淮水西進，在淮汭棄船登陸，迅速通過了楚國北部的大隧、直轅和冥阨三處要塞，突然出現在了漢江東岸。

楚國被吳軍長驅千里的奇襲打了個措手不及，五戰皆敗，楚昭王被迫放棄郢都出逃，吳國取得了對楚作戰的決定性勝利。

郢都的失陷讓楚國遭遇了春秋以來最致命的打擊，國勢從此一蹶不振，基本退出了中原爭霸的行列。

夫差一心想要北上威服齊、晉，完成楚國未靖的霸業；

但伍子胥卻一再提醒夫差應該首先南下消滅越國，解除吳國的後顧之憂。

後世無數史家在讀到吳國的北上與南下之爭的時候，異口同聲地批評夫差愚蠢，指責他對越國的威脅視而不見，好大喜功，最終落了個身死國滅的下場。

的確，從純粹的軍事戰略的角度去分析，夫差釋越不擊，北上攻齊的做法的確有嚴重的缺陷：

從吳國崛起的歷史經驗看，它之所以能夠以小搏大，在柏舉之戰中擊潰強大的楚國，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是,公元前506年的春天，晉國、齊國等18國諸侯在召陵會盟，共謀伐楚之事。

他們在北方的作為牽制了楚國大量的兵力，客觀上配合了吳國的軍事行動，才讓吳國有機可乘，在這年秋天攻破郢都。

現在吳國如果北上爭霸，勢必與晉國、齊國迎頭對撞，當初的友邦隨即就會變成敵國，再加上南方伺隙進攻的越國，吳國極有可能重蹈當初楚國兩線作戰，終於失敗的覆轍。

但如果我們從國家心態和文化屬性的角度去分析，就會理解夫差的北上策略並不是他的一時糊塗，而是歷代吳王一脈相承的基本國策。

回溯歷史，吳國的稱王獨立直接受惠於中原文明的輸入，這個地處東南的蠻夷之邦從來沒有忘記過自己姬姓長房的血統。

因此，北上中原，重回華夏文明的懷抱始是吳國最大的政治訴求。

明顯的證據就是公元前544吳國公子季札出訪北方的這一趟旅行。

他先後訪問的國家中，魯國、衛國、鄭國和晉國都是姬姓諸侯，唯一的例外齊國又是與周室關係最為密切的姻親。

從出訪的物件選擇看，重回周室、認祖歸宗的意味非常明顯。

在後來的黃池會盟上，吳王夫差提出要當盟主的理由是：

於周室，我為長！

——《史記·吳太伯世家》

他的意思同樣是希望中原各國能夠正式承認吳國作為姬姓長房的血統與身份。

和積極爭取融入中原不同的是，對南方的越國，吳國的政策基本是被動反應式的。

在吳王闔盧攻佔郢都之後，越王允常趁吳國虛國遠征的契機發動對吳國的偷襲。

因此吳王闔盧回師之後，為了復仇，舉兵攻越，不幸被新任越王勾踐所傷，不治而亡。

夫差繼位吳王之後，又是為了報仇，發動了對越國的戰爭，到勾踐卑辭請降，戰爭遂告結束。

從兩任吳王闔盧和夫差的對越政策看，越國始終不是吳國對外政策的關注焦點。

因為即便消滅了越國，吳國仍然無法擺脫東南蠻夷的固有形象，只有北上才能實現從夷狄到華夏的身份轉變。

這種特殊的身份焦慮是楚國人伍子胥很難理解的。

因此當他從軍事戰略的角度對夫差提出優先對越的中肯建議時，不但不能獲得夫差的共鳴，反而一再激起他的反感，甚至最終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和自己親手擊敗的楚國一樣，吳國最終也沒能實現稱霸中原的宏願，甚至它還不如楚國，連本來擁有的東南半壁也被越王勾踐奪了去。

但吳國從輝煌到落幕的坎坷歷程卻實在讓人敬佩：

敬佩的不是吳國稱霸中原的政治野心，而是它堅持融入華夏文明的執著態度；是華夏文明博大精深的魅力和開放包容的吸引力。

不要用現代人的道德觀念去綁架一個古人，古今道德觀念不同，不要以今人是否叛國的標準去評價一個古人的是非對錯，因為不同的時代，人們的是非觀念不同。人類發展的不同階段，國與家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古代的國家是由 一個強勢氏族聯盟統治眾多弱小氏族組成的軍事經濟共同體，即是國家。

實際上，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在國人心目中，家祖是第一位的，所謂的國家，就是有家族組成的同盟。當國家與家族利益發生衝突時，就造反。官逼民反，就是這個道理。你能說農民起義是叛國嗎？

什麼叫叛國，背伍子胥的行為不是叛國，是叛主。因為當年天子為周天子。伍子胥出生在春秋戰國時代，不論吳國、越國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國家，這些國家是周朝分封的諸候國，統歸周天子管。各個諸侯國有相當大的獨立性，但不是獨立的國家，各國人才互相交流，諸候國之間人民也互相通婚。到了伍子胥時代，是春秋未期，周天子統治軟弱，各諸侯國開始相互戰爭，兼併。

中國古代的儒家的思想，講究“君不正，臣投外國；父不正，子奔他鄉：夫不正，妻可改嫁。”

是鼓勵“叛變”的，不是十分強調無原則的服從。

強調無原則服從的，是儒家發展出的墨家及法家。

墨家是講究“兼愛”的，不僅僅是要求君王要愛老百姓，老百姓也要愛君王，就是“愚忠”。

法家是講究“法”、“勢”、“術”的，也不鼓勵老百姓反抗君王，否則要進行血腥鎮壓。

在伍子胥時代，墨家及法家理論還沒有得勢，儒的一般理念，還是接受“叛變”的，時人也認為是理所當然。

而且當時，儒家也沒有被明確提出，而是被稱為“孔學”。

孔子提倡的是“仁義”。

就是君王要待臣民以仁，臣民就對待君王以義，所謂義，就是供奉，就是稅收。

這也是孔子思想不為當時統治者採納的主要原因，試想，一個隨時做好反對君王統治準備的理論，歷史上第一個提出“革命”思想的人，怎麼會為君王所接受和採納呢？

為什麼孔子及其學說有這種革命性呢？

因為他是社會中下層的知識分子，按當時的社會成分是士農工商，他是宋國人，商人後裔，只不過屬於商人的領導層，“仁義”的提法就有商人特質，有對於君王統治講價錢的嫌疑。

當時儒教的信仰，只要不是針對周王朝，對下面的諸侯國，是沒有“忠心”這一說的，只要“愛國”，愛周王朝就可以了，楚國按現在的觀點相當於一個省，不必要去忠誠它。

過去的“國”不是國家的概念，而是“封地”。“天下”才是國家的概念。而當時為周朝，周朝才是現在國家的概念。

而孔子“三綱”之中，就有“君為臣綱，君不正臣投他國;君為民綱，君不正，民起攻之”。所以，伍子胥正是按照孔子“三綱”之意，“臣投他國”了。

在周朝還有一件事情，就是周昭王，尤其昏庸無道，被周朝臣民從皇宮趕出，淹死了。這也正應了，孔子“三綱”之意“君不正，民起攻之”。

可見，兩千多年前古人思想意識到開放和民主性。

因為伍子胥非一姓家奴。

春秋戰國時期，群雄蜂起，特別是春秋時期，諸侯爭霸，均非正統帝王。有才之士尋求明主，良禽擇木而棲，這種選擇無所謂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