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謙是為大明而生的人，他來到這個世上的使命就是為了挽救大明。對於他來說，只要能夠救大明，自己的生命根本就是不重要的。

就如同土木堡事變發生後，他擁立朱祁鈺當皇帝，其實那個時候，他做的這一個決定， 就為日後他悲慘的命運埋下了伏筆。

本來朱元璋建立大明的時候，就已經規定了，大明的皇位是父子相傳的。

但是，土木堡事變發生後，朱祁鎮這個皇帝被俘虜了，在人家朱祁鎮有兒子的情況下，于謙卻力薦讓朱祁鈺當了皇帝。

朱祁鈺是朱祁鎮的弟弟呀，按照傳承製度來說，只有在朱祁鎮沒有兒子的情況下，這個皇位才能夠傳給弟弟呀。

但是，于謙不是這樣考慮的。

于謙考慮的是這個時期是特殊時期，大明還沒有度過危險時刻。若是立朱祁鎮的兒子當皇帝和沒有立一樣，因為朱祁鎮的兒子朱見深僅僅只有三歲呀。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保住大明他只能立朱祁鎮的弟弟朱祁鈺了。

事實上他這一決定，也挽救了大明的江山。但是，卻給他帶來了災難。

原因就是朱祁鎮命不該絕，他在被瓦剌俘虜之後，又被瓦剌放出來了。朱祁鎮回到了大明之後，朱祁鈺就把朱祁鎮給囚禁了起來。

為了穩固自己的皇位，到了第二年的時候，朱祁鈺又把朱見深的太子之位給廢了。可以說朱祁鈺做的這兩件事情，讓朱祁鎮深惡痛絕。

他恨死自己的弟弟朱祁鈺了，同時，他也恨死了于謙了，若是沒有于謙，那裡會有如今朱祁鈺當皇帝呀。

我們都知道，後來朱祁鈺這個皇帝病重了，他的太子也死掉了。經過奪門之變後，朱祁鎮又上了皇帝。

事實上當時的于謙是有能力阻止奪門之變發生的。但是，他並沒有那樣做。因為他知道若是這樣做的話，大明皇室肯定會因為互相殘殺而導致不可預估的後果的。

他寧願犧牲自己個人的性命，來換取大明的安穩。可以說他明知朱祁鎮當了皇帝，自己會死他也義無反顧，不去阻止朱祁鎮復辟。

朱祁鎮復辟成功之後，他果然殺了于謙。所以說于謙就是為了大明而生的，他考慮的事情永遠是大明江山的安穩，至於自己能夠活多久，這個他從來都不放在心上。正是因為如此，于謙才能夠流芳千古的。

古裝大劇《大明風華》的熱播讓我們重新認識了這段歷史，也對於謙的死有了全新的瞭解。可以說，于謙忠於大明勝過忠於皇帝，在他的心中只有大明的天下，至於誰做大明的皇帝都與他無關，他從不關心，也不屑於關心，他關心的只是大明的天下。因為他覺得，此時大臣們擁立朱祁鎮復辟，發動奪門之變就像當年自己扶持朱祁鈺上位一樣，都是為了大明的前途。

而且，我還覺得，于謙根本不知道明英宗朱祁鎮復辟成功後自已會死！否則他也不可能坐視不管，等死！更何況當時于謙還手握兵權，是完全有能力救出朱祁鈺，幹掉朱祁鎮的。怎麼可能是聽之任之，任由其復辟呢？因為他也覺得，這事只是老朱家的皇權之爭，不方便干預。而且，朱祁鈺還臥病在床，太子朱見濟也已經去世，大明的天下早晚都是朱祁鎮的，又何必勞神一爭呢？

其實，大臣們也都心知肚明，朱祁鈺已經無後，而朱祁鈺又一病不起，就算是不用發動奪門之變，大明的皇位早晚也將是朱祁鎮的，徐有貞、曹吉祥、石亨這些小人之所以鋌而走險，提前讓朱祁鎮上位，都是為了自己的功名利祿。而殺死於謙也不是朱祁鎮的本意，並且孫太后也曾告訴朱祁鎮殺不得。

那為什麼于謙最後還落得個意圖謀反的罪名呢？因為徐有貞的一句話：“不殺于謙,奪門無名!”這才讓朱祁鎮下了狠心。當然，朱祁鎮也不是傻子，他知道當時那幫將自己推上皇位的人都是小人，所以，在他登基坐穩皇位後將當年參與奪門之變的人一個個給收拾了。到了明憲宗時期，于謙被平反，復官賜祭，追諡為忠愍。

奪門之變發生後，朱祁鎮又復辟當上了皇帝。

他當了皇帝，對於于謙來說就是一場災難。畢竟當年是于謙力薦朱祁鈺當的皇帝，朱祁鈺在當皇帝的時候，不但把朱祁鎮的兒子朱見深的太子給廢了，還把朱祁鎮給軟禁起來了，這一軟禁就是七年多的時間。

這件事情就表明者朱祁鎮和朱祁鈺徹底的鬧掰了，他們兄弟二人成為了死敵。很顯然對於朱祁鎮來說，于謙是朱祁鈺的人。

那些擁立朱祁鎮當皇帝的人，他們即是朱祁鈺的敵人，同時也是于謙的政敵。若是他們事變成功之後，肯定是要把于謙置於死地的。

可是，于謙明明知道朱祁鎮再次當皇帝自己肯定是會死的，為何他不阻止這件事的發生呢？

事實上早在於謙擁立朱祁鈺當皇帝的那一刻，他就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因為朱元璋給大明制定的制度就是皇位父子相傳，若是沒有兒子的，逼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可以採用兄終弟及的這個方式來傳承的。

但是，于謙並沒有遵循這個朱元璋留下的族制。

按理說本來朱祁鎮被俘虜之後，應該有他的兒子來繼承皇位。但是，于謙卻讓朱祁鎮的弟弟朱祁鈺繼承皇位。

于謙之所以這樣選擇，就是在為大明的前途考慮。畢竟朱祁鎮的兒子朱見深只有三歲呀，把他立為皇帝的話和沒有立一樣。

那時候的大明，還沒有走向穩定，還存在各種風險，一旦處理不好，大明就存在亡國的可能。

所以，在這個非常時期必須要找一個強有力的皇帝來做鎮，來穩定軍心個民心。可以說正是這一個舉措的實施，為挽救大明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但是，也是這個舉措把于謙給推上了萬丈深淵。因為朱祁鎮經過奪門之變又開始當上了皇帝。

那麼當時于謙有能力阻止奪門之變嗎？

當然有了，因為他手握兵權，他也知道有人在策劃奪門之變。他之所以不想幹涉，就是為了犧牲自己保證國家的安危。

畢竟他若是干涉，大明內部又是一場爭權奪利的廝殺，他不想看到這樣的事情發生。所以，他只能任其發展，只要大明江山能夠安穩，他就盡到了當臣子的本分。至於自己是死是活，他早就不考慮的

什麼是社稷之臣，于謙這樣的臣子，才是國家的社稷之臣。

不是“坐視不理”，也不是說于謙有多麼“襟懷坦蕩，心底無私”，而是根本就沒有辦法理，因為當時的情況于謙怎麼“理”都是錯。

一，明宣宗只有英宗和景泰帝二個兒子，按照帝系的血統傳承，帝位只能在他們二人或者是二人的子嗣間選擇，英宗的兒子朱見深曾經被立為太子，後來被景泰帝廢黜，改封沂王，景泰帝的兒子朱見濟被立為太子，但是不久就夭折了，此時，恰好景泰帝病重，如果景泰帝在沒有確立帝位繼承人的情況下突然死亡，那麼大明朝的地位就只能在英宗和英宗的兒子沂王之間產生，否則，就只能迎立外藩繼位，在帝位的直系後裔尚存的情況下迎立外藩，是無法得到諸大臣的認可的，所以，英宗和沂王不論誰繼承大統，都是會得到諸大臣認可的事情。

二，于謙，王文曾經向景泰帝提出過“復立沂王”的建議，景泰帝沒有明確的答覆，因為當時景泰帝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即將“大行”，他還希望自己能夠康復，再生產自己的子嗣，這也算是人之常情，如果他能夠意識到自己的病情，那麼他肯定會在英宗和沂王之間選擇一個繼承帝位，正是因為他抱了這一絲的幻想，所以才造成“國本虛懸”的局面，給了英宗復辟的政治藉口，如果景泰帝復立了沂王，那麼英宗就失去了復辟的合法性和可能性，畢竟在國家有合法儲君的情況下實施“奪門復辟”是沒有絲毫的合法性可言的，即使是有徐有貞，石亨之流擁戴英宗，但是兵權畢竟掌握在於謙的手中，在景泰帝依然健在，國家又有合法儲君的情況下，于謙就可以毫無顧忌的進行平叛，幽禁英宗，斬殺徐有貞，石亨，曹吉祥等叛臣，正是因為國家沒有策立太子，使得英宗的復辟具備了一定的合法性，使得於謙投鼠忌器，他如果動用軍隊鎮壓英宗復辟自是易如反掌，但是把英宗抓起來以後卻是一個左右為難的境地，按律法，英宗的復辟行為稱得上是標準的“謀逆造反”，是要誅九族的大罪，如果按律殺了英宗那麼作為謀逆造反的罪犯家屬沂王殺不殺呢？殺了就連這唯一的繼承人也沒有了，不殺又違背律法，如果援引特例不殺沂王，而事後又不得不立英宗的兒子沂王為太子，那麼于謙就真的裡外不是人了，如果不立沂王而迎立外藩入繼大統，是不可能得到大多數朝臣和孫太后的支援的，于謙也遠沒有達到權傾朝野，一手遮天的地步，所以，在帝位只能在英宗和沂王之間產生的情況下，于謙不管怎麼做都裡外不是人，鎮壓英宗等於是得罪沂王這個未來的皇帝，擁戴英宗復辟，又無法面依然健在的合法的皇帝～景泰帝，阻止英宗復辟而擁立沂王，在英宗已經發動復辟的情況下，景泰帝是不會同意的，即使是同意立了沂王，那麼年幼的沂王不能親政，朝廷依然是掌握在太上皇英宗的手中，那樣的話，于謙依然裡外不是人，所以，他只能眼睜睜的看著英宗復辟而無可奈何，當英宗要殺他的時候他也無話可說，他心裡非常清楚，所謂的“意欲迎立外藩”不過是一個藉口，他真正的“罪”是他必須成為證明英宗復辟合法性的工具，因為英宗要透過非正常手段復辟，而且要“合法”的復辟，就必須證明景泰帝是非法竊據皇位，而事實上英宗復辟後確實廢黜了景泰帝的帝號，貶為郕王，而且，拆毀了景泰帝的陵寢，使得景泰帝成為明朝唯一沒有葬入皇陵的帝王。既然景泰都被視為非法竊據皇位，那麼作為擁戴景泰帝“竊據皇位”最大的功臣于謙，如果不受到懲罰，就不足以證明英宗的正統，

我是七哥。

于謙這樣做，或許是因為他知道：只有自己死了，才能化解當前明朝政局的動亂危機。

在奪門之變中，對於于謙的所作所為，明末清初的歷史學家談遷在《國榷》中這樣評價：

於少保最留心兵事，爪牙四布，若奪門之謀，懵然不少聞，何貴本兵哉!或聞之倉卒，不及發耳!

從這段話中，我們就會知道于謙的一個處境：

于謙大權在握，掌管京師重兵，在京師可謂權勢滔天啊。這樣的一位大人物，卻對於石亨、徐有貞、曹吉祥的陰謀復辟，聞所未聞？

或許是石亨、徐有貞、曹吉祥計劃很周密，從未走漏風聲，復辟忽然行動，讓這位股肱之臣猝不及防？

這些，可能都只是眾人的一些猜測，歷史的細節還需要我們進一步思考。

于謙死後，過了46年的時間，在於謙的老家杭州又出了一個名人——明朝文學家田汝成。

這位文學家文學、史學造詣頗深。而且，他在官場耳濡目染十多年，對前朝舊事多有熟悉。在他的著作《西湖遊覽志餘》中，這位以啟迪後人明白治國安民之策為目的的才子，記載了于謙在奪門之變的行為：

景皇帝大漸,石亨等謀擁南內,府尹公(于冕)知其謀,奔扣告變,少保公呵曰:小子何知國家大事?自有天命,汝第去!

石亨、徐有貞、曹吉祥陰謀復辟，作為京兆尹的于冕得知訊息，前來告知父親于謙。但此時的于謙，已經拿定了主意：自有天命，汝去矣！

面對這樣的巨大政治事件，很難想象于謙會有這樣的行為——于謙竟然搬出了自己的天命一說，最終自己正常上朝，接著就被複闢的明英宗投到大獄，六天後（1457年2月16號）在崇文門外被斬殺。

于謙這樣的行為背後，他的思維邏輯是什麼呢？

答案就是他的性格思想：剛正不阿，堅毅勇敢，不以私利論國事。

于謙有一個人生偶像，這個偶像就是文天祥。

在於謙的家裡，他一直將文天祥的畫像、牌位供奉著，就像供奉著自己的祖先一樣。他十分仰慕文天祥的氣節，十幾年的時間一直將文天祥的畫像掛在自己的位子旁邊，以便時時警醒自己。

文天祥給大家留下的是什麼印象？誓死為國效忠的愛國情節，始終反抗強元的勇敢。于謙，也是這樣的人。

土木之變的訊息傳回京師，以徐有貞為代表的一批文臣，提議南遷。于謙十分惱怒，大聲斥責這些人：提議遷都的人，就應該被處死！看宋朝歷史就應該明白，南宋遷都就是亡國、懦弱之舉！如今，只有盡力抵抗才能保家衛國！

于謙一席話，雖然得罪了自己將來的死亡之神徐有貞，卻為大明朝的文官集團、皇室樹立了堅守北京的決心。

正統十四年九月，在於謙等人的堅持下，朱祁鈺就任帝位。作為新皇的堅決擁護者，以及京師保衛戰的實際指揮者，于謙的權力已經到達了頂峰。

此時的于謙，一如既往，剛直不阿，不以私利論國事。

在京師保衛戰中的德勝門一戰，武將石亨表現勇猛，因而承襲侯爵之位。對此，石亨心中有愧，自認功勞比不上于謙，卻得到了這樣的厚賞。於是，石亨便有意討好於謙，上書推薦于謙之子于冕當官。于謙對此，很是不滿，指責石亨：石亨貴為大將，不提拔一兵一卒，不為社稷推薦一位賢才，卻來推薦我的兒子！石亨這樣的做法，用意太明顯了，絕不會讓天下人服從！我也絕不會讓自己的兒子冒領軍功！

一番話，讓石亨又羞又恨，最終導致石亨想要除掉于謙。

這就是于謙的剛直、不以私利論國事。面對不如意的事情，于謙總是捶胸頓足，大聲說：我這一身熱血，不知道要撒到什麼地方去！

這是一個真正地剛直熱血男兒，甚至有些太過於真性情，以致於在他面臨人生的生死抉擇的時候——于謙，竟然說出天命矣的話！

有了這樣的性格、思想基礎，那麼奪門之變，在於謙看來，這是一場什麼事件呢？

從天命說起，天命是什麼？自有天命，汝去矣。是死是活，老天爺說了算。

奪門之變，就是朱祁鈺的哥哥朱祁鎮要奪回屬於自己的皇位。倘若朱祁鎮奪位成功，于謙會怎樣？朱祁鎮流落塞外，是誰力主迎回的呢？是于謙。從道理來說，于謙迎回朱祁鎮是首功，這一點朱祁鎮絕對知道——朱祁鎮復辟，徐有貞力主殺于謙，朱祁鎮言于謙對己有功。

倘若朱祁鎮奪位失敗，朱祁鈺繼續當皇帝，立太子之事在景泰八年正月17日就可以定了——在正月16日白天，吏部尚書王文、兵部尚書于謙、禮部尚書胡濙等大臣一道商議立儲事宜，最終決定立朱祁鎮之子沂王朱見深為太子。商輅書寫奏疏，直到黃昏時分才寫好。天色已晚，眾人決定第二天上奏。

朱祁鈺當皇帝，皇位傳給哥哥的兒子，於情誼、禮法、國法，事情就可以完全解決了。

這樣的局勢，對於謙而言，自己似乎是可以置身事外的。但有一點，不知他是否已經察覺：于謙的敵人太多了，而且他們就圍繞在明英宗身旁，徐有貞、曹吉祥、石亨，這些復辟的功臣，各個都是自己曾經得罪的人！

這時候，于謙的性格思想要素髮揮了一定作用。在過去的官場中，雖有百官責難自己，指責于謙專權，甚至單純以報復、嫉妒心理對付于謙，但于謙卻沒有打擊報復這些反對派，而且也沒有結黨，形成自己的勢力——這樣的官場作派，正印證了于謙曾經說過的話，不以私利談國事。結黨、打擊報復，就是以死謀權，這與于謙所追尋計程車大夫文天祥的氣節背道而馳。

有了這些以私謀國的復辟功臣，于謙或許料定前途未卜，就像文天祥那樣，雖知反抗強元的道路崎嶇難走，卻毅然決然的走了。

于謙被朱祁鎮關到了監牢。

石亨等人開始尋找一個合適的理由誅殺于謙，以便堵住天下悠悠眾口。最終，石亨等人誣陷於謙、王文等人聯合一群太監，策劃立明宣宗之子襄王為太子，而不立英宗之子。這是謀反，罪當誅殺！

王文急於反駁，想要說出正月十六白天眾臣的立儲決定，于謙笑了：這是石亨的意思，他就是要我們死，反駁了又有什麼用呢？

面對奪門之變的政治局勢，于謙瞭然於心，但他卻選了最差的一個決定——甘願受死。

偌大的京城，于謙權勢滔天，手握重兵，又得到正直百官、百姓的擁戴信任。憑藉著這樣的勢力，于謙想要抵抗石亨，石亨等人能抵擋的住嗎？顯然，石亨等人是沒有絕勝把握的。徐有貞等人急著殺于謙，除了憎惡，就是忌憚于謙的權勢，倘若於謙平安歸來，這些以私謀國的臣子的末日也就來了。

但事實上，于謙並沒有要反抗君王、皇室，那樣只會帶來更大的朝局動盪，甚至落下真正謀反的罪名。這樣的事情，文天祥會做嗎？——

他在獄中對王文的一笑，對兒子于冕自有天命的說法，或許才是他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啊。

在於謙的心裡，就如同他寫的《石灰吟》一樣：粉身碎骨混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簡單來說，于謙完全不知道奪門之變的發生。

奪門之變從開始策劃到成功執行，中間只過了短短四天而已！

參與此事的主要人物有：

暫且如《明朝那些事兒》中將他們稱為“還鄉團”。

景泰八年正月，朱祁鈺染疾不起，無法上朝，傳旨免朝一百天。去年臘月皇帝就已經因身體原因免去了元旦朝賀。如今新春伊始，又免朝百日。怎麼看也不是一個好兆頭。

按理說皇帝病危，只要立儲事一定，便可安心託付江山了。對於朱祁鈺而言，情形卻相當特殊。八年前皇帝還屬於自己的兄長朱祁鎮，寵信太監汪振的他匆忙親軍北伐，沒成想反被俘虜。當時朱祁鎮的孩子才不過兩歲，危難之際，明廷議立當時監國的郕王朱祁鈺為帝，但為了保持法統，又立朱祁鎮的兒子朱見深為太子。

渡過這次重大危機、坐上皇位的朱祁鈺便不想下來。朱祁鎮還朝之後就以太上皇的身份被軟禁在南宮，後來朱祁鈺還廢除了朱見深的太子，立了自己唯一的孩子朱見濟。然而天不從人願，一年之後朱見濟早夭，朱祁鈺膝下便無子了。如今朱祁鈺連上朝的能力都沒有，南宮裡的哥哥不僅身體健康，這幾年還生了三四個孩子；廢太子朱見深也正茁壯成長，過去幾年沒少人上疏要朱祁鈺復立他為太子。

正月十一，左都御史蕭維禎帶著文武百官進宮問安，在左順門見到了司禮太監興安。

興安用手比了個十字，意思不過在說皇帝病重，多也撐不了十天：“你們都是朝廷大臣，吃著皇糧，不能為這江山社稷著想，卻只會每日進宮問安嗎！”

群臣惶惶而退。蕭維禎當即在都察院內議事：“今天興安話中的意思，你們都聽懂了嗎？”

為今之計，只有早立儲君一招了。御史們計議已定，寫出了奏疏：

聖躬不寧，五日未朝，內外憂懼，京民震恐，蓋為皇儲未立，以致如此。伏望皇上早建元良，正位東宮。以鎮人心。

迅速召集五府六部文武大臣，大家都沒有什麼異議。臨上疏之際，蕭維禎提筆改了一個字，將“早建元良”改成了“早擇元良”。這一字之差，含義已大不一樣。一個“擇”字，把所有的選擇權都交給了朱祁鈺。

事實上，當時有可能登上帝位的有哪些人呢？

正月十三日，皇帝的批覆出：

朕這幾日偶染疾，是以不曾視朝。待正月十七日早朝，請擇元良一節難準。

“請擇元良一節難準”，朱祁鈺的意思還是想拖。

禮部尚書胡濙派人來都察院通知皇帝的答覆，並帶來了新的奏疏，要求都察院署名，禮部準備十七日早朝時再次懇請立儲。

我大明官員連錦衣衛都敢當堂打死，一個立儲之事怎麼還爭不下來了！受那幾十廷杖又何妨，大不了我們摘冠辭職了。人人都已做好了與皇帝力爭的覺悟。

正月十三深夜，武清侯石亨單獨被宣召入宮。元旦剛過，按例皇帝需要去郊外祭天，病重的皇帝自然會委派一名勳臣代行祭祀典禮，當時的武清侯便是他委派的物件。

在乾清宮的御榻下，榻上的皇帝聲若遊絲，敏銳的石亨似乎已經明白了什麼。

次日，即正月十四日，大學士陳循請石亨來到內閣，邀他作為武將代表署名，再請立朱見深為太子。石亨說：

上面有病，休要激惱他。

石亨要把群臣這邊的動作壓下來，因為他自己有一個更大的計劃！

這邊剛糊弄完陳循、離開內閣，石亨立刻會同都督張靰、太監曹吉祥來找太常寺卿許彬。許彬大喜，但覺得自己年事已高，便向他們推薦了左副都御史徐有貞。

這徐有貞正是當年朱祁鎮被俘時，在朝堂上宣揚南遷的徐埕。在講究骨氣的明朝，南遷兩個字完全毀了他的仕途，百官看見他的名字就恨不得離得越遠越好。故而他改名有貞，竟憑治河能力升至左副都御史。

正月十四夜，石亨密會徐有貞，有貞問他可知道南宮那邊是什麼意思。石亨讓張靰已去問過了，只在兩日內答覆。

在這碰杯的歡喜時刻，還鄉團正式成立了！為了我們的榮華富貴！

正月十六日，南宮那邊傳來肯定的答覆。還鄉團只剩不到一天的時間來完成復位計劃。次日就是朱祁鈺視朝的日子，朝上覆立朱見深，他們便是白忙活一場；若另立他人，他們也逃不過謀逆大罪。

因此這天晚上，徐有貞焚香祭天：

事成，則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矣。歸人不歸鬼。

太監曹吉祥想方設法弄到相關宮城大門的鑰匙，於深夜四更（一點至三點）開長安門，放入一千多兵丁。有貞鎖上門，將鑰匙全部扔進護城河中，張靰他們也不知情。由於兵丁過多，城上官軍有所覺察，讓張靰一臉惶恐，想半途而廢。有貞勉勵他：“時至矣，勿退！”

南城的大門異常堅固，扣門完全沒反應。有貞迅速命令取巨木過來撞門，又讓勇士破牆而入，裡應外合。牆壞門開，趕緊入見太上皇。兵士緊張地連步輦都抬不起來了，有貞扶著太上皇上了步輦，自己也幫忙抬著走。

一夜忙碌，終於在正月十七日清晨，他們將新皇帝送進了奉天殿，鳴鐘上朝，群臣百官入朝，見到的卻是那個南宮裡的太上皇。

那邊朱祁鈺在病榻上聽見鐘鼓聲，知道了是太上皇帝復位，便說：“哥哥做，好！”從此便消失在了歷史的記載中，《明史 · 本紀第十一》中寫朱祁鈺死於這年二月，不知道最後的一個月他是如何渡過的。

這邊新皇復位，宣諭朝臣畢，兵部尚書于謙於內閣大學士王文立刻就被捕了。理由是：

謙等與黃竑構邪議，更立東宮；又與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謀迎立襄王子。

王文忍受不了如此誣陷，盡力爭辯，于謙坦然一笑：“亨等意耳，辯何益？”

朝畢，還鄉團唆使言官上疏，疏列于謙等人的謀立外藩罪名。

奏上，英宗尚猶豫曰：“于謙實有功。”有貞進曰：“不殺于謙，此舉為無名。”帝意遂決。丙戌改元天順，丁亥棄謙市，籍其家，家戍邊。

至此，朱祁鎮用一位國士的死，第二次開啟了他的皇帝生涯。

他不可能知道。

前面連篇累牘，大致梳理了奪門之變從產生到實現的整個過程。主要涉事者中有文官徐有貞，武將石亨，勳戚張靰，宦官曹吉祥。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與于謙不和，甚至有仇。

當徐有貞倡議南遷時，于謙第一個站出來：“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致使徐有貞只能改名才得以繼續混跡官場。

于謙對石亨本來是有恩的。石亨本以失律削職，謙請宥而用之，總兵十營，畏謙不得逞，亦不樂謙。德勝之捷，亨功不加謙而得世侯，內愧，乃疏薦謙子冕。詔赴京師，辭，不允。......亨復大恚。按理說石亨被于謙提拔，理當感激，但是惡人的嘴臉你永遠摸不清，他因有于謙在而不能為非作歹，所以深惡于謙。

至於另外兩個，都督張軏以徵苗失律，為謙所劾，與內侍曹吉祥等皆素憾謙。

你會把關乎自己性命的事情洩露給你的仇人嗎？

而且就在正月十七日早四更（石亨等人進南宮的同時），禮部郎中龍文夜至內閣大臣陳循家中，將奪門事告知了陳循。

龍文與張靰交好，才從張靰那裡得到訊息。看他夜半訪問陳循，自然也是才知道這事不久。然而陳循一向與石亨不對付，奪門之後也被髮配充軍。

所以于謙如果有機會，最早也是十七日清晨候朝時從陳循那裡得知奪門之變，而在那時，他已經什麼都做不了了。

本文的主要細節參考自明代楊瑄的《復辟錄》，楊瑄是奪門之變的親歷者，當時他在都察院任監察御史。後來也是楊瑄第一個告發石亨侵佔民田、為非作歹之事，最終讓佞臣石亨得到報應。

其餘主要參考《明史》。

首先，于謙心中坦坦蕩蕩，所有的行為都是為了江山社稷，黎民百姓，認為自己根本沒有做錯什麼事情。也沒有做什麼對不起朱祁鎮的事情。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于謙之所以能夠打退瓦剌，粉碎也先南下，以及利用朱祁鎮敲詐勒索明王朝的圖謀，並取得北京保衛戰的勝利，是因為他能夠將個人安危，私人名利，恩怨統統置之度外，將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大明王朝生死存亡之際，他的行為，以及高尚的品德得到了全朝上下軍民，朝野內外的一致認可。明王朝的文武大臣，王公貴族，黎民百姓在於謙的主持下，同心協力，精誠合作，一致對外，終於成功地將外辱抵禦於門外。

那陰謀發生的當天，于謙是否知道宦官曹吉祥夥同大臣徐有貞，石亨等發動的奪門之變呢？于謙是知道的。

《西湖遊覽志餘》

于謙不僅知道，並且于謙當時是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並總督一切軍務,叛軍人數不多，召集軍隊鎮壓叛亂真是易如反掌，但是于謙並沒有這麼做。當他兒子及下屬告知曹吉祥等人的陰謀時，于謙呵斥道：你們這些人懂什麼國家大事？自有天命，你們速速退下！

明代文學家屠長卿也記述到，

儘管朱祁鎮復辟會對自己不利,但只要對國家對百姓有利,于謙才能夠非常的從容淡然,一副置身事外的模樣。可以說,于謙的心裡只有國而沒有自己,只要有利於江山社稷和黎民百姓,誰當皇帝都可以。

朱祁鈺在土木堡之變後，被于謙孫太后等人擁立為帝，粉碎了瓦剌的南侵，鞏固了明王朝的政權，避免了南宋偏安的覆轍。並招賢納良，廣開言路，勵精圖治，積極減輕農民負擔，修身養息。大明王朝也慢慢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氣象。這時候，朱祁鈺政權的合法性逐漸被大明軍民所承認。

土木堡之變一年後，通過於謙等人的努力，瓦剌的首領也先終於放回了朱祁鎮回到大明。這時候，于謙跟朱祁鈺說，天下大勢已定，陛下可以寬心。就是安慰朱祁鈺不必擔心朱祁鎮回來搶他的皇位。事實上也是如此。朱祁鈺的皇位非常穩定，並且朱祁鈺不算心狠手辣，沒有對朱祁鎮痛下殺手，只是把朱祁鎮軟禁在南宮中，並將南宮中附近的樹全部砍掉，防止別有用心的人接近朱祁鎮。

朱祁鈺本來是沒打算做皇帝的，意外地登上皇帝寶座後，並且乾的也還不錯，於是就漸漸地開始迷戀權位了。不僅如此，還將朱祁鎮的兒子，現為皇太子的朱見深廢掉，改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濟為太子。沒曾想，一年後，朱見濟死掉了。太子之位又空了出來。朱祁鈺覺得如果復立朱見深，等到自己駕崩後，皇位一系又會落到朱祁鎮這一脈中，肯定會被反攻倒算，沒有什麼好果子吃。於是就有了讓異地藩王襄王朱瞻墡繼承大統的念頭。于謙等人據理力爭，希望朱祁鈺能以穩定大局為重，復立朱見深。可惜，奪門之變來的太快，還沒等朱祁鈺下定決心，就已經發生了。

景泰8年（1457）年的正月十六晚，石亨、政客徐有貞、太監曹吉祥等人發動奪門之變，成功擁立朱祁鎮復辟。這天朱祁鈺身患重病，渾然不知。第二天早上，朱祁鈺正在乾清宮西暖閣梳洗，準備臨朝，突然聽到前面撞鐘擂鼓，立即問左右：“莫非是于謙不成？ ”意思是問是不是于謙謀反篡位了。左右驚愕萬分，不知道該如何回答。片刻後，宦官興安回奏說是太上皇復位，朱祁鈺連說：“好，好，我哥哥好。 ”然後重新回到床上，面朝牆壁睡下。

可見，于謙在北京保衛戰之後，個人威望達到頂峰，權傾朝野，甚至連朱祁鈺也起了疑心。如果於謙再去摻和朱祁鎮朱祁鈺兩兄弟之間的爭權奪利，由於于謙是顆分量足夠的棋子，不管哪一方獲勝，于謙都會成為權臣。並且，于謙也認為，不管自己是否摻和朱家兩兄弟的皇位之爭，大明的皇位遲早都會落在朱祁鎮一系----朱祁鎮的兒子朱見深的手中。所以，這與于謙的抱負，儒家思想不符。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完美主義者。

朱祁鎮復辟成功後，以“不殺于謙，此舉無名”，維護自己政變的合法性殺掉于謙，派去的官員去抄家時，都以為于謙是權臣，肯定家裡家財萬貫，富可敵國，但最後發現沒有什麼財產，家裡空空如也；只有一間屋子被鎖得嚴嚴實實，眾人剛開始都以為金銀財寶必定都藏在其中，但開啟一看，裡面卻只有明代宗朱祁鈺賞賜給他的蟒袍和劍器，別無他物。

張廷玉版的明史·卷一百七十 列傳第五十八 《于謙列傳》評價于謙到：

于謙是明朝著名的民族英雄和詩人。他曾先後擔任過監察御史、巡撫、兵部尚書等職。于謙作風廉潔,為人耿直。

在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六日晚，“還鄉團”發起奪門之變，迎立太上皇朱祁鎮復位成功。登基第二天，朱祁鎮就大肆封賞“還鄉團”成員，同時，將於謙和大學士王文等人即刻逮捕入獄，後被殺，留下了一樁千古冤案。

大明朝自成立以來短短80年時間，便陷入極其嚴重的政治危機和軍事危機。而此時的朝堂上下卻莫知所為，更有甚者提出了“南遷京師”的裂國主張。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時任兵部侍郎的于謙站了出來。

于謙挺身而出說道：

于謙一席話道出了南遷的弊端，結果將是一發不可收拾的。而此時關鍵是穩住朝廷局面，所以“言南遷者立斬”。同時，國不可一日無君，按照明英宗出征前的交代，監國之責委以郕王朱祁鈺。

於是于謙等同其他大臣聯名，勸說孫太后以大明江山社稷為重，立郕王朱祁鈺為帝。

當英宗朱祁鎮一回來，朱祈鈺將他囚禁在了南宮，長達8年之久。然而不幸的是，朝廷也僅僅維持了8年的寧靜——朱祈鈺冊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濟為太子後，不到一年便去世了，他也因一場大病再也沒能起來。當朝皇帝命不久矣，而又再無接班人，此時的大明皇位又一次靠向了英宗朱祁鎮。

當朝堂之上再起皇位移交，權利的鬥爭便開始滋生。以石亨、徐有貞、曹吉祥為首的小人代表，在朝廷即將做出變動之時發動了“奪門之變”，擁立朱祁鎮登上皇位，英宗在沒有任何阻力的情況下復辟成功。

當然有了，因為他手握兵權，他也知道有人在策劃奪門之變。他之所以不想幹涉，就是為了犧牲自己保證國家的安危。

畢竟他若是干涉，大明內部又是一場爭權奪利的廝殺，他不想看到這樣的事情發生。所以，他只能任其發展，只要大明江山能夠安穩，他就盡到了當臣子的本分。至於自己是死是活，他早就不考慮的。

一，當年土木堡之變後，于謙迅速帶頭擁立代宗朱祁鈺登基。

當時包括朱祁鈺在內的任何皇室宗親都是不願意登基的，誰都知道此時的帝位就是個坑，誰登基誰就是被放到火上烤。可以想象當時在朱祁鈺心中，于謙不但沒有擁立之功，還是個亂臣賊子，朱祁鈺恨不能活剮了于謙。而被太上皇了的英宗一定也會恨于謙，于謙雙面不討好，而於謙之所以這麼做，完全是為了國家！

二，英宗被也先俘獲後，時不時脅迫英宗扣關，想要挾威逼明朝，而於謙的政策是絲毫不理，各種搪塞。這樣，很有可能讓英宗陷於不利的境地。為將來考慮，會更增加英宗對自己的仇恨，而他這麼做，完全是為了國家。

三，英宗奪門之變時，代宗已奄奄一息，于謙當時知道這事，也確實手握重權，之所以坐視，還是出於公心。

事實證明，英宗復辟成功後確實沒打算把于謙怎麼樣，但是在他的復辟功臣徐有貞、石亨等人的反覆慫恿下，終於忍不住殺了于謙。可惜，一代忠良，竟遭此劫！

于謙生活的那個時代,朝政腐敗,貪汙成風,賄賂公行。當時各地官僚進京朝見皇帝,都要從本地老百姓那裡搜刮許多的土特產品,諸如絹帕、蘑菇、線香等獻給皇上和朝中權貴.可是,在外省任巡撫的于謙進京時卻什麼也不帶。周圍的人問他為什麼這樣做.他寫了首《入京》詩作為回答。詩中這樣寫道：

這首詩的意思是說,絹帕、蘑菇、線香這些東西本是供人民享用的,可是因為貪官汙吏的搜刮,它們反而給人民帶來了災難。所以我什麼也不帶,只帶兩袖清風去朝見天子（古時,人們把隨身的錢物放在袖中）,免除百姓的不滿。

這首詩嘲諷了進貢的歪風,表現了于謙為官清廉、不願同流合汙的錚錚風骨。“兩袖清風”比喻為官清廉或表示貧窮,手頭一點積蓄也沒有。

題主說有人告訴于謙說徐石兩人的謀劃，這個是出自明代文學家田汝成的《西湖遊覽志餘》，田汝成和于謙一樣，都是杭州人，田汝成在於謙之後幾十年。

這個記載是這樣的。

少保公就是于謙，在府尹于冕相告的時候，于謙給的答案是，你怎麼知道這個國家大事的，這是天命，你走吧。

而根據另外一個文學屠長卿又是這樣記載的：

同樣也是有人將徐石的密謀告訴了于謙，對手握重兵的于謙來說，滅徐石是很輕鬆的，而當徐石入南城的時候，于謙也是知道的，沒有采取任何行動，完全任由明英宗復辟，這可能是，于謙想以死來保全社稷的吧。

而根據明史的記載，完全沒有記載於謙獲知此事，也沒有于謙對於此事的應對。而根據《國榷》所說：

是說于謙沒有佈下爪牙，所以對此完全不知，或者事發突然，沒辦法應對。

到底是哪一種情況，這個實在不好說，兩種可能性都有可能存在，但是不管是哪一種情況，以于謙的性格來說，于謙是很有可能不會有所行動的，畢竟明英宗也是皇帝，而未來的皇帝也是明憲宗朱見深，于謙只能聽之任之，他又不想做一個權臣。

因為在於謙的心裡只有大明天下。

朱祁鎮被俘之後明朝朝堂之上人心大亂，此時太子朱見深年僅2歲，顯然沒有能力拯救危局。於是于謙等人請求皇太后立朱祁鈺為皇帝，不過一開始朱祁鈺並沒有答應，在於謙等人的一再勸說之下朱祁鈺才正式登基。

朱祁鈺在位的這段時間，也是于謙政治生涯的巔峰，他一次次拯救明朝於危難之間，讓也先的陰謀徹底落空。眼看北京久攻不下，也先便打算放了朱祁鎮藉此議和，明朝朝中不少大臣也力主接回英宗，但是朱祁鈺卻不高興了。

大臣王直等議遣使奉迎，帝不悅曰：“朕本不欲登大位，當時見推，實出卿等。”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顧理當速奉迎耳。萬一彼果懷詐，我有辭矣。”帝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

正是因為于謙的大公無私，不顧個人得失，當朱祁鈺想拒絕被俘虜的哥哥明英宗朱祁鎮回國，與群臣爭執得不可開交時，于謙最後發話了，坦言朱祁鈺的帝位已經穩定，不會更改，所以不必有所疑慮，應該儘快迎回太上皇明英宗回來。

朱祁鈺深知宋高宗趙構不迎回兄長宋欽宗的道理，但是現在連自己所倚重的于謙都這麼說了，心裡應該是鬱悶和無奈。或許會想，是以你為首的大臣們擁立我為帝的，兄長回來，帝位發生變故，除了我之外，第一個死的可能就是你，現在連你都不顧忌這些，我也無話可說了。

於是賭氣地說：“好！聽你的！聽你的！”這話背後似乎也有句潛臺詞：“反正什麼都是你說的，到時發生什麼變故，看你怎麼收拾殘局。”

雖然迎回朱祁鎮後，朱祁鈺也做了一些措施防範朱祁鎮，但是終究也做得不夠徹底。就在朱祁鎮歸國的七年後，朱祁鈺病危，有人便乘機幫助朱祁鎮復辟。朱祁鈺立即被軟禁起來，廢為親王，不久便死了。而於謙也被處斬抄家。

在皇權的鬥爭中，沒有什麼所謂的是非、所謂的正義，只有政治權利的爭奪與個人私利的算計，于謙這樣的人不屑於此。所以，幾個具有野心的小人輕而易舉地就在於謙的眼皮低下搞了一次復辟。

想當初，面對來勢洶洶的瓦剌大軍，于謙力排眾議、從容不迫地贏得了北京保衛戰。現在面對幾個小人，他卻連招架之力都懶得出。似乎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什麼權謀、什麼伎倆，他比誰都看得明白，但是他不屑於此，哪怕下場是死。正如他曾經說過的：“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間。”

而分析于謙的死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皇帝的稀裡糊塗，英宗朱祁鎮是個糊塗皇帝，從他聽太監王振的蠱惑出征漠北到曲殺于謙，無不說明這一點。所以當有人說“不殺于謙，此舉無名”時，他就稀裡糊塗的把于謙殺掉了，連他的兒子在給於謙平反時都明確無誤的指出了這一點：“在先帝已知其冤”。

第二點：他死於自己太優秀了，有的人死是因為作惡多端，于謙死卻是因為他太優秀了，一個人超出同僚太多，就意味著他有了許多敵人，於是他只能死，才能讓同僚的小人心安。

于謙16歲時寫下的《石灰吟》，被後世認為是于謙生平和人格的真實寫照：“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于謙錚錚鐵骨的形象始終熠熠生輝，于謙把清白長留在了人間。

“奪門之變”時，于謙威望正高，又手握重兵，如果要阻止的話，易如反掌，但他選擇了按兵不動，非不能也，實不願也。因為在於謙的心裡，大明的江山社稷，人民的安居樂業，比起自己的生死榮辱要重的多，正如他的詩所說，“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土木堡之變”中，明英宗朱祁鎮為瓦剌俘虜，瓦剌軍隊帶著大明皇帝叩關，直逼京城。在這種形勢下，于謙從大局出發，擁立朱祁鈺登基稱帝，由此上下一心，答應了轟轟烈烈的京師保衛戰，挽救了大明江山，一時威望之隆，無人能比。但是，于謙一心為國，卻也得罪了三個小人。

第一個人叫做石亨，此人本是京師保衛戰的功臣之一，當時于謙為總指揮，石亨為總兵官，兩人相互配合，打退了瓦剌軍隊，事後石亨被封為武清侯，而於謙只是加了個少保的虛銜。石亨可能覺得有些不好意思，便向皇帝舉薦于謙的兒子做官，但于謙知道後立即上書推辭，他說，“且亨位大將，不問舉一巖穴隱居，拔一行伍微賤，以裨益於軍國之務，顧乃薦臣之子，於公義安在？”意思是指責石亨，不見他為國家舉薦一個默默無聞的人才，卻來舉薦我的兒子，有違公義。這事讓石亨知道後，又羞又愧，從此對於謙轉為怨恨。

第二個人叫徐有貞，此人是土木堡之變後，建議遷都南京的人中呼聲最高的一個，被于謙嚴厲訓斥，使得他名聲大損，多年無法升遷。後來，他又收買于謙的門生，求于謙為他在朱祁鈺面前美言和推薦，意欲擔任國子監祭酒，代宗聽說是徐有貞，便鄙夷地說："就是那個建議南遷的徐有貞嗎？”斷然拒絕。由此，徐有貞對於謙十分怨恨。

第三個人叫曹吉祥，此人是個太監，本是大太監王振的門下。王振作為土木堡之變的罪魁禍首，雖然已被亂軍殺死，但他的黨羽還有很多留在宮中。于謙擁立朱祁鈺的過程中，王振黨羽馬順、毛貴、王長等人引起眾怒，被大臣們群毆打死。曹吉祥逃過此劫後，自然視於謙為仇人，況且只要于謙在位一日，便沒有他曹吉祥出頭的一天。

在土木堡之變一年後，也就是景泰元年，朱祁鎮就被瓦剌放了回來，雖然是太上皇，但卻被幽禁在南宮之中。

到了景泰八年正月十六日晚，徐有貞換上朝服，離開了家，臨行前對妻女交待說：“我要去辦一件大事，辦成了是國家之福，辦不成我徐家就是滅頂之災。”之後，會和石亨、曹吉祥，帶領大隊人馬進入皇城，到達了南宮。石亨派人用巨木懸於繩上，數十人一齊舉木撞門，卻將宮牆震坍了一大洞，眾人便從牆的破洞中一擁而入。

朱祁鎮在眾人的簇擁下，直奔東華門，守衛本想上前阻攔，朱祁鎮亮出自己太上皇的身份，眾人兵不血刃的進入了皇宮，進入了奉天殿，朱祁鎮坐上了皇帝寶座。徐有貞等三人率先拜倒，高呼萬歲，石亨敲響鼓鍾，召叢集臣，宣佈太上皇復辟。

這場“奪門之變”的過程並不複雜，也不隱秘，于謙的兒子于冕聽聞此事後，急告于謙。但于謙選擇了按兵不動，聽之任之。以于謙當時的聲望之高，又手握重兵，只要登高一呼，必定應者雲集，粉碎石亨等人的圖謀應是輕而易舉。

“奪門之役，徐石密謀，左右悉知，而以報謙。時重兵在握，滅徐石如摧枯拉朽耳……方徐石夜入南城，公悉知之，屹不為動，聽英宗復辟……公蓋可以無死，而顧一死保全社稷也。”

可見，于謙之所以沒有選擇出兵撲滅“奪門之變”，乃是為了保全大明的江山社稷，為什麼這麼說呢？

朱祁鈺當了皇帝之後，當然想把皇位傳給自己的兒子，但是土木堡之變時，當朝孫太后先立朱祁鎮之子朱見深為太子 ，後立朱祁鈺為帝 。孫太后的用意很明白：朱見深才是皇位的合法繼承人。為此，朱祁鈺不惜賄賂大臣，廢掉皇后，於景泰三年廢掉了侄子朱見深的太子位，改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濟為太子。

但是，不到一年，朱見濟便夭折，朱祁鈺為此大受打擊。而朱祁鈺除此之外，又沒有別的兒子，除了朱祁鎮之外也沒有別的兄弟，於是儲君之位空置。大臣鍾同提議重立朱見深為太子，朱祁鈺聞訊大怒，被下獄杖死。太子歷來被稱為“國本”，是一個王朝得以延續的重要因素，如今太子之位空缺，又沒有合適的人選，不免人心惶惶。當時很多大臣，包括于謙，都傾向於立朱見深為太子。

到了景泰八年，朱祁鈺已經病重，時日無多。萬一身死之後，皇位該由何人來繼承呢？如果再沒有明確下來，到時諸王都窺伺帝位，豈不是會導致天下大亂？

正是在這種形勢下，石亨等人發動了奪門之變，擁立朱祁鎮復位，這或許是大明朝最好的一個選擇了，畢竟皇位歸還朱祁鎮一系，是一種自然的轉移，不會引起大的震動，可以實現大明皇帝的順利傳承。

如果於謙選擇制止奪門之變，就算他誅殺了石亨等三人，平定了叛亂，那麼之後又該如何做呢？等朱祁鈺病重身死之後，他到底是該迎立朱祁鎮復位？還是另外迎藩王入京稱帝？且不說于謙能不能做到這一點，這根本就不符合于謙的做人原則。

所以說，奪門之變雖然是一場政變，但卻沒有改變歷史應該行進的軌道，這也是于謙最想看到的歷史行進軌道。而如果於謙出手阻止，那麼必然改變這個軌道，而那將是他不願意看到的。奪門之變雖然不是出自於謙之手，但其結果卻是和于謙不謀而合。至於朱祁鎮復位後，自己會不會被殺？是否會落一個亂臣賊子的罵名？我想這些應該統統不在於謙的考慮範圍之內。

奪門之變後，石亨等人立即把于謙逮捕入獄，誣陷於謙等製造不軌言論，又策劃迎接冊立襄王，于謙並不辯解。朱祁鎮還有些猶豫，說：“謙實有功”。徐有貞進言說：“不殺于謙，復辟這件事就成了出師無名。”朱祁鎮點頭同意了。

正月二十三日，于謙被押往崇文門外，就在這座他曾拼死保衛的城池前，得到了他最後的結局——-斬決。

于謙死後，很快徐有貞被石亨中傷，充軍到金齒口。又過了幾年，石亨亦被捕入獄，死於獄中。曹吉祥謀反，被滅族。朱見深登基後，將於謙之子于冕赦免，並恢復了于謙的官職，賜祭，于謙沉冤得雪。

見機不敏，招致禍端。其實朱祁鈺已經失去大半人心，包括于謙，如果於謙早出手復立朱祁鎮，功豈在石亨？終究是迂腐了些。

于謙不是不管而是沒辦法管，無法管。只能接受既成事實。

首先，誰都沒想會爆發奪門之變。

同時奪門之變得石亨是意想不到的人，他本身就是跟隨朱祁鈺于謙在抗擊瓦剌中立下大功的大將，被視為朱祁鈺的人，朱祁鈺十分信任他。但是他們沒想到石亨為了個人私利，和徐有貞曹吉祥等人合謀，居然趕在朝會前擁立英宗復位，打了于謙和朝臣一個措手不及。此時局勢已經被石亨等人控制，于謙等人無力迴天，只能接受事實承認英宗復位。

其次，于謙沒有反抗，一心為國為了保證明朝。

明朝經過土木堡之變北京保衛戰，已經是元氣大傷，瓦剌退居草原並不死心，而明朝目前只能自保。如果奪門之變爆發後，于謙等人帶兵反抗，無意中自相殘殺，造成大分裂，到時候瓦剌乘機而入，明朝恐怕要有亡國之兆。于謙自然不希望明朝亡國，所以只能接受英宗復位。

而明英宗為了報復朱祁鈺和大臣們當天逮捕于謙等人，最後冤殺了于謙。

于謙為什麼在朱祁鎮復辟的時候不出面阻止，于謙這麼聰明的人，明知道明英宗復辟後肯定會對付自己，但是他為什麼還是選擇了沉默？

首先徐有貞、石亨等人密謀復辟，于謙肯定是知道的，在兵部尚書任職多年，又是負責京畿防衛的于謙不可能察覺不到異樣。

于謙之所以不出面阻止，因為他是一個正直的大臣，這樣正直的大臣往往腦子裡面都是一根筋，不會有那麼多花花腸子，他所認定的事情那就絕對不會再去改變。

當年明代宗對於謙多番賞賜，于謙都是推辭不受，後面在代宗強給的情況下，于謙才勉為其難的收下了，但是他收下了也並沒有用過，他把代宗的賞賜全部封存起來了，一分一毫都沒有動過。

再就是當年石亨本來是要受到處罰的，因為在北京保衛戰中石亨有功，所以于謙就保舉了石亨，石亨也因此非當沒有受罰還得到了代宗的賞賜，石亨為了報答于謙就向代宗舉薦于謙的兒子，于謙知道後反而把石亨數落了一遍，說石亨不舉薦能人隱士給朝廷，反倒舉薦一個小兵給朝廷，眾人能服嗎？

于謙在朝堂上把石亨數落了一遍，讓石亨羞愧難當，拍馬屁沒拍到點子上的石亨從此反而恨上了于謙，這也為什麼後來石亨一定要誣陷於謙於死地的導火索。

說到底還是于謙太正直了，于謙從小的榜樣就是文天祥，文文祥是一個有民族氣節的人，當年元朝廷威逼利誘他，文天祥都不為之所動，最後遭到了元朝廷的迫害。

而於謙同樣的是這樣的一個人，當時明代宗病危，而代宗的兒子還小，上面又有個太上皇朱祁鎮，假如於謙出面阻止的話就是真的給人口實了，那于謙的一世英名就真的毀於一旦了，對於看重自己的氣節比自己生命的人來說，死並不可怕，死後得到一個罵名才可怕。

假如於謙阻止朱祁鎮復辟的話，那于謙該擁立誰做皇帝呢？朱祁玉還年齡尚小的兒子嘛，如果於謙擁立了一個小孩做皇帝，那自己可能就從忠臣變成權臣了，到時候徐有貞等人就會更名正言順的擁立朱祁鎮復辟了。

擁立一個小孩子不行，那擁立外面的一個藩王呢？那可能更是叛逆之罪了，于謙被徐有貞等人誣陷的罪名就是擁立藩王密謀造反，于謙沒有這樣做都已經被誣陷了，假如他真的做了，那自己不就真的成了反臣了，這與于謙心中堅守的信念也完全不符。

那于謙真的想擁立一個皇帝的話，他有沒有機會成功呢？答案是否定的，當年于謙的北京保衛戰能成功，在乎於他要面對的敵人是外族入侵，然後他又得到了太后的支援，這樣一來他的北京保衛戰就是一場正義的戰役了，朝廷上下都會支援他，反對他的話那就等於叛國無異。

而現在明代宗病危，能真正適合做這個皇位的人第一人選只有朱祁鎮了，假如於謙反對，太后也不會支援于謙的，北京保衛戰于謙是為了國家才得到太后的支援，現在於謙除了擁立朱祁鎮復辟或者保持沉默才是忠於國家，如果於謙自己去擁立一個人就是為了自己的私利，還會引起國家的動盪，這也是于謙不想看到的。

況且當時徐有貞、石亨等人手上也是有兵權的，于謙出面鎮壓了他們，那後面自己該如何收場，是順便把太皇太后和朱祁鎮也鎮壓了嗎？這是完全行不通的事情，所以于謙根本就無能為力，他能選擇的只能是坐以待斃，因為他不是徐有貞等人，不會為了自己的榮華富貴出賣自己的靈魂。

這個問題我來答：奪門之變發生的時候，于謙並不知情！即使他事先偵知了情況，我想于謙也是進退兩難，無法採取強硬措施去幹預！

公元1457年正月十六日夜，徐有貞、石亨、曹吉祥等野心家發動奪門之變，擁立明英宗朱祁鎮復辟，奪取了朝政大權。

明英宗復辟以後，立刻把于謙等重臣殺死了。

就本題所問，我認為奪門之變發生時，于謙應該是並不知情。因為當天于謙等人還商議著要復立明英宗的兒子朱見深為太子呢。

其實，即使于謙事前知道了石亨等人的密謀，我想于謙也是進退維谷，無法處置的。

這是因為：

1.景泰帝朱祁鈺病重，太子朱見濟早已死去，朱祁鈺一脈絕了後，于謙等重臣沒有了效忠的物件。

依照封建王朝帝位傳承的慣例，皇位只能由與朱祁鈺血統最近的朱祁鎮一脈來繼承。也就是說，只能由朱祁鎮的兒子朱見深繼承帝位才是最名正言順的。

在這種情況下，于謙如果採取措施，粉碎了石亨等野心家發動的政變，在案件追查過程中，勢必會牽涉到朱祁鎮。這樣一來，朱祁鎮的兒子朱見深繼位以後，肯定會對查處自己老爸的官員進行政治報復的。

2.于謙率領廣大軍民取得了北京保衛戰的勝利，功高震主。其實景泰帝朱祁鈺對於謙是很不放心的。

朱祁鈺在重病中，臥床不起，商量大事總是找石亨，卻不找于謙，恐怕就是要用石亨來牽制防範于謙的。

石亨等人發動政變，擁著朱祁鎮進入皇宮以後，聽到動靜的朱祁鈺馬上就問：“是于謙吧”；當朱祁鈺弄清是自己的哥哥復位之後，他放了心，連聲說“好”。

試想，在這樣的政治氛圍裡，于謙如果出面制止了奪門之變，會得到什麼結果呢？

恐怕不但朱見深繼位後，會報復于謙，而且朱祁鈺病好了，也會懷疑于謙是在藉機排除異己，準備圖謀不軌的吧！

結語：在封建王朝一姓家天下的制度下，身處於謙當時的政治處境，神仙也無法進退自如的。

為什麼于謙對奪門之變不管呢，因為于謙不知道，等知道的時候也已經晚了。這是怎麼回事呢，大家都知道，明英宗這個倒黴皇帝御駕親征，在土木堡兵敗被圍，葬送了大明五十萬精銳。自己也被俘虜了，訊息傳回北京，滿朝皆驚。在這危難關頭，是于謙力排眾議另立新君。穩定朝局，打敗了瓦剌大軍。這樣的功勞，景泰皇帝非常高興，所以對於謙是非常氣中的。可是瓦剌見大明已經換了一個人做皇帝，自己現在的俘虜就沒用了。只有將這位倒黴皇帝送回大明，景泰帝怕他回來奪走自己的一切，所以對明英宗嚴加防範，我們的于謙是一位務實的好官 ，他當官只想做事。所以從政多年來，做了很多的事實，東南沿海倭寇海盜橫行，對百姓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于謙請命去處理。只有那裡有事，那裡就有于謙的身影。時間對於對於英宗皇帝來說，是漫長的等待，他不知道的是，他被囚禁時光快結束了。在徐有貞石亨曹吉祥等人的策劃下，他終於重新回到了龍椅上。當然反對者都被下獄，外出公幹回來的于謙，在知道奪門之變時已經晚了，他的阻止和勸說最終換來的是牢獄之災。所以于謙不是不管，是管了也沒有用，大局以定，多說什麼都是無力的。

公元1457年，明朝皇宮內發生了一件大事，被困於南宮的太上皇朱祁鎮被石亨、徐有貞等人擁戴再度坐上皇位，史稱“奪門之變”

明英宗朱祁鎮是大明的第六位皇帝，可能是前面幾個朝代打下的基礎過於穩固，這讓朱祁鎮內心飄飄然覺得大明天下無敵。

於是便在大宦官王振的遊說下再加上自己本來的意願，朱祁鎮就帶上大明二十萬精銳浩浩蕩蕩出發，目的就是徹底殲滅瓦剌軍。

從決定到出征朱祁鎮只用了兩天的時間，打仗最忌諱的就是倉促迎敵，這場仗的結果可想而知。

不僅明朝的精銳在這一戰中損失大半，就是明英宗朱祁鎮也被瓦剌抓了過去當人質，隨後瓦剌軍南下準備消滅明朝一統天下。

這時候就有很多大臣走出來勸告孫太后趕緊遷都南京，這樣明朝才可以有喘息的時間。

在這個關鍵時刻，于謙力排眾議得到孫太后的支援後當即擁戴朱祁鎮的弟弟朱祁鈺為皇帝來穩固軍心。

在這一番操作之下，再加上于謙的治兵有方，雖說瓦剌軍勢不可擋君臨北京城下，但最終也只能是無功而返。

于謙也因此受到了明代宗朱祁鈺的優待，但這樣一位忠臣卻含冤死在了自己所誓守的北京城門前，造成這一切的便是“奪門之變”

在瓦剌軍退兵之後大臣們就商議接回明英宗朱祁鎮，但是朱祁鈺不同意，畢竟這個皇位是好不容易坐上去的。

不過不得不說的是朱祁鈺做皇帝確實要比朱祁鎮好上太多，在朱祁鈺的管理下明朝的經濟等方面都開始得到恢復，不像朱祁鎮只會揮霍先祖之基業。

最後還是于謙出面勸告明代宗朱祁鈺，並承諾皇位現在已經確定，就是朱祁鎮回來也不能更改。

就這樣朱祁鎮便被大明朝臣給從瓦剌軍中接了出來，回來後的朱祁鎮也閉口不提皇位的事情，甘願做這個沒有實權的太上皇。

公元1457年正月，朱祁鈺雖然年輕但是身體卻患了重病一天不如一天，這就被身邊的石亨給抓到了機會。

石亨當即就跟親信分享了這個訊息，朱祁鈺當今病重恐怕時日不多，如果幫助太上皇朱祁鎮登基那便是大功一件，此後是吃喝不愁。

說幹就幹，石亨、張鞁、曹吉祥三人兵分三路，宦官曹吉祥負責進宮拉攏孫太后，而石、張兩人則是尋找幫手，最後找到了徐有貞。

經過商議之後幾人便決定在正月十六的晚上開始動手，到了這一天晚上，幾人召集軍隊便朝皇宮出發，由於位高權重，所以無人敢攔。

最終順利的來到了朱祁鎮所在的南宮，還是廢了一番功夫後才打開南宮的大門，當時朱祁鎮還並未入睡所以直接響應了他們的號召。

雖說朱祁鎮只是一個沒有實權的太上皇，但在幾年前還是實打實的皇帝，所以一路上的守軍都不敢出手，就任由朱祁鎮來到了主持朝會的奉天殿。

原本朱祁鈺就宣佈在這天早上有要事商議，如今群臣來了發現奉天殿上面坐的不是朱祁鈺而是八年前的皇帝朱祁鎮。

畢竟是做過皇帝，朱祁鎮當即許諾此番之後每個人的官職不會有變動，群臣無奈之下只好進行跪拜承認朱祁鎮，這便是“奪門之變”

在朱祁鎮成功登上皇位之後便對朝廷中的勢力進行了一波大清洗，先是將幫助自己復辟的徐有貞、石亨等人封官進爵，隨後立即下令逮捕當初擁立朱祁鈺的于謙、王文等人。

就這樣一代忠臣于謙便被朱祁鎮以謀逆罪斬殺於集市當中，恐怕在於謙看到朱祁鎮登基的時候就已經預料到自己的結局了吧。

按理說在一個人知道某件事會影響到自己安危的時候，那麼肯定會想盡一切辦法來阻止這件事，但于謙不僅不阻止還算是默認了。

當時于謙官居兵部尚書兼職少保，這兩個職位可都是手握兵權的再加上之前京城守衛戰中的一番作為，于謙是肯定有能力阻止這場政變的。

但事實是在奪門之變也就是正月十六的前一天，于謙得知朱祁鈺病重之後特意召集眾臣商議該推薦誰為下一任天子。

最後還是于謙力排眾議認為應該定朱祁鎮為皇帝，畢竟朱祁鈺無子嗣且朱祁鎮的兒子還小，大臣一致同意後便決定第二天清晨上奏朱祁鈺。

但是誰也沒想到一晚上的時間就變天了，也就是說就算沒有奪門之變朱祁鎮也會變成皇帝。

于謙明知道朱祁鎮上位之後肯定會對自己治罪，為何還不阻止奪門之變反而還變相支援呢？

朱祁鈺後繼無人

當時石亨眾人有重新立朱祁鎮為皇帝的這個想法的前提條件就是朱祁鈺沒有自己的後人，也就是該如何選擇繼承人上出現了問題。

其實在之前朱祁鈺是有一個兒子的，只不過在登基之初孫太后為了保留權力，先立朱祁鎮的兒子朱見深為太后，隨後又立朱祁鈺為皇帝。

不過在後來一番操作之下朱祁鈺還是廢除了朱見深的太子讓自己兒子朱見濟做太子。

不過不幸的是朱見濟沒有做皇帝的命，在被封太子沒多久後英年早逝，這甚至讓朱祁鈺的精神都出現了問題，為後來重病纏身打下了基礎。

那麼這時候就面臨一個問題，就是下一任繼承人該如何選擇，如果選擇朱瞻基一脈的，那就只有朱祁鎮和朱見深兩個人。

還有一種選擇就是再往上面推，讓朱高熾一脈的做儲君的候選人，但這樣做無疑會導致群臣的不滿，畢竟明明有更好的選擇，為什麼還要退而求其次。

于謙對這個事情的看法也是支援立朱瞻基一脈的，至於于謙推薦朱祁鎮而不是朱見深的理由就很簡單，朱見深年齡尚小，當時明朝還相對不穩定，這時候選一個有經驗的最好。

可想而知于謙是真的沒有別的辦法了，但凡有別的辦法誰也不會將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說于謙一句忠臣一點都不為過。

孫太后背後支援

縱觀整個事件中，就會發現一個人雖然出現的次數少，但她的話語權卻是最重要的，她就是朱瞻基的皇后孫氏。

當初于謙能夠力排眾議拒絕南遷並立朱祁鈺為皇帝，這背後就是孫太后的意思。

不過孫太后也是有私心的，為了不讓權力流出自己這一脈，同意朱祁鈺為皇帝的前提就是立朱祁鎮的兒子朱見深為太子。

也就是說縱然朱祁鈺是皇帝，但也只是一時的，等到後來這權力還是她孫家的，畢竟朱祁鈺不是她的兒子。

但是朱祁鈺在登基之後是怎麼做的呢，先是慢慢的以溫水煮青蛙的方式廢除了朱見深的太子。

隨後又是百般刁難從瓦剌回來的朱祁鎮，在朱祁鎮剛回來沒多久就被朱祁鈺關到了南宮之中，害怕他偷偷跑出來，朱祁鈺還下令將鉛灌到鎖內，將門徹底封死。

雖說朱祁鎮貴為太上皇，但在當時是一點權力都沒有，平時吃飯都是專門留的一個小口，只供飯菜出入。

為了貼補家用，朱祁鎮的妻子錢皇后甚至淪落到做手工掙錢來貼補家用，並且這樣的日子一呆就是八年。

在這樣的情況下孫太后又如何會支援朱祁鈺，在聽到曹吉祥要擁立朱祁鎮的時候孫太后是直接答應。

在背後有孫太后這樣的人支援的情況下，于謙還有什麼理由阻止奪門之變的發生，為一國而傷一命，這事于謙覺得不虧。

不得不說于謙真的是歷史上少有的名臣和忠臣，這份為了國家而捨棄自我的精神，這種為國家奉獻全部的高風亮節，讓多少人為之欽佩！

每一份介紹于謙的文章都會提及，他出生在一個甲第高門之中，祖上歷代為官。人們往往提及，于謙祖籍河南考城，但從他太祖於伯漢開始就已經南渡，按年代推算大概是宋金戰爭期間。到了高祖、曾祖時代，已經到了元朝，這個家族才開始顯赫起來，特別是曾祖父於九思，曾任杭州路總管，這個杭州路是當時江浙等處行中書省的省會，所轄杭州及其周邊數縣，是馬可·波羅心目中的人間天堂，真正的國際化大都市。按元朝制度，“以蒙古人充各路達魯花赤，漢人充總管”，於九思作為漢人，能做到杭州路總管，已經足以榮耀鄉里。於九思在這份職務上退休，順道把家族整個遷移到了杭州城中。

于謙墓，位於今浙江杭州西湖南岸，明天順三年（1459）建成。于謙死後，都督同知陳逵將其收殮葬於北京城西，數年後才得以歸葬西湖南岸的於氏家族祖墳。弘治二年（1489），明憲宗為于謙平反，在墓旁建旌功祠

于謙出生在杭州城內的太平坊，凡是以“坊”命名的地方，往往是有年頭的重要街區。錢塘自古繁華，於九思選定了太平坊，這裡在南宋時期號稱“禁城九廂坊巷”之一，地段非常優越：向西繞過杭州府廳，穿清波門可見西湖，大概一公里路程。沿著西湖岸邊漫步，便走進了南宋孝宗皇帝最愛的聚景園，日後此處被稱之為柳浪聞鶯。向西南望去，數百步之外就是高聳的雷峰塔，天晴時還能望見幾裡外的蘇堤。太平坊向東則是南宋御街，於家的院落與皇城北城牆僅一街之隔，真正的皇城根腳下。曾經坐落於此的數個南宋王府帶動了附近的商業消費，杭州最出名的兩個瓦子（商業娛樂區）都在太平坊周邊，坊北還有臨安最有名的豪華酒肆三元樓，點名取“連中三元”之意，不錯，當年的杭州府學就在隔壁。作為元代杭州的第二把手，於九思的眼光果然不錯，黃金路段，堪稱完美。

祖父於文，趕上了元末明初的改朝換代，在洪武朝做到了工部主事，這並非非常緊要的官職，六部各有一大幫子主事，只是六品京官而已，此時的“京”還在南京。於文很早就告老還家，而於謙的父親於彥昭以清節自勵，號稱“隱德不仕”，於家也因此幸運地躲過了靖難之變。

聲如洪鐘的監察御史

于謙出生時，據說啼哭特別響亮， “骨相異常”，7歲時，有個叫蘭古春的和尚驚奇於他的相貌，說：“他日救時宰相也。”民間也留下許多少年于謙的傳說，在傳說中，于謙總是以神童形象出現。于謙15歲成為秀才，16歲來到吳山三茅觀苦讀，此處離家不遠，吳山緊靠南宋皇城，故當年金海陵王完顏亮有“立馬吳山第一峰”的詩句。祖父有一幅文天祥畫像，于謙則將一段文天祥的讚詞抄下來掛在座旁：“嗚呼文山！寧正而死，弗苟而全。孤忠大節，萬古修傳。我瞻遺像，清風凜然。寧正而斃，不苟而全。”也就在這一時期，少年于謙寫下了著名的《石灰吟》，剛直無畏的性格已經罄露。

22歲時，于謙在家門口的杭州府學參加鄉試，考中全省第六，中舉人，第二年（1421）從家鄉進京趕考，中進士，這個成績已經遠遠超過了絕大多數同齡人。此時的北京城工程已經到了最後的收官階段，于謙踏入了幾個月前剛剛建好的紫禁城參加殿試，又在嶄新的奉天殿上經歷了榮耀無比的傳臚大典，目睹了這座宏偉都城建成的時刻，他的命運也在此時與這座城市緊密聯絡到了一起。

此後4年，于謙一直在地方當七品監察御史，難得回一趟北京，但于謙每次面見皇帝時都“音吐鴻暢”，聲音非常打動人，讓剛即位不久的宣宗朱瞻基為之“傾聽”。于謙此時的頂頭上司是都御史顧佐，此人在民間有當世包拯的美譽，但在官場人人都忌憚他。顧佐性格剛正，疾惡如仇，不愛交際，入內廷辦公總是獨處一間小夾室，不到議政時間，絕不與官員們群坐，人送外號“顧獨坐”。這樣的領導對下屬自然也非常嚴格，但唯獨于謙總是能得到領導的賞識，無他，清高的顧佐終於發現了自己的接班人。

于謙像。于謙字廷益，號節庵，諡忠肅，浙江錢塘縣（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土木堡之變後，于謙任兵部尚書，指揮明軍取得京師保衛戰的勝利

宣宗朱瞻基繼位當年，叔父朱高煦公然造反，想模仿他爹朱棣再來“靖難”一把，奪侄兒的位，結果當月就被平定，城裡人人都想綁了他出城獻給官軍，朱高煦不得不逃出城門投降。宣宗御駕親征時，特地叫上了那個聲如洪鐘的監察御史于謙，讓他在軍陣前怒斥朱高煦，歷數大罪。這個朱高煦是個充滿惡趣味的莽夫，一輩子最大的愛好就是折騰朱高熾、朱瞻基父子倆，最後貶為庶人了還念念不忘，趁皇上朱瞻基不注意，一腳將皇上絆了個大跟頭，皇上氣不過，叫左右搬來三百斤大銅缸將朱高煦扣在裡面，朱高煦竟然把缸給頂起來了，可見這人是何等的囂張跋扈，一身蠻勇。而於謙當場“正詞嶄嶄，聲色震厲”，把朱高煦罵得“伏地戰慄，稱萬死”。于謙替皇上重重出了一口惡氣，朱瞻基非常開心，重賞了他。

首批常設巡撫之一

此後數年，于謙一直在監察御史的任上，官聲很好，朱瞻基更加重視於謙。由於中原流民問題逐漸嚴重，各地農民反抗時有發生，政府的賦役來源也受到影響。此時各省的地方系統，布政司管錢糧賦稅，都司管軍事，按察司管司法監察，遇到抗稅暴動這種事還要三方協調，效率低下。宣德皇帝希望在各地設立一個有權柄的最高地方行政職務，因此選派六人，于謙位列其中。原本于謙級別不夠，還是皇上親自寫條子到吏部，為他特批的（“乃手書謙名授吏部”）。此後明朝官制中正式出現巡撫一職。于謙以兵部右侍郎銜兼都御史，巡撫山西河南。舊時巡撫常自稱“本撫部院”，指的就是他身兼巡撫、兵部侍郎和都察院御史三重身份，行政、軍事、司法一把抓。這一年，于謙才33歲。

于謙到達任上，馬上開倉放糧，同時鼓勵富戶主動降低糧食賣價，並進行表彰。朝廷撥付的救災款也很快派發下去。同時，雖然中原旱災，但湖廣、四川糧食大豐收，于謙還派人攜帶公文，前去購買糧食運回災區。又在秋閒後組織農民修築堤壩，還減免賦稅，很快山西、河南兩省的經濟得到了恢復。此時是明朝首次設立常設巡撫一職，于謙一個人要管理山西、河南兩個重要的省份，只能冬天在太原辦公，夏天移到開封，往來19年。山西北部是邊防前線，于謙在任上寫了不少邊塞風格的詩作，如“健兒馬上吹邊笳，旌旗五色如雲霞。紫髯將軍掛金印，意氣平吞瓦剌家”。

于謙在巡撫任上19年，剛上任時，朝中是著名的三楊內閣，楊士奇、楊榮、楊溥三位賢臣輔佐宣宗，政治清明，于謙進京奏報也一向不走關係不送禮。而三楊在英宗朱祁鎮繼位幾年後先後病故，英宗日漸寵幸王振，世風日壞。幕僚也瞭解于謙的性格，並不指望他也用重金打通關節，只是建議他此時進京奏對應該備些地方土特產之類，如絹帕、蘑菇、薰香用的線香，于謙又很瀟灑地說出了那句名言，他只帶“兩袖清風朝天去”，然後在朝堂上推薦了兩個同事，王振黨羽彈劾于謙因為長期未得晉升而心生不滿，擅自推舉人代替自己。

《清正廉潔（一）》特種郵票第三枚，取材明於謙進京述職，拒絕按當時官場陋習給皇帝權貴送禮，表示自己只從地方上帶來“兩袖清風”的典故。其他三枚分別為“不貪為寶”（子罕）、“羊續懸魚”（羊續）和“立檄拒禮”（于成龍）

其實那點土特產原本也不會讓王振如此斤斤計較，此時朝中有個御史的名字和于謙很像，罵過王振。王振一看于謙進京了，再一查也做過御史，就想當然認為那個冤家就是于謙。在沒直接得罪任何人的情況下，巡撫于謙差點喪命，在大牢裡蹲了三個月。百姓知道于謙下獄，聯名上書。王振發現是個誤會，于謙終於獲得自由，但被調任大理寺少卿——一個主管司法複核，沒有行政權的京官，實際上是明升暗降。結果河南山西的官民組織幾千人進京上訪要求挽留于謙，連就藩太原的晉王、開封的周王也替于謙說好話，可見於謙在巡撫任上將兩省上下各方面利益關係都平衡得很周到。不久于謙官復原職，一年以後因為母喪回鄉，守孝完畢回京後調任兵部左侍郎。結果回到北京第二年，遭遇了土木堡之變。

“言南遷者，可斬也！”

明朝行政機構的主要負責人，以及最精銳的野戰部隊，一瞬間都葬送在土木堡的荒地裡，留守京師的郕王朱祁鈺在孫太后的坐鎮下召開會議商討對策，結果大臣們剛到，就“聚哭於朝，不知所為”。日後南宮復辟的核心人物徐有貞，此時還叫徐珵，他第一個發言，卻講什麼天數有變，必須南遷。

這時，于謙瞪著徐珵厲聲說，“言南遷者，可斬也！”于謙力陳，北京城乃是天下根本，一旦遷都則大事去矣，一統江山的大明就要變南宋了。于謙一錘定音，在危難時刻他升任兵部尚書。作為此時兵部最高負責人，他也明白京師此時守備空虛，賬面上還有數萬兵力，但都是上次出征時被淘汰下來的羸弱兵士。上任第二天，于謙就建議朱祁鈺迅速“檄取兩京、河南備操軍，山東及南京沿海備倭軍，江北及北京諸府運糧軍”。八月十八日于謙上任，到十月初也先攻城的一個月的寶貴時間裡，這些部隊陸續到達北京。連缺乏戰力的運糧後勤部隊都調上了，于謙此時已經將一切籌碼都押了上來。

“內有於尚書，外有石將軍”

在錦衣衛指揮使馬順被打死事件之後，于謙已經是朝廷上下的主心骨，“亦毅然以社稷安危為己任。”在於謙的再三請求下，朱祁鈺登基，改元景泰。于謙一口氣佈置了京師九門的防禦計劃，並向景泰皇帝推薦了文武官員：“文臣如軒輗者宜用為巡撫。武臣如石亨、楊洪、柳溥者宜用為將帥。”而在大同堅守城池、打退也先的副總兵郭登也獲得重用。

北京城軍事方面的總節制石亨更是一員猛將，“方面偉軀，美髯及膝”，在邊關與瓦剌打了幾十年仗，此次兵敗逃回，但于謙仍對他委以重任，雖然此後他和徐有貞一起發動南宮復辟，但他無疑是此時北京城最急需的軍事指揮官，瓦剌人畏之如虎，呼為石爺爺。明人李夢陽曾尋訪石亨大勝也先的清風店戰場，當地老人告訴他，當年石亨在戰場上神勇無比，像割草一樣把瓦剌軍成排砍倒，“將軍此時挺戈出，殺敵不異草與蒿。追北歸來血洗刀，白日不動蒼天高。”在當地老人眼中，石亨直逼霍去病、郭子儀，“應追漢室嫖姚將，還憶唐家郭子儀。”民間有言，“內有於尚書，外有石將軍。”

于謙更是頒佈了著名的軍令：“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在戰鬥中，于謙特別重視諜報工作。英宗剛隨也先大營走遠，于謙就得到線報，馬上下令前線大炮轟擊，不必投鼠忌器。隨後，于謙指揮各地官員，將也先在各地的間諜逐一破獲。如也先的重要嚮導小田兒，經常出現在使團中間，暗中窺探明軍虛實，于謙授計侍郎王瑋將其擒殺。于謙主張主動出擊，不向也先示弱，幾場城門伏擊戰打消了也先的速勝夢想，兼之天寒地凍，勤王大軍紛紛開拔，也先遂拔營北遁，北京城保住了。

北京于謙祠，位於今北京市東城區。該祠正名原為“忠節祠”。根據《春明夢餘錄》記載此地原為于謙“故賜宅也”，明成化二年（1466）平反於謙後，將他在北京此處故居改建為紀念祠堂，並賜名“忠節”

在隨後關於英宗回國的交涉中，于謙始終主張接回朱祁鎮。景泰帝朱祁鈺將朱祁鎮視為最大威脅，對朝臣生氣地說，“朕本不欲登大位，當時見推，實出卿等”，都是你們讓我當皇帝的。于謙卻從容地回答：“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顧理當速奉迎耳。”

但是，隨後朱祁鈺想改易太子，將朱祁鎮的兒子換成自己的親兒子，于謙勉強簽字。在改換太子後，朱祁鈺為籠絡朝臣，給官員發雙倍薪水（“支二俸”），于謙又推辭不受。明人有人指責于謙不諫景泰帝易儲，認為只要于謙據死力爭，景泰帝就能收回成命。而王世貞指出你們想多了：“夫人主預以私愛易太子，雖留侯不能得之漢高，而謙能得之景帝乎哉？”劉邦想廢太子劉盈改立趙王如意，張良都不敢開口直諫，憑什麼認為于謙就能說服景泰帝？畢竟這是皇帝家事。

于謙用人，只看才能功績，不看出身，由此得罪了不少大臣、勳貴。他並非精神潔癖者，並未刻意打壓既得利益者，高門子弟有才立功者，于謙也一定表彰，如土木之變後在大同城上打退也先圍攻的郭登，被于謙火線提拔。郭登祖上就是開國功臣武定侯郭英，郭英的哥哥郭興地位更高，是淮西二十四將之一。

“顧一死保全社稷”

然而，在朝中有兩人對於謙仇恨最深。其一是徐有貞，就是土木之變後第一個主張遷都的徐珵，被于謙呵斥之後，仕途非常不順。他曾託于謙舉薦自己當國子監祭酒，于謙把他名字報上去的時候，朱祁鈺可記得，說這人不就是當初要遷都的那傢伙嗎，這種人掌管國子監，學生能學好嗎？徐珵對於謙心懷怨恨，覺得一定是于謙從中作梗，對於謙恨得咬牙切齒。聽從大學士陳循的建議，徐珵改名徐有貞，瞞天過海躲過了景泰帝的黑名單，在治理黃河上頗有作為，景泰七年，官至左副都御史。

其二是石亨，原本敗軍之將，全靠于謙保舉，立下戰功，而且還加封世侯。石亨覺得自己功勞不如於謙，得了這麼大的封賞有點不好意思，就給皇上上書推薦于謙的兒子。結果於謙在皇上面前推辭，還把石亨數落一頓，石亨從此恨透了于謙。此外，于謙也沒少彈劾人，得罪的人就更多了。就這樣，在徐有貞家中，南宮復辟的政變陰謀出爐了。

《題公中塔圖贊》頁，明，于謙，紙本行書，縱 29 釐米，橫 61 釐米，現藏故宮博物院。此作為正統十三年（1448）于謙被召入京出任兵部左侍郎時，應北京夕照寺僧普朗之請，為其師古拙俊禪師遺存的《公中塔圖並讚語》所作題記

後世總有一種疑問，石、曹、徐搞那麼大動靜，執掌兵部總督十團營的于謙事先知道奪門之謀嗎？他能阻止嗎？

明末史學家談遷在《國榷》中認為于謙知情：“於少保最留心兵事，爪牙四布，若奪門之謀，懵然不少聞，何貴本兵哉！或聞之倉卒，不及發耳！”只是由於事起倉促，應變不急。正德、嘉靖年間的文人田汝成在《西湖遊覽志餘》中說：當石亨推動復辟的時候，于謙之子于冕得悉後報告父親，于謙呵道：“小子何知國家大事，自有天命，汝第去！”之後朱祁鎮被從南宮擁出，于謙“神色不變，徐徐整朝服，入就班行”。明人屠隆說：“奪門之役，徐石密謀，左右悉知，而以報謙。時重兵在握，滅徐石如摧枯拉朽耳。……方徐石夜入南城，公悉知之，屹不為動，聽英宗復辟。”

即便上述史料有一定可信度，但考諸當日形勢，于謙恐怕很難有所作為。奪門之變的實質是孫太后、朱祁鎮與朱祁鈺的政治鬥爭，于謙阻止石、徐不難，難的是如何善後。朱祁鈺即位的合法性並不來自乃父宣宗，而是來自孫太后的敕書，那麼朱祁鈺病危，孫太后復立朱祁鎮當然也是合法的。要想徹底否定這個合法性，只有廢黜孫太后，將“謀逆”的朱祁鎮廢為庶人再賜死，那麼于謙將如何面對未來登基的朱見深？如果迎立外藩，那麼朝局勢必更加動盪，其他藩王打著“靖難”的旗號再來一次不是不可能……總之，如果於謙當日有所行動，那麼他就不再是于謙，而是王莽、曹操、司馬昭。

在南宮復辟當天凌晨，景泰帝聽聞朝堂鐘鼓大作，大驚，問左右曰：“是于謙嗎？”左右告訴他，是上皇復辟了。病榻上的朱祁鈺知道自己政治生命了結了，眼神空洞，嘴中無奈地念叨，“哥哥做，好，好。”

千古一人

朱祁鎮在奉天殿宣告復辟的同時，于謙、王文等人被當場逮捕。徐有貞要王文誣告于謙，說于謙要“謀立外藩”，迎襄王之子進京繼位。王文據理力爭說，“召親王須用金牌信符，遣人必有馬牌，內府兵部可驗也”，結果自然是毫無依據。結果徐有貞一句話，“雖無顯跡，意有之”，一定要治王文、于謙的死罪。王文氣得怒目圓睜，大罵不已，身披枷鎖的于謙笑著說，“彼不論事有無，直死我耳！”他已經明白，徐有貞在意的不是真相，一心就想自己死。此時，復辟未久的朱祁鎮還有些猶豫，說于謙可是有功之人啊。他也知道，若非於謙主持戰局，擊退也先，自己怎麼可能回到北京呢？結果徐有貞又跳出來，陰惻惻走到朱祁鎮面前說，“不殺于謙，今日之事無名！”此時，已經無人可以救于謙了。

于謙就刑當天，陰霾翳天，行路嗟嘆。在南宮復辟中出力甚多的太監曹吉祥麾下有個軍官將酒潑向大地，大哭，被曹吉祥一把撲倒，結果此人第二天又潑酒大哭。也許他曾在於謙旗下為守衛北京城奮戰過，軍官比誰都清楚于謙是怎樣的人。抄家的官兵衝進于謙的宅邸，只見正室被封得嚴嚴實實，裡面珍藏的是從宣宗開始幾位皇帝賜他的璽書、袍鎧、弓箭、冠帶。對於謙的死，天下無不冤之。

國曆圖片劇《土木之變·于謙遇難》 。情景再現天順元年（1457）正月二十三日，于謙（洪瑋飾）被押往崇文門外處斬。英宗復辟後，對景泰朝大臣進行清算于謙，被石亨等人趁機陷害，最終被英宗所殺。史載於謙遇難後，天下冤之

于謙死後，都督同知陳逵將於謙屍骸收殮，葬在北京城西。數年後，于謙養子於康將於謙靈柩扶歸杭州，歸葬西湖南岸。于謙死後八年，成化皇帝繼位，于謙子于冕上疏訟冤，得復官賜祭，誥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唯公道之獨持，為權奸所並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特遣官員南下杭州，祭奠于謙。

杭州于謙祠山門，位於西湖南岸于謙墓前。內有介紹于謙生平的展覽，現存建築始建於清同治年間，其中正殿寬 21.8 米，進深 14.15 米 ；後殿尚存明弘治年間的《旌功祠碑記》、嘉靖二十年（1541）《旌功祠重修碑》等碑

至明亡時，抗清義士張蒼水過杭州，寫下絕命詩：“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於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將於謙與岳飛並論。于謙以其大節大功，實現了夙願。在民間，白話小說《於少保萃忠全傳》廣為傳播，全書最後講到：

“嗚呼！於忠肅公功大冤深，褒崇贈錫，未足盡其烈。而靈爽昭於天地，千萬世不泯。是真千古一人也。嗚呼偉哉！”

奪門之變發生得太突然，于謙根本就不知情！就算于謙知情，也沒有阻止的能力，根本就沒有什麼所謂的“坐視”！

景泰八年即1457年正月十六晚上，將領石亨、大臣徐有貞、太監曹吉祥等，突然“攻”入南宮，救出被朱祁鈺囚禁八年之久的朱祁鎮，並擁戴他重新坐上皇位。

第二日，朱祁鎮就展開了血腥的報復，首當其衝的正是保衛北京有大功的于謙！

朱祁鎮在“土木堡之變”中大敗，成為瓦剌的階下囚，瓦剌騎兵直逼北京城下。在這個危急關頭，于謙等擁立朱祁鎮的弟弟朱祁鈺登基，迅速穩定了軍心民心，守住了北京城。

瓦剌無奈之下退兵！沒想到的是，沒過多久，瓦剌居然放回了朱祁鎮，被朱祁鈺囚禁在南宮，一直關了八年，直到發生“奪門之變”。那麼，作為兵部尚書，于謙為何毫不知情，“坐視”南門之變的發生呢？

于謙於朱祁鈺有擁立之功，又是保衛北京的大功勞，官封兵部尚書，堪稱代宗一朝的第一人。

然而，于謙職位再高，他也是個外臣。皇宮內發生的事件，他又如何得知呢？

再者，于謙性格孤耿，不喜結黨，也不喜歡那些蠅營狗苟的內外勾搭之事，在宮內根本沒有眼線，沒有人給他通風報信，他卻又如何採取措施呢？

此外，當天正好是正月十六，又是深夜，就算見聞此事，誰又料到他們會在這個時間節點發動呢？

石亨、徐有貞都和于謙有“仇”。

瓦剌騎兵在北京城下耀武揚威，北京即將面臨覆滅，外部的巨大壓力，讓他們能夠緊密團結在一起，共同抗敵求生。

瓦剌退兵，明朝轉危為安時，這種矛盾就開始突顯出來！論功勞，他們無論如何也比不上于謙，一輩子都要被于謙壓著。

所以，這些野心家決定冒險來一次政治投機。徐有貞當天晚上出門前，對妻女交待說：“我要去辦一件大事，辦成了是國家之福，辦不成我徐家就是滅頂之災。你們自己要有心理準備。 ”

這是押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啊！石亨也是一樣！這種抄家滅族的大事，他們當然是守口如瓶了！對於于謙，他們更是防之又防！

在整個行動中，他們動用的是自己豢養的家丁門客之類，並沒有“觸動”軍隊！而且整個行動順利得近乎於奇蹟，幾乎沒有任何阻攔就救出了朱祁鎮 ，成功登基。

保密工作做得好些之好，整個行動又快如閃電，根本容不得宮外反應過來就已經大功告成！

于謙是兵部尚書，在北京城內的威望一時無兩，可他要調動部隊，卻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明朝的軍權，是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的。沒有皇帝的命令，任何一個將領都調不動一兵一卒，誰敢調動，那就是謀反！

于謙縱然是兵部一把手，也絕不可能把人拉出來，皇權在時人的心裡，是至高無上的！就算把人拉出來了，也絕沒有人敢和他一起進攻皇宮。

于謙總不能一個人提著把刀殺進皇宮吧？于謙就算有這個能力，他也不會這麼做啊！

此外還要考慮到時間差，就算軍隊聽他的，從接到訊息，再去調動部隊，然後進攻皇宮，那需要多少時間？南門之變進行得如此迅速，根本就來不及！

朱祁鈺一直沒有忍心殺掉朱見深，于謙心裡只有江山社稷和黎民百姓。正是因為他們的”幼稚“，兩個人先後丟了性命。可嘆！

心慈手軟的朱祁鈺對親情的重視，一心為國的于謙對大義的堅持，用政治家的眼光來衡量確實挺傻，可中國如果沒有這樣的傻子，那還叫中國嗎？

1465年，朱祁鎮的兒子朱見深即位，是為明憲宗！他親自為于謙平反冤獄，恢復官位名譽，改於謙北京故居為“節忠祠”，杭州故居為“憐忠祠”，還了于謙一個公道。

公道，自在人心！

可以說這才是于謙忠臣體現的一種，為了江山社稷，為了不再引起明朝的內亂，所以在發生奪門之變的時候，于謙選擇了坐視不管。而策劃奪門之變的兩個重要人物石亨、徐有貞兩人實際上和于謙是對著幹的，對於于謙在明代宗時期受寵也是充滿了嫉妒。所以兩人在明代宗重病不起的時候，說通了孫太后同意，然後去南宮將朱祁鎮給接了出來。

而且重要的是這一場政變按道理來說是合法的，因為孫太后的背書，使得朱祁鎮的復辟有了足夠的權威。因為當時明宣宗去世的時候並沒有宣佈朱祁鈺的皇位，而是後來孫太后下詔書確定。所以這一次孫太后的默許，無異於是否定了明代宗。

在奪門事件發生之前，于謙的兒子就已經發現了端倪，於是就勸說于謙一定要當機立斷。當時的于謙掌握了朝中的權柄，相信只要是願意馬上就能將這一場事變扼殺在搖籃裡。然而於謙沒有這麼做，在史書之中記載了于謙的態度：“公悉知之，屹不為動，聽英宗復辟。……公蓋可以無死，而顧一死保全社稷也。”

可見於謙不但是知道，而且還對此明確了表態，那就是默許支援朱祁鎮的復辟。這背後的原因也是因為正統性的原因，如果於謙想要去阻擋奪門之變，那麼就要先將孫太后制服，但是孫太后一被制服，于謙也就自動被歸納為是反賊了。這對於謙這樣的忠臣來說，心中是無法接受的。同時明宣宗只有那麼兩個寶貝兒子，一個是明代宗朱祁鈺，一個是明英宗朱祁鎮，現在朱祁鈺已經是處於將要死去的狀態，那麼再反對朱祁鎮復辟的話，皇帝誰來當？

那就只能在藩王之中去選擇，但這麼一來也就會引發更加大的動盪，選哪一個藩王呢？又有什麼樣的名義能夠保證唯一性呢？要是來一個藩王作亂怎麼辦？畢竟朱棣時期的事情還歷歷在目。同時朱祁鈺自己心裡的想法是什麼？那就是擔心於謙反而比擔心朱祁鎮更多，在病重之際還在擔心於謙會不會和王莽、司馬懿一樣成為權臣，可想而知朱祁鈺寧願自己被清算也不願意成為一個罪人，而這也就是為什麼于謙毫無動靜的原因。

但也正是因為如此，于謙有著那麼大的把握都不願意做一個奸臣，這才是于謙最讓人敬佩的地方。畢竟有多少人能在巨大的利益面前，穩住自己不動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