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盛行崇佛，而唐朝的歷代王室都賜予大量的土地於寺廟，意義為真心真意供奉佛祖，並且不對賜予的大量土地徵稅。然隨著王室更替，寺廟的僧人也開始了對土地的盤剝和略奪，農耕戶們為了逃避稅賦、兵役，將自己變為了寺廟裡的佃農，隨著這樣佃農的壯大，唐中央政府的稅銀漸收漸少，政府集權也受到嚴重威脅，因此，唐王朝進入了不得不改革的階段，改革弊制、清除藩鎮、消除障礙，滅佛只是其改革手段之一。

儒家是人與社會的關係，道家是人與自然的關係，佛家是人與宇宙的關係。儒家強調仁義忠孝，沒有看到太極中的陰。一味的強調陽。不能全面的看待這個社會，法家就是它的補充。若遇上昏君，奸相就是愚忠。道家的道法自然，對自然，對人自身的瞭解，參悟了自然的法則，事物陰陽轉換不斷髮展的規律。重視陰陽平衡，培養自身的陽氣，強調無為而治，透過修行可以看見鬼道，仙道，可以降妖除魔，可以達到成仙的境界。釋迦摩尼佛在人間講法49年，留下眾多的佛經，講宇宙的道理講的非常究竟。解釋了道家不能解釋的生命的輪迴，說明了從人到佛的詳細的修行過程，不斷的修心，去業障，離魔境。佛教傳入中國迅速的成為國教因為它的完整與究竟。盛唐是古代中國的最高點，人人都是詩人。佛教強調忍，所以是唯一一個不對其他宗教產生威脅的，因為佛教認為其他宗教都是他的不同發展階段。宇宙是一不是二。滅佛的原因樓主講的很詳細了。最簡單的道理是地球是個人的社會，陰陽轉換，魔當道時必然滅佛。因為佛是純陽之體。滅佛後唐迅速的衰敗，但佛家的思想已經深深的印在每個中華兒女的腦海中，機緣合和時自然會重回神州。隨著經濟的富強，神州大地上重新出現的寺廟，樹起的塑像就是證明。其實佛和菩薩從未離去，他們無處不在，就在微塵中，在我們心中。當我們越來越容易的見到他們時，大唐重回神州。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唐武宗原本也挺喜歡佛教的這個說法並不成立。

於輔仁先生認為：

唐武宗滅佛的根本背景是唐武宗與唐宣宗之間的權力鬥爭。……唐武宗與佛教的矛盾，實質上主要是與宣宗的矛盾。武宗毀滅佛教的原因，根本在於宣宗從宮中逃出之後，隱身於佛門。滅佛，就是為了查殺宣宗，毀滅他的棲身之所。

於先生還認為：

武宗御宇初尚欽釋氏，而在會昌元年六月突然改變了態度，於自己生日棒決入內齋與道士談經的僧人，這很可能是由於武宗這時得到了宣宗逃入佛門的訊息，從而才把佛教視為異己力量。

這個唐武宗御宇初尚欽釋氏就是唐武宗原本也挺喜歡佛教的。

這個說法出於贊寧的《宋高僧傳》

武宗御宇，初尚欽釋氏，後納蠱或者議，望祀蓬萊山，築高臺以祈羽化。雖諫官抗疏，宰臣屢言，終不回上意。

不過，這種武宗初信佛教，後受人蠱惑而改通道教的觀點，明顯有迴護武宗的意思。

贊寧是北宋初年人，他的《宋高僧傳》是在太平興國七年(982)奉敕編撰的。既是奉敕而作，無疑必須迎合皇帝的需要。五代十國時，贊寧是吳越國的僧人，宋統一全國後，他受賜紫衣（相當於享受副部級待遇的和尚），也正因為如此

書中往往流露出媚世之意，不敘高僧不事王侯的高尚事蹟，不主張高蹈，這倒是實在有悖于慧皎當初名其書曰《高僧傳》的初衷。——《佛教與中國文化》第167—168頁。

所以贊寧的這個說法其實就是皇帝是好的，就是受了人的矇蔽所以做了壞事的意思，不足為據。

事實上，武宗在會昌元年六月以前，甚至在未做皇帝的時候就是信奉道教的。《舊唐書·武宗紀》記載：

帝在藩時，頗好道術修攝之事，是秋（開成五年秋），召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於三殿脩金錄道場，帝幸三殿，於九天壇親受法籙。

既然唐武宗未做皇帝時即已崇道，又在開成五年（840）秋剛做皇帝時即召趙歸真等81人入禁中，當然就不可能是在會昌元年（841）六月突然改變態度才由信佛改為通道了。

至於唐武宗是為了追殺唐宣宗而滅佛，也不能成立。

會昌二年（842）十月九日敕下：

天下所有僧尼解燒練、咒術、禁氣、背軍、身上杖痕、鳥文、雜工巧、曾犯淫養妻、不修戒行者，並敕還俗。

這些內容，既沒有地域、年齡、性別的限制，涉及的各種稀奇古怪的非主流品流也不符合宣宗可能的隱藏自己的身份，甚至潛臺詞是你們這些人自己不受佛門戒律，所以不應該再繼續做僧人。

沒有證據顯示是唐武宗滅佛是專門針對唐宣宗、

不外利益紛爭與維權，但也不排除僧侶們的生活惰落與行事偏極，還是佛所預言，按俗語講.就叫清理門戶，以正家風。

當年玄奘法師取經回長安，十萬信眾迎接，他一言不發。核心原因還是怕皇帝忌憚。皇帝怕什麼，被奪權，失權威。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職責，每個皇帝都有他的使命。武宗所思為恢復大唐盛世，需要全民同心搞生產，強國。

當佛教盛到影響皇帝使命，又不為皇帝所用，自然被滅。

盛極而衰，起始輪迴，千年來其中本質從未變過，所以武宗滅佛是必然。

縱觀中國曆朝歷代的皇家，都有宗教信仰，都利用宗教信仰維護皇權長治久安。皇家一是喜好道教的長生不老，成神成仙。一是喜好佛家的祈福，平災，增益，能解脫生老病死苦。

唐朝時恰逢佛教在印度發展到最鼎盛時代，也就是當時密宗，稱唐密，在唐朝大盛88年。到唐武宗時期，他更愛道家文化，所以才有了一夜間毀寺廟無數，30萬和尚還俗的“會昌法難”，從此密宗在中國絕傳。

於今年法門寺地宮出土了唐密的各種法器法本，密宗也逐漸有日本臺灣香港等地，密法歸華了。實乃我中華之幸。

唐朝中後期，佛教的發展屹然是超越國家的存在。佛教勢力的影響十分強大，全國大中型寺院將近5000座，小型廟宇更是多達40000餘座，僧尼近 30 萬人，寺院奴隸達 15 萬人。

如果僅僅是寺院數量多之後，或許還不會引起唐武宗的反感。問題是這些寺院還佔有良田數十萬畝，形成了一個又一個相對封閉的莊園，寺院內部的經濟大權掌握在住持手中。僧尼們極少耕種，而是靠農民耕種寺院土地以收取地租和發放高利貸作為經濟來源，這種做法使寺院經濟得以迅速膨脹起來，以至達到了“十分天下財，而佛有七八”的程度。可以說這些寺廟的主持都成了一個個土皇帝，天下財富有七八分都流入了佛門當中。

權力則是這場滅佛運動的另一個爆發源，當時的朝廷內部，有30多名僧人被封官重用，其中不乏有司徒、司空、國公等一類的顯官貴爵，有的甚至被封為將軍而參與軍機事務，涉及國家軍事機密。這群由僧侶隊伍形成的政治勢力，正不斷衝擊著常的國家政治秩序。當佛教勢力如此強大之時，越來越多的青壯年投入佛門，使得國家兵源日趨緊張，財稅收入日益減少。

為了解決佛教帶來的問題，唐武宗敕令盡拆大型寺院、佛堂，勒令僧尼還俗。次年又勒令全國東西二都可以留寺兩所，每寺留僧 30人，天下各節度使治所留寺一所，留僧5至30人不等。其他寺廟全部拆毀，僧尼全部還俗。

唯論見性法，出世破邪宗是六祖慧能講的。六祖傳的是本師佛所傳頓教祥門的正法脈，是最上乘見性成佛的法門。

此法是由達摩傳到中國的，由五祖宏忍大師傳給六祖的。當時盛行的是似是而非的佛法。頓教禪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法被似是而非的佛法所壓制，未有廣泛傳開。六組為護持正法脈，發揚佛教本師佛單傳的頓教禪門的正法脈，除似是而非光搞形式，不講實效的邪宗，邪法對佛門信眾的誤導，因比就發出了這種唯論見性法，出世破邪宗的奮鬥誓言。

六祖在世時宏揚頓教禪門，直指人心，無有囉哩囉嗦的東西，在佛教中引起了大振動，但未除盡邪宗。

六祖離開我們有一千多年了，在當今這個末法時期，頓教禪門正法脈顯得極微，似是而非的邪宗，邪法日漸猖狂，邪師講邪法。

特別是由不少的寺廟，道場，很多出家，在家的佛教徒中光講舞弄形式，不講修行實效，甚至把一些佛事活動，作為取得金錢來緣的最好途徑，把佛法當成商品出賣，踐踏佛教慈悲為懷的宗旨。

為了發揚正法就要堅持六祖唯論見性法，出世破邪宗的奮鬥誓言。

今世佛任重，重振正法威，就是堅持六祖的誓言，護持佛教，護持正法，續本師佛慧命。今世佛任重，重振正法威這一口號，就是破末法時期打著佛招牌的一切歪理邪說，及指明一切似是而非，光講形式，不講實即修行效果，拿佛法當商品出賣，掙錢的一切形為。同時也鄭重告訴佛門信眾，此法是不能正佛果位的法，要想正佛果位，需立正知正見，去邪知邪見修正法。

見於當前佛教中所存在的具體情況，立禪淨雙修真法，實即是本師佛所傳的頓教禪門正法脈，是一絲不苟的實行六祖唯論見性法，出世破邪宗的誓言奮鬥行為。

唐武宗也是滅的似是而非的佛法的泛濫。

在中國佛教史上，佛教曾經發生過4次比較大的劫難，遭受到了官方的打壓，這就是三武一宗滅佛事件。也就是，北魏太武帝滅佛，北周武帝滅佛，唐武宗滅佛，後周世宗滅佛。其中有三次是發生在國家並沒有大一統的時期，所以，就影響力來說肯定是發生在大一統的唐朝時期，唐武宗滅佛，對佛教的打擊較大。

那麼唐武宗為什麼要滅佛呢？現在研究的結果一般認為，滅佛的根本原因是因為經濟問題。要知道出家人不一定真的是清心寡慾的出家。

武則天時期，曾經利用佛教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所以，大力支援佛教的發展，但是，這也造成了佛教中出現了奢侈的現象。狄仁傑曾經上書寫道：

到唐中宗時，大臣們也曾經說過，建造寺廟“大則耗費百十萬，小則尚用三五萬餘，略記都用資材，動輒千萬以上”。還有人說：現在，普天之下，修改的寺廟不計其數，一座寺廟，就趕上皇上一座皇宮了。如果說全天下的財產一共有10分，那麼佛教徒們就但有七八分。

安史之亂後，社會經濟發展受到了一定的衝擊，所以，在社會矛盾中，佛教與世俗之間的矛盾，也進一步擴大。唐德宗時就有大臣，直接說：現在天下的和尚們，都不用自己工作，不用自己織布，就有的吃有的穿，而且還經常散佈一些危言險語，愚弄百姓，而且直接說，這些不勞而獲的僧人們簡直是“人害”！

在中國古代小農社會中，十分流行的一種言論就是：“一夫不耕，人受其飢，一女不織，人受其寒。”這些和尚們不僅不生產，還要靠別人養活著，不是“人害”是什麼。

所以到了唐武宗繼位之後，非常憤怒的喊出：“窮吾天下，佛也！”

另外，唐武宗滅佛也有充分的政治理由。儒家學說向來是中國封建王朝的主流思想，儒家重視，現實的人生，重視社會的組織和實在的人際關係，儒家要求人從自己開始修身齊家治國，然後平天下，要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一個人，都應該在自己的家庭，和國家之中找到適當的位置，做好一顆螺絲釘，為國家的富強和天下太平，作出努力的貢獻。同時如家還認為生死是自然現象，對於死，敬而遠之即可，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生兒育女，天經地義，只有這樣，才能使社會得以延續。但是佛教一直強調人生是痛苦的，而人生活的社會則是痛苦的海，只有出家脫離現實社會，才能成佛，同時認為，因果報應，輪迴轉世，重死而輕生。因此，這兩種學說是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的。

而統治者們，確實發現了這一點，尤其是接受傳統儒家思想教育的統治階層。他們都認為佛教所宣傳的思想是不忠不孝，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另外，還有大量的社會上層統治階級內部人士也轉而崇信佛教，嚴重挑釁了皇帝作為國家最高統治者的權威性。尤其是腦海中，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唐武宗。唐武宗一直主張儒家思想才是治國的根本，只有用儒家思想抵制佛教，才能治理好國家。所以政治問題也是唐武宗滅佛的重要原因。

還有一點就是，唐武宗，不信佛，而通道教。唐武宗是一個很虔誠的道教徒。而唐武宗身旁的道士們又對滅佛儀式起到了煽風點火的作用。

信仰自由，絕不是到處亂建寺廟，假借信仰自由之名，行騙人騙才之實，是時候對不經審批，借信仰之由丶開發旅遊為名的亂建擴建宗教場所進行整頓了。

唐武宗滅佛又稱“會昌滅佛”，導致中國古代史上一次最大規模的宗教迫害。

唐武宗滅佛始於會昌三年至會昌五年。其實唐武宗滅佛並非是因為對佛教的反感，到唐朝後期，佛教滲透唐朝社會的各個階層，成為唐人生活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唐武宗滅佛原因有二：

一是唐朝經濟問題。唐朝後期經濟每況日下，寺廟卻囤積大量的金銀財富以及朝廷鑄幣的銅，另外寺廟擁有大量免稅的土地，僧人尼姑不用交稅，嚴重影響到朝廷的財政。唐武宗認為滅佛可以增加財政收入。

二是宮廷鬥爭。宰相李德裕是滅佛的關鍵人物，原因在於他為了遏制太監仇士良的權勢，仇士良是佛教徒。同時，唐武宗認為仇士良把他叔叔李忱藏於寺廟，已準備奪取皇位。

一、唐武宗與唐宣宗之間的權力鬥爭

唐武宗與唐宣宗之間的權力鬥爭。其深層次背景是唐武宗與唐宣宗存在著矛盾，宣宗從宮中逃出之後，被佛門收留。武宗之所以毀滅佛教，一方面是為了追殺宣宗，另一方面是對保護宣宗的佛門洩恨。

二、佛道矛盾是滅佛的直接原因

一些學者進一步指出，武宗滅佛是佛道相爭的結果。唐高祖李淵將道教始祖老子李耳尊為祖先，將道教立為國教，尊老子為太上老君和“太上玄元皇帝”。這樣一來，道教在唐代便有了極其崇高的地位，但佛道之爭一直沒有間斷。武宗在藩邸之時就崇尚道教，迷通道教長生之術，與許多道士走得很近，武宗登基後，信任道士趙歸真，為求長生不老而修習。趙歸真宣稱佛道不能兩立，佛教的存在影響道家的修煉結果。武宗信以為真，認為僧人的存在是自己修煉成仙的障礙。

三、唐朝的經濟問題是滅佛的根本原因

也有一些學者指出，武宗滅佛有著深層的經濟原因。西漢末年，佛教由印度傳入中國。經過五六百年的發展，佛教在隋唐時期達到鼎盛，其義理成為當世三大意識形態之一，以儒家和道家並稱於世。初唐時期，全國的僧尼竟有10多萬人，成為社會的一大負擔。唐太宗、武則天等皇帝，支援佛教的發展，使得佛教的勢力進一步發展。唐朝寺院擁有免稅的特權，出家為僧或投靠寺院做佃戶的農民越來越多。嚴重影響了國家的賦稅收入。佛教勢力的發展，必然影響政府的財政來源。為了保證國家的財政收入，宰相李德裕早在敬宗時期就提出限制佛教的發展。敬宗儘管是位昏庸的皇帝，但也看到了佛教的膨脹對社會經濟的不良影響。李德裕大力主張滅佛，認為武宗此舉“獨發英斷，破逃亡之藪，皆列齊人;收膏壤之田，盡歸王稅。正群生之大惑，返六合之澆風。出前聖之謨，為后王之法。巍巍功德，煥炳圖書”。實際上，武宗滅佛是佛教勢力日益擴張的必然結果。

四、唐朝的政治問題是滅佛的重要原因

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就和在思想領域裡佔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相互影響。佛教能夠在逐步中國化的過程中得到發展，主要是和儒家思想日益調和、會通、融合的結果。但是，由於兩者產生的地理、歷史條件和文化傳統不同，二者的內容又有相互對立的一面，同時，由於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故而佛教在中國的發展中又常常遭到儒家的批判和排斥。從根本上說，儒家重視人生的現實，重視社會組織和人際關係。故而要求從個人本身開始，做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就是使每一個人都在家庭、國家處於適當的地位，以達到家庭和諧、國家富強、天下太平的目的，這是積極的入世思想。而佛教則認為人生是痛苦，社會是苦海，要求人們出家，脫離現實，以達成佛的目的。這是消極的出世思想。基於這個前提，二者對於生與死的問題也有截然不同的態度。儒家認為，生與死都是自然現象，男女婚配，生兒育女，使社會得以延續，也就是要人們重視現實的人生。而佛教則宣傳因果報應，輪迴轉世，使人們希望在死後有個好去處。前者重生，後者重死，也是不可調和的矛盾。唐武宗滅佛和這種矛盾的存在與發展密切相關。

佛教在唐朝前期受到統治者的大力支援，統治者希望讓佛教為政治服務，以鞏固中央的統治。唐太宗和武則天是對佛教比較重視的兩位，佛教在這一階段也得到了迅速發展，經過後期數位君主的鼓勵政策，佛教終於走向了巔峰。及至唐武宗時期，佛教已經在唐朝發展了200多年，唐武宗滅佛大致上有如下幾個原因。

第一， 佛教的寺院經濟對國家經濟的衝擊

唐朝前期鼓勵佛教的發展，寺僧不需要繳納賦稅，導致很多人會躲進寺廟，以逃避朝廷的賦稅。而統治者時常會賞賜寺廟大量的土地，成為寺廟的常有地，土地太多寺僧做不過來，就會僱傭佃戶，成為另類的地主，而佃戶也能夠躲避朝廷的賦稅，從而形成惡性迴圈。在唐武宗時期，全國寺僧幾十上百萬人，國家經濟在此時本就入不敷出，大量逃稅的人口對國家經濟是雪上加霜。

第二， 寺僧與世俗地主階級在土地兼併過程中的衝突

唐朝前期施行均田制，但是到了後期均田制名存實亡，土地兼併越來越嚴重。由於寺廟擁有大量的土地，成為另類地主階級，其寺院經濟的發展，與世俗地主階級的土地擴張發生衝突，兩者處於敵對狀態，世俗的地主階級在滅佛運動中起到了推動作用。

第三， 佛教與道教的衝突

道教與佛教在唐朝均有快速發展，統治者更是宣稱為老子李耳的後代，以鞏固統治，而佛教在民間發展更廣泛。宗教之間的鬥爭歷來都是無休無止的，道教崇信者為了佔據正統宗教的地位，對佛教發起了衝擊。

第四， 佛教與儒家統治思想的衝突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家思想一直是各朝各代的統治思想，這多由於儒家所推崇的三綱五常等理念符合統治階級的需要，如君臣倫理。而佛教宣揚“眾生平等”，當佛教發展到一定程度，這種思想不利於社會的穩定。

第五， 唐武宗和宰相李德裕對佛教的排斥

唐武宗本人信奉道教，對佛教極為排斥，而當時的宰相李德裕看到了佛教的發展對國家的危害，也是大力牴觸佛教，正是由於當時的最高決策層對佛教的排斥，導致佛教在唐武宗時期經歷浩劫，史稱“會昌法難”。

雖然當下社會人類發展已經進入文明時代，

現代化科技化時代，但是在這個地球上仍然有不少宗教統治的國家。仍然有不少邪教成為禍害人類的罪魁禍首。

你知道我們中國為什麼沒有變成宗教國家嗎？？？？？

縱觀中國史，光頭教跟世俗的皇權，發生過數次激烈的鬥爭。每次都是為了統治權。所幸的是以儒家為主導的世俗皇權勝利。要不然我們也會成為光頭所統治的宗教國家，也會跟印度一個德行。而這幾次激烈的鬥爭被後世稱為三武一宗滅F。

歷史上的光頭強教並不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一副老好人面孔。因為在數次權力鬥爭中失敗了，所以慢慢才有了今天一副老好人的樣子。

在過去的幾千年中，中國都屬於農耕社會，何為農耕社會？？就是面朝黃土背朝天得種莊稼，然後看老天的臉色吃飯。在那個人口不足，勞動力欠缺，產出有限的情況下。光頭教就是寄生蟲，光頭教不斷瘋狂的擴張，他們不種地不納稅，不服兵役，靠普通老百姓供養。而且大量的兼併土地，兼併財富，甚至欺男霸女，為禍鄉里。隨著不斷擴張人數的增加。他們已經成為帝國負擔，甚至有了顛覆帝國念頭。世俗皇權不管為了屁股下的那個椅子，還是真的為了廣大老百姓。都有必要的剿滅光頭教！

中國歷史上前後有過四次大的滅佛運動，史稱“三武一宗”滅佛運動，佛教屆又稱法難。其中範圍最廣、影響最大的就是唐代後期武宗李炎開展的滅佛運動，因其發生在會昌年間，又稱為會昌滅佛。關於此次滅佛運動的原因，歷來眾說紛紜。

唐武宗李炎篤通道教，即位後延攬道士入宮，大肆修建道場道觀，沉迷於煉丹成仙。但是成仙願望一直未能實現，武宗李炎懷疑是佛教的旺盛發展阻礙了自己的成仙之路，於是下詔，敕令拆毀天下所有的寺院和佛教道場，令僧尼還俗。把寺院中的所有銅佛像一律熔化鑄造錢幣，鐵佛和鐵像鐵器一律鑄造成農具。最終，全國拆毀了寺廟4600多所，26萬僧尼被迫還俗，15萬寺院奴婢沒收，十萬頃的寺院田產被收繳。而被燒燬的佛教經典更是數不勝數。

透過滅佛，武宗李炎還大大增加了財政收入，這對緩解唐朝後期中央財政空虛有所裨益。更關鍵的是阻抑了佛教的快速發展，一定程度上為後來儒學的復興發展創造了條件。

無論從唐武宗滅佛的官方檔案（詔令）看，還是從滅佛運動的過程看，既從未提及佛道之爭，也幾乎鮮有佛道之爭的痕跡。唐武宗滅佛後，道家並沒有在宗教領域佔據上風。簡言之，唐武宗滅佛從發起動機到實踐均與道教無關。

從歷史上看，任何時期的宗教發展與興衰榮譽都與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唐武宗滅佛的真正原因就是封建國家與佛教寺院在經濟上長期矛盾衝突的公開化。

據有關史料記載，唐朝寺院經濟的基礎是莊田地租收入，這與以往主要依靠信徒施捨錢糧布帛維持寺院發展的模式存在很大的不同。佛教寺院莊田不斷擴大與國家利益矛盾愈深。不僅如此，當時佛教寺院還享有免除賦稅的特權，這更直接危及了國家經濟利益。

綜上，唐武宗滅佛的真正原因為國家經濟利益與寺院經濟不可控發展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

        二、“佛法博大精深”是最俗不可耐的妖魔邪說

         數不清的“佛教書籍”的開篇都有“佛法博大精深”這句話，看看他們的內容吧，根本沒有“道來魔生”的觀念，對“魔來亂道”的意識最多隻是受了《楞嚴經》的影響。所有“佛教的人”，根本沒有鑑定“偽經”的標準，統統沒有“偽經”的意識。因為經文都是文言文，含義較深，不能為文化修養一般的多數人掌握，所以不能透徹的理解經義，“囫圇吞棗”的結果導致《大藏經》內多如牛毛的“偽經”被視為了“佛經”，造成了經書經義互相矛盾的不正常存在，出現了讓人無所適從的情況，成就了“佛法博大精深”這一句的胡說八道的話。

          因為慧能（638-713年）之後再也沒有鮮明的提出“出世破邪宗”的覺者，所有的僧人都被“破和合僧、造口業、因果不虛”這樣的“妖魔邪說”所嚇倒！因為擔心“破和合僧、造口業、因果不虛”，所以沒有人“破和合僧、造口業”，也就沒有人“出世破邪宗”，所以，整個佛教概是穿著袈裟從內部來敗壞正法的魔子魔孫！

           “佛法博大精深”是被經書“所轉”的法奴在哀嘆！是魔子魔孫對他們造作的“偽經”的讚歎！ “佛法博大精深”讓教義互相矛盾的“佛教八大宗派”都成了“同道”！ “佛法博大精深”讓燒香磕頭、唸佛號的“魔法”赫然變成了“正統佛法”！因為 “佛法博大精深”，只要是給“佛像”燒香磕頭，就是“佛教”！因為 “佛法博大精深”，只要是滿嘴佛號、手拿“佛珠”，就是“佛教”！

          因為 “佛法博大精深”，沒有人知道“明心見性的不二正法”！“佛法博大精深”這六個字，成功掩蓋、抹殺了“本一無二、讓人明心見性的不二正法”！

          “佛法博大精深”，是婆羅門教多如牛毛的教義取代佛陀“不二正法”的表現，是佛教的大大大悲哀！“佛法博大精深”，讓海量的“學佛人”變成了“學僧人”！造成了“天堂有路不去走，地獄無門全進來”的畸形現況。

         “佛法博大精深”，讓婆羅門教各種各樣的“有為法”成了佛教“教義”。“佛法博大精深”，讓佛陀摒棄的“有為法”全部以合法姿態成了“佛教教義”！佛陀的“無為法”被“佛法博大精深”這六個字掩蓋、抹殺的乾乾淨淨。

          佛法很簡單，是讓人“認識自身”的“人體解剖學”，是讓人明曉“法身、報身與人身”的“人體科學”。離開“自身”（明心見性）的都不是佛法，都是讓人“心神向外，迷失自性”的魔法。代表“明心見性的不二正法”的經書是《金剛經、壇經、心經》，經義與之不同的都不是佛法、佛經，而是散佈妖魔邪說的“偽經”。

          你看到有的書上開篇鼓吹“佛法博大精深”，這就是魔子魔孫謗佛毀法的證據，這個書作者一定會曲解聖意，你如果按照他的理論去“學佛”，你一定會淪為魔窟中的法奴而不覺。

：（2）什麼是“有為法”？有為法乃是造作之法。哪些是造作之法？佛像、神像、偶像崇拜、香火紙錢元寶、護身符、木魚、念珠、燈燭、手鍊、打坐、手印、開光、灌頂、祈福、祈禱、超度、還陰債、換童子、做法事、旋律和樂器、錄音磁帶與光碟以及眾多造作的偽佛經等，這就是“有為法”。是人為了達到神秘感、效應感、護佑感，而妄想幻想造出來的。所有的“有為法”都是與《道德經》的“大象無形、為無為”截然相反的，都是魔王為了讓法奴“樂不思蜀、玩物喪志”而給法奴量身製作的玩具與枷鎖。《金剛經》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所以，手拿、身戴、炒作“有為法”（佛珠）的人，都不是佛陀的嫡傳，而是從內部來敗壞正法的魔王的代言人。由此而言，只有鐵桿的魔子魔孫才會把魔王給法奴的玩具與枷鎖（佛像、佛珠、木魚等等）視為“表法”的器物，因為“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的“法”是不能用任何器物來“表”的；因為“是諸法空相”，所以任何“表法”的器物都是對“法”的玷汙與歪曲。 

唐武宗滅寺廟！趕和尚後(因廟產大於武宗經濟收入了)沒幾年！死的很慘！！！爾後繼承者馬上恢復佛教的正統地位！等於作死！！！

唐武宗滅佛，是出於政治、經濟、宗教和個人利益四個方面的考慮。

唐武宗是唐穆宗第五子，姓李名炎，他身材高大，性情豪爽，愛與道士交往，經常與道士們一起談論道經，雖然他也喜歡飲酒作樂，但總體來說還不算很糊塗，還能夠知人善任，特別是他信任和重用名相李德裕，還不算是個特別的昏君。

不過唐武宗讓後人銘記的不是他的政績，而是在他的手上，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滅佛行動，史稱“會昌法難”。這場事件與北魏太武帝滅佛，北周武帝滅佛，後周世宗滅佛一起，被稱為“三武一宗滅佛事件”。這四次事件中，唐武宗滅佛的規模和影響最大。唐武宗一定將佛教趕盡殺絕，是有他深刻的政治目的的。

（唐武宗）

一、打擊政敵

因為皇叔李忱（後來的唐宣宗）對科舉很重視，他敬重科舉上來的讀書人，而對那些士族出身的官僚非常討厭，這就使他成為“牛黨”的後臺，與李德裕代表的“李黨”是死對頭。所以在李德裕的煸動下，武宗對李忱也很不待見，李德裕更是幾次想借武宗的手除掉李忱。李忱為了避免被殺，於是逃到佛門之中尋求庇護。武宗在李德裕等人的建議下，剷除佛教，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為了找到李忱，搗毀他的棲身之所。

據《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記載：會昌二年十月九日，唐武宗下令：“天下所有僧尼解燒練、咒術、禁氣、背軍、身上杖痕、鳥文、雜工巧、曾犯淫養妻、不修戒行者，並敕還俗。”

（滅佛圖）

為什麼只要求五十歲以下的和尚還俗，五十歲以上的不用呢？因為李忱當時33歲，這是直奔李忱去的。李忱藏身寺廟一定是被武宗知道了，但是他並不知道具體在哪座寺廟，所以搞了“一刀切”，想逼李忱現身。

武宗時，長安流行一條讖語：“李字十八子，為今上當第十八代，恐李家運盡，便有黑衣奪位歟”。

武宗懷疑這個“黑衣”是指的是李忱這個佛教徒。他的這種擔心不是多餘的，因為《北齊書》上載：“術士言亡高者黑衣，由是自神武后，每出行，不欲見沙門，為黑衣故也”，因此當時有以“黑衣”代指佛教徒的說法。

李忱僥倖躲過這次查抄，在武宗死後，被太監們擁立為帝，是為唐宣宗。他登基馬上大興佛教，報答佛門對他的救命之恩。史載宣宗“興佛於既毀之後。” 　

二、與佛教搶奪經濟

大唐名相狄仁傑說過：“今之伽藍，制過宮闕，窮奢極壯，畫績盡工，寶珠殫於綴飾，瑰材竭於輪奐。”說的是當今的和尚，住的廟好比皇宮一樣，裡面裝修得美輪美奐，太過奢侈。

據《舊唐書》記載，由於唐朝對佛教的鼓勵，使得許多寺廟都非常華麗。當時寺廟“大則費耗百十萬，小則尚用三五萬餘，略計都用資財，動至千萬以上。”

大興佛教加大了政府財政上的支出，國家府庫空竭，經濟上的壓力越來越大。僧尼們不事生產，又不繳納租賦，寺廟還佔有許多良田。

武宗自己都認為：“窮吾天下，佛也。。。。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雲構藻飾，僭擬宮居” 。 　　

宰相李德裕也認為必須解決僧尼“耗蠹生靈，侵減租稅，國家大蠹，千有餘年”這個大問題。因此武宗滅佛是唐代經濟壓力不堪重負之下的選擇，是政府和佛教矛盾尖銳化的結果。

三、釋家和儒家之爭

釋家和儒家思想有相通之處，也有相互對立的一面。儒家思想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基礎，在佛教思想與儒家發生分歧時，統治者必然要扶持儒家，批判和排斥佛教。 　　

儒家的核心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積極的入世思想。而佛教則要求人們出家，避世修行，這是消極的出世思想。儒家與佛教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

儒家認佛教“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 “追既往之罪，虛規將來之福”，完全是騙人的。佛教勢力會削弱君主的權力。

韓愈就指責佛教“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不利於鞏固唐朝政權。韓愈為了諫迎佛骨，幾乎丟掉性命，後來連憲宗也想明白了韓老先生的良苦用心：“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是愛我，我豈不知?然愈為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　

（寺廟）

杜牧也認為信佛的人都是心裡有鬼的小人，“心自知其罪，皆捐己奉佛以求救”，希望“有罪罪滅，無福福至”。這和儒家“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是背道而馳的。

武宗本人也是信儒抑佛的。他說“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柄，足以經邦，豈可以區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佛教興盛，威脅到了他的皇權，武宗必然要採取措施滅佛。 　

四、佛道矛盾

佛教不但和儒家思想有衝突，和道教也矛盾很深。北周時，周武帝規定：“儒教為先，道教為次，佛教為後。”唐太宗也規定：“道士宜在僧尼之前。”但從武則天時起，佛教的地位提高，超過了道教。天授二年武則天下詔：“釋教宜在道教之上，僧尼處道士之前。”

（老子騎牛圖）

道教作為本土宗教，怎麼肯居於外來的佛教之下？只不過在教義上，佛教的因果報應，輪迴轉世說，容易被廣大群眾接受。佛教宣揚信佛死後可入極樂世界；道教注重修練，可是修練對普通人來說太難，歷史上帝王追求道教的長生都無一成功，所以老百姓更願意相信佛教。

唐朝尊老子為祖先，道教成了李家祖宗創立的宗教，所以道教自然要利用一切機會打壓佛教。

道士趙歸真是武宗當皇帝之前就很信任的道士，他對武宗說要想長生不死，就得驅逐佛教。《唐語林·政事上》載：“武宗好神仙。道士趙歸真者，出入禁中，自言數百歲，上頗敬之。與道士劉元靖力排釋氏，上惑其說，遂有廢寺之詔。”

武宗迷通道教，拜趙歸真為師，趙歸真常“排毀釋氏，言非中國之教，蠹耗生靈，盡宜除去，帝頗信之”。 　　

（趙歸真）

當時有些和尚的作為也是過於無法無天。會昌二年，一名為眩玄的僧人自稱可做“劍輪”，說他可以打敗回紇，結果這個吹牛的和尚被回紇打得大敗，武宗雖然將其斬首，但之後對佛教更加深惡痛絕。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會昌五年三月唐武宗進行的最大規模一次滅佛，也是出於政治和經濟方面的考量。在這次滅佛中，天下寺廟都不得置莊園，財產及收入全部沒收充公，絕大多數僧尼還俗，佛教暫時跌入了低谷。

參考資料： 《唐語林·政事上》

《舊唐書》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

歪眼小史工作室出品

在唐朝時，佛教高度繁榮，與儒、道三足鼎立，寺廟經濟也在這一時期發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佛教在唐朝的發展，得益於唐朝統治者的支援。唐朝絕大部分的統治者對於佛教十分尊崇，唐憲宗甚至要親迎佛骨，韓愈在《論佛骨表》中抨擊佛教“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固然是在反佛明儒，但它也從側面體現出當時社會尊崇佛教的氛圍。

在唐朝時，佛教儼然以“國教”的姿態，在世俗裡發揮重要的影響力。然而在唐朝尊佛的整體氛圍當中，唐武宗卻發動大規模拆毀佛寺和強迫僧尼還俗的毀佛運動，史稱“唐武宗滅佛”。要知道，在當時佛教的信眾規模十分龐大，在社會里根深蒂固，唐武宗這樣做阻力極大，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讓唐武宗不顧代價的發動滅佛運動呢？

唐武宗滅佛的根本原因，在於佛教在當時已經動搖他的統治根基。在封建國家裡，統治者最忌諱的就是一切可以動搖統治的因素，所以秦始皇才會焚書坑儒，漢朝才會禁止結社，明清以後才會八股取士，這些措施歸根結底都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保證社會穩定。然而在唐朝中後期，佛教的發展顯然已經越過宗教的底線，嚴重危急唐武宗等人的統治以及社會安定。

唐朝時，佛教寺廟經濟快速膨脹。唐武宗以前，統治者十分重視佛教的發展，比如唐太宗與武則天，他們常常賜予佛教土地。《唐六典》中規定：“凡道士給田三十畝，女冠二十畝；僧尼一如之。” 《全唐文》則載：“（唐高宗）賜（西明寺）田園百傾,淨人百房,車五十輛,絹布二千匹”，唐玄宗逃難時，甚至還不忘“賜大聖慈寺田產一千畝”。唐朝時的上層階級亦經常向寺廟捐贈土地，這些成為寺院的常住田。除此以外，寺廟在唐朝時還擁有許多特權，比如不繳納賦稅。

唐朝中後期，寺廟透過貴族豪強的大量捐贈，以及土地兼併，得到許多地產，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載：“京畿良田美利多歸僧寺。”如此多的地產寺廟僧侶自然無力耕種，於是他們僱傭許多佃戶，替他們耕種，這使得大量勞動力掛靠在寺廟名下。隨著寺廟經濟的發展，他們甚至締造出自己的金融體系，許多寺院都從事借貸業務，有的甚至以末法時代大肆斂財。武則天時在寺院裡建立類似於孤兒院的病坊，然而這些慈善設施在唐朝後期卻成為寺院收費斂財的工具。

而最令統治者無法接受的是，寺院經濟不納入國家賦稅體系，這意味著寺院經濟不僅不會反哺於國家以及社會經濟，反而是一種巨大的破壞。唐朝中後期均田制崩潰以後，大量人口藏匿在寺院當中，寺院擁有大量土地以及勞動力，但它們卻不向國家交稅，這對唐武宗來說實在難以忍受。作為國家的統治者，唐武宗顯然無法接受佛教這樣“國中之國”的特殊存在，而這也是唐武宗滅佛的根本原因。

除此以外，佛道的博弈亦是唐武宗滅佛的重要原因。唐朝皇帝姓李，而老子也姓李，統治者為藉助神權加強統治，尊奉老子為先祖，同時推崇道教。不過在唐朝開放包容的文化環境下，佛教的發展也極為迅速，在社會中的勢力根深蒂固。儘管唐朝推崇道教，但佛教依舊在佛道之爭中佔據上風，僧侶侵佔道觀的事情時有發生。而唐武宗不僅推崇道教，他本身亦崇通道教，所以他對於欺壓道教的佛教深惡痛絕，滅佛自然沒有什麼心理障礙。

會昌年間，朝廷討伐澤潞，但財政卻難以為繼。可是寺院在此時卻極度富裕，坐擁大量財富。朝廷向佛教徵收賦稅，但許多寺院以祖宗法制為由拒絕繳納賦稅，這使得唐武宗十分不喜。而且當時貨幣使用量急劇上升，急需大量銅資源，但許多銅資源都被寺院拿去鑄造佛像。在唐朝中前期經濟繁榮，寺院們這樣做無傷大雅，但在中唐以後經濟困難的情況下，寺院們卻侵佔財產而不納稅，自然引起唐武宗以及地主階級的不滿。在這種情況下，再加上道士趙歸真與宰相李德裕的支援，唐武宗從會昌二年（842）開始進行毀佛，到會昌五年時達到高潮。

會昌二年，唐武宗敕書：“天下所有僧尼解燒練、咒術、禁氣、背軍、身上杖痕鳥文、雜文功、曾犯淫養妻、不修戒行者，並勒還俗。若僧尼有錢物及谷鬥、田地、莊園，收納官。如惜錢財，請願還俗去，亦任勒還俗，充入兩稅徭役。”隨後唐武宗限制僧尼可以蓄養的奴婢數量，規定奴婢不得削髮剃度。緊接著唐武宗頒佈一系列打擊佛教的法令，比如強迫僧尼還俗、僧尼不準著紫衣、遣返外國僧侶、拆毀大量寺院等等。根據《舊唐書·武宗紀》記載，到會昌五年時，“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

不過，儘管這次運動被稱為唐武宗滅佛，但它卻遠未達到滅佛的程度。經過會昌毀佛以後，佛教遭受巨大打擊，但唐武宗從未徹底滅絕佛教，在政策上佛教被保留下來。而且，當時社會對於佛教的態度十分複雜，即使是主張滅佛的李德裕本身亦對佛教十分欣賞，他的主張更多的是出於國家利益的考慮。

所以，唐武宗滅佛的真正原因，還是佛教觸犯了統治者的逆鱗，它動搖了唐武宗統治的根基，嚴重威脅到了社會秩序，造成社會兩級分化，國家財政遭到破壞，而這，顯然是唐武宗無法接受的。

參考資料：

《論佛骨表》 韓愈

《資治通鑑》 司馬光

《全唐文》

《唐六典》

《舊唐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