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喜歡紀錄片的原因就是它是真實的生活，而電影則高於了生活。

有時看到凌晨擺燒烤攤的小販收攤離去，我都會想，他們從哪裡來，他們晚上住哪裡，他們過著怎樣的生活;晚上十點坐車從楊浦大橋從浦西到浦東，看著浦江兩岸寫字樓裡格子間加班的人群，我也會好奇，他們在忙什麼？他們過著怎樣的生活？而周浩的紀錄片，滿足了我的所有幻想，讓我看到了不同人的生活。

透過他的作品可以瞭解到各行各業、不同人的生活狀態，看到各種各樣的人生。從高三學生到警察、毒販、醫生，從去新疆摘棉花的農民到省會城市市長。

就像周浩自己說的那樣：“其實有時候我們做紀錄片，最大的快樂還是在跟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的這種過程。這種過程其實就是讓我們生命的厚度得以增加，而且我們也希望看我們片子的人，能夠從片子裡面吸取他們所要的很多東西。... 其實我們就是對人特別有興趣，對其他人的生活方式有興趣，然後我們開始介入別人的生活，然後也把我們所經歷的故事，拿出來跟大家一起分享。”

你覺得周浩的紀錄片怎麼樣？

我看過周浩拍的紀錄片，挺真實的，像大同市長讓人看了熱血沸騰，反映當代社會的問題。還有急診室，反映醫生不為人知的一面，醫生不止要看病、做手術，還需要評職稱處理病人之間的關係，也很不容易的。記錄片是生活的見證，真實的寫照。

如果要說周浩的紀錄片，我們首先要知道什麼是紀錄片。紀錄片是以真實生活為創作素材，以真人真事為表現物件，並對其進行藝術的加工與展現的，以展現真實為本質，並用真實引發人們思考的電影或電視藝術形式。紀錄片的核心為真實。

周浩作為國內比較有名的紀錄片導演，他的片子有一個重要特色就是可看性強、故事衝突明顯，用時髦的話來說，就是全程無尿點。他的作品都會存在於社會上的某一個固定公共空間，或是學校、或是街道、或是派出所、或是醫院 [1] 。一個個真實生動的人物形象透過周浩冷靜、客觀、多角度的鏡頭呈現了出來，讓觀眾對社會各個群體、各個階級的人有了全新的認識，幫助人們跨越階層的藩籬更加直觀清楚地瞭解現實、認識社會。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在帶給觀眾強大的感染力和號召力的同時，也讓觀眾不自覺地進入到人物的內心世界，喚起對人物命運的關注和對社會現實的反思。代表作很多，主要有《高三》、《龍哥》、《一團火》、《棉花》、《日子》、《書記》等等。有興趣的可以找來看一看。

周浩，21世紀影像工作室導演。先後在新華社、《南方週末》，《21世紀經濟報道報》任攝影記者。　　1998年，其拍攝的圖片專題“中國西南地區工業汙染狀況”獲美國“自由論壇”（Freedom Forum）專業攝影記者新聞攝影比賽(北京站)第二名。　　2002年，其獲得IPS（Inter Press Service）的獎學金資助，沿湄公河流域考察沿岸各地人民的生活與經濟狀況，並重點考察了上湄公河河道開通，對各國經濟發展帶來的影響。考察歷時一個月的時間，相關報道迄今仍是中國大陸最具影響力的關於湄公河流域生活與發展狀況的報道。　　2002年，其在中國長江三峽大壩蓄水前，耗費兩月徒步穿越三峽地區，詳實地報道了當時三峽地區移民的真實生活。在其近10年的職業生涯裡，曾為臺灣《大地》地理雜誌拍攝了十餘個專題，題材涉及民俗、人文、環保等，成為該雜誌在中國大陸最佳圖片攝影師之一。　　2001年下半年，嘗試紀錄片的製作。2002年，完成處女作《厚街》。2003年5月，此片獲“雲之南人類學影像展”黑陶獎（最佳新人獎）；同年，該片入選瑞士Fribourg國際電影節。2004年，《厚街》入選“2004上海國際雙年展”，2006年，《厚街》入選“廣州國際三年展”，此片被喻為罕見的真實反映中國農民工生存現狀的力作。　　2006年，其第二部作品紀錄片《高三》獲香港國際電影節最佳紀錄片人道獎。

相比起短影片來說周浩的紀錄片更加經典

初識周浩，源自他的紀錄片《高三》，非常寫實，拍的很不錯。當時還沒有意識到是周老師拍的，只知道有這樣的一部紀錄片。後來看的紀錄片越來越多，慢慢的對周老師有了一些認識。

現在短影片流行的趨勢下，很多人都比較喜歡快餐文化了，短影片屬於那種當時看著很驚豔很喜歡但忘得也快，而以前比較老的影視作品很多都是能夠被大眾所熟知的經典，更加值得細品。

2001年下半年，他開始嘗試紀錄片的製作。2002年，完成處女作《厚街》，此片被譽為罕見的真實反映中國農民工生存現狀的力作，並獲得了“雲之南人類學攝影展”黑陶獎（最佳新人獎），還入選瑞士弗裡堡國際電影節。

他的紀錄片代表作有《大同》、《高三》、《厚街》，其作品曾兩次獲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周浩導演大師班現場影片（文末還有3個月騰訊vip福利，不要錯過哦）

以下為周浩導演本次講座的文字實錄（由未影片整理）

周浩：大家好！我爭取今天說一點以前沒有說過的話，講一點以前你們沒有看到的故事。

我先從我跟紀錄片的關係開始吧，就是我是怎麼做紀錄片的，然後做紀錄片遇到一些什麼問題。

我現在回想起來，因為我大學學的是工科，然後分配到一個研究所，在一個研究所幹了四年，然後去媒體，我因為是貴州人，我在貴州日報幹了兩年，去了新華社，在新華社幹了五六年，去了南方週末，在南方週末幹了三年。

其實我大學畢業的時候還不會照相，後來很偶然的機會就學了照相，主要是因為一直覺得我所經歷的人生裡面遇到最聰明的人就是學工科的人，我覺得跟他們在一起我沒有出頭的日子，他們的智商非常高。後來回到貴州研究所，我覺得研究室幾位師兄的智商都遠遠在我之上。

後來學了攝影，好不容易擠進了一家報社。我在做攝影師的時候，那時候有一個類別叫做圖片故事，我就拍了很多圖片故事，我現在想起來我第一次跟紀錄片結緣，是在貴州山村拍了一個麻風村，現在麻風村這個詞大家聽得都不多了，就是一個流行性疾病，這個病在中國二十多年前已經宣佈不再產生新的麻風病人。當年染上麻風病，被隔離到一個村子裡面，這個村子裡面的人會結婚生子，這個村子裡的孩子也不能去外面上學，麻風村裡面的病人學歷稍微高一點的就教這群孩子，建了一個非正規的小學，我當時拍了一個圖片故事叫做《麻風村裡的小學》，這個片子對當時的我來說，我覺得還是蠻得意的一個小小的成績，當年的中國青年報是很厲害的，我的片子就在中國青年報上弄了一個整版。

這個報道出來後不久，應該是上海電視臺有一個編導給我打電話，說你這個故事挺好的，能不能帶我們過去看一下，我們準備拍一個紀錄片。我就帶著4、5個人去了這個村落，現在回想起來還是有很多擺拍的東西，印象特別深刻的是他們在老師身上掛了一個無線麥，那個片子我沒有看到，因為當時沒有那麼多衛星電視。

後來我到了南方週末，我印象特別深刻在2001年北京有一個民間機構，具體名字記不清楚，他們辦了一個影展，名稱叫做首屆中國獨立電影展，南方週末那時候還比較火，就支援了這麼一個活動。支援這個活動以後，當時請了一幫評委，最後評片子，印象特別深刻，那一屆影展有兩部片子大家認為比較好，一部是杜海濱導演的《鐵路沿線》，拍了一些關於流浪孩子。另外一個片子叫《盒子》，那是中國最早期關於同性戀的紀錄片。當時就是這兩部片子，他們在評比的時候一致投票把一等獎給了杜海濱《鐵路沿線》，我們是做記者出身的，覺得他對人物的探討不夠深入，還不如我們記者做的關於流浪漢的深入報道，他們一致認為把這個獎給《鐵路沿線》，但是我們這幫南方週末的人就嘀咕，我們認為應該把獎給《盒子》，現在想起來這個片子也沒有特別，但是在40、50年代我們認為是很新奇的、少見的，但是最後獎還是給了《鐵路沿線》。

我記得非常清晰，我當時是一個攝影記者，我在現場幫整個活動做記錄，他們在一個20、30平方的小會議內裡面評片子，我也不知道哪來的勇氣，我說了一句，你們給我三年時間，我一定拍出一部片子，後來有人就說，我們當然希望看到這一天。其實當時我什麼都不會說，我記得那個活動大概是在9月份約束的，當時我還在南方週末就職，回去後就買了一臺索尼的攝影機，是剛出來的一體機，帶有話筒，但是話筒聲音是不好的，不到2萬塊錢，我當時還是下了蠻大決心的，買了這麼一臺機器。

題材應該是2001年還是2002年，那一年南方週末在春節的時候做了一個報道，這個報道的名稱叫做“向南、向東、向北”，講的是春節以後民工潮開始返回工廠打工的系列報道，大概是從中國中西部開始，分幾個組，跟蹤這些農民工。其中我跟了一組在東莞的厚街，就寫了這樣一個報道，我當時拿著攝影機跟著他們的口述，我一個同事開車帶著我去的。去了之後我有一個直覺，知道這裡一定有戲，一定有故事。

那是什麼樣的出租屋呢？東莞本地人會把自己的房子租給二房東，珠三角的房子空間很高，大概有4、5米高的空間，一樓可能會做廠房，裡面空蕩蕩，沒有隔斷的，就把房子隔斷，二房東會自己花一筆錢，把它隔壁成一個小房子，但是又不可能修一堵五米的牆，只修了兩三米，這個環境一看我覺得很特別。

這個地方在東莞厚街，東莞厚街的民工一個重要的來源地是四川的金堂縣。中國人出來打工是希望帶親戚的，這種親戚帶親戚就導致一個村子裡面或者一個縣城裡面相對在一個地方進行打工，這是中國比較特別的地方，會以家族為線把這些人給串起來。因為我是貴州人，貴州話實際上跟四川話特別近，所以我很快就跟那些農民工在語言上沒有障礙了，就拿著我到手不到一個月的攝影機，那是十一長假，那時候在拍這個片子的時候，南方週末週四出報紙，我星期五、六、日就在那兒待著，剛開始拍的時候什麼都不懂，就請教在貴州電視臺的朋友，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打電話，那個時候機器特別不穩定，我印象特別深刻，那些素材我現在還保留著，我拍了不到一點素材大概是500兆左右，但是電腦一天會宕機幾十次，最滑稽的是那時候我拍這個片子有一個識碼，識碼都一直保留在上面，我以為識碼在後期編輯可以去掉，後面編輯的時候才發現去不掉，怎麼辦？只能把它裁掉，所以那部片子也是特別不規範。

拍片子就是跟人相處，我一直有一個觀點，每個攝製組最好有一個女人，為什麼？我現在到了這個階段發現，有的關係天生就是男人搞不定的關係。我印象特別深刻，我在那裡經歷了三個孩子的出生，拍到孩子出生，拍到了殺人事件，那個片子它是一個非常本能的記錄。好的紀錄片是什麼東西，好的電影是什麼東西？我覺得就是我有一種強烈的要表達的慾望，這種表達的慾望有的人願意寫字，有的人願意發朋友圈，有的人願意拍片。再往前面走，我剛剛做攝影記者的時候我的文字非常糟糕，我是一個工科生，我寫個1000字的文字都會非常搖頭，我拍照片，我雖然也能拿一些獎，但是我覺得拍照片有非常大的偶然性，我拍照片其實並不差，今天一個朋友還跟我說，我拍片子還蠻有感覺的。我覺得我拍照片沒什麼天賦，但是後來莫名其妙走上了影像這一條路，影像這個東西變成了我自己很好的一個手段。

剛才說到了女人，曾經有一個人物我拍到一半拍不下去了，為什麼？她老是躲我的鏡頭，實際上我跟她也沒有太大的矛盾，突然之間關係就理不清了，我就叫我的前妻，她也是記者出身，擺平了跟這個女人的這個關係。我覺得技術是很關鍵的，但是別人為什麼讓你拍，這個比拍本身更重要。

拍完《厚街》以後，好片子都是因為自己有一個強烈的願望，我剛剛拍這個片子並不是要賭這個氣，就是因為自己有一個表現手段，一個方法，這種方法是我用文字和照片不能很流暢表達的東西，突然找到了影像，我覺得影像好像更容易表達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這種感覺其實對我來說其實是很一種美妙的關係。走到現在如果說我有什麼特點，我跟他們有什麼不一樣，如果真的要找個性的話，我絕對不會認為自己是一個特別有天賦的人，而且我認為自己智商不高，為什麼能在這個行當走到現在，我覺得就是我有一種很庸俗的親和力。跟人打交道的時候別人不那麼防備我，於是我就能拿到我要的東西，而且我的經驗是，你到任何地方去拍片子，並不是去編造一個理由說我為什麼要來拍你，而是在第一時間告訴別人為什麼要來。如果你這個理由別人不同意怎麼辦？不同意你就換一個人。我拍到現在，也沒有一個把握我要去拍一個人，別人一定會同意我的拍攝。

比如我的第二部片子是《高三》，我為什麼要拍《高三》？《厚街》剛剛一出來，那一年正好是雲之南首屆影展，我的片子送過去，莫名其妙拿了一個獎，那時候好像是5000塊錢，這還是一個民間的獎，好像並不足以證明我自己是這份料，所以我現在想起來拍《高三》的原因，就是想在一個短時間內拿出一部片子裡，這部片子得讓我的親人，我周邊的人認為我有能力拍片子。

雖然現在我可以大言不慚的說不在乎獎項，但是獎對一個年輕人來說會是一個催化劑，是迷魂藥，就算它早期是不掙錢的，但是你連名都撈不到的，你回去怎麼跟媽媽交代。社會不承認，周圍的朋友不認可你是做不下來的，所以我經常會說紀錄片實際上是一種關係，日本導演說紀錄片就是講採訪者和被採訪者之間的關係，但是我更願意把這種關係拓展一下，它還需要你理清楚你跟周圍環境的關係，如果這些關係打不通是做不下去的。

這些關係怎麼打通？有時候獎會是一個有效的辦法。那時候我就覺得我應該拍一部片子，讓別人認識到我的能力，也不知道哪兒來的傻勁，發現高考是一個不錯題材。恢復高考30年了，從來沒有一個人做過紀錄，而且大概只需要一年的時間就可以做出來，我還聯絡過黃岡中學，但是他們拒絕我了，後來去到了我同事的一箇中學五平，見到了一個老師。我們在座的任何人只要願意開放你們的空間，它都可以成為一個好看的紀錄片，關鍵是別人對你這個空間的開放程度有多大。其實開始拍的時候我特別後悔選擇那個班，因為那是一個文科班，那個班前十名都是女生，男生在那個班是特別弱勢了，拍了半年以後總覺得缺了一點什麼東西，陰盛陽衰的感覺，但是到了後來這個情況有了好轉。

這個班有一個女生叫做林佳燕，就是以這個女生的日記展開的，這個東西要把握度，你不能很早期告訴她我們要用你的日記。其實紀錄片的導演作用是非常大，我在拍第一部片的時候拒絕了署名導演，我的署名是製作，因為我看的是現實中的人，又不需要別人扮演，應該不叫導演。但是做到第二部，時間一長就會發現，其實沒有什麼真實，真實都是被導演構建出來的，為什麼會有蒙太奇，你是把生活重新架構過了，重新構建了一個世界，只是說它的演員是現實中的人物而已。

再回到《高三》，我第一次進高三這個班的時候我是怎麼跟他們說的？我說高考恢復快30年，從來沒有一個人做過紀錄，我非常有幸，你們的校長也非常願意我走進你們的班，我準備用一年的時間跟你們在一起。這個班成績不好，最後考的最好的也就是廈門大學，民族學院這樣的學校，當然是他們班底子不好，不是我的原因。有人說是不是我影響他們？我不承認這一點。若干年後過去了，這部片子它不是最好的片子，至少是我的片子前五位之外的片子，但是這個片子對這些片子裡面的同學而言，它的意義絲毫不亞於對於我的意義。

作為一個片子，第一時間好像是我自己做的，如果這個片子最後能變成別人的一種記憶，你說我免費去幫別人拍片子，別人為什麼不願意呢？這個班的同學已經有人生兩個孩子了，他們已經30多歲了，到今天這個片子對於我的意義大，還是對他們的意義大？所以這麼一想以後，其實你覺得你再去跟別人談片子的時候，別人還會有那麼大的障礙嗎？所以我一直覺得你怎麼能拍到一部紀錄片？它永遠都是要你的拍攝者與被拍攝者之間訴求達成共識。我每次拍片子都會說，這個片子一定是我們合作的一個結果，我覺得只有這樣才可能把這一部片子給完成。我們每個人，哪怕是再孤獨的人，也是一種社會型動物，他永遠希望跟人群發生交流的，有的人會有社交障礙的原因是什麼？是因為社交的時候有恐懼或者覺得受壓抑，導致他不想跟別人進行社交，但是外部的環境是足夠友善的話，我相信任何人都願意跟別人交往，所以我們拍片子的時候都會盡量找這樣的人。

其實你們看到的大多數都是所謂成功的案例，實際上我被拒絕的時候是非常多的，有時候就是一個無心插柳的東西。我有一個片子叫做《差館》，是拍廣州火車站的。廣州火車站的人員他們問我要拍多久，我說起碼要拍一兩個月，後來被拒絕掉了。火車站廣場派出所是我其中一個點，我的一個攝影師來自於廣東電視臺，我們報告遞到了越秀區公安分局，出人意料廣州火車站拒絕了我，但是越秀公安分局同意我了，於是我就在這個派出所完成了這部影片的拍攝。拒絕你是常態，同意你是一種幸運，如果你這樣處理這個問題，這樣就不會失望，其實我的很多片子都是這麼拍出來的。

有的片子是機會找到了你，你時時刻刻腦袋裡面有一根弦是繃緊的，我一直有一個願望，要是能拍一點官員是怎麼治理國家的，是不是很好呢？有一次我去了河南的一個縣城，正好那個縣長請我吃飯，在那個飯桌上，就問他能不能讓我拍，他同意了。後來我們回到廣州，不到兩週，他打電話過來，他要被調走了，我想完了，又過五分鐘他打電話，我要調走了，你們不來拍嗎，很多時候都是這樣進行的。

如果是我給大家的忠告，我經常會開玩笑，有想法拍紀錄片的可能有10個人，但是最後動手去拍的可能只有2個人，最後只有1個人會把他剪出來，把它剪出來的人絕對不是當初點子最好的人。所以紀錄片這個行業我倒並不覺得有多麼不可企及的高度，但是重要的是有一個好想法，你有一個好點子，就去做吧，其實在座的人，這麼200-300個人，也許將來做紀錄片的人一個都沒有，但是我希望你們能成為紀錄片好的觀眾。並不是每一個人都適合做這件事情的，做紀錄片實際上是需要一個非常強大的心臟，你有很好的跟這個世界打交道的能力。

我給大家舉個例子吧，大概是去年在上海辦了一個大學生影展，我們幾個人去評片子，我們把一等獎給了一個西北師範大學的一個學生，他拍了一部片子，到時候晚點發給你們，你們看看這個片子。他是一個特別木訥的男生，不善言辭，他的爸爸嗜賭，老家是江蘇常州，影片一開始就是在常州，他爸爸剝一個黃鼠狼的皮，他爸爸還給他講一些賭博的事。這個影片就是這個男孩子跟爸爸住了幾天，發生的一些交流。在你們這個年齡面子蠻重要的，如果哪一個同學的家庭是農村的、爸爸媽媽是離異的，他們會不善交流的。我們會給這個大學生這樣一個獎，因為一般大學生選的題目都是老人院、盲人，其實你們高高在上，好像有人文關懷去關心那些所謂的弱勢群體，其實他這個片子在幹嘛，我認為他在進行自我救贖，自己跟自己對話，產生對話，其實這種感覺是非常好的。

我認為更多的狀態都是在說我們自己，就是我怎麼跟這個世界發生交流，我怎麼跟這個世界發生關係，我怎麼在短短這幾十年中能夠好好苟活下來，我認為這才是一部好的影片，不管以後做任何職業都要學會跟自己交流，這個同學做的事情就是自我的救贖，這樣他就放下了很多包袱。而且他本身在跟父親的關係上，這部片子也會讓他自己以後怎麼樣跟父親相處，因為我們每個人沒辦法選擇自己的家庭。其實很多時候做紀錄片就是片如其人，大學裡面有一個口述史，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讓同學們拿著機器面對自己的父母，面對自己的家人，這輩子你們如果能處理不好跟父母的關係，跟親人的關係，我不認為你會一個美好的人生，做這樣的梳理對自己的成長是非常有幫助的。

我做紀錄片這麼久，有人跟我說，做紀錄片以後你自己到底有些什麼變化，有些什麼影響？我至少覺得我現在的脾氣比20年前好多了，我以前是一個特別急脾氣的人，後來溫和了很多，學會跟人打交道。我在你們這個年齡的人，我不善於讀書，考的學校是江蘇工學院，現在叫江蘇大學，那時候我最大的願望是上南大，要學天文系，見到街上有什麼鬥毆、吵鬧，我一定是繞著圈子走的。做完紀錄片以後，我自己會要求我自己跟這樣的事情接近，我知道這一定是我繞不開的東西，比如說對別人採訪我，拍我是蠻抗拒的，我在你們這個年齡是不願意給自己拍照片，後來我想，我既然要去拍別人，我當年應該讓別人拍我，其實這就是一種溝通，完善自己性格一些蠻重要的細節。我經常會說，到了現在還在成長，還在進階，這種感覺其實是非常美妙的，紀錄片拍到現在，當然我不是自己找錢的導演，能夠做下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在紀錄片的過程中，每一次都能找到一些新奇的東西，找到別人生活裡面一些所謂的“亮點”，這種感覺我覺得是一種非常美妙的感覺。

我馬上快50了，就覺得每次去採訪，每拍一個新片子都會增加對這個世界的瞭解。這樣一份工作，又能養家餬口，又能讓我自己的人格完善，我為什麼不選擇呢？所以怎麼跟真實打交道，怎麼跟人打交道，就會慢慢在你的片子裡呈現出來，這種感覺應該是支撐我做下來非常重要的原因吧。你們以後不管從事任何職業，就要在工作當中不斷讓自己進階，像打怪一樣的，那種感覺是有意思的。

提問：周導演好，我其實也是一個工科生，今天因為講到紀錄片，我也想談一下，關於各種大學的紀錄片或者說是宣傳片吧，雖然說都是根據每一個大學的各種成績，辦學成果展示這些大學的特點，但是看來反而顯得千篇一律，比如說我們大學有多少科研成果，有多少博士，有幾個博士位點，我想問一下假如你突然有了想要為華工拍紀錄片的想法，你有沒有什麼辦法來讓它顯得更獨特一點呢？謝謝。

周浩：你們要去拍一部片子，怎麼去尋找錢？我經常說這個社會不缺錢，中國是一個熱錢蠻多的國度，你缺什麼？就是缺要錢的理由。別人為什麼投你的片子？就是因為你有跟別人不一樣的角度，哪怕是一點點，這個點非常重要，你要在我此時此刻說出哪一點不一樣，大家看過《火星救援》吧，他的導演已經是一個非常成熟的好萊塢導演了，他找他的投資商，說我今年要拍一部關於火星的星際旅行的電影，即使你是李安也不一定能找到這個錢。怎麼辦？我必須說一個故事，這個故事是別人從來沒有聽說過的。他這個故事怎麼說呢？有一群一起星際旅行的人，有一個人被留在了火星上，他要跟夥伴取得聯絡需要三年，他怎麼生存呢？就是你一定要找到一個角度，這個角度是以前從來沒有的。

你說拍一部華工的片子怎麼辦？對華工的瞭解你比我瞭解得更多，這個學校有什麼特色，它的核心競爭力到底有什麼不一樣？你總要找出一兩個點，這一兩個點是別人沒有的，如果非我逼我說的話你可以做一些人物故事。博士點多少，博士點十個和三個沒什麼區別，你透過一些故事，比如說華工有一個特別的畢業生，這個畢業生是跟以前不一樣的。

比如說我吧，我在大學學機械製造的，我們那個學校一般，我們班的同學我也不是特別瞭解，我只知道我們班有一個同學，他當年跟我一個宿舍，他是黨員，我們班的副班長，成績也還好，不是最好的，當時上海有一個研究院把他分過去了，當我們畢業20年還是多少年的時候，同學聚會的時候才知道，他說道今年國慶閱兵的時候那個巡航導彈是我組織安裝的，他是一個頂級的專家。如果還要找的話，我們班還有人自殺的。打個比方我會選擇三四個人。這個故事一聽就跟別的班的故事不一樣，你永遠要去找跟別的學校不一樣的點，我們做的故事是要關於人的故事，講華工人的故事，有時候不需要講一個空泛、大的東西，十個博士點跟兩三個博士點沒有什麼區別，你要談就談這個學校最與眾不同的人，也許你就找到了一個角度，從人著手，然後去談這個學校的故事。其實全世界的故事都是這樣子，跟人有關係的，你把一切建立在這個基礎上這個片子我相信就會有看頭。

提問：周浩老師，你好！我想問一個問題，我們每天每個人的生活好像都一樣，老師每天上課，一對賣水果的夫妻每天就賣水果，怎麼從這種表象生活拍出一個人的層次感？

周浩：經常有同學問我，老師，這個人的生活沒有什麼特別，或者說這個人一直在表演，我該怎麼辦？我會說，只是這個人的表演不是你所期待的表演而已，你在拍任何人的時候都有一種期待，你都有一種所謂模式化的方式在觀察他，凡是他這種模式化的東西跟你想象不一樣，你就認為這個不出彩、有問題，簡單的方法就是把這些模組放下，認真觀察這些人。我拍片子經驗，一定是有意外的，一定是有發現的，這幾乎是肯定的，我只要進入別人的生活，一定能找到不一樣的東西，所以我更多的是認為是你的觀察方法和你固化的一些觀察方式影響了你的觀察。

提問：我跟他面對面的時候能感覺到他的故事，但是拿著相機就拍不到。

周浩：還是一種交流方式吧，比如說如果你們真的是要拍紀錄片的話，你要學會用機器人跟別人交流，用機器交流也許跟平時談話不一樣，有的人說我一拿機器他就不說了，那問題不是在他身上，是在你身上，你沒有讓他放下障礙。你永遠要知道，你介入別人的生活一定會影響別人生活的，首先你應該知道這種觀察一定會影響到別人的，只有在這種前提下才能有一種平和的心態觀察別人，就是說這種影響是一定存在的，我們這種觀察方式本身就是在影響別人的前提下去觀察的。

提問：周老師，你好。剛才您談到我們無論做什麼職業都要學會怎麼去跟世界產生一定的連線，您這番言論讓我想到今天下午看的一部電影，叫《芳華》，是馮小剛導演回憶青春的一部電影。我們作為普通人，肯定沒有那個財力，也很難跨過那個門檻來拍一部電影，記錄自己的生活。我的問題是，作為普通人來說，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是怎麼慢慢去積累跟世界產生聯絡的能力呢？換句話說有些職業會比較容易，比如記者、歌手，他們跟人打交道比較多，但是程式設計師，工程師他們是跟機器打交道多，他們是怎麼跟世界產生聯絡呢？

周浩：這個問題比較有難度，我從來沒有碰到過這個問題。我覺得沒有職業天生就是不跟人打交道的，因為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是這輩子繞不開的關係，比如說跟父母的關係，跟兄弟姐妹、跟同事之間的關係，我覺得怎麼說呢？比如我們在南方週末的時候有一句話，我一直在信奉一句話，我們有不說的真話，但絕對不說假話。我覺得跟人相處得時候，最好的辦法是稍微帶一點點誠意吧，不要去騙人。在生活中我們會碰到很多窘境，會讓你很尷尬，我該怎麼去面對？我的理解，你讓這種尷尬不斷延續，其實不如非常坦蕩告訴別人你不能做，你做不了，這個時候的成本反而是最低的，就是用一種非常坦誠的態度跟周圍的人相處。比如說我真的做不了，我非常窮，有些人說窮很困難，但是如果說出來以後你的包袱就放下了。好的電影是什麼？像我們拍紀錄片的一直在說還原真實，我經常會說紀錄片其實真誠比真實本身更重要，你與其去努力還原一段真實，還不如告訴別人你去探究這個真實的過程，你探而不得，比你探出一個假真實更好。很多片子就是一個探究的過程，未必最後會得出一個結論，而且我也反對在一個片子有一個結論，像上帝一樣警示世人，實際上大部分人沒有這種能力。你給別人看了這個片子，告訴別人你探究不出的原因是什麼，這本來就是可以給別人啟發的過程。大家都知道鍊金術對世界發展產生的影響力，原來都是鍊金去的，結果產生了一些別的科學，所以沒有必要那麼固執，生活中坦誠一點，行就行，不行就不行，這樣少了一些負擔，自己活得也還自在，如果一輩子裝逼的話，你未必會很坦然。我活到現在，我覺得坦然的活著，比裝著活著要好。

提問：老師，你好。我是新傳大三的學生，我們之前拍過的一些紀錄片題材有很多，像去到美食店做傳統美食的拍攝，還有拍一些服裝店，從經營的模式，還有裡面的文化探究一些精神，您剛才說的優秀的選題不應該是高高在上，我們要放低姿態和這個世界交流，其實我們作為大學生，至少我個人來說從來沒有去採訪或者跟蹤一些比較普通的人，像農民或者是一些生活不太如意的失獨家庭，不知道在你以往拍攝經歷裡面，有沒有和這樣一些階層的人去接觸？其實有些時候，像去採訪一個失獨家庭，他們的訴求不一定和你的訴求相重合，很簡單，他們的生活其實很困難，他們不希望把自己家庭裡面不好的東西給別人去看，就會覺得有一點羞於啟齒的東西。我想問一下，在你拍攝一些比較普通的人的時候，是怎麼樣使你拍攝的訴求是他們想要被拍攝的訴求重合的，除了您剛才說的庸俗的親和力以外，還有哪些技巧？謝謝。

周浩：我覺得是談話的一個方法吧。這兩天廣州紀錄片節其中有一個提案，他們拍的是三位85歲—90歲的老頭去破一個世界紀錄的故事，片名叫《爺爺天團》，表面上這是一個勵志故事，80、90歲的老人了要破記錄。實際上這是一幫早年蠻平淡的老爺爺們，到老年以後覺得要被別人記住，研究這個問題發現世界上沒有一個85歲以上的記錄是被保留下來的，他們意識到只要去參與比賽就一定能破世界紀錄，這是非常好玩的事情。有一個老頭是一個佛教徒，一方面是拍他們跑步，另外一方面他又覺得不能讓他們拍禮佛，禮佛講究平和，跟破世界記錄的事是不相合的。他們問我怎麼辦？我當時說了一個方法，但是這個方法我當時是怎麼說的我想不起來了。

你先告訴我你為什麼要拍失獨家庭，你是覺得你可以幫到他們嗎，你是怎麼告訴他們你要去拍的？

提問：很簡單，比如像一些服裝店，他那個是有一些文化，我們就想把這個東西傳出去，很自然一拍即合。還有一些西關美食，希望拍完這個片子以後，有人去光顧。

周浩：失獨的那個呢？

提問：這個題材我沒有試過，就您剛才而言，像一開始拍出租屋，你究竟是怎麼跟那些女人交流的？

周浩：我當時就說，我得拍一個片子，你們這麼辛苦地打工，其實這份資料從來沒有人留下來過，我們想拍一部東西，將來可以給你的孩子看，現在他們的孩子都15、16歲了。我們說想拍一個東西，可以給你們的家庭留一份紀錄，讓你的晚輩知道你是如何艱辛做這些事情，這就是當年說的一個方法吧。比如說我拍過一個急診室，我為什麼要去拍？我拍完以後所有人都覺得，原來醫生也這麼辛苦，比如說拍完差館，拍完派出所，他們都會覺得這是可以給家人看的，告訴他們我是怎麼工作的。那部片子拍完以後，還有人說我覺得不太真實，是因為我沒有看到警察打人。其實對我來說就是進入一個空間，我在這個空間裡面觀察別人怎麼生活。比如說失獨，他骨子裡面還是希望別人關心他的，瞭解他的，但是這個世界對他的關心不夠，你可以告訴他，這個世界並不知道失獨，我可能幫不了你，但是我有信心讓一千人，讓一萬人看到這個片子，讓他們對你這個群體有所瞭解，我能幫到你的事情也許微乎其微，但是我能幫你做一些事情，我想表達對這個世界的一份關心，我自己也能成長，也能面對我家庭，我不敢擔保我能有一個完美的家庭，我希望在這個過程中得到一些人生成長的智慧。還是剛才說的，別說謊話，你要坦誠做這個事情。

比如我在十多年南京獨立影展上看過一個女生拍的片子，她在南大讀書，他們學校有一個來自蘇北的農民進城打工，補鞋的，女生經常補鞋就熟了，有一天他的東西就被城管收了，這個大學生拿著攝影機就進去了。要是別人的話，城管可能就攔截了，但是她說我是南大的學生，我想做一個社會調查，結果她就進去了。你在這個年齡用攝影機答疑，你能做什麼事情，你什麼都做不了，你說讓你評估中國的城管制度那是無力，但是你就用你的方式做這個事情，就有可能進行突破，你拍片子就是找那些願意跟你交流的人，而且本身你拍這個片子的時候就不是充滿著別的目的去做的。

關於那個老爺爺破世界記錄的，我們也不知道我們到老了我們該怎麼活著，平平淡淡的到老年無爭這就是完美的人生嗎？人到老了還是應該像你們這樣，要給這個世界留下一點點記憶，讓別人記得我，我們也不知道什麼樣的人生是完美的人生，但是你們到老了還在探究人該怎麼活著，我希望透過你們的人生經驗，為我的人生做一些指點，積累我的人生經驗，也許老爺爺就不會拒絕了。

提問：你好，尊敬的周導。其實我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我看過《大同》那條片子，不知道你方不方便說一下你是怎麼找到一個機會能採訪到耿彥波市長？第二個問題你是怎麼關注人這個概念的，就是你是如何去關注人、理解人，還有怎麼觀察人？

周浩：我拍了一個片子叫大同，是當年的大同的市長，現在是太原市的市長，怎麼拍到他的？是機會找到了我，是他的一個朋友找到我，開始也不是他本人的意願，他的朋友介紹我認識了他，最後各種機緣巧合吧，也許有一天我和他還會有別的故事，今天就不細說，就是有很多偶然的因素，因緣際會拍到了這個人。

怎麼拍人？你很難總結耿彥波是一個好官還是一個壞官。其實每個人在這個世界上存在都有他的理由，這個世界是由我們共同組成的，我們也不可能把某些人主觀地刪除掉，而且也刪除不掉，所以我在做任何片子的時候，看過我片子的人會發現我的片子裡面沒有絕對的好人，也沒有絕對的壞人，我在我的片子裡面也會把人性的複雜呈現出來，這是我對人的理解吧。

提問：周浩導演，您講到《高三》的時候說男生是屬於弱勢群體，前十名都是女生，我就想到了我自己的情況，我也是文科班的，前十名就我一個男生，我突然就想到這個。

我想問一下《高三》不是您最好的紀錄片，我想問一下您認為您最好的紀錄片是哪一部或者哪幾部？如果您覺得這些都不是最好的話，那您覺得您到了哪一個階段呢？

周浩：我自認為比較好的片子是《大同》、《龍哥》。《大同》它不是簡單的做一個判斷，儘量會把中國社會混沌的狀態，剪不斷，理還亂的狀態呈現出來了。《龍哥》這部片子講的是拍攝者和被拍攝者到底有什麼關係，這個片子講的是兩個老男人怎麼利用的故事，利用什麼呢？我要利用他拍一部片子，他利用我什麼呢？我要給他錢，這些東西都會在影片裡面呈現出來，剛剛兩個小時前我還接到這個人的電話，他從監獄裡打給我的，我大概不會承認他是我的朋友，但是他進監獄以後，他的入獄通知書是寄給我的，這就是人和人之間一種非常微妙關係的影片。這部片子雖然很粗糙，但是一定會讓你過目不忘，它把人性的一些複雜呈現了出來，我會更喜歡這種型別的東西，而不是簡單的去告訴別人什麼是黑，什麼是白的東西。

提問：《龍哥》我沒有看過，但是《大同》是有看過，還有《書記》這部紀錄片我也看過，是在《人民的名義》播出之後看的，就有一個很強烈的對比，《書記》這一部片子更真實，沒有臉譜化，我覺得《書記》展現的人物更復雜，既有真實的一面，又好像在偽裝，在演戲的感覺，不知道我理解到不到位。我喜歡另外一個導演叫姜文，我覺得他跟你有一點類似之處，不會帶著自己的立場，您是以最真實的方式表現，而姜文是以一種很藝術，很荒誕的方式表現的，您不知道您怎麼看他這種方式呢？謝謝。

周浩：姜文導演的片子不多，最好的還是《陽光燦爛的日子》，他後面的片子我談不上喜歡吧。《書記》是《大同》的1.0版，很微妙，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運氣，我竟然拍了中國的縣委書記和市長。我非常相信李安導演的一句話，任何一個片子都有它的八字和命，我覺得我拍這個片子就是我的命吧。有時候我就覺得《大同》這樣的片子，把我前面的人生經驗、職業經驗進行了積累，最後在這部片子上得到呈現，就是這樣，我都會把它們刻劃成人吧，市長也是人，書記也是人，我跟書記現在仍然也是很好的朋友，我跟耿市長的關係，我們一年也不會通一次電話，就是那種君子之交淡如水吧。

提問：你剛剛說紀錄片是導演自己架構出來的，這個跟我之前聽到的紀錄片導演說的不太一樣。剛才有一位同學說的《芳華》，其實有很多電影都是基於生活而誕生，我想問您怎麼區別這兩者呢？

周浩：你說的是劇情片和紀錄片，實際上在一個大的範疇之類都是統稱為電影。我並不認為劇情片和紀錄片本質有不一樣，劇情片是透過演員去演，紀錄片是現實人去演自己，從來沒有什麼真實可以被還原的。

我舉一個極端的例子，這是一個很好玩的故事。在《書記》裡面有一個片段，有一天我在拍的時候，這個書記跟我說，小周，你出去一下。我就離開了辦公室，攝影機沒有關，他把他的秘書叫進來從口袋裡面掏出大概十萬塊錢，說我馬上要被調走了，這個錢等我走以後退給紀委，大家可以想象我看到這個片段的時候有多麼震驚。這個書記因為行賄、受賄罪進了監獄了，是在成片後半年，我把這個片段放進去了，我內心一直有糾結，畢竟幹了一件不光彩的事情，所以說紀錄片導演要有強大的心臟。我放進去，他在監獄裡面待了四年多，放出來了，兩年前我突然接到一個微信，加我做好友，你不能不加，加完以後面第一個問題就是談這個片

子，我就問他，你看了嗎？他說看了，我說你怎麼評價？他引用了《詩經》裡面一句話，他本身自己也是一個很能寫的才子，是河南周口的文科狀元，上的大學是西南政法，回了八個字，“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好，這件事就這樣過去了！在今年年初的時候，有一個觀眾在豆瓣上留言，他說難道你沒有發現這個片斷是書記故意讓你拍的嗎？所以我就會問到底什麼是真實？這也許就是劇情片不能給予的感覺吧。

2001年下半年，他開始嘗試紀錄片的製作。2002年，完成處女作《厚街》，此片被譽為罕見的真實反映中國農民工生存現狀的力作，並獲得了“雲之南人類學攝影展”黑陶獎（最佳新人獎），還入選瑞士弗裡堡國際電影節。

他的紀錄片代表作有《大同》、《高三》、《厚街》，其作品曾兩次獲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厚街 (2002)

以下為周浩導演本次講座的文字實錄（由未影片整理）

周浩：大家好！我爭取今天說一點以前沒有說過的話，講一點以前你們沒有看到的故事。

我先從我跟紀錄片的關係開始吧，就是我是怎麼做紀錄片的，然後做紀錄片遇到一些什麼問題。

我現在回想起來，因為我大學學的是工科，然後分配到一個研究所，在一個研究所幹了四年，然後去媒體，我因為是貴州人，我在貴州日報幹了兩年，去了新華社，在新華社幹了五六年，去了南方週末，在南方週末幹了三年。

其實我大學畢業的時候還不會照相，後來很偶然的機會就學了照相，主要是因為一直覺得我所經歷的人生裡面遇到最聰明的人就是學工科的人，我覺得跟他們在一起我沒有出頭的日子，他們的智商非常高。後來回到貴州研究所，我覺得研究室幾位師兄的智商都遠遠在我之上。

後來學了攝影，好不容易擠進了一家報社。我在做攝影師的時候，那時候有一個類別叫做圖片故事，我就拍了很多圖片故事，我現在想起來我第一次跟紀錄片結緣，是在貴州山村拍了一個麻風村，現在麻風村這個詞大家聽得都不多了，就是一個流行性疾病，這個病在中國二十多年前已經宣佈不再產生新的麻風病人。當年染上麻風病，被隔離到一個村子裡面，這個村子裡面的人會結婚生子，這個村子裡的孩子也不能去外面上學，麻風村裡面的病人學歷稍微高一點的就教這群孩子，建了一個非正規的小學，我當時拍了一個圖片故事叫做《麻風村裡的小學》，這個片子對當時的我來說，我覺得還是蠻得意的一個小小的成績，當年的中國青年報是很厲害的，我的片子就在中國青年報上弄了一個整版。

這個報道出來後不久，應該是上海電視臺有一個編導給我打電話，說你這個故事挺好的，能不能帶我們過去看一下，我們準備拍一個紀錄片。我就帶著4、5個人去了這個村落，現在回想起來還是有很多擺拍的東西，印象特別深刻的是他們在老師身上掛了一個無線麥，那個片子我沒有看到，因為當時沒有那麼多衛星電視。

後來我到了南方週末，我印象特別深刻在2001年北京有一個民間機構，具體名字記不清楚，他們辦了一個影展，名稱叫做首屆中國獨立電影展，南方週末那時候還比較火，就支援了這麼一個活動。支援這個活動以後，當時請了一幫評委，最後評片子，印象特別深刻，那一屆影展有兩部片子大家認為比較好，一部是杜海濱導演的《鐵路沿線》，拍了一些關於流浪孩子。另外一個片子叫《盒子》，那是中國最早期關於同性戀的紀錄片。當時就是這兩部片子，他們在評比的時候一致投票把一等獎給了杜海濱《鐵路沿線》，我們是做記者出身的，覺得他對人物的探討不夠深入，還不如我們記者做的關於流浪漢的深入報道，他們一致認為把這個獎給《鐵路沿線》，但是我們這幫南方週末的人就嘀咕，我們認為應該把獎給《盒子》，現在想起來這個片子也沒有特別，但是在40、50年代我們認為是很新奇的、少見的，但是最後獎還是給了《鐵路沿線》。

《鐵路沿線》(2000)

我記得非常清晰，我當時是一個攝影記者，我在現場幫整個活動做記錄，他們在一個20、30平方的小會議內裡面評片子，我也不知道哪來的勇氣，我說了一句，你們給我三年時間，我一定拍出一部片子，後來有人就說，我們當然希望看到這一天。其實當時我什麼都不會說，我記得那個活動大概是在9月份約束的，當時我還在南方週末就職，回去後就買了一臺索尼的攝影機，是剛出來的一體機，帶有話筒，但是話筒聲音是不好的，不到2萬塊錢，我當時還是下了蠻大決心的，買了這麼一臺機器。

題材應該是2001年還是2002年，那一年南方週末在春節的時候做了一個報道，這個報道的名稱叫做“向南、向東、向北”，講的是春節以後民工潮開始返回工廠打工的系列報道，大概是從中國中西部開始，分幾個組，跟蹤這些農民工。其中我跟了一組在東莞的厚街，就寫了這樣一個報道，我當時拿著攝影機跟著他們的口述，我一個同事開車帶著我去的。去了之後我有一個直覺，知道這裡一定有戲，一定有故事。

那是什麼樣的出租屋呢？東莞本地人會把自己的房子租給二房東，珠三角的房子空間很高，大概有4、5米高的空間，一樓可能會做廠房，裡面空蕩蕩，沒有隔斷的，就把房子隔斷，二房東會自己花一筆錢，把它隔壁成一個小房子，但是又不可能修一堵五米的牆，只修了兩三米，這個環境一看我覺得很特別。

這個地方在東莞厚街，東莞厚街的民工一個重要的來源地是四川的金堂縣。中國人出來打工是希望帶親戚的，這種親戚帶親戚就導致一個村子裡面或者一個縣城裡面相對在一個地方進行打工，這是中國比較特別的地方，會以家族為線把這些人給串起來。因為我是貴州人，貴州話實際上跟四川話特別近，所以我很快就跟那些農民工在語言上沒有障礙了，就拿著我到手不到一個月的攝影機，那是十一長假，那時候在拍這個片子的時候，南方週末週四出報紙，我星期五、六、日就在那兒待著，剛開始拍的時候什麼都不懂，就請教在貴州電視臺的朋友，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打電話，那個時候機器特別不穩定，我印象特別深刻，那些素材我現在還保留著，我拍了不到一點素材大概是500兆左右，但是電腦一天會宕機幾十次，最滑稽的是那時候我拍這個片子有一個識碼，識碼都一直保留在上面，我以為識碼在後期編輯可以去掉，後面編輯的時候才發現去不掉，怎麼辦？只能把它裁掉，所以那部片子也是特別不規範。

拍片子就是跟人相處，我一直有一個觀點，每個攝製組最好有一個女人，為什麼？我現在到了這個階段發現，有的關係天生就是男人搞不定的關係。我印象特別深刻，我在那裡經歷了三個孩子的出生，拍到孩子出生，拍到了殺人事件，那個片子它是一個非常本能的記錄。好的紀錄片是什麼東西，好的電影是什麼東西？我覺得就是我有一種強烈的要表達的慾望，這種表達的慾望有的人願意寫字，有的人願意發朋友圈，有的人願意拍片。再往前面走，我剛剛做攝影記者的時候我的文字非常糟糕，我是一個工科生，我寫個1000字的文字都會非常搖頭，我拍照片，我雖然也能拿一些獎，但是我覺得拍照片有非常大的偶然性，我拍照片其實並不差，今天一個朋友還跟我說，我拍片子還蠻有感覺的。我覺得我拍照片沒什麼天賦，但是後來莫名其妙走上了影像這一條路，影像這個東西變成了我自己很好的一個手段。

剛才說到了女人，曾經有一個人物我拍到一半拍不下去了，為什麼？她老是躲我的鏡頭，實際上我跟她也沒有太大的矛盾，突然之間關係就理不清了，我就叫我的前妻，她也是記者出身，擺平了跟這個女人的這個關係。我覺得技術是很關鍵的，但是別人為什麼讓你拍，這個比拍本身更重要。

拍完《厚街》以後，好片子都是因為自己有一個強烈的願望，我剛剛拍這個片子並不是要賭這個氣，就是因為自己有一個表現手段，一個方法，這種方法是我用文字和照片不能很流暢表達的東西，突然找到了影像，我覺得影像好像更容易表達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這種感覺其實對我來說其實是很一種美妙的關係。走到現在如果說我有什麼特點，我跟他們有什麼不一樣，如果真的要找個性的話，我絕對不會認為自己是一個特別有天賦的人，而且我認為自己智商不高，為什麼能在這個行當走到現在，我覺得就是我有一種很庸俗的親和力。跟人打交道的時候別人不那麼防備我，於是我就能拿到我要的東西，而且我的經驗是，你到任何地方去拍片子，並不是去編造一個理由說我為什麼要來拍你，而是在第一時間告訴別人為什麼要來。如果你這個理由別人不同意怎麼辦？不同意你就換一個人。我拍到現在，也沒有一個把握我要去拍一個人，別人一定會同意我的拍攝。

比如我的第二部片子是《高三》，我為什麼要拍《高三》？《厚街》剛剛一出來，那一年正好是雲之南首屆影展，我的片子送過去，莫名其妙拿了一個獎，那時候好像是5000塊錢，這還是一個民間的獎，好像並不足以證明我自己是這份料，所以我現在想起來拍《高三》的原因，就是想在一個短時間內拿出一部片子裡，這部片子得讓我的親人，我周邊的人認為我有能力拍片子。

高三 (2005)

雖然現在我可以大言不慚的說不在乎獎項，但是獎對一個年輕人來說會是一個催化劑，是迷魂藥，就算它早期是不掙錢的，但是你連名都撈不到的，你回去怎麼跟媽媽交代。社會不承認，周圍的朋友不認可你是做不下來的，所以我經常會說紀錄片實際上是一種關係，日本導演說紀錄片就是講採訪者和被採訪者之間的關係，但是我更願意把這種關係拓展一下，它還需要你理清楚你跟周圍環境的關係，如果這些關係打不通是做不下去的。

這些關係怎麼打通？有時候獎會是一個有效的辦法。那時候我就覺得我應該拍一部片子，讓別人認識到我的能力，也不知道哪兒來的傻勁，發現高考是一個不錯題材。恢復高考30年了，從來沒有一個人做過紀錄，而且大概只需要一年的時間就可以做出來，我還聯絡過黃岡中學，但是他們拒絕我了，後來去到了我同事的一箇中學五平，見到了一個老師。我們在座的任何人只要願意開放你們的空間，它都可以成為一個好看的紀錄片，關鍵是別人對你這個空間的開放程度有多大。其實開始拍的時候我特別後悔選擇那個班，因為那是一個文科班，那個班前十名都是女生，男生在那個班是特別弱勢了，拍了半年以後總覺得缺了一點什麼東西，陰盛陽衰的感覺，但是到了後來這個情況有了好轉。

這個班有一個女生叫做林佳燕，就是以這個女生的日記展開的，這個東西要把握度，你不能很早期告訴她我們要用你的日記。其實紀錄片的導演作用是非常大，我在拍第一部片的時候拒絕了署名導演，我的署名是製作，因為我看的是現實中的人，又不需要別人扮演，應該不叫導演。但是做到第二部，時間一長就會發現，其實沒有什麼真實，真實都是被導演構建出來的，為什麼會有蒙太奇，你是把生活重新架構過了，重新構建了一個世界，只是說它的演員是現實中的人物而已。

再回到《高三》，我第一次進高三這個班的時候我是怎麼跟他們說的？我說高考恢復快30年，從來沒有一個人做過紀錄，我非常有幸，你們的校長也非常願意我走進你們的班，我準備用一年的時間跟你們在一起。這個班成績不好，最後考的最好的也就是廈門大學，民族學院這樣的學校，當然是他們班底子不好，不是我的原因。有人說是不是我影響他們？我不承認這一點。若干年後過去了，這部片子它不是最好的片子，至少是我的片子前五位之外的片子，但是這個片子對這些片子裡面的同學而言，它的意義絲毫不亞於對於我的意義。

作為一個片子，第一時間好像是我自己做的，如果這個片子最後能變成別人的一種記憶，你說我免費去幫別人拍片子，別人為什麼不願意呢？這個班的同學已經有人生兩個孩子了，他們已經30多歲了，到今天這個片子對於我的意義大，還是對他們的意義大？所以這麼一想以後，其實你覺得你再去跟別人談片子的時候，別人還會有那麼大的障礙嗎？所以我一直覺得你怎麼能拍到一部紀錄片？它永遠都是要你的拍攝者與被拍攝者之間訴求達成共識。我每次拍片子都會說，這個片子一定是我們合作的一個結果，我覺得只有這樣才可能把這一部片子給完成。我們每個人，哪怕是再孤獨的人，也是一種社會型動物，他永遠希望跟人群發生交流的，有的人會有社交障礙的原因是什麼？是因為社交的時候有恐懼或者覺得受壓抑，導致他不想跟別人進行社交，但是外部的環境是足夠友善的話，我相信任何人都願意跟別人交往，所以我們拍片子的時候都會盡量找這樣的人。

其實你們看到的大多數都是所謂成功的案例，實際上我被拒絕的時候是非常多的，有時候就是一個無心插柳的東西。我有一個片子叫做《差館》，是拍廣州火車站的。廣州火車站的人員他們問我要拍多久，我說起碼要拍一兩個月，後來被拒絕掉了。火車站廣場派出所是我其中一個點，我的一個攝影師來自於廣東電視臺，我們報告遞到了越秀區公安分局，出人意料廣州火車站拒絕了我，但是越秀公安分局同意我了，於是我就在這個派出所完成了這部影片的拍攝。拒絕你是常態，同意你是一種幸運，如果你這樣處理這個問題，這樣就不會失望，其實我的很多片子都是這麼拍出來的。

差館 (2010)

有的片子是機會找到了你，你時時刻刻腦袋裡面有一根弦是繃緊的，我一直有一個願望，要是能拍一點官員是怎麼治理國家的，是不是很好呢？有一次我去了河南的一個縣城，正好那個縣長請我吃飯，在那個飯桌上，就問他能不能讓我拍，他同意了。後來我們回到廣州，不到兩週，他打電話過來，他要被調走了，我想完了，又過五分鐘他打電話，我要調走了，你們不來拍嗎，很多時候都是這樣進行的。

如果是我給大家的忠告，我經常會開玩笑，有想法拍紀錄片的可能有10個人，但是最後動手去拍的可能只有2個人，最後只有1個人會把他剪出來，把它剪出來的人絕對不是當初點子最好的人。所以紀錄片這個行業我倒並不覺得有多麼不可企及的高度，但是重要的是有一個好想法，你有一個好點子，就去做吧，其實在座的人，這麼200-300個人，也許將來做紀錄片的人一個都沒有，但是我希望你們能成為紀錄片好的觀眾。並不是每一個人都適合做這件事情的，做紀錄片實際上是需要一個非常強大的心臟，你有很好的跟這個世界打交道的能力。

我給大家舉個例子吧，大概是去年在上海辦了一個大學生影展，我們幾個人去評片子，我們把一等獎給了一個西北師範大學的一個學生，他拍了一部片子，到時候晚點發給你們，你們看看這個片子。他是一個特別木訥的男生，不善言辭，他的爸爸嗜賭，老家是江蘇常州，影片一開始就是在常州，他爸爸剝一個黃鼠狼的皮，他爸爸還給他講一些賭博的事。這個影片就是這個男孩子跟爸爸住了幾天，發生的一些交流。在你們這個年齡面子蠻重要的，如果哪一個同學的家庭是農村的、爸爸媽媽是離異的，他們會不善交流的。我們會給這個大學生這樣一個獎，因為一般大學生選的題目都是老人院、盲人，其實你們高高在上，好像有人文關懷去關心那些所謂的弱勢群體，其實他這個片子在幹嘛，我認為他在進行自我救贖，自己跟自己對話，產生對話，其實這種感覺是非常好的。

我認為更多的狀態都是在說我們自己，就是我怎麼跟這個世界發生交流，我怎麼跟這個世界發生關係，我怎麼在短短這幾十年中能夠好好苟活下來，我認為這才是一部好的影片，不管以後做任何職業都要學會跟自己交流，這個同學做的事情就是自我的救贖，這樣他就放下了很多包袱。而且他本身在跟父親的關係上，這部片子也會讓他自己以後怎麼樣跟父親相處，因為我們每個人沒辦法選擇自己的家庭。其實很多時候做紀錄片就是片如其人，大學裡面有一個口述史，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讓同學們拿著機器面對自己的父母，面對自己的家人，這輩子你們如果能處理不好跟父母的關係，跟親人的關係，我不認為你會一個美好的人生，做這樣的梳理對自己的成長是非常有幫助的。

我做紀錄片這麼久，有人跟我說，做紀錄片以後你自己到底有些什麼變化，有些什麼影響？我至少覺得我現在的脾氣比20年前好多了，我以前是一個特別急脾氣的人，後來溫和了很多，學會跟人打交道。我在你們這個年齡的人，我不善於讀書，考的學校是江蘇工學院，現在叫江蘇大學，那時候我最大的願望是上南大，要學天文系，見到街上有什麼鬥毆、吵鬧，我一定是繞著圈子走的。做完紀錄片以後，我自己會要求我自己跟這樣的事情接近，我知道這一定是我繞不開的東西，比如說對別人採訪我，拍我是蠻抗拒的，我在你們這個年齡是不願意給自己拍照片，後來我想，我既然要去拍別人，我當年應該讓別人拍我，其實這就是一種溝通，完善自己性格一些蠻重要的細節。我經常會說，到了現在還在成長，還在進階，這種感覺其實是非常美妙的，紀錄片拍到現在，當然我不是自己找錢的導演，能夠做下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在紀錄片的過程中，每一次都能找到一些新奇的東西，找到別人生活裡面一些所謂的“亮點”，這種感覺我覺得是一種非常美妙的感覺。

我馬上快50了，就覺得每次去採訪，每拍一個新片子都會增加對這個世界的瞭解。這樣一份工作，又能養家餬口，又能讓我自己的人格完善，我為什麼不選擇呢？所以怎麼跟真實打交道，怎麼跟人打交道，就會慢慢在你的片子裡呈現出來，這種感覺應該是支撐我做下來非常重要的原因吧。你們以後不管從事任何職業，就要在工作當中不斷讓自己進階，像打怪一樣的，那種感覺是有意思的。

周浩導演參加完在波士頓的電影節，周導有了合計一天半的交流接觸。周導自己最經常提到的一個比喻是，好的紀錄片是自己長出來的。當問他對《舌尖上的中國》一類的片子有什麼看法時，他回答這是一個很模式化的東西，其內容板塊都是提前編纂好的，只是尋找固定素材去填充這個模版而已。

今天的我們似乎對熱點問題都能立馬錶明自己的預設立場有正面的、當然也有不少憤青。如果經過自己仔細思考，每個人的立場是如何出現的？可能這和個人經歷、媒體報道、甚至來自別人的觀點所影響；沒有人能夠正真的證明自己的觀點是完全正確的，但是每個人都會選擇相信自己的觀點是完全正確的（我自己也一樣）。

周浩老師所呈現的這些紀錄片，是還原事情樸實的原本樣子。他選擇的記錄人物都是實實在在的真實人物；於是你看到的都是一件件真實可能還很普通的事件。

個人認為周浩老師這樣做很好：把事情的原始真相呈現給你，對錯與否由你自己評判；不同的人看後會有不同的意見，可能100個人看後會有100種答案；這些意見答案都是你自己的要求和標準評判出來的和拍攝者或其他人都沒任何關聯。

以上觀點只代表我個人的觀點，如有不當之處請指點。

16號的大師班主講人是周浩導演。

2001年下半年，他開始嘗試紀錄片的製作。2002年，完成處女作《厚街》，此片被譽為罕見的真實反映中國農民工生存現狀的力作，並獲得了“雲之南人類學攝影展”黑陶獎（最佳新人獎），還入選瑞士弗裡堡國際電影節。

他的紀錄片代表作有《大同》、《高三》、《厚街》，其作品曾兩次獲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周浩導演大師班現場影片（文末還有3個月騰訊vip福利，不要錯過哦）

以下為周浩導演本次講座的文字實錄（由未影片整理）

周浩：大家好！我爭取今天說一點以前沒有說過的話，講一點以前你們沒有看到的故事。

我先從我跟紀錄片的關係開始吧，就是我是怎麼做紀錄片的，然後做紀錄片遇到一些什麼問題。

我現在回想起來，因為我大學學的是工科，然後分配到一個研究所，在一個研究所幹了四年，然後去媒體，我因為是貴州人，我在貴州日報幹了兩年，去了新華社，在新華社幹了五六年，去了南方週末，在南方週末幹了三年。

其實我大學畢業的時候還不會照相，後來很偶然的機會就學了照相，主要是因為一直覺得我所經歷的人生裡面遇到最聰明的人就是學工科的人，我覺得跟他們在一起我沒有出頭的日子，他們的智商非常高。後來回到貴州研究所，我覺得研究室幾位師兄的智商都遠遠在我之上。

後來學了攝影，好不容易擠進了一家報社。我在做攝影師的時候，那時候有一個類別叫做圖片故事，我就拍了很多圖片故事，我現在想起來我第一次跟紀錄片結緣，是在貴州山村拍了一個麻風村，現在麻風村這個詞大家聽得都不多了，就是一個流行性疾病，這個病在中國二十多年前已經宣佈不再產生新的麻風病人。當年染上麻風病，被隔離到一個村子裡面，這個村子裡面的人會結婚生子，這個村子裡的孩子也不能去外面上學，麻風村裡面的病人學歷稍微高一點的就教這群孩子，建了一個非正規的小學，我當時拍了一個圖片故事叫做《麻風村裡的小學》，這個片子對當時的我來說，我覺得還是蠻得意的一個小小的成績，當年的中國青年報是很厲害的，我的片子就在中國青年報上弄了一個整版。

這個報道出來後不久，應該是上海電視臺有一個編導給我打電話，說你這個故事挺好的，能不能帶我們過去看一下，我們準備拍一個紀錄片。我就帶著4、5個人去了這個村落，現在回想起來還是有很多擺拍的東西，印象特別深刻的是他們在老師身上掛了一個無線麥，那個片子我沒有看到，因為當時沒有那麼多衛星電視。

後來我到了南方週末，我印象特別深刻在2001年北京有一個民間機構，具體名字記不清楚，他們辦了一個影展，名稱叫做首屆中國獨立電影展，南方週末那時候還比較火，就支援了這麼一個活動。支援這個活動以後，當時請了一幫評委，最後評片子，印象特別深刻，那一屆影展有兩部片子大家認為比較好，一部是杜海濱導演的《鐵路沿線》，拍了一些關於流浪孩子。另外一個片子叫《盒子》，那是中國最早期關於同性戀的紀錄片。當時就是這兩部片子，他們在評比的時候一致投票把一等獎給了杜海濱《鐵路沿線》，我們是做記者出身的，覺得他對人物的探討不夠深入，還不如我們記者做的關於流浪漢的深入報道，他們一致認為把這個獎給《鐵路沿線》，但是我們這幫南方週末的人就嘀咕，我們認為應該把獎給《盒子》，現在想起來這個片子也沒有特別，但是在40、50年代我們認為是很新奇的、少見的，但是最後獎還是給了《鐵路沿線》。

我記得非常清晰，我當時是一個攝影記者，我在現場幫整個活動做記錄，他們在一個20、30平方的小會議內裡面評片子，我也不知道哪來的勇氣，我說了一句，你們給我三年時間，我一定拍出一部片子，後來有人就說，我們當然希望看到這一天。其實當時我什麼都不會說，我記得那個活動大概是在9月份約束的，當時我還在南方週末就職，回去後就買了一臺索尼的攝影機，是剛出來的一體機，帶有話筒，但是話筒聲音是不好的，不到2萬塊錢，我當時還是下了蠻大決心的，買了這麼一臺機器。

題材應該是2001年還是2002年，那一年南方週末在春節的時候做了一個報道，這個報道的名稱叫做“向南、向東、向北”，講的是春節以後民工潮開始返回工廠打工的系列報道，大概是從中國中西部開始，分幾個組，跟蹤這些農民工。其中我跟了一組在東莞的厚街，就寫了這樣一個報道，我當時拿著攝影機跟著他們的口述，我一個同事開車帶著我去的。去了之後我有一個直覺，知道這裡一定有戲，一定有故事。

那是什麼樣的出租屋呢？東莞本地人會把自己的房子租給二房東，珠三角的房子空間很高，大概有4、5米高的空間，一樓可能會做廠房，裡面空蕩蕩，沒有隔斷的，就把房子隔斷，二房東會自己花一筆錢，把它隔壁成一個小房子，但是又不可能修一堵五米的牆，只修了兩三米，這個環境一看我覺得很特別。

這個地方在東莞厚街，東莞厚街的民工一個重要的來源地是四川的金堂縣。中國人出來打工是希望帶親戚的，這種親戚帶親戚就導致一個村子裡面或者一個縣城裡面相對在一個地方進行打工，這是中國比較特別的地方，會以家族為線把這些人給串起來。因為我是貴州人，貴州話實際上跟四川話特別近，所以我很快就跟那些農民工在語言上沒有障礙了，就拿著我到手不到一個月的攝影機，那是十一長假，那時候在拍這個片子的時候，南方週末週四出報紙，我星期五、六、日就在那兒待著，剛開始拍的時候什麼都不懂，就請教在貴州電視臺的朋友，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打電話，那個時候機器特別不穩定，我印象特別深刻，那些素材我現在還保留著，我拍了不到一點素材大概是500兆左右，但是電腦一天會宕機幾十次，最滑稽的是那時候我拍這個片子有一個識碼，識碼都一直保留在上面，我以為識碼在後期編輯可以去掉，後面編輯的時候才發現去不掉，怎麼辦？只能把它裁掉，所以那部片子也是特別不規範。

拍片子就是跟人相處，我一直有一個觀點，每個攝製組最好有一個女人，為什麼？我現在到了這個階段發現，有的關係天生就是男人搞不定的關係。我印象特別深刻，我在那裡經歷了三個孩子的出生，拍到孩子出生，拍到了殺人事件，那個片子它是一個非常本能的記錄。好的紀錄片是什麼東西，好的電影是什麼東西？我覺得就是我有一種強烈的要表達的慾望，這種表達的慾望有的人願意寫字，有的人願意發朋友圈，有的人願意拍片。再往前面走，我剛剛做攝影記者的時候我的文字非常糟糕，我是一個工科生，我寫個1000字的文字都會非常搖頭，我拍照片，我雖然也能拿一些獎，但是我覺得拍照片有非常大的偶然性，我拍照片其實並不差，今天一個朋友還跟我說，我拍片子還蠻有感覺的。我覺得我拍照片沒什麼天賦，但是後來莫名其妙走上了影像這一條路，影像這個東西變成了我自己很好的一個手段。

剛才說到了女人，曾經有一個人物我拍到一半拍不下去了，為什麼？她老是躲我的鏡頭，實際上我跟她也沒有太大的矛盾，突然之間關係就理不清了，我就叫我的前妻，她也是記者出身，擺平了跟這個女人的這個關係。我覺得技術是很關鍵的，但是別人為什麼讓你拍，這個比拍本身更重要。

拍完《厚街》以後，好片子都是因為自己有一個強烈的願望，我剛剛拍這個片子並不是要賭這個氣，就是因為自己有一個表現手段，一個方法，這種方法是我用文字和照片不能很流暢表達的東西，突然找到了影像，我覺得影像好像更容易表達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這種感覺其實對我來說其實是很一種美妙的關係。走到現在如果說我有什麼特點，我跟他們有什麼不一樣，如果真的要找個性的話，我絕對不會認為自己是一個特別有天賦的人，而且我認為自己智商不高，為什麼能在這個行當走到現在，我覺得就是我有一種很庸俗的親和力。跟人打交道的時候別人不那麼防備我，於是我就能拿到我要的東西，而且我的經驗是，你到任何地方去拍片子，並不是去編造一個理由說我為什麼要來拍你，而是在第一時間告訴別人為什麼要來。如果你這個理由別人不同意怎麼辦？不同意你就換一個人。我拍到現在，也沒有一個把握我要去拍一個人，別人一定會同意我的拍攝。

比如我的第二部片子是《高三》，我為什麼要拍《高三》？《厚街》剛剛一出來，那一年正好是雲之南首屆影展，我的片子送過去，莫名其妙拿了一個獎，那時候好像是5000塊錢，這還是一個民間的獎，好像並不足以證明我自己是這份料，所以我現在想起來拍《高三》的原因，就是想在一個短時間內拿出一部片子裡，這部片子得讓我的親人，我周邊的人認為我有能力拍片子。

雖然現在我可以大言不慚的說不在乎獎項，但是獎對一個年輕人來說會是一個催化劑，是迷魂藥，就算它早期是不掙錢的，但是你連名都撈不到的，你回去怎麼跟媽媽交代。社會不承認，周圍的朋友不認可你是做不下來的，所以我經常會說紀錄片實際上是一種關係，日本導演說紀錄片就是講採訪者和被採訪者之間的關係，但是我更願意把這種關係拓展一下，它還需要你理清楚你跟周圍環境的關係，如果這些關係打不通是做不下去的。

這些關係怎麼打通？有時候獎會是一個有效的辦法。那時候我就覺得我應該拍一部片子，讓別人認識到我的能力，也不知道哪兒來的傻勁，發現高考是一個不錯題材。恢復高考30年了，從來沒有一個人做過紀錄，而且大概只需要一年的時間就可以做出來，我還聯絡過黃岡中學，但是他們拒絕我了，後來去到了我同事的一箇中學五平，見到了一個老師。我們在座的任何人只要願意開放你們的空間，它都可以成為一個好看的紀錄片，關鍵是別人對你這個空間的開放程度有多大。其實開始拍的時候我特別後悔選擇那個班，因為那是一個文科班，那個班前十名都是女生，男生在那個班是特別弱勢了，拍了半年以後總覺得缺了一點什麼東西，陰盛陽衰的感覺，但是到了後來這個情況有了好轉。

這個班有一個女生叫做林佳燕，就是以這個女生的日記展開的，這個東西要把握度，你不能很早期告訴她我們要用你的日記。其實紀錄片的導演作用是非常大，我在拍第一部片的時候拒絕了署名導演，我的署名是製作，因為我看的是現實中的人，又不需要別人扮演，應該不叫導演。但是做到第二部，時間一長就會發現，其實沒有什麼真實，真實都是被導演構建出來的，為什麼會有蒙太奇，你是把生活重新架構過了，重新構建了一個世界，只是說它的演員是現實中的人物而已。

再回到《高三》，我第一次進高三這個班的時候我是怎麼跟他們說的？我說高考恢復快30年，從來沒有一個人做過紀錄，我非常有幸，你們的校長也非常願意我走進你們的班，我準備用一年的時間跟你們在一起。這個班成績不好，最後考的最好的也就是廈門大學，民族學院這樣的學校，當然是他們班底子不好，不是我的原因。有人說是不是我影響他們？我不承認這一點。若干年後過去了，這部片子它不是最好的片子，至少是我的片子前五位之外的片子，但是這個片子對這些片子裡面的同學而言，它的意義絲毫不亞於對於我的意義。

作為一個片子，第一時間好像是我自己做的，如果這個片子最後能變成別人的一種記憶，你說我免費去幫別人拍片子，別人為什麼不願意呢？這個班的同學已經有人生兩個孩子了，他們已經30多歲了，到今天這個片子對於我的意義大，還是對他們的意義大？所以這麼一想以後，其實你覺得你再去跟別人談片子的時候，別人還會有那麼大的障礙嗎？所以我一直覺得你怎麼能拍到一部紀錄片？它永遠都是要你的拍攝者與被拍攝者之間訴求達成共識。我每次拍片子都會說，這個片子一定是我們合作的一個結果，我覺得只有這樣才可能把這一部片子給完成。我們每個人，哪怕是再孤獨的人，也是一種社會型動物，他永遠希望跟人群發生交流的，有的人會有社交障礙的原因是什麼？是因為社交的時候有恐懼或者覺得受壓抑，導致他不想跟別人進行社交，但是外部的環境是足夠友善的話，我相信任何人都願意跟別人交往，所以我們拍片子的時候都會盡量找這樣的人。

其實你們看到的大多數都是所謂成功的案例，實際上我被拒絕的時候是非常多的，有時候就是一個無心插柳的東西。我有一個片子叫做《差館》，是拍廣州火車站的。廣州火車站的人員他們問我要拍多久，我說起碼要拍一兩個月，後來被拒絕掉了。火車站廣場派出所是我其中一個點，我的一個攝影師來自於廣東電視臺，我們報告遞到了越秀區公安分局，出人意料廣州火車站拒絕了我，但是越秀公安分局同意我了，於是我就在這個派出所完成了這部影片的拍攝。拒絕你是常態，同意你是一種幸運，如果你這樣處理這個問題，這樣就不會失望，其實我的很多片子都是這麼拍出來的。

有的片子是機會找到了你，你時時刻刻腦袋裡面有一根弦是繃緊的，我一直有一個願望，要是能拍一點官員是怎麼治理國家的，是不是很好呢？有一次我去了河南的一個縣城，正好那個縣長請我吃飯，在那個飯桌上，就問他能不能讓我拍，他同意了。後來我們回到廣州，不到兩週，他打電話過來，他要被調走了，我想完了，又過五分鐘他打電話，我要調走了，你們不來拍嗎，很多時候都是這樣進行的。

如果是我給大家的忠告，我經常會開玩笑，有想法拍紀錄片的可能有10個人，但是最後動手去拍的可能只有2個人，最後只有1個人會把他剪出來，把它剪出來的人絕對不是當初點子最好的人。所以紀錄片這個行業我倒並不覺得有多麼不可企及的高度，但是重要的是有一個好想法，你有一個好點子，就去做吧，其實在座的人，這麼200-300個人，也許將來做紀錄片的人一個都沒有，但是我希望你們能成為紀錄片好的觀眾。並不是每一個人都適合做這件事情的，做紀錄片實際上是需要一個非常強大的心臟，你有很好的跟這個世界打交道的能力。

我給大家舉個例子吧，大概是去年在上海辦了一個大學生影展，我們幾個人去評片子，我們把一等獎給了一個西北師範大學的一個學生，他拍了一部片子，到時候晚點發給你們，你們看看這個片子。他是一個特別木訥的男生，不善言辭，他的爸爸嗜賭，老家是江蘇常州，影片一開始就是在常州，他爸爸剝一個黃鼠狼的皮，他爸爸還給他講一些賭博的事。這個影片就是這個男孩子跟爸爸住了幾天，發生的一些交流。在你們這個年齡面子蠻重要的，如果哪一個同學的家庭是農村的、爸爸媽媽是離異的，他們會不善交流的。我們會給這個大學生這樣一個獎，因為一般大學生選的題目都是老人院、盲人，其實你們高高在上，好像有人文關懷去關心那些所謂的弱勢群體，其實他這個片子在幹嘛，我認為他在進行自我救贖，自己跟自己對話，產生對話，其實這種感覺是非常好的。

我認為更多的狀態都是在說我們自己，就是我怎麼跟這個世界發生交流，我怎麼跟這個世界發生關係，我怎麼在短短這幾十年中能夠好好苟活下來，我認為這才是一部好的影片，不管以後做任何職業都要學會跟自己交流，這個同學做的事情就是自我的救贖，這樣他就放下了很多包袱。而且他本身在跟父親的關係上，這部片子也會讓他自己以後怎麼樣跟父親相處，因為我們每個人沒辦法選擇自己的家庭。其實很多時候做紀錄片就是片如其人，大學裡面有一個口述史，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讓同學們拿著機器面對自己的父母，面對自己的家人，這輩子你們如果能處理不好跟父母的關係，跟親人的關係，我不認為你會一個美好的人生，做這樣的梳理對自己的成長是非常有幫助的。

我做紀錄片這麼久，有人跟我說，做紀錄片以後你自己到底有些什麼變化，有些什麼影響？我至少覺得我現在的脾氣比20年前好多了，我以前是一個特別急脾氣的人，後來溫和了很多，學會跟人打交道。我在你們這個年齡的人，我不善於讀書，考的學校是江蘇工學院，現在叫江蘇大學，那時候我最大的願望是上南大，要學天文系，見到街上有什麼鬥毆、吵鬧，我一定是繞著圈子走的。做完紀錄片以後，我自己會要求我自己跟這樣的事情接近，我知道這一定是我繞不開的東西，比如說對別人採訪我，拍我是蠻抗拒的，我在你們這個年齡是不願意給自己拍照片，後來我想，我既然要去拍別人，我當年應該讓別人拍我，其實這就是一種溝通，完善自己性格一些蠻重要的細節。我經常會說，到了現在還在成長，還在進階，這種感覺其實是非常美妙的，紀錄片拍到現在，當然我不是自己找錢的導演，能夠做下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在紀錄片的過程中，每一次都能找到一些新奇的東西，找到別人生活裡面一些所謂的“亮點”，這種感覺我覺得是一種非常美妙的感覺。

我馬上快50了，就覺得每次去採訪，每拍一個新片子都會增加對這個世界的瞭解。這樣一份工作，又能養家餬口，又能讓我自己的人格完善，我為什麼不選擇呢？所以怎麼跟真實打交道，怎麼跟人打交道，就會慢慢在你的片子裡呈現出來，這種感覺應該是支撐我做下來非常重要的原因吧。你們以後不管從事任何職業，就要在工作當中不斷讓自己進階，像打怪一樣的，那種感覺是有意思的。

提問：周導演好，我其實也是一個工科生，今天因為講到紀錄片，我也想談一下，關於各種大學的紀錄片或者說是宣傳片吧，雖然說都是根據每一個大學的各種成績，辦學成果展示這些大學的特點，但是看來反而顯得千篇一律，比如說我們大學有多少科研成果，有多少博士，有幾個博士位點，我想問一下假如你突然有了想要為華工拍紀錄片的想法，你有沒有什麼辦法來讓它顯得更獨特一點呢？謝謝。

周浩：你們要去拍一部片子，怎麼去尋找錢？我經常說這個社會不缺錢，中國是一個熱錢蠻多的國度，你缺什麼？就是缺要錢的理由。別人為什麼投你的片子？就是因為你有跟別人不一樣的角度，哪怕是一點點，這個點非常重要，你要在我此時此刻說出哪一點不一樣，大家看過《火星救援》吧，他的導演已經是一個非常成熟的好萊塢導演了，他找他的投資商，說我今年要拍一部關於火星的星際旅行的電影，即使你是李安也不一定能找到這個錢。怎麼辦？我必須說一個故事，這個故事是別人從來沒有聽說過的。他這個故事怎麼說呢？有一群一起星際旅行的人，有一個人被留在了火星上，他要跟夥伴取得聯絡需要三年，他怎麼生存呢？就是你一定要找到一個角度，這個角度是以前從來沒有的。

你說拍一部華工的片子怎麼辦？對華工的瞭解你比我瞭解得更多，這個學校有什麼特色，它的核心競爭力到底有什麼不一樣？你總要找出一兩個點，這一兩個點是別人沒有的，如果非我逼我說的話你可以做一些人物故事。博士點多少，博士點十個和三個沒什麼區別，你透過一些故事，比如說華工有一個特別的畢業生，這個畢業生是跟以前不一樣的。

比如說我吧，我在大學學機械製造的，我們那個學校一般，我們班的同學我也不是特別瞭解，我只知道我們班有一個同學，他當年跟我一個宿舍，他是黨員，我們班的副班長，成績也還好，不是最好的，當時上海有一個研究院把他分過去了，當我們畢業20年還是多少年的時候，同學聚會的時候才知道，他說道今年國慶閱兵的時候那個巡航導彈是我組織安裝的，他是一個頂級的專家。如果還要找的話，我們班還有人自殺的。打個比方我會選擇三四個人。這個故事一聽就跟別的班的故事不一樣，你永遠要去找跟別的學校不一樣的點，我們做的故事是要關於人的故事，講華工人的故事，有時候不需要講一個空泛、大的東西，十個博士點跟兩三個博士點沒有什麼區別，你要談就談這個學校最與眾不同的人，也許你就找到了一個角度，從人著手，然後去談這個學校的故事。其實全世界的故事都是這樣子，跟人有關係的，你把一切建立在這個基礎上這個片子我相信就會有看頭。

提問：周浩老師，你好！我想問一個問題，我們每天每個人的生活好像都一樣，老師每天上課，一對賣水果的夫妻每天就賣水果，怎麼從這種表象生活拍出一個人的層次感？

周浩：經常有同學問我，老師，這個人的生活沒有什麼特別，或者說這個人一直在表演，我該怎麼辦？我會說，只是這個人的表演不是你所期待的表演而已，你在拍任何人的時候都有一種期待，你都有一種所謂模式化的方式在觀察他，凡是他這種模式化的東西跟你想象不一樣，你就認為這個不出彩、有問題，簡單的方法就是把這些模組放下，認真觀察這些人。我拍片子經驗，一定是有意外的，一定是有發現的，這幾乎是肯定的，我只要進入別人的生活，一定能找到不一樣的東西，所以我更多的是認為是你的觀察方法和你固化的一些觀察方式影響了你的觀察。

提問：我跟他面對面的時候能感覺到他的故事，但是拿著相機就拍不到。

周浩：還是一種交流方式吧，比如說如果你們真的是要拍紀錄片的話，你要學會用機器人跟別人交流，用機器交流也許跟平時談話不一樣，有的人說我一拿機器他就不說了，那問題不是在他身上，是在你身上，你沒有讓他放下障礙。你永遠要知道，你介入別人的生活一定會影響別人生活的，首先你應該知道這種觀察一定會影響到別人的，只有在這種前提下才能有一種平和的心態觀察別人，就是說這種影響是一定存在的，我們這種觀察方式本身就是在影響別人的前提下去觀察的。

提問：周老師，你好。剛才您談到我們無論做什麼職業都要學會怎麼去跟世界產生一定的連線，您這番言論讓我想到今天下午看的一部電影，叫《芳華》，是馮小剛導演回憶青春的一部電影。我們作為普通人，肯定沒有那個財力，也很難跨過那個門檻來拍一部電影，記錄自己的生活。我的問題是，作為普通人來說，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是怎麼慢慢去積累跟世界產生聯絡的能力呢？換句話說有些職業會比較容易，比如記者、歌手，他們跟人打交道比較多，但是程式設計師，工程師他們是跟機器打交道多，他們是怎麼跟世界產生聯絡呢？

周浩：這個問題比較有難度，我從來沒有碰到過這個問題。我覺得沒有職業天生就是不跟人打交道的，因為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是這輩子繞不開的關係，比如說跟父母的關係，跟兄弟姐妹、跟同事之間的關係，我覺得怎麼說呢？比如我們在南方週末的時候有一句話，我一直在信奉一句話，我們有不說的真話，但絕對不說假話。我覺得跟人相處得時候，最好的辦法是稍微帶一點點誠意吧，不要去騙人。在生活中我們會碰到很多窘境，會讓你很尷尬，我該怎麼去面對？我的理解，你讓這種尷尬不斷延續，其實不如非常坦蕩告訴別人你不能做，你做不了，這個時候的成本反而是最低的，就是用一種非常坦誠的態度跟周圍的人相處。比如說我真的做不了，我非常窮，有些人說窮很困難，但是如果說出來以後你的包袱就放下了。好的電影是什麼？像我們拍紀錄片的一直在說還原真實，我經常會說紀錄片其實真誠比真實本身更重要，你與其去努力還原一段真實，還不如告訴別人你去探究這個真實的過程，你探而不得，比你探出一個假真實更好。很多片子就是一個探究的過程，未必最後會得出一個結論，而且我也反對在一個片子有一個結論，像上帝一樣警示世人，實際上大部分人沒有這種能力。你給別人看了這個片子，告訴別人你探究不出的原因是什麼，這本來就是可以給別人啟發的過程。大家都知道鍊金術對世界發展產生的影響力，原來都是鍊金去的，結果產生了一些別的科學，所以沒有必要那麼固執，生活中坦誠一點，行就行，不行就不行，這樣少了一些負擔，自己活得也還自在，如果一輩子裝逼的話，你未必會很坦然。我活到現在，我覺得坦然的活著，比裝著活著要好。

提問：老師，你好。我是新傳大三的學生，我們之前拍過的一些紀錄片題材有很多，像去到美食店做傳統美食的拍攝，還有拍一些服裝店，從經營的模式，還有裡面的文化探究一些精神，您剛才說的優秀的選題不應該是高高在上，我們要放低姿態和這個世界交流，其實我們作為大學生，至少我個人來說從來沒有去採訪或者跟蹤一些比較普通的人，像農民或者是一些生活不太如意的失獨家庭，不知道在你以往拍攝經歷裡面，有沒有和這樣一些階層的人去接觸？其實有些時候，像去採訪一個失獨家庭，他們的訴求不一定和你的訴求相重合，很簡單，他們的生活其實很困難，他們不希望把自己家庭裡面不好的東西給別人去看，就會覺得有一點羞於啟齒的東西。我想問一下，在你拍攝一些比較普通的人的時候，是怎麼樣使你拍攝的訴求是他們想要被拍攝的訴求重合的，除了您剛才說的庸俗的親和力以外，還有哪些技巧？謝謝。

周浩：我覺得是談話的一個方法吧。這兩天廣州紀錄片節其中有一個提案，他們拍的是三位85歲—90歲的老頭去破一個世界紀錄的故事，片名叫《爺爺天團》，表面上這是一個勵志故事，80、90歲的老人了要破記錄。實際上這是一幫早年蠻平淡的老爺爺們，到老年以後覺得要被別人記住，研究這個問題發現世界上沒有一個85歲以上的記錄是被保留下來的，他們意識到只要去參與比賽就一定能破世界紀錄，這是非常好玩的事情。有一個老頭是一個佛教徒，一方面是拍他們跑步，另外一方面他又覺得不能讓他們拍禮佛，禮佛講究平和，跟破世界記錄的事是不相合的。他們問我怎麼辦？我當時說了一個方法，但是這個方法我當時是怎麼說的我想不起來了。

你先告訴我你為什麼要拍失獨家庭，你是覺得你可以幫到他們嗎，你是怎麼告訴他們你要去拍的？

提問：很簡單，比如像一些服裝店，他那個是有一些文化，我們就想把這個東西傳出去，很自然一拍即合。還有一些西關美食，希望拍完這個片子以後，有人去光顧。

周浩：失獨的那個呢？

提問：這個題材我沒有試過，就您剛才而言，像一開始拍出租屋，你究竟是怎麼跟那些女人交流的？

周浩：我當時就說，我得拍一個片子，你們這麼辛苦地打工，其實這份資料從來沒有人留下來過，我們想拍一部東西，將來可以給你的孩子看，現在他們的孩子都15、16歲了。我們說想拍一個東西，可以給你們的家庭留一份紀錄，讓你的晚輩知道你是如何艱辛做這些事情，這就是當年說的一個方法吧。比如說我拍過一個急診室，我為什麼要去拍？我拍完以後所有人都覺得，原來醫生也這麼辛苦，比如說拍完差館，拍完派出所，他們都會覺得這是可以給家人看的，告訴他們我是怎麼工作的。那部片子拍完以後，還有人說我覺得不太真實，是因為我沒有看到警察打人。其實對我來說就是進入一個空間，我在這個空間裡面觀察別人怎麼生活。比如說失獨，他骨子裡面還是希望別人關心他的，瞭解他的，但是這個世界對他的關心不夠，你可以告訴他，這個世界並不知道失獨，我可能幫不了你，但是我有信心讓一千人，讓一萬人看到這個片子，讓他們對你這個群體有所瞭解，我能幫到你的事情也許微乎其微，但是我能幫你做一些事情，我想表達對這個世界的一份關心，我自己也能成長，也能面對我家庭，我不敢擔保我能有一個完美的家庭，我希望在這個過程中得到一些人生成長的智慧。還是剛才說的，別說謊話，你要坦誠做這個事情。

比如我在十多年南京獨立影展上看過一個女生拍的片子，她在南大讀書，他們學校有一個來自蘇北的農民進城打工，補鞋的，女生經常補鞋就熟了，有一天他的東西就被城管收了，這個大學生拿著攝影機就進去了。要是別人的話，城管可能就攔截了，但是她說我是南大的學生，我想做一個社會調查，結果她就進去了。你在這個年齡用攝影機答疑，你能做什麼事情，你什麼都做不了，你說讓你評估中國的城管制度那是無力，但是你就用你的方式做這個事情，就有可能進行突破，你拍片子就是找那些願意跟你交流的人，而且本身你拍這個片子的時候就不是充滿著別的目的去做的。

關於那個老爺爺破世界記錄的，我們也不知道我們到老了我們該怎麼活著，平平淡淡的到老年無爭這就是完美的人生嗎？人到老了還是應該像你們這樣，要給這個世界留下一點點記憶，讓別人記得我，我們也不知道什麼樣的人生是完美的人生，但是你們到老了還在探究人該怎麼活著，我希望透過你們的人生經驗，為我的人生做一些指點，積累我的人生經驗，也許老爺爺就不會拒絕了。

提問：你好，尊敬的周導。其實我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我看過《大同》那條片子，不知道你方不方便說一下你是怎麼找到一個機會能採訪到耿彥波市長？第二個問題你是怎麼關注人這個概念的，就是你是如何去關注人、理解人，還有怎麼觀察人？

周浩：我拍了一個片子叫大同，是當年的大同的市長，現在是太原市的市長，怎麼拍到他的？是機會找到了我，是他的一個朋友找到我，開始也不是他本人的意願，他的朋友介紹我認識了他，最後各種機緣巧合吧，也許有一天我和他還會有別的故事，今天就不細說，就是有很多偶然的因素，因緣際會拍到了這個人。

怎麼拍人？你很難總結耿彥波是一個好官還是一個壞官。其實每個人在這個世界上存在都有他的理由，這個世界是由我們共同組成的，我們也不可能把某些人主觀地刪除掉，而且也刪除不掉，所以我在做任何片子的時候，看過我片子的人會發現我的片子裡面沒有絕對的好人，也沒有絕對的壞人，我在我的片子裡面也會把人性的複雜呈現出來，這是我對人的理解吧。

提問：周浩導演，您講到《高三》的時候說男生是屬於弱勢群體，前十名都是女生，我就想到了我自己的情況，我也是文科班的，前十名就我一個男生，我突然就想到這個。

我想問一下《高三》不是您最好的紀錄片，我想問一下您認為您最好的紀錄片是哪一部或者哪幾部？如果您覺得這些都不是最好的話，那您覺得您到了哪一個階段呢？

周浩：我自認為比較好的片子是《大同》、《龍哥》。《大同》它不是簡單的做一個判斷，儘量會把中國社會混沌的狀態，剪不斷，理還亂的狀態呈現出來了。《龍哥》這部片子講的是拍攝者和被拍攝者到底有什麼關係，這個片子講的是兩個老男人怎麼利用的故事，利用什麼呢？我要利用他拍一部片子，他利用我什麼呢？我要給他錢，這些東西都會在影片裡面呈現出來，剛剛兩個小時前我還接到這個人的電話，他從監獄裡打給我的，我大概不會承認他是我的朋友，但是他進監獄以後，他的入獄通知書是寄給我的，這就是人和人之間一種非常微妙關係的影片。這部片子雖然很粗糙，但是一定會讓你過目不忘，它把人性的一些複雜呈現了出來，我會更喜歡這種型別的東西，而不是簡單的去告訴別人什麼是黑，什麼是白的東西。

提問：《龍哥》我沒有看過，但是《大同》是有看過，還有《書記》這部紀錄片我也看過，是在《人民的名義》播出之後看的，就有一個很強烈的對比，《書記》這一部片子更真實，沒有臉譜化，我覺得《書記》展現的人物更復雜，既有真實的一面，又好像在偽裝，在演戲的感覺，不知道我理解到不到位。我喜歡另外一個導演叫姜文，我覺得他跟你有一點類似之處，不會帶著自己的立場，您是以最真實的方式表現，而姜文是以一種很藝術，很荒誕的方式表現的，您不知道您怎麼看他這種方式呢？謝謝。

周浩：姜文導演的片子不多，最好的還是《陽光燦爛的日子》，他後面的片子我談不上喜歡吧。《書記》是《大同》的1.0版，很微妙，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運氣，我竟然拍了中國的縣委書記和市長。我非常相信李安導演的一句話，任何一個片子都有它的八字和命，我覺得我拍這個片子就是我的命吧。有時候我就覺得《大同》這樣的片子，把我前面的人生經驗、職業經驗進行了積累，最後在這部片子上得到呈現，就是這樣，我都會把它們刻劃成人吧，市長也是人，書記也是人，我跟書記現在仍然也是很好的朋友，我跟耿市長的關係，我們一年也不會通一次電話，就是那種君子之交淡如水吧。

提問：你剛剛說紀錄片是導演自己架構出來的，這個跟我之前聽到的紀錄片導演說的不太一樣。剛才有一位同學說的《芳華》，其實有很多電影都是基於生活而誕生，我想問您怎麼區別這兩者呢？

周浩：你說的是劇情片和紀錄片，實際上在一個大的範疇之類都是統稱為電影。我並不認為劇情片和紀錄片本質有不一樣，劇情片是透過演員去演，紀錄片是現實人去演自己，從來沒有什麼真實可以被還原的。

我舉一個極端的例子，這是一個很好玩的故事。在《書記》裡面有一個片段，有一天我在拍的時候，這個書記跟我說，小周，你出去一下。我就離開了辦公室，攝影機沒有關，他把他的秘書叫進來從口袋裡面掏出大概十萬塊錢，說我馬上要被調走了，這個錢等我走以後退給紀委，大家可以想象我看到這個片段的時候有多麼震驚。這個書記因為行賄、受賄罪進了監獄了，是在成片後半年，我把這個片段放進去了，我內心一直有糾結，畢竟幹了一件不光彩的事情，所以說紀錄片導演要有強大的心臟。我放進去，他在監獄裡面待了四年多，放出來了，兩年前我突然接到一個微信，加我做好友，你不能不加，加完以後面第一個問題就是談這個片

子，我就問他，你看了嗎？他說看了，我說你怎麼評價？他引用了《詩經》裡面一句話，他本身自己也是一個很能寫的才子，是河南周口的文科狀元，上的大學是西南政法，回了八個字，“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好，這件事就這樣過去了！在今年年初的時候，有一個觀眾在豆瓣上留言，他說難道你沒有發現這個片斷是書記故意讓你拍的嗎？所以我就會問到底什麼是真實？這也許就是劇情片不能給予的感覺吧。

初識周浩，源自他的紀錄片《高三》，非常寫實，拍的很不錯。當時還沒有意識到是周老師拍的，只知道有這樣的一部紀錄片。後來看的紀錄片越來越多，慢慢的對周老師有了一些認識。

現在短影片流行的趨勢下，很多人都比較喜歡快餐文化了，短影片屬於那種當時看著很驚豔很喜歡但忘得也快，而以前比較老的影視作品很多都是能夠被大眾所熟知的經典，更加值得細品。

周浩導演參加完在波士頓的電影節，上週受邀把《棉花》和《大同》兩部片子也帶到了伯克利，我很幸運也有機會和周導有了合計一天半的交流接觸。因為現在這個問題下的回答基本都是從電影內容出發的，所以覺得有必要補充下電影之外的東西，同時也算是這個對自己來說很重要的經歷的總結吧。 周導自己最經常提到的一個比喻是，好的紀錄片是自己長出來的。當我們問他對《舌尖上的中國》一類的片子有什麼看法時，他回答這是一個很模式化的東西，其內容板塊都是提前編纂好的，只是尋找固定素材去填充這個模版而已。同時他也很不喜歡《海豚灣》這部片子（2010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因為這部電影有強烈的主觀色彩，作為紀錄片卻沒有提到很重要的第三方角度，即日本人到底為什麼喜歡吃海豚肉。用導演自己的話說“殺海豚和殺豬本來是沒有區別的嘛。”雖然這種話在美國應該是相當政治不正確的（現場的譯者也確實沒有將這句話翻譯成英文），但仔細想想紀錄片導演可能就是需要這一種不帶任何偏見和立場的眼光來看待任何事物吧。

一艘將沉的巨輪派出幾個水手視察情況，當大部分水手都將目光放在已經浸在水中的船體時，只有一個人站在船身與水面的相接處拍照。這個人就是周浩。凡行船總要觸水，這是事實，但在危難時刻傳達這種事實是極度缺乏責任感的表現。周浩說自己的紀錄片表達了一種“混沌”，的確，他的紀錄片傾向於發掘受打擊物件的光明一面，俗稱“正能量”

我想，周浩的片子帶來的最大價值就是，他不想做到“告訴你”，只想做到“讓你看到”。

或者說，他的片子最精彩之處，就是“無立場”，就是“混沌”。

沒有旁白，沒有配樂，鮮少對採訪物件提問。他就像一隻蒼蠅一樣，在旁邊沉默地看著這裡發生的一切。

今天的中國是一個標籤化的中國。我們每人似乎對熱點問題都能立馬錶明自己的預設立場。然而仔細思考，這些立場是如何產生的呢？這其中個人經歷、媒體報道、甚至來自別人的立場各佔多少？誰又能百分之百相信自己的立場就是完美的？然而似乎每個人都相信，自己的立場就是完美的。於是今天的事情變成了這樣：擁有立場很容易，看清立場背後的事件本質卻那麼困難。

於是周浩做了一件簡單的事情，即儘量去紀錄、還原事件本來的樣子。他選擇的都是熱點痛點中的人，政府官員、醫生護士、派出所民警、癮君子等等。那些在新聞中被標籤化的人物在他的鏡頭中被摘去了固化標籤，真正生活了起來。

於是你會看到：善於強拆的市長卻總是每天4點半起床工作，還在家門口為上訪群眾批覆意見；毒販癮君子偷搶拐騙無惡不作，但在被朋友監督著戒毒時像小學生一樣認錯；縣委書記在上任的車裡春光滿面，但不時會像憤青一樣用髒話吐槽“體制問題”。

周浩的這一點做的非常好：把事件呈現給你，是非由你自己評判。最好的紀錄片莫過於此：一千個人看過後卻又一千種意見，就像人們對真實的事件本身一樣。

而不是輕易被他人左右。這裡的“他人”包含除你之外的任何人，無關高低貴賤、前後左右、古今中外、五毛美分。

將你本來已有的固化立場變得“混沌”。聽起來好像一無是處，我卻認為這是他的片子給這個時代的最大貢獻。

我想，周浩的片子帶來的最大價值就是，他不想做到“告訴你”，只想做到“讓你看到”。

或者說，他的片子最精彩之處，就是“無立場”，就是“混沌”。

沒有旁白，沒有配樂，鮮少對採訪物件提問。他就像一隻蒼蠅一樣，在旁邊沉默地看著這裡發生的一切。

從《高三》開始，幾乎看完了他所有的紀錄片。喜歡紀錄片的原因就是它是真實的生活，而電影則高於了生活。有時看到凌晨擺燒烤攤的小販收攤離去，我都會想，他們從哪裡來，他們晚上住哪裡，他們過著怎樣的生活;晚上十點坐車從楊浦大橋從浦西到浦東，看著浦江兩岸寫字樓裡格子間加班的人群，我也會好奇，他們在忙什麼？他們過著怎樣的生活？而周浩的紀錄片，滿足了我的所有幻想，讓我看到了不同人的生活。透過他的作品可以瞭解到各行各業、不同人的生活狀態，看到各種各樣的人生。從高三學生到警察、毒販、醫生，從去新疆摘棉花的農民到省會城市市長。

就像周浩自己說的那樣：“其實有時候我們做紀錄片，最大的快樂還是在跟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的這種過程。這種過程其實就是讓我們生命的厚度得以增加，而且我們也希望看我們片子的人，能夠從片子裡面吸取他們所要的很多東西。... 其實我們就是對人特別有興趣，對其他人的生活方式有興趣，然後我們開始介入別人的生活，然後也把我們所經歷的故事，拿出來跟大家一起分享。”

今天的中國是一個標籤化的中國。我們每人似乎對熱點問題都能立馬錶明自己的預設立場。然而仔細思考，這些立場是如何產生的呢？這其中個人經歷、媒體報道、甚至來自別人的立場各佔多少？誰又能百分之百相信自己的立場就是完美的？然而似乎每個人都相信，自己的立場就是完美的。於是今天的事情變成了這樣：擁有立場很容易，看清立場背後的事件本質卻那麼困難。

於是周浩做了一件簡單的事情，即儘量去紀錄、還原事件本來的樣子。他選擇的都是熱點痛點中的人，政府官員、醫生護士、派出所民警、癮君子等等。那些在新聞中被標籤化的人物在他的鏡頭中被摘去了固化標籤，真正生活了起來。

想要了解一位導演的作品，我們得先了解他這個人。

其實，這條路並不好走，在當時的中國，並沒有成功的案例，在他之前，真正從事本行業的也不過屈指可數的幾人，但是那麼多的社會現狀，那麼多需要反思的東西就擺在那裡，要不要讓觀眾看到？一番思考下，他毅然從事了這個行業。可見周浩本身就是想給社會一些思考，所以這也決定了他以後拍攝的內容必須貼近生活，貼近痛點，甚至要去挑動讓不少人不爽的膈應點。

經過十幾年的努力，當年扛著攝影機全國跑的青澀少年，已然變成了紀錄片領域的資深前輩，作品群體也涵蓋了工人、官員、農民、學生、醫院、警察等，每一部作品，他都抱著專研深挖的態度，窺視急速發展下的社會病態。

在02 年，他完成了處女作《厚街》，展示了東莞農民工的生活，讓不少人開始關注農民工這個特殊群體，瞭解他們的生活狀況，引起了社會廣泛共鳴，觸發了社會的良性作用，隨後一些利好政策也隨即而來，保障著農民工的生活和工作。周浩也憑此拿到了 2003 年雲之南影像展最佳新人獎。

很多人對他真正意義上的熟悉應該來自於2005 年的《高三》，該片紀錄了福建一所中學一個高三畢業班的高壓生活，片中毫無修飾，真是記錄了高三學子拼搏奮鬥的足跡，三點一線的規律生活，大考來襲下的壓力百態，似乎每一個參與過高考的學子，都能從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在豆瓣上獲盡好評，同時也獲得 2006 年香港國際電影最佳紀錄片獎。

接下來他的作品井噴式創作，《書記》、《差館》、《日子》、《急診室》、《棉花》、《大同》等，都收穫了觀眾的認可。如今，周浩的視野越來越廣闊，他希望紀錄片無國界，真是反應世界的發展變化。

周浩的作品給我感觸很大，與其說，我們在周浩紀錄片中感悟生活百態，不如說我們在他的作品中尋找自己。

周浩的紀錄片一般都是跟蹤拍攝好幾年，比較真實，導演只是客觀記錄，不作個人解讀，讓觀眾自己從中體味。周浩的紀錄片很多是記錄底層人的工作和生活狀態，可能這些人離我們的生活較遠，在很多人眼裡，他們的生活很艱辛，可這就是真實的存在，說不定就在你身邊，只是很容易被忽略。

看了周浩的紀錄片，感嘆我們人的適應能力其實是非常強的，忍受力也是很強的，生命力是很頑強的。哎，生而為人，哪個人沒有無奈呢？沒有煩惱呢？想起了佛法裡講我們的世界是娑婆世界，就是堪忍的世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運，命運安排給你什麼，你除了接受，忍受，你無法拒絕，抗拒只會帶來心理的痛苦。這就是人生，當你取得一手好牌的話，要珍惜，要惜福，當你取得一手壞牌時，也不要放棄，不要抱怨，說不定你可以練就一手好的牌藝。

人生最後都是無所得，只是經歷，有苦有樂，結果就是我們都會死，這是公平的。

周浩首先解釋了，為什麼他拍紀錄片取得了目前的成績。他給出的理由是，他把自己定位成一個“匠人”，能做的就是“傻一點”。周浩說：“這輩子最難的事情，就是知道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你可以取一箇中間值，做到你可以夠得到的地方。做片子，其實就是熬出來的。”

比如，他認為，《高三》這個紀錄片成功的唯一原因，“就是有一個人願意花一年的時間來做一件事情”。《棉花》更是拍了九年，周浩以一己之力，把棉花的產業鏈從頭到尾捋了一遍。

周浩打比方說，可能有十個人想拍紀錄片，點子都非常好，之後只有兩個人去動手；這兩個人中，最後只有一個人能把它剪出來。而把片子剪出來的人，肯定不是當初點子最好的那個人。周浩表示，自己只想專心做一件事情，因為他不能保證在三天之內做完事情會比別人強，那就做一年。

而且，這件事的出發點不一定非常宏大。就拿《高三》這個紀錄片來說，有人問他，拍這個片子是不是對高考制度看不慣。周浩的回答是，其實並沒有，他只是覺得這是一個很值得討論的社會現象。周浩說，自己並沒有宏大的個人目標，只能從一些簡單的、自己能做的事情慢慢著手，其他的就看天意了。“人活在世上，不就是做一點自己想做的事情嗎？”

他對紀錄片的理解是，紀錄片是一種融合的方式，“讓不同人之間多了一層瞭解，讓你多一種視角去看你以前認為很堅定的事情”。他打比方說，一個人二十歲時，可能是個愛憎分明的人，而到了快五十歲的時候，可能是一個混沌的人。所有的矛盾，就是因為你認為你比別人高明。

然後，周浩談到了他在拍紀錄片時的另外兩個體悟。

第一個體悟是關係。

首先是和拍攝物件的關係。每部片子，都是導演和拍攝物件共同的片子，而不是導演一個人的片子。“有時候在拍攝時，也許你再往前走一步，就會破壞你和採訪物件的關係，那時就會縮回來一點點。”

其次是和其他人的關係。周浩認為，拍攝紀錄片，需要維護好周圍所有的關係，“當所有人都認為你在做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你才能堅持下來。我們都是社會人，不可能做一件事情的時候，最後所有人都覺得你在浪費時間。”

周浩的第二個體悟是他對真實的理解。經常有人抱怨，拍不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周浩的反應是，“這只是因為，這個人的表演不是你期待的表演而已，你無非是想用它來印證你的某些先入為主的觀點”。

所謂真實不真實，其實最終的甄別者是觀眾。紀錄片《高三》裡有一個片段，高考那天早上，班主任老師跟每個同學握手：“祝你今天成功，我相信你一定會成功的。”他拍下這個鏡頭時，其實覺得很假，就像演戲一樣。但是在初剪這個片子時，看片子的人卻說，“這個老師就是情之所至，特別真誠”。於是，片子裡就保留了這個鏡頭，也沒有觀眾覺得這個鏡頭很假。

以上就是著名紀錄片導演周浩對紀錄片的一些理解。他認為，紀錄片是一種幫助人理解其他人生存狀態的媒介。他也介紹了自己的兩個體悟，首先是要處理好關係，讓其他人認為你做的事有價值；其次是他對真實的看法，他認為我們要放下成見，不是符合自己想象的東西才是真實的。

大同》之後，周浩已經有四年沒有新的長片面世了。

“這有非常多的客觀原因，也不全是我個人的原因，有的片子拍完了出不來，有的在剪輯臺上，有的還在進行中。”周浩說。

周浩丨CFP

已經拍出9部紀錄長片的周浩，依舊不敢說自己是個“熟練工”。在他看來，拍攝者與拍攝物件的溝通，是創作一部紀錄片的核心工作，而每次拍攝都會出現新的溝通問題，都得想新的辦法去解決。所以他說，拍片子永遠都是如履薄冰的感覺。

他的拍攝題材很尖銳，但他面對拍攝物件卻很“敬畏”。“我不認為把別人赤裸裸地呈現在鏡頭面前，就叫紀錄片。”周浩說。他認為，只有拍攝者處理好自己跟拍攝物件的關係，才能讓觀眾認同拍攝物件。相比強烈地站在某一個立場上去批判別人，他更願意去呈現一個人物的多面性。

對於這個小眾行業來說，除了需要解決創作的問題，資金問題也依舊困擾著甚至是處於金字塔頂尖的創作者。第一次獲得金馬獎（《棉花》，第51屆金馬最佳紀錄片獎）時，周浩就對媒體開玩笑說自己對於獎金期待比對獎盃期待更大，畢竟很多紀錄片導演都“缺錢”。即使是現在，他依舊需要帶著新作《孤注》的樣片參加大大小小的提案會，以便獲得更多的資金幫助。

周浩導演《孤注》獲“騰訊穀雨 x CCDF：最佳提案獎”丨CNEX

他強調，紀錄片的本質，是人與人的溝通；拍紀錄片，於己於人都是一種完善自我的過程。相信讀過周浩相關創作談的人，都會拍紀錄片的衝動。拍電影網（Pmovie）就帶著學習的心態專訪了周浩導演，向他討教紀錄片的創作方法和理念。

無論什麼題材，我本質上都在研究人

Pmovie：您最近正在拍攝新片《孤注》？

周浩：對，我一般是幾個片子同時在拍攝。

Pmovie：我看《孤注》的簡介，直觀感覺它是關注人的心理問題。在題材上，它跟您之前那些比較尖銳的帶有鮮明社會性、時代性的影片是否存在區別？

周浩：這個片子拍的是“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其實還是一個集體性的問題，有些報告顯示，中國有PTSD症狀的人，也許超過一個億。也許我們身邊的人，也許你我，都曾經歷過，只是我們沒有特別注意到這個問題。

很多人不去深究這個問題，但不深究並不意味著這個問題就會被徹底埋葬掉，它還是會不斷地迴響，還是會對當事人的心理造成非常大的影響，進而影響他們的生活質量。我這裡的兩個拍攝物件，都是非常勇敢的人，都願意去跟別人分享自己的故事。他們希望大家跟他們一樣，從陰影裡走出來。

我覺得一個社會要健康、正常地發展，人的心理健康問題是必須去探討的。我們經常簡單地把犯罪行為歸結於人的一時衝動，其實在精神方面、社會學方面也有很多影響因素，這是我想去探討的領域。

可能就像你剛才說的，它好像不是一個很尖銳的社會問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講弱勢群體或者階級矛盾的問題，但是我並不認為這就跟我以前的片子有特別大的區別，其實都是在研究人。

Pmovie：您的拍攝物件很豐富，影片產量也很高，對您來說，是不是不缺拍攝題材？您曾說，好題材是“遇到”的，那為什麼您能“遇到”這麼多好題材？

周浩：其實就是一個多年的媳婦熬成婆了。紀錄片實際上是我的一種生活方式，所以我的神經末梢也許就會比一般人要稍微敏感一點。我本身以此為職業，肯定在生活中時時刻刻遇到什麼事情，都會想它會跟我的工作發生什麼關聯。這種聯想、轉化是自然而然的，並不是刻意為之。我做到現在，有時候題目也會來找我，比如現在這個《孤注》。

Pmovie：您一般會如何結束一部紀錄片的拍攝工作？因為有些紀錄片不是一個事件，沒有明確的開頭、結局，那什麼時候可以結束拍攝？

周浩：肯定是有些自然的節點，我們當然是希望時間越長越好，但是也不可能一直拍下去。很難去描述一個具體的點，但總歸是有一個時間點。

打個比方，比如拍春夏秋冬，有人願意把結尾放在生機勃勃的夏天，有人則願意把結尾放在蕭瑟的冬天，這就是拍攝者對事件不同的解讀方式。

但也不是自己完全主觀的決定，還是跟拍攝物件的行動有關，當事情發生到某個節點的時候，我覺得可以做一個結束，那就自然地結束了。

《龍哥》

紀錄片的獨特性，

源自你跟人打交道的方式

Pmovie：您並非學院派出生，但從《厚街》到《高三》，影片的結構感更明顯了，剪輯、攝影上也更講究技法了，這個改變是怎麼發生的？

周浩：《厚街》那部片，我開始做後期的時候，並沒有覺得它是一部電影。如何定義這個作品，我好像也並沒有特別在意。做完之後，別人就說你做的是電影，那之後我自然而然地去學電影的拍攝技法，就看別人怎麼拍的，然後依葫蘆畫瓢，就有了《高三》。因為拍攝器材廉價化了，拍電影的門檻也變低了，而且我這種小電影成本也不高，很多東西都是在拍攝實踐中學到的，這是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

《高三》我還不是特別喜歡，它的結構我覺得太匠氣了，總覺得有點中規中矩，現在再去拍的話，也許會有更好的處理方法。

《高三》

Pmovie：您紀錄片的結構主要是誕生在哪個環節？前期會有比較詳細的計劃嗎？

周浩：早期會有一個大概的方向，但結構在後期一定會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如果一個片子在拍攝前就想好了，最後拍出來的樣子跟剛開始想象的一模一樣，那肯定不是我的片子。

我蠻期待事情在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變化，隨著這個變化的肌理，它自然會有一個結果。但有很多片子在拍攝結束後都沒有結果出來，那我就跟剪輯師共同把結果“再創作”出來。

Pmovie：前期調研的時間有多久？

周浩：很短，只要別人同意我拍了，我就會開始拍。其實最關鍵的問題是別人願不願意讓我拍，如果他願意，同時跟我事先的某種想法又契合，那我就著手拍攝。

Pmovie：您曾說，拍紀錄片最重要的就是跟拍攝物件的溝通。具體需要什麼樣的溝通能力？健談，跟拍攝物件自來熟？

周浩：不是簡單的自來熟。自來熟是你說話比別人說話多，你會變成主角，其實這在拍片子的過程是蠻忌諱的事情。你是要去觀察別人的生活，不能自己唱主角，更不是跟別人說自己有個特別大的主題，忽悠別人來拍攝，這肯定也是不可取的。

拍片子的開始都是因為雙方有一個契合點。我拍片的目的是什麼，我先告訴拍攝物件，如果他們正好也願意分享自己的故事，這就在第一個層面上達成了共識。只有當我拍片的意願和跟拍攝物件的意願相互重合的時候，這個事情就可以往下進行了。

而且在交流過程中，拍攝物件會問你，為什麼要拍他，對他的什麼東西感興趣。拍攝物件大多是不許報酬的，那別人為什麼要讓自己未來一年的生活都被一個攝像機跟著？所以你首先要說服你的拍攝物件，但說服不是欺騙，是需要表達出自己真誠的意願。你為什麼要做這個片子？做這片子幹嘛用？你要跟別人說清楚。然後對方覺得好，說我們一起來試一試吧。

《龍哥》

Pmovie：生活中不善於交際、沉默寡言的人，能拍好紀錄片嗎？

周浩：其實拍紀錄片跟一個人內不內向沒有本質的關係。內向的人可能有些題材拍不了，比如《大同》這樣的題材，但可以去拍自己最擅長的題材，比如說拍自己的父母或者最要好的朋友，那這也許就是我進不去的地方。

每個人做片子都是這樣，就是做自己最熟悉那一塊。我理解紀錄片的本質，就是呈現你跟別人打交道的方式，就是用你的人生閱歷，用你對世界的感悟，透過影像的方式去把它謀篇佈局出來。

羞澀人可以用他自己的方式去感受事件，他的感受方式跟我一個粗線條大老爺們的感覺方式就不一樣。比如說像《高三》這部片，我去拍和他去拍就會是完全不同的兩個片子，我用我的視角去解讀別人高三這一年是怎麼經歷的，那他也會有他的解讀方式。而且並不存在誰的視角更公允的問題，每個人都是用自己的視角來觀察事物。觀眾在看片子時會覺得，這個視角，這種跟人打交道的方式是我以前沒有感受到的，而這就是一部紀錄片的獨特性所在。

並不說只有外向的人才能去拍紀錄片，而羞澀的人不能拍紀錄片。比如說我認識的一個紀錄片導演叫沙青（憑藉《在一起的時光》獲得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電影節小川紳介獎），他就是一個特別內向的人，但他同樣也可以拍出非常棒的紀錄片。

一部影片如何能夠與眾不同？首先你得有自己的一個角度。紀錄片就是一個導演用自己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來研究其他人，本質上是這樣的。

每次拍攝都如履薄冰

Pmovie：紀錄片會展示拍攝物件的正負面，這是客觀性的體現。但在拍攝過程中，如果拍攝物件要求隱藏自己的負面，或者提出其他的拍攝要求，您會如何保持自己的主控性？

周浩：這種情況永遠都有。紀錄片的拍攝過程，實際上是你和你的拍攝物件互相瞭解的過程。當雙方有了足夠的瞭解，拍攝物件信任你的把控，那你就能自如處理。

我經常說，拍片子永遠都是那種如履薄冰的感覺，就是你一定要在拍攝物件、我（即拍攝者）和觀眾之間找到某種平衡。我每一部片子其實都是在這個邊緣上走出來的。

我並沒有覺得自己在這方面處理得非常好，都不敢說自己是“熟練工”。因為每次遇到的問題都是新問題，都得想新的辦法解決。包括最近拍這部片子，實際上我們跟拍攝物件之間也會產生一些的衝突和觀念認識的不一致，然後這部分內容可能也會拍進影片當中。

而且我並不認為把別人赤裸裸地呈現在鏡頭面前，它就叫紀錄片。紀錄片的作用是什麼？我覺得它應該變成社會的一個潤滑劑，促進人和人之間的相互瞭解和溝通。比如我們拍一個人物，我們是希望觀眾跟這個人物之間能夠發生某種交流，而作為中介者的我如果不能處理好自己跟這個人物之間的關係，那怎麼能夠指望觀眾去認同我所拍的人物呢？當然，也不見得要去給別人唱讚歌。

這個世界可怕的事就是從眾，我們很多時候判斷事物只分黑和白，這是好人，那是壞人，但實際不是那麼簡單，我更喜歡呈現事情的多面性，

《大同》

Pmovie：《大同》裡面，前一段鏡頭是市長開會譴責下屬，顯示了他的正面形象，後一段鏡頭立馬接上的是群眾對他的異議，形成了兩種觀點的分庭抗禮。這就是一種呈現多樣性的方式？

周浩：對，我必須把人物往不同的方向去拉扯。比如說一方面你會覺得他的拆遷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影響到了很多人的生活，但回過頭來我又會告訴你，拆遷其實有很多非常站得住的理由。其實每個人都處在各種力量的拉扯中間，而我們習慣一棒子把別人打死，所以這個世界總是有這麼多矛盾衝突。我是不願意特別強烈地站在某一個立場上去批判別人。

社會大眾對警察和醫生存在一些固有的認識，但如果看完我的《差館》和《急診》，也許會覺得警察和醫生都很不容易。其實我的片子本身並沒有站在拍攝物件的立場上說他們很幸苦，只是觀眾看完之後會對他們有新的理解。

Pmovie：隨著跟拍攝物件關係的深入，您的態度、立場是否會變化？這對拍攝會有哪些影響？

周浩：這種影響當然非常大，但不一定說是好的或者壞的。拍《龍哥》的時候，一開始我只是想觀察別人的生活，但隨著拍攝的深入，我自己也有點堅持不下去了，因為那種生活的確讓我覺得非常不舒服，然後我跟他的關係也開始變得不一樣起來。最後我跟他之間的互動就變成這個片子非常重要的部分，實際上這也是讓這部電影成片的唯一方式。其實這個片子講的就是我和拍攝物件之間的關係。

我自己覺得拍過最好的兩個片子，就是《大同》和《龍哥》。

《龍哥》

Pmovie：有些拍攝場景其實很危險，您在現場會害怕？會怎麼去克服？

周浩：因為本身我是做記者出身的，所以碰到過各種各樣的事情。早期拍《厚街》的時間，就遇到了拍攝物件要殺人的場面；拍《棉花》的時候，攝影機還被人調包了。各種各樣的事故會經常發生，我都得想辦法處理。而且觀眾不會關心你的健康問題，只會關心你的片子拍得好不好。我們拍片子最痛苦的事情就是，事情發生了，你在現場，但你沒有拍到。

《厚街》

Pmovie：相比較主流紀錄片，您影片的戲劇性是比較淡的，但是否也會去提煉戲劇性？

周浩：我還是會受劇情片的影響，會下意識地去提煉戲劇性。因為我拍紀錄片還是為觀眾服務的，不可能去拍一個觀眾並不關心的片子。比如我不希望觀眾覺得我的片子很悶，所以在時長上也會下意識地去控制，你看我的片子，其實都沒有超過兩個小時的。

Pmovie：《棉花》拍了8年，這是您拍過最長時間的片子嗎？拍好一部紀錄片至少需要幾年？

周浩：《棉花》是目前拍得最久的，但《差館2》大概就拍了十多天，那跟影片的質量是否有必然聯絡？我覺得不一定。

我有時候開玩笑說，拍久一點是為了給自己自信。其實還是要視題材而定，有些題材並不需要拍那麼久。拍久一點當然好，但這並不是一個鐵律。

《棉花》工作照

Pmovie：您曾說想拍“抵達到觀眾內心，卻又不易言表”的東西，後來有拍到這樣的東西的嗎？

周浩：其實每部片子裡都有吧，如果片子裡沒有這種東西，那就沒有靈魂了。

就像你跟別人介紹一樣東西，肯定不是直接說這東西很美很漂亮。就像文學中的“白描”，不需要用華麗的辭藻去描述，但在白描過程中，我也有自己的方法和結構，最後讀者能感受到那個事物的美感。

比如海明威的小說《老人與海》，開頭就寫“這位老人84天沒有捕到魚了”，這樣的描述就很快能夠抵達觀眾，又會給觀眾留下很多想象空間。我們做影像的人，其實也是在找這種玄外之意。

Pmovie：您曾說您的影片是憂鬱的，但您希望透過紀錄片促進人與人之間的溝通，這個追求又是積極、樂觀的。怎麼理解這兩者之間的關係？

周浩：其實我也是後來才漸漸發現，我的片子有一些不那麼愉快的感覺吧。

佛家不是說人生就是苦難的嘛，如果非要把生活描寫成都是陽光燦爛的，那反而不是一個真實的世界了。其實我們都是在這種且行且珍惜的過程中，去走完我們的一生。

如果非要告訴一個年輕人生活是美好的，我覺得這是在騙他。只有告訴他說生活是苦難的，是充滿著艱辛的，也許他才有免疫能力去經歷未來的一切。

《棉花》工作照

Pmovie：最後想問一個問題。您已經拍了9部長片，接受過很多采訪，也做過很多講座，那未來會有出書的計劃嗎？

周浩：有很多出版商都找過我，但我目前還沒有特別強烈的願望。

一方面，文字表達對我來說並不是一件非常得心應手的事情，所以寫書對我來說還是有某種小小的負擔。

另一方面，我覺得我應該把80%的精力放在拍片子上。你們更想看到我的書，還是更想看到我的新片子呢？肯定還是更願意看到新片子吧。其實《大同》之後我已經有四年沒有新的長片面世了，這有非常多的客觀原因，也不全是我個人的原因，有的片子拍完了出不來，有的在剪輯臺上，有的還在進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