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很有意思，能提出來，就已經很有見地了。

眾所周知，魏晉南北朝是士族統治天下，寒族依附在士族底下求存。其文學作品，既有差別，也有混同。

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文學發展上的一個過渡期，這個時期的文學出現了與前朝文學截然不同的特點。

首先是從注重文學的內容變成了注重文學的藝術技巧；

其次這個時期形成了比較完整系統的聲韻理論。

這個時期，永明聲韻理論開始形成並逐步完善，永明聲韻理論對後世詩歌的創作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除了永明聲韻理論之外，這個時期還出現了新體詩和宮體詩，是這個時期詩歌發展的最高成就。

士族化與宮廷化的傾向

齊梁陳時期的文學代表了南朝士族文學的特徵，這個時期計程車族文學具有過渡性的特點。而這些都與士族化、宮廷化的傾向有關。

魏晉時期文學的宮廷化與士族化的傾向直接影響了齊梁陳時期的文學，雖然宋、齊的皇帝都出生寒門，想要提高底層文人與寒門庶族的地位，以此來抑制豪門貴族的地位。

只可惜，豪門貴族經過了長時間的努力，他們的地位並不是那麼容易被撼動的。因此他們的行為並沒有取得太大的效果，只得重用世家大族。皇族與士族之間也產生了間隙，兩方互相猜忌懷疑，使得這個時期的文學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這段時間，朝代十分頻繁地更迭，這些士族文人們害怕政治鬥爭會影響自己，都以保全自身為新年，傳統的道德觀念和國家觀念變得更加地薄弱。如《陳書》中記載，當時的很多大臣都是隻在意自己的安危和富貴，卻不去在乎國家的存亡。

雖然也有統治者想要勵精圖治，吸取了前朝的教訓，可是效果並不是很好，時間長了也都開始懈怠了，王室苟且度日的想法開始增長。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不管是統治者還是文人的精神與生活都迅速地走向多了。

再加上南方的經濟發達，商人們將世俗享樂帶到了上層社會。劉宋時期，這種情況更為嚴重。《宋略》中對這樣的情況進行了一個簡單說明，書中說劉宋時期的貴族和富商家中，都有成群的歌姬舞女。

思想文化方面，統治者為了穩固政權，就十分地推崇儒術治國，同時又談論玄理，使得佛教也十分地流行。正因為如此，齊梁陳時期出現了玄理詩的盛行，但是取得的成就卻是極為有限的。

文學創作方面，這個時期高度地重視知識與技能。會產生這樣的情況，主要是因為士族子弟因為家庭的原因，擁有極高的文化素養。再加上經濟的繁榮，他們可以更完善地完成自己的作品。

另一方面，為了獲得統治者的器重，又為了顯示自己獨一無二的地位，士族們就更加熱衷於文化競爭，更關注只是的積累和炫耀，這種情況還成為了當時的一種風氣。

士族文人不僅文學修養極高，還有極高的藝術修養。這使得士族文人們在創作的時候，往往會比較注重辭藻和聲韻的華美。玄理詩的興起和佛教的流行，都間接地增長了這種趨勢。

齊梁陳的文學往往被禁錮在貴族、宮廷的範圍內，並注重感官的享樂和文學形式的精雕細刻。文人們的創作也大都如此，並出現了"宮體詩"，這種詩歌十分輕豔，藝術價值有限。

永明聲韻理論

在《南齊書》中有這樣的記載，沈約、周顒發現了漢語的四聲理論，即我們常說的平上去入，並利用四聲進行詩歌的創作，被後世的文人們叫做"永明體"。由此我們可以得出，永明體的出現與聲韻理論的形成有極大的關係。

其實在秦漢時期，就有部分文人注意到了詩歌的音韻節奏，只是在當時並沒有形成系統的理論。但是有文人憑藉藝術直覺，使得詩歌或辭賦具有音韻協調的特點。如司馬相如、陸機等人的創作，因此我們可以發現聲韻理論的創作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除此之外，佛教的唱誦也與聲韻理論的建立有著密切的聯絡。曹植就喜歡將佛經中出現的音律運用到詩歌創作中。周顒就借鑑了佛經的三聲，對漢語的天然音調進行了規範，後來他就寫了《四聲切韻》創立了四聲說。

聲韻理論的另一個奠基人是沈約，他與王融等人一起並稱為"竟陵八友"。他完成了《四聲譜》，使用四聲對詩歌的創作進行一定的規範。即在詩歌創作中，每一句的聲調要參差互用，這是古代律詩創作的理論基礎。

這對詩歌的發展是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的，這說明詩歌的發展朝著規範化的方向進步了。

沈約還在這個理論基礎上，提出了八個需要忌諱的地方。後世的文人們在創作中，都會盡量地避免這八個忌諱，這是文學發展的必然結果。但是這種規範化，既有優點也有缺陷。

宮體詩人

"宮體"的說法出現在梁簡文帝時期，宮體詩的內容多描寫女子或者宮廷，風格偏向於清麗婉約。代表人物是蕭氏父子、庾信等人，他們創作的宮體詩在當時處於主流地位。

庾信

蕭綱也就是梁簡文帝，他的詩歌創作以欣賞的眼光，對女性的外貌進行細緻的描繪，但是缺陷在於只描寫外貌，而缺少了對心理的描寫，使得詩歌過於輕浮豔麗。

蕭綱

這樣的情況在當時是十分常見的，這也說明文人們的心理逐漸地走向了病態。但是宮體詩將內容擴寬到了女性視角，文筆細膩，也對詩歌進行了一定的創新。並且也是有一部分涉及女性心理的優秀作品存在的，如《金閨思》。

徐陵的宮體詩也十分的出名，他創作的詩歌大多比較流麗輕豔，他也有創作一些邊塞詩歌，但是都帶有宮體詩的影子。他還奉蕭綱之命，將文人們創作的與女性有關的詩歌，收錄到了《玉臺新詠》中。

齊梁陳時期的駢文

這個時期的駢文也是比較出名，是當時文章的代表文體。這個時期的駢文對偶嚴整，辭藻華美，聲調和諧。這些都是這個時期駢文最基本的特點。

在秦漢時期，文人們的創作就注重對仗，而到了齊梁陳時期，文人們對於對仗的運用就有了更自覺的認識。他們將五言與七言句式排除在了駢文中，轉而使用四六句式，更提出了詞性要對稱的要求。

文人們又將聲調和華美的風格融入到了駢文的創作中，使得駢文的句式不僅對稱，還具有聲調協調的特徵。

梁朝，文人們的駢文創作更加的成熟，還出現了一些駢文小品，如《答謝中書書》等。這些駢文，不僅簡潔，還清新明快，雖然是駢文，但是也具有散文詩的特點。

駢文更與辭賦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還出現了俳賦的體式。俳賦與駢文的區別很小，僅在於俳賦有韻，但是一些駢文的創作中也注意音韻的使用，所以這兩種文體很難被區分開來。

南北朝時期注重詩歌技巧而忽視詩歌內容的特點，對後世產生了及其深遠的影響，在唐朝初期都依舊具有這個特點。到了中唐社會，這個情況才得到了徹底的扭轉。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經過了初唐四傑與陳子昂等人的努力，才終於取得了成效。

那麼，寒族文學具體如何呢？

在魏晉之際社會思想鉅變的作用下，西晉寒族作家的創作受到了功利主義的強烈影響。為了獲得政治機會，寒族作家依附於權Quest族，這造成了他們的文學品格不高，混同於士族文學之中。但士族與寒族的階層區分，導致了寒族作家人生經歷的坎坷不平，改變了他們的創作動機，促使了寒族作家對自我內心世界的真實表現。這種調整，使混同於士族文學中的西晉寒族文學有了一些自我特徵。

　　西晉時期，寒族作家大量湧現，傅玄、張華、左思、劉毅、劉棗據兄弟、王沉、魯褒、束哲、趙至、成公綏、郭泰機等人在思想與經歷上都有獨特之處，他們的文學也因而與當時的士族文學有所區別。

　　從思想上看，寒族作家都有強烈的功名意識。魏晉之際，天下趨於統一，士人面臨的社會表面上充滿了建功立業的可能性。然而，經歷了曹操、司馬鼓父子的嚴酷統治，魏晉之際的知識分子在思想上與漢代士人有了巨大差異。與漢代士人相似，晉初寒族作家也有強烈的政治追求，但急功近利的特徵較明顯。為了獲得政治機會，多數寒族作家採取了依附權貴的方式，如傅玄、張華、棗據等人依附司馬昭兄弟，左思依附賈謐、壠西王司馬泰，潘岳依附賈充、楊駿、賈謐，張載依附司馬父，趙至依附嵇康、史仲和、張嗣宗等等。這些權貴中，賈充父子、楊駿的社會聲譽並不是很好，也就是說，寒族作家並不是很在意被依附者的道德好壞。

漢末建安時期，寒族作家的文學創作以深沉強烈的情感與簡潔樸實的語言而著稱。但西晉寒族作家受到政治追求的驅動，將自我社會價值的實現與文學聯絡起來，視文學為追求社會評賞、追求聲望地位的工具。如左思花十年工夫創作《三都賦》，賦成之後又找當時名流張華、皇甫謐為之延譽，追求名聲的目的十分明確。這些作品用辭講究，但是在情感上，總讓人感到平淡無味。熱衷於華美文風的背後，體現了寒族作家在表現自我精神與獲得聲譽之間的矛盾，但他們選擇了追隨統治核心群體的審美傾向，重視文辭，讓情感服從於目的，直接導致寒族文學自我特徵的裂變。

寒族作家在強烈的功業心態下，走向依附權Quest族的道路。為了取得士族的認同，他們主動地改造自我人格與文學。在某種意義上他們取得了成功，因為他們的文學的確華美雅緻，並且得到了社會尤其是士族的認可。但是他們迷失了，喪失了自我本真面目，也使自己的文學在功利目的性下變得面目全非，在精神上、格調上、品格上都鮮有可稱道之處。

同時，在寒族作家的創作實踐中，追求仕進的階段佔有很大比重，造成了帶有依附功利性的作品在寒族文學中的優勢存在。這勢必會導致寒族文學自我特徵的減弱或消失，也致使讀者在閱讀的時候，容易忽視這一特殊群體文學創作的獨特內質。迷失中的寒族作家使自己本應有特色的文學混同於士族文學之中。

在時代環境的刺激下，寒族作家強烈的政治追求深刻影響了他們的創作，他們主動而積極地向士族審美觀念靠近，改造自我，改造文學，造成了依附狀態下的寒族文學單調而華美，玄虛而做作。這不僅使西晉寒族文學品格低下，也削弱了寒族文學自身的特性，無法從整體上提高西晉文學的成就。但是士族對政治的獨佔以及在心理上對寒族的蔑視，導致寒族作家政治生涯的失敗，在痛苦與失落中，他們重新探索自我悲劇的原因，重新認識社會，並最終拋棄依附，向獨立精神迴歸。這也引導他們的文學開始具有了獨特的群體特徵，具有了某些迥異於士族文學的品格。

西晉時發生災荒，百官向晉惠帝報告饑民餓死，他問了一句：“何不食肉糜”遺笑千年。

這是晉惠帝的生活環境造成的。

一個人的語言行為往往受制於環境，詩歌作為詩人的心聲，自然脫不了這個束縛。

氏族文學就是高屋建瓴，處處玄誇，指點江山，捨我其誰。

寒族文學就是哭窮喊困，傷春悲秋，建功立業，懷才不遇。

士族文學偏向於詞藻的華麗，聲律的優美；寒族文學更偏向於真實情感的寫照，譬如鮑照的《擬行路難》，語言十分樸實，純粹是抒發憤懣不平的情感。

但是事實上士族文學的出發點也是抒發情感，只不過社會地位的不同，讓士族們越來越多的把精力放到了辭藻和聲律上。

值得一提的是，二者都為唐詩的繁榮奠定了基礎。比如律詩的集大成者杜甫，他的律詩不僅抒發了真實的情感，而且還嚴格符合聲律，可以說是繼承了魏晉以來詩歌發展的所有大的優點。

這個把我問懵了！文學還分尊卑貴賤？文學只有好與不好吧！

至於寫出怎樣的文學作品，看的是一個人的文學素養與學識修為！

魏晉南北朝，是士族權貴的天下，導致社會動盪，很混亂的一個時期！很多文人墨客，就這樣無意或有意的捲入政治的紛爭裡。因為他們難以對這戰亂不休的局面有所改變，結合自身的遭遇，所寫的文學就帶有悲觀厭世之感。而有些不如意的人，在作品中抒發自己的理想，發洩對這社會的不滿。所以魏晉南北朝，這一時期的文學大部分表現為悲觀或是放達！

魏晉南北朝的統治者，喜歡用士族出身的人為臣，而貧民百姓想要出將入相，比登天還難！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面，這就自然地使得許多才高的寒士心中產生了不平之氣，他們的文學創作中把這種不平發洩出來，也就成為了這一時期文學的一個特徵。

士族學子寫的作品，大多用詞華麗，喜歡賣弄風騷，比如曹植，就是以詞藻華麗聞名於世，畢竟他們不用為生活而奔波，生下來就是遊戲人間的！寒門學子，大多一生貧窮潦倒，作品多以悲觀或抒情為主，比如陶淵明，還得南山下種豆才維持得了歸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