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9年生人，所以經歷了大鍊鋼鐵，大躍進，人民公社，集體食堂，農業學大寨，集體勞動工分制，包工，夜戰，分自留地。但是沒有趕上家庭承包分田單幹。因為我79年就考上大學，離開農村了。我也參加過集體勞動，勞動強度還是比較大的，出勞不出力，磨洋工，消極怠工的人基本上沒有。大家都積極肯幹。但是由於糧食價格特別低，交的公糧得不到很好的收入，所以每個工分值不高。

口糧蔬菜是大隊統一按每戶人口發的，不管每戶勞力多少，欠大隊多少錢，糧食蔬菜等一兩不少。

那時農民偷集體糧食蔬菜果實還是比較普遍的，從這方面農民能得到除了集體分配外的生活物質。

我記得，那時信用社給農民惠農貸款，相當於五塊十塊金額，這種貸款估計農民認為是救濟，沒想還貸。

我記得我家有供銷社入股證明，但是後來這點股份不知怎麼處理了，也沒有分過紅。

那時我最怕的勞動是抗旱，天大旱，人大幹，擔水點種。年齡小，挑水確實令人害怕，肩膀壓得特別疼，現在想起來還心有餘悸，所以後來堅決考大學，脫離農村。

那時強調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挖渠建水庫，平整土地，深翻土地，培養良種，種各種雜交作物。八字憲法（土肥水種密保管工）抓得很緊。實現農業機械化也是當時的口號。當時我村已經買了鐵牛55拖拉機，耕地，運輸，脫粒基本上實現了機械化。

在京郊農村插隊是我人生最有趣的經歷，對當年生產隊的事也有很深的留戀。記得剛去時我這個城裡人很傻，沒眼力見，幹半天活兒剛剛戳會兒就被隊長逮個正著，旁邊的一位大叔告訴我說，你得會看遠處來人，扛鐵鍬的是隊幹部，夾鐵鍬走路的是社員，你瞧見扛鐵鍬的來還歇著不是自找麻煩？我問社員就不能扛鍬嗎，大叔說沒人扛，他的意思是扛鍬是頭兒的專利，普通人不會越雷池。那時一個生產隊配有三個隊長，政治隊長、生產隊長和後勤隊長，這仨隊長各有各的權勢範圍和利益關係，經常暗鬥，分庭抗禮，我當時正讀《豔陽天》覺得我們村事很像作家浩然描寫的農村小說情景，而且三個隊長長相也像好中壞三種人。我們村子大，四個生產小隊早晨敲鐘分活兒，一個敲半截鐵軌，一個敲汽車輪骨，一個敲廢鍋爐拉門，我剛去怎麼也區分不開，老跑到別的隊聽活兒，還淨叫人轟回來。我最印象深的是年底分紅，兩名民兵從公社武裝部借來刺刀槍把守會計室門，喊誰名字誰進去領錢，夜裡很晚亮著燈，弄得很莊嚴很正式，而且只能蓋章簽字不行，我會刻章，連夜用牙刷子柄為宿舍知青刻了十幾枚圖章，這才在民兵的防範眼神下大氣不敢出地領走錢，整個過程沒有一個社員和知青玩笑說話，但是領完錢回到家或是宿舍就熱鬧開了。我們大隊算富裕村，支書兼公社副書記，戰爭時期負過傷立過功，在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年代，他建魚塘種果蔬沒人敢管，所以第一年我很輕鬆就拿了三百大元，真的很懷念生產隊。

我是一個六零後，生產隊的事情至今是記憶猶新，我的童年就是吃生產隊的糧食長大的。

那個時候學校在麥收和秋收的時間放忙假的，大人小孩都得上地，學校還會安排勞動課，幫助生產隊收種糧食，我記得是三年級的時候，麥收期間，學校組織勞動課，到我家所在的生產隊去拾麥子，隊裡也沒有什麼報酬，就買了幾包糖精，放在剛剛打上來的井水裡，我們一群孩娃子，喝的那個甜，肚子個個撐的鼔鼔的。

那個時候的孩子就是皮實，很少生病有災的，放到現在的孩子，別說喝井涼水了，喝紅牛恐怕都能喝出病來了！

我當過幾個月的生產隊長，經歷過生產隊的集體勞動與生活的故事。

生產隊是中國歷史發展的產物，主要是“文化大革命”那個年代的事情。

一個生產隊的人口數有大有小，依據是就近為原則，合併成一個生產隊，像我家鄉那個生產隊，當時人口大約是一百多人，但真正的勞動為50人左右。

可以講的故事很多，就跟大夥兒分享一下“文革”那段的故事吧！

那會兒，毛主席會不時地向全國發表指示，我們都稱為最高指示。也許是毛主席的生活習慣問題，最高指示往往是晚上發表，有時候是半夜。往往是緊急通知，說幾點有重要廣播，那時農村沒有電視，一個生產隊才有一臺收音機，農民就圍坐在收音機旁，聽來自北京的聲音。

聽完了，有文化的人，會向大家解釋“最高指示”的含義和精神。農民一般睡得比較早，每每有最高指示發表，農民都會自己從睡夢中爬起來，是不會缺席的。那是出於對領袖的最撲素的感情吧！

《忠字舞》，今天的年輕人可能都不知道是什麼了。實際上是用當時的革命歌曲編成的舞，表達對黨和祖國的歌頌，如《在北京的金山上》，《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等。農民一般會在田間勞作休息時跳《忠字舞》。有文化的年輕農民先去培訓，回來再教沒有文化的農民，不管男女老少幾手都會跳。

我十七歲高中畢業，畢業後當了幾個月的生產隊長，後來就離開家鄉當兵了。現在回憶起這些往事，還覺得蠻有意思的。農民就是那樣的質撲，對黨和領袖就是那樣的忠誠。

我剛到農村插隊那會，每到田間休息，總看到男女社員抓緊時間，紛紛往家裡走去，我們不理解這些人為何不好好休息，跑回家幹啥，回家的路還不近，起碼有好幾百米。經打聽，原來他們是趕到自家的茅坑大小便，“肥水不流他人田”。屎尿是可以摺合為工分的，按稀稠程度，每擔可計工分6~15分。

那時剛剛開始推廣使用化肥，價格並不高，但對於一個勞動日才二三角錢的生產隊來說，實在是太昂貴了，所以種莊稼還得靠農家肥。而到縣城掏糞就成了我們男知青的一項重要農活，一有機會，大家都爭著要去。

掏糞這活又髒又臭，糞桶沉重，還得走幾里山路，不是什麼輕鬆活，農民是不想去的。為什麼掏糞在知青眼裡卻成了肥缺呢，究其原因，首先是農村生活單調，沒有什麼文娛體育活動，知青難耐寂寞和冷清，都想借掏糞之機進城逛逛街，看場電影。最吸引人的是可以到城關鎮學校去打打籃球，重溫一下學生生活；其次，掏糞的工分高，質量高的糞即水分含量少的幹糞，每擔可記工分15分，幾乎相當於兩天所掙工分的總和（剛下鄉時，我們知青每天只有六七分工）。

其實，“掏糞”是一種文雅的表達方式，實際上，我們並不是溫文爾雅地掏糞，而是偷糞。縣城各機關的廁所早就被郊區的菜農承包了，哪裡輪得到我們來掏，既然不讓掏，那就只有偷了。糞池都是加蓋上鎖的，我們不管三七二十一，見鎖就砸，掀開糞池蓋，跳下臭不可聞的糞坑挑選“乾貨”。

糞池氨氣刺鼻，燻得人睜不開眼睛，透不過氣來。為了防止引起不必要的糾紛，大家速戰速決，弄得衣上褲上甚至臉上都是糞水，渾身散發出讓人噁心的臭氣，我們毫不在乎，挑著糞桶招搖過市，路人掩鼻，惟恐避之不及。

有時機關幹部也想制止偷糞行徑，畢竟這糞已經賣給了別人，明目張膽地偷糞讓他們很難向買主交待，但又不敢多說，這幫知青如今淪為偷糞人士，早已是滿肚子火氣，還是莫惹火燒身為好。也有不知趣的，不准我們砸鎖偷糞，結果辦公室門口被潑了一瓢糞水，以後見到偷糞的，睜隻眼閉隻眼，吸取教訓不再多嘴。

1974年，全國農業學大寨運動進入高潮。我們村歷來就是學大寨運動的先進村，自然不能落後。在大造人造平原的號召下，我們村九隊隊長帶領全隊勞力，從秋收之後就開始平整土地了。他們根據支書的命令，把五塊梯田，透過人拉車、肩挑擔的辦法，連過大年都是“一出勤，兩送飯”。幹了一冬一春，終於湊成了一塊一百畝的人造平原。第二年，因為把熟土都挖了，土地肥力急劇下降。勞動日做了不少，但地裡打下的糧食還沒有往年的多。這樣年終決算時，他們隊裡的勞動日工分值，是全公社最低的：一個勞動日（十分工分）九分錢！很多勞動上一年的家庭，不僅年底沒有分紅，還得倒貼隊裡的口糧錢、電費、磨面碾谷錢……九隊的隊長，是抗美援朝戰爭中的汽車兵。駕駛技術那絕對是一流的。但是當隊長，領導全隊的生產，就比原來的老隊長差遠了。老隊長因為反對把好好的高產梯田挖了湊什麼人造平原，被撤掉了。支部任命的新隊長不懂農業生產，只是服從命令聽指揮，這下把全隊的人都弄的哭了——人們都發愁：這怎麼過年呀？隊長也病倒了——他向支部書記提出不幹了，沒有批准。而大夥兒不斷頭地來找他借錢：這家是應承下債主了，過年前隊裡決算下來就還錢。人家來催，借上也得還呀！要不臉往那兒擱？那家是要過年了，家裡窮的連稱鹽打醋的錢都沒有了。怎麼過年呀？幾乎家家來借隊裡的錢，可是隊裡沒錢呀！沒錢就哭，不走！他家裡、院子裡都是婆姨們的哭鬧聲。於是隊長連急帶氣，就躺下了。最後是公社幹部出面，從大隊副業上給九隊拔了一部分錢，作為公積金和公益金。把九隊自己的錢給大家的勞動日工分值提到了一個工兩毛五。這才讓大多數人過了個年。

我是上山下鄉插隊知青，在生產隊八年，雖然時間長，但很少幹農活，所以耕田耙地，春種夏收很少參加。

我個頭小，有文化，很愛講，是個心直口快的人。每年，每個生產隊都有外派工任務，每年都派我去抵名額。外出幹活主要是修水庫，挖渠道，修鐵路，架橋樑，打遂洞，雖然辛苦，比生產隊幹活強，集體開餐，伙食有著落，飯菜可口，我也願意。

其實這裡面有名堂，隊領導班子一般生活高於老百姓，私分集體財產是主要手段。農民水平低，很難看出他們的計謀，生產隊裡有一個明白人就壞事了，所以送出去比較保險。

我也不想揭穿什麼，睜一眼閉一眼，年復一年，直到知青大返城我才回到父母身邊。

要說生產隊的故事，我三天三夜都講不完。

一九六八年初秋，我初中畢業，我們那批學生，農村戶口的回家務農，像我們班上那些城市戶口的統統下鄉，史稱我們為老三屆。

那年，我十七歲，到生產隊幹活，隊長看我長的人高馬大，讓我跟車拉秋。

生產隊秋天打場的時候，最有意思。那個年代，機械化少，都是用牲畜拉石頭滾子壓大豆，溜高梁，打穀子。一般打場都是晚上夜戰。夜戰，歲數大的社員就不讓去了。有時候幹到晚上八九點鐘，生產隊煮大鍋飯，一般情況，生產隊做一兩板豆腐，燉豆腐，有時候，隊長一高興，再到供銷社弄點豬肉擱裡頭燉，那豆腐燉的真香啊！你別看，豬肉要票，每個大隊的供銷社他都有餘頭。

生產隊幹活，男男女女在一起，就熱鬧，嫂子小叔總開玩笑。都是動嘴不動手，農村人，俏皮嗑也多，看你穿件新衣服，就說你，“小魚你還竄上了。"看你能說會道說你，"癩蛤蟆上講臺，大嘴說客。"總之，俏皮嗑太多了。

我那時候，剛下學，晚上打場休息的時候，場院有小房。我們隊打更老頭姓韓，過去舊社會的時候，在城裡買賣鋪上當過夥計，他愛講古(故事)。一到休息的時候，趕緊到小房的炕上，讓他講故事。

那年，我們生產隊栽水稻，秋天打場，用機械打，三班倒，男女在一起就出了一段醜聞。有一個爺們四十來歲，和一個三十多歲的娘們滾草垛讓人家給看見了。結果，也沒咋的，那個娘們在家說了算啊！老爺們沒敢炸刺。

生產隊時期，最好的是民風。那時候，村子裡誰家有事都是幫工，沒有要錢的。那時候的人，有人情味。記得，那年，我們生產隊七家蓋房子，我家也蓋房子，我還幫了半個月的工。唉，那個時代已經是一去不復返了。有時候，沒事，自己還總願意回想那段純撲的時光。

天上佈滿星，月牙亮晶晶，生產隊裡開大會，訴苦把冤伸。萬惡的舊社會，窮人的血淚恨。千頭萬緒，千頭萬緒湧上了我的心。止不住的辛酸淚，掛在胸。……生產隊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故事。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六年多，生產隊裡的事情瞭如指掌。我被評聘為學習毛澤東思想的輔導員，那是公社任命的。有公社革命委員會的任命狀。冬閒的時候，生產隊每天晚上開會。生產隊沒有隊部，是在餵養牲口，飼養員住的房子，就是開會的地方。有一條大炕，燒的很熱乎。去的早的人，坐在炕上，去的遲的人，炕上坐不下，就站在地上，有的人蹲著。前幾年沒有電，點個保險燈，掛在牆上。我靠著牆在燈下，給社員們念報紙或檔案，教社員們讀毛主席的老三篇，《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紀念白求恩》。這些毛主席著作，人人都有。就是這些社員，斗大的字不識二格半，沒記性。怎麼也教不會，也進行提考。他們會說，是個睜眼瞎，沒喝過墨水，它（字）不認我。來開會的人是貧農、下中農、中農和富裕中農。富農和地主被打成了黑五類，他們的兒子也不能參加。還有的是，有美帝、蘇修和蒙修親戚的社員也不能參加。社員們每人都有個菸袋，裡面裝著六，七寸的煙鍋和自己種的煙。這煙是由煙莖用碾子推碎和葉子摻夥在一起。在開會期間，每人抱個煙鍋子在吸菸，吸的很香，津津有味。可是，滿屋子烏煙瘴氣的。他們也讓我吸。我吸了一口，被嗆出兩眼淚，咳嗽好一陣。哪煙鍋油味，實在是享受不了。他們都鬨堂大笑。以後，我在兜裡裝些紙，被逼無奈，卷著裝的吸幾口。我白天和他們一起參加勞動，在中間休息的時候，給他們讀一讀報紙。有時我也很累，躺在地頭上，展展腰。躺下就不想起來，也不管他們了。六年多的風風雨雨，和他們跌打滾爬在一起，他們是最可愛的人。勤勞、勤儉、樸素、善良是我最寶貴的財富。

文革時生產隊幹活前要集中唱紅歌，一次隊長召集起社員，清了清嗓子，說：“讓我們高唱毛主席的讚歌《東方紅》，我起個頭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預備，唱！”社員：“東方紅，太陽昇……”以《大海航行靠航手》起頭，以《東方紅》結束，一時傳為美談。

我68年初中畢業回家參加勞動。與我們相鄰的那個生產隊窮的一塌糊塗，我們隊每人每年能分到80斤麥子時，他們連50斤都不到，碗裡的飯說是麵條見不到幾根麵條盡是紅薯塊和菜。

他們為什麼那麼窮呢，幹活出工不出力，耍嘴皮子偷莊稼在他們隊是主流，反正窮了大家都窮。他們隊沒人願意當生產隊長，走馬燈似的換時間長的有幹2年的，短的2月的也有。50來戶人家，男的幾乎都當過隊長，人稱他們隊為“軍官隊”。

那一年正值農村收菸葉炕菸葉時候，他們隊的隊長又不幹了，原因是菸葉是那時生產隊唯一的經濟作物，隊裡一年的開支全指望它了，可人家隊的菸葉都金燦燦漂亮的大葉子，他們隊的個個都是小花臉。看到一年的經濟成這樣，社員風涼話，隊長心裡氣。

這會兒他們隊的貧農代表站出來了，這位代表素有表演天賦，對著隊長說了一段開板，“隊長領的真不錯，菸葉長的像羊耳朵，男的落個喇叭頭，女的落個一身油，隊裡落個煙炕樓”，還沒等笑聲響起，隊長說“去球我不幹了，幹了一年半不少了”，扭頭回家了。

日子還得過呀，貧農代表又現場招呼大家推選隊長，他看到那邊一個叫文州的在那正喇叭頭煙抽，說文州你幹吧，輪也輪到你了。這句話是指上次讓他幹他死活推脫。

誰知文州來了一句，“咋，這是舊社會輪流當保長不當不中啊！”說是說，他還是應下了，據說這位第N隊長僅僅堅持一年。

不知道他們換了多少任隊長，只知道聯產承包後他們隊的生活一點不比我們差。

哎，都過去的事了。

那個年代沒有什麼好玩的全村僅有的一臺收音機還是固定的。特別簡單，用一根鐵絲從山頭通到家裡，連線一個二級管，聽說他的耳機是偷大隊電話裡的。總的來說，只能他一個人聽。

伏天晚飯後，村裡的人陸陸續續來到打麥場裡乘涼，侃大山。

夜深了，大家都回家睡了。我剛躺下不久，就聽到有人敲門。

一個夥伴遞給我一根高粱杆說，把他們趕走，只見他大步走在前面，拿起高粱杆就往黑影身上打，那個黑影一看多了幾個人，以為是看瓜的人來了，嚇的撒腿就跑，我們就在後邊追。沒追多遠，就追上一個，這個人用褲子裝了兩個西瓜，發現大家都跑時，來不及把褲子裡的西瓜倒掉，抓起褲子就跑。兩個西瓜二、三十斤，提著跑不快，又捨不得丟掉褲子，就被我們抓到了。

其實，晚上看瓜就是做個樣，後半夜，那個不是睡的跟死豬一樣。

1966年，我們生產隊社員晚學習的會議室就在我家。我家兩進房子，前後堂屋大，社員們下工回家吃晚飯後，就陸陸續續來我家開會學習。小孩們最先到，他們打鬧追逐一陣。接著男人們到了，會計到了，隊長到了。最後到會場的是姑娘婦女，他們大多帶著針線活。會計點名，點到沒到的都是婦女，家裡男人解釋著，在洗碗，一會兒就到。會計接著點。會計先是帶領大家學毛主席語錄，然後讀報紙上文章。講的是農業學大寨的事。學習完了，大家討論。一到討論，會場就安靜下來，沒人說話。接後會計就談體會，毛主席叫我們學大寨。學大寨學什麼呢，就是學大寨人不怕苦不怕累，把石頭山溝溝改成梯田種糧食。我們隊也在改崗造田，我們也要像大寨那樣，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隊長不識字，也說不出頭緒來。他只會說，學習毛主席語錄和報紙上的文章，大家一定要聽到頭腦裡去。我們許多人在會計帶大家學習時，你們在下面納鞋底，織毛衣，補襪子，叫你們來學習的，不是讓你們來做針線活的，不太像話吧。我們要天天向毛主席他老人家早請示，晚彙報，狠鬥私心一閃念。隊長一講話，那些做針線活的都自覺地停下來，聽著隊長的批評。接著婦女隊長說，我們婦女學習毛主席語錄要走在前面，不能老是讓隊長說我們。栽秧，割稻，挑糞，薅草，燒窯…我們不比男人差，為什麼在學習上比不上男人呢？我帶頭保證，明晚學習我們要來早點，不要帶針線活。婦女們都默默不作聲。保管員悄悄和隊長商量明天派工的事。一到派工時，會場就亂了，幾個隊委安排農活，哪幾畝田要薅草，哪幾畝田要追肥，哪幾塊山地的山芋要除草…副業組明天放幾炮石頭，幾個人拉石頭下湖上碼頭，哪些人燒石灰窯。此間男人們抽菸小聲聊幾句，姑娘嫂子們又做起了針線活。孩子們有的靠在牆邊，有的偎依在父親的懷裡，有的玩累了，趴在大人肩上睡著了。約二十分鐘後，隊長宣佈明天派工要做什麼活。散會前，大家齊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睡著的孩子也醒了。接著隊長宣佈散會，社員們拖兒帶女各自回家。不政治學習的晚上，紅兒班的老師就教婦女們識字，那時公社有掃盲任務，《農民識字課本》發到他們手中。沒機會上學讀書的十七八歲的姑娘學得積極，那些有孩子的婦女來學習的少，他們對識字興趣不大。有時老師還教他們唱《不忘階級苦》《社員都是向陽花》《在北京的金山上》《幸福不會從天降》……

有時下雨天政治學習，那是隊長參加大隊或公社開會回來傳達上級佈置的學大寨的事情。男人們來得早，婦女們也來得早。他們知道隊裡會說書的要說書。說書人不識字，原來在工廠時喜歡看老戲，1962年大下放回村。他會說《瓦崗寨》的故事，薛仁貴徵東，穆桂英掛帥…還有《十把穿金扇》，岳飛槍挑小梁王，孫悟空大戰牛魔王，趙雲萬馬叢中救阿斗……說到精彩處，說書人便停下來，大夥知道，說書人要抽菸了，於是有聽書的人自覺抽出大鐵橋香菸，遞給他。那時社員抽大鐵橋煙算是高檔的了。當時抽菸還有順口溜：公社幹部水上漂(東海牌香菸)，大隊幹部貓對貓(玉貓牌香菸)，生產隊長大鐵橋，社員就抽白紙包(白紙包香菸九分錢一包)。說書人不慌不忙點燃煙，猛吸幾口過過癮，接著又說起來。婦女們一邊做針線活，一邊聽書。隊長也喜歡聽書，也來得早聽一段。等一章故事說完，隊長宣佈開會，傳達上級會議精神。隊長參加上級開會全憑頭腦記，公社大隊開一天會，隊長几句話就傳達完了。隊長幹實事到行，可政治學習就蒙了，老是那麼幾句話。所以背地大夥給隊長編了個順口溜：上級開會開幾天，回來傳達半支菸。一開會，照例是唱《東方紅》，照例是會計帶大家學習毛主席語錄，讀報紙，討論，談隊裡雜七雜八的事，然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然後散會。

那時我們生產隊人多田少，以副業為主，工值高，不愁吃穿。再加上我們隊沒地富反壞右分子，階級鬥爭的氣氛不濃，社員們一年到頭都是幹活，學習，唱歌，聽書，日子過得無憂無慮。

當年生產隊長是隊裡最高領導安排隊員幹活！誰的工分標準高低！誰幹輕活，誰幹重活，巧活特權都在他手裡，那時家家口糧都不夠吃！生產隊幾個幹部常常藉口晚上開會用生產隊集體糧食吃夜飯！普通社員沒有特權！但他們在玉米快長成時就偷玉米吃！小麥快熟了就偷小麥吃！偷山芋吃！那時農村有順口溜說：十個社員九個賊！一個不偷沒有吃！有一年春天社員實在沒有糧食吃了！就吃樹葉，樹皮，草根！到底還是餓死我了很多農民！回想起來真是慘不忍睹！

我來講一段在生產隊時期的經歷。

秋天，是農村收穫的季節，生產隊長安排剛初中畢業的我和一名大我十幾歲的青年，在村裡夜間巡邏，主要是防止階級敵人搞破壞，重點保護場園，生產隊倉庫，飼養室等場所，同時預防有人偷竊。一般傍晚就值班，到晚上十二點以後就收工。

記得有一天夜晚，明月姣潔，村裡靜悄悄地，只有微微的北風吹落樹葉，發出輕飄飄的沙沙聲。帶班的老焦興奮地告訴我，隊長批准咱去菜園拔一棵白菜，從保管員那裡領二斤白麵，去桂福家包餃子吃，咱去飼養室那裡借馬燈吧

“點著燈，證明咱們走的是明路”，老焦說。

那晚餃子的滋味我忘了，但“走明路”這句話，一直留在我的記憶中，並深深地影響著我的生活。

我作為返鄉知識青年，從1968年開始回到生產隊勞動，一直到包產到戶。期間擔任過記工員，保管員，領工員，小隊會計，對於生產隊時情況可以說全面掌握，記憶猶新。而且，對於全鎮的生產隊情況也有粗略的瞭解。

根據我的總結，一個好的生產隊，首先要有好的區位優勢，耕地優勢。

然後，是要有強有力的帶頭人，有頭腦，無私心，能起表率作用。

三是必須農副業結合，最好是有穩定的副業產業，或者副業門路。

四是生產隊的整體素質要比較強，有多方面的能人，比如，優秀的車老闆子，扶犁手，善於公關的副業聯絡人，有經驗的兢兢業業的班子成員，飼養員，放牧員。力量大，技術好，任勞任怨的社員。包括善於理家的家庭主婦。

生產隊，是無數農村老人記憶中最深刻的一部分。那時，雖然每個生產隊的人在一起吃大鍋飯，一起下地幹活，可人終歸是有私心的，總想額外再多弄點糧食，來填補一下一家老小的肚子或者養點雞鴨。

秋天，姥姥和另外兩名婦女，每個人拎個大麻袋，是的，就是大麻袋，半夜三更起身去莊稼地裡偷玉米棒子。之所以是女人出去幹這驚心動魄的體力活，就是萬一被看青的或者隊長髮現，她們可以耍耍賴，後果不至於太嚴重。

有一次，她們三個在一片玉米地裡咔嚓咔嚓掰得正歡呢，生產隊長突然出現，他過來一邊罵一邊往下搶已經快裝滿的麻袋。其中一個婦女頓時被嚇得癱坐在地上，渾身發抖，姥姥怕他報告隊裡，也知趣的扔下了麻袋。另一個女伴性格潑辣，她先是說好話，求隊長放過她們這次，可她好話說盡，那個男人還是不讓她把玉米棒子帶走。而她硬是不撒手，倆人就在那你說幾句，他罵幾句的周旋。後來，姥姥攙起嚇癱那個婦女先離開，倆人空手而歸。

而另一個女的到底把那麻袋玉米扛了回來，後來據她自己說，這是用女人的本錢換回來的。這次，她和他各得其所，都吃到了甜頭，以後她再也不和姥姥她們一起出去偷了，都是隻身一人，眼看著她家孩子在生產隊開飯以後還能拿著玉米餅子吃，讓人羨慕不已。而這個女人生的第三個兒子卻暴露了她和他的所作所為，孩子模樣和隊長很像，一看就是他的種。大家心知肚明，村民也只是背後議論一番，當笑話講。她家在大集體沒解散那幾年，的的確確是得到了好多實惠。

聽姥姥講完這個故事，我對那時的婦女能扛起一麻袋玉米棒子感到特別吃驚！生活逼得人無所不能啊！

我從小就生長在農村，親身經歷了集體生產隊的那個時期。

我們村共有800多口人，分成了6個生產小隊，各隊設了生產隊長、副隊長、會計、保管、記工員。生產隊幹部雖然多，但都參加生產勞動，不脫產。生產隊長負責每天農活的安排，負責隊里社員們生活等所有的事項。那時候以生產小隊為核算單位，社員日常勞動掙的是工分，工分值的多與少，由會計具體根據農作物產量、投入資本、工分數核算，年終分紅。保管員負責儲存隊裡來年的種子、飼料，還有隊裡生產必需的所有農具。記工員負責記錄全隊勞動力每天每個人的出勤勞動情況。

高中畢業後，我回村當選為第五生產隊隊長，帶領全小隊社員脫貧致富。那時種地沒有化肥，耕地全靠牛犁，運輸靠的是馬驢拉車。種子是一年又一年的原種，沒有現在的雜交優良品種。由此，種植的各種農作物產量都很低，一個生產隊產下的糧食不足十幾萬斤，畝產只有三四百斤。那時候種地有農業稅要上繳，還有稱之謂愛國糧需交。秋收後的莊稼都要上場，經過脫粒翻曬風車淨選，依照"先國家、再集體、然後自己″的原則，先交了稅糧、派購糧，再留足生產隊下一年籽種與牲口飼料，然後按照"夠不夠，三百六″的標準，分配給本隊社員戶。那時因糧食缺乏，土豆、紅薯也頂糧食。社員分配的糧食也按標價計款，從所掙的工分值中扣除。那時候工分值不高，一個全勞力一天可掙一個工分，一個工分只值3毛多錢。可想而知，當時的農村農民，生活非常艱苦，能夠解決溫飽，就算不錯了。

八十年代初期，我所在的農村，實行了分田到戶，承包責任制。從此極大的提高了農民種地的積極性，隨著化肥、雜交種子等先進的科學及農業機械化的實施，糧食產量逐年提高，農民的生活像籽麻開花節節高。

我出生於六十年代，小時候正是在大集體時代。那時候隊裡的小隊長打鈴上工，把社員先集中起來，按照勞動能力按排農活。農活好的幹些技術性強的工作，像犁地耙地揚場等活，技術一般的年輕小夥子的幹些粗活累活，如翻地運肥收割莊稼等，女同志大都幹輕鬆一些的活，小姑娘則負責管理棉田。

我們小孩子在麥假或者秋假時也到生產隊幫忙，幹活輕鬆掙得工分也少，大多數時間是給生產隊拔草，保管員按交青草的斤數計工分。

最值得懷念的還是農忙時在隊食堂裡吃的大鍋飯，稠稠的粉條菜，黃黃的玉米窩頭，嚼在嘴裡口頰留芳。可能是平時沒東西填飽肚子的原因，總感覺這就是人間美味 。

那時候誰家蓋房搭屋集體安排社員出工，給計工分。一家蓋房，全村出動，會瓦工的壘磚，會木工的砍檁條，什麼也不會的幹些力氣活。大家齊心協力，一座房子很快就蓋好了。

那時候普遍窮，大家幫扶著過日子，真正體現了團結友愛的互助精神。

我是七五年下的鄉,講一講我們生產隊的哪些事。

七五年下鄉,一般農村有大隊,下面設若干個生產小隊,我被分配到笫一生產隊。

隊部是三間土草房,一小間存的是馬料和司養員睡覺的炕。

然後就散會,按照生產隊長的按排各自跟著小組長幹活去了。

幹活的工具如鎬頭,鐵鍬,鐮刀等都是自已的,馬匹,馬車,都是公家的。

領著我們幹活的,我們都叫他“大頭的”,

這個人可了不得,農村活可以說樣樣精通,還有一把的力氣,幹起活來是又快又麻利,誰都不敢惹他，一但惹他不高興哪可是災難的後果了。

一次,可能是昨晚上老婆沒持候好他,一大早上就拉著臉沒一點笑容。

這天的活是刨玉米茬子，到了地頭就開始發恨，尥起蹶子就開刨。

一條壟有二里地長,這小子刨到頭也不休息就又往回刨。

這下可苦了我們這些剛下鄉也沒幹過這樣活的小青年了。

累的是屁股尿流的,雙手都磨出了血泡來了。

事後我們都沒少罵他。

在後來,我們練就了一身的本事,在也不怕他尥蹶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