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商業繁榮，范仲淹抬高糧價，商人逐利，自然就向災區運糧，物以稀為貴，糧食多了。災民自然就有糧食吃了。我記得這個故事的結局是范仲淹在大量糧食運來之後，把糧價降低，商人不願意來回空運糧食，只能降價賣糧了，災民自然高興了。這裡是運用了現代經濟學一個簡單的原理，具體是啥原理，我吧我學的經濟學還給高中老師了。別問我！

其實范仲淹只是運用了市場經濟理論，供小於求，價格上升；供大於求，價格回落。

在這個故事的結尾，大量糧食集中出現，糧價回落，所以受災百姓額手相慶。

但是深究下去，為什麼范仲淹會責令糧商升價？按理說，如果他不去管，糧價也是上升的。而且後面的事情一樣會發生，糧價高漲後，各地糧食前赴後繼，逐利而來，待到供大於求，糧價自然回落。

我認為這個故事牽扯出兩個屬於中國特有的倫理觀念：

第一個：官是父母官，何謂父母，吃喝拉撒睡，都要管。所以傳統輿論中，父母官應當挺身而出，懲治奸商，抑平糧價。倘若真真如此，又怎麼會有絡繹不絕的供糧大隊出現呢。

遺憾的是，中國文化對這種“抑平糧價”的作為十分認同，哪怕是後來餓死人呢，此種現象，在中國歷史上絕非少數。不然也不會拿范仲淹的故事當作傳奇。

官就是管，現代文明社會，管理是一門應用於多個領域的學術，位居廟堂，哪些該管哪些不該管、如何管怎樣評估，都有清晰劃定。

所謂的父母官，其實就是一筆糊塗賬，第一、這種父母沒有血緣關係；二、父母即便是管，也有愛意蘊藏，本官即是父母，這愛意也過於氾濫了。就那麼一說而已，細想實在過於虛偽，只不過有愚民的確當真了。

第二個觀念，商人是幹什麼的，馬論說商人剝削，中國古語無商不奸，二者甚為契合。但是想一想，如果那些商人不去販大米去災區，結果又會怎樣？長途跋涉，把大米販至災區，不為求利，換你幹嗎？

商人在販賣過程中，表面看上去沒有創造產品，生產製造的一包大米，經過長途跋涉，還是一包大米。但是誰又敢說商人沒有人力物力資金的投入呢？況且還有虧損的風險，就如故事最後，米價一跌，商販一定要割肉，如果拉回產地，只能割更多的肉。這個風險誰來承擔？還是商販自己。

客觀的講，商人是商品生產流程的最後環節，就是負責將商品販送至需要的人手中。這個過程，即產生費用，也需要利潤支撐，合情又合理。

正是因為以上兩個觀念沒有理清，范仲淹賑災的故事成了傳奇，放在市場經濟環境中，范仲淹的作為和沒作為的結果是一樣的。放在xd社會，范仲淹的作為既談不上驚奇，更談不上傳奇。

我們這個民族的確需要認真反省一番。

利用商人逐利的特性，范仲淹打了一手好牌。

商品價格是由供求關係決定的，范仲淹在任時遇到了災年，米商紛紛漲價，引得達官貴人和平頭百姓哄搶之，且愈演愈烈。

如此下去，最後必然民不聊生，這個時候范仲淹並沒有如平常人所想的那般，利用官府的力量，強壓米價，反而令米商在當前的高價上，再漲幾倍。

米商們雖然懵了頭，但所幸對自己無傷，所以也樂的奉命，可接下來市場的行為就讓當地米商大吃一驚。

附近周邊城市看到范仲淹所在城市的米價如此之高，逐利的性質使得他們將一車車的大米送入該城，使得供給遠遠大於需求。

這下輪到米商焦頭爛額了，本地米商本就囤積了大量大米，而外地運來的大米也不堪往返運費只能選擇就地出售，無奈之下，只得將米價以低價賣給老百姓，使得老百姓平安度過了一個災年。

類似的場景，在《大宅門》中有一個非常經典的橋段，京城百草廳前往關外購買黃連，所有原料商都知道 “百草廳”的名號，知道其採購必然是巨量，而百草廳的兩位智叟不慌不忙的往市場放出一個訊號“只要你的貨好，便是一千斤我也吃的下”，並且在一家原料商那裡以高價買了幾斤黃連。

然後兩位老頭便帶著白景琦在城中玩了幾天，當再次回到藥材市場時，發現遍地都是上好的黃連，老頭找到了之前高價買的商人那裡，以遠低於原價的價格購買了大批黃連，搞得商人啞巴吃黃連。

這個問題充分體現了古人運用樸素的供求經濟學原理解決實際難題。這個關於范仲淹為有效賑災採取調節糧食供應量的故事流傳很廣。提起范仲淹，人們首先會想到他的那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但實際上，范仲淹不但有文學才華，還很有經濟學思維，懂得利用經濟學原理以非常規思維妥善處理現實生活中遇到的難題。

　　范仲淹主政杭州時，適逢浙江地區發生饑荒，谷價飛漲、百姓叫苦不迭。按常理，作為地方主政官員來說，正常的處理方式應該是運用行政手段強制要求糧店糧商不得隨意漲價，以求穩定糧價，然而，范仲淹卻反其道而行之，他不但不採取行政手段平抑物價，反而張榜要求商販將谷價增加到每鬥一百八十錢。眾人都不理解范仲淹的所作所為。事情接下來的發展，卻出乎所有人意料：杭州谷價提高的訊息很快就傳到四面八方，許多外地糧商一見有利可圖，就不分晝夜地紛紛將穀米運往杭州;杭州的糧食需求量畢竟是有限的，待到運進杭州城的糧食量已經超過市民需求後，運糧而來的糧商們又不能再要高價出售，畢竟糧食也是有各種成本的，不得不競相降價出售，糧價迅速回落，使杭州百姓平安度過了荒年。

原來，這正是范仲淹高明的經濟思維，雖然那時候他不懂經濟學大道理，但他懂得東西供應量多了，這東西的價格就不得不下降。糧食市場是比較充分競爭的商品市場，其價格主要受市場調節，糧食供應小於需求，則價格自然上漲，反之，糧食的供應量大於需求，則價格自然下降。范仲淹正是利用這樸素的商品供求關係原理，成功穩妥地解決了荒年糧食供應問題。

范仲淹治理災區的手段是這樣的：

范仲淹去杭州任職的時候，正好那裡鬧荒災，百姓飢腸轆轆沒米開鍋，當地的米價也漲到了每鬥120。面對這樣的問題，范仲淹沒有用強硬的手段去控制米價，反而下令把米價漲到180每鬥。原來每鬥120已經是高價了，現在漲到180簡直是天價！要知道糧食是生存的根本，哪怕是一點點的價格波動都會引起恐慌，更何況一下子漲了50%。

杭州的米價漲了，范仲淹還命人向災區周邊散佈訊息，告訴外圍的人這裡有多麼缺米，價格有多高，利潤有多大。周邊地區的米商聽到這個訊息都非常興奮，大批大批地往杭州運米，很快杭州的米就飽和了，價格也跌回原來的每鬥120。為了穩住米商，范仲淹沒有繼續打壓米價，而是最終把米價穩在了每鬥100的價格，這樣杭州的百姓解決了吃飯問題，災情也得到緩解。

范仲淹“做空米價”的質疑

范仲淹治災的故事曾經是考試的題目，後來有很多人質疑這件事情的真實性，因為范仲淹要做空米價，必須要有大財團來炒作。把糧食的價格炒高50%，需要大量屯積，因為只有不停的買進，價格才會跟著水漲船高！沒有買進，只是下令漲價，那就出現有價無市，漲價令也會成為一紙空文。

對於這個疑問，我是這樣理解的：

杭州出現災情，朝廷肯定會下令賑災，這樣範仲淹手中就有了一部分賑災的糧食和銀子。在賑災方法上，范仲淹沒有用傳統的方法。他一方面下令糧食漲價，另一方再暗中收購糧食，這樣大量購進就會引起糧價迅速上漲。

杭州本地也有糧商，他們看到糧價上漲也會囤積和購進，只要這種形勢一旦形成就容易了，糧價一直從120的價格漲到180，這時候外地糧商進場，杭州糧食很快就飽和，范仲淹這時就開始拋售原來收購的糧食。市場就是這樣，在供過於求的時候，只要有人打響降價第一槍，整個價格體系就會崩潰，不過當時有范仲淹這位“官方操盤手”在控制大局，他為了穩住外地糧商不離開，把糧價控制在100左右，這樣對於外地糧商來說還算是比較可觀的利潤，對於百姓來說這個價格也能接受。

范仲淹救災不僅僅是抬高米價，而且還教導百姓天天遊山玩水，甚至還趁火打劫似的勞役百姓。為此很多官員彈劾范仲淹不體恤百姓的艱難，枉為父母官。不過范仲淹的做法卻處處體現了經濟規律，最終完美的解決了一次大饑荒，讓當時所有人拍案叫絕。

范仲淹幼年喪父，兩歲時母親謝氏因貧苦無依改嫁了朱文翰，所以范仲淹改名為朱說[yue]。成年後的范仲淹考中進士，28歲時才認祖歸宗，改回了范仲淹。

范仲淹為官後秉公直言，也因如此，經常遭受一些權貴的打擊，被調離了京城，任地方官。在地方上，范仲淹不改憂國憂民的本性，多次勸諫宋仁宗剋制慾望，不要鋪張浪費。並且上書朝廷精簡官吏，節省不必要的開支。

公元1049年，60歲的范仲淹被調任為知杭州。第二年，這一地區發生了大災荒，史載“吳中大飢，殍殣枕路”。這也就是說當時的災情異常嚴重，道路兩旁餓死的人不計其數。

當時，范仲淹緊急調撥國庫的糧食，募集民間的存糧來營救百姓。但這種做法顯然還不夠，無良商人囤積居奇，大量食不果腹的百姓選擇離家流亡，就在這時范仲淹提出了三條救災策略；

利用杭州人喜愛參禪理佛、比賽劃舟的心理，讓大家盡情遊玩。另外，范仲淹也曾親自出現在西湖之上，組織了大規模的劃舟比賽。范仲淹召集了大量食不果腹的民眾，讓他們翻修府衙、倉庫，並且付給他們很低的酬勞。之後范仲淹親自拜訪那些囤積了大量糧食的寺院，告訴他們現在的工人工資非常低，可以趁機讓這些人為寺院修建住宅房舍。主持們一看有利可圖，於是懷著佔便宜的心理，紛紛僱傭廉價勞動力。對付那些故意囤積居奇的無良商人，范仲淹把他們召集起來說:“你們應該聯合起來把糧食價格再次提高。”商人們一看有官府牽頭，於是經過商議，聯合將糧食價格提升了很多。

范仲淹做完這幾件事後就回到了府衙，靜靜地等著結果。結果在此期間有人彈劾范仲淹整日遊山玩水，而且還在荒年大興土木，不顧百姓死活。

范仲淹收到朝廷的斥責後，向朝廷上書說明了其中的原因。

原來，組織劃舟比賽和廟會是為了增加旅遊資源，讓那些從事貿易、飲食行業的人獲得收入。府衙、寺廟大興土木是為了穩定流民，讓他們不至於流浪，據說當時為官府和寺廟做工的人達到了數萬以上。

最後說說讓奸商們漲價。當時這些奸商果然想著趁火打劫，所以把米價調整到了一個高不可攀的地步。但此時周邊沒有受災的地區聽說了杭州糧食價格昂貴，可以乘機賺他一筆，於是紛紛帶著自己城市的糧食來到了杭州。

結果，大量的糧食來到了杭州，一時間糧食多如牛毛，很多人瞬間傻了眼。貨到地頭死，最先拋售的就是外地的糧食。就這些形成了連鎖反應，一時間，糧食價格迅速平抑。

范仲淹的三條計策非常獨到，可謂是看透了商品的供求關係，也明白了就業是民生之本的道理。如果不知道範仲淹所處的年代，或許還以為他是現代人呢。

第二年，災荒度過之後，吳中地區只有杭州平安無事，百姓沒有流亡，也都非常感激范仲淹的政策。朝廷得知之後，也表彰了范仲淹。

最後說一下，這個故事從側面反應了一個問題，百姓們都無以為繼了，為何那些佔山化緣的和尚竟然與奸商一樣擁有大量財富和糧食？不得不說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呀。

這件事發生在范仲淹任杭州知府期間，按理說每逢饑荒，官府應該散糧賑災，平抑物價，為什麼范仲淹反其道而行之，災民卻讚不絕口呢？

這其中蘊含著基本的經濟規律，范仲淹對經濟規律運用地出神入化。

范仲淹抬高米價賑災的故事

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浙江遭遇空前饑荒，餓殍滿地，饑民滿路，朝廷只得下令“兩浙流民，男女不能自存者，聽人收養，後不得復取”，可見當年饑荒的嚴重程度。

宋朝在各地都設有常平倉，平時儲備大量糧食，一用於饑荒時放糧賑災，二用於糧價過高時平抑物價，但這次大饑荒太過嚴重，常平倉的儲糧不過是杯水車薪，於是范仲淹下令讓杭州的各大米商放糧賑災，解救饑民。

這種措施在古代賑災時很常見，商人一般都會聽從官府，順便自己也能賺錢——雖然比平時賺的少，但也不至於虧本，虧本的買賣他們不會做，官府也不會強迫。

但這一次出了意外，杭州的幾大米商勾結起來，不僅不降低糧價，反而趁機囤積糧米，哄抬糧價，置百姓生死於不顧，一斗米漲到了一百二十錢。

這種囤積居奇，投機倒把，擾亂市場秩序的，大發民難財的行為，在任何時代都會遭到官府嚴厲懲處，但范仲淹卻出人意料地沒有采取強制措施，反而下令讓各大米商提高米價，提高到一斗米一百八十錢，不過有一個附加條件——賣出價和收購價都要抬。米商不明覺厲，覺得這是好事一樁，就紛紛抬高價格。

范仲淹還派人把杭州米價高的訊息到處張貼、散播。附近地區的大小糧農米商聽說杭州米價高，紛紛把手頭上的米運往杭州，一時間杭州市場的糧米出現供過於求的情況。

可杭州幾大米商的實力畢竟有限，他們無法把外地運進來的米全部吃掉，外地來的糧農米商一看本地米商吃不下，大量米放在自己手裡就發黴爛掉，運回去又成本太高，只好在當地把米降價拋售，這樣好歹還能變現，不至於爛在手裡。

這樣一來，杭州的米價就降下來了，而當地幾大米商一看外地米商搶了市場，沒人買自己的米，存在手裡賣不出去同樣會發黴爛掉，還不如抓緊賣了，於是也跟著降價拋售。

供過於求，價格下降；供小於求，價格上升。這就是范仲淹運用的市場規律。

當然，這個規律的運用有兩個基本前提，一是杭州當地的大米商沒有實力全部吃掉外地運進來的米，否則他們就可以繼續囤積居奇；二是古代的糧食儲存技術有限，糧食（尤其是新糧）無法長期儲存，米商會著急把糧米賣出去。不然的話，米價只會越來越高。

范仲淹奇葩的"荒政三策"

其實在賑災的過程中，范仲淹不僅搞出了“嚴令提高米價”的政策，他還有采取了另外兩項不為常人理解、反其道而行之的政策，這三項救荒政策合稱"荒政三策"。

第一項是大興土木。

災荒時期，饑民遍道，飢腸轆轆，還要鼓勵公私大興土木之役？沒搞錯吧？

沒錯，范仲淹不但自己帶頭，動用公款投資修建館舍、庫房，還專門召集杭州各大寺院的主持開會，對他們說“現在是饑荒年，人工錢最便宜，正是你們大興土木的好時候啊！”

主持們聽著有道理啊，於是紛紛大興土木，招募工人興建擴建寺院。這樣一來，饑民們有活幹了，有工錢賺了，就能買米，養家餬口，避免了流浪餓死，背井離鄉。

第二項是鼓勵旅遊。

范仲淹再次反其道而行之，在西湖上舉辦龍舟競賽、大型宴會、節慶等活動。雖說受災的饑民不少，可杭州是大城市，城內達官貴人有錢人多的是，他們不缺錢，紛紛外出參加宴飲旅遊。范仲淹趁機招募饑民，從事餐飲、服務、貿易等，解決了大批饑民就業和收入問題。

可笑的是，針對范仲淹不按常理出牌的"荒政三策"，朝廷御史竟然彈劾說“范仲淹在饑荒時抬高米價、大興土木、宴飲旅遊，不知體恤民力，賑濟百姓，屬於典型的勞民傷財。”

范仲淹向皇帝上述解釋了其中原委，才沒有受到責任追究。後來，在范仲淹大力推行的"荒政三策"下，杭州順利解決了饑荒問題，史載“是歲兩浙惟杭州民不流徙”。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不但是我們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詩人、文學家，他的很多詩詞流傳後世，他的《岳陽樓記》膾炙人口，而且他還是一名經濟學家，這點倒是鮮為人知。

這事發生在范仲淹擔任杭州太守之時。

范仲淹擔任杭州太守之時，適逢江浙一帶鬧饑荒。這饑荒一鬧，必然導致米價飆升，這苦了一般的平民老百姓，因為以他們的收入，實在購買不起。

范仲淹身為一方父母官，一向以仁慈而聞名，對此事不會坐視不理，否則面對的將是餓殍遍野的悲慘局面。

此時，范仲淹不是利用官府的硬性手段去平抑米價，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在所有的城牆上貼出榜文，要求各處的商販抬高米價。

這榜文的訊息廣泛傳開後，災民們一片譁然，深深地指責范仲淹身為父母官，簡直是趁火打劫。此時，許多外地的米商見利潤豐厚，紛紛將穀米運往杭州，數日之後，杭州的穀米市場飽和，米價恢復了正常。這時災民們方懂得范仲淹的用意，對其讚不絕口，一時成為佳話。

范仲淹利用的經濟學原理：透過改變供求關係影響穀米價格。

在經濟學的常識中，商品的價格受供求關係的影響。一般而言，當商品出現供不應求的現象時，價格上漲；當商品出現供過於求的現象時，價格下跌。

杭州鬧饑荒之時，米價之所以居高不下，是因為供不應求，所以范仲淹故意的號令米商抬高米價，外地的米商見利潤豐厚，於是將穀米運往杭州，使得穀米市場飽和，供過於求，自然而然的米價就下跌。

其實這種經濟學原理，在我國解放初期的上海，也曾運用過。當時人民解放軍剛剛解放上海，上海還留有大量的資本家、投機分子，這些人蓄意破壞上海市場，將人民需要的棉紗、大米屯積起來，一下子導致其價格飛漲，人民叫苦連天。

當時的人民政府面對這價格飛漲的局面，從上海的周邊城市運來大量的棉紗、大米，使得其市場飽和，價格跌了下來。這件事後來還拍成電影，叫做《難忘的戰爭》。

從這兩件事，都可以看出一個經濟學原理：透過改變供求關係影響穀米價格。范仲淹的手段是透過榜文傳播，利誘外地米商進入杭州，而後者則是政府運用市場機制，使其正常化。

范仲淹為什麼不釋出行政命令強制平抑穀米價格 ？

也許有人會問，范仲淹為什麼不透過官府釋出行政命令，強制平抑穀米的價格呢？假若這些杭州本地米商敢違背政令，抬高穀米的價格，把他們殺了不就行了嗎？

事實上，殺了米商也沒有用，商品的價格由市場的需求決定，並非人主觀上能決定。饑荒之時，災民數量是巨大的，而穀米的數量是定的，出現供不應求是必然的趨勢。官府若強行平抑米價，不許米商高價出售，他們必定不會將穀米賣出去。

饑荒之時，穀米的作用勝於黃金。米商不願意低價出售穀米，官府若再強行令其賣出去，甚至殺頭，那問題就大了，朝廷的法律受到破壞、信用破產，必然的會有社會大動亂，從而威脅到當朝的統治。

范仲淹故意抬高穀米價格，是不是想刺激與擴大谷米的生產規模 ？

抬高穀米價格，確實能刺激農民擴大谷米的生產規模，因為有利可圖，但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范仲淹面對的饑荒之年，他必須解決燃眉之急。

穀米在江浙一帶，週期基本一年兩次收穫，海南那邊相對多一些，一年三次，可是在饑荒年的特殊情況下，這些並不能解決實際的燃眉之急問題。因此，范仲淹洞悉其中關鍵，用此良策，使得穀米價格跌下來。

這著實讓人不得不敬佩，我們的先哲如此睿智，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並非只是口頭上的情懷錶達，而是實實在在的用智慧去踐行。

北宋是一個商人的社會，著名的《清明上河圖》上面，我們可以看到數百個小飯在那裡進行著各種各樣的商業活動，在這其中，我聽過的一個歷史故事裡面，就是對北宋這種商業模式最好的詮釋。

那就是范仲淹救災的故事，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經濟家和文學家。他曾經有一個故事可以說讓當時很多的政治家奉若經典，那就是有一個災區鬧了饑荒，范仲淹前去救災，結果就在這個時候，范仲淹命令災區的糧價提高。

所有人都認為范仲淹只不過是想臨時撈一把的時候，就在這個時候，卻引來了不同的經濟效益，就是周圍的量是充足的區域，他把自己的糧食運輸到量價比較高的災區進行販賣，結果導致災區的糧食陡增，此時災區糧食供不應求，災區糧食的價格也就下降了。

有人曾經質疑這件事情的真實性，那我們就逐一分析一下。

首先第一點，北宋是一個商人的社會，商業體型發達，而且北宋的商業貿易中的關稅是重要的稅收，也就是說，災區發生饑荒，商人把糧食從其他地區運送往災區，這是一個很正常的事情。

也就解決了第三個疑問，也就是范仲淹如果想要提高糧價，那必須得有人幫他把這個糧食的價格給提升上去那就需要做到囤積貨物，囤積糧食。范仲淹手裡擁有著賑災糧，稽核賑災款項，他完全可以做到這一點。

在做了這件事情以後，范仲淹甚至是在中央受到了某些人的彈劾，說他此舉為禍一方，但是要問這件事情對與錯，你去問問災民的肚子到底要不要吃飯！我相信在失去了范仲淹的手段以後，這些災民估計餓的想吃你！

范仲淹

塞上秋來風景異

衡陽雁去無留意

四面邊聲連角起

千障裡

長煙落實孤城閉

濁流一杯家萬里

燕然為勒歸無計

羌管悠悠霜滿地

人不寐

將軍白髮征夫淚

偉大的詞人還懂經濟學

真讓人難以理解

按照現在的經濟學原理

商品和資本都有天然的逐利性

糧食肯定要往價格高的地方去

去的多了糧價自然下跌

這樣的做法對百姓有利

都來此事 眉間心上

無計相迴避！

喜歡范仲淹先生！

大宋時節有一著名人物喚作范仲淹，他的一生非常波瀾壯闊，讀過書上過朝寫過文章打過仗，還留下了許多流傳千古的詩歌與文章——往往都極具文學性，比如說，“羌管悠悠霜滿地，燕然未勒歸無計，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將西北將士們的思鄉之情描寫的淋漓盡致，表達出來了渴望建立功業的願望，還有入選中學課文的《岳陽樓記》，洋洋灑灑，不但使得岳陽樓成為了千百年文人墨客的心頭寶，而且還使得重修岳陽樓的本不會在歷史書上留下名字的好友滕子京從此名留青史，這全是范仲淹的功勞，范仲淹實在是大手筆。

可是范仲淹還不止於此，他除了擅長寫文章能打仗，關於治理地方也非常有一套，具體來說，那就是他常常能夠將一些很糟糕的情況輕而易舉的化解，並且甚至可以轉禍為福，一番操作往往令人費解且驚歎，而且對比會發現，面對同種情況下，他的同僚往往是陷入各種被動局面，引得天怒人怨，總是將范仲淹治理地方的實力襯托得十分突出。

在當時，范仲淹按照北宋傳統——中央朝官要被派到地方去擔任地方長官。一身才氣縱橫的范仲淹就去了今天的杭州去擔任知府，知府其實在北宋許可權那是相當大的，作為知府其實對應到現在，至少是一個地級市的市委班子或者乾脆就是一個省委長官，下面掌管多個縣衙府庫，嚴格來講，任務也不輕，但是范仲淹絲毫不以為苦，每每經常宵衣旰食的處理政務，將杭州治理得井井有條，眼看就要因為政績突出而得到升遷的時候，突然遇到了天災——杭州鬧饑荒了。

在古代，所轄地區鬧饑荒了對於地方長官可是一個了不起的挑戰，這個挑戰度過了，可以大撈一筆政績，若是沒有度過，往往會身敗名裂，甚至會導致民變。

擺在范仲淹面前當時有這麼幾種傳統解決方法：一是選擇開倉放糧，開的是官府的糧倉，這是許多清流選擇的做派，有如下風險——首先可能造成後續朝廷的不良反應，往往對當地行政開支造成嚴重損害，其次會造成當地長官放糧之後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放的糧食被奸商們強行兌走，使得當地饑荒變得更加嚴重。

二是立刻尋求朝廷的支援，向朝廷求救，希望朝廷對自己進行支援，但這也存在風險，那就是有些時候道路不是很順暢，可能在糧食到來之前這個地方也就大規模易子而食了，並且還有可能朝廷撥過來的支援直接被官府層層剋扣，到了現場根本救不了多少人。

范仲淹這兩種辦法都拒絕了，他想到了一些非常令人驚奇的辦法——由政府出面允許那些奸商大幅度提高糧食價格、利用此時普通百姓大都貧困無依，大量超低價募集他們修築公共建築。

有人可能就想了，這不是把普通人往死路上逼嗎，已經快餓死了，官府居然還和姦商勾結將糧食價格提高那麼多，還壓榨饑民們幹這幹那。

實際上，范仲淹這招確實收到了奇效，這當然是范仲淹的深謀遠慮。首先，透過官府允許提高糧食價格，自然就使得奸商們發了瘋的提高糧食價，最後使得杭州地區糧食價格簡直到了一個非常恐怖的位置，隨後外地的糧食販子都嗅到了撿錢的味道，大批糧食商人就自覺自帶乾糧蜂擁而來，一旦大量外地糧食商人到來，面對極度飽和的糧食市場，便會開始打價格戰——甚至開始傾銷產品，這就使得本地奸商們叫苦不迭，為了不使自己破產，不得不拉下身段與外地商人打貿易戰，糧價就降下了。

但在糧食價格降下來之前，那麼多的饑民，如果不加以救濟，恐怕會死傷慘重，那麼機智的范仲淹創造性的想到了“以工代賑”這種福利政策，看上去似乎確實在壓榨貧苦的普通饑民，但實際上穩定了社會秩序，增加了就業崗位並且還刺激了消費，一舉多得，果然不愧一代名臣稱號。

王安石奇招度災荒

這是王安石的妙招

　　王安石奇招度災荒 　　 　　北宋仁宗（趙禎）慶曆七年（公元1047年），江南127縣霪雨連綿，經久不歇，以致田中禾稻顆粒無收，糧價飛漲。到了這年10月，原來400文錢一石的米價，飈升到1500文，老百姓苦不堪言。

　　江南各州府官員，一面向朝廷伸手待援，請求放糧救助，一面強力抑制糧價，嚴懲囤積居奇、投機倒把的奸商。而後為一代名相的王安石，時年26歲，正在浙東沿海的鄞縣（今浙江寧波）做縣官，卻反其道而行之，大膽使出“奇招”，不但不抑制糧價，反而發出公文，硬性規定該縣境內米價每石3000文，真是令人匪夷所思！頓時民怨沸騰，罵聲不絕。因為米價太貴，不少人家只得食粥度日。糧商們因此發了大財，無不歡天喜地，都“知趣地”紛紛來給縣官大人饋金送銀。

　　王安石則來者不拒，命人一一收下，進賬入庫。偶爾有新來乍到的外地糧商不知“規矩”，忘了敬獻金銀，王安石就派人前去討要。

　　到了次年3月，江南120餘縣，市面上幾乎無米可賣，黑市米價漲到了5000文一石，還常常“有價無市”，以致饑民大量湧現，外出逃荒餓死的人甚多，昔日美麗富饒的江南，已是餓殍枕藉、哀鴻遍野，一片蕭條淒涼。而王安石治下的鄞縣境內，卻米糧充足，百姓生活安定。原來當初全國各地商人聽說鄞縣的糧價高漲，認為有利可圖，都紛紛將米糧大量販運到鄞縣。鄞縣百姓雖然消耗了多年的積蓄，卻幾乎沒有出現逃亡的饑民。對於無力買糧的人家，王安石就利用糧商“敬獻”的大量銀子予以救濟，使彼等度過災荒。後來，鄞縣的米糧越積越多，漸漸供過於求。商人已經把米運來，不好耗資把它再運回去，只得就地降價銷售，米價竟慢慢回落如前。鄞縣較之於江南其他各縣，簡直就是“世外桃源”啊！(新月)

　　

科技科普促使人們養成理性思考和理性處理事務的習慣——凱騰聚知

饑荒年代最怕兩件事：本地無糧+無所事事的流民!

題主問題描述不準確，應該是范仲淹在杭州知府位(1050)江浙饑荒，范仲淹號召糧商開倉放糧，並允許糧商隨行就市高價放糧，刺激糧食商人導引外地糧食進入江浙，同時開工公共建設導引流民投入工地謀生進而實現以工代賑的組合應對饑荒措施。

用今天的話講就是增加就業機會擴大內需+精準扶貧。

不抑糧價度荒年。

這充滿智慧的故事有兩個版本一一範仲俺版、王安石版。

範版出自沈括的《夢溪筆談》。

宋仁宗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兩浙路發生災荒，吳中大飢。

時，範仲俺任杭州太守，負責浙西一帶賑災。

以往賑災，朝廷必嚴令控制糧糧價，範仲俺卻反其道，不抑糧價~~~~~~

王版未查到具體出處。

宋仁宗慶曆七年(公元1047年)，杭州一帶陰雨綿綿下了幾個月，形成嚴重內澇，當年糧食顆粒無收，杭州府糧價猛漲了近四倍，街頭隨處可見餓斃之人。

時，王安石正在杭州府治下鄞縣(今寧波市鄞州區)任知縣。

王安石以官府名義張貼告示，鄞縣境內不抑糧價~~~~~~

這兩故事皆發生在杭州，相隔最多三年，理論上應該就是一個故事，綜合分析，範版的可能性更大。

不過，以王安石的開拓精神，若是他負責賑災，也會做出這等非常之事。

有例為證。

鄞縣三年，他政績斐然。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首創"貸谷與民，出息以償"的救助模式，大獲成功，此模式的完善版就是後來的青苗法。

青苗法所蘊含的經濟原理，與不抑糧價救災的經濟原理，都大大超前於當時的認知。

英雄所見略同。

現代社會，這類故事泛善可陳。但是，一千年前，這故事卻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封建社會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小農經濟救災的套路一一開倉放糧，嚴控糧價。

這種頭疼醫頭腳痛醫腳的模式，只能應對小災。

大災荒不是一二個月，而是半年以上，官府糧倉裡的米，就算天天用來施粥也支撐不了多久。

範仲俺很清楚:必須動用全社會的力量來救災。

動用全社會力量，憑什麼?

對市場經濟耳熟能詳的現代人，回答這問題張嘴就來一一市場調節，政府引導。

宋朝時沒市場調節這說法，只有官府主導。

於是，官府一面開倉放糧一面嚴查奸商，最終，糧價控制住了，可市場上卻沒米可賣。

為什麼沒米可賣?因為糧價被嚴控，從別處運糧到災區賺不到什麼錢，還要承擔各種未知風險，誰幹?

在商言商，經商賺錢天經地義。

範仲俺認同這一點，不抑糧價，就讓商人賺錢。

於是，在利益驅使下，大量的糧食被運往災區。

商人賺錢、災民保命、朝廷維穩，一舉而三得。

從現代經濟學上來講，這就是利用市場那雙看不見的手來調節市場。

市場發揮了巨大威力，解決了糧食供應問題。

救災是個系統工程，解決有米可賣只是一個方面。

範仲俺又鼓勵民間賽龍舟、操辦宴飲之事，並勸眾多的寺廟利用荒年工價低太興土木，官府也大肆新建"敖倉吏舍"。

這其實就是現代社會應對經濟危機時常用的套路一一以投資、消費拉動經濟。

範仲俺頂住被御史彈劾、被人指責的巨大壓力，大膽使用這套與傳統價值觀相背離的方式~~~~~~不知不覺中，災荒應對過去了。

道理很簡單一一很多災民被"役使"，手裡有了錢，市面上又有充足的米供應。

《夢溪筆談》記載，那年災荒，兩浙路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

王版故事則更符合王安石的性格。

鄞縣不抑糧價，糧價大漲六倍，商販們爭著運米來鄞縣。

賺了大錢，好多人也知趣，來知縣衙門送錢孝敬。

王安石來者不拒，甚至沒給錢的，他還會派人去討要。

這"受賄、索賄"的錢款，全都用來救濟那些沒錢賣米的窮人。

至於家境還過得去的，王安石認為:災荒之年，保命要緊，損失些錢財也值，以後再賺嘛。

這其實切合了現代社會財富再分配的原則。

範仲俺或王安石，一不留心就做出了超前千年的政績，這表明，做官只要務實為民，一切從實際出發，敢於擔當，就會創造奇蹟。

范仲淹幼年家貧，母親改嫁後這才將他養大，後來他發奮讀書，又因為自己的正直的性格，受到了提拔。因為他才能出眾，所以後來受到賞識，被調入京城為官，從此他頻頻尚書，發表自己的看法。雖然他的大部分建議都沒有被採納，但是仁宗卻對他是很滿意的。不過因為他有很多次說話太直，多次受到貶謫。後來金人來犯，這才讓他有了施展才能的機會，因為他打仗能力優秀，所以很快官職就得到了提升。

仁宗此時對他寄予了厚望，因為喜歡他軍事上的才能，所以對他在政治上的能力也生出了極大的期望。仁宗先是讓他出任宰相，他惶恐不敢應承，但是後來皇帝卻直接罷免了宰相，讓他上任。皇帝如此信任，直接哪能一再推辭？於是不久就在仁宗的鼓舞下，寫了諸多自己的見解，從此開始了變法。但是他的策略太著急，不久就受到了官員們的排擠，最後只好無奈離京任職，並在不久後到了杭州做了知府。

但是他到了杭州後不久，這裡就發生了嚴重的災情，很多地方嚴重缺糧。這個情況導致了當地的糧價上漲，很多百姓因為沒錢買米而餓死。我們知道一般發生了這種情況，朝廷肯定要出手解決的。但是那時大宋朝卻被北方的戰事牽扯，國力衰微，甚至無力救助當地的百姓。而一般的做法，一個就是由當地的府衙放糧賑災，但是這一年災情太厲害，府衙裡面的存糧根本不夠用。再就是從周邊省份調集糧草，可是很多地方都早就被朝廷、地方豪強給掏空了，根本無力救援。那最後的辦法，似乎只剩下一招了，那就是由官府出面，壓制糧價。

但是范仲淹卻並沒有這麼幹，他不但沒有出面強硬幹預，反而鼓勵抬高當地的糧價。這告示一旦發出來，當地的百姓立刻就生氣了：都說這是個好官，但是他做事原來是這樣的，這是要百姓的命！但是那些家裡囤積了大量糧食的豪強富商們，卻覺得這真是個幫他們賺錢的好人，於是紛紛從遠處運來糧食。於是在短時間裡，杭州境內居然流入了大量的糧食，這樣一來，那些賣糧的人希望儘快出手，但是糧食這麼多，只好降價，最後這裡的價錢，竟然比很多地方都要便宜。

就這麼一個辦法，就保住了百姓的口糧，讓他們有了活下去的辦法，當地的人們直到此時，才發現原來那告示其實不是坑害他們的東西，而是救命的良方。於是一時間那裡的百姓對他非常佩服，都感念他的恩德。

其實當時如果真的武力壓制糧價，也許會能緩解片刻，但是未必就能堅持下去。因為當地缺糧太多，如果官府管得太厲害，甚至會導致那些豪強的仇恨甚至是叛變。當時各地的起義還真不少，所以他想出來這個辦法，也許也是怕逼反這些豪族吧。

古代鬧饑荒時，國家一般會採取調取國庫賑災的方式去緩解一方災害。但又因為那時的監督機制並不嚴謹，如果碰到貪官想從中趁機撈取油水，那最後能分到百姓手上的賑災銀兩基本上是所剩無幾。

政府幫不了百姓，民間米商又趁機哄抬米價，這令可能並不是很嚴重的災荒愈演愈烈。而這個時候，范仲淹居然下令讓米商們都抬高價格，而這一舉措為何又會受到災民們的稱讚呢？今天就讓有書君和大家分析分析吧！

一，抬高米價的首要原因是讓災區的大米供貨有足夠的保障

災荒來臨，按理說，即使不用范仲淹出面，唯利是圖的米商們肯定也會抬高米價的。

但因為范仲淹的出面，使得原本不打算進災區做生意的米商們也紛紛趕來。甚至有一些山高路遠的米販，看到同行們都往城裡進發。自己也不甘示弱，不惜花費高昂的運輸費都想擠進來分這一杯羹。

這樣一來，原本大米資源匱乏的災區供貨一下子得到了保障。所以，范仲淹嚴令所有的米商都把米價抬高的首要目的，就是為了先讓市場上的大米能夠滿足災民們的需求，最好是多於災民們的需求。

二，當供過於求時，大米價格就會被迫下降

上面我們已經知道災區的大米已經有足夠多了，等到大米多到供過於求的時候，米商之間的競爭力就開始變得越來越強。

為了讓自家的大米能夠銷售出去，米商們開始慢慢降低價格銷售。即使這個時候出現了想打道回府的米商，考慮到運輸成本，也不得不選擇和同行一起降價出售。

這樣一來，原本想大發橫財的米商就發現自己其實上了范仲淹的當。他們忽略了市場開放之後，因為供大於求，價格就會被迫下跌的關係。盲目跟風，最後還可能落下虧本的下場。

而此時，鬧饑荒的災區裡，百姓們不僅能用比平時還要更低廉的價格買到大米，還可以多家挑選，選擇質量上乘的糧食。

這也是為什麼范仲淹勒令全部米商抬高米價，還受到災民們讚不絕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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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是北宋名臣，寫過《岳陽樓記》，最高官職是參知政事（副宰相），搞慶曆新政進行變法，匆匆忙忙只搞了一年多，就被趕下臺。比康有為的百日維新時間要長，但比王安石變法的時間要短（廣義的王安石變法有50年）。

皇佑二年（1150年），范仲淹在知杭州時，不巧遇到了大饑荒，他施展出奇謀巧計，化饑荒於無形之中。

范仲淹的三大奇謀：

1）鼓勵遊玩；

2）大興土木；

3）提高米價。

監察官們，一聽說杭州知府不顧災民死活、勞民傷財，心中竊喜，終於抓住一條大鯊魚，紛紛彈劾范仲淹，“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

1，范仲淹妙計救荒，典籍出處。

講歷史要有依據，不能隨便從網上搜搜，隨便亂說。

范仲淹救災的出處有兩個：

1）北宋沈括的《夢溪筆談》卷十一，記載了范仲淹前兩大奇謀。

2）南宋董煟的《救荒活民書》卷中，記載了范仲淹的第三大奇謀。

2，范仲淹的救災措施完全符合現代經濟學原理。

1）鼓勵遊玩，是拉動內需，讓富人的財富流向中下階級。

杭州人喜歡龍舟競賽，范仲淹則在西湖具備西湖有史以來最大的龍舟競賽季，其本人則每天親臨現場，舉辦宴會。富人們去看龍舟競賽，估計都已經開始下注了，還要進行各種消費。富人們吃了知府大人的宴席，不能不好意思，也得掏腰包啊。

2）大興土木，這是看得見的手，羅斯福總統、凱恩斯大師的以工代賑啊。

羅斯福叫一幫工人挖個坑，再叫另一幫工人把坑填上，然後發工資。范仲淹把常平倉的倉庫，官府衙門所有的房子，都進行了一次大翻修，僱了一大幫人。范仲淹還召集杭州各個寺院住持，說現在人工便宜，抓進時間修建寺院。所有杭州的寺院馬上開工改擴建，一時間，杭州失業率降到冰點。

3）提高米價，這是用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范仲淹玩的是亞當斯密大師的絕活啊。

一般賑災，都是要限制糧價。但你一限制糧價，按供需曲線，糧商們就不願意賣糧，或把糧食轉移到糧價高的地方去了。糧價雖然低，但沒糧可買，這才要命。

杭州糧價已經漲到每鬥120文了，糧商們覺得已經價格很高了，很滿意。

范仲淹把糧商們都找來，說你們米價定的太低了，現在荒年啊，物價都這麼高，你們應該把米價漲到180文每鬥！

糧商們大眼瞪小眼，莫不是知府大人傻了吧！

范仲淹則派人到各地張貼布告：杭州正鬧饑荒，現在米價都漲到180文每鬥，還有繼續上漲的趨勢呀！上面還蓋上杭州知府的大印，以示權威資訊，不是小道訊息。

外地糧商一聽，蜂擁而至，前赴後繼，日夜不停，車水馬龍，往杭州運米。

結果杭州的大米太多了，價格反而跌下去了。

3，宋朝已經學會用經濟學指導救災政策。

早在范仲淹之前，寇準知廬州時，救災就不限制米價，結果災情反而小。

王安石在鄞州救災時用的是青苗法，現在很多故事版本把范仲淹的措施錯按到王安石的頭上了。

王安石變法時期，越州（今浙江紹興）有饑荒，趙抃完全採用了范仲淹的一套救災方案，獲得巨大成功。

南宋董煟的《救荒活民書》，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本救荒專著，提出了不抑糧價的經濟學原理。

附錄：

《夢溪筆談》：

《救荒活民書》：

《夢溪筆談》中記載了一件事，皇佑二年，素有“魚米之鄉”之稱的江浙，發生了百年不遇的大饑荒。一時餓殍滿地，百姓為了活命，只能背井離鄉。

當時，61歲的范仲淹正在浙西為官。他不光開倉賑糧，還四處倡議，發動民間富商大戶一起來賑濟災民，但政府的糧食畢竟有限，來自民間的救濟更是杯水車薪，無法應對災情。

(范仲淹劇照）

眼看災情無法控制，按說范仲淹應該一邊上奏朝廷，一邊加大力度籌款賑災才是。可他卻顯得有些不務正業，大張旗鼓地搞起了划船大賽。

范仲淹為了把划船大賽搞得風生水起，還特意做了很多宣傳。他自己也常常攜朋帶友，乘船在江中宴飲遊玩。每逢划船大賽的時候，他不僅張燈結綵，還敲鑼打鼓，把個賽事舉辦得熱熱鬧鬧，吸引了不少人來觀看比賽。

在范仲淹的組織下，划船比賽花樣繁多，賽事不斷。

由於熱鬧好看，吸引了不少外地人專門來看。因此，從春到夏，江河上的比賽從未間斷過，而岸上的看客更是熙熙攘攘，玩得十分盡興。

除此外，范仲淹還把寺院裡的住持們召集起來，提醒他們，災年人工價錢低，何不趕在這種時候大修寺廟。住持們覺得有理，於是紛紛整修寺廟，搞土木工程建設。

一些富商大戶聽說人工便宜，也開始忙著修葺房屋，建糧倉等。

最後，范仲淹又找到城中的米商，對他們說，災年應該提高米價，賺取更多利潤。

米商聽了范仲淹的話，非常高興。因為范仲淹說了，就等於是官府同意漲價。所以，米商們把 糧食的價格漲了又漲，害得許多百姓更加買不起。

（大興土木，圖取其意）

這樣一來，很多人都對范仲淹說三道四，認為他置百姓疾苦不顧，光是整些娛樂賽事，另外還大興土木，根本不體恤民情。就有人在宋仁宗面前彈劾他。

宋仁宗也覺得范仲淹這是勞民傷財，不顧百姓死活，是瀆職的罪過。於是，就讓范仲淹解釋。

范仲淹呈上一份奏摺，為自己辯護。

范仲淹說，災民太多，光靠政府賑濟，根本沒有成效。所以，這是他另外想的方法。

江浙一帶近水，百姓素來喜歡比賽划船。

想要參加划船比賽，就需要造船。造船就需要工人，這樣就能使部分災民有工作。另外，在比賽的過程中，還需要僱人來參與比賽。這樣，又可以緩解部分災民的生計問題。

（宋仁宗劇照）

為了給更多的百姓提供就業機會，他又動員香火旺盛的寺廟翻修寺廟，加蓋房舍。而富商大戶們見到人工便宜，也紛紛仿效寺廟大興土木。這樣做，就能讓本來飯都吃不上的災民，都得到了安置，緩解饑荒。

另外，由於米商哄抬米價，其他地方的米商聽說有利可圖，就會紛紛把米運到此地來賣。由此，米的儲備就會非常充足，甚至供大於求。米商們為了早點脫手，就會紛紛降價。這樣一來，米價不僅不會漲，反而會比之前還便宜。

宋仁宗聽後，才明白范仲淹的良苦用心，范仲淹這樣做，不光給饑民提供了工作，還替政府分擔了憂愁。因此，宋仁宗對范仲淹大為讚許。

而事實真是如此，江浙一帶的饑民，由於都有活幹，有飯吃。因此，儘管饑荒還是很嚴重，但他們平安地度過了最難熬的荒年，等到了第二年糧食收成的時候。百姓的損失，也變得微乎其微。

可以說，范仲淹雖然只是個古代官員，但他卻懂得利用經濟規律來對宏觀經濟進行調節，平衡經濟危機。這一點，顯然是十分了得的。

（參考史料：《夢溪筆談》）

在北宋沈括的《夢溪筆談》中完整的記錄了這件事情。

宋朝皇佑二年，素有“魚米之鄉”的江浙地區發生了百年難遇的荒災，當時“吳中大飢，殍殣枕路”，饑荒嚴重到路上都有很多餓死的百姓。當時范仲淹正在杭州知府的任上，他為賑災做了一系列的事。

可是當時的朝廷和皇帝都很不滿，因為范仲淹竟然要百姓去遊山玩水，還帶著米商一起抬高米價。所以很多人彈劾他。

其實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范仲淹的賑災舉措簡直就是教科書一般。當時吳中地區水多湖多，所以人們閒暇之餘喜好賽舟。范仲淹就組織划船比賽，他自己也日日在湖中宴飲。當地的百姓都扶老攜幼到湖邊遊玩，觀看比賽。其實范仲淹組織百姓遊玩，是為了讓有富餘的百姓刺激消費，讓窮人可以靠做點小生意謀生。范仲淹抬高米價其實也有背後的深層道理，當時由於糧食短缺，商人哄抬米價，導致人們買不起糧食。而范仲淹藉助朝廷撥下來的賑災放到市場上大量抬高米價，其他商人看到市價又上漲了，就會緊跟其後，將自己店的米價也抬高。等到米價上升到一定程度後，范仲淹就散佈訊息，讓其他沒有荒災的地區的商人知道杭州的米價過高，那麼這些地方的商人覺得有利可圖，就會來杭州販賣糧食。而范仲淹再把賑災糧一下低價拋售，這就一下子激起了千層浪，糧食的市價馬上就會跌落。除此之外，范仲淹還讓災民為官府翻修府衙等，以此給災民少量的糧食餬口。他還去那些大量囤積糧食的寺院鼓吹，讓和尚們用廉價的勞動力來翻修寺院，據說當時只這些寺院就用了上萬的勞動力。可見寺院裡的油水有多大。

范仲淹看似反其道而行，卻符合經濟學原理，如果以後和別人聊起范仲淹，你可以給他科普一下范仲淹其實還是個經濟學家哦。

說起范仲淹，大家的第一印象應該是文人一位。畢竟《岳陽樓記》太熟悉了，特別是那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簡直太經典了。

確實，范仲淹是大文豪，雖然沒有名列唐宋八大家，但也是非常有水平的。然而相比於其文學成就，他的政治成就無疑更高！他曾官至參知政事，相當於宰相，還進行過慶曆新政改革，死後被追贈楚國公，諡號“文正”。

這樣的成就，在宋朝的大文豪裡面，估計也就王安石能夠壓其一頭！

所以啊，范仲淹是一名出色的政治家，其治國施政的能力自然不再話下。

而題中所說的，其在大災荒時，抬高米價的做法，就是其能力的一個很好證明！

我們都知道，無論是古時候還是現在，吃都是最重要的，饑荒發生之後，從朝廷到地方都很重視這件事兒，雖然在各地都有備用的糧倉來應對緊急的狀況，但是這次饑荒實在嚴重，儲備的糧食不足以應對。

這時候給范仲淹的選擇有兩個：一是透過開啟地方官府的糧倉，二是向朝廷請求幫助。

在權衡了許久之後，范仲淹決定都不採用，而是從別人想不到的角度提出了一個解決辦法。

就是以地方的名義允許那些糧商提高價格，這個方法已經提出之後，開始很多百姓都叫苦，畢竟米價高了，買的米就更少了，他們甚至認為官家和商家勾結。

實際上，這一做法的效果剛剛相反，本以為糧價會繼續上升，但誰也沒有想到，糧價居然下降了。

其原因就在於，范仲淹所屬之地的糧價上升，周圍地區的糧商得到訊息後，為了獲得更大的收益，便將糧食運到這裡來賣。

時間長了，這裡的糧食變得多了，最後本地糧商和外地糧商手中的糧食的數量是要大於百姓所需要的糧食數量的，這樣的情況下，糧商為了把糧食賣出去，不得不把糧價降下來，就這樣，問題就解決了。

總結來講，這就是簡單的供求關係利用。首先抬高米價吸引外地貨源，保障糧食的供應；然後當糧食供大於求的時候，自然價格就會降下去，很有生意頭腦！

范仲淹看似用了壓榨百姓，與商勾結的一招，實則深諳市場規律，不僅解決了饑荒的問題，還穩定了糧食市場，安撫了饑民的心。

不愧是宋朝的官兒，會做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