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實行重農抑商政策主要原因是：

一，生產力水平決定的

古代生產力水平低，人要生存首先要解決吃的問題，"人以食為天”，因此，農業受到社會的特別重視，而商業是商人靠從買賣中獲利的一個行業，它不是產業，不創造物質財富，所以，商不如農被社會重視也是必然的，從春秋時期對社會階層的排序就是士丶農丶工丶商。

二，中國國情決定的

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經濟基礎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農業是最重要的自然經濟部門，吃的問題能不能解決，關係到社會是否穩定，農業的好壞直接關係到朝代的興衰。因此，歷朝對農業特別重視。從戰國時期的"獎耕戰，抑商賈”開始，一直到清朝一直如此。

三，重農抑商思想在封建社會根深蒂固

“農為國本”，“農本商未”是封建社會統治者的一貫認識。"重農抑商”是封建統治者一貫執行的政策，這種思想己經根深於統治者和國民的思想中，封建社會中在農民中流傳的"三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就是生動的寫照。話又說回來，這種"重農抑商”的政策在開始是起到了積極作用的，但後來也阻礙了封建經濟的發展。

在兩千餘年封建歷史中，自戰國時形成“獎耕戰”、“抑商賈”，秦漢後“重農抑商”、“崇本抑末”，到宋元“專賣”法乃至明清“海禁”，均是重農抑商之表現。重農抑商是中國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經濟指導思想，其主張是重視農業、以農為本，限制工商業的發展。重農抑商”、“農本商末”政策深深制約和影響中國歷史。在古代為什麼要重農抑商呢？

一，在我國古代的農耕社會，農民是社會財富的實際創造者，抬高他們的地位就是獎勵農桑，鼓勵農耕。只要人人衣食無憂，社會就安定了。

二，古代統治者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有一個原因是為了防止人口流失，因為土地是不動的，農民只能在一個固定的地方耕種，而金錢是可以流動的，商人常常帶著金錢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去賺錢，所以為了使防止人口流失，皇帝會故意貶低商人。

三，古代人認為商人是不從事生產的，專幹投機取巧，舞弊鑽營的事，他們唯利是圖，道德敗壞，代表的是貪婪和慾望，在古代以仁、厚為道德準則的社會里，商人自然被放在最後位，有錢也被人瞧不起。

錢是啥，有物質存在他就是錢，沒物質基礎，錢就是破銅爛鐵。古代交通不利。有錢國內流通，不能像現在，有錢能去別的國家購買。那時候生產力低，商人不勞而獲，本來生產力低，都去經商還有真實價值存在。長不出糧食，商人囤積居奇，百姓沒吃的，不造反。再說了。商業在於投機取巧。本國自己玩自己。拿盧比貶值來說，無產階級腐敗愛錢，把錢收藏起來玩。結果民間沒有成本生產。這時候別的國家也不傻。不勞動想套取現收。讓你收藏著玩，讓你永遠收藏著玩。大貶值。差點沒要了俄羅斯命。可見錢在有物質基礎是是錢，否則就是數字，吃也吃不得喝也喝不得。古代交通不利。更不能投機取巧換取他國價值。自己玩自己，還不如多搞生產，天下太平！

重農抑商是中國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經濟指導思想，其主張是重視農業，以農為本，限制工商業的發展。我國古代實行重農抑商政策的原因有:

1 是中國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必然產物。中國封建社會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以家庭為生產生活的基本單位，同時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具有較強的穩定性和封閉性。這種自然經濟具有排斥社會分工，生產分散，規模小，技術落後等特點。中國古代的商業在自然經濟的大環境下也有了發展，但困於自然經濟的這種經濟結構，發展相對緩慢。

2 是鞏固封建統治的需要，古代農業生產直接關係著國家的興衰存亡，小農經濟中的農民是國家賦稅徭役的主要承擔者。商業的不穩定性和商人流動性大的特點被封建統治者是為不穩定因素。統治者透過控制人口的流動，強化戶籍管理，可以將農民緊緊束縛在土地上，以穩定社會秩序。

總之，重農抑商政策在封建社會前期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但在封建社會後期，越來越阻礙社會分工的發展，妨礙了國內市場的擴大和自由勞動力的形成；這種政策嚴重影響了商業資本積累，不利於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和發展，造成了中國社會逐步落後於西方。

並非古代的人不懂得錢財的好處，中國自戰國時代直至近代，中國始終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是立國之本，農業和人口稅收是國家經濟的主要來源，是和我國古代的生產力水平息息相關的。中國近2000多年的封建社會的基礎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所謂“男耕女織”，就是如此。（李悝劇照，重農抑商的代表人物）

中國古代絕大部分統治時期的都是重農抑商。國家把人民分為四類：士、農、工、商，商人排在最末尾，他們在社會中的地位最低，有錢也不能穿綾羅綢緞，賦稅也比較重，漢朝中後期以及後世的王朝都有類似的規定，對商人的要求是非常嚴格的。

為何中國古代要“重農抑商”？

一、國家財政主要依賴土地稅收和對農民的盤剝。

古代社會由於農業科技發展緩慢，農業產出很少。譬如，古代一畝小麥（或者其他主要農作物）產出一般維持在200斤之間，播種與產出比是10倍，和現在農作物動輒一畝1000-1500斤的產量有天壤之別。當時因農業不發達，也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從事農業勞動。這樣的糧食產量還要靠天吃飯，糧食對於古代王朝來說是國家的根本。

國家財政依靠收農業稅和人口稅來維持，農業至關重要。

二、農業關係到國家的穩定。

由於古代農業產量低，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從事農業活動。如果國家遇到自然災害或者惡劣的氣候現象，會導致農業減產或者絕產，國家如果不救濟，老百姓的流動就會產生動亂或者農民起義。中國很多王朝大都毀滅於農民起義中，農民起義最大的根源就是百姓沒飯吃，沒法生存，不如拼死一搏。

因此中國絕大多數王朝都倡導“重農抑商”，鼓勵農業，抑制商業活動，這是國家的根本。

三、商業活動獲利大與農業爭奪從業人口。

古代商業活動的利潤是要高於農業的，如果商業發達，必然導致從事農業人口跳槽到商業之中去。農業從業人口流失如果規模不大還沒有問題，如果超出一定的規模，自然導致農業產出和國家稅收的減少，直接危害一個國家的糧食安全和國家的稅收，孰重孰輕一目瞭然。因此各個王朝都推行“重農抑商”政策，穩定國家的根本。

中國古代歷史中夏、商的交替中，糧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夏王朝的糧食供給主要是商透過商業供給的，結果導致夏朝人很多不從事農業，因為他們可以從商得到便宜的糧食，比自己種還好。等商決定對夏朝準備打擊時，斷絕糧食供給，夏王朝的潰敗則就不言而喻了。

四、商業活動發展的弊端。

如果中國古代王朝注重商業活動，商業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是導致經濟的兩極分化，社會財富高度集中，必然摧毀王朝的根基——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導致社會的動盪甚至王朝的覆滅。（清朝的商業活動圖）

農業是古代國家的根本，歷朝歷代的統治者深知這一點，都採取“重農抑商”政策，但採取的形勢卻各不相同。

秦漢到隋唐時期，統治者主張“重農抑商”、“崇本抑末”；宋元時期則是王朝採取“專賣”制度，從國家宏觀層面控制商業活動，譬如，宋高宗趙構給岳飛的軍費是一些“國家專賣”性質的憑證，岳飛軍中有專門的“回易官”，專門從事專賣行業，獲得利潤，充當軍費。明時期，海外貿易對農業造成很大的衝擊，為了穩固王朝統治大都採取“海禁政策”，經濟實在撐不住了，就開放一段時間，然後再“海禁”。清朝時期直接“海禁”，只保留廣州一口通商，直至鴉片戰爭開啟清王朝的國門。

重農抑商政策，也使得土地成為香餑餑，到每個大的王朝（唐、宋、元、明、清）的中後期都會出現大規模的土地兼併現象，接著就是王朝衰落，農民起義不斷，王朝滅亡，這個套路在中國歷史上頻繁上演。

國以民為本，民意食為天。

重農抑商的這個說法，最早是法家的商鞅提出來的。

圖：晉商牌坊

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國家主要推行的方針是“農戰”。即生產足夠的糧食，壯大國家軍事實力。毫無疑問，從這個角度出發，商人的社會地位，明顯不如農民。

但是商鞅的這個說法，是根據當時國情來說的，並且是相對的。商鞅同樣認為商人的社會存在是不可或缺的。“農闢地，商至物，官法民：，三者是社會正常執行的分工保障。

這裡還需要強調的是，重農抑商，這個商是民間的商業行為，而不是國家壟斷的商貿。比如鹽，鐵，馬匹等古代國家重要的戰略物資，是由國家統一進行管理售賣的。這也是古代封建時期一直存在的與民爭利的行為。

圖：農耕雕塑

其一，封建王朝的統治基礎在於糧食安全。一旦所有人都逐利而商，勢必造成農耕勞動力的短缺，出現糧食缺口，危害統治根基。

其二，農耕經濟的一大特點就是人跟著地。這樣的好處就是便於統治者進行管理，從稅收，兵源，勞役，人口戶籍等進行有效直接的管理。反之在生產力不發達的古代，常年流動的商人，國家是很難進行有效管理的。

其三，封建社會的統治基礎，是地主，士大夫。這群人的權力，說白了來自於對土地的控制和所有。土地往往就代表了財富和話語權。他們是不會允許新的商人階層壯大，來挑戰自己的政治地位。

其四，抑制民間私有商業行為，壟斷國家專營行業，能夠增加國家稅收收入。比如之前提到的鹽，鐵，馬，高階瓷器等。

其五，商人走南闖北，見多識廣，精明能幹，很難愚弄。不適合封建統治者的愚民政策的實施。

圖：商人形象

中國古代為什麼要扶農抑商？

“扶農抑商”、“重農抑商”，這是中國古代自商鞅變法以後，奉行了2000多年的政策！一個政策之所以奉行了2000多年，自有它存在的價值和意義，這裡不揣淺陋，從“扶農”和“抑商”兩個方面分開來剖析之：

第一個問題：為什麼要“扶農”？歸根到底就是“糧食安全必須控制在自己手裡”！

1、 民以食為天，吃飽飯是老百姓最基本的生理需求。

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生理需求是最低需求，生理需求無非就是呼吸一口新鮮空氣、享受一下充足的陽光、喝一口乾淨的水，外加填飽肚子。

但是縱觀中國幾千年歷史，基層民眾這種最低的生理需求也經常得不到滿足。絕大多數農民起義，也是因為活不下去了，老實巴交的農民才鋌而走險。

當城頭的大王旗一次次地變換以後，稍微有點腦子的統治者都會意識到讓老百姓吃飽飯的重要性，這是歷代統治者“扶農”的最基礎出發點。

造成老百姓餓肚子的原因主要包括：人口流失導致土地荒蕪、戰亂讓農民流離失所、賦稅過重導致糧食不足、生產力低下導致產能不足……

統治者要解決這些問題，必然會出臺一些“扶農”的措施，比如：免賦稅幾年……漢初直接實行“無為而治”的黃老之術，與民休養生息……一些科學家還不斷透過創造發明來提高生產力水平，增加農業產量。

有些朝代在戰亂之後，針對人口凋零、土地荒蕪的實際，出臺政策鼓勵生育，規定女孩必須及時出嫁，超過一定歲數不出嫁的，由官府強行婚配。

正是因為吃飽飯是人的最低生理需求，所以迫使歷代統治者出臺“扶農”政策，即使今天，也不例外。國家的18億畝耕地紅線、每年一號檔案必然是農業檔案就是這個道理。

2、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糧食是頻繁戰爭的基本保障。

在古代，戰爭太頻繁了，亂世就不用說了，即使是治世甚至盛世都經常性地爆發戰爭。文景之治時有七國之亂，貞觀之治時徵突厥、徵高句麗、徵薛延陀等，開元天寶盛世時徵契丹、突厥、西域、甚至還有安史之亂，康乾盛世時平三藩、徵臺灣、徵準葛爾、徵青海、徵大小金川等等。頻繁的戰爭，對糧草的需求非常大，糧草甚至成為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比如官渡之戰、諸葛亮北伐之戰等，都是糧草決定戰爭成敗。

戰爭頻繁並不完全是統治者想打的，有些是被動應戰，比如各種大大小小的叛亂或起義。要應付戰爭，必須貯備糧草。古時候因為交通不便利，很難從境外購置糧草。再說即使購置進來，長途運輸，安全也是問題。這就需要統治者平時就要居安思危，重農、扶農！透過發展農業，在各地戰略貯備點貯備糧食，以備不時的戰爭之需！

3、 不可控的天災需要足夠的糧食貯備。

古代的天災比較多，非常難以防範。象旱災、水災、蝗災、瘟疫等，一旦發生，往往會產生一大批災民。這些災民流離失所，如果不妥善安置，又會激起民變。安置災民，需要住所，更需要糧食。

糧食從哪裡來？一是官府貯備，二是從富戶那裡購買！富戶的餘糧也是平時貯備的。所以加大力度“扶農”，就能多貯備一些糧食。手裡有糧、心裡不慌！皇帝就是這麼想的。

4、 用土地的不可流動性解決流民問題。

歷代統治者，最害怕的就是民眾生變，而民眾生變大多數是流民引起的。明末李自成之所以一呼百應，就是因為大量的流民聚焦。所以控制好流民，就能控制住動亂的苗頭，做到防範於未然。

而控制流民的最好方法就是把流民與土地捆綁在一起。出臺“扶農”政策，鼓勵流民安居樂業，是統治者樂見的事情。如果鼓勵不行，就會用法律強制，商鞅變法就是這個出發點。從秦孝公開始到秦始皇統一六國，秦國很少發生平民暴動，甚至連私鬥都沒有，商鞅的“獎耕戰”政策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也是中國2000多年封建社會“百代皆行秦法”的根本原因。

透過以上粗淺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基本結論：對中國的任何統治者來說，糧食安全就是政權安全，糧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而“糧食安全必須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裡”，所以，中國這個國情決定，必須“扶農”！

第二個問題：為什麼要“抑商”？我們要明白，“抑商”不僅僅和“扶農”有關聯，“抑商”還與統治根基有關：

1、 防止商業與“國家”爭利！

古代的商品不像現在這麼豐富，像衣服、鞋帽這些小商品的利潤並不高。真正高利潤的是資源類商品，比如食鹽、銅鐵等金屬製品，還有一些緊俏商品如酒、茶、瓷器、絲綢等。

古代統治者認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上產出的資源類商品和緊俏商品，理應歸統治者所有，說好聽點，歸國家所有！雖然商人經營這些商品可以課以重稅，但還是不如國家直接經營為好……

所以從管仲開始，鹽、鐵就實行國家專營，後來發展到鹽、鐵、銅、金、銀、錫、硫磺、明礬、煙、酒、茶、絲綢、瓷器等都國家專營。國家專營以後，暴利就源源不斷流入統治者腰包，或者流入國庫。

統治者“抑商”首先要抑制與統治者爭利的商業，抑制的結果是資源商品與緊俏商品國家壟斷經營，而管理這些商品經營的政府官員如鹽運使等，就成了“肥缺”！

2、 防止商業與農業爭奪人力資源！

“重農”、“扶農”是每一朝代的基本國策！由於古代生產力低下，不能實行機械化耕作，農業需要大量的人力用最原始的方法犁耕火種。

但農業又是附加值極低的行業，而商業是附加值高的行業！如果商業太繁榮，必然會吸引大量人力從事商業活動，這樣就不可避免地與農業爭奪人力資源。當大量勞動力從事商業活動時，又危害到封建社會的基本國策，商業被打壓也就順理成章了！

3、 防止商業衝擊封建等級秩序。

封建社會的等級秩序是，除了皇帝代表的貴族以外，就是士、農、工、商！士的地位最高、農第二、商地位最差。

之所以人為地把人分為三六九等，是因為“士”是皇帝統治國家、治理國家的中堅力量，而“士”的來源有兩個：一是戰功，二是科舉！而科舉考試古代又叫“恩科”，是皇帝透過考試的方式選拔人才協助自己治理國家，而能中進士，又需要皇帝點頭同意，併發皇榜公佈的，所以叫“恩科”。

古代統治者透過科舉既選拔了人才，同時，透過確定“士農工商”等級，營造一種“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富”的成名與致富通道，通俗地講，就是“升官發財”，只有“升官”了才能“發財”！

如果不打壓商業，那麼普通人透過貿易就能發財，誰還十年寒窗苦讀啊？不升官就能發財，誰還記得你皇帝的恩典啊？或者說：皇帝的恩典誰還在乎啊？

所以，對商業這種破壞封建等級秩序、挑戰皇帝恩典的行為，能不打壓嗎？

4、 防止商業成為危害國家安全的助力。

“長袖善舞，多錢善賈”，錢多了也善舞！統治者是非常忌憚有錢而不本分的人。

商人的兩大特點讓統治者非常忌憚：一是有錢，二是流動性！有錢你用於置地、蓋屋、娶小妾都沒關係，怕的是你去買裝備，資助敵對勢力！

流動做生意不可怕，怕的是你流動串聯，結黨謀事。

所以，統治者殫精竭慮地要“抑商”，就是怕商人和他的財富被敵對勢力利用。

5、 防止商業助長奢糜之風。

勤儉持家、驕奢敗國！每個朝代的開國之君都明白這個道理，所以文景也好，唐太宗也好，都知道勤儉治國。那些有作為的中興之主也懂這個道理，像秦孝公、雍正等，也能做到勤儉治國。

與勤儉對應的就是奢糜之風！商人財富的快速積累，必然會帶來奢糜之風的盛行。而奢糜往往是衰敗或亡國的徵兆！有作為的君主必然防範這一點，打擊商人，壓制商業，可以抑制奢糜之風，營造溫良恭儉讓的純樸氛圍！

而永褒艱苦奮鬥才是國運長久的根本保證！即使今天商業高度發達，也不能忘記這一點！

古代重農抑商的原因：

一：統治需要。重農抑商政策與封建制度相始終絕不是偶然的，而是封建自然經濟的必然產物。一個國家或政權實行什麼樣的經濟政策，歸根到底是由其經濟基礎所決定的。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因此歷代統治者都把發展農業當作“立國之本”，而把工商業當成“末業”來加以抑制。

二：思想的控制

商業的不穩定行和商人流動性大的特點，與戰國時期強調耕戰，加強中央集權的取向發生矛盾 ，於是出現了重農抑商思想。秦國奉行法家思想實施了一系列重農抑商政策 ，商鞅變法時期更是明確以農為本，以商為末。此後農本思想越發嚴重。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古代重農抑商。

這是個非常好的問題，是解開中華文明密碼的關鍵問題，但同時也是很少有人認真思考的問題。

中國人從很早就患上了金錢恐懼症，因為，中國人從很早就非常有錢，然後發現了金錢這個東西巨大的副作用，由此對社會制度也有了新的想法。

今天我們說的商也好，商人也好，源於一個古老的朝代：商朝。

商朝的人很早就發現了商業遊戲的秘密。商是一個鉅富的朝代，你去博物館看，最富麗堂皇、最體量巨大、最精美的青銅器，那就是商朝的。婦好墓珍品展走到哪裡都轟動，就是因為主人的好東西太多了，太好了。

到了商紂王的時代，商人的富裕達到了頂點，記得鹿臺和巨橋吧，記得肉林酒池吧？巨量的財富為這個國家帶來了災難。周聯合了其它仇富的諸侯國洗劫了這個國家。

商這個強大而鉅富國家的倒臺，讓周人重新思考歷史，他們認為，一個國家不能用金錢作為底色來構建，而應該用親情以及由親情延伸的制度來設計。

這就是周的制度，禮儀的制度，這個制度貫穿整個中國古代史。對周制度的總結，就是儒家。孔子的一大貢獻，就是對周禮進行了深入的研究，闡釋了社會構建的基本價值觀與基本原則。因此，自周以後的歷朝歷代，商與錢也就成為社會發展的附屬品，而不是首要追逐的目標。

首先宣告一點:中國古代並不是一開始就抑商扶農的，只是到了商鞅變法後 才有這種現象，把社會的主要經濟結構給與固化了，就是農，工，商，虞，虞是騶虞，就是養牲口，打獵等等，可以理解為現在的畜牧業，以前這些行業都是平等的。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這應該從國家層面來解釋，學識淺薄，只能點到為止。

中國人的內在是儒家精神，而儒家精神骨頭裡是看不起商賈的，認為商賈是一個剝削者，是賺取農工虞的利潤而不勞而獲，所以儒家提倡社會架構就兩種:君子和小人。而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況且民以食為天，你一個商賈竟然與天爭利，自然就會被這個社會所不齒！

順便說一下，商賈這個詞是兩種狀態，走商坐賈，沿街叫賣的是商，有固定場所的稱賈

並不是過去人民不想逐利，而是在社會輿論和國家法律上，是不允許的

為什麼國家會有這樣的禁令呢，因為這嚴重威脅了國家的穩定

戰國時的四大公子，各養門客千人，極盡奢靡，奪王權而自用，這其中要大量的財物來支撐，其主要來源就是就是商賈所提供的，為了維持這種奢侈，商賈們又極盡搜刮人民的利益，以為權貴和自己所享受，這樣的惡性迴圈，導致民不聊生，又由於各個國家的資源有限，於是便覬覦別國的利益，導致戰爭頻仍！

還有就是，當官商相結合，就滋生出腐敗，商賈以財求權，官員以權易財，是官員喪失廉恥心，這更加重了社會的不穩定性

基於這些嚴重的後果，當漢高祖承大統後，就嚴重打壓商賈，並頒發詔書，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而王夫之則感嘆“生民者農，戕民者賈”而對於執政者則發出這樣的警告“人主移於賈而國本凋，士大夫移於賈而廉恥喪”

漢武帝重農抑商，想要阻止土地兼併，但土地兼併非但沒被治住，反而更嚴重了。西漢倒數第二任皇帝，也就是漢成帝在位的時候，有一位名叫陳湯的大臣向皇帝上書，說現在關東地區有錢人越來越多了，他們都大量兼併土地，還驅使老百姓為他們幹活。你看，重農抑商反而加劇了土地兼併，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背後的原因其實也很簡單，豪強們經營工商業遇上了障礙，他們也就開始找別的財路。當時的土地稅比商業稅要低得多，投資土地的風險也遠遠小於投資工商業。司馬遷就曾經用八個字來形容當時的豪強，叫“以末致財，以本守之”。“末”就是工商業，“本”就是農業，這八個字的意思是，靠工商業賺錢，再用這錢來投資土地。

豪強們把農民的土地買過來，改建成莊園，還會在莊園裡因地制宜，發展多種生產。西漢末年在南陽郡有一個叫樊重的豪強，是當時數得上的大莊園主。樊重還有一個身份，他是東漢光武帝劉秀的外祖父。史書上說，樊重的莊園佔地三百多頃，裡面修建了完善的水利設施，種植的農作物包括糧食、水果、桑樹，還挖了魚塘養魚，甚至還有草場，用來放牧牛羊，可以說是應有盡有。

農民把地賣給了豪強，很多就變成了豪強的勞動力。你可能會覺得，這些農民成天被豪強剝削，應該會成為起義的主力吧？歷史學家漆俠根據《漢書》中的記載，把兩漢時期的農民起義全部整理了出來，結果發現，漢代的豪強主要分佈在長安、洛陽附近地區，但這一地區很少發生農民起義。因為農民依附豪強，總歸有口飯吃。而且這一地區的商業雖然受到了打擊，但仍比邊遠地區要發達。不少農民還可以發展一點副業，或者乾脆去城裡找點活幹，不會活不下去。反倒是很少有豪強活動的河北北部、山東東部以及安徽、湖北等地，成為農民起義的主要策源地。這又是為什麼呢？

這背後的學問可就大了。農民把地賣給豪強以後，並不是全都賣身給了豪強。還有的不願意聽人使喚，就移民到更偏遠的地方去，開墾新的土地。在漢代，河北、山東以及長江以南的廣闊土地，都還有很多沒有開墾，這就成為移民的主要目的地。著名歷史學家勞幹曾經根據《漢書》和《後漢書》裡的人口資料指出，漢代人口變化最明顯的地區是長江流域和東南沿海。

這一地區的人口在西漢末年只佔全國人口的2%左右，到了東漢中期，這一地區的人口已經佔到了全國人口的15%。這主要是移民帶來的成果。需要注意的是，當時中國南方很可能還有大批移民沒有統計進來，因為這些人為了躲避政府的稅收和勞役，一頭躲進了深山老林，也就不會出現在政府的戶口簿上了。

大規模的移民帶來一個問題，新移民地區的農田水利設施質量很差，抗風險能力很弱。商業又不發達，農民發展不了什麼副業，只能種田。一旦遇上天災，糧食歉收，農民就有可能活不下去。而且這些地方天高皇帝遠，地方官更容易胡作非為，農民會受到更多的壓迫。有一句俗話叫“窮山惡水出刁民”，雖然帶有地域歧視的色彩，背後其實也有一定道理：一個地區的人民如果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確實更容易選擇反抗。

在移民的過程中，還出現了一個現象，那就是移民們選出了自己的領袖。你想，移民到一個新的地方，要面臨多少問題。光是購買農具，開墾土地，就需要一大筆錢。一般的農戶出不起這筆錢，這時就需要發揮集體的力量，幾戶人家組織起來，這樣才能生活下去。俗話說：“鳥無頭不飛”，在組織的過程中，就自然會產生領袖。

《三國志》經常出現一個詞叫“宗帥”，宗族的宗，元帥的帥。在漢獻帝建安三年，還發生了這麼一件事：淮南地區的軍閥袁術想要討伐佔據江東的孫策，就偷偷聯絡了孫策地盤上一個名叫祖郎的人，約他一起出兵。這個祖郎就是丹陽地區的宗帥，丹陽就是今天的安徽宣城地區。你看，宗帥的力量之大，已經引起了軍閥的重視。那宗帥到底是什麼人呢？其實就是移民們的領袖。

總之，在新移民地區，生產設施比較差，地方官容易胡作非為，老百姓還擁有自己的領袖，爆發一場農民起義所需要的主客觀條件都具備了。一旦遇上天災，這些地區就可能出亂子。前面提到，漢代的農民起義集中分佈在今天的河北、山東、安徽、湖北等地，這些地區剛好是前面提到的移民目的地。可見，發動起義的主要就是這些移民。

在西漢末年，爆發了著名的“綠林、赤眉起義”，這其實是兩場起義的合稱。綠林起義發生在湖北地區，起義軍佔領了綠林山，所以被稱為“綠林軍”。後世就把佔山為王的英雄豪傑稱為“綠林好漢”。綠林起義的起因是當時發生了饑荒，當地有兩個姓王的兄弟，老大叫王匡，老二叫王鳳。兩兄弟在當地本來就很有威望，經常為人調解矛盾，於是被推為領袖。你看，無論是地點、起因，還是領袖，這場起義完全符合前面說的幾個特徵。

我們再來看赤眉起義。赤眉起義發生在山東沿海地區，起義軍把眉毛塗成紅色，所以被稱為“赤眉軍”。赤眉起義的起因也是饑荒，當時山東地區發生了連年的乾旱和蝗災，老百姓連草根樹皮都吃不上了，只有揭竿而起。赤眉起義的領袖叫樊崇，史書上記載他平時喜歡打抱不平，窮苦百姓都很擁護他。你看，赤眉起義和前面說的幾個特徵也是吻合的。

其實，不只是漢代，後世很多農民起義也符合這些特徵。唐朝末年的黃巢起義，起因是旱災和饑荒，爆發地點是山東地區，起義軍領袖黃巢是一個鹽商的兒子，在當地百姓中很有威望。清朝的太平天國運動，起因是連年的自然災害，爆發地點是偏遠的廣西地區，領導起義的洪秀全、馮雲山等人在當地傳播拜上帝教，吸引了大批民眾。你看，農民起義的劇本，是不是都差不多？

重農抑商加劇土地兼併，土地兼併引發大規模移民。新移民地區抗風險能力很弱，官員又容易胡作非為，一旦遇上天災，就可能爆發起義。

在中國古代數千年的歷史當中，有一項國策貫徹始終，從春秋戰國，一直到明清時期，它一直是統治者最重視的政策。而這項被譽為“國之根基”的國策，就是重農抑商，或者說是抑商扶農。

眾所周知，商業對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巨大，商品經濟的繁榮往往會促進國力的增強。那麼我們不禁發問，既然商業如此重要，古代卻為何要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甚至降低商人的地位呢？

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中國特殊的經濟和地理條件。與歐洲面向大海的情況不同，中國是一個內陸大國，而且土地廣闊、肥沃，比較容易透過農耕穫取生活物資。在古代技術相對落後的情況下，地理位置閉塞的中國自然對外界知之甚少，而豐富的土地和資源則讓先人們沒有從事商業的必要性。

當然，如果只有這一點中國古代就實行重農抑商是說不通的，畢竟在漢唐以後，中國就與諸多外國建立了聯絡，而這些國家透過貿易所賺得的錢中國人不會沒有看到。其實在商朝，許多商人都從事商業，而這也是“商人”稱謂的由來。

然而在古代的統治者眼中，國家的財富是有限的，且都是“王有”的，而商人賺的錢越多，統治階級的錢就會越少。而且商人還會與國家爭奪“山海陂澤之利”。更讓統治者無法接受的是，工商業的發展會與農業爭奪勞動力。商業越繁榮，放棄農業從事商業的人就會越來越多，而大量的農田將會荒蕪，這將動搖國家的根基。比如《漢書貢禹傳》中就闡述道：“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田，猶賤賣以賈。”《漢書・食貨志》裡亦主張：“驅民而歸之家，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畝。”

於是，封建社會開始尋找解決的方案，而最終的答案就是重農抑商。從先秦的“獎耕戰”、“抑商賈”，到隋唐的“崇本抑末”，都是重農抑商思想的具體貫徹。即使是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宋朝，也實行了“抑商”和“專賣”法，官府壟斷大量的行業。

而為了保證重農抑商政策的效果，官府還出臺了一系列相關政策，降低商人的社會地位，限制商人的權利。因此直到清朝，許多商人即使富甲一方，但他們依舊渴望家族中出現一位士子，光耀門楣。

中國古代實行重農抑商，不是簡簡單單的抑制商業的發展，而是均衡農業與商業的發展，保證國家的根基。而這也是中國古代農業文明高度繁榮的原因。然而抑商扶農政策的弊端也十分明顯，它抑制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在近代以後使中國落後於世界潮流。

這個問題問的不太嚴謹，好像說古人愚蠢的不懂生財之道。商人可以透過經商賺錢，但是商人本身並不創造財富。古人並不比我們笨，司馬遷在史記中已經明確指出：以窮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但是為什麼重農抑商呢？在生產力低下的時代，人民的溫飽問題是一個關糸民生國運的問題，如果讓商家把持了糧食的制控權，那麼皇權就要受到威脅，所以朝迋是絕對不會允許商家自由貿易的。鹽、鐵，糧食都是由國家經營的，儘管如此，商人還要在某些方面受到打壓，有些朝代規定商人的親戚不得為官，賦稅還較重。不只是封建社會，就是在現代改革開放以前我們國家的發展計劃還是農工商這樣的排序，並不是商業優先。

自近幾年來，我們的方針政策發生了變化，走上了全民經商，炒股、炒煤、炒房的追求暴利途徑，雖然一方面拉動了市場經濟的飛速發展，但是如果撐控不好，帶來的負面影響也是難以預料的。必須防範於未然，不要讓一種傾象掩蓋了另一種傾象。

首先民以食為天，以前農田產出不高，加上年年內戰和對外戰爭及自然災害，每年產出不足以養活全國人民，人們餓了會造反，另農業是稅收的主要部分，另外的國稅就是鹽，鐵。商業稅是二十稅一，其實也佔不了當時國稅的十分之一，另儒家對商人評價不高，言之必稱奸商，故商人地位不高，就是有萬貫家財也不能隨心所欲地穿綾羅綢緞。故有扶農抑商之說

可惜錢雖好，卻沒家中兩塊田實用！

第一、我國雖然也有沿海，但綜合來講內陸居多，可能有人會說沿海好發展啊，要知道那時候海洋是一望無際的，海洋有什麼？人們想到的是海盜。

中國這種特殊的經濟和地理條件，與歐洲面向大海的情況不同，中國是一個內陸大國，而且土地廣闊、肥沃，比較容易透過農耕穫取生活物資的國家，在古代技術相對落後的情況下，而豐富的土地和資源則讓人們沒有從事商業的必要性。

第二、從統治者角度來講，商人是容易鬧事的，農民安心種田就好了，保證有吃有穿不容易起義啊！造反啊！鬧事啊！

第三、而且古代的皇帝眼中，國家的財富是有限的，都是“皇帝”自己的。就好比自家的花園，而商人賺的錢越多，自己的錢就會越少。更讓統治者無法接受的是，商業的發展就會與農業爭奪勞動力。商業越繁榮，放棄農業從事商業的人就越多，導致大量的農田就會荒蕪，這會動搖國家的根基，統治者萬萬不允許的！

所以正因為這樣，我們中國古代農業文明是高度繁榮的，但抑商扶農政策也造成商品經濟的發展，在近代以後使中國落後於世界潮流！

中國重農抑商的國策從秦朝時就確立了，而確立重農抑商國策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重農”十分好理解，畢竟沒有人種地，國家就沒有糧食吃。那為為什麼要“抑商”呢？原因就是為了“重農”跟“重戰”。如果一個國家的商業過於發達，那麼百姓就會都去搞商業，農民和士兵就沒有人願意去幹。如果一個國家商業氛圍過濃，那麼百姓就會不聽朝廷號令，商業寡頭就會跟國家爭權奪利。

《商君書》夫農，民之所苦；而戰，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計也。故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於戰，則民致死。

上面這段話翻譯成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世上最苦的工作是當農民，最危險的工作是當士兵。要讓百姓去做最苦的工作，幹最危險的事，國家就要講求策略。人的本性是這樣的，活著就要追求利益，死了則考慮身後名聲。人民的名利從何而來，國家必須要好好思考。利益從種地而來，那麼百姓爭當農民；名譽從戰功而來，那麼百姓人人都是敢死之士。

秦國變法後，以“農戰”為中心，全國圍繞著農耕與戰爭轉，為此專門頒佈了《墾草令》、《農耕爵》、《軍功爵》等法律。俗說話“懲惡才能揚善”，為了確保人民人人都志心於農耕和作戰，就需要打壓五類社會蛀蟲。一方面提高農民、士兵的社會地位和待遇，另一方面打擊以商人為主的蛀蟲，雙管齊下自然能更好的推行農戰國策。

《商君書》故事《詩》、《書》談說之士，則民遊而輕其君；事處士，則民遠而非其上；事勇士，則民競而輕其禁；技藝之士用，則民剽而易徙；商賈之士佚且利，則民緣而議其上。故五民加於國用，則田荒而兵弱。

上面一段話翻譯今天的話來說：使用儒家的空談遊說之士，那麼民眾就會四處遊蕩輕視君主。重用那些隱逸之士，那麼民眾就會疏遠君主並且誹謗君主；重用勇士俠客，民眾就會爭強好勝不守法。手工業者被任用，那麼民眾就輕浮好動而喜歡遷移。有錢的商人生活安逸而且贏利，那麼民眾就會依靠他們而議論君主。如果這五種人被國家選用，那田地就會荒蕪而軍隊的戰鬥力會削弱。

由此可見古代為了保證百姓專心於農業和軍爭，就必須打壓商人，否則百姓就不會去幹最辛苦的事（務農），做最危險的工作（打仗）。那麼重農與重商可否同時發展了，商鞅給出了明確的答案，不能！

《商君書》粟生而金死，粟死而金生。本物賤，事者眾，買者少，農困而奸勸，其兵弱，國必削至亡。金一兩生於竟內，粟十二石死於竟外；粟十二石生於竟內，金一兩死於竟外。國好生金於竟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國好生粟於竟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國強。

上面的話翻譯成今天的話來講就是：重農則不能重商，重商那麼農業必定不興旺。農業艱辛，從事農業的的人多，買糧食的人少，那麼農農就會吃虧，商人就會賺農民的血汗錢，長此以往國家必定窮弱至滅亡。國內發展商業一成，那麼農業就會削弱十二成；國內發展十二成農業，那麼可以從國外賺一成商業回來。如果一個國家喜歡發展商業，那麼商業、農業兩敗，國家窮弱至亡。如果一個國家喜歡發展農業，那麼國內商業、農業兩興，國家必定強大。

韓非子更是直接尖銳的指出：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也就是說：國家富靠農民，國家強靠士兵，但是國君平時看重儒生，冷待農戰之士，豢養門客俠士。如此作法，想將國家治理得強大是不可能的。國家太平時厚待儒士俠客，國家有難時派農民、士兵上陣，平時獲得利益的人在戰時沒用處，戰時上陣的卻在平時卻沒有獲得利益。

古代由於受條件限止，只能重農重戰，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抑商，否則國家必定削弱至亡。兩宋兵魂銷盡國魄空是最好的例子，宋朝的商業、儒學是最發達的，但是對外戰爭是最差勁的。

這個問題問得好，表面上是商農的問題，實際上是東西方思想文化的問題。

中國人總是在強調“務本”，不能捨本逐末，而農業是國家根基，不去種地人們吃什麼？不僅是國家的本，也是民生的本。商是什麼，商人在古代也叫賈人，就是指買低賣高賺取差價的買賣人罷了。往往農民一年到頭收入也沒多少，平常日子緊巴巴的，難道不知道倒賣來的快嗎？大家都知道，國家難道就不知道嗎？

都去行商，本業就不穩固了，本業不穩固國家就得出亂子，一出亂子，天下就亂了。

錢當然是個好東西，沒錢辦不了事情，有錢才是大爺，可是你把錢這個字拆開來看，你會看見一個什麼字呢？左半邊是一個金字，右半邊是兩個戈，這是什麼意思？這個字又代表著什麼？背後又有什麼樣的含義？

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講，一年到頭累死累活工作那麼久，可能拿的大部分都是死工資，過都過不了個人徵稅點，錢這個東西當然能夠拿得越多越好，但對於我們來說錢這玩意兒拿多少那都是心安理得，為什麼我們憑藉自己血汗不犯法不去違背法律拿著這些錢。

可是對於那些所謂的賺大錢的人來講，這個錢來得是否光明？古人有一句話說，利益一旦超過一倍，那可能有些人會因為這個利益去犯法，如果這個利益超過十倍，那別人就會為了這個利益不惜搭上自己的生命。

賺錢誰都想賺，可要賺大錢真的很難，除非天上掉餡餅，否則賺錢的利潤不會超過三成，在這種情況之下，人人都做夢著想要去發大財，想要透過經商去拿錢的時候，對於現在的人來說可能從事農業生產的人並不多，但農業生產確實能夠給國家提供穩定的農業物資，為旭整個國家的發展，以農業活動的重視不如商業活動，商業才是保證一個國家經濟支柱。

而且商人為了追逐利益真的什麼東西都可以拋棄掉，這也就是為什麼當初李嘉誠走的時候大家都喊白白擔一點兒脾氣都沒有，因為商人就是這樣，他完全就可以撂下一句說我就是追逐利益，你根本就不能用任何東西去讓他作為一箇中國人有自己的意識。

這種人早點發現當然是最好，但很多情況之下她掩藏的就特別好，講講賺那麼多的錢跟封建社會那些高層肯定是有關係的，這些人平常的時候就隱藏的這麼深，你要真的想查出一點毛病出來，這根本就不可能，等到他真的富可敵國，這個時候他想要折騰的時候，你攔都攔不住。

古人的經濟理念還沒有達到國家干預經濟這樣一個地步，所以對於經濟的管理稍有欠缺陣本身情有可原，人類歷史的發展本身就是不到往前進的，你不能說現在的思想不如古代的，那你這是滑天下之大稽，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便是你管理不了你又何必放任他成長。

你可以說這件事情殘忍，但是你不能否認封建社會強烈的自保慾望，因為你一旦讓資本主義的力量過於強大，最終將會顛覆封建社會的存在，比較近的例子就是英國的光榮革命。

這些商人在手握大量的財富以後，俗話說得好，人心不足蛇吞象，那麼肯定會祈求一些更多的權力，比如說政治上的權利，衛仕上面很多販私鹽的，或者是透過一些其他手段獲取鉅額利潤的商人，最後的結局都是揭竿而反。

所以說錢這個字拆開來看是什麼，他是拿金子堆起來的一樣，想要獲得大量的錢，你就得握緊手中的刀！

農業是國家之本，這是古代的基本共識。自春秋戰國以來重農抑商成為歷代王朝最基本的經歷指導思想，就像題主說的明知道經商來錢快，古代還是要遏止商人，這是為何？

深入淺出的說其實就兩個根本緣由，一個是統治者怕動搖整個社會，一個是怕威脅皇權。

商人我們都知道無利不起早，為了利益他們可以做出許多突破底線的事，如果人人都以做生意追求財富為榮的話，整個社會就會變得不穩定，一旦這些商人串聯起來，憑藉他們的財富，皇帝的寶座能不能坐穩都不好說，威脅皇權的事統治者自然不會讓他發生，所以抑商勢在必行。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古代實行戶籍連坐的制度，目的就是防止人口流動。人口不流動商業自然做不起來。

另外有一句話叫做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糧草從哪裡來呢？必須要從農業中獲取，若是都去經商，農業本來產量都不高，豈不會出現更大的空缺。

當然除了以上緣由外還和我們所處的地理環境有關，向東是大海，北部是苦寒的草原，向西有青藏高原阻隔，能控制的土地早已被祖先控制，在這片土地上我們可以自給自足，動搖根基的商業為了安全起見可有可無。

總而言之一句話，古人想賺錢，但話語權在統治者手裡，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統治者將農民緊緊束縛在土地上，作為弱勢群體的他們只能選擇接受。

為什麼古代要抑商扶農？做這個決定的人是誰？當然是皇帝，古代是封建社會，是君主專制制度，既然皇帝他做了樣的決定，你覺得是為了維護誰的利益？

“抑商扶農”誰受益

我們可不可以這樣去考慮這個問題，“抑商扶農”是對皇帝有益處的決定，也就是說商人多了，對皇帝是有害的。

皇帝最在乎的是什麼呢？是他的皇位，統治的穩定性。如果有一個機會能讓國家發展進步，但是風險很大，可能會造成統治的不穩定，你是皇帝你會嘗試嗎？當然不會，好好的做皇帝不好嗎？這就“抑商扶農”的最根本原因。

分析古代“抑商扶農”的問題，一定要從皇權角度出發，而不能從民生角度出發。或許其他方面的原因也有，但是最終還是皇帝從自己的統治去考慮的。

“抑商扶農”解決不了溫飽

據我瞭解，有一種說法很主流，那就是古代生產力跟不上，所以為了保證食物供給，這才開始了“抑商扶農”。

“抑商扶農”從很早就開始了，商人的稱為也在商朝的時候就有了。而從早期到後來的大清朝，這幾千年年間，幾乎所有的盛世，都是“飢餓的盛世”，就目前來看，遠的盛世大唐時期，人們是吃不飽的，近的盛世，文景之治，當時也是吃不飽的，一天兩頓飯。到了明朝的時候一天三頓飯，到了清朝的時候，康乾盛世，還是吃不飽。那麼“抑商扶農”的意義何在呢？根本還是保證不了人們的吃飯問題，可以這麼說，和今天的盛世相比，古代的所謂盛世都是“苦難”的，只不過相對於“易子相食”、“人相食”來說，是“盛世”罷了。

既然“抑商扶農”也不能解決溫飽，為啥朝廷還是不願意試試發展商業，然後發展經濟，或許可以曲線解決溫飽問題呢？

為啥要“抑商”

在之前我也說了，這是一個發展的機會，但是也有很大的隱患。那就是商人的流動性和小農經濟的農民們大不相同。

商人屬於南貨北賣，賺取差價，他們負責的是流通，而不是生產。這樣的人有一個對於皇帝統治來說最不好的特性，那就是極大的流動性。

商人從A出發，帶貨去B賣，在B買了新的貨物，又去C地發展賺錢，這樣一來，就有更多的人放棄耕種去經商，流通起來的不僅僅是商人，還有大量的資訊，讓這些足不出戶的小農們不再為了朝廷去耕作，地主也不好剝削了，他們四處行走，瞭解了天下的情形，原來這世界是這樣的，有那麼多人苦苦的幹活，卻食不果腹，有那麼多的皇族啥也不幹，卻作威作福。

原來地主蒐集的糧食在外面能賣那麼多錢，卻只給我們那麼一點口糧。這樣的見識和傳播，是皇帝最擔心的，這才是動搖統治的根本所在，而不是口糧，口糧根本也沒有因為“抑商扶農”而真正解決過。

這樣的資訊流通，會導致古代封建統治者“愚民”的政策失去效果，他們的統治會受到挑戰。例如朱元璋，當年就是行乞了三年，對這個世界有了新的認識，對當時的國情有了切身處地的瞭解，這才有了更來成為帝王的可能。

“扶農”扶誰？

其實所謂的“抑商扶農”是真的扶持農業嗎？當然不是了，我給大家舉個例子，比如，一位農民，他靠自己的努力賺錢，不斷的買地，最後他擁有了幾千畝地，成為了農場主，一個大型的新興農民，他的糧食產量即使比原來高，會受到皇帝朝廷的扶持嗎？

當然不會了，因為這樣一來，和商業又掛上了鉤子，他多餘的糧食就會拿去賣掉，成為富人，走出底層，提升社會地位，底層人手裡有餘糧，這不是皇帝希望看到的，皇帝最希望的是那些人有糧食吃，但是不能有糧食賣，如果你有多餘的糧食要出去賣，還是會受到打壓，此時的農業，就不會受到扶持了。

皇帝之所以“抑商扶農”，因為不“扶農”，那農民就都餓死了，這些老實的農民，一輩子的活動範圍超不過三里地。只要有口飯吃，餓不死，他們就心甘情願的幹活，他們哪裡知道，他們創造的價值都成為了皇帝桌前的美味了。

“抑商扶農”的本質

西方沒有出現“抑商扶農”的情況為什麼？有人說是沿海經濟，我不認同，咱們中國也有很長的海岸線，為什麼要海禁而不發展商業呢？

也可以沿海發展商業，內地“抑商扶農”保證糧食供給啊。所以朝廷不是不知道錢好所以“抑商扶農”，而是因為這樣的話會影響統治穩定。

“抑商扶農”不是為了錢糧，而是為了穩定！